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儒的历史逻辑原真理路谈起

质文刚柔

成中英先生对孔儒的二点见解：一是四书增补《荀子》；二是孔儒是传统儒学的基础化胚胎期。

一、四书增补《荀子》，弄清两个问题：孔孟学与荀学的理论差异；宋明理学为何承孔孟，摒荀学？

（1）孔子承史前人文，开创人文论理学。人文基础理论要点有二：一是仁心主持，“克己复礼为仁”的仁礼忠恕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心忠恕，欲立欲达的礼义忠恕，确立的礼义规范准则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是性与天道通贯的习以性成，民可使的天命由之，不可使气质知之的生民立心立命，以治乱世直白的人生价值观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孟子承孔学而开新，反身以诚致良知，尽心尽性的仁义行，知天事天于非行仁义的正义利物利民生，价值取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强恕的舍身取义）；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从孔子的君子小人义利的层次规范，开出安居乐业的恒心恒产两层次，是后儒理道定所理论的逻辑源根。宋明理学承孔孟，承的是仁心主持的仁礼忠恕学，改变了孔孟的价值观，实质异化了孔孟的仁礼忠恕学。理学言性即理的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出于孔子性与天道的生民立心立命。理在气先的事物定理，立心立命的天命之谓理，再不是习以性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实践知行被道德善恶取代，“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也”。孔子直白治乱世有道无道的人生观，也被曲解成：“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碌碌庸人，不足以为士矣，可耻之甚也”。所谓圣人之能事，无事其心寂然，有事神知之用，可行之道与能守之节，不以私意自蔽，不以私欲自累。乾易知与坤简能定位理则的易简理得，何以成尊卑定理？乾刚健与坤柔顺的定性理则，何以成天地之性制限气质之性的善性理则？恒心恒产安居乐业的理道定所准则，何以成为存理去欲的善恶准则？易简何以曲误为简易的天地贞正，大道至简的以简御繁？孔孟仁礼忠恕的应该之理，转化为唯心教条的当然之理。孔孟的文化价值观失去，理论本义面目全非了。

心学承孟子尽心尽性逻辑，失去反身以诚的哲学意蕴，诚之者人之道的仁义行，反身以诚是天道诚的非行仁义。尽心尽性的知天事天，流入心即理的意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道德价值观：“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天理仁义行的诚之者人之道，不须非行仁义的诚者天道外面添一分。“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价值观，荡然无存。

荀学与孔孟学的理论差异，犯宋明理学忌，被摒弃出儒门。

（2）孔孟仁心主持，克己复礼为仁的仁礼忠恕学，荀子反本成末，以礼义的行为规范质正仁心防虚伪，质实仁义的行为实证。仁内礼外，心性内外的知行辩证，心物实证的相资相成。仁心主持的仁礼观，与反本成末的礼仁观，并存不悖。治世清明偏重仁心主持，乱世质野偏重于礼仁的反本成末。从仁智同体角度，注重实践验证，偏重于礼仁的反本成末，何来非议？从孔儒历史逻辑的演变循序，荀子礼仁的反本成末，开新而完善了孔孟的仁礼说，孔儒的文化文明。宋明理学定理内修性质的的心即理和性即理，与荀子反本成末的礼仁说格格不入。形上教条的当然之理，容单向流的仁而礼，焉会容实践实证双向流的礼而仁？

（3）孔子性与天道通贯的生民立心立命，荀子称谓精于物者的物物道；较正有道无道的知天事天，荀子称谓精于道者兼物物。精的意蕴内存人能弘道的顺天而制天，性质不同于老子道法自然的“蔽于天不知人”；儒学自然观与唯物论的物物道，性质不同于老子无为自然观和物化道。谁说儒学是道德观体系？没有自然观（宇宙观）？知幽明人能弘道的儒学自然观和心性唯物，非老子道以弘人，有无相生质朴定性的无为自然观。宋明理学摒荀学，淹没荀子开新的人文自然观，千古骂名。若宋明理学不摒弃荀学，焉有儒道合流的浑然天理，“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的道法自然，焉有执持天理浑然的人事当然？

（4）孔子圣境的博施济众，孟子的“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荀子光大为礼义调理的物欲观，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的裕民理想，“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物质经济与物欲需求的文明同步，孔儒体系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宋明理学若不摒弃荀子物欲观的理论成果，存理去欲的道德内修能成立？

