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问难”有感

质文刚柔

《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刋登方旭东与黄玉顺关于儒家伦理学的富春山对话文章：《“生活儒学”问难：何为正义？》，阅后，深深感觉：昭明船山学，启通时空性文化接轨刻不容缓，理势必然。

一、黄教授说：“‘义’是不变的，它是永恒的原则；必须要变的是它所指导的‘礼’的建构，也就是制度规范的建构。这就是孔子讲‘礼有损益’”。

（1）研究礼与义，离不开两个与之密切关联一体化的哲学范畴：易与时。易，天道物物化生，连接民生日用；礼的制度规范建构，系于民所共由理道之根本。“易极变而礼惟居常”，易极变，天道元亨利贞诚，有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因物理有事则。一是人事理则，“易简而天下之理则”，即人事结构合理性理则。船山言：“人事尊卑，义奠于位”；二是心性理则，乾刚健与坤柔顺，船山言：“立纲陈常，义辨于事；善恶是非，义判于几”。事则，即人事理则与心性理则的合成。船山言：“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物则，即物理事则，现代哲学言事物的客观规律。事则，出自物理限定，“易全用而无择”，方成“礼慎用而有则”。事则，定在礼制规范的功能价值；“礼合天经地纬以备人事之吉凶”，易变因果，取决于礼的功能限定，方显然义的正当性和适宜性：义辨于事和义判于几。易变贞常，听命于礼；贞常易变，取决于义。礼之义：规范路。不同于仁义意涵，仁心主持的言行指引。义的规范路，决定易变正负向，势之可否成然理有顺逆。所以，“易道大而无惭，礼数约而守正”。礼数约，人事条理简明精要的制度规范，成就生民各正性命的易简理得；守正，心性理则的生民立心于性命分殊，心统性情成就性情相需、体用相函的健顺五常。礼惟贞常，有人事理则和心性理则；义的规范路，取决于立命的易简理得，立心的健顺五常：正当性和适宜性。

（2）时，“时有常变，数有吉凶”，易礼一体的“易兼常变”。因天地万物已然条理，事变当易体，礼体人事理则和心性理则的与时偕行。礼惟贞常，天道元亨，事物运行稳恒常态的物物化生，义的正当性和适宜性彰显其中。常变辩证，“因常而常”，礼惟贞常的天道运行；因变而变，事变体易的与时偕行。非道法自然有无相生的循环往复。常变辩证，天道元亨利贞物物化生不息，知幽明道的文化文明；“常必召变，而变无以复常”，“新故相资新其故”。时中，常变辩证的时空中庸。中庸，“以实求之，中者体也，庸者用也”。“中为体，故曰‘建中’，曰‘执中’，曰‘时中’，曰‘用中’，浑然在中者，大而万理万化在焉，小而一事一物亦莫不在焉”。庸者用，“道之见于事物者，日用而不穷，在常而常，在变而变，总此吾性所得之中以为体之而见乎用”。礼义的制度规范建构，适应着易变天道的物物化生，把握常变辩证的时中体用，易→礼→时→义的逻辑连环，彰显义的正当性和适宜性，所以船山说：“进退存亡，义殊乎时”。

（3）“礼有损益”，孔子研究三代王朝陵替的政制理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汉唐经世致用期，孔子三代损益论流行致用，一是新君王登基，对旧君王时代作损与益的更改。合理损益，新王朝有生气；若损益逆行，无为与妄为，新王朝日见衰落。二是三代有道伐无道的理念流行，治乱循环王朝正常陵替的礼有损益。民本与专制互相制衡的理势并存，社会生产力一直向前。走到盛唐辉煌后，治乱循环的王朝陵替，再不能适应顺乎物则的天下之变；礼有损益内蕴的势成可否，致理有顺逆的因果有不确定性。礼有损益论日渐过时，该被新的文化理念取代。当礼的制度规范发生变化时，义的正当性和适宜性也发生变化，不可能固化一成不变。为何说义有永恒原则的不变性？不管出自“克己复礼为仁”的仁心义举，还是反本成末质正仁心真伪，质实仁义的礼义规范路，仁义礼智信的人道原则，推动天道元亨利贞诚的人事理则和心性理则，都是不可易变的人道伦理学原则。物理事则所发生的物物生化，彰显易礼与时义的理论逻辑深化。“性性为能存神”，成就“物物为能过化”的心物两体理一，原则不变却又与时深化。取代“礼有损益”论：船山的会通古今通义与经世治用。

