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坝战役

好蛋 · 发表于 2018-3-8 2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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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坝战役
来源：建军大业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讨伐”起义军。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主动撤离南昌，南下广东，目标是“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后取广州，再举北伐”。9月18日，部队进抵广东大埔县城。9月20日，前委根据形势发展做出了分兵部署：周恩来、贺龙等率领主力向潮州、汕头进发；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领第11军25师和第9军教导团共约3000多人，据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南下。

　　国民党钱大钧(1893-1982)部约两万余人，由今梅州市梅县区松口扑向三河坝。朱德和25师师长周士第(1900-1979)、党代表李硕勋(1903-1931)指挥了这场阻击战。

　　名称：三河坝战役
　　地点：三河坝
　　时间：1927年9月20日
　　参战方：国共两党
　　结果：共产党全面撤退
　　参战方兵力：20000余人

　　背景
　　“八一”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1898-1976)、朱德(1866-1976)、贺龙(1896-1969)、叶挺(1896-1946)，刘伯承(1892-1986)、朱克靖(1895-1947)等同志领导下，在江西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十军，叶挺同志领导的十一军，约三万余人，胜利地占领了江西省省会——南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部队。八月五日起义军的武装部队离开南昌南下，准备夺取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举行北伐战争。

　　离开南昌后，部队经过抚州、瑞金、会昌，沿途与国民党军阀钱大钧、黄绍竑(1895-1966)军队打了一仗。会昌战役后，起义军经过长汀到上杭，再经大埔前往潮汕。

　　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起义军由福建长汀、上杭南下进潮汕时，朱德、周士第等同志率领的二十五师留守大埔县三河坝。
　　起义军来三河坝前一个月，先派有地下工作人员到三河坝境内的汇东等地进行秘密组织工会和农会。
　　一九二七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中午，红军先头部队十多人，由三河的汇东东文部横渡到汇城，接着大军陆续从汀江两岸步行到三河坝。大部队坐着一百多条民船，继续沿韩江直下，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有二千多人留在三河坝。那时，商人开门放鞭炮欢迎，连夜做生意，市面一片繁荣。当时起义军戴着红边的帽子，脖子上挂着红领巾，身穿蓝衣服，打绑腿，穿草鞋，官兵不分。起义军到三河坝后分住在庙宇、祠堂和群众家里。第二天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布告以周士第同志署名。军队纪律很好，买东西很公道，讲话很温和，群众关系很好。
　　起义军住了几天，就在汇城南门外大沙坝召开群众大会，有二千多群众参加。据说，站在凳子上演讲的是朱德同志，会后还举行示|威游|行，参加者手持纸旗，呼口号、贴标语，游|行队伍振臂高呼：“打倒基督教”，“铲除礼拜堂”，“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游|行队伍入东门出南门，再进西门出北门才散会。