（5）“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孔子德治的政制理论，初步成熟期是荀子礼法合治的礼主法辅。礼治于至善者，法治于不至善者。法治的政治清明，荀子王制理想的强国裕民。儒家法治性质，决不是法家法术势的君主法治，民本与君本性质殊异的泾渭分明。礼治的文理清明，文以理益质礼载道。文理伪敝，焉有文理益质礼载道的礼治天下？荀子提出解蔽诸子学偏蔽的“蔽于一曲，闇乎大理”，虚壹而静谓大清明的文理道。礼法合治，是孔儒政制学说的理论成果，非汉武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非定论为儒法合流的政制理论。解蔽于法家法治理论的“蔽于一曲，闇乎大理”，方深刻民本人文的礼法合治。摒弃荀子礼法合治的阳儒阴法，适应君主专制制度的宋明理学。法治的王制理想：强国裕民，宋明理学会接受？裕民？不是人欲横流的洪水猛兽？宋明理学最不愿看到，恰恰是人性自然与心性实然。“情有不可而必可”，“无欲理亦废”的理势自然而必然：“理有屈伸以顺乎天”。礼治的文理清明，必要解蔽于心即理与性即理，扭曲心物矛盾规律的人性自然和心性实然。形上教条当然之理的宋明理学会接受？生活儒学有正负向。理有顺逆之自然，有屈伸之必然。于天理达人欲的伸物欲，于人欲见天理的屈物欲，屈伸物欲的文明同步顺天理。阳明心学过后的思想解放潮，终结宋明理学，回归百姓日用皆道。生活儒学正向，从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正蒙弱势，到明清之际民本实学与心性启蒙的文化思潮，船山实学，儒学第一个哲学圆圈文化过程的完成。终然被满清文化逆转，失传后世成认知坎陷，却是历史逻辑事实，传统儒学历史逻辑的原真理路。然之中，宋明理学摒弃荀学的因果“报应”，终结宋明理学的百姓日用皆道。回归生活儒学正向，传统儒学哲学圆圈的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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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荀学续后有《易传》。荀学顺天而制天的自然观，逻辑进化为弥纶天地道的天地人参；精于物者与精于道者的物物道，逻辑进化为仁礼本体的三道三才，“仁心大用因乎礼之体”。阴阳天道的人事理则，生民定位立命的易简理得；刚柔地道的心性理则，生民定性立心的乾刚健与坤柔顺。人事理则与心性理则，物物精道的两个客观法则。荀学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的性恶伪善，逻辑进化为情伪相感的人性论和心性学命题：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荀学礼义调理的物欲观，逻辑进化为人文化成天下的价值观：“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荀学政治清明的王制理想，文理清明解蔽于“蔽于一曲，闇乎大理”，逻辑进化为道器的层次理论，易与天地准，形上導的政治清明；极深研几，探赜索隐的文理清明。孔孟开拓仁礼忠恕，尽心尽性知天事天的思想体系，历史逻辑演进，衍生孔儒人文化成天下的自然观、本体论，继善成性的人性论和心性学，以及社会基础理论之上的道器层次理论，孔儒的完成阶段是荀学和《易传》。宋明理学摒弃荀学，续后的《易传》也被异化，请看朱熹《周易本义》的几段诠释事例：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朱熹诠释：“张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穷”。张载诠释：“富有，广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无疆之道與！富有者，大〔而〕无外也；日新者，久〔而〉无穷也”。张载诠释，以性性存神于物物过化的神化概念去诠释富有日新，广大不禦之盛與的大〔而〕无外为富有（天道诚）；悠久无疆之道與的久〔而〉无穷为日新（诚之者人道），切合《易传》意蕴。朱熹弃广大不禦之盛與言大〔而〕无外之富有；弃悠久无疆之道與言久〔而〉无穷之日新，朱熹对张载诠释的断章取义，理论差殊：执持天理浑然，何来广大不禦之盛與？执持人事当然，何来悠久无疆之道與？