质文刚柔

二、讨论一体之仁与差等之爱的正当性原则（动机性原则）与适宜性原则（效果性原则），必须要探究两者之间通衢的文化话题：各正性命通贯的天道酬勤。仁礼本体易简理得的各正性命，仁统同的一体之仁；生民立心立命的性命分殊，社会的分工与分配，礼言分有“差等之爱”，不争的客观事实，也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船山提出存在音容天的人物之元，民生利益存有精微之几；存在音容天的鬼神之绍，社会心性有危微之几。合之即阴阳不测之几，不争的心性事实。“天之所齐，不待齐也”，仁统同的各正性命，何以有性命齐同的差等取消？不可能的事！“天之所弗齐，不可齐也”，礼言分，人类社会存在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正视其客观存在，对社会不平等根源的客观潜在持积极态度，提防随时泛滥成灾的可能性。仁统同的各正性命，当“循理而应乎事物”的天理达人欲；也要公平正义于礼明分，以理道定所于生民立心立命人道基础的人欲见天理。各正性命通贯天道酬勤，是探究一体之仁与差等之爱的基础理论：仁礼辩证。
仁礼辩证的对立统一，发生学并没有先后之分。仁礼源根，出自史前社会群居生活的合群与明分。合群，无论在卜筮问天意代人事的混沌时代，还是出现首领，出现王者的权力和权威的道法自然时代，合群是合力同心于生产活动；明分，即使饿肚皮也要顾及他人、群体的共同生存，人性不同质于同类相残的动物性。合群明分的人类本性，自然而然生成质与文的两种属性。“质多文少即为野，文多质少则为史”。孔子开创论理学时代，合群明分的人类心性，传承开新出仁礼的文化心性，心性质文也逻辑更新为中庸质文。孔子及孟荀都言仁礼忠恕，不言一体之仁，孔儒思想的时代局限性。重心是研究人际忠恕的通于人与成于事，尚未进入到合于天与道的一体之仁的理论探究，基础化胚胎期的孔儒体系。宋明理学提出一体之仁的天理论，即开扩了孔儒思维视野的合于天，却又是异变儒学理道的天理浑然与人事当然，成为定理内修唯心教条的专制儒学。传统儒学经过孔儒肯定阶段，宋明理学的否定阶段，方进入哲学圆圈的更新阶段。一体之仁理论即提升了孔儒逻辑，又坚持孔儒民本实学的共由理道。一体之仁与差等之爱，以性命通贯天道酬勤为基础理论，“天道之本然是命，在人的天道是性”。命出自天道本然，性乃命出天道的气质之性。“性者命也，命不仅性也”。在实践活动中，心性增益是人能弘道的尽心尽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学思辨证。思而辨正于穷理，学则思辨务实有才识。学思于实践活动的“气以理生化乎质”，是改变命的客观条件的人文文化，“命日降而性日生”。所以，船山实学心性：“我性自天，不能自亏；我才自命，不能自逸；我情自性，不能自薄”。船山回应并提升《易传》易简理得的性命学，提出人心统性与道心统性的文化理论。“人心统性，天命之性其原，气质之性其都；道心统性，天命之性其显，气质之性其藏”。正因为有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基础理论，仁统同与礼明分的人事易简理得，肯定各正性命出现差等的客观事实，必要避离争名夺利成然不平等现象的泛滥成灾。应对方法：人事机制的机会平等与欲立欲达的礼义忠恕，心性人事两方面周全，真真正正做到易简理得的选贤举能。分配制度坚持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承认差等的客观事实，警防不平等的贫富悬殊伤害人道诚信，以礼明分于须有安排的人欲见天理，推助仁统同的天理达人欲的更无转折。一体之仁的天理达人欲，与差等之爱的人欲见天理：天人诚道与诚信道的文明同道。

