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连载）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7-8 14:34:34

第十一节中外医药交流

　　一、中朝医药交流
　　清代中期以前的中朝两国医药交往比较密切。朝鲜李朝景宗王自幼体弱多病，继王位后病情日趋恶化，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亲自派遣太医多人去朝鲜诊治景宗王病，但未能见效，同年十月,朝鲜译官黄夏成回朝鲜，清朝廷惠赠《赤水玄珠》一帙51册，《医学正传》、《万病回春》、《医学入门》等明代著作传去朝鲜以后，《医学正传》早于公元1484年翻刻刊行，《万病回春》《医学入门》等则分别于1750年和1820年翻刻刊行，在清代前中期，对朝鲜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本草纲目》于十七世纪已流传到朝鲜。清代著作《医宗金鉴》也于十八世纪末已传去朝鲜。
　　朝鲜种痘法是由中国传去的，后来，朝鲜又先后翻印发行中国朱纯嘏著《痘疹定论》二卷和曾香田著《痘疹会通》四卷，从而使人痘种法知识在朝鲜进一步得到广泛普及。
　　在清代，朝鲜医书也传入到中国，清乾隆三年(1738)清使节从朝鲜回国时，朝鲜赠送《东医宝鉴》一帙二十五卷。朝鲜李景华撰《广济秘笈》、康命吉撰《济众新编》、黄度渊撰《医宗损益》等医书，相继传入我国。
　　朝鲜法医学家具实奎以中国法医书《无冤录》、《洗冤录》和《平冤录》为基础，结合朝鲜的实情作增删，撰写了《增修无冤录》上、下篇，分别于1792年10月和1797年7月两次刊行并颁布全国。
　　较早的西医汉译本《全体新沦》、《西医略论》、《内科新论》、《妇婴新说》、《博物新编》等书也在十九世纪中叶，由中国经朝鲜崔汉绮介绍到朝鲜去，在朝鲜起到了西医启蒙作用。
　　二、中日医药交流
　　清朝与日本之医药市舶往还，大体与明时相似，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以内部诸学派的兴起和自创一说为主，可称之为中日医药交流的理论独创期。
　　1、汉方医学诸学派
　　明代中晚期在日本盛行的“道三流”后世派医学，至清初已渐成末响，飨庭庵(1615～1673)，林市之进等虽为曲直濑玄朔、曲直濑正纯之门下，但以宗刘完素、张子和之说为主，形成了“后世别派”，皆以天人合一、运气论、原病论等为主旨，道三派之外而宗李朱医学者的香月半山(1656～1740)，本宋儒性理及金元诸家论旨,倡“一气流行说”，解释外邪内伤病机，论传染疾病奥旨，拨中国历代医家著述之萃，立论稳健。
　　而此时有名古屋玄医(1627～1733)崛起，与后世派相撷抗，为“古方派”鼻祖。宗喻嘉言，推重《尚论篇》、《医门法律》，以张仲景为师，主张“依张仲景之意但不为仲景之方所拘束”，重临证亲试，依实际立沦，于是医学面目焕然一新，玄医门下，新论迭出：
　　如东洞之“万病一毒”，认为则水谷浊气留滞于腹成毒，毒动则万病发；外邪亦毒，则由感受，致病；治疗惟有去毒，用药即以毒攻毒。又因切脉不足证，以张仲景书本有按腹而诊，东洞遂大力提倡。腹诊之法至今为日本汉方医所宗。
　　对东洞理论，起而排击之者有后藤慕庵、浅井图南等，尤其望月鹿门(1680～1750)为中坚，指出东洞虽曰“师仲景”，实为“因子和”，“背理伤道”，“不杀人者殆稀”。主张中庸折衷，信古方，用新方，遂杨折衷一派(又称考证学派)。多纯元孝(1695～1766)创跻寿馆，为折衷派根柢。
　　折衷派在学术上企图调和各家，故理论趋于平凡；而考证医籍虽多穿凿，但综成汉医大系，厥功甚大。
　　2、中国医家赴日与学术传播
　　清代中国医生仍不断有到日本行医或传授医学，如1627年后任唐通事的马荣宇入籍于日。其子寿安(号有松)，以北山道长著名，在大阪开业行医。颇有声誊，遗有《北山医案》、《北山医话》等著作十余种。
　　又有戴笠，字曼公(1596～1672)杭州仁和人，为龚廷贤晚年弟子，尤精痘科，同时精书法、诗文、篆刻等。顺治十年(1653)因慨叹明之灭亡，避难到日，吉川氏之臣池田正直从之学书法，后学痘科，传给《痘疹治术传》、“妇人治痘传”、《痘疹百死传》等医书12种，以及生理、病理图七种，池田正直尽得其秘，池田家从此专业痘科，其四世孙瑞仙尤精。宽政年间(1789～1800)专设痘科，瑞仙擢为医官充任此职，是日本有痘科之始。从曼公学医者，另有高天漪、北山道长等。高天漪为本年从福建到日任庸通事的高寿觉的后裔，以书法著名，列为儒官，精医。曾献太上皇《养生编》。
　　浙江金华府人陈明德，庆安年间(1648～？)来到日本，更名颖川入德，善医，所投药饵能起死回生，最精小儿科，长崎人挽留不让回国，子孙承其业，著有《心医录》行世。
　　此期间到日本江户开业行医之王宁宇，名声甚大，从之学医颇多。门人中有任幕府医官者。当时此派医术最盛。稍后，1703年有杭州医师陆文齐到日；1718年有苏州医师吴载南到日；1721年有苏州医师陈振先及福建汀州医师朱来章到日；1725年朱来章又率朱子章、朱佩章到日；同年苏州医师周歧来到日；1726年苏州医师赵淞阳到日，此中以陈振先与朱子章为最有著名。朱子章到日，幕府发通告，命令医学有疑义可向其质疑问难。幕府医官今大路道三、栗本瑞见皆曾致书请教。但朱子章一年后即病死，陈振先则到达长崎后到邻近山野踏访采集，得药草162种，著《功能书》，经井元成加以和名，即《陈振先药草功能书》。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此期对中国医书的翻刊。日本自1606年得金陵版《本草纲目》，后来又得两部(内一部缺卷四)，1638年，有人据夏良心江西刻本(1603)翻刻，后又多次重刻；1645年翻刻过《诸病源候论》1663年翻刻陈实功《外科正宗》等书。这些中国医籍的翻刻，对日本医学起了扩大传播的作用。
　　三、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医药交流
　　清初的中外医药交流，并没有因朝代的更变而中断。明末来华的传教士继续留在中国，与清廷合作从事传教活动，并承担文化交流的使者。
　　(一)中国医药外传欧美
　　明末清初，中西医药交流颇为频繁，其中以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医药知识为多；但从雍正开始禁教后，传教士感到在华行医传教难以进行，他们便转而研究中医中药，并将这些内容介绍到欧洲。
　　传教士选择了中医的脉学、针灸学和本草学三部分内容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医药知识。
