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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通假理论的不合理性论析 -----以认知语言学为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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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7 10:53: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古汉语通假理论的不合理性论析  -----以认知语言学为视点
时金科 (此文发表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            
(中山市国学促进会,广东 中山528400)   
摘  要:古汉语通假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理论严重背离,通假理论也违背了语言的严谨性原则。过去看似通假可行的部分原因在于所谓的通假实际上是对文字的释义而已,而且通假可行也可能是相同偏旁的作用。建议否定通假理论,采用人性本能的概括学习能力,而从大量的经典例句中概括出古文字的本义,还要采用从同偏旁字分析文字的大体意义的方法。
关键词:通假;认知语言学;概括;训诂;本义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2017)00-0000-00
————————————
收稿日期:2017-00-00
作者简介:时金科(1965— ),男,河南荥阳人,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先秦经典研究,语言学研究。
从汉代开始,通假理论在我国存在了几百年,但是通假理论科学性不足,显得随意。不断有人在创造新的通假,来重新解释经典,造成了经典的误读。而如果想制订一个原则,确定哪个通假是对的,确定什么时候该用通假,却又难以实现。相对来讲,西方的语言学发展非常迅速,生成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斯基是用逻辑、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来研究语言的,认知语言学是以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采取了调查试验的手段。西方语言学走的是科学研究的路子,来发展过去的语言学理论,甚至说是部分否定了过去的语言学理论。但是,中文的通假理论在没有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在明显无法融会贯通地注释经典的情况下,却仍然地位稳如磐石,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也会严重影响对先秦经典的正确解读。西方语言学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中文,但是必然有共性的部分,其不适用的部分也会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一、认知语言学的特点
(一)以“意义”而不是字面字义为核心
认知语言学[1]以体验哲学为基础,在雷可夫和约翰逊1999年合著的《体验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体验哲学的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三原则的核心在于大脑潜意识对“意义” 的探求,不需要理智的分析,也不会受字面意义的约束,大脑会自动地进行转换、归纳、推理、判断。也就是说,对大脑来讲,任何文字都不只指具体的事物,而是具有抽象意义的,可以应用于无限的事物。譬如“手”,除了表示具体的身体的手之外,还表示能做的人如“新手”,表示去做事如“插手”,表示处事方式如“黑手”,表示控制如“失手”。如果不从意义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文字,那么就会荒谬地把“黑手”解释为手的颜色变黑了。
大脑潜意识对“意义”的自动处理,是大脑的内在处理机制,是大脑的认知模式,这与具体哪种语言无关,中文、英语或者其他语言都一样,与哪个时代无关,古人今人都一样。所以语言必然是超越文字,而以“意义”来处理的,对语言的分析和理解也必须以“意义”为基础。因此,对于古汉语,也必须分析、推理古文字的“意义”,而不能局限于其字面意义。
既然文字是“意义”的,那么就必然是无限“多义”的,因为文字的这个抽象“意义”应用于每个具体情境,都会体现为一个具体意思,这也就是字典中每个字都有多个义项的原因。
