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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转王宁:臤鼎銘文所記“大射”獻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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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4 11:08: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190


臤鼎銘文所記“大射”獻疑


王寧

棗莊廣播電視台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中收有一件臤鼎(編號0228,西周中期器),為私人藏品,“臤”即“賢”字,所以也稱“賢鼎”。器形及銘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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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圖續》釋文:

隹(唯)十又二月,辰才(在)甲申,王大射,才(在)鲁。王眔右即西六𠂤(師),𠂇(左)即東八𠂤(師)。王克西𠂤(師),𠂇(左)克東𠂤(師),臤(賢)克氒(氒)啻(敵)。王休,易(錫)臤(賢)貝百朋,用乍(作)寶尊鼎。[1]

這個鼎銘記載了王到軍中舉行“大射”的事情,非常獨特,所以引起學界的重視。可是仔細探討一下,它記錄的大射禮儀似乎與文獻和其他銘文記載全然不合,很讓人生疑。
首先,這個銘文不是全無根據,《集成》所收的義盉(09453,西周中期)記載了王在魯舉行大射的事情,銘文如下:

隹(唯)十又一月既生霸甲申,王才(在)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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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佮)即邦君、者(諸)侯、正、有𤔲(司)大射。義蔑曆眔于王,逨義,易(賜)貝十朋,對揚王休,用乍(作)寶尊盉,子子孫孫其永寶。[2]

根據這個銘文,可知臤鼎銘文的月份是“十又一月”,不是“十又二月”,《銘圖續》釋文有誤;日期都是甲申,都是王在魯國舉行大射,可見記載的是一件事情。銘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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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釋文》括讀“佮”,可能是不對的。這個字當分析為從𠨍(卿省)從合,但具體該怎麼讀還是個問題。一種可能是此字為“卿”之或體,因為“卿”就是從𠨍皀聲(《說文》,又云“皀”讀若“香”),即“饗”或“享”,古字通用。[3]蓋會合諸侯群臣舉行宴會,故從“合”會意。
一種可能是讀“合”聲為“祫”,《說文》:“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段注:“禘即《周禮》之‘肆獻祼追亯’,祫即《周禮》之‘饋食朝亯’。”“禘”、“祫”都是“亯(享)”,“享”、“饗”、“卿”通用,故字從“卿”省會意,是祭祀之名。
因此,銘文當讀為“王才(在)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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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饗或祫),即邦君、者(諸)侯、正、有𤔲(司)大射”,即王在鲁举行宴會或祭祀的时候,和邦君、诸侯、正、有司等人举行了大射。
其次,臤鼎銘文中記載的“大射”過程,和傳世文獻記載的“大射禮”全然不同。楊寬先生說:

“西周、春秋時代貴族所舉行的‘射禮’,共有四種,即‘鄉射’、‘大射’、‘燕射’、‘賓射’。‘鄉射’是由鄉大夫和士在鄉學中行鄉飲酒禮之後舉行的,‘大射’是天子或諸侯會集臣下在大學舉行的,‘燕射’是大夫以上貴族在行燕禮(宴會之禮)之後舉行的,‘賓射’是特為招待貴賓而舉行的。”[4]

根據《儀禮·大射》、《禮記·射儀》和《周禮》等書的記載,天子舉行大射,是在澤、宮廷或庠序舉行,其目的不是為了訓練士兵,而是為了“擇士”,《儀禮·大射》疏引鄭《目錄》云:

“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群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于祭;不數中者,不得與于祭。”

《射義》說: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又說: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對此楊寬先生有過比較詳細的論述,他說:

“鄉射禮的主人是卿大夫(或作鄉大夫),賓和眾賓是大夫和士,參與者還有鄉學中的弟子,鄉學便是行禮的場所。大射儀的主人是國君,賓和眾賓是諸公卿、大夫,還有士參與,國都近郊的大學便是行禮的場所。……《禮記·射義》說:‘天子將即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這種天子主持的‘習射’,過去學者都認為是大射,其‘習射’的‘澤’和‘射宮’,當即辟雍。‘澤’即辟雍周圍的水池,‘射宮’即中間高地上廳堂式的建築。可見大射儀和鄉射禮同樣在學校中舉行,就是同樣在講武堂上舉行。”[5]

說明天子舉行大射,不是在軍中舉行,而是在辟雍中舉行,其參與者就是邦君、諸侯和群臣等,大射的時候還要奏樂、飲酒,有一套複雜的程序。其主要的目的,是考察諸侯群臣中誰更優秀,選出優秀者予以嘉賞,并參與天子舉行的祭祀。到了漢代,仍然是“行大射禮於明堂”(《漢書·王莽傳上》)、“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東觀漢記·顯宗孝明皇帝》),其禮制是一貫的。
這個事情,也有青銅器銘文可以證實,《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中收有一件柞伯簋(編號76),為西周早期器,上面也記載了王在周舉行大射的事情,銘文如下:

隹(唯)八月辰才(在)庚申,王大射才(在)周,王令(命)南宮率王多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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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率小臣,王𢕌赤金十反(鈑),王曰:“小子、小臣敬!又(有)臤(賢)隻(獲)則取。”柞白(伯)十爯(稱)弓,無灋(廢)矢。王則畀柞白(伯)赤金十反(鈑),造易(賜)𥞏視,柞白(伯)用乍(作)周公寶尊彝。[6]

根據這個銘文可以知道,王在周舉行大射,參與的人是“王多士”和“小臣”,“多士”應該是指邦君、諸侯,所以柞伯得以參加。《書·多士》疏認為“商王士”是“殷之大夫士”,顯然不太確切,應該是包括了原來殷商時期的一些諸侯及大臣。“小臣”則是應當是沿用了殷人的稱謂,指諸正、有司,是在周王室服務的群臣。“𢕌”即“遲”,蓋讀為“雉”或“尸”,《爾雅·釋詁》:“雉、尸,陳也”,陳列了赤金十鈑,就是設置了十鈑赤金的獎品,誰射箭的成績好就賞給誰。結果柞伯十次舉弓射箭都沒落空,箭箭命中,王就賜予柞伯十鈑赤金,這就是《射儀》里說的“有慶”,慶賞是也。
進而賜柞伯“𥞏視”,此二字《新收》釋文作“柷虎”,恐非,相當於“虎”的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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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寫了個“視”字,只是在寫下面“人”形的手足之間又加了一筆,可能是寫手認為當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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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才對,誤寫成了“人”形後,為了補救就在手足之間又加了一豎筆,還應該是“視”。
“𥞏視”當讀為“祝示”,“視”、“示”古字通用。《周禮·春官·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祝示”蓋是祭祀時的一種臨時職務,即讓柞伯負責祭示時號祝,也就是《射儀》里說的“得與於祭者”。說明《射儀》等書里的記載能與周金文相合,是比較符合事實的。那麼可以知道,從西周早期的時候,大射禮就是在辟雍舉行,參加者主要是諸侯群臣,其目的是從這些人中選出優秀者參加王室祭祀,既非在軍中舉行,也不會大規模調動軍隊,所以義盉和柞伯簋里都沒有說到“師”(軍隊)的事情。
因此,義盉、柞伯簋銘文的記載,和傳世文獻的記載是完全吻合的,義盉記載王在魯舉行祫祭的時候,舉行大射,從諸侯中選擇參與祭祀的人員;柞伯簋記載是王在周舉行大射,多士、小臣參加,也就是參加者只有諸侯和群臣,王賞賜了成績優秀的人(柞伯),都是符合文獻記載的“大射”規程。但是,西周中期器的臤鼎記載的“大射”則迥異,其記載的大射過程,義盉、柞伯簋沒有,也和傳世文獻的記載牴牾不合。
臤鼎的記載很讓人莫名,它把參與大射的人分成“右”和“左”兩伙人,而且還調了西六師和東八師的軍隊到魯國,簡稱“東師”、“西師”,王和右到西六師,左到東八師。之後,王戰勝了西六師(大概是說在射箭比賽中勝出),左戰勝了東八師,臤也戰勝了對手,王很讚賞,賞了臤貝百朋。這種“大射”,明白地說是在軍中舉行射箭比賽,而且調動了十四個師到魯國,和古籍和相關銘文中所記載的“大射”全然不同。
在周代,天子蒐獵時調動軍隊是對的,因為蒐獵既是狩獵也相當於軍事演習,但是和舉行“大射”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大規模調動軍隊到某地,天子、諸侯、群臣到軍中和將士一起參加射箭比賽的“大射”,實在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還有一點就是其中的的“東八師”、“東師”、“西師”這樣的名稱,商艷濤先生說:“銘文中的‘東八𠂤(師)’及‘東𠂤(師)’、‘西𠂤(師)’於金文中首次出現,對於研究西周軍事制度意義重大。”[7]但“首次出現”的另一種可能就是造假。
“西六師”、“殷八師”見禹鼎(《集成》02833)、(《集成》02834),“成周八師”見㫚壺蓋(《集成》09728),也簡稱“成師”,見競卣(《集成》05425),也有單稱“六師”和“八師”的(盠方彝,《集成》09899),唯獨不見有“東八師”、“東師”、“西師”這樣的稱謂,雖然現在一些學者寫文、包括網上的介紹都說“成周八師”也稱“東八師”,但誰也沒有給出“東八師”的出處,可能是因為某學者的著作或文章里這麼說過,是為了敘述省事把西六師簡稱“西師”,在東方的成周八師或殷八師就簡稱“東八師”或“東師”,大家就這麼接受并沿用開了。其實目前發現的金文資料里,除臤鼎外,根本就沒有“東八師”、“西師”、“東師”這樣的名稱。而這個鼎銘里出現了,不能不讓人生疑。
由上分析筆者感覺,臤鼎很可能是一個偽銘(是否偽器不能確定),是作偽者先看了義盉的銘文,就依託此事并參考柞伯簋杜撰了這麼個銘文,但是他并不知道“大射”這種活動是怎麼樣的,只是憑空想象認為應該是在軍中舉行的很盛大的射箭比賽,所以他調來了周人兩個最大的集團軍,把人員分成右、左兩批到兩個軍隊里去舉行射箭比賽。裡面的人名“臤”可能也是根據柞伯簋銘文里“又(有)臤隻(獲)則取”的釋文杜撰的。而且他把“殷八師”或“成周八師”按照網上一些人的說法寫成了“東八師”、又杜撰了“東師”和“西師”的名稱,其實在西周時期,還沒有這些稱謂。
總起來說,這個銘文給人的感覺很不可靠,是今人的偽作的可能性很大。