　　最早介绍脉学的是卜弥格的《医论》，康熙十五年(1676年)米兰出版了它的意大利文译本，十年后，纽伦堡天然药物研究杂纂补编，收录了此书。英国名医弗洛伊尔(J.Flover)受卜弥格译述的中医脉学的启示，致力于脉搏研究，并把他译述中医学的拉丁文稿译成英文，连同他自己所著的《医生诊脉表》书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在伦敦出版。弗洛伊尔是近代最早发明和研究用表来计数脉搏作为诊断方法的医学家，他自己认为对脉和吸呼的研究是受中医脉学的启发，从此了解中国脉学的人数日渐增多。
　　针灸学方面，马可波罗在一封信中曾谈到过中国医疗用的针，十七世纪针灸术已引起一部分欧洲人的注意，天主教士Du Helbe将针灸术传入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旁特最早记载了针术〔顺冶十五年，1658年〕；另一职员布绍夫〔M.Dusschof)用艾法治愈自己多年的痛风症，因而向荷兰介绍灸术，后破译成英文(康熙十五年，1676年)。同年吉尔弗西斯用德文写《灸术》一书。十八世纪以后欧洲人对针灸术认识渐多，出版介绍针灸的书约50种，德、法、英、瑞典、捷克等国均有介绍。爱尔兰出版了一本关于论述灸术的生理作用的专书。
　　清代向欧洲介绍中医中药的重要人物当推杜赫德(Du Halde)他根据传教士寄回欧洲的各材料编写成四大卷《中国及鞑靼中国的地理、历史、王朝、政治情况全志》(简称《中国全志》)，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三卷翻译了《脉诀》、《本草纲目》、《本草》(第一卷)《神农本草》、《名医别录》、《陶弘景本草》、《医药汇录》等诸书(不是全译)，卷首为中医诊脉图，同册还撰有“中国医术”一文，书中介绍了阿胶、五倍子的用途，记述了人参、茶、海马、麝香、冬虫夏草以及云贵川的山芪、大黄、当归、白腊虫、乌桕树等等；第二卷也介绍了若干中药。杜赫德的书，不久便被译成英文和德文，在西欧颇有影响。达尔文在其关于物种变异的研究著述中，间接引述了《本草纲目》中关于金鱼变色的记述，并称之为中国的百科全书。
　　初据步材料，从1700年到1840年的140年中，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医药的书籍(不包括文章)共约60余种，计针灸方面47种(法22、德12、英8、爱尔兰1、捷克2、瑞典1、意大利2)，脉学5种(法3、意3、英1)，临床方面2种(法1、俄1)，药学方面1种(法)，医学史方面2种(Pemusat著的法文版《关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和Pearson撰写的英文版《中国医学史》)。从数字上看，这一阶段已有七个国家出版了针灸书籍，说明针灸是此阶段受到注意的重点，另外，临床方面的外科、产科、以及医学史也开始受到注意，从国家上看，这一阶段以法、德、英等国出版这方面的书籍为最多。
　　(二)西洋医学的传入
　　1、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土的医药活动
　　清初传教士的境遇远不如明末，然而这段时期的医药活动却比明末频繁，这主要得益于康熙帝的奖掖。
　　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身患疟疾，法国传教士张诚(P.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1654～～1707)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P.thomas Pereyra，1645～1708)，用锭剂减轻了他的疾病，以后法国传教洪若翰(P.Joames Fontaney，1643～1710)和刘应(Mgr Claudusde Visdelou，1656～1737)又将一磅从印度寄来有金鸡纳皮送入宫中、，皇上未达药性，派四大臣亲验，先令患疟者（人）服之，皆愈。四大臣自服少许，亦觉无害，遂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法国)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37页），康熙因此信任传教士，并“特于皇城西安门赐广厦一所(即北堂，又称救世堂)”。
　　当时在华从事医药活动，并与康熙帝有关的还有传教士罗德先、罗怀忠、安泰修士、樊继训等。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命法国传教士白晋(P.Joach Bouvet，1656～1730，字明远，1685年来华)和巴多明(P.Dominicus Pareniu，1665～1741，字克安，1698年离欧洲来华)进宫讲解人体解剖学，他们引用十七世纪法国著名解剖学家韦尔内(Guichrd Josephdu Verney，1648～1730)的著作、戴尼(Dienis)的著作和丹麦解剖学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托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1616～1680)的《新的普遍观察》(De unicorn observarions novae阿姆斯特丹1678年)，编译成满文的讲义，附有大量插图，康熙传旨将讲义及插图用满文整理缮写，并装订成册，共计九卷。内容有解剖、血液循环、化学、毒物学和药物学。巴多明称此书为《按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斯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L.anat omie de I.homme suivant la circularion du sang,et lesnouvelles decouvertes par Dinis)此书引用的原著，均属于法国进步学者所著，代表了十七世纪欧洲医学界的新潮流。康熙定名为《钦定格体全录》但此书因故没有出版发行，使中国学者失去了解接触西方最新医学成就的机会。这部满文讲义稿当时分抄三部，一部藏北京文渊阁，一部藏畅春园，一部藏于避署山庄。巴多明把手稿寄往法国科学院。
　　康熙晚年宣布禁教，雍正二年（1724年）2月11日礼部正式发布禁教命令，至乾隆年间继续实行禁教，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处于闭关自守的局面。不过清政府明文规定的是禁止传教，并没有拒绝传教士传授的西学。这样，当时在清廷中供职的传教士因其通晓并传授西方科技，而被允许继续留在北京；另一方面，个别有特长的传教士仍从欧洲来到北京，这使得中西文化的交流并未因此完全中断。