质文刚柔

三、关于主体性问题，黄教授认为，夏商周时代是宗族主体，不存在社会主体的个人和个体性；秦汉以后的帝国时代是家族结构的生活方式，不存在社会主体个人和个体性，按黄教授的逻辑该称为家族主体。
（1）请看船山的道体论：“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始奏人，即个体活力人；中奏天，形上導的存在理势天，導向成然的存在音容天，社会主体的形上導层次和形下器层次；终奏物，物物化生与民生日用关联的物物道，“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的物理事则。形下器道的存在音容天与始奏个性人之间，是社会心性人的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即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几，明晰：道心惟微的文化环境，成然人心惟危的心性事实。反过来，人心惟危的心性事实，何尝不在证实着道心惟微的文化环境性质？如船山所言音容者的人物之元，民生利益有精微之几；鬼神之绍，“明有礼乐（性情），幽有鬼神”的心性危微。明确言：始奏人的个性被窒弱，被扼杀，并不等于个性人不存在，个人的主体性不存在，只能昭明其存在的文化性质，证实道心环境的文化性质。所以，宗族主体或家族主体，其实都是社会心性范畴的个人主体与整体主体之间一物两体相成与相反*共向的矛盾关系。社会心性范畴，是社会经济动力源的基础范畴，也是社会文化的人文基础理论。成然社会心性的文化基础，形上文政導的存在理势天。形上与形下两层次主体性并存的中奏天，宗族主体与家族主体的存在音容天成然的心性基础，已融入了形上主体以势成理導向的要素在内，即文政主体導向的一定之理道。理有顺逆，势成可否，成然惟危惟微社会心性主体的文化大环境；反过来，社会心性主体惟危惟微的文化事实，只能昭明其存在的文化性质，也证实形上文政導的文化性质。形上導必然要正视惟危惟微的社会心性隐患的客观存在，礼义明分于易简理得人事理则所依托的机会平等和礼义忠恕，健顺五常心性理则所依托的人道原则和仁心忠恕。违逆人事理则和心性理则引发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惟危惟微的社会心性事实。“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形上導的精粹所在。精，明察惟危惟微的社会心性事实的所以然之理，“阴阳不测之谓神”，神理導向理气的思维辩证，方有精义入神的形上圣神導。一，哲学理一观，“推而准之于无穷，皆是物也”，顺乎物则的终奏物。物理事则的终奏物，限定着始奏人的心性活力。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的物欲观，物质经济与物欲需求文明同步的生活富裕。“理有屈伸以顺乎天”，屈伸物欲的人性本能和心性活能，顺天应人的理势自然与必然。物理事则的终奏物，限定着形上文政導向性质，如何释放个体活力，成就中奏天的创新活力？“势有轻重以应乎人”，应乎人，个体活力释放与整体创新活力成就健顺五常的主体人。“允执厥中”，“中为体，故曰‘建中’，曰‘执中’，曰‘时中’，曰‘用中’”，“大而万理万化在焉，小而一事一物亦莫不在焉”的“浑然在中者”。从建中→执中→时中→用中的中为体，“维天之体即以用，凡天之用皆其体”，终奏物的物物化生，也是各正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民生日用，体用中庸的“允执厥中”。
（2）彰显人的主体性，中奏天有道器两层次的主体性；始奏人与形下器道的中奏天，归属社会心性主体的个体人心（个性）与整体道心（各正性命的个性集合）。定在为永恒常驻的哲学基本问题：存在（音容天的心性主体要素在内）与思维；存在（融入理势天的思维主体要素在内）与意识。对于在三代时代受物则条件限定的宗族主体文化性质，船山言述的孔儒道体论，关注民生日用的物物道，却有着“通于人而未合于天，成于事而亏于道”的时代逻辑局限。通于人是忠恕人际；未合于天，未有一体之仁的仁恕天下。所以有一人之正义和文化正义，收初始成于事之善果，善果不见善终而亏于道。所以，通于人的心性活力，必然存有形上圣神導的理道定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孔儒道体论，传统儒学胚胎期的肯定阶段。
（3）经历汉唐经世致用阶段的盛唐辉煌后，进入宋明衰落期，家族主体的文化性质发生逆道质变，船山言述的宋明理学道体论是：“合于天而不因乎物，则执其常而不达于变”。“不因乎物，则守其常以为明，而不协于芚愚之化”。合于天，一体之仁的天理论；不因乎物，断隔物质经济与物欲需求的文明同步，丧失人性本然和心性活然，断失理有屈伸顺乎天的理势自然而必然。“执其常而不达于变”，儒道合流的道法自然观，“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的天理浑然，“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与船山所说“大而万理万化在焉”的体用中庸成歧路，唯心教条与唯物辩证的学理分殊；“不因乎物，则守其常以为明，而不协于芚愚之化”。不因乎物的一体之仁，执持于天理浑然的尊德性，便有人事当然各正性命的道问学，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以天地本性制限气质之性的天理普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存天理去人欲的定理内修，与船山所说的“小而一事一物亦莫不在焉”的“浑然在中者”成歧路。一体之仁的道德价值观，有民本实学的继善成性与专制以理杀人“而不协于芚愚之化”的学理分殊。两种不同性质的学理分殊，都是从孔儒肯定阶段开出，亟待要正本清源，辨正孔儒的脉理传承，传统儒学哲学圆圈过程的否定阶段和否定之否定阶段。

质文刚柔

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能跨越二千数百年时空，从孔子儒学开出？黄教授认为“儒家用仁爱来给出一切，没有比仁爱更本源的事情了”。从孔子开创论理学时代的角度，的确，“没有比仁爱更本源的事情了”。但是，孔子仁爱也是承前于史前社会群居生活的合群明分，合群于生产活动，明分于群体共同生存的人类本性，仁爱本源的实质性意涵。“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方有仁爱的仁义行，仁爱意涵更有非行仁义的富有日新，离开生活富裕与美好的价值取向，似宋明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儒道佛抑情制欲的善性文化，仁爱意涵止步于仁义行？还是以仁义行的人道原则，推助于天道酬勤的非行仁义？止步于仁义行的一体之仁，宋明理学定理内修的唯心教条；以仁义行的人道原则，推助一体之仁的非行仁义，各正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循理而应乎事物”，民本实学的唯物辩证。史前社会群居生活实质性的合群明分，一是生产活动，二是共同生存。孔子仁爱意蕴的实质，即传承，也开新了合群明分意蕴，显然论理学所蕴涵的人文化成天下的仁爱精神。在孔儒时代仁爱精蕴体现满足富裕生活的需求，物质经济与物欲需求的文明同步。荀子的物欲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易传》的三道三才的仁礼本体，天地人参的易与天地准，成就继善成性的富有日新。当仁爱意涵进入一体之仁的唯物辩证阶段，船山仁恕天下的人道理欲观：“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仁爱精蕴体现在美好生活的日益需求，天人诚道与诚信道的文明同道。继善成性的富有日新，文化文明的生生不息，成就是不知有无而知幽明道的无极而太极，无有一极之无极，无有不极之太极。容光不穷于所受的富有日新，天人之继善；容光不容于所受的各正性命的新新日新，成之者性的文化文明。传统文化转型，儒家仁爱意涵，一体之仁的船山人道理欲观，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也传承开新，须有安排的于天理达人欲的更无转折，与原有的须有安排的人欲见天理，理欲辩证为商品经济时代的人道理欲观：遵循商品经济规律与遵循人道诚信义理一致性原则的文明同道。遵循人道诚信义理，传统优秀文化哲学理一观的时空性文化接轨；遵循商品经济规律，衍生实用性社会科学的系列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心性学、管理学，等等。社会心性和人生观的方方面面问题，都在实用性的社会学科中对口研究。商品经济时代人道理欲观的理论完善，需要哲学理一观与实用社会学科两大学科融会贯通的共同兴旺。比较别人的路，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质变路所发生经济发展的诸种因素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之一：实用性社会学科的发生和发展，配合着哲学观的共向发展。即是说，哲学理一观与实用社会学科的共向发展，是商品经济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百家争鸣的特征，重在于数据统计的事实逻辑为理据，文化新形式的科学特征。