[1]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294頁。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六冊,中華書局2007年,4970頁。


[3]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708頁“卿與饗”、“卿與享”條。


[4]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716頁。


[5]《西周史》,723頁。


[6]鍾柏生等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藝文印書館2006年,67頁。


[7]商艷濤:《金文札記兩篇》,《古文字與出土文獻語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2016年12月16日-19日,163頁。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7年12月13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7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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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4 11:09:5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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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5 00:15:5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walhyh 于 2017-12-25 00:17 编辑


今人作偽作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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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5 11:03: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8-1-2 10:53 编辑

这种露铜的“不锈钢”青铜器很难仿制,但其铭文有“上黑铭文”的嫌疑,其字口锈色有疑点,但从鼎外的纹饰与纹饰间的凹处锈色也有黑底来看,似也不敢断言铭文为伪。这种黑字口的形成过程有待深入研究。
陕西商州一带所出的铜器,锈色主要是黑漆古与水银沁,或是孔雀石绿与玻璃绿等。岐山法门寺一带出土的铜器,颜色大多黑暗,有绿锈中带有黑色,有红锈中带有黑色,就像生铁锈一样,颜色都不鲜明。

2011年上半年,湖北省 隨州市淅河鎮蔣寨村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地M2出土的一件荊子鼎,其铭文似带黑锈,字口锈色与外边的锈色不一致,不是是何原因,但这可是典型的出土文物。
因此,从器形、纹饰、锈色、字体风格上暂看不出贤鼎的作伪迹象。


斗子鼎.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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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6 09:05: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7-12-26 09:18 编辑

臤鼎“王在鲁”还可以与“蔡尊”对读。
蔡尊.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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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6 09: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西周时期确实有周王到过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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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8 09:32:5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8-1-12 14:01 编辑

西周时期,周王有三左三右,小盂鼎是明证;《穆天子传》中记载,擒虎的高奔戎曾经作过穆王之“右”。是以“左”、“右”作为王之近臣或近士是可以的。
周穆王确有东征之事,但非金文不知其曾到过鲁。其到鲁的年份有9个可能性,目前还没有充足的依据能断出具体在这9个年份中的哪一年。不过,《穆天子传》可能给我们提供较多的一些信息。

霍侯旧告薨。天子临于军丘,狩于薮。季冬甲戌,天子东游,饮于留祈,射于丽虎,读书于黎丘。□献酒于天子,乃奏广乐。天子遗其灵鼓,乃化为黄蛇。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鸣,乃树之桐。以为鼓则神且鸣,则利于戎。以为琴则利□于黄泽。东游于黄泽,宿于曲洛。废□使宫乐谣,曰:“黄之池,其马𢿠沙,皇人威仪。黄之泽,其马𢿠玉,皇人受谷。”
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启母在此山化为石,而子启亦登仙,故其上有启室也。皆见《归藏》及《淮南子》〕。乃□于启室〔似谓入启室中〕,天子筮猎苹泽〔音瓶〕,其卦遇讼ⅰⅴ〔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讼之繇〔繇,爻辞,音胄〕,薮泽苍苍,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则从〔水性平而天无私,兵不曲挠而戎事集也〕,祭祀则憙,畋猎则获。□饮逢公酒,赐之骏马十六,絺纻三十箧。〔絺,葛精者〕,逢公再拜稽首,赐筮史狐□有阴雨,梦神有事。


这是穆王东游时的一次“狩”,也称为“蒐獵”行动。军丘,可能是“郓城”,古称军邑。“留祈”可能与留国有关,留城位于微山岛西南六公里处,是微山古城中年代最远的一个,可以上溯到唐尧时期。《路史》中载:尧的儿子“丹朱庶弟九,其封于留者为留氏”。。黎丘,据《元和姓纂》等所载,商时有诸侯国--黎国,一个在今山西长治县西南,商末被周文王所灭;另一个在今山东郓城县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漯阴县,本齐之犁邑,亦名犁邱,又名隰。晋省。故城在今山东临邑县西。丽虎,可能是聊城斗虎屯。黄泽,可能在山东,黄是地名。曲洛可能与“曲漯”有关,山东曲堤镇外古有漯水绕行。这个“树之桐”的传说,可能与山东的“五梧”地名相关。夏后启之所居:王子襄《泗志钩沉》云:“垞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县东北40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即垞城故址。《太平寰宇记》卷15河南道十五徐州一彭城县下亦有“垞城”,曰:“在县北三十里,北面临泗水,《舆地志》云:‘垞城,古崇国。’兖州人为实中城曰垞,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虎庙。”济南有黄台村。
霍侯旧告薨据今本纪年,是穆王十六年。

炎帝裔孙有人名陵,商朝初年受封于逄(今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建立逄国,为伯爵位,也称逢伯陵。《左传》杜注称:"逄伯陵,殷诸侯,姜姓"。   《国语·周语》韦昭解释说:“逄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山东济阳县刘台子西周墓出土了属于逢国的青铜器,逢公为伯陵之后,姜姓。《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昔爽鸠氏居之,季则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王因之。"


穆王与逄公饮,确证周穆王到过山东。这一年根据易学历算推导,正在穆王39年而非今本所谓的穆王16年。


刘台子遗址:
       位于济阳县姜集乡刘台子村西约200米处的台地上。台地高出周围地面约2.5米,总面积2万平方米,暴露出商代陶窑1座,为商周时期遗址,下层有龙山文化遗存,上部有少量汉代遗存。
       早在1957年文物普查时,考古工作人员就在济阳县曲堤镇刘台子村西约200米处发现了一处西周墓地,不过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对这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令人惊喜的是,四座西周墓葬出土了大量铜、陶、玉、石、骨和蚌器。墓地共出土了33件青铜器,其中有14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经过对铭文的解读,人们发现这里是一处周昭王、周穆王时期的逄国贵族遗址。
       70年代初,村民在台地南部发现一座古墓,出土一批铜器。据此,德州地区文物组、济阳县图书馆于1979年3月探查清理古墓1座,编为2号墓;1980年冬和1982年冬,又两次进行钻探,发现龙山文化遗物,查明了一批墓葬,清理2座,编为3号、4号墓。1985年5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古墓2座。
        三次清理的古墓除1座为汉墓外,其余4座为商末周初的遗存,规模结构基本相同。如3号墓长方形土坑竖穴,一棺一椁,有二层台;墓口下一层席,上有朱砂,席下为棺椁,棺外壁有红、黑彩绘,色泽鲜艳,棺内也有朱砂,尸骨架仰身直肢;随葬小件玉饰,棺椁间出土铜器、原始青瓷、蚌饰等39件;墓底有椭圆形腰坑,内有殉狗1只。2号墓无腰坑。4号墓为二次迁葬墓,有棺椁,随葬品很少。这4座商周墓保存完好,出土文物共300余件。青铜器大多有铭,如“作厥文考宝阝尊彝”、“季作宝彝”、“逄彝”及“王季作宝彝”等,为研究古代河水济水间的商周古国、族属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太平御览》引《诗含神雾》说:“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易•系辞传》疏、《潜夫论•五德志》等典籍亦同此说。华胥所居之华胥国就在雷泽西北十几公里处的古华渚,历久讹变为黄沟。当地又有华胥山,讹为黄粟山,俗称黄山寨。


黄夷的发源地在今内蒙古东部、燕山之南的辽河西源——西拉木伦河流域。后来向东南迁徙,经河北迁安县西的黄山和束鹿县的黄丘进入山东半岛,加入东夷集团,成为九夷中的一支。再往后,在华夏与东夷的大融合之中,黄夷和其他许多少昊子孙氏族,跟随颛顼从山东半岛内迁到了中原地区。黄泽可能是古黄夷在山东的遗迹。所谓“皇人威仪”,可能指山东有“少昊陵”。另山东有枋河,古称黄水,发源于济宁邹城市南王村西山,向东南流经平邑费县兰山三县区,在临沂城东北角入沂河。

据周运中之《山海经·东山经》地理新释介绍:第六山“日余峨之山。其上多梓楞,其下多荆杞。杂余之水出焉,东流注于黄水。”黄水即枋河,黄、枋音近,今日南方很多方言还不能区分声母的  。枋河在现存史书中出现较晚,但是枋地在《左传?隐公八年:》中就有了,所以枋河一名很可能早就有了。则杂余水是枋河上游,余峨山是今枣庄市山亭区东部和平邑县的分水岭。《左传?哀公六年》吴军伐鲁路线是武城、东阳、五梧、蚕室、泗水,《春秋?哀公二十六年》说哀公从越国回来,“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武城 即南武城在今平邑县枋河近源处的魏庄乡武城村,东阳应在枋河近源处,因在分水岭的东面,所以叫东阳,五梧就在 《山海经》余峨山附近,余、五上古音都是疑母鱼部,双声叠韵,我、吾是同源字,都是疑母,鱼、歌旁转,所以五梧可以通假作余峨,二看为同源地名。余峨山和五梧是沂河、枋河与泗水问的要道,所以 《山海经》记载了余峨山。
穆王有涂山之会,这个涂山会不会不是安徽的涂山而是山东的“余山”,此山下有“杂余”之水?