　　十八世纪滞留在华的传教士处境艰难，在难以打开局面的情况下，他们纷纷转而研究中国文化。懂医的教士在从事医疗活动的同时，并注意探讨中医中药学，而西医的传播就相应地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
　　回顾十九世纪前耶酥会士在华的医疗活动，我门不难发现一个事实：清初(1800年以前)传教士则依靠他们手中掌握的医疗技术和药物得以接近帝王，并能在禁教时伴其左右，继续从事医疗活动。不过与明代不同的是：他们在文字方面宣传得少，介绍的医学知识亦有限，医疗话动基本局限在临床治疗上。这是因为在禁教期间，教会派到中国的多是具有临床经验的医生，通过这些通医术的传教士的活动，以达到医病传道的目的。所以清初学者所接受的西医知识，仍是由明末传教士所翻译介绍的。如王宏翰所著的《医学原始》主要采纳了《性学（牜角）述》的“辨觉性灵性”篇和四体液学说、《空际格致》的“四元行说”，以及《泰西水法》和《主制群征》中的医学内容。王学权在《重庆堂随笔》中以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中的内容附会中医学，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其中“药露制法”便是取之于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并以中医理论加以修饰。
　　2、十九世纪前期传教士的医药活动自禁教起，中西交流仅限于广州十三行内所进的商业贸易。为照顾在华的商人，东印度公司专聘医生经常来广州、澳门为他们医病检查身体，这些医生有时也为当地的百姓治病。
　　东印度医生中最早博得华人信任的皮尔逊(Alexander Paerson)，从嘉庆十年(1805)起他为当地的小孩种牛痘。疫苗由在澳门经商的葡萄牙人Hewit利用活人从马尼拉利用海路带到澳门的。从嘉庆十一年(1806年)起，皮尔逊雇佣了许多中国助手，其中最出色的是邱熺，外国人都称他为A.Hequa，在中国人的帮助下，皮尔逊的种痘工作由城市推广到农村，1815年在广州行街的行商公所开设了诊所，每九天由一个中国痘师给15～40个儿童种痘。皮尔逊则在一旁监督。邱熺虽不懂医术，但从主持这家诊所起，手种不知多少万人，而从学者亦日众，常被请到各地施种，还曾巡至“都中四传种法”。邱熺晚年体力不支，由其子邱昶继承父业。
　　皮尔逊在刚开始种痘时，就编写了一本介绍种痘术的小册子，名为《新订种痘奇法详悉》，由乾隆年间来华的传教士斯汤顿(George Thomas Staunton)译中文。嘉庆十年(1805)出版，封面题为《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是为最早介绍种牛痘术的书籍，此书介绍了琴纳氏发明牛痘法的过程、种痘法西传的途径、分析了牛痘种与天花痘种的不同，并详细地描述了种痘的方法、过程、选用的器具、及临床症状，扉页附有图形，画有种痘的方位、真痘形状等。最后，介绍了取种和藏种的方法。
　　邱熺著有《引痘沦》，初刊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其中收编了皮尔逊作品的一部分内容，书中以介绍牛痘接种法、留浆养苗、取浆、度苗、真假痘辨、种痘的工具等为主，附有部分治疗并发症的药物。此书是我国传播牛痘法最主要的方书，复刊本不下四五十种。
　　十九世纪初的三十年中，在广东地区从事医药活动的主要是东印度公司的随船医生和传教士，而东印度公司也参与了这项活动，十九世纪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是伦敦会牧师马礼逊。嘉庆二十五年(1820)马礼逊和李温斯顿在澳门开设一诊所，聘请一位懂中医中药的华人作助手，专为贫苦百姓服务，救助身体及其灵魂。这是基督教在华开设的第一家医疗诊所，也是他们在华医院传教的开始。
　　开办这家诊所，不单是为了救治病人，也是出于马礼逊、李温斯顿对中药的兴趣，李温斯顿当时就想看看中国药材是否“可以对现今西方所掌握的，能减轻人类痛苦的方法，作些什么补充。”（Chinese Recoder，Vol18，1887，P3920）。他们为此建立了一个藏有800卷以上中医书籍的图书馆，并配备了各色各样的中药，让他们聘请的中医医生讲解各种草药的性能。
　　道光七年(1827)起任东印度公司医生的是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1796～1879)他曾在英国雷塞斯病院(Leicestr Infirmary)和圣汤玛斯(St Thomas Hospital)医院学医。那年在东印度公司的赞助下，他在澳门租凭两所平房开设了一所眼科医院(Ophrhalmic Hospital)这是个慈善机构，穷苦病人持有公司发给的免费证明便可赴诊，也有酌收药费的。
　　郭雷枢医疗工作的成功，使他意识到一个新问题，道光十六年(1836)他提出，向中国遣派传教土的同时，还应当派医学传教士：
　　“代替他们所进行的，有系统的正规教学和传道的是，应当让他们治疗病人，满足病人的需要，在他们的医疗实践中，还要渗入宗教、哲学、医学、化学等，”这一观点代表了当时在华传教士的心迹，因而立即为他们所接受。自此，西方各差会派进来华的传教士皆假医药活动接近百姓，获取信任，继而达到传教目的。
　　伯驾(Peter Parkerl804～1889)是第一位来华的从事医药传教事业中的牧师。他曾在美国攻读医科，道光十三年(1833)受美国公理会国外布道会派遗来到中国，在新加坡学中文，道光十五年(1835年11月1日)伯驾在广州新豆栏街(Hog Lane)丰泰行三号租得一幢房子，开设了“眼科医局”(Ophthalmic Hospial)，第二年春天怡和行的伍秉鉴又租了车泰行7号，在这所新医馆的出口处写着“博济医院(Pu，AilYuan，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为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当时外人仍称为(Ophthalmic Infirmary，以后定名为The Canton Hospital(广东医院)（Edward V.(iulick，Perer Parkerand Openingif China，P.55)。道光十九年(1839)，中英因鸦片之事关系紧张，伯驾因替林则徐间接治愈了疝气病，而使林则徐对博济医院倍加赞许，伯驾也因此继续留在医院工作。道光二十年(1840年7月5日)伯驾回国，博济医院遂中止了工作。
　　四、中国与东南亚医药的交流
