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什么中国没有文科院士谈起

质文刚柔

《历史研习社》登载乔晓春文章《为什么中国没有文科院士？》陈述历史事实：在中国1948年建立国家最高科学院制度后产生的第一批院士，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但是自1980年中国大陆重新开始院士评选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不再设置院士。直到今天，有自然科学院士，没有文科院士。

为什么中国没有文科院士？对于学术界人士，与共和国共成长的一代人，也知道大概的国情，又有谁能感悟到与文化沿流的传统相关？              

一、沿流的文化有两种传统，民本与专制。孔子开创论理学，论理民所共由之理道，建构人文化成天下的民本大同。百家争鸣，要旨两点：一是论理，陈述理论观点；二是较正真理。结果：不符合实践检验的真理标准，即使春秋时代为显学的杨朱学与墨学都湮没了，成为后世社会礼崩乐坏，人心动乱时代质野的心性事实。优胜劣败，后世遗留儒、法、道三家，其中，法家与君主专制同在，有阴法与阳法区分。后世儒道佛鼎足，确立为人文化成天下走向哲学观成一元的主流学派，与研究社会人生观成多元的非主流学派。主流学派的儒学理性循序，走到解蔽和集成诸子学的荀子学时代，重新诠释古易而开新的《易传》时代，诸多理论亮点之中，便有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定位论理。荀子所说的精于物者而物物，后世的逻辑演绎，自然科学的概念根系和理论雏形。精于道者兼物物，后世的逻辑演绎，社会科学的概念根系和理论雏形。兼字意涵深刻，非远离物物，密切于物物成物与道的矛盾同一体。《易传》视此矛盾体有道器两层次，易与天地准的形上導层次，探赜索隐的极深研几于“事常变，易无体，神无方”的象数易道；弥纶天地道人参于三道三才的形下器道，仁义人道融入的阴阳天道与刚柔地道。社会科学的理论基源：形上導向于形下器道的精于道者兼物物。传统儒学视物与道的矛盾理一，定位的社会科学处在人文化成天下的显赫位置。荀子的物欲观，“使欲必不穷于物”，礼义调理的精于道者，不会损伤“物必不屈于欲”的精于物者。船山的人道理欲观，有“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的精于道者，不会损伤“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的精于物者。传统儒学一以贯之的民本实学，张扬较正真理为论理学的宗旨。人文化成天下的社会科学，“精于道者兼物物”。用现代的文化术语，推动物质文明向前的精神文明，文化正义的天下学术。

二、进入君主专制时代，秦法暴政的焚书坑儒，践踏孔儒人文的社会科学。矫枉过正，进入汉武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时代，虽道是儒学初度异化，因于君主专制的客观实在，独尊儒术也是合乎时宜的祖宗法。民本与专制并存的相抑相生，有道伐无道的王朝正常陵替，促成民本与专制的互相制衡。汉唐生长期的经世致用，使儒学的社会科学不会走到危机尽头。盛唐过后，忠君报国的忠诚异化，推倒民本，完全走向法家的人治专制社会，还存民本实学的社会科学空间？论理人治原理秩序的宋明理学，保留儒学的道德品味失其质，完全违反庶物人伦仁义行，非行仁义的精于道者兼物物原则。定理内修的儒学异化，儒学民本实学的社会科学被遗弃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张载学，“希横渠之正学”的船山学，承续传统儒学精于道学的人文科学，被满清专制文化逆转。五四运动的批孔，没有触及真正的专制元凶，致满清文化逆转的宋明理学专制文化后世沿流。西方文化套解，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和义理原真理路遗落了。可以说，从近代到现代的文化研究，都没有涉及对专制道学文化的批判。用戴震的话来比喻专制道学的文化性质：以理杀人。