《古本竹书纪年》:“夷有九种,曰 畎夷 、 于夷 、 方夷 、 黄夷 、 白夷 、 赤夷 、 玄夷 、 风夷 、 阳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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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9 09:06:02 | 显示全部楼层
山海经之东山经: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无草木。澧水出焉,东流注于余泽,其中多珠鳖鱼,其状如囗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
客案:葛山,或柯娄山,今统称葛庐山。位于山东邹县城东13.5公里,山势东南西北走向,分南北两峰。南峰为前葛庐山,主峰海拔274.3米,面积1平方公里。北峰为后葛庐山,主峰高235.5米,周长6公里,面积约1平方公里。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余峨之山。其上多梓枬,其下多荆杞。杂余之水出焉,东流注于黄水。有兽焉,其状如菟而鸟类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名犰狳,其鸣自詨,见则螽蝗为败。
又南三百里,曰杜父之山,无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夫草木,多水碧,多大蛇。

客案:位于山东省东平县银山镇的耿山口村,距离村西的黄河不到一公里,与黄河相伴了6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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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9 16:53:5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7-12-29 17:09 编辑

夏氏族起于山东考

温玉春,张进良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4期


  关于夏氏族的存在,文献资料言之凿凿,不成问题,此点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但对于夏氏族的存在地域,文献资料却语焉不详,学界也众说纷纭。自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先生刊发《夷夏东西说》(1)一文以来,“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的夷夏东西的观点遂渐成定论,以致考古学家在西方考夏墟,历史学家在西方论夏史。然而细究于地上、地下材料,仍觉“夷夏东西”说破绽百出,令人疑窦丛生。还是在30年代,杨向奎先生就提出了夏氏族起于东方的不同观点。(2)数十年来,随着文献研究和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3)虽然目前各项工作的进展尚不足以使它获得完全证实,但笔者感觉,夏氏族起于东方的确要比起于西方更具可能。下面笔者就现有文献材料对此试做一粗浅说明,以求教于学界。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先从先夏氏族的存在地域谈起。所谓先夏氏族,即是指夏代以前直接哺育夏氏族的先民。《国语·鲁语上》称:“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可见夏氏族出于黄帝氏族、颛顼氏族、鲧氏族应当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禹之前相继为帝(诸侯宗主)者分别是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人的氏族,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准确地说,不仅黄帝、颛顼、鲧,所有这些氏族都可以纳入先夏氏族的范围。夏文明正是直接从这些氏族的文明的胎胞中孕育出来的。并且,以上各氏族虽然都先后丧失宗主地位,但其氏族本身并未消亡,有的甚至在后来还发扬光大为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夏文明也正是它们在夏代作为夏王朝的组成分子,与有夏氏等部族一起共同创造的。因此,探究先夏氏族的居地绝不能对它们避而不谈。对于黄帝氏族及其后相继为帝的各氏族的居地,笔者曾予探讨,认为它们都很有可能居于山东境内,其影响大体涵盖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全部以及邻省的少部分地区。(4)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赘引前论,只谈一谈同样属于先夏氏族范围的有夏氏族的直接前身——有崇氏族的居地。

  有崇氏就是著名的鲧的氏族,《国语·周语下》称其为“有崇伯鲧”。鲧为黄帝子孙、颛顼之后、大禹之父。《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世本·帝系篇》云:“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山东正有有崇氏的遗迹。王子襄《泗志钩沉》云:“垞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县东北40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即垞城故址。(5)(《太平寰宇记》卷15河南道十五徐州一彭城县下亦有“垞城”,曰:“在县北三十里,北面临泗水,《舆地志》云:‘垞城,古崇国。’兖州人为实中城曰垞,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虎庙。”)又《世本·帝系篇》云:“鲧娶有莘氏之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注:“高密,禹所封国。”鲧既娶于有莘氏,相距应当不远。《读史方舆纪要》卷34东昌府莘县下有“莘亭城”条,云在县北;卷33曹州曹县下有“莘城”条,云在县北18里莘仲集;《左传·僖公廿八年》所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其地在范县临濮,皆当与有莘氏有关。虽不知孰是鲧之所娶,但均在鲁西南范围之内,与有崇氏相距不远却无可疑。又禹之封国曰高密。查泗水县东泉林镇南有姑幕故城,北距崇邑不远,又姑幕、高密音似相假,大约即高密之所在。正因高密为有崇氏的子族,故禹又被称为“崇禹”。(6)

  后来,鲧被帝尧(一说帝舜)杀掉,其部族被流放。《国语·晋语八》云:“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羽山之所在,一般指为今临沭县南60里处的羽山,其山平地崛起,巍峨壮观,北麓有羽渊,俗名殛鲧泉,南有著名温泉。其说当有所据。由此可知有崇氏很有可能是向东流放的,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才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东夷即生活在胶东以及鲁东、鲁东南地区的先民。《楚辞·天问》曰鲧“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穷即穷山、穷桑,在泗水、曲阜一带,(7)正说明鲧是被殛于东,所以才翻过重山,西征求活。今临朐县西南70里鲁山东麓有山名嵩山,可能即有崇氏东迁后之所处。王念孙《读书杂志》卷4之一云:“古无崇字,以嵩为之。”

  有崇东迁,禹的部民也随之向东。故鲁东也有了姑幕城,在今诸城市西40里,汉曾置姑幕县。又有高密城,在今高密县西南40里,汉曾置高密县。又有密乡城,在今昌邑县东南15里,《左传·隐公二年》所云“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即此。又有下密城,在今潍坊市西30里。又有密水,亦名高密水、百尺沟,出今诸城市东,北流经高密故城南10里东北入潍河。又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称山东有古牟族,(8)牟盖密之音转,应是高密族的后裔了。今山东尚有许多牟族遗迹留存,分布甚广,如安丘县西南16里有牟山,山北有牟乡故城,县南20里还有牟娄山(今讹作朦胧山);诸城市西南亦有牟山、牟乡;寿光县东北20里有牟城;沂水县东南有牟乡,古为根牟国;(9)蓬莱县东南90里有牟平城,汉置县;牟平县北7里有牟山;莱芜市东20里有古牟城,春秋时为小国(10)。不过,“山东牟族,固甚普遍,诸城安丘一带,其势力中心也。”(11)从以上地名中可以隐约窥出,禹之高密国东迁后的大体居住范围就是鲁东地区。鲁东地区倚山面海,河流众多,有广袤肥沃的平原,在农业发达的虞夏时代,实为先民居留的天然良园。祸兮福所倚,有崇氏的不幸反而成了其子孙发展壮大的开端,故《国语·周语上》谓:“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为殛鲧命令的执行者。(12)

  根据上面的论说,如果得出先夏氏族完全可能始终居于山东的结论,应该不属妄断吧?如果此点能够确立,那么它就至少说明夏氏族的居地绝不可能与山东完全无关。接下去我们就对夏氏族的始居地域及其后来的流迁地域作些考察。

  鲧禹时代,即帝尧、帝舜时代,地球上发生了一场世界性水灾。据古地理学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7000—6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继距今5000年前后的海退之后,中全新世后期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这次即正当鲧禹时代,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才开始海退。海侵不仅意味着海陆的变迁,而且必然伴随着气候的剧变,包括降水量的骤增。《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正是这场水灾的真实写照。但也正是这场空前祸难,造就了以禹为代表的许多治水英雄。禹的治水足迹是很广的,但果真如后世传说的那样遍布黄河流域乃至江淮地区吗?这是很值得推敲的。《史记·殷本纪》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据此,禹迹所在显然主要是四渎之内。那么这四渎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长江、济水、黄河、淮河呢?根据其它资料,我们发现除济水之外,其它三渎均非后世所指。

  《吕氏春秋·爱类》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龙门,今释在陕西省韩城县东北,但据晋王嘉《拾遗记》卷2所记“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又见一神,蛇身人面。……即羲皇也”,羲皇本居泗上,(13)则龙门分明是在泗水上源。查今泗水县北有龙门山,当即此地。又吕梁山,在泗水流域亦有,在今徐州市东南60里,其下有吕梁洪。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3云:“泗水至吕县,积石为梁,故号吕梁。”吕县在今徐州市东50里吕城。由上可知,禹所导之“河”并非黄河,而是泗水。

  至于江,前人早已言明,古文献中的“江”并非长江的专称,(14)如《韩非子·喻老》云:“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此“江”即非长江。禹之治水既是“东为江”,也决不会是南方的长江,而当是鲁东南的沂河或沭河。至于淮,前人也已言明,其得名乃因淮(鸟)夷,而淮夷在西周、春秋初期尚仅迁至今鲁南地区。(15)并且,据古地理学研究,今苏北地区在距今约6000年前,海侵最大范围曾至赣榆、泗阳、洪泽湖一线,在距今4000年左右第二次海侵之后才渐次东退。可见苏北淮河流域在古代乃是先民难居之所,大禹于此大规模治水实无必要。(16)《孟子·滕文公上》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淮水既能注之江,则其必非今之淮河,而当是鲁南某条注入沂、沭二水的河流。

  由《孟子·滕文公上》可知,禹曾治理过济水、漯水当无疑问。据《元和郡县志》河南道六齐州禹城县条云,今禹城县旧有地名禹息城,盖由于此。至于《尚书·禹贡》所言禹在河北的治水,殊不可信。据古地理学研究,河北在距今6000年前,海岸线在今昌黎、文安、任丘、献县、德州、济南一线;到距今4000多年时,海水虽然东退,却留下了大片湖沼滩涂,少人居处,(17)所以大禹也绝无必要于河北治水。除上述诸水外,禹还治理过淄水、洮水。《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淄州淄川县东北(按:当为西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此原山因而又称禹王山。《水经·河水注》云:“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郦氏系之于今甘肃省的洮河,殊不知在鲁西南地区古亦有“洮”,《左传·僖公八年》“盟于洮”即是。《读史方舆纪要》卷34濮州洮城条云:“在州西南五十里。”洮城必与洮水有关。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禹治水的范围完全可能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即汶泗、沂沭、淄潍、济漯等河流域。同时治理今之江、淮、河、济,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是根本做不到的。
  治水斗争的胜利,使禹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国语·周语下》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不久禹登帝位,从此开始了夏王朝的统治。夏朝在前期的统治范围,笔者认为,仍在今山东境内或稍大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虞夏时代,农业已得到很大发展,再加上治水技术与建筑技术的提高,先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由山地移往平原地区居住,因而修筑了许多城郭。作为有夏氏族的中心,禹建造了夏邑之城,而该城正在鲁东。《太平寰宇记》卷18记缘陵曰:“昌乐县,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太公前封之处,”在昌乐东南50里。《孟子·万章上》云:“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此阳城一般均指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25里的告成镇,但今山东古亦有阳城(阳国之城)。《读史方舆纪要》卷1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故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又见《春秋·闵公二年》。可见,阳国原在今青州市一带。其地南有阳水东注瀰河,距嵩山不远。《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云:“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禹之所居完全可能在这里。禹登帝位后即居于帝舜之都——冀州,又名平阳,(18)当在今新泰市一带。(19)今市西有禹村镇,可为例证。

  《左传·哀公七年》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亦即禹娶之国。《楚辞·天问》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在此“”即“涂”,由此笔者甚疑该字当读为yú。若是则与“徐”字同,也就是说涂山氏即徐戎。查今邹城市、滕州市一带古有徐戎,(20)那么完全可能涂山就在这里。《吕氏春秋·音初》云:“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这说明涂山乃在接近南土而又不是南土的地方。虽然在此笔者不能推翻河南说和安徽说,但如果禹的统治中心乃在汶泗上源的话,涂山在邹城、滕州一带至少是完全讲得通的。又《墨子·节葬上》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史记·夏本纪》云:“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会稽山又名茅山、苗山,《越绝书·外传记地》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会稽既为越地,后少康封其庶子于此,因亦国号越。而此越国至春秋初尚在山东。《国语·齐语》曰:“(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管子·小匡》曰:“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陵蔡割越地。”桓公既从未发兵江南,则此吴、越必在山东。大约正是由于这次打击,越国才被迫浮海南迁,遂使今浙江省亦有了会稽之山。公元前468年,越国强大,又北迁都城于琅琊,在今山东省胶南市南,盖有“打回老家”之意。(21)由此可知会稽之山很可能原即在今五莲山系之中。否则,怎能称禹是“东巡狩”呢?