　　越南在15世纪以前，常采用中国的原版医书，之后，他们开始自己编印医书。据《越南史要》所载，黎朝宰相之子黎有卓，热心医药，爱好中医，尊崇《黄帝内经》。在此基础上，他又刻苦钻研冯楚赡的《冯氏锦曩秘录》、张景岳的《景岳全书》、赵献可《医贯》，结合临床经验，编成了《海上医宗心领全帙》66卷(1770)。该书内容丰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越南人还撰有《南药考辨》、《南药神效》等书，吸收了中国医药的学术思想。中国医学大约在13世纪中叶速古台王朝时就传入泰国，在侨居泰国的华人中，就有通晓医药的，在阿瑜陀耶王朝时(1350～1767)，在都市中就有华侨出售中国药材。广东省澄海县东里乡旅泰的李松青是有名可考的第一个代客煎药赠医的华侨医生，他在曼谷创办李天顺堂药材店，世代相传，成为药业世家。
　　《清史稿·暹罗传》记载了入贡的有沉香、冰片、犀角、通大海、龙涎香等十余种海药，清廷曾回赠给人参等，并对暹罗药商予以优惠待遇。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7-9 09:30:24

近代卷（中医）近代中医教育
第一节晚清时期的中医教育

　　近代中医教育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从清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开设同文馆、太医院教习厅复设医学馆，至光绪末年各地出现的中医社团组织，为官办医学教育延续及民办中医教育之兴起。
　　第二阶段北洋政府时期，从民国二年(1913年)神州医药总会晋京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医医药专门学校，l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教育规程案，为我国中医界申请办学立案成功开始。
　　第三阶段民国时期，从1929年至1949年，那是我国中医界在艰难困苦的历程中坚持学校教育、兴办发展学校教育，闯出了一条教育自立的道路，成为中医近代史光辉篇章之一。
　　近代中医教育，当然还包括传统的以师带徒教育，其与中医院校教育并存互为补充发展，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仍占居一定位置。
　　光绪24年(1898年)期间，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变法失败，一切“新政”均被推翻，独京师大学堂获得保存，及至光绪28年(1902年)春张百熙拟《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专门分科课目中，医术列于第七，下分医学及药学两目。
　　京师大学堂为适合医学专门教育需要，旋于1903年规画一医学馆。
　　光绪33年(1907年)将京师医学馆改为京师医学专门学堂，中西学科肄业，各以深造有得，切于实用为宗旨，其应如何补习普通偏设课程，酌定年限，由学部遴员详议。但由于当时我国无论是中医教育或西医教育，都缺乏办学经验，学部无法具体厘定各门科目教学规程，遂将京师医学专门学堂学生全部送日本学习，朝廷官办中医教育至此暂停。
　　我国近代史上民间最早出现的中医办学机构，是浙江省瑞安县利济医学堂。利济医学堂创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主办人陈虬，字志三，号蛰庐，乐清人，1885年集同志建院于浙江温州府瑞安城东，实欲借学堂为造就人材之地(Lin Qianliang Ear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hools in Moder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1980,10(2):90.林乾良：我国近代早期的中医学校，中华远史杂志，1980，10(2）：90)。
　　1912年医学求益社改名医学卫生社，宗旨更加明确；“联络医界团体，振兴医务教育”。(Teaching Materials of Guangdong Medicine and Beneficence Association Guangzhou Shigi Puhuaiyi Guandong Yamian Edition,1914.广州医学求益社卷，广州十七甫怀驿关东雅面印本，1914),1917年该社衍生“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1918年原求益社同人又创办“广东医学实习馆”，直至1924年，全部归并入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由此可见，近代中医院校实际上诞生于中医药社团组织，而中医药社团组织为谋求自身集团利益又必须创办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培养一批能为该集团利益服务的专门人才。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7-9 09:30:45

第二节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医教育
　　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教育部召开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到会议员80余人。提案92件。同年9月3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学校系统。其后陆续颁布各科学校令。即《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Shu Xincheng. Introductory Remarks in New Education Decree of Republic of China. Shangwu Publishing House,1923:1.舒新城：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例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