张载诠释继善成性：“言继继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性未成则善恶混，故亹亹而继善者斯为善矣。恶尽去则善因以〔成〕，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长，顺焉可也。久至德，顺变化，达时中，仁之至，义之尽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继其善然后可以成〔人〕性矣”。朱熹诠释：“道具于阴而行乎阳。继，言其发也；善，谓化育之功，阳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谓物之所受，言物生则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阴之事也”。张载言人文化育，文化文明的继善成性；朱熹以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言百姓日用，“言物生则有性，而各具是道也”。继善成性，化育之功的善性文化。
张载诠释显诸仁，藏诸用：“非神不能显诸仁，非知不能藏诸用”。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朱熹诠释：“显，自内而外也。仁，谓造化之功，德之发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谓机缄之妙，业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自外而内的有无相生，天理浑然与万物同体，“天地无心而成化”；自外而内的知来藏往，显诸仁的圣人能事：“圆神，谓变化无方；方知，谓事有定理。易以贡，谓变易以告人。圣人体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尘之累。无事，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易以贡变易告人的随感而应无一尘之累，有事神知之用的机缄之妙，“圣人有心而无为”。
（7）宋明理学摒弃荀学，实质异化了《易传》，孔儒完成阶段的荀学与《易传》的义理体系被淹没，孔孟的仁礼忠恕，尽心尽性知天事天的思想体系，通往自然观、本体论，继善成性的人性论和心性学，道器层次理论的哲学观通道堵塞了。无可奈何花落去，君主专制时代的文理，走上适者生存的社会人生观理论方向。从汉儒的初度异化，建构君主专制制度的制度儒学，荀子的政制理论还未引发冲突，至善者礼治，不善至者法治，还可以在阳儒阴法的政制通行。荀子王制理想的强国裕民，在汉唐经世治用阶段还通畅，所以才有贞观之治的盛唐辉煌。进入宋明理学的心性儒学阶段，水火不可相容。要浑然天理，就不能要物物精道，不能要弥纶天地道的天地人参；要执持人事当然尊卑定理，中为心体庸守常的体用中庸，就要异变《易传》易简理得的尊卑定位，异变刚健柔顺定性的心性理则。要善性文化的定理守常，就要异化《易传》继善成性的逻辑本义。要善性文化的存天理去人欲，就不能要荀子礼义调理的物欲观，异化《易传》富有日新概念。要适应君主专制环境的社会人生观理论，就不能要改善世界为宜人社会的哲学观理论。汉儒初度异化的文化因果，魏晋南北朝动乱期的儒道佛三教鼎立，社会人生观理论入世；五代十国动乱期后的儒道佛文化互补，治世道德，乱世道佛，社会人生观理论盛行。阳明后的百姓日用皆道，正向：从张载正蒙到实学与启蒙文化思潮的船山实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哲学理一观；负向的自扫门前雪，实惠的社会人生观，非共同富裕的民所共由。满清文化逆转，终结哲学观，恶果是：自扫门前雪的实惠人生，恶化为民族劣根性的社会人生观。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文化研究乱相路，波波折折，浮浮沉沉，走到今天依然是：社会人生观理论盛行的佛道儒文化，难见哲学观踪迹！言必孔孟四书，不知荀学，不明《易传》，孔儒历史逻辑发展理路的中断。世人所认知的儒学：道德儒学，没有自然观，本体论，中庸质文的心性学，没有道器层次理论，非哲学观理论体系的传统儒学。成中英先生认为四书增补荀学，符合历史逻辑的义理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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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儒是传统儒学基础化胚胎期，有三层意蕴：一是还原二千数百年前的孔儒历史逻辑本然，存在决定意识，决定思维。不要以现代思维过高地褒誉孔孟，过低地贬黜孔孟，恰如其分还源其历史逻辑本貌，予以正确评价。其实，船山论述儒学道体论三种模式之一，“通于人而未合于天，成于事而亏于道”，孔儒仁礼忠恕的道体模式。人格学品可为千古楷模，文理深化的文明向前，不可能千古固化，“前之人正心诚意则为圣人，后之正心诚意则是腐儒”。五四后挺儒与反儒的世纪论战，出了不少腐儒，也出了不少反儒斗士。还原孔儒的历史逻辑本来面目，实质也是还原孔、孟、荀、《易传》理论循序的原真理路。以静止固化形上教条的观点看待孔儒，言必孔孟，中断了孔儒历史逻辑的原真理路。自宋明理学摒弃荀学，异化《易传》，孔儒历史逻辑义理体系失真，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时空。满清文化逆转的恶性祸害，导致五四运动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百年乱相路，至今触目依然。定论孔儒为传统儒学的基础化胚胎期，文化义理精深！
