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的知行理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船山的知行理论:“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济也。而抑各有所从。博取之象数,远证于古今,以求尽乎理,所谓格物也。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所谓致知也。非致知,则物无所裁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入其邪。二者相济,则不容不各致焉”。“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 一、阳明与船山的知行理论不能说是一脉相承吧,以孟子的知行论予以分辨。 (1)孟子言反身以诚,以诚之者人之道的尽心尽性,知天事天于诚者天道,孟子的知行论,有事物的因果实证。实证于人,共由理道的“可欲之谓善”。因于“丰年终身饱,歉年免于饿死”的客观事实,提倡寡欲的舍身取义,忠恕于义,强恕而行的“有诸己之谓信”,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的仁义行。实证于物,“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非行仁义,民本核心的民生致用,恒心与恒产两阶层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孟子知行,一是显然人的主观能动的尽心尽性,人能弘道的意志和愿望;二是人能弘道的实函是知天事天的客观理,主客观一致的尽心尽性知天事天;三是有事物因果实证于人的庶物人伦仁义行,实证于物的民生致用非行仁义。船山明晰:“立人之道曰义”的仁义行,“生人之用曰利”的非行仁义。“出义入利,人道不立”,非行仁义的人道基础是仁义行;“出利入害,人用不生”,人用不生,还有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仁义行的价值目标,非行仁义的实证于人(义)与实证于物(利)的义利一体。 (2)再看阳明知行,只问知行次序的知与未知,知是仁义行的善性文化。至于知有理蔽,行有善恶是非之几的因果事实罔然不顾;只问知行的主意与功夫的成事准则,不问仁心存虚伪,仁义有欺诈,心性质野鬼域流行的假仁假义;只问知始行事的人事过程,不问人、事、物三者相连的事物过程,存有矛盾因果多路向,“义利之分,其为别亦大”,仁义行善恶的甄别亦大,善恶之别终究连锁是非之辨的“义判于几”,“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仁义行的物理事则,格物穷物理,“博取之象数,远证于古今,以求尽乎理”,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穷物理,“容有迹而音无方”。致知于事则,“虚以生其明”的“明有礼乐”。“人事尊卑,义奠于位”,人事结构易简理则正向的“虚以生其明”,有“思以穷其隐”,负向的刚柔杂居的人事错位,刚柔相接相推的险阻生和吉凶生。刚柔健顺心性理则的“虚以生其明”的“明有礼乐”,质正仁义,质实仁义为礼义的行为规范,仁心实理所连涉心性质文的中庸理则,“思以穷其隐”的“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中庸质文与物理事则都有“相因之微”,正向是极深研几,探赜索隐,究其矛盾因果所以然之理,唯物辩证的知行理论。负向两途,一是礼崩乐坏的质野心性,非致知于事则,“则物无所裁而玩物以丧志”;二是定理内修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入其邪”。阳明知行有实证,实证于物,非孟子仁义行的民本实学价值观,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而是道德绑架的致知于格物,“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格物,不需要穷物理;致知于事则,不需要明辨是非善恶的人事理则和心性理则。简易功夫的心即理,与繁琐功夫的性即理,视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不是“非所用而荡智入其邪”?性即理执持天理浑然,阳明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共同点:儒道合流道法自然的不以私意自蔽,“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实证于人,非孟子的人能弘道,尽心尽性知天事天的诚之者人之道,恰如朱熹执持天理浑然的人事当然,“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吾心良知天理于事事物物,心物断开不为私欲自累,物质经济与物欲需求的文明止步,中为心体庸守常,合于天而不因乎物的唯心教条。唯心的致知无所用,物欲需要的人性自然和心性实然被异化了;教条,道德固化的人事当然非格物,物无生生不息,已然条理的象数互生,理在气先的事物定理。失去结构合理的人事理则,名实相副尊卑在位的易简理得;失去刚柔健顺的心性理则,没有健顺五常主体人,再没有通贯天道酬勤,循理应乎事物的性命学理论。致良知于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证:定理内修的存天理,去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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