　　《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有关医药教育规程令颁布两次。第一次民国元年（1912年)11月22日部令第25号。《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部令第26号《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令》，医药两门各课程学科均漏列中医中药。第二次民国二年(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大学共分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类，医类又分医学与药学两门，也都没有把中医药科列入以内。因此，北洋时期中医教育的焦点，首先是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教育系统漏列中医药案，引发了近代医学史上首次抗争救亡运动。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余伯陶等人，立即和各地医学团体进行联系，至1913年10月有19个省市医学团体响应。并派代表参加“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恽薇荪(北京)、叶晋叔(上海)为代表。此外尚有药业方面，同仁堂、西鹤年堂等参加。代表于1913年11月23日起程赴京请愿。《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近代中医教育史资料。现文摘如下：
　　“为请求建议，呈为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注：指中医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事……”“今者民国肇始，力图自强，我国医药人材，方将与世界各国竞胜争雄，教育部太部定章，于医学课程独取西法，不及中学，此虽迫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别具苦心，然会员等愚以为医药为卫生强种之要素，与国计民生有绝大关系；速举中医中药切实整顿则可，逐如淘汰则不可……”（Medical Journal. 1922,(8):81-86.医学杂志，1922，（8）：81～86）。
　　请愿书全文很长，最后提出八条具体措施，即设立中国医药书编辑社；开设医院；开设中医补习学校；规定诊察手续及立案程式；删补丸散膏丹暨各种药品；设立医药藏书楼、药品陈列所；设药品化验所；编辑医学报等。请愿书结尾曰：“大部为全国教育总司，必能下顺舆情，俯加采择，当无畸轻畸重之虞。所有请求恳请建议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专门学校各缘由，除向教育部恳请，议会请求外，理合抄具简章，吴请俯充批示祗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Medical Journal. 1922,(8):81-86.医学杂志，1922，（8）：81～86）。
　　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群众舆论压力下，1914年1月8日函复余德勋(余伯陶)请愿书。该批示认为：“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诸政，冀可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祝也。”(Chen Bangxia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Medical Book store,1929:138.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医书局，1929：138)。
　　继教育部批复之后，北洋政府国务院于1月16日也发下正式复文：“查中国医学，肇自上古，传人代起，统系昭然，在学术固已蔚为专科，即民生亦资具利赖，前此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来呈述理由五端，尚属持之有故，拟办各宰，亦均具有条理，除厘订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仍仰随时呈明地方行政长官立案，俾资查考以便维持。此批。”（Repl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Council to sheuzhou General Medical Association. Medical Journal, 1922, (8): 89.国务院批答神州医药总会批调，医学杂志，1922，(8)：89）。
　　教育部和国务院的答复，明确表示并非于中医有所歧视、废弃之意，基本同意了全国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准予分别筹办。虽然对中医学校课程要暂缓议定。但原则上已表示准许不加反对。这次请愿的初步胜利，为以后各地中医学校立案成功奠定基础。
　　民国初年我国中医界争取教育立案，虽然未能达到将中医教育列入教育系统之目的，但它迫使北洋政府当局公开肯定中医中药的重要作用，答应中医药学校课程暂从缓议，允许民间中医学校可先行自谋组建。社会各界也给予中医办学以大力支持，从而给中医教育造成了一个较宽松的发展环境，于是有了1915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及1917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内务部立案成功的先例。
　　1915年上海名医丁泽周(丁甘仁)、夏应堂等人发起筹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向北洋政府备案。丁泽周《为筹建上诲中医专门学校呈大总统文》。
