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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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二）   

  二、潜江、天门的历史地域文化，除了历史被篡改，还因中国的上古史研究背景与方法而被埋没

   

      请看源自《国学复兴网，民间国学交流第一平台/新诸子论坛/第20期》的《长江与黄河：从原生文明的成长到次生混合文明的演进》。导言：郭立新：长江中游是东亚稻作原生文明的发祥地——郭静云教授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述评之文中，介绍中国的上古史研究背景与方法背景，摘要如下：

     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起源故事。诸如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或神话故事，对于群体身份认同、政治道统与社会秩序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因此而经常被意识形态化。相应地，对这类话题的关注和讨论远非只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研究者的专利，而是由来以久，源远流长，以致于今天能够了解到的故事，大多已经过长期的、各种有意或无意的加工与再创造，层累地造就，或早已远离历史的真相。

    在现代之考古学出现前的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上古知识，都源自传世经典文献。这些文献史料大体定型于战国秦汉之际，往前延伸到西周晚期，往后下延到两汉。如何看待这些传世文献？它们产生于什么时代？所记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围绕这些问题，人们很早就对传世文献进行考证，清之考据学的发展更是将先秦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补考证工作推向一个高峰。二十世纪初在西学东渐风气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下，发生了疑古与信古的争论，对现代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学科走向发生重大影响。疑古派看到了上古历史传说之神话性的一面，而信古派则看到了上古历史文献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

     在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先生看来，历史上存在过一个长期对文献所载古代史进行系统造伪的过程，所以要破除对经典的迷信，要对古书进行辩伪，提出古史研究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可惜的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好处于帝国崩溃、国家积弱、民族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社会急需用古史的辉煌来重建国人的信心。疑古派的这些真知灼见，除了古书辩伪工作一脉相承而屡有建树外，其他主张则大多在信古的意识形态中，在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中，在释古的具体实践中，被搁置于一旁。

     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殷墟的发现和发掘，对上古史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的走向有很大影响：信古重新成为主流，考古学被定位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的辅助学科。

     1917年，王国维利用小屯出土甲骨考证《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这一研究给后世留下两项重要遗产：一是提升了国人认定文献所载三代历史为信史的信心，二是其所倡导的地下材料与史籍记载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大行其道。具体到夏商研究，便出现以文献为主导、考古材料相配合的学术论证与认识演绎过程：“既然商代历史和《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已为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史记·夏本纪》中夏代世系也非虚构。事实上，这已成为王国维以来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这样的共识与其说是实证的结果，勿宁说是一种情结。”既然认定文献可信且夏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可以依据文献所载夏的活动范围来寻找到夏的遗存。虽然传世文献并没有具体指出夏在何处，但因后时代国家的中央地点，影响了后人对先秦传世文献的认识，将“夏”视为最早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发现的相当于夏时期的遗存就应该是夏文化。在此背景下，看起来无论在时间与空间都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二里头遗址便被认定为“夏”文化，郑偃(即通常所谓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则依据同样的逻辑被认定为早中商都邑。今天，这样的观点已写进教科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为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历史“情结”和定见。

        ……

    在传世文献形成之关键时期的周秦汉时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关中和郑洛。这种地理上的意识形态，也同样投射到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之中。无论这些文献所载之当世之事，还是其对上古神话进行诠释时所表达的空间观念，无不为以周秦汉唐以来大帝国的巨大空间作为舞台和背景，以郑洛为天下中心，而将山东地区比附为东夷之地、两湖为南蛮之境。这种中原中心观念根深蒂固，其影响可见于两汉以来迄今几乎所有上古史领域。

  上文中提到的历史背景与研究方法归纳如下：

    1、由来以久，源远流长的历史，以致于今天能够了解到的故事，大多已经过长期的、各种有意或无意的加工与再创造，层累地造就，或早已远离历史的真相。

    2、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上古知识，都源自传世经典文献。而这些文献史料大体定型于战国秦汉之际，往前延伸到西周晚期，往后下延到两汉。如何看待这些传世文献？

    3、在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先生看来，历史上存在过一个长期对文献所载古代史进行系统造伪的过程，所以要破除对经典的迷信，要对古书进行辩伪，提出古史研究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但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好处于帝国崩溃、国家积弱、民族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社会急需用古史的辉煌来重建国人的信心。疑古派看到了上古历史传说之神话性的一面，而信古派则看到了上古历史文献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信古派占了上风，一直左右着中国人对历史的思维和看法。

    4、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殷墟的发现和发掘，对上古史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的走向有很大影响：信古重新成为主流，考古学被定位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的辅助学科。

     5、既然认定文献可信且夏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可以依据文献所载夏的活动范围来寻找到夏的遗存。虽然传世文献并没有具体指出夏在何处，但因后时代国家的中央地点，影响了后人对先秦传世文献的认识，将“夏”视为最早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发现的相当于夏时期的遗存就应该是夏文化。在此背景下，看起来无论在时间与空间都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二里头遗址便被认定为“夏”文化，郑偃(即通常所谓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则依据同样的逻辑被认定为早中商都邑。今天，这样的观点已写进教科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为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历史“情结”和定见。

    6、在传世文献形成之关键时期的周秦汉时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关中和郑洛。这种地理上的意识形态，也同样投射到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之中。无论这些文献所载之当世之事，还是其对上古神话进行诠释时所表达的空间观念，无不为以周秦汉唐以来大帝国的巨大空间作为舞台和背景，以郑洛为天下中心，而将山东地区比附为东夷之地、两湖为南蛮之境。这种中原中心观念根深蒂固，其影响可见于两汉以来迄今几乎所有上古史领域。