  《孟子·万章上》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益即伯益,封于费,(22)在费县西北40里。今沂水县、莒县、诸城市三县交界处有箕山,为潍河上源,汉设箕县,距费县不远,盖即益避启处。其后启即帝位,伯益不甘失败而发动叛乱,结果被杀。(23)今寿光县北20里有古益都城,可能是伯益被杀后其部民虏迁之地。同时受到夏启打击的还有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甘,旧释在今陕西省户县,一说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镇西北,皆不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甘,水名。”《吕氏春秋·先己》作“甘泽”。而山东汶泗流域正有甘水、甘渊,与费相近,盖即夏、扈战地。《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海(即古大野泽)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同书《海内西经》亦云:“(昆仑)开明北有……甘水。”

  夏启死后,幼弱的夏王朝遭到一场空前劫难,即“太康失国”。《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左传·襄公四年》亦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这个后羿,《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鉏,旧说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24)但据《水经·沭水注》,今枣庄市南古有柤水,东南流,乱于沂而注于沭。河口有柤口城,《左传·襄公十年》“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即此。羿所封之鉏有可能即是柤城。穷石即穷山、穷桑,(25)羿之氏族号为有穷,当与之有关,而穷桑乃在鲁都曲阜之北,距柤城及冀都均不远。若释穷石在今德州市东南,(26)则既偏离山东腹地,又远离河南,于理为短。太康被逐,遂奔至今河南省太康县,该县“相传夏太康所筑城,汉置阳夏县。”(27)《古文尚书》云羿距之于河,若定夏都鲁中地区,“河”为泗水,则正与此合。

  后羿驱逐太康之后,经过仲康,在帝相时终于自立为帝。帝相东逃,回到夏族根据地。《太平御览》卷82引《帝王世纪》云:“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氏、斟寻氏。”《水经·巨洋水注》亦云:“相居斟灌。”“商丘”乃为“帝丘”之误,居商丘者当是商之先祖相土。(28)帝丘,旧释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左传·僖公卅一年》曰:“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条材料固然证明相确曾居于帝丘,并与此帝丘有关,但却不能证明相必然居此。查今鲁东即有斟灌、斟寻遗迹,分别在今寿光县东54里灌亭和今潍坊市东南清池镇冶浑村(一说在市西南50里),相距甚近。依上文帝丘必与之近,在鲁东范围之内。卫之帝丘,盖即帝丘之民西迁所建,奉相之享亦很自然。若有奉享即曾居留,那康叔也就居于濮阳了,于理不通。

  不久寒浞杀羿以代,迫使夏遗臣靡出奔有鬲氏;又东伐夏族,灭斟灌、斟寻,杀帝相。相妻缗方娠,逃归有仍,生少康。少康长为有仍牧正,又奔有虞,为之庖正,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于是“靡自有鬲氏,收二国(即斟灌、斟寻)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又灭浇于过,杼灭豷于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29)这就是“少康中兴”。今潍坊市东北有寒亭,南有古迹寒浞冢,东有浞河,当与寒浞有关,可能是其母国,或其东征胜利后的居地。有鬲氏在今临邑县德平镇东10里,偃姓,皋陶之后。有仍氏在今济宁市,太昊之后。有虞氏在今河南省虞城县,纶在县东南35里。过在今掖县西北20里。戈地不详,但亦当在鲁东而非豫东。以上地名均在山东或其附近。

  帝少康即位,“归于夏邑。”(30)当时东夷已经强盛,夷夏之间冲突转剧,帝相时即有多次征夷记录。(31)很可能是迫于东夷的压力,夏王朝不得不西迁,开始了中国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有《太平御览》卷82引《竹书纪年》“帝宁(即杼)居原”之文来看,帝少康时可能已迁都原了。原地,今释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2里,即《左传·僖公廿四年》所言“原”国。疑非是。若少康果自鲁东西迁,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翻越鲁山山脉至鲁西南地区再向西至豫北,一条是沿泰沂山系北麓西至豫北。二者均有可能,但前者途中山重水复,与后者途中之一马平川相比显非最佳,所以选择后者最有可能。鲁北地区均为平原,“原”之在此完全可能,今莱芜、淄博两市交界处有原山,原地在其附近未尝不可。

  帝杼在位时又“自原迁于老丘。”(3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都邑》云:“今开封府陈留县东北四十五里有老邱城。”较有可能即此。《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伯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王寿,《路史》注云:“即平寿也。”平寿,在今潍坊市西南30里。非是。王寿,唐《稽瑞》引作“三寿”,当是,实与“三涂”、“三苗”、“九淖”类同,均为子族众多的部族。禹娶涂山,曾获九尾之狐,(33)可知三寿当在鲁西南之某处。由此东海必为大野泽。而杼称大野泽为“东海”,则其必在泽西无疑,与上老丘之说相合。夏族从此来到一个崭新的环境。正因帝杼为夏族的发展立了大功,所以受到子孙的异常尊崇,《国语·鲁语上》曰:“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

  帝杼之后约200年,“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34)关于西河所在,可有三解:一是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的西河。古黄河曾经安阳北流,故其西有“西河”之称。《吕氏春秋·音初》云:“殷整甲徙宅西河。”而《太平御览》卷83引《竹书纪年》则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相即在安阳(一说在内黄县西南13里,亦通),可为明证。二即魏之西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魏文侯“乃以(吴起)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魏国境内的黄河,因孟津至武陟段为韩国占据,所以断为东、西两段,所谓西河实即龙门至孟津段,故而才有“拒秦、韩”之说。三是启之西河。《北堂书钞》卷13引《竹书纪年》曰:“启征西河。”《逸周书·尝麦解》曰:“其在殷(当为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左传·昭公元年》曰:“夏有观、扈。”《国语·楚语上》曰:“启有五观。”由上可知启至西河征讨者乃是观国(五观)。观国所在,《史记·魏世家》正义曰:“观音馆。魏州观城县,古之观国。”在今范县西北观城镇。若认“西河”为黄河之西,殊难成立;只有认之为泗水之西,于理才通。而《史记·孔子世家》言“妇人有保西河之志”亦可证明。所以启之西河当即泗水之西范围。胤甲所居西河,三解均通,但尤以安阳说义长,因为很可能此地原有日谥文化,早在帝芒时即已迁此的商族(35)自上甲微开始便有日谥,代代相因,直至帝辛、武庚无一例外;而夏族自胤甲始也有了日谥,如孔甲、履癸(桀)等,可以证明。

  帝孔甲即位后,可能仍居于西河,(36)又曾田于东阳、萯山。(37)东阳,《后汉书·郡国志》曰:“泰山南城县有东阳城,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在今费县西南70里。(38)萯山,王献唐先生指为今泗水县东南65里萯首山,即陪首山,俗称佛手山,与陪尾山相连。(39)可见尽管夏王室已经西迁,但其势力仍及于山东特别是鲁西南地区。

  《史记·夏本纪》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下》曰:“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由于孔甲的荒淫,引起内忧外患,夏王室不久又被迫继续西迁,到达今豫西洛阳盆地一带。《左传·僖公卅二年》曰:“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杜预注:“殽在弘农渑池县西。”即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60里。夏桀即位,曾都斟寻。《水经·巨洋水注》引臣瓒曰:“《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此斟寻虽为一国,但未必一地,桀所居之斟寻决不可能在山东,当是自山东迁来之国。《左传·昭公廿八年》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鄩中。”《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即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0)《逸周书·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勿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曰:“昔伊、洛竭而夏亡。”皆与上述方位相合。夏王室虽又远迁,但与东方(鲁西南)仍保持密切联系。史载桀曾为有仍之会,而有缗氏叛之,(41)遂克有缗,(42)又言命扁帅师伐岷山。(43)有仍在今山东省济宁市。有缗氏即岷山氏,(44)又作蒙山氏,(45)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20里。又成汤欲叛,而桀能起九夷之师以镇压,(46)也可为证。

  除河南外,晋西南也有一些夏的遗迹。《史记·吴太伯世家》云:“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索隐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南50里,县西北15里又有夏城,一名禹王城,城内有青台高百尺;而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45里有旧虞城,北有虞山,当即虞仲所封,距安邑不远,正在“夏虚”之内。关于夏虚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孔甲或皋、桀之世,夏王朝一度由河南北迁入晋,二是在夏亡后残余势力退保入晋。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后者可能性较大。《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乐产《括地谱》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可知夏余确有北迁之举。又《逸周书·史记解》曰:“昔者西夏,……唐氏伐之,……西夏以亡。”后来周成王灭唐,封叔虞于“夏虚”,称唐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47)唐国在今翼城县西20里,南距安邑不远,也在“夏虚”之内。可知“夏虚”必为西夏之虚,安邑即西夏之都。唐灭西夏,事在夏代的可能性极小(更可能在商代),而桀等入晋是缺乏直接史料根据的。

  夏王朝的西迁,并不只意味着夏族的西迁,也包括众多王朝属族的西迁。上面说到的斟寻氏即是典型的例子。其它的还有:唐氏,尧后,一支迁至河南,《路史·国名纪丁》云:“桀伐有唐,尧帝后,洛阳之唐聚。”《左传·昭公廿三年》杜预注云:“或云洛阳东南有唐亭。”一支迁至山西,即伐灭西夏者。虞氏,舜后,西迁山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蒲坂在今永济县东30里虞乡。西伯断虞、芮之讼即此。等等。以上诸族在西迁后,作为新的夏王朝的组成分子,继续参与创造了新的夏文明。

  除随夏西迁者外,也有一些部民向北或向南迁徙,逸出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如唐氏便有一支迁向河北,在今隆尧县西北有尧山,山南有柏人城,相传为尧所都;又有行唐县,相传尧迁所经;又有唐县,县东北有故唐邑,《左传·昭公十二年》曰:“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即是。如虞氏便有一支向南迁徙,今湖南省宁远县南有九疑山,山南及东北皆有舜庙,可以为证。东夷的压迫,使山东地区灿烂的夏文明浪花四溅,流向四面八方。它们在新的生息地既吸收了土著文明,又带来夏文明的精髓,从而为该地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明,促进了中国文明的交融与进步。正因夏文明的广泛传播,才使“华夏”得以成为整个中国的代称。