　　丁泽周呈文，反映了我国近代中医界办教育的勇气及呼声。其以简练文字，论述了创办中医教育目的意义、途径方法，需融汇中西教学之所长。全文层次分明，铺叙委婉，北洋政府接文后交教育部及内务部作谨慎批复。教育部复称；“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设学堂而造士，兼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内务部批云：“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自所赞同，应准备案，俟该校课程拟定后送部核查可也。（Symposium of TCM Education. Shanghai Research Society of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1939: 2～3.中医教育讨论集，上海中西医药研究社，1939：2～3）。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1917年正式招生上课，谢观首任校长，所聘教师曹家达、丁福保、陆渊雷、黄体仁、余听鸿等，均有名望。l931年学校改名上海中医学院，丁济万继任院长。
　　广东近代的中医教育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其影响力仅次于上海。1913年2月，广东中医药两界人士联合粤九大善堂力量，假座广州十八甫路爱育善堂，商议筹办粤省中医中药学堂事宜：“闻因教育部颁布医药学堂章程，专西遗中，该堂院等拟办中医中药学堂，以期研究。”(Records of Guangdo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o Build a School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Chinese Pharmaceuticals. Guanghua Medical and Health Journal, 1913, (8):50.广东九总善堂院集议筹办中医中药学堂汇录，光华医事卫生杂志，1913，（8）：50)。
　　1913年3月，省港药材行及广东中医界假座广州上九路张大昌寿世会馆集议，即席决定成立“中医药学校省港筹办处”，一致公推广东近代著名教育家卢乃潼任筹办处主席(总理)，以资责成筹办广东中医专门学校。19l6年上海方面传来中医专门学校内务部立案成功消息，1917年冬卢乃潼亲赴北平拜会内务部余某，从1915年至1928年，各地兴办的中医院校还有河南中医专门学校、湖北中医专门学校、福建中医专门学校、长沙明道医学校等，惜未见有更详细的文献资料。这一时期我国中医办学教育仅属初建起步阶段，有关教学上许多问题如教材编写、课程设置、学科建设、师资培训、附属医院创办适应临床教学需要等等，仍存待于以后发展成熟。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7-9 09:31:02

第三节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医教育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取代北洋政府成立南京政府。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会议讨论了余云岫等四人提出的四个废止中医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分为甲乙丙三项，其中乙项为“禁止旧医学校”。同年4月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布告第八号，饬令中医学校改称传习所，此项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之内，即无庸呈报教育机关立案。
　　国民政府教卫二部公开压制中医教育，给民国时期的中医办学增添极大的困难。在这重重障碍下，我国中医药界一方面以办学形式进行艰苦的抗争，把兴办教育作为自救的途径；另一方面更加深入地进行医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从而丰富充实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内容。
　　医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医教育尤其如是，各地中医院校创办伊始，即把附属医院建设摆到议事日程。
　　1．上海广益中医院
　　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正式招生开始上课，为扩充培植国医人才，谋求师徒传授改进之计划。校长丁甘仁及其子仲英于1921年创设上海广益医院，地址南市方斜路，其后又创设广益中医北院，丁仲英任南北两院院长，主持院务，督率同人，既赠医施药于贫苦民众，又临症授徒于莘莘学子，实开中医设立医院之先声。（Ding Zhong Ying significance of open campaign of Candidates for deputy to the National Congress. Guanghua Journal of TCM, 1937,4(9):3.丁仲英：国大代表候选人公开竞选之意义，光华医药杂志，1937，4（9）：3）。
　　据何时希先生回忆：广益医院以南院为主，有高等病房，收费为日一二元，由程门雪为主任，负责医疗事务，屡挽危症。当时颇著声望，缙绅富豪有病者趋之；二等病房每床来日几角钱，重病亦有主任诊治。另有一奇特的三等病房，多为绅商损款所设，病人系老弱、瘫痿广益强院接受之，则捐款有来源也。
　　广益医院不仅是中医专门学校临症教学基地，也是上海中医学会会员活动场所。近代名医丁仲英、谢利恒、曹颖甫、徐访儒、秦伯未、余继鸿、程门雪等。经常在此分析疑难病案，主持学术讨论。从1921年至1925年，一共进行26次临床病例讨论。如1924年l2月1日为该院第23次讨论会之期，参加者50余人，余继鸿任评议长主席，秦伯未充当临时记录员，曹颖甫、傅雍言、郭立名等人就喉科白喉一症如何消退喉中白腐问题提出自己学术见解。（Qin Bowei Record of 23rd conference Chinese Journal of TCM, 1924 (10):2.秦伯未：第23次讨论会纪事，中医杂志，1924，（10）：2）。
　　1926年，丁甘仁创建的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在国内已颇具影响。丁氏办院宗旨一是使在校学生有实习机会，二是嘉惠贫病。丁氏逝世后，后人撰《丁甘仁墓表》记曰：“欧风东渐以来，厌故喜新者，每讥中医蹈于虚，非若西医验诸实，先生雅不以为然，惟中医良莠不能齐，且西医院校遍沪上，中医独寂无所闻，亦未尽整齐鼓舞之方。于是创设中医专门学校、女子中医专门学校以毓才；复建南、北广益医院以施诊，而廷名师肩其任。学医者业既日精进，而慕院校之裨益人民者，闻风相继起。”（He Shixi. Famous Physicians in 3 Generations of Ding's Family in Menghe. In Medical Forest over se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3.何时希：孟河丁氏三代名医,见：上海医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