质文刚柔

五、我是站在船山学的理论高度，思考“‘生活儒学’问难”并作“回应”。黄玉顺教授与方旭东教授，都是博士生导师，无论是学术资质与学问根柢远远胜于我。然而，不是站在船山学的理论高度，无可避免的理论弊根。站在船山学理论高度，会通古今通义，才能理清仁爱实质意涵的历史逻辑演变循序的原真理路。史前社会合群明分的两大“仁爱”意涵，合群于生产活动，明分于群体生存，实质性进入到孔儒的仁爱意涵中。孔孟克己复礼为仁的仁礼观，便出现荀子反本成末的礼仁观，以礼义规范路质正仁心真伪，质实仁义的规范验证。质正和质实，明晰合群明分的两大意涵，传承开新出仁爱的时代意涵。精于物者与精于道者的物物道，发展物质经济的生产活动，摆脱凶年免于饿死的生存困境：追求富裕生活，《易传》的富有之谓大业的物质文明。礼义调理的物欲观，物欲需求必与物质经济文明同步，民所共由理道，全体生存的利益共同体，《易传》的日新之谓盛德的精神文明。明晰孔儒发展的原真理路，完成阶段是荀学与《易传》。当进入宋后探究一体之仁的仁爱更高阶段，正视君主专制治乱循环时代的儒道佛互补，治世道德，乱世道佛，文史心性与质野心性对社会心性的折腾和浸淫，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性需要，取代富裕生活的心性需要；需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更需要理道定所的社会文明：制度文明与文理文明。理势天下，该进入传承开新孔儒仁爱意涵的更新阶段：仁恕天下的人道理欲观，天人诚道与诚信道文明同道的美好生活探究。孔儒的脉理传承，传统儒学哲学圆圈的原真理路，完成阶段是船山学。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的现代转型，船山人道理欲观的仁爱意涵，传承开新的更新换代，须有安排的天理达人欲，与须有安排的人欲见天理，理欲辩证的仁爱意涵：遵循商品经济规律与遵循人道诚信义理一致性原则文明同道的美好生活日益需求。从自然经济时代到商品经济时代，仁爱意涵三个阶段的原真理路，历史逻辑演变循序明晰。古今文化转换，中西义理会通，时空性文化接轨理路的基础理论：船山学。两位博士生导师非站在船山学的理论高度，问难与被问难的文化问题也就难圆其说了。传统儒学第一个哲学圆圈被湮没，开出了现代儒学的第二个哲学圆圈。哲学圆圈的否定阶段，曲折反复成残酷的文化事实。时代逻辑的局限性，致思想家耽误了正道。因于君主专制的客观存在，从汉儒初度异化到宋明理学的极度异化，传统儒学历史逻辑循序演变的的客观事实，也是残酷的历史逻辑事实。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理论和船山学出现，走出否定阶段，业已完成的哲学圆圈却被满清文化逆转淹没了。未昭明船山学，未走出第二个哲学圆圈的否定阶段，成然是现时的学术文化大环境。对于现代的文化学者与学人来说，也是残酷的文化事实。百年文化研究乱相路的因果链路，延误了一代代学者与学人的学术生命。多少有天赋学识，学思勤奋敏捷，本可以大展宏愿的学者与学人，因此而被耽搁和埋没，惜哉！痛哉！其实，习主席十九大提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日益需要的文化价值观。不是伸张船山人道理欲观的仁爱情怀？习主席提出的新矛盾论，明晰证理船山的道体论。中奏天理道定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功能见证：释放始奏人的心性活力，开创社会的创新思潮，顺乎物则的终奏物，应对和解决发展的不充分的文化理论。“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的自然之化，“乘乎气而不逐万物之变，生乎自然而不袭古今擬议之名”，应对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文化理论。第二个哲学圆圈更高阶段的完成，时空性文化接轨基础理论的传统优秀文化精华：当昭明船山学。

