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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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潜江、天门是大禹之“夏朝”的中心、“夏都城”的所在地吗？（六）

潜江方言“兮”与考古发现的互证（六）

    事实胜于雄辩，文献上发现的证据是一个方面，但要用事实说话，便离不开考古的发现来证明。
    我在前文中就曾说过潜江的方言“兮”的问题，为什么潜江的方言“兮”能在《诗经》、《楚辞》和古代诗词中频繁使用，长盛不衰，且尤显古风古韵？在郭静云教授的书中找到的答案之一，是江汉平原是夏商的中心地域；其二是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的《摘要》第5页说：“笔者对中国文字与文献起源的研究，获得结论如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应相当于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会涉及到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这些早期的文字系统从一元发展起，在历史的互动中，也具有某种程度互相学习、影响的关联性。长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统，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并没有遭到中断。早期文字已出现在陶器上，但后来字数增多，可能开始在竹木上写字。殷墟建都后有计划地构成了国家礼仪的文字，其主要基础是当时最发达的长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贵族的语言属性与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为殷墟贵族的语言文字。殷商贵族依照南方构字的规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丰富、系统化，以符合表达不同的语言，因此汉字才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跨语言的记录工具。”
    对于早期文字起源的长江中游、江淮和江汉地区，特别是江汉地区，上述文字表明，这其中可能就包括着潜江方言之“兮”的传承具有远古性、深厚的文化底蕴性和核心地域的特色代表性。
    在所有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对“兮”字记录和用得最早记录出自《诗经》。据统计，在《诗经》中，“兮”字共出现了321次，远高于“矣”等其它助词，可见它在《诗经》时代抒情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典范性。
     仔细阅读《诗经》的“风”、“雅”、“颂”各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兮”字出现最多的是“风”。如最早出现“兮”的是《诗经·南风》的第二篇《葛覃》，还有如《魏风》中的《伐檀》，《郑风》中的《缁衣》等，诗尾几乎全是“兮”；“小雅”中“兮”字也不少，而“大雅”和“颂”中“兮”字则较少。这种情况，与“风”诗跟“小雅”多来自民间而感情外露有关，而“大雅”和“颂”则与官府、贵族有关，故其感情外露的文字可能已被磨蚀，故而“兮”字较少。
     关于潜江方言的“兮”，在我们日常的口语化自然流露中，我认为具有“儿啊”的双音含义。其中“儿啊”可以单用，亦可合用。例如“在哪兮”的疑问句，可以解释为“在哪儿啊？”；回答“在这兮”为“在这儿啊！”这种问答是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儿啊”也可以只用“儿”，即相当于北方的“儿化音”，也可只用“啊”，即是有感情*色彩的典型体现。在《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潜江的方言“兮”的使用，主要是偏向于“啊”的感情*色彩。
    潜江方言在古代的广泛传播，应该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有密切的关系，否则，没有理由将当时的潜江方言作为古风古韵的标志和特色。根据郭静云教授源于考古资料的研究，屈家岭文化和（天门的）石河文化，即“汉水连城似乎是依靠汉水为生活命脉。既然汉南、北平原都有肥沃平原，我们更能推知这些水路系统对农作的重要性，水上交通促进经济的专业化与国内市场的发展，以及其成为汉水和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的文明基础。连城国家须依靠彼此结合的治理体系，才可以保持农产丰足、整体经济及市场的兴盛，因此汉水和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是大文明、大型国家的雏形。郭立新先生的分析也阐明汉水连城国家的统一性相当高。”