　　过程
　　起义军在汇城住了十天左右，获悉敌军钱大钧准备由松口直下袭击起义军的情报。起义军为了选择有利地形，星夜开动大和号轮船把起义军运到汇东东文部，并把附近河西的船只全部驶到东岸，只留一条小船作渡船。起义军在观音阁留下高山了望哨三人。起义军到东文部后，指挥所设在田氏家祠(至今屋内墙上还有“誓死杀敌”四个字，据说是朱德同志写的)，军需部设在三星堂(龙虎坑叶氏家祠，现仍有“丁卯年七连三排”七个字)，并选择与汇城遥遥相对的八十米的小丘陵——笔支尾山顶及石子案一带挖战壕、筑工事，这是阻击敌人扼住梅江、汀江、韩江的好阵地，起义军的主力集中在这里，前沿阵地上有三架水龙机关枪，东文部、沿河竹头下都挖了战壕。当时战线很长，由大麻莲塘梅子岽一直到茶阳沿坑，达到三十余里的山头都埋伏着起义军英勇的战士，准备迎头痛击来犯的敌人。
　　三天后，国民党钱大钧的军队来了一万多人，先头部队登上了“神坛顶”。起义军高山了望哨发现敌人后马上撤到“三驳桥”，并鸣枪警告，然后乘船东渡归队。国民党军占领了汇城后，指挥部设在裕兴旅店。匪兵到后，马上分兵驻扎大麻并在旧寨，南门坪一带挖战壕，依断墙残壁为掩体，还有几十挺机枪设在旧寨、裕兴旅店和观音阁等地，观音阁还架起一门大炮，与起义军形成对峙局面，情况非常紧张。
　　当天下午（农历九月初八日），战斗打响了。顿时，枪声震耳，匪军火力单方面向我军阵地射击。由于起义军早有准备，隐藏在稠密的松树中，守得似铜墙铁壁，有时一枪不发，有时找中目标打他一、二枪，敌人不知虚实，不敢冲锋，就这样坚持到晚上。为了虚张声势，消耗敌人的弹药，我军用旧油桶，把火炮放进桶里燃火爆炸，声如机枪，敌人以虚为实，慌乱一团，无目标地乱放枪，使敌人夜不入睡，很不安宁。
　　第二天上午，敌人从松口方向捉来十多条民船，载兵强渡。匪兵在黄员坝下船，在火力掩护下，连续几次发动冲锋。第一次是七条船，船将驶到河中心，起义军守在笔支山顶的三挺机关枪居高临下，火力集中射击敌船。顷刻间，水花四溅，敌船成了我军的活靶子，船沉的沉，坏的坏，无人撑的船任水票流。钱大钧眼看惨败，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又调来十条船，发起第二次冲锋，乌龟似的向起义军阵地爬来。起义军以猛烈火力给予回击。炮声、枪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匪军一个个掉进河里。当时有一个小头目擎着旗爬在船边上大喊冲啊!起义军发出一枪，叫他葬身鱼腹。打坏了的民船载着死尸任水漂流。有两条船载着残兵败将在“邹公宫”(今龙虎坑码头)靠了岸，被起义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枪声稍停，他们竟敢发动冲锋，起义军一排枪消灭了敌军大半，残余敌人乱成一团，掉头就跑。两岸敌人开枪掩护，引起自己打自己，敌人死伤严重，剩下几个残兵败将全部给起义军收拾掉了。
　　由于起义军战士为解放全中国而战，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在战斗中英勇杀敌，战斗相持了三昼夜。
　　第三天晚上，敌人分两路增援，一路由高陂而上，一路由松口而下。第四天拂晓，浓雾笼罩着大地，敌人从大麻莲圹等地偷渡，企图切断起义军去路，妄图包围起义军。在我寡敌众的情况下，起义军采取全面撤退策略，把主力撤走，还保持有生力量二千人。队伍的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丰、陆丰与当地的起义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同志率领经江西转移到广东北部，后转入湖南南部，最后转战到井冈山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会合，后来发展成为红军的主力。

　　历史地位
　　起义军在三河坝地区逗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革命的行动已经深入人心，扩大了党在农村的影响。起义军虽然走了，但给三河地区播下了红色的种子。革命先烈廖家贞，杨南生(汇东人)，就是在这次战役影响下发展的地下党员。参加南昌起义的肖克老将军对三河坝战役曾这样评述：没有三河坝战役，便没有井冈山会师，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对南方游击战争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
　　探索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到农村，军事上从正规战到游击战转变的重要转折点
　　1927年10月5日，三河坝的起义部队撤至饶平茂芝，6日晨，从潮汕突围出来的起义军数百人到达茂芝与朱德部会合。当时，这支匆匆会合的部队约有2200多人，处境极端险恶，四周有数万敌军虎视眈眈，与上级又完全失去了联系，要保存这支部队，必须迅速脱离险境。八一起义军在茂芝召开军事会议，朱德认真反思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作出了摆脱强敌，绕道闽南向湘粤赣边农村找立足点的决定，即“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初步开始了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此后，朱德根据在艰苦转战中部队严重减员的状况，在安远县天心圩初次提出游击”的设想。部队到达赣南上堡地区，朱德提出了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同时，将部队按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宣传和组织农民群众打游击，从而开始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朱德、陈毅(1901-1972)率领部队于赣、粤山区站住了脚跟，1928年初进入湘南，在10多个县掀起了巨大的农民革命风暴。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千里转战的过程，实际上已经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探索和实践。