质文刚柔

六、民所共由理道的本源：生活儒学，生民立命与立心。立命的礼义规范，无论是伦理人道性质，还是物物天道性质，尊卑、长幼、贵贱之间，自然生成的行为规范，约定俗成乃礼俗，形上導是礼法合治的制度规范建构。礼法制度的性质，在大一统的集权时代，非秦王法治妄为，而是荀子礼法合治的王制理想；非汉初文景的无为之治，正视君主专制的历史事实，而是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民本与专制并存，理势制衡的经世致用；非靠近法家的宋明衰落期，忠君报国的尊卑定理，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天命之谓理；非满清文化逆转的君师一体，治学一统，完全法家化的阳法阴儒，而是“天治者，神以依”，势成理者的顺天应人，存在理势天的天地神参，成然存在音容天的天地人参，民本实学的生活富裕与美好。生活儒学有生民立命的礼义规范，离不开有为神道的制度儒学。立心的仁道忠恕，人际诚信的心统性情，“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的仁义行，非行仁义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易传》的富有日新。更有圣神導的天下仁恕，天人诚道与诚信道的文明同道。性情相需的理欲辩证，情贞的以性正情的人欲见天理，情功的性为情节的天理达人欲。非汉儒的屈君伸天重民生日用，却又是屈民伸君失民本心性的富裕需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非宋明理学定理内修的唯心教条，唯心者，断隔物质经济与物欲需求文明同步的人性本然和心性活然，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内修；教条者，儒道合流的天理浑然，成就儒佛合流天理普照的人事当然。理在气先当遵奉浑然天理的道体之大；人事当然于道体之细的各正性命，以天地之性制限气质之性的尊卑定理，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天命之谓理。生活儒学的生民立心，心统性情的人际忠恕，需要理道定所的天下仁恕，人文化成天下的心性儒学。其实，生活儒学的理道本源，与制度儒学、心性儒学三位一体，成道器层次理论的儒学整体。将生活儒学囚禁成道德笼中鸟，实属荒唐。
（1）孔子论理，重心于仁道忠恕的仁礼体系建构，克己复礼为仁“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民可使由之成天命之性的生民立命，不可使知之成气质之性的生民立心。生活儒学的理性雏形：孔子仁道忠恕。孟子传承，重心于心性儒学。定义是：“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言仁有四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言义，反身以诚言强恕，“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仁义行，非行仁义”的价值目标：“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实现价值目标，必要尽心尽性于知天事天，《易传》明晰：穷理（心性外的知天事天）尽性（心性内的尽心尽性）以至于命（性由命生的客观条件）。心性儒学的理性雏形：孟子心性学。荀子传承，重心于制度儒学。礼法合治的王制理想：强国富民的辩证兼全。强国必以富民为基础，“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之”，发展经济方略：“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富民以强国为依归的“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节用以礼，荀子礼义调理的物欲观，精于道者成全精于物者物物道。裕民以政，围绕着礼义明分所作的公平公正原则落实，王制治理措施的制度规范建构，绝不允许损伤强国富民的贫富悬殊现象出现。“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上溢而下漏的百姓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强国？实亡国。“人物之元，鬼神之绍”的存在音容天，有阴阳不测之几，“士庶之穷通生死，治乱循环之数亦大”。强国富民的王制理想，礼法合治的礼主法辅，制度儒学的理论雏形。荀子制度儒学的理性雏形，逻辑连接《易传》的道器层次理论，易与天地准的天地人参，价值观为富有日新的生活儒学。
从孔子重心于仁道忠恕的生活儒学理性雏形；孟子反身以诚言强恕，仁义行，非行仁义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尽心尽性知天事天，重心于心性儒学的理性雏形；荀子的强国富民，王制治理的礼法合治，重心于制度儒学的理性雏形，接续是《易传》道器层次继善成性的生活儒学。三个理性雏形成就孔儒体系历史逻辑演变的原真理路，也是传统儒学基础化的胚胎期。