大脑潜意识对语言的处理过程,并不是按照每个文字字义简单合成的过程,而是根据每个字的意义、根据篇章的意义、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对字义不断排除、选择的过程。譬如,大脑发现把“黑手”解释为“黑颜色的手”很荒唐,所以排除,也不在“夜晚”,又排除,大脑可能曾经听过“黑手”的说法,或者虽然没有听过,但是大脑会自动根据上下文进行推断,结果就得到了“黑手”是“黑心插手”的意思。
认知语言学认为,“意义”是认知的手段,即使是1岁儿童也具有超越具体事物而概括“意义”的能力。而且名字和动词都是概括的结果,名词属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动词属于意象图式。譬如,没有一个具体的“妈妈”,而只有自己的妈妈、小王的妈妈才是具体的,“妈妈”这个词需要提炼归纳。动作也一样,“拿”是抽象的,是从具体的“拿碗”、“拿筷子”、“拿鞋子”等具体的语境中概括的,儿童经历较少,其概括会以偏概全,甚至错误,但是这更加说明对“意义”的概括能力是人的本能。
(二)多义词词义由隐喻和转喻派生
语言学把词义分为本义和引申义。本义就是造字的初义,一般也是字的核心本义。认知语言学认为,引申义主要由本义经过隐喻和转喻得到,绝大部分经过隐喻。隐喻把一个字从其本来的常规的应用环境移出,移植到全新的应用环境,这个时候,再提字的本来的具体环境已经毫无意义,而不得不超越具体环境,用字的“意义”来连通两个全然不同的环境。譬如“水”是具体的,但是其中含有“虚柔”的“意义”,这个“意义”是超越有形的“水”的,所以,当我们说“这个人很水”的时候,面对“水”与“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只有抽出其“虚柔”的“意义”才可能贯通两者,才能正确理解为,“这个人没有真本事,不实在,只会来虚的”,而不会理解为“这个人身上有很多水”。因为,脱离句义,任何字的字义都无法确定,但是字的“意义”则是不变的,可以应用于无限的语境。当然,这个“意义”可能不只一个。如“小明就是个皇帝”可能用的是皇帝专断的意义,也可能是皇帝具有三宫六院的意义,但是肯定不会相反地指驯服,或者单身汉。而且,这也是在断然排除“小明真是皇帝”这个明显荒唐的字面意义后,结合语境进行的“变通”。这些“变通”就是隐喻,这是在文字的具体本义的基础上,抽出文字具体本义的抽象“意义”,投射到新的语境而产生的。字的本义是“意义”的形式化、具体化,“意义”是本义的抽象化。
(三)语言是严密的符号。
  语言是非常严密的符号,如西方语言要区分单复数,区分动作时态,区分主格和宾格,德语和法语对于每个名词都要分阴阳,要区分是否有生命。沿英属哥伦比亚海岸居住、说瓦卡希语组的人的语法中,会区分“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2],“在南美洲的巴西和哥伦比亚交界处,有一个讲吐优卡语的民族,该语言区分五种‘据素’,说话者必须在做出判断前,搞清楚他是亲眼所见,还是耳有所闻,等等” [2]。这都充分说明语言是非常精密的,虽然中文与西方文字并不相同,中文简约而没有这么多变化,但象通假理论这样把一个字替换为另外一个字,却是与语言的严谨性严重冲突的。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形式与意义紧密关联,语言具有理据性和象似性,每一个文字,文字的偏旁和顺序结构,都是具有准确的意义,所以通假理论把文字改掉或者偏旁改掉是不符合认知语言学理论的。
  生成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斯基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是天赋的,所以儿童能够快速学懂语言,虽然,认知语言学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但是,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语言的完美性和严密性。
  汉代的《说文解字》中收录了多达5.9万个汉字,而后世常用的汉字只有3千至7千个,譬如《说文解字》中收有㸬、犙、牭三个字,分别指2岁牛、3岁牛、4岁牛。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认为古人造字太少,不够表达意义而使用通假。
对于古人造字的框架,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是,深思一下西方的词根词缀的组合方式、德语和法语的阴阳性、汉字的偏旁结构和会意方式,就能认识到古人造字的极度智慧。当然,我们也会遇到部分多义词难以概括出核心义,就怀疑古人造字混乱。其实,这往往不是古人的智慧不够,而恰是我们自己!譬如,“时”字,今义指时间,但是古代指四季,指四季变迁,突出其顺应环境而变的特性,而季节的英文是season,但是season还有“调味”、“适应”的意思。看似两义没有关系,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季节”是字义,“适应”是其“意义”。中西两个语系的先人对四季变迁的认识竟然惊人如此深刻、如此一致!这就提示我们决不能轻视古人,决不能轻视经典。