　　全德学校是茂芝会议旧址，内部布置人物蜡像及历史资料，重现1927年朱德同志主持的南昌起义军军事决策会议的场景。

　　经过“赣南三整”，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八一起义军三河坝部队和潮汕部队会合后，在朱德领导下，逐步将成分非常复杂的部队改造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这支部队的基础是旧军队，党对军队的领导非常薄弱，工人、贫苦农民较少，有一部分知识青年，而兵痞、流氓却占有一定数量，军阀主义习气相当严重。部队从饶平茂芝西进中，由于军心不稳，逃跑、失散严重，人数不断减少。到达江西天心圩时，一些官兵纷纷离队，部队即将溃散瓦解。这时，朱德宣布：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给部队讲形势，谈前途，增强部队继续革命的信心。陈毅坚决支持朱德的主张。这次整顿后，虽然队伍大大缩小了，但留下来的大多是自愿革命的精华，有不怕牺牲的决心，使面临瓦解的队伍又重新振作起来，质量也明显地提高了。10月，部队到达江西大庾，朱德、陈毅再次进行整顿，撤销了虚有其名的军、师建制，把剩下的800余人编成一个团，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同时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重新登记党团员，并吸收了一些新党员，成立党支部。统一调配党团员的力量，派遣党员担任连队指导员。11月上旬，部队来到湘粤赣交界处革命影响较深、农民|运动高涨的崇义西南的上堡地区，部队进行第三次整训，重新确定了部队的任务，除了打仗还需要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闹革命，组织群众打土豪。经过“赣南三整”，朱德、陈毅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朱德、陈毅的队伍进入湖南省南部后，1928年1月12日在中共宜章县委的紧密配合下，智取宜章县城成功，发动了宜章年关暴动，打响了湘南起义第一枪。宜章，成为湘南起义的策源地。在这里，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这里，成立了湘南第一个红色政权——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在这里，组建了湘南第一支农军——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
　　这个时期，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活动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驻扎了下来，认为这里确实是积蓄革命力量、发展革命形势的好地方。他们非常希望朱德、叶挺、贺龙等在南昌起义后失散的队伍也能上井冈山来，因此便派何长工(1900-1987)去找朱德。何长工开始不知南昌起义后的朱德在何处，他便沿着去南昌的路线边走边打听。一日他乘火车来到广东韶关，在韶关一家澡堂洗澡时，听到两个洗澡人在谈论，一个说：“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那是一支暴动的队伍，是要严密监视的。”那人说的范军长是云南军阀范石生(1887-1939)，范石生和朱德是云南讲武学堂的同班同学。范与蒋介石和桂系矛盾很深。南昌起义失败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德和范石生达成协议，化名王楷，带着南昌起义后的部队在范的部队中当了团长。何长工得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迅速赶到犁铺头，终于见到了朱德和陈毅等，何长工将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并派他下来找他们的情况说完后，朱德非常高兴，立刻决定去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朱德部队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砻市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当地的龙江书院就是朱德等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好蛋 · 发表于 2018-3-14 19:21:06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8-3-14 19:24 编辑

三元纸币背后的历史硝烟——井冈山龙源口大捷
　　1928年4月28日（农历三月初九），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在江西井冈山胜利会师。两支部队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3个师约8000余人，枪支2000支，井冈山会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井冈山会师的情报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1888-1937)坐立不安，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1887-1975)那里。蒋介石又怕又恨，妄想将这支星星之火拍灭掉，命令江西二杨，即赣敌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1898-1962)和赣敌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1895-1979)，率五个团，由九师师长杨池生担任总指挥，又命令湖南湘军吴尚率三个团作后援，国民党总兵力共计三万余人，全副武装，枪精弹足，对井冈山红军进行围剿。

