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传教士对汉语语音发展的贡献

清河郎中

传教士是文化传播的使者，在明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来华的传教士逐渐增多，他们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把西方的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物理、哲学、建筑、医学、绘画等诸多科学知识带到了中国;同时,又把我国悠久的文化思想介绍给了西欧。语言相通是文化交流的先决条件，来华的传教士首先要面对汉语的挑战。


一、         明代传教士让汉语引起重视


    成吉思汗的西征和十字军东征，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激发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研究的热情。这一热潮的推动者主要是传教士和旅行家。到了明代，也就是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旧教国家同罗马教会结成了旧教同盟,并于1540年成立了耶稣会。该会不断向国外发展,中国也成为重要的发展对象。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朝的意识形态结构,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汉语作为一种纽带和桥梁,是传教士首先要必须掌握的东西，同时传教士也让汉语得到了某些新的发展,让汉语汉字汉文化得以在西方世界大展其风采。


二、         明代传教士对汉语研究上的贡献


    十六世纪之前，西方人对汉语并无研究，没有一本专门的著作，只有一些零星地、很不起眼的记录。意大利传教士柏朗嘉宾被法国汉学家韩伯师认为是西方第一位介绍中国语言和文献的人，他之后的人对汉语的介绍也是凤毛麟角，多是印象式，甚至混淆了汉语和蒙语。从明代开始，传教士的努力让西方人对汉语有了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汉语起源问题的论争和编写汉语书籍。对汉语起源的论争是欧洲汉语研究和整个汉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事实。传教士在编写汉语有关著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无论是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极大的影响。编写了大量的词书、语法书等。


三、传教士对汉语语音研究的贡献


在明代西方人在汉语语音方面的成绩，主要有：

    第一,利玛窦等人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创造了在汉字旁加注罗马字母拼音的方法,以便使自己看到拼音就能正确读出汉字,从而为欧洲人的认读汉字和学习汉语提供了便利。
    张清常教授指出:“在明朝安徽程君房《程氏墨苑》里收入了利玛窦在1605年写的文言文四篇。前三篇宣传基督教义,后来教会把前三篇合为一卷名为《西字奇迹》。这四篇文章逐字用利玛窦所创制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给注上了音。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用罗马字母完整系统的拼写汉语汉字的宝贵材料。利玛窦的这套拼音方案,原件是未被发现,但可以从这四篇文章的逐字拼写归纳出其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利玛窦、金尼阁制订上述拼音方案的本意在于给西方传教士使用,这种新创造后来在中国,在世界上所产生的巨大深远影响,乃是当初他们意想不到的。”

    第二，大量的词书为语音学研究留下了丰富材料。

    词书在语音方面贡献很大。十六世纪开始，西方人曾编写过六十多种汉语或汉外对照类词书。欧洲人编写的每一部中外合璧字典是西班牙人拉达根据泉州土音用西班牙文编著的《华语韵编》，这对研究闽南话的发展是很好的历史资料。影响较大的是利玛窦和罗明坚合编的《葡汉辞典》，该辞典先列葡语词条，后列罗马字汉语拼音，最后列汉语对应词，杨福绵曾指出，《葡汉辞典》“可能是学习中国官话的第一部双语辞典。”这个辞典的价值就可见一斑了，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其中的对音来研究明代的官话语音。还有多种语种对照的词典，这些词书为汉语语音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材料。

    第三，促进了汉语韵书的改革。

    法国传教士、比利时人金尼阁撰写了一部反映分析汉语语音的韵书《西儒耳目资》，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为汉语音韵学开辟了一条音素化、精密化的崭新的途径，基本摆脱了中国传统韵书的表音法反切法的局限，成为研究明末实际语音的最好的材料。其中的罗马字母注意符号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源头。
    罗常培先生认为，利玛窦的罗马注音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在中国音韵学发展史上，“跟以前守温参照梵文所造的36字母”，后来李光地《音韵阐微》参照满文所造的“合声反切“，应“具有同等的地位”。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把历代认为神秘的音韵学弄得浅显多了，当时的音韵学家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还影响到近现代西方汉语研究和我国的文字改革。

    其实，最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先进的语言学理论，让中国传统的语言学或者说是语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的理念，带来了历史比较的角度，观念上的变革让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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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教士是文化傳播的使者，在明代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來華的傳教士逐漸增多，他們對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把西方的天文、歷算、地理、數學、物理、哲學、建築、醫學、繪畫等諸多科學知識帶到了中國;同時，又把我國悠久的文化思想介紹給了西歐。語言相通是文化交流的先決條件，來華的傳教士首先要面對漢語的挑戰。