二是定论为基础化胚胎期的肯定阶段。开创论理学时代，建构应该之理的儒学体系，仁礼忠恕和性与天道的尽心尽性知天事天，走向哲学观的理性雏形。也有曲折反复当然之理的否定阶段，“蔽于一曲，闇乎大理”，定理内修的唯心教条。船山论述儒学三种道体论模式之二，“合于天而不因乎物，执其常而不达于变。……守其常以为明，而不协于芚愚之化”。分割了心物矛盾辩证的“不因乎物”，“合于天”的“执其常而不达于变”，人事当然的尊卑定理，执持天理浑然的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性即理与心即理。心物断隔不通于人，失物质经济与物欲需求文明同步，抑情制欲的道德内修；失天道酬勤的习以性成，滞弱理在气中，命日降而性日生的气质之性，失继善成性的文化文明，“守其常以为明，而不协于芚愚之化”，异化人性自然和心性实然的唯心教条！宋明理学定理内修的唯心教条，摒弃荀学，异化《易传》，文化恶果是儒道佛社会人生观理论的盛行。续后的百姓日用皆道负面，被满清逆转恶化成民族劣根性。哲学理一观，从张载正蒙弱势，到实学与启蒙文化思潮的更高复归阶段，哲学圆圈三阶段的历史逻辑演变循序业已完成，却流离失所于后人认知的坎陷中，传统儒学第一个哲学圆圈流离失所的文化因果，历经五四运动后的文化研究乱相路之风风波波，跌跌撞撞，文化接轨古今转换过程未果，第二个哲学圆圈的否定阶段。
三是定论为基础化胚胎期有哲学圆圈三阶段，连接古今文化转换，中西义理会通，时空性文化接轨的基础理论。即孔儒原真理路走向的哲学观雏形→哲学圆圈完成阶段的传统儒学哲学观→现代儒学的哲学观。
（1）孔子的仁礼忠恕，经过魏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两次大动乱期后，道德定律的治世通行，乱世遗落的折腾，该要质变提升，船山人道理欲观的天下仁恕。性与天道通贯的立心立命，逻辑提升天道酬勤通贯的性命学，“循理而应乎事物”的天道元亨利贞。孟子恒心恒产的安居乐业，转换成为往圣继绝学的理论实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宜人社会文化大环境的理道定所。孟子反身以诚的尽心尽性知天事天，逻辑提升为天下至清至明的“抑不域之以方所”，“动而应乎心，喜怒作止之几形矣；发而因其天，郁畅舒徐之节见矣”。荀子精于物者与道者的物物道，即张载“物物为能过化，性性为能存神”的物物道，逻辑提升为船山论述的儒学第三个道体模式：“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荀子裕民生活层次的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礼义调理的物欲观，逻辑提升为美好生活层次的人道理欲观。荀子政制理论，礼法合治的礼主法辅，逻辑提升为“天治者，神以依”的礼法合治。荀子解蔽说，逻辑走向的哲学理一观，张载天之能参的神化中正，一故神，两故化的一物两体；船山将神化的一物两体转化为两体理一，以人事天，形上導的哲学理一观，神理思维辩证与神参应用辩证。神理于理气，神参于天道酬勤的性命学。理气、性命两体理一的实践理性。《易传》三道三才，逻辑提升为仁礼本体，实函斯活大中涵化的体用中庸。易与天地准的形上導，与弥纶天地道天地人参的形下器道，道器层次的逻辑提升，形上導的存在理势天，導向成然存在音容天的天地神参。存在音容天的心性唯物，“容有迹而音无方”，“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心性辩证，“音以节容，容不能节音”，“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人文化成天下的哲学理一观，心性的唯物与辩证。汉唐的经世致用，治乱循环的王朝正常陵替，有道伐无道藉可通行，形上文政沿用的孔子礼有损益论，再不能适应盛唐过后顺乎物则的天下走势，逻辑质变的新阶段：文理的会通古今通义，通经正经接着讲；政制经世治用的民生致用，接上荀子王制理想的强国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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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经济时代的传统儒学，走向商品经济时代的现代儒学，时空性的文化接轨，形上文理该要发生质变。船山的人道理欲观所表述，天人诚道与诚信道的文明同道，在商品经济时代则是：遵循商品经济规律与遵循人道诚信义理一致性原则的文明同道。须有安排的于人欲见天理，人道诚信义理会通的古今通义，哲学观理论与时深化。