    7、在（夏商周）三代研究中，还有一种倾向：动辄将考古材料对标中原，且以郑洛中原为中心而认定相似的文化因素一定在郑洛中原出现早；而在郑洛中原地区，在一元史观主导下一定要将可能同时并存的多元主体纳入到先后有别的单线历史框架中。这使得考古区系类型学研究，特别是年代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经常带有意识形态和先定论色彩：将郑洛中原地区考古遗存的相对年代定得早，而将周边地区同类遗存的相对年代主动拉晚以配合中原中心观。可是，这种年代学结论经常与碳十四测年数据相龃龌。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界普遍更愿意相信类型学所做的年代分析，而无视通过科学方法测定的碳十四年代；或选择性应用碳十四年代或简单否定之，而不是细致深入讨论碳十四年代的局限性和应用范围、应用规则等。

     简而言之，夏商的文字历史是到周代的战国时期被伪造的，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而我们却深信不疑。我们的学术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问题，对南北文化的关系问题，从古至今，要么就是黄河是中华文化的母亲河，后来，承认了长江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则一直处在“重（黄）河轻（长）江”、“重龙轻凤”、“重北轻南”的氛围中。且不说现代，即使古代也是如此。例如《诗经·南风》在《毛诗序》中注解说：“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这就是《诗经·南风》有名的“南化说”起源，而北宋诗人苏辙则理解为“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汉之间，服从之国日益耳。”（见苏辙《诗集传》卷一）大意是说，江汉平原的民歌之风，是文王的风化结果，且是从北边传到南方来的。这可能吗？！江汉平原还有自己的文化吗？！我们的方言、语音也是从北方传来的吗？

    我以前曾说过，在湖北的荆州地区，方言语音以潜江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离潜江越远，语音变化越大，例如潜江与天门、沔阳的方言语音就不同，已经有了一些变化，这种自然的人文现象是不可忽视的。潜江的“鸡鸣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有史可查的，潜江的方言“兮”在《诗经》和《楚辞》、古诗词中历历在目，这些应该与郭静云教授撰写的专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不谋而合。天门发现的“石河文化”与潜江的这些独特的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只不过郭静云教授撰写的专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是从考古角度，我提出的是人文现象。

     然而，到底是北方的文化影响南方的文化？还是南方的文化影响北方的文化？江汉平原的上古文化，在郭静云教授撰写的专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中，提出了什么见解，来冲破上述的“上古史研究背景与方法”呢？

     郭静云教授之所以没有被文献记载和考古界之主流观点所引导，与作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在评述者郭立新先生进行的归纳总结中，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白纸方法，忘记一切“常识”，不用任何预设或成见。作者认为，研究“问题”只能始于对材料的观察。理论、范式或任何解释模型不等于事实本身。如果一开始就只认定一种认识框架，然后只在这个框架中获取材料、观察思考，其结果只会自我强化这一框架，以致臻于荒谬而不自觉。所以，从着手研究始，历史真*相的探路人要对任何理论或观点都无偏向，甚至忘掉所谓的常识和教条，不做任何预设，近乎从一张白纸开始。

      所以，在着手研究伊始，作者从未想过能获得什么“新意”，甚至出书之前两年还不知道，资料会让其目光最后落到长江中游；亦不能像有些人以为的“只是挑选与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因为没有任何“观点”在先。只是严谨跟着资料走，不断看资料和跑田野，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东南西北中，统统都尽可能收集和阅读；不断从资料中读出新的认识，一条条线索汇聚在一起，综合起来，否定或肯定，相互冲突或相互支持，最后才豁然开朗。

     2.从一条材料不允许说任何话。如果说单一的、零散的考古材料不会说话，所以保留很多研究者能随意解释的空间；但是，如果将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比较，系统思考，它就会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一些相对确定地事实，排除很多错误的假说。所以，自着手研究始，尽量搜集所有资料，从无先知的角度比对，让资料自由表达自己，在此基础上思考、寻找其内在关系，以图复原立体的社会生活与历史脉络。所以研究起始时无法知道结果，也不排除研究失败的可能性。并且：一手资料为先，其它为后。考古才提供一手资料，文献是从后代撰写者的角度来叙述。用考古材料证明文献的作法只能加强神话，无助于近一步了解史实。

     郭静云教授说，研究伊始，她并没有考虑传世文献里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只有从考古看出新路之后，才惊讶地发现，文献纪录与考古发现毫无矛盾，反而可以从文献看出这历史的蛛丝马迹。现在站在阳光中审视迷宫的形成，可知今日之夏商历史和神话的形成，至少经历了四重遮蔽和扭曲。首先，殷周王族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南方先楚文明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其次，西周晚期至先秦时代形成的历史记载，将早前的口碑用文字加以记录而留下录者所处时代和个人主观性的烙印。再次，秦汉以来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传世文献经典化的过程再次扭曲历史文献的记载，造成思想史的秦汉鸿沟。最后，当代学术从后期文献看历史和决定文明的中央区，产生新的神话并写到教科书里。

     3.从微观到宏观。一些宏观研究极少考虑到不同文化的细节，而“魔鬼”总在细节中，所以作者重视详细比对每一小材料，从内在了解不同文化后，才用宏观的角度观察大历史过程。

     4.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方法。本书很多观点，其实已有前人从零散不同的角度看出，惟此作者才有前人所建构的基础。但为什么之前很少有人完整地探索？在郭静云看来，这原因在于现今专门学科分工日渐加深和分歧，使得从事学术研究者逐渐失去对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能力。在现今考古学里，研究史前尽量不碰夏商周，研究夏商周者亦多缺乏史前的知识，而历史是一脉相承的长河，不宜切断；也不宜只限于区域研究，不看周围情况。

   

    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郭静云教授是通过什么主要事实论证的呢？且看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