(四)语言的意义由不同类别的人的经验决定。
认知语言学并不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固定的,而是由人的背景决定,语言背后是某个时代某个阶层的人的全部认识和全部经验。譬如中国人的“方便”、“不方便”只能中国人意会,外国人可能一头雾水,外国人的笑话也很多难以翻译,或者笑不出来,也包括城市人、农村人,老年人、少年人,当事人、局外人,都对一句话有不同的理解。
认知语言学与之前的语言学的区别就在于,认知语言学眼中的语言不是一个个文字符号的累加,而文字只是进入大脑迷宫中的导火索,最后出来的一般都有增多、减少、变异,甚至是爆炸。而对于产出的效果,虽然文字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各人的不同背景同样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对于先秦经典,如果不理解其时代背景,不理解、不认同其文化理论,就无法正确理解经典,也无法正确解释经典。鉴于现代人的认知深度,真正理解经典是非常困难的,必然会觉得文义难以贯通,所以就认定某个字是错的,需要通假。这种用片面的、肤浅的、歪曲的、怀疑的理解来倒推字义,来通假文字,有点削足适履的味道,是非常荒谬的做法。   
(五)文字的字义核定采用大量社会调查的方法。
  认知语言学认为字典中对字的定义是无主次的、不足够的、不准确的,说其无主次是因为把文字的核心义没有放到第一位;说其不准确在于,字典经常把一个词的词义,解释为字的一个义项,譬如字典中对“个”的注释中有“每,各” 的义项,举例如,一桌十人,一日三餐,但这实际上是“一桌”、“一日”的组合义,并不是“一”的意思,“一”就指一;说其不足够在于,虽然字典中文字的义项很多,但是仍然无法直接套用于各种应用环境,仍然需要进行隐喻和转喻,而且对于文字的细微意义,并没有做认真的区分,譬如我们什么时候用“高兴”,什么时候用“喜悦”,两者的细微区别是什么呢?所以认知语言学要研究社会对语言的使用,从中概括出文字的隐含意思,从中概括出文字的核心义,同时,也需要进行充分的社会调查,来确定其细微意义。这里说到的“概括”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研究方法,而是连婴儿在学习语言时都必然使用的办法。鉴于字典的不完美,西方也在尝试用认知语言学来重编字典。认知语言学研究儿童的语言学习现象,也进行第二语言习得的试验,从中研究大脑对语言的处理规律。这充分说明,调查、分析和概括对于语言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手段。而对于古文研究来讲,我们不可能面见古人进行调查,但是有经典流传下来,充分深入研究经典中的文字用例,就可以概括出文字的本义和使用规律,这个会比字典的义项更精确,更具体。  
二、古汉语通假的由来
现在大家讲的一般意义的通假,实际上包含两类:假借、通假。假借是一个古字对应多个今字,如“昏”字能指“婚”,“反”能指“返”,先秦经典中只有“昏”、“反”字,并没有“婚”、“返”字,所以认为是假借字。而通假则是同音或者近音的几个字互相混用。如“早”和“蚤”,“早世殒命,寡人失望”(《左传·昭公三年》),“叔孙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若皆蚤世犹可,若登年以载其毒,必亡。(《国语·周语中》),以上两句中,“早世”和“蚤世”都指早年死去,而且《左传》中“早”和“蚤”共存,但“早”出现较多,而“蚤”只出现一处,“子盍蚤自贰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还有,“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庄子·人间世》),“在屎溺”(《庄子·知北游》),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屎”和“矢”同义。
通假理论认为,通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主观上贪方便,或者说自以为是,就写错别字了。王力说:"所谓假借或古音通假,说穿了就是古人写别字"。二是当时的文字语言体系不成熟,不够用,也没有一个通用的字典来规范,等到了东汉,才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规范汉字的正字学著作,即许慎的《说文解字》。其他原因还有避讳的、听错的、记混的、写错的等等。