　　及至1930年，丁甘仁次子丁仲英，又创办华隆中医院及华隆分院作实习医院，该院开设有病床供患者住院留医用，并且特别强调；“本院聘请医校毕业名师授徒之医师为住院医生，每日诊察一次。（Ding Jiwan. Advertisement of Hualouq Hospital of TCM. Hygiene Newspaper, 1930,2(17): Back cover.丁济万：华隆中医院广告，卫生报，1930，2(17)：封底）。这是目前所见到有关近代中医院校毕业生任病房住院医师查房制度的最早文献记录。
　　2．广东中医院
　　广东中医院筹建于1927年3月，是我国近代史上办院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中医教学医院，省港药业同人《筹建留医院捐册弁言》曰：“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成立已三年矣。惟学医需求实习，故留医院之设，万不容缓。本校已相定对门第l01号门牌之屋，阔三间过，后门通大德马路，为医院地址。然购地建筑开办之需，非五万金不可。本校当日购地六亩余。建筑费及置图书标本校具，共耗十万金有奇，此时实无余款，故不得不为将伯之呼，此举为培植医材慎重人命而设，而相传四千余年之医学，岁销数万万金之药材，即藉以保全，善莫大焉。尚冀倾囊，不胜盼祈。”(Foreword of the donation record For Establishment of Hospital with Ward. Chinese Journal of TCM, 1927, (3):107.筹建留医院捐册弁言，中医杂志，1927，(3)：107)。
　　从1927年至l933年，省港两地中医界人士及海外粤籍华人纷纷捐款，银元送往广州一德西路位元堂药材号、大平街裕荣银行号，香港文咸东街广丰和药材行，永乐西街联益行等收银处。数年间共集腋银元25万。至1933年9月方才正式建成广东中医院行落成开幕礼。（News of Hospitals. Bulletin of Guangdong school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Chinese Pharmaceuticals, 1937,(9):50 医院消息，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刊，1937，(9)：50）。
　　广东中医院地址广州市大德路，占地300平方米，楼高三层，内有大小病房20间，病床30多张，另设有各科门诊、药房、治疗室、护理室、煎药室、太平间等，成为当时较有规模的中医医院。住院医师多为该校毕业生，如李仲守、张阶平、林夏泉、罗元恺、司徒铃等，后都成为广东省名老中医。
　　三十年代，是我国中医办学教育高潮时期，随着教材编写、学科建设、附属医院创办成功，中医院校在数量上较为迅速的发展。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兴办的中医院校、讲习所或学社共计有八十多所。该时期中医办学的兴起，其背景与1929年余云岫废止中医案禁止旧医学校设立有关，办学成为中医抗争的手段之一；而更重要的是，教育在整个中医事业所处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7-9 09:31:20

第四节中医院校简介
　　1、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筹建于1915年，经两年筹备于1917年正式开学。谢观首任校长。
　　1931年，该校改名“上海中医学院”，由丁甘仁次子丁仲英任董事长。1937年，丁仲英回顾自1917年来办学的经过：“民国六年，先君有鉴于国医学术，仅恃师徒传授，无以宏奖精粹，力求扩充培植国医人才，谋改进之计划，固国医之阵容起见，遂与仲英等发起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购地建舍，筚路篮缕，极尽苦心孤诣之能事。历年以来，毕业于斯校者，迄今无虑数千人，实倡海内中医办学之先声。”（丁仲英：国大代表候选人公开竞选之意义，光华医学杂志，1937，4(9):3）。
　　2、上海中国医学院
　　上海中国医学院创办于1927年12月，由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严苍山等人发起，章太炎先生鼎力赞助首任院长。
　　1929年6月，中国医学院由上海国医公会接办，会长朱南山带头捐款8000银元，自是更获全沪医界支持，院务日益发展。(Administrative affairs of china medical college. Guanghua Medical Pharmaceutical Journal, 1937,4(3):2.中国医学院院务概况，光华医药杂志，1937，4(3)：2)。
　　1935年，上海中国医学院由朱鹤皋任院董事会主度，薛文元任院长兼教务长。
　　上海中国医学院办至1939年9月，由郭伯良任最后院长，共有毕业生12届（Autograph Album of Graduates in 12th Class of shanghai China Medical College. Dean's Office of China Medical College,1939.上海中国医学院第12届毕业纪念刊，中国医学院教务处，1939）。合计12届，人数将达400。
　　3、上海新中国医学院
　　由近代名医朱南山筹建于1935年12月，1936年2月正式成立。该院“以研究中国历代医学技术，融化新知养成国医专门人才为目的”（Regulations of Board of Trustees of Medical College of New China Bulletin of TCM,1936,3(11):39-40.新中国医学院院董事会章程，国医公报，1936.3(11)：39-40）。