质文刚柔

（2）君主专制时代也有历史逻辑演变次序。自秦王法治妄为与汉初无为短瞬消失后，进入独尊儒术为祖宗法时代。汉儒重心是制度儒学，荀学与汉儒同论。其实，汉儒的制度儒学非荀子的制度儒学。荀子重在礼义明分的王制治理，强国富民的礼法合治；汉儒倡导的王制治理是屈君伸天重民生日用，屈民伸君失民本心性的富裕需要。进入宋明专制衰落期，宋明理学的重心是心性儒学。推倒荀子出儒坛，传承孔孟集注四书。其实，宋明理学的心性儒学非孟子的心性儒学。止步于仁义行的定理内修，断隔非仁义行的价值目标，“合于天而不因乎物”的存理去欲，违逆人性本然与心性活然的心物理则，非民本实学人文化成天下的心性儒学，而是文化专制的心性儒学。阳明过后返回生活本源的百姓日用皆道，即生活儒学，有正负向。负向是：治世道德，乱世道佛，君主专制治乱循环折腾和浸淫的实惠心性负面，谁当皇帝都要穿衣吃饭的自扫门前雪。经满清文化逆转，以理杀人的文化专制，进一步恶化逆行为民族劣根性。非孔子仁道忠恕的生活儒学，有别于汉唐经世致用时代的生活儒学。五四运动批判错位的现代文化研究乱相路，满清文化逆转所延续法家化的宋明理学后世沿流，负面的生活儒学也在伤害世道人心。生活儒学正道，“为往圣继绝学”的张载正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明清之际民本实学与心性启蒙的文化思潮，“希横渠之正学”的船山实学，以仁恕天下的理道定所，定命定性于仁道忠恕通行的文化大环境，成就生民立心立命的实践理性，“性命一也，理气一也”的生活儒学。是孔儒生活儒学的更高阶层，却被满清文化逆转淹没和荒芜。经历了现代文化研究的乱相路，尚未走出第二个哲学圆圈的否定阶段，尚未能昭明天下。
（3）在孔儒的肯定阶段，生活儒学的历史逻辑演变次序：从孔子论理的仁道忠恕，性与天道一体的生民立命立心；孟子反身以诚的尽心尽性知天事天；荀子强国富民的礼法合治，归入《易传》道器层次的继善成性，孔儒生活儒学理论逻辑的原真理路。进入君主专制的汉后时代，由汉儒重心于制度儒学，宋明理学重心于心性儒学，阳明后理势必然而适全自然，返回理道本源的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正向完成了传统儒学的哲学圆圈；负向的追求实惠人生的自扫门前雪，由满清文化逆转成然五四运动批判错位的现代文化研究乱相路。历史逻辑的文化事件在现代中国重演，走到佛道儒思潮，走到生活儒学的理论探究。毫无疑义，孔儒的原真理路告诉我们，该从生活儒学、心性儒学、制度儒学三位一体的道器理论去研究生活儒学；君主专制时代从重心于制度儒学，到重心于心性儒学，走到生活儒学负向的自扫门前雪，恶化为民族劣根性。告诉我们：该正本清源于唐宋变革逆道倒行、满清文化逆转成然的现代文化研究乱相路，究其因果所以然之理，明晰孔儒生活儒学原真理路和脉理传承，更高阶段是唐宋变革正道的顺天应人。“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天下之疑，皆允介人心者也”。从张载正蒙开出的船山实学，民本实学与心性启蒙的文化理论，天地神参理道定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是仁恕天下定所的文化大环境，成然实践理性的“性命一也、理气一也”的生活儒学，价值观是容光不穷于所受，天人继善之生活富裕和美好；成之者性的心性文化文明。所以，研究生活儒学，必须站在船山学的理论高度，文化接轨而建构生活儒学的理论体系，完成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

质文刚柔

七、“‘生活儒学’问难：何为正义”。单纯是生活儒学的正义，肯定是正当性和适宜性。如孔子的仁道忠恕的畅顺通行，必要摆脱道德定律的治世通行和乱世遗落的因果路。需要仁恕天下的理道定所，人际忠恕得以通行的文化大环境。同样，如何给生活儒学正义意涵的正当性和适宜性得以通行的文化大环境？只能从三位一体的儒学整体角度去明晰正义意涵。
生活儒学，维护人文化成天下的民所共由理道，生民立心立命于天道酬勤的仁礼心性和社会秩序，必须要确立社会正义。孔子言：“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志也”。孔子的心中志，共由理道人文性质的社会正义。
与生活儒学连锁的制度儒学正义，强国富民的王制理想礼法合治。若是上溢下漏致民不聊生，那就失于制度儒学正义成非正义，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有道伐无道之纣，伐非正义的残贼一夫，树立有德者坐天下的制度儒学正义。人民痛恨，制度国法惩处利益抱团伤害民生的官场腐败，制度儒学正义。民本政制的制度儒学正义，即人民正义。
与心性儒学连锁的文化正义，来自人文化成天下的形上文理。
（1）设身处在先秦诸子争鸣的学术环境下，通过解蔽诸子学的”蔽于一曲，闇乎大理”，集成诸子学融入儒学体系中，成就孔儒体系历史逻辑演变的原真理路，清晰生活儒学正义的文化理论。《易传》的仁义人道欲立欲达的礼义忠恕，融入阴阳天道的人事结构合理性理则，尊卑定位生民立命的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不是有文化正义的正当性？仁义人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心忠恕，融入刚柔地道的心性理则，乾刚健与坤柔顺的生民立心，成就健顺五常主体实践理性的物物道，不是有文化正义的适宜性？如何保持文化正义？保证理论指导实践的一致性原则？《易传》所说乾道的易与天地准，如何導向和同于坤道效法乾道的天地人参？基础化胚胎期的孔儒体系，建构是应该之理阶段，“通于人而未合于天，成于事而亏于道”。时代逻辑的局限性，决定孔儒体系必有传承开新的脉理传承。进入君主专制时代，便出现两种不同性质的儒学，也是传统儒学经过当然之理的定理内修，唯心教条的专制儒学否定阶段，方进入哲学圆圈的更高阶段：究因果所以然之理，唯物辩证的民本实学阶段。
（2）当然之理的唯心教条，生民立命的正当性，再不是乾易知，坤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尊卑在位。“圆神，谓变化无方；方知，谓事有定理；易以贡，则变易以告人。圣人体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尘之累。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宋明理学异化易简理得尊卑在位的正当性为尊卑定理，一是儒道合流，不以私意自蔽的浑然天理，真实无妄诚者天道的道法自然，“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乾健而动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难，故为以易而知大始”。无事则其心寂然，易变有事是乾健动因，“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二是儒佛合流的“无一尘之累”，恰如佛门“月印万川”的佛光普照逻辑，宋明理学以天地之性制限气质之性的天理普照，定理内修。再没有生民立心于“循理而应乎事物”的适宜性。“方知，谓事有定理”，所以有人事当然之理，也是“体道之极功，圣人之能事”的天地人参。止步于元亨之有事，不再是利（富有）贞（盛德）价值指向的天地人参。“合乎天而不因乎物”的心物定则错乱，不再有精于物者的物物道，不再有生生不息已然的事物条理。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理在气先的天理浑然，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尊德性的道体之大；各正性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的道德内修，道问学的道体之细。人事当然的尊卑定理，生民立命的天命之谓理，生民立心的天理普照，再没有心性理则健顺五常主体行为的正当性和适宜性。“坤顺而静，凡其所能，皆从乎阳而不自作，故为以简而能成物”。坤顺从阳不自作，无为自然之简能，再没有“柔得尊位”，顺应乾道变化的主观能动之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的“大中而上下应之”。而是合于天道浑然的性即理和心即理。“和顺，从容无所乖逆，统言之也。理，谓随事得其条理，析言之也。穷天下之理，尽人物之性，而合于天道”。合于天道的穷理尽性，非《易传》继善成性的人文化成天下，人能弘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和顺从容的无所乖逆，无一尘之累的存天理去人欲，还有理欲辩证的天人诚道与诚信道的文明同道？还有刚柔健顺主体运行的正当性和适宜性？“不因乎物，则守其常以为明，而不协于芚愚之化”。唯心教条的定理内修，非孔儒“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天道酬勤的生民立命与立心，失去文化正义的正当性和适宜性。