传统道学文化的社会科学，有民本与专制两个传统。为什么中国社会没有文科学院士？值得文化沉思！

三、进入商品经济时代，船山人道理欲观，须有安排的于人欲见天理的精于道者，进一步延伸到须有安排的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的精于物者，抽象的文化哲学，与应用的社会科学并举，是自然经济时代的社会科学走向现代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文化标志。比较别人的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抽象性与应用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共同兴旺，引领和推动马哲的理论实践，成就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一国经济理性回归质变路。商品经济时代必然要昌兴哲学社会科学，成为不可违逆的社会法则。专制的文化沿流所成然的文化灾难，根本违逆了社会科学引领社会潮流的社会法则。当今天悟觉并深沉反思，积重难返的文化感喟，在百口莫辩的文化乱相面前，最需要引领社会潮流的学术权威平定文化“内乱”，学术权威已被打倒批臭。想建立文科院士，何其难哉？名符其实的学贯古今中西，真正诚服人心深孚众望的学术权威。没有经过诸子百家争鸣，较正真理的论理学，便没有孔、孟、荀的儒学大师；没有荀学和《易传》的孔儒完成阶段，不会有孔儒的原真理路，奠定传统儒学的主流位置。也没用通经正经接着说，会通古今通义的经世治用。若没有明清之际的民本实学与心性启蒙的文化思潮，便没有孔儒更高复归阶段的船山学。院士的大师级权威何以产生？离不开论理学崇真理的学术文化环境，倡兴文化正义的天下学术文化大环境。为天下学术立心，为学术研究者立命，促成学术人才辈出，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学术大环境。

张无屮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科技靠硬指标，人文是软环境；软环境要出硬指标，或者谁都达不到，或者皇帝轮流做。

学界现状，不设较好。

质文刚柔

“学界现状，不设为好”，我赞成此说，也希望改变这种现状。文化总不能持续性、永久性地“内乱”下去，平定文化“内乱”，终须要有权威性人物出现，引领文化潮流。如何形成学术权威问世的文化大环境？这是国办和中办印发的传承发展传统优秀文化工程的意见已明确的事。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需要，学术文化必要清明，与商品经济时代配称的学术文化清明。
至于其他所谓软环境出硬指标，“或者谁都达不到，或者皇帝轮流做”，这类文化现状事，张先生清楚，我就不想太清楚，糊涂一点论学术正道。完全颠覆古易的《易传》三道三才，其中有二个理念：一是阴阳天道人事原则的“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船山深刻为“人事尊卑，义奠于位”。如何实现“义奠于位”的易简理得？有两个最起码的基本条件：一是机会平等的人事机制；二是欲立欲达的心性忠恕。还有一个理念是：刚柔地道心性理则的乾刚健与坤柔顺。船山一针见血概述归结为：“立纲陈常，义辨于事”，成就天下学术文化事，需要铸造健顺（刚柔健顺）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主体精神，即心性理则的乾刚健与坤柔顺。如何成就心性理则的义辨于事？孟子认定有安居乐业的恒心者阶层，船山说定位定性的理道定所，即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道文化大环境。《人民的正义》的反腐电视剧，明确提出环境造人的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如何为天下学术立心，为学术研究者立命，调理和构建学术人才辈出和哲学大师问世的学术文化大环境，是建立文科院士制度的最基本条件之一。

张无屮

1：儒学毛病在于将客观的管理层次分工不同，混淆为人格尊卑不同。儒学尊卑近于狼群规则，而远离SHZY的蜂群规则。

2：《易传》想将易学作为伦理学的依据，如同《老子》《孙子》作为依据一样。基础是对易学的理解正确，但《易传》是错解。

质文刚柔

若张先生不改变信口开河，信口雌黄的毛病，恕我直言，难成大器的。《易传》的三道三才，若说仁义人道是道德学还可以，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物物道不是经济学？是纯粹伦理学？乾刚健与坤柔顺的心性理则，在于调理人事矛盾的刚柔相推吉凶生，不是本体人事管理学的理性雏形？乾易知，坤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易知简能都是伦理学？调理心性矛盾的“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不是有本体的管理心性学的理性雏形？“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又是纯粹的伦理学？船山所深刻的“善恶是非，义判于几”。善恶关乎伦理学问题，是非也是伦理学？没有认识问题？“人之大患，私与蔽而已”。蔽也是私？阴阳天道的刚柔杂居人事错位也是私，人事矛盾的吉凶生，心性矛盾的利害生，没有蔽，都是私？如宋明理学所提倡，用力去私万事大吉，张先生不要将宋明理学形而上学任意套解。人事原则的“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尊卑在位，务实是极深于通志，研几于成务，是狼群规则？远离蜂群规则？重读《系辞上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