  不过,夏王朝的西迁并未带走全部人民,仍有许多部族留在了原地。它们或被东夷灭亡,或臣服而夷化,与东夷各部错处杂居,共同创造了山东地区新的文明。其中与夏族有直接关系的有:杞国,《左传·襄公廿九年》曰:“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旧说在今诸城市一带,误,当原在今新泰市境内。娄国,牟族之国,《春秋·隐公四年》曰:“莒人伐杞,取牟娄。”杜预注:“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在今诸城市西南。《史记·陈杞世家》曰:“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即此娄国。“亚醜”国,在今青州市东北30里苏埠屯出土的商器上有“亚醜”铭文族徽,王献唐先生据传世杞妇卣一器(其上亦有此徽记)推定该族乃“历夏、商至周,散居益都一带,其族即夏禹王室后裔也。”(48)鄅国,在今临沂市北15里鄅古城村,妘姓,禹后。鄫,姒姓,少康子烈曲所封,在今苍山县西向城乡。越国,姒姓,“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49)在今胶南市一带,说证详前。如此众多且特别集中于东部的夏族国家,其由西东迁的可能是很小的。这也正说明夏氏族很有可能是起于山东的。

  以上,笔者依据文献资料进行了繁琐论证和大胆推测,虽然有些论证还不够严密,但推定夏氏族起于东方应该说是有相当根据的了;并且,我们还可以说,夏氏族起于东方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起于西方。因为在夏代及其以前,王朝统治能够同时囊括整个黄河流域乃至江淮流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按照旧说就必然会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一再扩大,乃至于整个黄河、长江流域,这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成分呢?不能不令人怀疑。我们并非说在夏氏族外迁之前山东以外的地区便没有灿烂文明的存在,而是说由于遭到较高文明的征服,它们逐渐消亡了,如同后世中国北方的匈奴、突厥、契丹等部族的命运一样。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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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开明书店1933年版。<<<</span>
(2)《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期。<<<</span>
(3)如《略说典型龙山文化即是夏朝文化》,《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杜在忠:《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兼论泰山周围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族属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杨子范:《对山东史前考古的追述与前瞻》,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杜在忠:《山东二斟氏考略》及胡悦谦:《试谈夏文化的起源》,《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沈长云:《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4)参见拙作《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及《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诸氏族原居今山东考》,《管子学刊》1997年第4期。<<<
(5)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84页引。<<<
(6)《逸周书·世俘解》。<<<
(7)参见拙作《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及《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诸氏族原居今山东考》,《管子学刊》1997年第4期。<<<
(8)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46页。<<<
(9)《左传·昭公八年》。<<<
(10)《左传·僖公五年》。<<<</span>
(11)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49页。<<<
(12)《山海经·海内经》。<<<</span>
(13)参见拙作《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及《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诸氏族原居今山东考》,《管子学刊》1997年第4期。<<<
(14)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15)《诗经·鲁颂·閟宫》及《左传·僖公十三年》。<<<</span>
(16)黄志强等:《江苏北部海岸与湖泊的演变》,《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7)朱新望:《试论河北地区村落的出现与发展》,《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span>
(19)《读史方舆纪要》卷31泰安州新泰县东平阳城条。<<<</span>
(20)《诗经·鲁颂·閟宫》。<<<</span>
(21)董楚平:《越国王室迁葬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2)《史记·秦本纪》。<<<
(23)《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span>
(24)《后汉书·郡国志》。<<<</span>
(25)参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span>
(26)《水经·河水注》。<<<
(27)《读史方舆纪要》卷47开封府太康县条。<<<</span>
(28)《左传·襄公九年》。<<<</span>
(29)《左传·襄公四年》及《左传·哀公元年》。<<<</span>
(30)参见今本《竹书纪年》。<<<</span>
(31)《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span>
(32)《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span>
(33)《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span>
(34)《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span>
(35)《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有“殷王子亥”,殷在今安阳市一带。<<<</span>
(36)参见今本《竹书纪年》。<<<</span>
(37)《吕氏春秋·音初》。 <<<</span>
(38)《读史方舆纪要》卷33沂州费县东阳城条。<<<</span>
(39)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75页。<<<
(40)《战国策·魏策一》所言略同。<<<</span>
(41)《左传·昭公四年》。<<<</span>
(42)《左传·昭公十一年》。<<<</span>
(43)《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span>
(44)《韩非子·难四》作“山”,可证。<<<</span>
(45)《楚辞·天问》曰:“桀伐蒙山,何所得焉?”<<<</span>
(46)《说苑·权谋》。<<<
(47)《左传·定公四年》。<<<</span>
(48)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28页。<<<
(49)《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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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 11:07: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8-1-2 11:11 编辑