　　1928年6月22日，杨池生以两个团留守在江西永新县城，以三个团的兵力进攻井冈山龙源口，以朱德为军长的红四军，经过周密部署，迎头痛击来犯之敌。6月23日上午战斗打响，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一带，我红四军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参战。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由于敌兵力数倍于我，且他们枪精弹足，而我红军将士有一半还是用的长矛大刀，双方伤亡较大。战斗打到紧急关头，军长朱德手提机关机，带着三名警卫员来到战斗的最前沿。朱军长亲临前线指挥大大地鼓舞了全体红军将士的士气。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王尔琢(1903-1928)显示了他卓越的才华，成功地参与了指挥龙源口战斗，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红军二十八团第三营营长肖劲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在组织冲锋集群时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使劲捂住伤口，将肠子塞回腹腔内，撕下一条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带着集群冲锋。肖劲走过的路上，一片血肉模糊。战至中午，在二十八团猛烈的进攻下，杨如轩两个团相继动摇，被二十八团逐一击溃，二十八团乘胜直捣白口敌军指挥所。而肖劲同志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疲惫的眼睛。

　　红军战士马义夫（班长）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奋力扑向敌人，用胸膛堵住了枪口，后面的战友猛攻上了，断掉了敌军的一个机枪阵地。

　　指挥员身先士卒，战士们越打越勇越打越顽强，在军长的带领下很快占据了制高点，对敌军一阵猛打猛冲，在当地赤卫队、暴动队的配合下战斗到下午15点钟，全部结束。我红四军取得了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一个团、缴枪1000余支的重大胜利。井冈山根据地群众赞扬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二只羊（杨）。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二套人民币共11个品种，其中一品种面值叁圆（第一套至第五套唯一品种），图案就是井冈山龙源口石拱桥，也即当年红军打败江西二只“羊”的原址。该纸币正面上方是“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中间图案：井冈山龙源口石拱桥，两侧是：叁圆，下方是：1953年字样。该纸币背面：国徽、中国人民银行。叁圆整张纸币颜色为深绿色，编码是：1329626，票幅是：72×158毫米。据悉：在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设计人员，一定要将井冈山会师内容作纸币图案，设计人员采用了龙源口桥的图案，根据井冈山革命历史，就用井冈山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井冈山龙源口大捷，作为叁圆人民币图案。周恩来(1898-1976)总理看完叁圆图案后，非常满意，报中央审批后通过。值得一提的是，这张叁圆人民币由前苏联代印。

　　第二套人民币之所以采用了“三元”的面额，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当时苏联的卢布常用“三”的面额，有三戈比的硬币和三卢布的纸币。第二套人民币于1950年开始规划设计，1953年开始制版和印刷，当时正是我国向苏联方全面学习的时期，所以在这方面也借鉴了卢布的面额体系。第二个原因则是时间紧迫，印钞厂生产能力有所不足导致的。当时我国印刷技术还很落后，对大面额钞票采用的复杂凹版对印技术和水印造纸技术的掌握都不过关，所以二版币中的大面额钞票要委托苏方代为印刷，其余小面额纸币的钞票纸，也大多要靠苏方提供。第二套人民币起初设计的最大面额钞票是100元，后来为了预防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大批量造假，把最高面额限制在10元（这样造假的成本和难度也就大大增加了）。在货币总需求量确定的条件下，这就大大增加了印刷的工作量，即使是苏方大型印钞厂的生产能力，要想在一年多时间里完成这样大批量的生产，也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再没有“三元”的面额，一元、二元纸币的印刷量就要更加增多，印刷任务就更难以完成了，所以经过与苏方的技术性商讨，我国最终确定了模仿卢布的1、2、3、5、10元的面额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