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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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之四）

    《楚辞》中的上古先贤记载为什么会有尧舜汤禹？（四）

     

    在屈原的《离骚》、《天问》中，记录着从宇宙创世到当时社会的生活，也彰显着当时的楚国神圣的历史，同时也悲叹着当时楚国的没落状况。而屈原当时悲叹的“祖国”，明显不是针对着周代多元的“中国”，而是针对着自己的故乡楚国。

    在屈原和笔下，楚国史拥有自己创世的完整脉络。而屈原所记载的创世脉络，在其它的列国传世史中，却并没有见到过这种完整的脉络。郭静云教授认为：“然以文明进程的考虑来说，这样的脉络方才最原始的文明自我意识发展流程。试问：何以在中国周时期各个诸侯国史观中，只有楚国拥有如此完整的神话历史？依笔者浅见，这或许隐然表达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楚国的传统实际上奠基于最原始的文明。并且在目前所有可见的文献中，只有楚国史中方才表现出这种远古的脉络。这是否反映了中国最初的大文明就是楚？”

    这段话可非同小可，郭静云教授提出的推测，是中国的文明创始源于楚国。而楚国与当时潜江的关系，和潜江当时在江汉平原的地理位置，均指向潜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楚辞》中是什么记载引起了郭静云教授的关注呢？除了楚国有完整的创世史脉络外，在楚国的神话中，还出现了大部分后代传世文献中提及的远古圣王。这些圣王包括尧、舜、禹、汤，而在传世的文献中，这些圣王多被认为是与所谓“夏朝”有关。这种现象在有些学者的研究中被认为是“屈原的原意并不是在叙述楚国史，而是在指涉天下历史”。郭静云教授则认为“这样的理解不合乎当时的‘祖国’概念。”郭静云在该书中说：“屈原的《天问》中，感叹祖国势力的衰弱不起，忧虑祖国已不能有长久的未来，在这里，使屈原悲伤的祖国不可能是指天下，而是楚国，因为这就是楚国神话化、神圣化历史故事。是故，这里便产生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楚的神史中竟然提及尧、舜、禹、汤等先贤圣王，就好像他们是楚国历史人物一般。”