雷泽秋声
   泗水县东境与平邑县接壤处有一片广阔的低洼地带,方圆达二三十里,面积68平方公里。上古时代这里曾是一个碧波荡漾的巨大天然湖泊,周围环绕着草木丛生的沼泽湿地。据当地传说及史籍记载,这里就是赫赫有名的古雷泽的遗址。雷泽南立有明代石碑,题曰“雷泽湖”。此地东近蒙山,西临泗水,北拱泰岱,南望凫绎,山环水抱,风水宜人,地灵人杰,王气冲天,上古时代先后走出了三皇之首的先帝伏羲和五帝之一的虞舜,成为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发祥之地。虽然经历了数千年风雨的淘洗,叠积了厚重的历史尘埃,二帝在此生长活动的遗迹仍然处处可见。
    《太平御览》引《诗含神雾》说:“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易•系辞传》疏、《潜夫论•五德志》等典籍亦同此说。华胥所居之华胥国就在雷泽西北十几公里处的古华渚,历久讹变为黄沟。当地又有华胥山,讹为黄粟山,俗称黄山寨。又有华村,即汉代所置泰山郡华县的旧治。其地自古建有伏羲庙、女娲庙。华渚、雷泽近在咫尺,此处即为华胥履大迹生伏羲的雷泽是言之有据的。
    伏羲氏族久居于此,以族名地,许多与伏羲有关的地名保留至今。雷泽, 又名服泽、伏泽,服伏同音,皆因伏羲而起。清泗人王子襄《泗志钩沉》云:“泗水东七十里伏山,亦作服、负、浮、包,亦名浮丘……所居有泽,因名莱泽,音特作雷泽”。伏山在雷泽北,俗名关山,雷泽南有萯首山,即陪首山;又名伏首、负首、服首,俗名普救山。山麓起伏而北,至雷泽西滨,一支东北与伏山相接;一支转折西南行为负尾山,即陪尾山,山西麓有泉林,泗水之源也。凡上所列伏、服、负、浮、萯、包、陪、普诸字,皆由伏字一音之转。以伏字命名的山名、泽名、地名如此多而集中绝非偶然,实则为伏羲一族发迹并久居此地的力证。
   伏羲风姓,雷泽一带古为风、莱二族共居之地,因此有不少以风字命名的地名保留至今。雷泽东南方有扶犁山,亦名抛犁山,又有浮来山,亦名包来山。其扶犁、抛犁、浮来、包来等名称皆为风莱二字之音转,古代扶、抛、浮、包皆读重唇,与风字同音。
    伏羲以下几千年,其风姓后裔曾长期居住繁衍于雷泽及泗水上游地区。《伏羲庙残碑》有文:“东迁少典君于颛顼,以奉伏羲之祀”。据《春秋•左传》记载,至春秋时期,伏羲的风姓后裔任、宿、须句、颛臾四国,仍在奉太昊伏羲之祀。已故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认为,颛顼即颛臾,“伏羲奉祀四国,颛臾在费县西北,与泗水东南相接,即伏山、雷泽一带,地为伏羲旧壤,故以本地之族裔奉其明祀,立国为颛臾。” 位于雷泽湖东十几公里处的平邑县城东颛臾村即为古颛臾国旧址,如今遗迹尚存。可见雷泽就处在古颛臾邦域之内,确为伏羲发迹之故壤。泗水城西原有风后岭,岭上有风后庙。风后即伏羲族风姓后裔成为国君者,居于县西之岭,因称风后岭。族人立庙奉祀风后,故有风后庙。据清末王子襄《泗志钩沉》所述,似当时风后岭附近尚有封姓(即风姓)族人,直至元末之乱,庙毁废封,居民歼尽,风后才改为丰后,后又改为酆后。
    雷泽一带不仅存在伏羲族人生活繁衍的众多古迹,而且散布着舜帝发迹的大量遗迹。雷泽南有历山。即舜所耕之处。《孟子》言:“舜生诸冯,迁於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就在历山之南的诸冯村,清末改名为凤凰庄。一说即今平邑县铜石镇浚河两岸的南诸冯、北诸冯、诸冯铺。宋司马贞《史记·索隐》记:“舜母握登,于姚墟生舜,因姓姚氏,姚墟又作陶墟。”郦道元《水经注》载:“泗水出卞县故城东南,陶墟西北……杜预曰:鲁国卞县东南有桃墟。世谓之陶墟,舜所陶处也,井曰舜井”。可见,舜的出生地陶墟(姚墟)就是位于卞县故城东南部的雷泽历山地区,诸冯村恰好位于陶墟之内。
     从舜帝先祖的地望分析,王氏《泗志钩沉》说:“颛顼封其庶子穷蝉於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姑幕传子敬康,至孙勾望浸衰,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都之地徙封勾望于郚”。勾望即舜的曾祖父。颛臾、姑幕、郚三地皆距雷泽不远,位于姚墟附近。由此可知,舜生于雷泽附近的陶墟(姚墟)是可信的。再从舜早期活动的地域看,《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淘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寿丘在曲阜,负夏亦称负瑕在兖州。可见舜早年耕、稼、渔、陶、作什器、就时等活动,就来往于距雷泽几十公里之内的兖州以东一线。由于舜德高望重,且以孝闻,深得民心,影响日远,后被尧帝发现,“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墨子·尚贤上》)。
    在雷泽历山周围遗留有众多有关舜的历史遗迹。元代孟从仕《重修舜宫记》载:“出泗水县治,溯朝阳而行,八十里之遥,有山曰历山,世传为舜帝所耕之地,其旁九男之渚,二女之台,遗迹者甚多,山之东有祠,有石刻,金大安元年重修也。”明嘉靖十年《重修舜帝庙记碑》文:“泗邑东南七十里有历山,乃故圣君大舜耕稼之地也。”又有明碑记:“泗邑东去封内七十里,有历山,山之左有民舍千余家,自古为集。村依山名焉,为先帝大舜耕、陶、渔之处也。”《史记》载: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从文革时期于历山村东舜帝庙西沟的出土文物及沟两侧所裸露的古建筑痕迹中,可以辨认得出,历山确是古代一座规模较大的城邑。2010年山东省考古队对历山遗址进行了部分考古发掘。遗址呈东北西南走向,长条形,东北长85米,西南宽25米,发掘面积达2.1万平方米,发掘出沟1条,墓葬3座、建筑基址3处,出土有陶罐、瓷盘、瓷碗、铜簪、铁锄等物品。历山村东有舜帝庙村,该村西北有舜帝庙一座,占地十余亩,殿宇遗址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60米。庙宇庄严肃穆,气势恢弘,庙内古碑众多,松柏参天,奉祀舜帝及娥皇、女英。前有舜桥、舜井。可惜毁于文革期间。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金代大安元年(1209年)重修庙碑,文曰:“创建久远不可考。”《费邑古迹考》亦言“立庙于斯,其由来远矣”。雷泽湖西缘亦有舜井一口,俗称驸马井。所在村庄就叫驸马井村。因舜娶尧二女为尧女婿,井名由此而得。我于去年曾前往探访,见井已废弃,井旁石碑倒地,井沿石壁因磨损日久留下深深的沟槽,井旁有新立的泗水县文物保护石碑。倒地石碑上有乾隆四十五年的“重修石井碑记”,碑文记载井为驸马所建,并记述了舜的姚姓后裔主持修井的事迹:“我驸马井旧有石井一座,创造不知始自何代,因名驸马井,是知驸马为之于前者也。有本里姚君讳之兰者,曾君讳尚文者,不忍坐视。慨然有志重修,……于是有驸马为之于前而美斯,后有姚君为之于后而盛斯传美,是为记。”
   王献唐先生生前曾亲临雷泽历山一带实地考察,采取“以地名证之,氏族证之,乐歌证之,母族证之,庙祀证之,族裔证之,官司证之,凡数十余事”,通过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姓氏学等多学科的深入综合研究后得出结论:“舜为泗水之人,已成定谳。《世纪》诸书冀州之说,可不攻自破矣。以舜为泗人,而泗有历山、雷泽诸处,知史籍所载重华耕渔之地,皆确然不诬。更知所载伏羲居处之雷泽诸地,亦确然不诬。当羲皇之前,已有各地之名,伏羲生长于此,居住于彼,族人相传,史籍各就生长之地分别纪之。其后帝舜亦生长于此,而耕渔于彼,史籍亦各就生长耕渔之地分别纪之。二帝同为泗水之人”。至于各地的多处雷泽历山,有的有山无泽,有的有泽无山,有的虽有山有泽但地在东夷之外,有的虽处东夷地区但地势低洼,与二帝所处洪水泛滥时代情势不合。凡此与二帝发迹之史实皆不相符,足见二帝发迹之处只能是泗水雷泽历山,其余都是后来二帝走出雷泽,自东徂西,进入中原,名随族迁而起。
    雷泽地区作为伏羲虞舜二帝发迹之地,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山泽秀美,风景奇异,自古就是绝好的游览胜地。明代更将“雷泽秋声”列为著名的“泗地十景”之一。
    雷泽湖地下为石灰岩层和砂岩层地质结构,湖底满布石灰岩巨石。经过千万年的湖水溶蚀,一些湖底巨石出现巨大缝隙和洞穴,湖水便漏入地下,与地下水汇合后透过石灰岩溶隙及砂岩断层,向西流至陪尾山麓涌出。湖水夏季涨满,秋冬漏涸,因此雷泽又名漏泽湖,当地居民俗称漏斗湖。
     对于漏泽奇观,古籍志书多有记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陶“墟有漏泽,方十五里,渌水澂渟,三丈如减。泽西际阜,俗谓之妫亭山,盖有陶墟、舜井之言,因复有妫亭之名矣。阜侧有三石穴,广圆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则数夕之中,倾陂竭泽矣。左右民居,识其将漏,预以木为曲洑,约障穴口,鱼鳖暴鳞,不可胜载矣。自此连冈通阜,西北四十许里,冈之西际,便得泗水之源也。”元代于钦《齐乘》记:龟山“西南十余里有漏泽,泽有五穴,春夏积水,秋冬漏竭,将漏之时先有声,居人扈穴取鱼,随种麦,比水至,麦已收矣。”《黄志·漏泽记》载:“泽中之穴,怪石嶙峋,外险中虚,容数十百人。”王子襄《泗志钩沉》则云:“湖心突起攒石,立秋后水泄石窦,其声如雷,雷泽之雷义起于此。”光绪《泗水县志》载:“漏泽湖,亦名雷泽湖,在城东五十里。中有石窦,伏秋多雨,众水灌入,渟滀十数里。秋后石窦自开,湖水下沉,其响若雷。”明代于慎行在《游泗上泉林记》写道:“问水所从来,盖出雷泽云。泽方数十里,春夏水拍空,秋冬则涸。其涸也如雷鸣,一夕而竭,水溢陪尾山下,为泗诸泉。常有泽中器物浮出,斯已神矣。“各种记载虽穴数不一,方圆不同,情景有别,但从中亦可略见其概貌。
    自古以来雷泽湖水就是泉林泉群的主要地下水源,堪称泗源之源,圣源之源。它不仅孕育了伏羲、虞舜二帝,成为华夏文明的源头,而且哺育了孔孟颜曾众多先贤,成为儒家文化的摇篮。因此古来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揽胜,观光吟咏,留下许多优美诗篇。唐代校书郎李潜写有《漏泽赋》。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送乔仝寄贺君》中有“不惊渤海桑田变,来看龟蒙漏泽春”的诗句。明代文学家于慎行《泉林歌》赞之曰:“雷泽万顷波, 澎渤如万马。陪尾镇之不得溢, 酾为灵渎出其下。”明代泗水知县张祚在《泗地十景咏•雷泽秋声》诗中吟咏道:“春水盈盈秋复竭,雷泽隐隐振虚豅。须知太极相循理,只在阴阳消长中。”明代泗水知县尤应鲁在《游泉林得泗上民风歌》赞叹曰:”岩壑奔腾赴雷泽,漾漾湖光百谷王。岗陵叠障无从泄,一声秋响裂地藏。暗穿万窍疏石窦,喷薄泉林涌流洸。莫言此说是虚诞,趵突古传有弃糠。”
    透过史籍的种种记述以及文人墨客的吟咏诗篇,可以遥想当年漏泽的壮美景观。入夏湖水涨满,碧波万顷,渌水澂渟,鱼虾游弋,四周草木丛生,蝉鸣蛙唱,一派江南风光。一声秋响,石竇自开,水穿地窍,涌入泉林,声若雷鸣,惊心动魄,数夕漏涸,倾陂竭泽,鱼鳖暴鳞,不可胜载,居民捕鱼,其喜洋洋。这样的情景不知延续了多少世代,及至清末,“石窦泥土淤塞不复开”(《光绪泗水县志》),湖漏不再。请杨佑廷《雷泽湖考》说:当时“石穴既不复存,湖水秋后只潜消,雨水少则涸出者多,雨水多则涸出者少。冬前春初尚可种麦,夏秋可渔,但不若旧传之奇异耳。”我村就位于雷泽湖旁,村里的土地有一大半在湖里。记得建国初,每到盛夏初秋,湖里还是一片汪洋,但秋季还能种植一季抗涝的高梁,每到杀高梁季节,村民们便争相去湖水里抓鲤鱼。到了1958年前后,泗水县罗县长带领群众在湖西开挖“回龙套沟”,将湖水引入西面的洙水河道,再汇入泗河,名为“雷泗新河”。后来又在湖东南治理了跃鱼沟,增加泄洪,开渠放水。由此沧桑巨变,千古雷泽风光不再,沧浪湖水变为沃野良田。历史上名播遐迩的“雷泽秋声”胜景也被新的“泗水十景”所取代。但时至今日,湖区周围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多数对当年漏泽湖情景仍有记忆。出于好奇,前年我曾实地探访过雷泽湖的漏眼,在灰泉村和南近台村位于湖区的田地里找到了两处漏眼的大致位置,因表面已被田地覆盖,无法看到他们的真容。印象较深的是仲村镇南近台村的一位老者马全来,非常热心地带我去察看了一处漏眼的具体位置。该漏眼位于南近台村南湖十三亩地的东南角。现在此处地面平整,遍植杨树,已经看不到漏眼的任何痕迹了。据他记忆,早年间该村村民马景武曾经进入该漏眼探视。漏眼的上部空间较大,约有一间屋大小,向下有一个较窄的深洞,深不可测,用五六根担担绳子(每条三四米长)连接起来也没能够打探到底部。(文/郎兴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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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 11:30:38 | 显示全部楼层
走下神坛的治水者:再说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

沈长云

在中国历史上,禹治洪水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大禹治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夏的建立,也是多数人认可的事实。根据《尚书·尧典》等古文献的记载,当我国传说时代最后两位部族联盟首领尧、舜之时,天下发生洪水,禹被举荐为治理洪水的总揆,并取得成功,舜遂将联盟首领的位子让给禹。但禹却未将权力传给下一位贤人,而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启,由是产生了“家天下”的夏王朝。上述夏代国家产生的过程,自属旧史的说法。按照当今学者的解释,禹之所以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早期国家,乃是他在治水过程中加强了对参与治水的各个部族人力物力控制的结果。由于治水的艰巨性与长期性,需要对各部族的人力物力统一进行调配、指挥和管理,在此过程中,禹难免要利用联盟首领赋予自己的职权对各部族施加更多影响,甚或强制、干预。这样一来,势必使原来比较松散和缺乏约束力的部落联盟组织发生质的变化,促使联盟领导机构出现权力集中的倾向,并逐渐凌驾各部族之上,以至最终成为使各部族沦为自己臣属的具有专制主义性质的权力机构。禹则因为长期担任领导治水的职务,在众多部族中树立起自己及其家族的权威,由原来的夏后氏部族首领继任为部族联盟首领,再发展成君临众族邦之上、拥有世袭权力的夏代国家的君主。