　　该院与上海其它中医院校最大区别是设立研究院。该研究院“以实现国医科学化，养成国医高深人才以供社会需要，并以科学方式证明国医理论及治疗经过，以供世界医学者之研究为宗旨。”（Regulations of Research Institute in Medical College of New China. Bulletin of TCM, 1936, 3(11):39-40.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章程，国医公报，1936，3(11): 39-40）。
　　4、浙江中医专门学校
　　浙江中医专门学校1916年由杭州中药行业发起筹建，1917年正式招收学生，近代著名中医学家傅懒园首任校长兼医务主任。
　　傅懒园(1861—1931)，名崇黻，绍兴人，举人出身，官至教谕，后弃儒从医，精内妇儿科。民国初年傅氏联络浙江中医药界人士，集资创办中医专校，在杭州两处开设赠医所。傅氏认为：“欲振兴中华医药，当先注重人才”，学校为造就人才唯一之机关，国家之强弱，学术之进化，莫不唯教是赖。
　　浙江中医专门学校至1937年停办，前后办学21年，共招生20班，计学生425人。
　　5、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
　　兰溪中医专门学技创办于1919年。第二年由当时校长诸葛超(字少卿)前往上海，恭请名医张山雷来校任教务主任。
　　6、北平医药学校和华北国医学院
　　1930年，北平中医界名宿共倡创办“北平医药学校”。1931年改名“北平国医学校”，萧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今墨任副院长。
　　1932年春，施今墨、魏建宏、刘肇甄、陈公素诸先生创立华北国医学院。
　　7、四川国医学院
　　四川国医学院创建于1936年，它在十余年中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至1949年，累计招生23班，先后共培养学生近千人。
　　8、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是由省港药材行暨广州中医知名人士共同倡议创办的中医高等本科专业学校。该校筹建于1913年，并于1916年10月正式成立中医药学校省港筹办处，公推卢乃潼、李蓉生为广州筹办处总理，伍耀庭、曾思普为香港筹办分处总理，以专贵成。
　　中医药学校省港等分处成立后，粤省署迟迟未肯办理学校立案事宜。1917年冬，总理卢乃潼亲赴北平面见内政部长，几经艰辛努力，始获成功。1918年1月15日，奉内政部第l98号批文，应准如呈立案。1月27日，又接粤省省长公署第151号批文，准予备案候行省会警察厅切实保护。
　　1924年9月15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举行开学典礼，首任校长卢乃潼发表演讲：“中国天然之药产，岁值万万，民生国课，多给于斯，傥因中医衰落，中药随之，其关系至大，本校设立之宗旨，习中医以存中药，由中医以通西医，保存国粹。维护土货，以养成医学之人才。”这是卢氏对学生的训词，也可以说是省港中医界创办教育之目的。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至1955年停办。三十年来共有毕业生21届571人，曾学课于该校者322人合计893人，培养大批优秀中医药人才。
　　9、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
　　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于1924年，前身是广州医学求益社、广州医学卫生社、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等社团教育组织，至1924年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即孙中山领导之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内政部备案，改称为专门学校正式招生上课。
　　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与广州地区社会慈善机构“九大善堂”关系密切。
　　10、铁樵函授中医学校
　　该校由近代名医恽铁樵创办。1925年，恽铁樵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及其弟子张破浪共同组织“中国通函教授学社”，地址设在上海英租界西藏路大顺里509号，是年即通函教授学员250名，所发课本有章太炎编写之《杂病新论》、《伤寒论要义选刊》及恽铁樵编写的《内经要义选刊》等。（Wu Houxin. Study on Yun Tieqiao, a Medical scholar in Modern China. Graduate Thesi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88 Class in the Institute of Medic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Academy of TCM.吴厚新：近代中医学家恽铁樵研究，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究所88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1：17.）。1925年秋，恽氏发表“创刊函授学校宣言”，其后通函受业者多达六百余人，入学者遍及神州，南洋诸国亦多有遥从。编写面授讲义计有《伤寒论讲义》、《内经讲义》等20种。
　　1928年，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停办。1933冬，又经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重办，问业者达三百人，并主编《铁樵医学月列》，发行20期，内设论说、学员课艺问答等栏目，成为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以函授形式办学影响最大的中医学校。

lixunhuang · 发表于 2009-7-11 23:53:38

现代部分怎么发不了，“对不起，您填写的内容(如签名、帖子、短消息等)包含不良内容而无法提交，请修改。”郁闷！

好学先生 · 发表于 2013-7-28 20:44:30

嗯好，很详细

[理论著述] 中国医学通史（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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