    郭静云教授另起一段，紧接着说：“其实，经《楚辞》中若提及殷的宗室，也并不奇怪。因为武丁败楚后，应该是有一段时间是由殷统治楚，在《离骚》中也并没有赞美殷，反而说‘殷宗用而不长’。这段叙述符合我们现今所悉知的历史。但很难理解的是，《楚辞》中对尧、舜、汤、禹都采取了正面褒颂的态度，似乎他们原本就是楚国的英雄一般。此外，还有一点也十分奇特：在《楚辞》中，凡是提及汤跟禹的部分，与其它文献不同，都是写作‘汤禹’，似乎是在表达前后相反的时间顺序，如《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后续‘周论道而莫’。意思是：商汤夏禹严谨而恭敬，文王武王道义无差。）；‘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意思是：汤禹殷殷之心，求索同心同德的贤臣，伊尹和皋陶才能辅佐左右，共创盛世。）；《九章·怀沙》‘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意思是：商汤、夏禹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久远到了很难思慕的程度。）
    上述这些问题，以我们现在的考古研究证据来检视，都无法得出答案，只能将问题本身提出来，好使有志研究此领域者能够更加顺畅地思考这些传世文献诗文中的内在矛盾。比方从汤来说，甲骨文中记载了成（或大乙）这个人，是盘庚的祖先、殷商的先王。周原甲骨将其称为‘成唐’。《尚书·汤誓》有曰：‘伊尹相汤伐桀。……汤即胜夏。’（见曾运乾《尚书正读》，台北。华正书局，1983年，第91-92页。）但甲骨文里却没有提及任何关于成大乙伐夏的事迹。同时，上文中我们也提过，《楚辞》中也提及了汤与禹，但却不知何故将‘汤’放在‘禹’之前，且不与‘殷宗’相联结。当然也许有人会提出不同的解释，但是目前考古资料所显示出来的事实，说明楚的文明传统特别古老，这使得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些文献中的疑问。显然，我们手里没有这些传世文献在战国时期的版本，所以不能排除后代修编、删除、窜入的部分，但从如今现有的版本来看，已可发现很多这类疑问。
    《越绝书》曰：‘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委其诚心。’王国维认为这是记载商伐荆楚之事。但此文并未提及与外来族群之冲突，反而似乎是在记述国内贵族之间相来往的关系。试问：如果‘汤’是自北南侵的殷商族群领袖‘大乙’，并且发兵打败了荆楚，那么楚的文献又怎么可能以如此正面的褒美之词来赞颂他呢？
    那么，‘荆’与‘楚’的概念关系又该如何区分呢？甲骨文中其实早已有楚地名和国名，熊氏的王室只是楚历史最后的朝代。所谓‘荆’者，并不能代表比楚更早的国号。笔者以为有两种可能：第一，‘荆’与‘楚’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大城，各自拥有政权，只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内；第二，‘荆’可能是具体地指一座地位很高的城邦，而楚则是整体文明的自我指称，以笔者浅见第二种理解或许更为准确。无论那种看法准确，‘荆伯未从’之事，似乎不是在表达荆邦不服从异族领导的情况。依《越绝书》一书的内容描述来看，这段历史事件更近似于联合城邦国家的国王，与其中一个城邦首领‘荆伯’的关系，所以汤是以‘饰牺牛以事荆伯’这样的行动，来说服荆邦勿自外于这个联邦古国（或许这也恰好代表了当时汉水两岸各古国互相联合、结成大国的历史进程，或者这些神话意味着，在汉水古国政权的变革中，西边石家河被东边盘龙城打败，或其他同一个国家文明内的事情。）”
    郭静云教授除了对《楚辞》史料中有尧、舜、汤、禹的记载外，对“汤禹”的记载有历史的顺序颠倒也提出了质疑，这证明郭静云教授对历史文献的考究是功力深厚且逻辑严谨的。但郭静云教授却说：“越是继续钻研文献，我们就越是可以看出相类似的问题其实不少。例如，何以舜在《楚辞》里称之为‘湘君’，以湘江为称号？湘江是屈家岭文化范围的南部，如果以为舜是北方文化的圣王，居于渭河流域附近的舜恐怕难以被称为‘湘君’，他的两位夫人也难以成为湘江之神。”
    顺着这条思路，郭静云教授从考古的角度继续挑剔史载的问题，“以笔者浅见，大禹治水的故事为南方地域的明显标志。《淮南子·本经》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緈，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其中‘三江五湖’可不是北方风景。我们不能假定因为《淮南子》是南方文献，它就南方化了夏禹的故事。渭、汾流域洪水的风险很低，黄河中游气候相当干燥，且在夏的时代北方可见有干燥化的趋势，因此，渭汾或郑洛地区都很难创造治水的神话，【郭静云在另一处演讲时说：大禹在那里只能“治沙”，却没有“水”可以治】。但这种神话反而非常合乎两湖的情形，一来符合经常发生过湖群扩展、农田淹没的现象，二来又可表达两湖先民很早建设水塘及灌溉的系统，尤其是后者，更早已为现代的考古所证明。
    我们还可以详加参照的是传世文献中经常出现‘十二州’、‘九州’概念，如《史记·五本纪》曰：舜帝‘肇十有二州，决川’，又曰：‘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此概念符合极宽阔的地望，相较之下，并不符合渭、汾河流较窄的地望。然而，非常宽阔且有许多河湖的地望就是湖北跨河南之南、湖南之北，即古代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先楚文化范围。生活空间的大小会确定人们的视野，楚地宽阔无疆的平原更合乎形成宽阔‘十二州’、‘九州’范围的观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