  诸多文献载有禹治洪水故事

  以上两种有关夏代国家产生的说法并无本质区别,在史实上也不冲突。不过,后一说法似更近情理,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古代奴役与压迫关系亦即国家产生机制的基本精神。日本学者宫本一夫所著《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在谈到禹治洪水与夏王朝产生的关系时认为:“禹的治水传说告诉我们,治水事业在农业社会之中意义重大,洪水的治理需要强有力的后盾及政治力量才能实施”,“禹也是夏王朝的创建者,这也说明治理洪水是在初期国家形成期的强力的王权之下得以遂行的事业”。不过,宫本对禹治洪水之事似乎抱有一些怀疑,他说:“如果这项事业是史实的话,也可以说明当时社会正处在向着国家阶段发展的过渡期。”

  宫本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早在20世纪初,白鸟库吉就曾提出尧、舜、禹皆非历史人物这一主张。稍后,我国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学者更对禹治洪水的真实性提出不少怀疑。他认为文献所载禹的治水事迹皆属于神话,并非真的历史;禹及其父亲鲧皆属天神,并非下界的人王;所谓禹的“布土”、“平治水土”,均非人力可为;鲧、禹治水之说实起于战国,是战国时期发达的水利事业激起人们想象的结果。这些说法至今仍有不小影响。不过,国内多数学者并不认同顾氏的主张,毕竟诸多早期文献载有禹治洪水的故事,想把它们一笔抹煞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些故事确实包含不少神话成分,需要认真加以清理,以便弄清其真实的历史素地,弄清禹时期是否真的发生洪水、洪水的性质,以及禹治洪水的真相等问题。

  豳公盨铭文可证实禹治洪水

  近年发现的西周中期青铜器豳公盨铭文,有助于廓清疑古学者的部分怀疑。这件出自西周贵族之手、带有训诫意味的铜器铭文,十分清楚地记叙了禹治洪水的故事,等于向世人昭告疑古学者所持的禹治洪水出于战国时人假托的说法为无端臆说。铭文首称“天命禹敷土,陶山浚川”,一则表明,在周人心目中,禹乃是同周文王、周武王、商汤一样的受命之君,他通过治理水患而有德于民,而非什么天神;再则表明,禹的治水方法为“浚川”,即疏浚小的河川,此与文献所载他“疏川导滞”的治水方法并无二致。禹采取这种治水方法,不过是要促使被淹没的土地尽快显露出来,以便重新分给广大民众(即所谓“敷土”或“布土”)。至于铭文中的“陶山”,则是对付洪水的另一种方法,即累土为丘,人居其上,以躲避洪水。《淮南子·齐俗训》称“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即此之谓。

  豳公盨铭文有关禹治洪水之事,固属后人对前代史事的追记,但它描述的禹治洪水的具体情节,却很符合夏代国家兴起的那一带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考古调查的情形。禹时的洪水决非一场遍及天下九州的洪水,它只发生在禹领导的部族联盟居住的范围内。按徐旭生先生的说法,这个地域即是《禹贡》“九州”之一的古兖州及其附近地区。至于出现洪水的原因,一些人认为当时气候发生了异常,导致气温突然升髙。其实并非如此。按照现时环境考古学者的测定,彼时气候在向干冷方向发展,决不会有持续多年的降水量增多的情形。禹时的洪水其实主要是古兖州一带低洼的地势造成的。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平原,地势低平,多河流、湖泊,极易发生洪涝灾害。加之当时很多氏族、部落正往这一地区迁徙,这里的聚落与人口空前繁庶,人们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必须想办法对付经常发生的洪涝水患。可以设想,鲧、禹治理洪水的传说,不过是这里的先民抗御洪水以求生存,从事并发展低地农业的写照。

  禹治洪水真实可信

  禹领导的夏族人居住在古兖州一带,这是毋庸置疑的。王国维先生曾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它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古“河济之间”即古兖州,这个地区近年来发现了一系列夏时期或其以前的古遗址和古城址,尤其是濮阳高城的发掘,可以说坐实了《左传》等古文献所载的夏后相居邑的具体位置。鉴于濮阳古代亦有阳城之称,说它是禹都阳城所在,亦非毫无理由的猜测。学者甚为重视的二里头遗址,按其繁盛的时间,不过是夏代晚期夏势力向西扩展所建立的一处居邑,并不妨碍古河济地区一直是夏活动地域的说法。更为重要的是,今豫东、鲁西一带,即夏人居住的古兖州,至今仍有许多被称为“某丘”或“某某堌堆”的古遗址。经考察,它们绝大多数形成于考古学的龙山时期,即尧舜禹时期,应当就是当时人们躲避洪水而居的邑落。这也很好地证明了禹治洪水的真实性。总之,禹治洪水导致中国第一个早期国家的产生,是完全可以信以为实的。

  在世界历史上,与中国同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及古印度,当其文明初起之时,同样居住在大河流域下游,其早期国家的产生同样与治理洪水有密切关系。在他们居住的平原地区和河谷,也同我国古河济地区一样,存有人们为躲避洪水而垒筑的许多土丘。学者如能结合中外历史实际,在这方面做一些具体的比较研究,将使人们对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有更深刻的认识。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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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穆王和盛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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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穆王是西周时期的第五位帝王。虽然他在正史上的记载只有几百字,却是历代帝王中最富有神话色彩和传奇色彩的一位。他即位时,已经五十岁,在位五十五年,活了一百零五岁。所以《尚书》上说他“王享国百年”。他的政绩在正史中亦鲜有记载,一部《周本纪》只写了他命伯、征犬戎、修刑三事,《尚书》中的《吕刑篇》写的也是他采纳宰相吕侯的意见制订刑律的事。他的事迹之所以在民间广为流传,主要是因为一部《穆天子传》。《穆天子传》上说他乘八骏马,遨游四方,曾到西域会见西王母,也曾携盛姬在东方游历。而他携盛姬在沂山上巧遇凤凰,后盛姬染病身故,葬于沂山东南得地名穆陵一节,更是化为一段不朽的爱情传奇,流传千古,经久不衰。

《穆天子传》是一套出土于西晋初年的书简,大约成书于东周后期,战国年间。《四库全书总目》把此书归入小说家之流,明代胡应麟称之为小说滥觞,意思是说这本书虽然也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更多传奇和想象,更象一篇故事或传奇。但这套竹简的出土,仍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古文籍大发现,先后有大批学者参与了整理、考校,使后人得以了解了这样一位有着浪漫情怀的风流帝王,一段真实凄美的爱情故事。而我们之所以对此书感兴趣,主要还是因为书中提到的群玉之山,有学者考证便是我们沂山。书的第六卷《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也与沂山流传已久的穆陵及穆陵关的由来和传说相合。

周穆王到过沂山的记载,在地方志中最早见于元于钦编修的《齐乘》:“山顶有二冢,相传周穆王葬宫嫔于此,故大岘关因号穆陵云”。后世的《嘉靖临朐县志》、《昌国艅艎》、康熙、光绪、民国诸旧志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说法。另外在沂山民间传说周穆王东游沂山时,守土者为迎接他,曾征调徭役,辟修山径,在玉皇顶上建了一座观景台。周穆王与盛姬便是在这观景台上相依相偎,眺望夕阳,见有凤凰比翼,飞鸣而来。穆王大喜,说:“凤凰,瑞鸟也。凤凰现必圣王出,应吾身矣!”命侍从跟随而去,找到了一组岩石,叫鸣凤石,一个山洞,叫栖凤洞。而盛姬染病身故后,所葬之地因穆王而名,称为穆陵,后人在此筑关,称之为齐长城第一雄关穆陵关。

穆王和盛姬的爱情故事,在民间传说中没有更多细节。但《穆天子传》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却可以帮助我们借助书中的情感描写加以合理的想象,走进周穆王的内心世界。在《穆天子传》中,提到“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赐之上姬之长,是曰盛门。天子乃为之台,是曰重壁之台”。这个重壁之台很有可能就是沂山顶上的观景台。观景台又名石楼观,是指样子像楼的石台;重壁,是指状如垒壁,样子与石楼的形状相仿。盛姬的病是在巡游的途中得的,“告病,天子怜之”,“求饮,天子命人取浆而给”。天子西至于重壁之台,人不久就去世了。穆王在台上怀拥盛姬,共浴夕阳,伴她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凤凰只是传说中的瑞鸟,凤凰比翼,一定是盛姬在弥留之际看到的景象。她是多么希望能和穆王象凤凰那样长相厮守,比翼齐飞啊,可是天不假年,美好的愿望终成泡影。

当然,关于这部《穆天子传》,史学家一直就存在不同看法。不过早在明清之际傅国先生就已经注意到了《穆天子传》中的地名和山东的对应关系。他在《昌国艅艎》中指出,地皆在齐境。这个齐境,就是今天的沂山以北,山东省境内。温玉春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它是以干支纪日编排史事的,从而得出了更系统更权威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按照温玉春先生的推理,在淄河之侧有一条齐鲁之间的古道叫莱芜谷,大约穆王先是循淄河沿此道北行,但并未到齐,而是来到了今天的源泉镇一带即东还,越鲁山山脉,东南行至于沂山。“辛卯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巳群玉之山”。黑水即淄水,群玉之山指沂山。自辛卯至癸巳有两天时间,前后行程大约在150里。从开篇至此,按照时间顺序,一路追寻周穆王由宗周出发,远赴西域甚至更西,又回到宗周再到南郑的活动轨迹,在癸巳之日,正好到达沂山所在的位置。

