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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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三）

             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区

与夏、商朝中心在潜江、天门及周代文化的真相（三）

      郭立新先生在评述中介绍《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时说（注：摘要剪辑，且顺序、部分文字有调整，并非原文）：

     当初主要为了解决上古史研究中的悬疑而引入中国的考古学，其最初最主要的发掘工作便在今天的中原地区得以开展，导致中国史前和三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首先在中原地区最先建立起来：从仰韶到龙山，再到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这些考古学文化得到最先、最充分的发掘和研究，并成为全中国相应时代之考古材料籍以比较和分析、定位和定性的标杆。这种做法也无形中在考古学科建构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一元中国史，并且将“中原”限定为以郑州洛阳为中心。虽然，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长城燕山地带等地区的大量考古发现，特别是一大批史前城址、大型聚落和墓葬的发现，史前考古学界已经突破传统中国历史与文化以郑洛中原为中心的固有观念的局限。为此，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严文明先生则称之为重瓣花朵结构，费孝通先生总结出多元一体的模式。这说明最近一、二十年，至少在史前领域，大家对于中国文明源头的多样性已有共识。但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观念和一元历史进程，仍主导着三代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史前的多元和三代的一体似乎变成一种新的教条。

    郭静云教授认为，三代研究中，对历史上的“中原”这一关键历史地理空间概念存有误会。她认为应该回归到“中原”概念的本义：

    所谓“中原”，指的是中心的平原地带。在中国地图上，这是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东、西界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则到汉江下游涵盖鄂豫平原，又经汉江连到鄂湘江汉、澧阳和洞庭平原，以构成宽阔的农耕地区。并且，因豫南地区大别山间有许多谷地，其范围在河南，跨越大别山，到达淮颍平原、信阳、驻马店、许昌，并到达郑州。这个位处其间的宽阔平原，才能由自然地理的观察角度，将之称为“中原”。又从这自然地理的角度可以看到：汉江下游才是这一大农耕区域的中心。

    在文明起源中，原生文明与次生混合文明有不同的起源故事和世界史背景。世界最古老的原生文明必定依靠农作而成长，故其文明中心靠近古农作区。中国上古最主要的农作是稻作和黍作、粟作。黍作、粟作的规模一直没有扩展到宽大的腹地，形成大型集约化生产模式，而偏向于成为各个村落和家庭较独*立的农产，这可能是因为黍作、粟作的旱地耕作方式不需要涉及合作治水的必然性，对土地的要求也不高，故其对社会形成和组织方面的影响能力，一直不如稻作。因此，在不否定黍作、粟作的重要性的原则上，我们还是必需承认：稻作规模性的发展成为孕育中国上古文明，构成复杂社会生活之基础。考古发现已经表明，稻作起源和发展于长江流域，相应可以推论，以稻作为基础的原生文明应该源于长江流域，却为何一定要将稻作界定到北方？且将实行稻粟混合生计的郑洛视为文明起源地？其实，黄河流域作为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更适合次生混合文明的成长。但是，次生的混合文明出现的时间一定比前者晚，如果世上尚无原生文明存在，何来混合之谈？

    在此背景下，郭静云教授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打破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常识”和定见，给出完全不同的古史答案，颇有些横空出世的意味。在这本书中，作者以披古阅今、中外比较的宏大视野，跨越历史文献、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诸学科之间鸿沟而融为一体，运用并以问题为中心的系统综合研究方法，以及非凡而敏锐的洞察能力，使作者避开了诸多历史成见、社会习见和学科偏见的干扰，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广泛搜集材料进行细致疏理，顺着最基本的人类历史发展脉络，力透纸背，给出初让人错愕细思中却足令人信服、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上、中、下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交换贸易网络和连城邦型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

     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引者注：这就是说，武汉附近的盘龙城是商代历史阶段之起始和核心地，反映的是商王朝取代夏王朝的现实。）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武汉附近的）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直至距今3400年以后，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或谓“楚商”、“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在郭静云看来，只有到西周晚期，中国文明才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而原来只有口传的故事，并自此开始纪录而形成历史文献。所以，后人能看到的传世文献中的早期历史故事，大多经周人纪录，其后又经过汉人，特别是东汉人的有意识地大规模编纂和加工，方始成形为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所以，郭静云认为，一切先秦叙述历史的文献，应该归类于“神话”。“神话创造和理解史实，这是各地历史研究中两种并存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黄帝、颛顼、蚩尤、尧舜、禹汤、文武等故事亦类似。传世文献描述出夏商周三个异族朝代：成汤克夏，武王克商，其三代的兴衰情况都很相似，这显然是一种神话化的历史结构。历史的神话，与其它没有历史意义的神话之间，有一项关键性的不同：在于其所表现出的文明及国家之自我意识，对国族的形成、成长、胜负、英雄及贼寇的不同理解。现存文献中所载的许多商周时期传说，均是东周以来才见载于文字，而战国、秦、汉的文人们，依据这些口传及零散的记录，来了解早期历史的脉络，从而编辑史书……笔录者必然以自己的背景和理解，来影响这些故事最后成书时所展现出的形貌”。 “所以，传世文献虽然并非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特殊的内在价值观点和政治目的，因此与客观的史实颇有落差。也就是说，这些文献记录虽非完全凭空而来，但同时亦无法代表客观事实，而仅是表达出所谓政治上“正统”的概念。这样的正统概念源自周，成形于汉。这种三代继替的一元史观最符合汉帝国“天下一统”意识形态。”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交换贸易网络和连城邦型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