但是,以上这些说法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虽然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但并不能说古代的就不完善,仓颉造字,“鬼神泣”,那一般是相当完善的,别说古代人,就算我们现在设计一套语言,也不可能是字义模糊的,更何况创造了流传了几千年的汉语的先祖。而且,从流传的经典来看,意义是精密的,没有模糊性,并没有大量出现文字体系不敷使用的情况,而存在的所谓通假,是无法证明的,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对经典的大义没有精确把握,或者对文字的字义没有精确把握。而关于古人犯错的说法,就更难以服人了,经典就那么几本,古人读书不容易,所以懂书的人少,但都是高手,相比现在遍地都是书,遍地读书人的情况,经典应该更不容易出错别字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证明是通假字呢?通假的时候一般是意思读不通的时候,所以就自己联想,去通假一个我们认为意思能通的字。也就是说,是因为文义不通,所以就认定那个字不是本字,就帮它想出一个本字,让文义通贯。这实际上是把自己摆到了经典之上,自己读不通,就认为经典错了。而实际上,我们相对于写经典的圣人,说井底之蛙丝毫不为过。譬如清代著名大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竟要把“强自取柱,柔自取束(《荀子·劝学》)中的“柱”通假为“祝”[3],今人有人要因为有“落成”这个词,就推出“落”与“始”通假。
    而关于古人写错别字的说法更没有道理了,现代人也写错别字,国外人也写错别字,但,错别字一般出现在私下场合,一般很难出现在传世书籍中,因为传世书籍要经过作者订正、专家审核的。所以,对于流传几千年的的经典,错别字说是靠不住脚的。
三、古汉语通假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冲突和解决
从认知语言学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就会发现通假理论是非常片面的。通假理论对西方语言学的背离,可以汇总如下表:
西方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理论
通假理论
对比结果
11
语言体系是精美的,不能替代。
造字太少,不够使用。只有用通假的方式将就用。
矛盾
22
文字有确定的核心义,文字的多义由核心义通过隐喻、转喻等方式引申。
文字只存在字典中的义项,不能引申。如果发现字义不适合文义,就通假为另外一个字。不肯定文字具有核心义,也不敢去引申。
矛盾
43
认定文字不可改。努力理解语境和其总体意义,之后才核定文字在此句的意义。
认为文字可改为通假字。如果发现经典的语境和总体意义自己难以理解,就更换为通假字让意义通顺。
矛盾
44
不把错别字问题纳入语言学研究
把错别字当成通假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
矛盾
65
试验并分析概括文字的本义和细微意义。
面对意义不通时,简单地换用通假字,而不愿花大力气去研究经典,并用尽可能多的经典例句来概括字的古义。
矛盾
76
理据性:词的形式决定意义。
文字和偏旁不具有确定的意义,可以通假为另一字。
矛盾
7
7
猜测语音可能具有某种意义指向,但不认为存在规律性,不做研究。
以语音的意义指向作为通假理论的根本。
矛盾
78
用认知心理学等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指导和检验语言学理论,在不断否定中提升完善。
拒绝科学研究方法,要么沿袭先人创造的通假字,要么随意自创通假。
矛盾
  除了汉语之外,尚未知道其他语言有通假现象。而且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唯一性是必然要求,所以古汉语通假理论的基础是不充足的。既然认知语言学的基础是从婴儿起步的人类共有的认知模式、思维模式,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华夏的先祖就是例外,也没有理由认为古汉语是不完美的,因此,通假理论应该重新审视。
  对于通假理论,作者建议,首先应该彻底否定。而应该重新研究古文字,由于时代的变迁,字义不断在变化,譬如现在的“说”义是古代的“曰”义。古代的“说”是“敬服”义。关于字义是如何变迁的,那是另外一个研究领域的事情,我们这里不涉及,但是对于当时,或者附近的年代,文字是基本稳定的。要得出当时的字义,就不能依靠字典,因为字典中的义项是古代和现代混在一起的,字义与词义混在一起的,从字典中是无法把握文字的本义的。但是,研究先秦经典,研究其思想,研究当时的环境,然后尽量多地收集经典中文字出现的例句,象婴儿牙牙学语一样,从中总结、概括出文字的本义,这才是科学的方法,才是符合现代语言学思想的方法,才是敬畏经典而不自以为是的方法。