但上古的典籍,因为年代久远,资料不够翔实,所以总会显得歧义丛生,扑朔迷离。如《诗经》中有卷阿篇,虽然在原书中没有注明,却也有学者考证出诗中描述的正是穆王携盛姬游历沂山的经历: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土,维君子使,媚于天子。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蔼蔼王多吉土,维君子命,媚于庶人。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虽然缺乏更为明确的资料,但诗中描写的确实是古代帝王巧遇凤凰于高冈之上的情景,诗歌产生的年代亦大体与穆王时代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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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中的“易”,何以扎堆于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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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朔州市朔城区有小平易乡,小平易乡有大平易村,紧挨朔城区的平鲁区有西易村、东易村。这么多“易”扎堆于一个地方,其背后,究竟隐藏着一段怎样的历史?
  老宋认为,“易”,是虞舜族人“有虞氏”向西北迁徙留下的印迹。
  虞夏之迁
  我们知道,上古之世,有唐尧,有虞舜,有禹夏。虞舜王朝是夏、商、周三代之前的一个王朝,故在《左传》、《国语》、《礼记》等古代史籍中,虞、夏、商、周四代往往连称。而一般史书将“虞”和“夏”并称“虞夏”。
  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上古时代的政权交替是通过“禅让”的形式完成的。尧让与舜,舜让与禹。这也是数千年来儒家学说一直秉持的观点。西晋武帝咸宁五年 (公元279年),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有一个叫“不准(foubiao)”的汲郡人,盗窃了魏襄王的陵墓,发现了大批竹简。据说这批竹简的数量甚巨,搬运时总共装了几十车。其简文皆用“蝌蚪文”(即战国古文字)写成,难认难读。经过晋代学者荀勖、束皙等人多年的释读与整理,最终写定先秦古书约十余种,共七十五篇。其中就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作为战国的古代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所谓的尧舜禅让,背后是一段残酷的历史。“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汤革夏命,鸣条一战,夏军溃败。夏贵族及部分将领,率其残部及族属逃亡吕梁、太行山间,甚至远遁大漠南北。当时,随夏人一起逃亡的还有一个族群,就是夏王朝的一个重要联盟部落——虞氏部落。徐中舒先生就指出:“汤灭夏后,虞夏两族相继西迁,夏称大夏,虞称西虞。虞夏原是古代两个盟部族,夏之天下,授自有虞。夏既灭亡,虞亦不能自存,所以他们只能向同方向逃亡”。
  我们读中国历史,会发现有一个叫“月氏”的族群,总是与匈奴形影相随。大月氏,也称“大禺氏”、“大虞氏”。大禺氏之“禺”,也称“虞”、“隅”,又与“越”、“肉(柔)”互用。而在先秦时期古籍中,一般将大月氏译作“禺知”、“禺氏”、“牛氏”等,也有译作“月支”的。据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氐”,即“虞氐”。
  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的《穆天子传》也有关于“禺氐”记载:“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穆天子传·卷一》) “隃”,古大陵名,又名雁门山。关于“隃”字,《说文解字》和《尔雅·释地》给出了相同的解释:“北陵西隃,鴈门是也。”而古之“雁门山”,位于今天阳高县北与内蒙兴和县相接的云门山一带。这里的“焉居”、“禺知”就是“焉耆”、“月氏”。学者周彦卿指出“其地望以里程计,当在今山西平鲁、井坪一带”(《从夏遗民的迁徙看夏商决战之地望》)。
  “易”从何来
  “易”者,姚也。姚,源自于姚地。姚墟,相传舜出生地。故“舜”又称“姚舜”。 《史记·五帝本记》正义引《地记》云:“河东县二里故蒲阪城,舜所都也。” 蒲阪,古地名。即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据《山川记》记载:“蒲阪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耆旧传》载:“即舜厘降二女于妫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历山,山上有舜庙。”由上述记载可知,古代山西之西南部的夏墟,也曾是舜活动的中心地区。《尚书》中有《虞夏书》,似乎是关于虞舜和夏禹的文书,其中的《舜典》在西汉伏生今文本中是合在上篇《尧典》中的。孔颖达疏:“马融、郑玄、王肃、《别录》题皆曰《虞夏书》,以虞、夏同科,虽虞氏亦连夏。”王逸针对《离骚》“留有虞之二姚”说:“有虞,国名;姚姓,舜后也”(《楚辞章句》),舜之所以姓姚,《说文》:“姚,虞舜居姚虚,因以为姓,从女兆声。或为姚,娆也。而《史篇》以为姚,易也。” (注:《史篇》,即《史籀篇》的省称。相传为 周代教学童识字的字书。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原书四字一句,编成韵语,是教学童识字的课本,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
  关于“姚”和“易”的关系,易姓的起源最能说明问题。据《百家姓·易》:“乃黄帝后裔,黄帝象日月之形以作《易》,征日月之兆以为姓。”所以,《史籀篇》称:“姚,易也”。
  “姚”和“易”的瓜瓞关系,还有一个旁证。战国时期,中山国被赵武灵王灭国后,其王室后代四散。秦统一后,将其集中迁至太原,后又逐渐南迁,分散于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并改姓为易。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白狄的一支——鲜虞仿照东周各诸侯国于公元前507年建立的国家,位于今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一带。说到鲜虞人的族源,不论其血统还是文化,都应该与喾尧舜禹紧密相关的。《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朝阳之谷就是今山东聊城市的朝城和阳谷的合称,当时的天吴氏族就居住在这里,他们的大酋长叫水伯。《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大荒中,有人反臂,名曰天虞。”天虞即天吴,虞与吴古时常通用,故此天吴氏又称天虞氏。天虞氏以白虎为图腾徽识。逐鹿之战后,蚩尤三苗九黎族众的一部分被轩辕黄帝族追杀,逃亡至鲁西的东平、台前、黑虎庙等地居住下来,称邹氏。邹氏与东夷屠比氏联姻,他们的后代称邹屠氏。邹屠氏又与天虞氏联姻,后代称驺虞氏。
  帝尧陶唐氏初期,唐尧族与羿族联合以强大的兵力攻打邹屠天虞联盟,邹屠天虞联盟惨败,邹氏(邹屠氏)向南逃亡,虞氏(天吴氏)归降唐尧氏族,留居在虞邑。后天虞氏北迁,娶邹屠氏女子握登为妻,生舜于姚墟(今山东荷泽市鄄城县东南)。舜承帝位后,迁都蒲坂,改国号为虞,建立了帝舜有虞氏政权。其后禹夏代舜,商又灭夏。虞夏族人相继北迁。一部分虞氏族人定居于太行山中段两侧。商朝末年,纣王的叔父胥余曾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称为箕子(箕为地名,子为子爵)。武王灭商后,将他封在鲜地(今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一带),遂以地名中的鲜字为姓,乃成“鲜氏”。箕子不愿事周,带领一部分族人远徙辽东,后世之所谓“箕子朝鲜”。而留下来的一部分族人与当地的有虞氏通婚,是为鲜虞氏。《山海经·北山经》云:“石山,鲜虞之水出焉,而南注于虖沱”。据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考证,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即是鲜虞之水。说明他们在这一带生活很久。历经夏、商、西周三个朝代,他们已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族群。从太行山北端及中部的陉井向东部扩散。到春秋时期,已遍布今保定、石家庄一带了。
  根据《穆天子传》“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的记载,说明在周穆王时代(公元前十世纪),“虞氏”的一部分族人就远徙至晋北朔州一带,并建立了自己的聚落。
  “虞氏”出于姚舜,而“姚”、“易”一也。这也许就是今天朔州市境内众“易”扎堆的缘由所在。(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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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末,温玉春先生提出新的观点,认为《穆传》的第一至第四章的地域范围位于今山东省的鲁南、鲁中、鲁西和鲁北,其中的“河”为今泗水,“昆仑之丘”为今山东曲阜东南40里的尼山,认为“舂山”为山东平邑东41里的龟蒙顶,认为“黑水”为淄水,认为“西王母之邦”位于今山东汶上、宁阳境内,认为“阳纡之山”位于泗水下游等等(温玉春《今本〈穆天子传〉新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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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8-1-18 10:42 编辑

王嘉《拾遗记》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黄金碧玉之车,傍气乘风,起朝阳之岳,自明及晦,穷寓县之表。有书史十人,记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瑶华之轮十乘,随王之后,以载其书也。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递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远谋,使迹毂遍于四海,故绝异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录曰:夫因气含生,罕不以形相别。至于比德方事,龙马则同类焉。是以蔡昙观其智,忌卫相其才。抑亦昭发于图纬,而刊载于宝牒。章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祯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铜玉传其象。至如騄耳、骅骝、赤骥、白驎之绝,黄渠、山子、逾轮之异,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遥碣石而轹倒晷,排阊阖而轶姑徐。非夫归风弥应之迹,超虚送日之步,安能若是哉!望绛宫而骧首,指琼台而一息,繄可得而齐影矣。至于《诗》、《书》所记,名色实多,骍骆丽乎垧野,皎质耀乎空谷。或表形騧紫,被乎青玄,难可尽言矣。其有龙文、騕袅之伦,取其电逝而飙逸,驎、骝、駃騠之俦,亦腾骧以称骏。莫不待盛明而皆出,历代之神宝矣。次有薄梢、啮膝、鱼文、骊驹之类,或擅名于汉古,或珍生于冀北,备饰于涓正,填列于帝皂,进则充服于上襄,而骖骊于瑶辂,退则羁弃于下圉,思驭于帝闲,俟吴班、秦公之见识,仰天门而弥远,窥云路而可难哉!使乎韩哀、孙阳之复执靶,岂伤吻弊策,伏匿而不进焉。非神彻幽遐,体照冥远,驱驾群龙,穷观天域,详搜迥古,靡得俦焉。

  ◎三十六年,王东巡大骑之谷。指春宵宫,集诸方士仙术之要,而螭、鹄、龙、蛇之类,奇种凭空而出。时已将夜,王设长生之灯以自照,一名恒辉。又列璠膏之烛,遍于宫内,又有凤脑之灯。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炊七八尺,不欲使光明远也。西王母乘翠凤之辇而来,前导以文虎、文豹,后列雕麟、紫麇。

  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荐,共玉帐高会。荐清澄琬琰之膏以为酒。又进洞渊红花,嵚州甜雪,昆流素莲,阴岐黑枣,万岁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莲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枣者,其树百寻,实长二尺,核细而柔,百年一熟。

  ◎扶桑东五万里,有磅磄山。上有桃树百围,其花青黑,万岁一实。郁水在磅磄山东,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谓“沉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长千常,七尺为常也。条阳山出神蓬,如蒿,长十丈。周初,国人献之,周以为宫柱,所谓“蒿宫”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实白,大如瓜,香闻数里。奏环天之和乐,列以重霄之宝器。器则有岑华镂管,(目弗)泽雕钟,员山静瑟,浮瀛羽磬,抚节按歌,万灵皆聚。

  环天者,钧天也。和,广也。【出《穆天子传》。】岑华,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为管吹之,为群凤之鸣。(目弗)泽出精铜,可为钟铎。员山,其形员朼。有大林,虽疾风震地,而林木不动,以其木为琴瑟,故曰“静瑟”。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为磬,磬者长一丈,轻若鸿毛,因轻而鸣。西王母与穆王欢歌既毕,乃命驾升云而去。
乾坤客案:根据拾遗记,穆王在36年左右东巡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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