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方言那么多，皇帝如何听懂大臣说话？

古越中兴

古代方言那么多，皇帝如何听懂大臣说话？

中国幅员辽阔，口音杂异，村村有方言，市市不相同。虽然有不依赖口语的汉字书写系统作保障，但是毕竟不能漂在异乡只靠笔谈。
更何况，历朝历代中国都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识字，所以为了维持国家统一，保障政令传递，从先秦开始，政府推行民族共同语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构成语言三部分——语音、词汇、语法中，语音的变化是最快、最影响交际的。所以历代建立民族共同语的举措，常常首先体现为规定标准音，也就是“正音”。
在“正音”这件事上贡献过心力的皇帝有许多，但最有激*情的，恐怕还是雍正帝。也正是他，让老百姓都学会了说“普通话”。
不知为何，雍正对口音之事非常敏感。他对闽广官员带着乡音的官话上朝非常反感，还因此怀疑他们的做官能力。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事，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判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工晓乎？”
于是，雍正命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聘用能讲标准“官话”的教官在各省从教，建立正音书院，并且要求童生秀才举人们八年内学好官话，否则就不许参加科举考试。
雍正一声令下，掀起了清帝国大规模学习官话的热潮，不仅官员的乌纱帽和官话挂了钩，连做官无望的百姓也不得不学。
康熙曾经颁布过十六条《圣谕》，教导百姓如何做良民。雍正对父亲的文化遗产无比重视，他亲自把《圣谕》十六条扩写为上万字的《圣谕广训》，要求各地设立宣讲场所，每月两次由地方官员向百姓讲解。
由于清代官员任职要回避本省，所以地方官都是外省人，不通当地方言，宣讲时只能用当时全国通行的“普通话”——官话。因此《圣谕广训》所到之处，连百姓都懂官话。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官话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了。1867年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中提到：
“官话作为口语媒介不只是属于官吏和知识阶层,而且属于近五分之四的帝国民众”。
大部分朝代都有标准音，但并不强求百姓学习，所以这大概是先秦以来波及面最广的一次正音行动。如果雍正地下有知，棺材盖会不会按不住？
长安音、洛阳音都曾是标准音
既然历朝历代都有标准音，那所谓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官方在规定标准音时，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祖宗怎么说、首都怎么说、经济文化中心怎么说。具体来讲，不同朝代略有差别。
黄河流域是汉民族的发源地，从西周到南宋的两千多年，尽管历经朝代更迭、国都变换、南渡北迁，但以长安洛阳语音为基础的“中原正音”一直是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在南朝、南宋等特殊时期，中原音更是寄托了士人收复故土的执念。
当然，“中原正音”从来不是一个凝固的系统，在经历了声母韵母声调的数量增减、发音变化等非常复杂的演化之后，今天的陕西话河南话已经与当年的中原音有很大不同。
甚至即使同为“中原音”，唐宋和秦汉也大不一样。想在现代汉语中寻找一种完全等同于古代“中原正音”的方言，注定是一种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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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韵》音系与现代各方言声韵调数量差异
最早关于标准音的记载，出现在《论语·ž述而》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主流观点认为，“雅言”指的就是西周时代以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一带）语音为标准音的华夏民族共同语。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不同地区方言差别逐渐扩大，以至“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书同文”，从文字方面统一语言。到了西汉，大一统格局定型，西周“雅言”发展为全国通用的“通语“，以首都长安语音为标准音。
东汉之后，士族习惯用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中州正音”。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渡，将洛阳音带入吴地。洛阳音和吴越土语结合后产生了金陵音。
同时，北方方言受到了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北朝颜之推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但是无论长江南北，当时的士族都坚持讲中州音，南北方庶族百姓则分别开始使用金陵音和北地方音。
至此，汉民族方言出现了南北分化，不过按照陈寅恪等人的考证，当时总体来说更接近“中州正音”的是北方方言。
● 衣冠南渡
隋初，陆法言编纂《切韵》（成书于公元601年）一书，提供了以洛阳音为基础，综合金陵音成分的“中原正音”范式，成为隋唐时期读书做官、吟诗作赋所用的唯一标准音。
唐宋两代的《唐韵》、《广韵》等韵书都是以《切韵》提供的标准音范式为基础的。即使在南宋定都杭州后，士人仍以洛阳音为正宗，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中原唯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
元代“普通话”跟现在的普通话相近
事情到元代起了变化。标准音开始从中原音向南京音和北京音转变。促成这一变化的，除了政治经济因素以外，还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以江淮和北京方言写成的文学作品的流传。
● 《金瓶梅》的语言
元代尽管大多数汉族士人还坚持着中原音的正统地位，但大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大都语音的地位也呈上升趋势，被称为“天下通语”。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一书虽然标明“以中原为则”，实际记录的是大都为中心的北方话语音系统，与现代普通话相当接近。
从明初到清中叶，虽然官方依旧号称以中原音为正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标准音已经明显体现出南京北京官话的特点。明初定都南京，永乐迁都后大批江淮移民北上，将南京官话带入北京城中，虽然明代中后期北京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南京却保持着文化中心的地位，其方言影响力也与北京官话分庭抗礼。
明初朝鲜人的汉语教材《老乞大》、《朴事通》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编写。朝廷太监想帮助传教士利玛窦们学习“纯粹的”中国话时，则送给他们南京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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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传教士利玛窦们学习“纯粹的”中国话时，则送给他们南京男孩。
● 元末明初朝鲜汉语课本《老乞大》
大约在清中叶，标准音完成了从南京话到北京话的转变。民国初期几经波折，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国语”最终确立了现代民族共同语的地位。
官话往往不是最好听的
政府规定标准音时，不太会考虑是否时髦好听的问题，但宫廷和士人阶级从未停下追求语音之美的脚步。
汉武帝扩建乐府以来，南方民歌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到南朝更是达到顶峰。南朝徐陵《玉台新咏》收录大量南方民歌和文人仿作，宋郭茂倩《乐府诗集ž清商曲辞》中以建邺（现南京）为中心的《吴声歌》也都柔媚而夹杂方音。
即使一心收复失地的辛弃疾，也赞叹“醉里吴音相媚好”，宋代诗人惠迪则说吴音是“不禁风力遥飞去，却引余音过别条。”吴侬软语虽然从未获得标准音的地位，时不时还被皇帝嘲笑，却为不同时代的诗人们所迷恋。
处于同样地位的还有现代的粤语。粤语歌唱遍中原大地，粤语到底是一种方言还是独立的语言在海内外学者间争论不休。
洛杉矶中国城里经常碰见除了粤语什么都不会说的老人家，以及只有粤语、英语交流的茶餐厅。粤语区可以群嘲普通话粗糙，普通话区想争论一下我们说话才最好听却总也没底气。
但这就又涉及到了选定民族共同语的标准与初衷。民族共同语要符合大多数人的语言习惯，要易学好说，方便交际。
正是基于这些理由，古今中外成为共同语基础方言的，大多不是语音最丰富好听、最时髦的那一种，而是属于首都的、使用人数最多的、比较简单的那一种。
参考资料：
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17，《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曾晓渝、刘春陶，《<切韵>音系的综合性质再探讨》，《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1期；武春野，《“北京官话”与书面语的近代转变》，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4月；
封传兵，《明代南京官话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地位》，《中南大学学报》，2014年8月；
曾晓渝，《明代南京官话性质考释》，《语言科学》，2016年3月；史睿，《北朝士族音韵之学与南北交聘》，《文史》，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