汉字以六书的方式构造:象形、 指事、 形声、 会意、 转注、假借,象形。其中,指事、会意、形声主要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是"用字法",汉字的构成是以形义为主的。所以研究同偏旁的字,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从同偏旁字可以推出文字的总体色彩,文字的偏旁义就是文字本义的基本构成部分,也许存在变化,但是决不可能相反或者无关。
四、通假部分有效的原因
通假现象已经能够存在了几百年,我们也习以为常,甚至认为离开了通假,就不能读通经典,而实际上,通假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读懂了经典。通假起到的这些作用,是存在多种因素的,但并不说明通假理论就是正确的。
对属于“伪通假”的假借情况,根本原因是该字在古代的含义远比该字在现代含义大得多,或者变化了,我们以为的通假字不过解释了古代该字的本来用法而已,也就是说,通假字实际上只是解释用字,只是因为我们处于现代,无法理解该字在古代的用法而已。对这种情况,最根本的解决办法不是以通假理论解释,而要忘记该字的现代的用法,而努力大量研究先秦经典,从多个例句总结出该字的古义。譬如所谓的“说”通假为“悦”,“悦”字在先秦时期并不存在,所以最多是注释而已。而对于两字并存的“真通假”情况,确实存在一些流传了几百年,用起来很正确的通假,但这很可能只是近义词而已,例如“早”和“蚤”本来就在某种程度近义,或者意义有交叉,跳蚤跳得很快,“早” 不就是其隐喻意义吗?“早”和“蚤”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相互取代,在《左传》中两者并存,也许有我们没有理解到的细微意义区别。经常地,我们会碰到不用通假就无法读通文义的情况,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文字的古义,或者是我们不理解圣哲的思想,或者是我们不懂古时的习惯,对于这种情况,轻易地“通假”为另外一个字则是乱点鸳鸯谱的行为。譬如有个故事说,王安石读到两句诗:“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感觉不通,就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阴”。后来,他游历到南方,才知道有一种鸟叫“明月”,有一种昆虫叫“黄犬”。这才明白自己的浅薄。其实,人人之间看法相反,人人之间互不理解,是普遍的现象,而对于古人,我们的不理解就更多,正确做法,就是努力去调查研究当时的情况,努力去弄懂。如果实在不懂,就暂时存疑,而绝不能擅改经典,还美其名曰通假。也许等到某个研究的突破,等到新文物的出土,等到自己层次的提高,存疑的东西将会豁然贯通。以下对几种通假的情况进行解剖分析。
(一)文字的古义不同于今义,一般更广大,通假字可能是解释了其中一个古义而已。
这种情况称为古今字,也就是说关公战秦琼,时代不同,只能算注释而已。文字不断在变迁,有的文义在扩大,有的在收缩,有的在转变。这种看起来像通假的情况,实际上是字义转变或者字义收缩,而不属于通假,但是用所谓的通假字去解释倒也是没有错的。如《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说”通假为“悦”,其实“说”字在古代本来就不是现代“说话”的意思,而是“敬服”、“使之敬服”的意思[4],古时也没有“悦”字,通假为“悦”是不适当的。以下分析一些常见的通假案例。
① 反、返通假:“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孟子·公孙丑下》
先秦时代无返字。反字的本义就是回归。“返”字是后来新造字。   
② 被、披通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先秦时代有披字,但其古义指“分开”,这里是用其今义来解释,不属于通假。被子就是盖着的,隐喻为披盖的动作很正常。
③ 采、彩通假:“衣被则服五采”《荀子·正论》
先秦时代无彩字。采本义是采摘,而且采摘的是精华,决不是差的,精彩是其隐喻义。
④ 辟、僻通假:“秦国辟远。”《史记·范雎传》,“高祖尝辟吏”《史记·张丞相传》
先秦时代无僻字。辟指君王和大法,是需要避开的,偏僻是其隐喻义。
⑤ 大、太通假:“大子奔晋。”《左传·昭公十九年》。
“大子”用法很正常,无须通假为太子。
⑥ 队、坠通假:“自先王莫队其国。”《国语·楚语下》
先秦时代有坠字,《左传》只见用一次,指人坠落,但《左传》中大量使用队字,指队列和崩溃,也指人坠落。此句中,不能把“队”替换为坠,因为没有“坠”用于一个集体的用法。
⑦ 冯、凭通假:“冯恃其众。”《左传·哀公七年》
先秦时代有凭字,指践踏,《左传》只见用一次,“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与凭字的今义不同。而《左传》中大量使用冯字,指坚强的依靠。即使用凭字的今义来通假冯字,也不恰当。
⑧ 奉、俸通假:“奉厚而无劳。”《战国策·赵策四》