1.明代傳教士讓漢語引起重視
　　成吉思汗的西征和十字軍東征，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激發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研究的熱情。這一熱潮的推動者主要是傳教士和旅行家。到了明代，也就是16世紀上半葉，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舊教國家同羅馬教會結成了舊教同盟，並於1540年成立了耶穌會。該會不斷向國外發展，中國也成為重要的發展對象。西方傳教士的來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明朝的意識形態結構，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了衝擊，漢語作為一種紐帶和橋梁，是傳教士首先要必須掌握的東西，同時傳教士也讓漢語得到了某些新的發展，讓漢語漢字漢文化得以在西方世界大展其風采。
2.明代傳教士對漢語研究上的貢獻
　　十六世紀之前，西方人對漢語並無研究，沒有一本專門的著作，只有一些零星地、很不起眼的記錄。意大利傳教士柏朗嘉賓被法國漢學家韓伯師認為是西方第一位介紹中國語言和文獻的人，他之後的人對漢語的介紹也是鳳毛麟角，多是印象式，甚至混淆了漢語和蒙語。從明代開始，傳教士的努力讓西方人對漢語有了新的認識。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對漢語起源問題的論爭和編寫漢語書籍。對漢語起源的論爭是歐洲漢語研究和整個漢學發展史上不可忽視的事實。傳教士在編寫漢語有關著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績，無論是語音、詞匯和語法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當時和後世都產生極大的影響。編寫了大量的詞書、語法書等。
3.傳教士對漢語語音研究的貢獻
在明代西方人在漢語語音方面的成績，主要有：
1.利瑪竇等人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創造了在漢字旁加註羅馬字母拼音的方法，以便使自己看到拼音就能正確讀出漢字，從而為歐洲人的認讀漢字和學習漢語提供了便利。
　　張清常教授指出:“在明朝安徽程君房《程氏墨苑》裏收入了利瑪竇在1605年寫的文言文四篇。前三篇宣傳基督教義，後來教會把前三篇合為一卷名為《西字奇跡》。這四篇文章逐字用利瑪竇所創制的羅馬字母拼音方案給註上了音。這是歷史上第一份用羅馬字母完整系統的拼寫漢語漢字的寶貴材料。利瑪竇的這套拼音方案，原件是未被發現，但可以從這四篇文章的逐字拼寫歸納出其聲母、韻母、聲調系統。”利瑪竇、金尼閣制訂上述拼音方案的本意在於給西方傳教士使用，這種新創造後來在中國，在世界上所產生的巨大深遠影響，乃是當初他們意想不到的。”
2.大量的詞書為語音學研究留下了豐富材料。
　　詞書在語音方面貢獻很大。十六世紀開始，西方人曾編寫過六十多種漢語或漢外對照類詞書。歐洲人編寫的每一部中外合璧字典是西班牙人拉達根據泉州土音用西班牙文編著的《華語韻編》，這對研究閩南話的發展是很好的歷史資料。影響較大的是利瑪竇和羅明堅合編的《葡漢辭典》，該辭典先列葡語詞條，後列羅馬字漢語拼音，最後列漢語對應詞，楊福綿曾指出，《葡漢辭典》“可能是學習中國官話的第一部雙語辭典。”這個辭典的價值就可見一斑了，今天我們完全可以利用其中的對音來研究明代的官話語音。還有多種語種對照的詞典，這些詞書為漢語語音研究留下了寶貴的材料。
3.促進了漢語韻書的改革。
　　法國傳教士、比利時人金尼閣撰寫了一部反映分析漢語語音的韻書《西儒耳目資》，在漢語語音史的研究方面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為漢語音韻學開辟了一條音素化、精密化的嶄新的途徑，基本擺脫了中國傳統韻書的表音法反切法的局限，成為研究明末實際語音的最好的材料。其中的羅馬字母註意符號是漢語拼音方案的源頭。
　　羅常培先生認為，利瑪竇的羅馬註音和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在中國音韻學發展史上，“跟以前守溫參照梵文所造的36字母”，後來李光地《音韻闡微》參照滿文所造的“合聲反切“，應“具有同等的地位”。由於傳教士們的努力，把歷代認為神秘的音韻學弄得淺顯多了，當時的音韻學家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同時還影響到近現代西方漢語研究和我國的文字改革。
　　其實，最重要的是傳教士帶來了西方先進的語言學理論，讓中國傳統的語言學或者說是語文學註入了新的血液，他們給中國人帶來了一種新的理念，帶來了歷史比較的角度，觀念上的變革讓中國的語言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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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河郎中
以下數篇論文論述比較專業，參看：
     
薛志霞. 明末传教士汉语罗马字注音方案性质考[J]晋中学院学报, 2008, (04) .
西洋传教士的汉语拼音所反映的明代官话音系   金薰镐    古汉语研究     2001年 第01期  
肖应云. 明清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文化交流（1582-1795）[D]暨南大学, 2010 .
董明. 明代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及其影响[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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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西文化交流，人們關注最較多的是西學東漸，而對中學西傳的研究並不充分。明清之際的中學西傳有兩次大的高潮，一次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譯介，一次是清後期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譯介。西方傳教士的中學西傳動因有四：一是遠離西方的神秘大國本身對西方人具有吸引力；二是說服教會到中國傳教的必要性；三是教職人員教務報告的客觀要求；四是以中國文化來證通基督教教義。西方傳教士的中學西傳的主要方式是：直接攜帶中國文獻回歐洲；選擇翻譯漢語典籍；著述評介中國文化學人的思想；以報告、書信、日記方式記述日常見聞；編著中英對照字典；編輯出版西方報刊等。傳教士傳播中學的價值取向，前期的譯介興趣，出於傳教必要性的說服要求，極力從山川風物、歷史地理、人口物產、禮儀習俗到制度經濟、宗教哲學、語言文學全方位的樹立“中國形象”，中後期逐漸轉向科技、人文的學術性研究，表現出非宗教目的的更客觀的態度，更積極地闡釋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涵，以希望達到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正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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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官話指以南京語音為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歷史可以追溯到源自東晉的金陵雅音。

南京官話曾經長期是中國的官方語言。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後，中原雅音南移，作為中國官方語言的官話逐漸分為南北兩支。明朝滅元，定都南京，「壹以中原雅音為正」做洪武正韻傳世，即以南京音為基礎音系，南京官話為國家標準語音。由於江南較少受少數民族遷入影響，加之六朝以來南人文化上的優越意識，明代以及清代中葉之前中國的官方標準語以南京官話為主流。周邊國家所傳授、使用的中國語也是如此。明末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所流行的中國話，基本上是以南京官話為標準，直到民國初年西方傳教士主持的「華語正音會」，也以南京音為標準。清末編審國語及民國確定新國音以後，北京官話成為中國官方的標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