质文刚柔

（3）因果所以然之理的唯物辩证阶段，正义的正当性和适宜性，证验在民所共由理道的义利矛盾和利害因果的哲学问题上。“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义利之分，其为别亦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义利矛盾的动态因，是否遵循对立统一规律？有相成与相反的两种走势。相因之微，民生利益有精微之几，鬼神心性有危微之几。即阴阳不测之谓几的相因之微。正义的正当性依然是生民立命，易简理得的尊卑定位。“人事尊卑，义奠于位”。正视《易传》提出刚柔杂居的人事错位现象。船山提出人心统性与道心统性的矛盾理论。“人心统性，天命之性其原，气质之性其都；道心统性，天命之性其显，气质之性其藏矣”。如何做到易简理得的尊卑在位？“审微而定命之谓神”的天下神参，生民立命所蕴容正义意涵的正当性原则。
“立纲陈常，义辨于事”。关乎各正性命“循理而应乎事物”的“义辨于事”。“人之大患，私与蔽而已”。私意私欲与民意公理之间，得失于人情物理之数者，有善恶因果的相因之微；蔽于一曲的闇乎大理，与古今义理会通之间，是非理蔽也是得失于人情物理之数者，有是非因果的相因之微。“善恶是非，义判于几”。船山言：“刚柔文质，道原并建，大中即寓其间”。道原并建的人事刚柔，立命的易简立本，成就易简之善配至德的中庸体用，性命通贯天道物理事则的事物运行，存在音容天的容范畴；道原并建的心性质文，从孔儒中庸质文，开新出中庸体用的心性质文，立心于性情相需的“性以发情，情以充性”；天道元亨利贞过程的始终相成，“始以肇终，终以集始”，成就“大中即寓其间”的体用相函，“体以致用，用以备体”。实函斯活的活之理、活之体与活之用的健康五常心性主体，存在音容天的音范畴。音容天的刚柔文质，道原并建的体用中庸，何谓心性唯物？“容有迹而音无方”，“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物理事则定在的诚者天道，“中者，体也”；何谓心性辩证？“音以节容，容不能节音”。“天下之疑，允乎人心者也”。如何释放心性活力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时中体用？中者体贞常因乎时，庸者用达成天下变。“体以致用，用以备体”，始终相成于性情相需，中庸体用的适宜性，“进退存亡，义殊乎时”。
“立纲陈常，义辨于事”。事出相因之微，乃“善恶是非，义判于几；进退存亡，义殊乎时”。三义集合，生民立心的适宜性。与“审微而定命之谓神”的生民立命正当性相资相成。正当性原则（动机性原则）是适宜性原则（效果性原则）的客体基础，《易传》言“易简立本”；适宜性原则是正当性原则的主体弘道，《易传》言“易简至善配至德”。正当性与适宜性，文化正义的两大意涵。形上文理導向的人文化成天下，文以理益质礼载道。礼载道，为生民立命的神参天命理道定所，“审微而定命之谓神”；以理益质的为天地立心，神理導向理气的实践理性。仁恕天下的人道理欲观，理所定所的定位定性，忠恕仁道得以通行的文化正义：为生民立命的正当性，机会平等的人事机制，欲立欲达的礼义忠恕；为天地立心的适宜性，健顺五常主体的天道酬勤，“循理而应乎事物”的“物必不屈于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心忠恕，可欲为善，有诸己为信的“欲必不穷于物”，顺应人情物理数者的体用中庸。