先秦时代无俸字,奉字指敬奉,没有俸禄义。上句的“奉”解释为“俸禄”也可能是错解。
⑨ 府、腑通假:“五脏六府。”《吕氏春秋·达郁》
先秦时代无腑字。腑为府字用于身体的隐喻义,无须通假。
⑩ 画、划通假:“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孙子兵法·虚实》
先秦时代无划字。画字义好像就够了,无须通假。
11 莫、暮通假:“不夙则莫。”《诗经·齐风·东方未明》
先秦时代无暮字。莫字的本义就是暮,其否定义应该属于引申义。
12 何、荷通假:“何蓑何笠。”《诗经·小雅·无羊》
古时有荷字,也有何字。根据《诗经》内容,在商周时代,何字含有“如何”、“负荷”两个义项。而到了《左传》的时代,“何”字就不表示“负荷”了。这不属于通假,而属于字义变迁。
(二)异体字
汉字历史上,也会出现一个字有几种写法的情况,这个就不算是通假,只能算是异体字。如氛与雰,并与竝,哲与喆,村与邨,够与夠等等。
(三)也许是通假,也许是一字两义,不能确认
① 女、汝通假:“余言汝于君”《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② “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先秦时代两字共存,“女”有女子、汝二义。也许汝是后造字,也许是通假。存疑。
③ 尔、迩通假:“名相近者相远也,实相近者相尔也。”《周礼·地名·肆长》
《左传》、《诗经》中两字都有,用法与现在同。而此处出现得有点特别,也许是通假吧。
④ 共、供通假:“适其共养。”《史记·仓公传》
先秦时代有供字,《左传》只见用一次,指供养,“供养三德为善”(《左传·昭公十二年》),但《左传》中大量使用“共”字指恭顺,也指合力。
⑤ 叛、畔通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孟子·公孙丑下》)、“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左传·昭公元年》)、“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先秦时代两字共存,畔指田界,与叛字没有意义的交叉。后来,也许是偶尔通假吧。
       对以上“疑似通假”的情况,现在能够确认的案例并不多,可以作为特例,但不能把特例扩大成普遍的通假现象。而且,我们发现,这些通假基本上都是同偏旁的、同音的。原则上,字义是偏旁字义的组合,所以通偏旁近义太正常了。虽然目前的研究并不能给出确定的结论,但是中西方都有共识,字音也往往隐藏着某种意义,部分近义也正常。而且,可能两字存在细微的区别,只是我们还不明白而已,所以还是不能轻言通假。
    (四)先秦经典的各版本中字的不同不是通假
  先秦经典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如《道德经》就有帛书本、竹简本、通行本等等,各版本有很多不同。但无法就认定这是文字通假。因为,一是对帛书、竹简等文字的解读并不确定,很有可能我们认为的不同的字只是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或者书籍的材料破损导致误认。二是,很多版本句子也明显不同,很明显是改写本,这种改写,可能是自己的有意为之,也可能是口口相传的过程中的误听、误解、误写,但通篇大义也是不会偏离的。另外,版本中所谓通假的字,有相同的偏旁,可以认为是上文所述的同偏旁而导致的近义。如《道德经》通行本第一章“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帛书作“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其中“故常无欲”是“故恒无欲也”的改写,意义相近。而“噭”与“徼”则是同偏旁的字,两者意义必有相交,一般来讲,那个交叉部分,就是文字在句子的意思。两字都有“敫”偏旁,指光亮。“徼”指扩大到边界,到极限。“噭”指高亢的吼叫。概括起来,我们可以感知两字都有极致的意味,这就是文义。如果把这种情况视为通假,好像也说得过去,否则怎么会两个字都出现了呢?但是,两字在此句中字义重合,并不说明在其他句子中也能互换,既然是每个场合都不一样,那么解释为通假又是不合适的。
五、结语
   面对现代的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发展,我们应该反思通假理论了。通假理论与现代语言学严重冲突,我们必须依照科学的语言学方法研究语言,充分敬畏经典,决不擅改一字,而对于字义,则要超脱现在的字义,全力投入到古代经典中,用概括的方法,找出文字的古义,用同偏旁字分析的方式,找出文字的大致意思,用服膺经典的方法,努力去理解多一点古代圣哲,那样我们就会发现,丢掉了通假理论,我们对经典理解更加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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