    上述的分析是与考古界的考古发现有直接关系的，在当时的湖北石河遗址密度很高，城邦之间的距离在20公里内，最远也不超过40公里，且城邦周围也发现许多乡村、稻田等。据湖北各地的考古专家考察发现，石河的遗址数量特别多，规模特别大，可能超过同时期的其它文化。虽然许多遗址的资料不全，有的遗址没有公布，有的遗址没有被发现或发现后却没有发掘，但从已经公布的资料，也可看出距今5000年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发展规模宏大，遗址的数量非同一般，相应的人口也是最集中的地域。
     由于汉水古国有宽广的发展空间，到石河文化的中晚期，云梦泽再次扩张，也可能加速了石河先民往北扩张的需求，故此时石河文明的传播发展至黄河南岸。因当时郑州、洛阳地区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都非常低，所以江汉已经进入青铜器和新石器混用的邦国与居民，对郑洛地区使用军力的必要性不高，而当时郑洛地区的人口上升的时间，恰好就是出现石河文物类型的农耕文化时间，可见两者属于同一事件。
     当时江汉平原的汉水国家之文化影响力，在郭静云教授的研究中，“往往不仅限于河南的西部，进一步说，所谓‘龙山时期文化’，其实就是石家河文化循长江向东、西、北方传播。（因）山东龙山遗址发现早，所以这种类型以‘龙山’命名，有学者据此误解为山东的龙山影响全中国，包括偃师二里头。但后期的考古发掘显示，这种类型最关键的成分，乃出自良渚和石家河的文化传播及影响（如良渚黑陶、石河类型的红陶、石河玉器、长江下游的石器等）。龙山文化的成分来源和其结合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良渚和石家河无疑影响了它的组成。山东龙山文化发现很早，而石家河的发现很晚，因此几十年来的考古界习惯用‘龙山’概念命名青铜初期的古国文明。但最近二十余年对石家河文化的研究，逐渐改变了考古界的用名习惯，‘湖北龙山’早已改称‘石家河’，最近有不少河南考古报告，以‘石家河’取代‘河南龙山’。”
     由上可见，所谓的“龙山文化”，就是“石家河”文化，这种文化就是青铜初期的文化，它处于新石器和青铜器混用时期。而这个时期，是以天门的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其它各地所谓的“龙山文化”均是受天门石河文化影响的地域，故而在国内的考古界开始以“石家河文化”取代了所谓的“龙山文化”。这也说明，天门的石河文化，成为了新石器和青铜器混用时期的划时代文化的代称，同时也承认了天门的石河文化是对中国其它各地形成文化影响的代表性文化。
     郭静云教授在书中说：“据目前所知，石家河文化人共往三个方向移动：东往汉口以东；西往重庆、成都；北往黄河之南。其往东、西向的发展，留待下文再作讨论，有关河南的部分，前文已述及最近考古界将河南淅川、驻马店、汝州、禹州等地区的新石器、青铜器时期的文化，都称作‘湖北石家河类型’。”从考古角度来看汉水流域与河南的淅川、驻马店、汝州、禹州等地区的关系，是在新石器晚期就已经存在的，我在《潜江与中国最早的长城和万里长城》一文中，就曾提到过驻马店：“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当时是以蔡为首的中原诸侯联盟破裂，楚文王趁机“败蔡师于莘”（在河南驻马店东水屯集），接着便灭息国，饮马淮河。”看来，当时在潜江的楚人在河南的南阳一带修筑中国最早的长城——“方城”，是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和背景的。
     在上述前提下，郭静云教授提出了“中原”的定义应该改为“江河中原”概念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提出，是源于“大溪、屈家岭、石家河都是很丰富的发达文化，从新石器中晚期进入青铜器时代，并以稻作技术、文化逐步影响了中原北部。最近已有很多学者发现江汉文化北渐，至5000年前已达黄河南岸。自此至二里头时代之间，历史没有断绝过。石家河文化的内在变迁，以及石家河人们向北迁徒，即二里头文化形成的背景。二里头时代的鄂豫考古证明，当时大别山中脉、颍河以西的江河文化基本是一致的，南北共同形成江河平原二里头文化类型。因此笔者赞成许宏先生将‘最早的中国’称之为‘东方大两河流域’。
     笔者以为。‘中原’这个概念应采广义理解：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西、东界，以江河为南、北界，因豫南地区大别山间有许多谷地，中原文化实际上跨大别山，到达淮颍平原、信阳、驻马店、许昌，从而到达郑州。位处其间的宽阔平原即可称为‘中原’。”
     郭教授继续论证说：“从地理条件来说，（黄）河汉（水）与（长）江汉（水）基本上同属一体。南北温度及湿度显然是有差异的，但土质肥沃，没有自然阻隔，可以长江为南疆、黄河为北界，以汉水、丹江流域为中轴，构成一个大型文化范围。”当然，这种分析论证是以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学者的研究理论为基础形成的，因此郭教授呼吁：“希望将来考古界重视对湖北史前文化的研究。”而湖北史前文化的研究中，湖北潜江的地位是不可小视的重点之一。其中，也必然应该包括潜江的方言“兮”在古代文化艺术上的影响。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