质文刚柔

八、船山的人道理欲观，古今文化转换的时空性文化接轨，从自然经济时代须有安排的人欲见天理，开新出商品经济时代须有安排的天理达人欲，国家干预经济时代须有安排的天理达人欲与人欲见天理两体理一的人道理欲观。自然经济时代的船山文化正义，同样开新出商品经济时代的文化正义。
（1）与船山唯物辩证性质的文化正义对立，宋明理学唯心教条定理内修性质的文化非正义，失去正义意涵的正当性和适宜性。宋明理学文化的非正义，在计划经济的文革时期重演。兴无灭资的斗私批修，不是宋明理学存理去欲的不以私意自蔽、私欲自累的逻辑影子？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不是天地本性制限气质之性的逻辑回归？国家统一分配，要你干啥就干啥，不是天命之谓理的逻辑复印？提倡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艰苦朴素，不要指望生活富裕，“合乎天而不因乎物”，“守其常以为明，则不能芚愚之化”，宋明理学道体论在现代社会的历史重现。斯去矣！
（2）进入商品性质的市场经济时代，劳动力流动，人才流动，如何能做到按人的材质定其位，易简理得的尊卑在位，生民立命的正义意涵正当性，依然是现代社会研究的文化问题。研究船山形下器道人心统性和道心统性的性命学理论，就是研究心性人事仁礼一体的生民立命正当性理论；“审微而定命之谓神”，国家仁恕天下须有安排的顶层设计，神参掌控劳动力市场，为生民立命建构健全的市场机制及心性健康和顺的忠恕质文。比较别人的路，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理性回归的质变路，提供了经验集成，围绕着人在其位尽其才质的生民立命正当性问题，诸如社会教育的整体规划和长远规划，如何做到适应性（体用中庸）和前瞻性（大中涵化），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人才效应的生民立命；社会福利机制及再就业的职能培训机制，解决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生活保障及再就业的劳动力资源管理及整体安排；企业管理的劳资和合，如何稳定和开发劳动力资源，关涉到企业创新活力的人事管理及制度建构。员工建议奖励制度，以及企业大学的选拔员工再教育的人才培训机制，等等，看到船山人心统性和道心统性性命学理论的逻辑影子，顶层设计成就“审微而定命之谓神”的逻辑影子。逻辑源流，易简理得，为生民立命的正当性原则。
（3）生民立心的正义意涵适宜性，船山道体论。中奏天限定意义的社会文明：制度文明与文化文明的明明德明诚導，神理導引理气，成然健顺五常主体始奏活力人的诚信明德；神参的理势天，成然的音容天，释放心性活力顺乎物则终奏物，诚信明德适宜性原则实践效应的诚道实德，也是“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义利两体理一的正当性原则并联的适宜性原则。适宜性原则的生民立心，理欲辩证开出心统性情的功贞情路，理道定所的为天地立心，宜人的文化大环境。比较别人走过的路，治理经济危机顽症，促成商品经济规律与人道义理一致性原则的经验集成。传承发展传统优秀文化，释放心性活力顺乎物则终奏物，应对和解决发展不充分的文化理论；“乘乎气而不逐万物之变，生乎自然而不袭古今擬议之名”。“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道体均一自然之化的文化理论，应对和解决发展不平衡的文化理论。应对和解决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文化理论，习主席的新矛盾理论。文化正义适应性原则的为天地立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需求。适应性原则的义利效应：容光不穷于所受的富有日新，继善成性的文化文明。
（4）商品经济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征：于人欲见天理，传统优秀文化的时空性文化接轨，会通古今通义的哲学理一观传承开新；于天理达人欲，实用性社会学科的发生和发展，围绕着心性学、人事学以及经济学（天道酬勤物物道）为传统哲学主干，开出适应商品经济的应用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企业管理学、人事资源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等。哲学理一观是研究文化正义的抽象理论，研究正义具体的文化形态和动态，实用性的应用科学。文化正义：哲学观与应用学科并举的生民立心与立命。从自然经济时代到商品经济时代，文化正义的历史逻辑循序演变有三个阶段：孔儒肯定阶段的生民立心与立命；从张载正蒙，到民本实学和心性启蒙文化思潮的船山学更高阶段：理道定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哲学观与应用学科共同兴旺和发展，依然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立命的正当性，立心的适宜性。立心立命义利矛盾因果的实践效应：生活富裕和美好，文化正义的逻辑源根与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