更无转折的于天理达人欲，也进入须有安排的行列。国家干预经济，顶层设计的须有安排，衍生并兴旺系列的应用性社会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心性学等。哲学观与应用性社会学科的共通发展，商品经济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特征。自然经济时代是哲学观与社会人生观并存的理论特征，社会人生观理论有助于哲学观理论的文明向前。遗憾的是：由于君主专制二千年的文化环境，盛唐过后制度衰弱和文理伪敝，适者生存的社会人生观理论盛行，掩盖了以改善世界建设宜人社会的哲学观理论之光辉，走到今天，满目疮痍。“存在即合理”的命题，哲学观予于反思，文化大环境造就文化心性的文化事实，理道定所的定位定性，哲学观宗旨：改善世界为宜人社会的文化大环境。社会人生观的理论宗旨，适者生存的理在气中。治世道德做人的心性文史，；乱世心性质野的道佛通行，道家浮沉自然与佛门空境幻化，善性做人的心性文史。同一命题，哲学观与社会人生观不同角度的各言其是，实理与浮明的截然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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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理，明钦一体的诚明实德，理欲辩证的物理事则。明，形上導明诚明明德的“圣人之‘明’”“‘明’之所照而必‘钦’，‘明则诚’也”。明明德于形下器道的诚明实德，“‘钦’之所存而‘明’生，‘诚则明’也”。明诚与诚明，实证实效乃诚。“‘诚’者实也，实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实有民彝而不敢不祗；无恶者，实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见有恶，不敢不慎也。收视听，正肢体，谨言语，慎动作，整齐寅畏，而皆有天则存焉。则理随事著，而明无以加，‘文、思、恭、让’无有不‘安’也”。
理随事著存天则得其实，“钦”者条理无违，明以钦为本的乾坤合道。“‘钦之为言，非徒敬之谓也，实有所奉至重而不敢褻越之谓也……物之飞潜动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则其为得失，为善恶者皆物也。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圣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则其为仁义礼乐者皆物也。若是者，帝尧方日乾夕惕以祗承之，念茲在茲而不释于心，然后所‘钦’者条理无违，而大明终始，道以显，德行以神……食色者，礼之所丽也。利者，民之所依也。辨之于毫釐而使其则者，德之凝也，治之实也。自天生之而皆‘诚’，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故以知帝尧以上圣之聪明，而日取百物之情理，如奉严师，如事天祖，以文其‘文’，思其‘思’，恭其‘恭’、让其‘让’，成‘盛德’，建‘大业’焉。心无非物也，物无非心也　故其圣也，如天之无不覆幬，而‘俊德’　九族’、‘百姓’、‘黎民’，‘草木鸟兽’，咸受化焉。圣人之学，圣人之虑，归于一‘钦’，而‘钦’之为实，备万物于一己而已矣”。
哲学观的思维辩证：神理之明诚，神明形下器道诚明实理。诚者实也，民之厚生利用的富有大业，“实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实有民彝而不敢不祗”；明诚，明明德于形下器道的诚信明德，日新盛德；明诚明明德于形下器道诚信明德的物物实德，“仁义礼乐者皆物也”。“自天生之而皆‘诚’，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神天人继善实理之诚，天理达人欲；成之者性日新盛德之明，人欲见天理，思维辩证的明诚導。
哲学观的应用辩证，神参的明以钦为本，形下器道的诚明实效。形下器道的仁礼本体，仁内礼外，仁心主持的健康心性；实效实证的明德与实德，礼义行为规范的健顺心性。形上神導，智内神外，智内，实理思维的神理導理气，神性的仁智与心性的仁礼。神外，神参的理势天導向成然人参的音容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道定所，性命通贯的天道酬勤，实践理性于实理验证的应用辩证。“圣人之学，圣人之虑，归于一‘钦’，而‘钦’之为实，备万物于一己而已矣”。明以钦为本的钦者生成，效法乾元易知的坤道能与知，“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大有，“‘钦’之为实”，备万物于一己，“心无非物也，物无非心也”，智内神外辨正的心物一体，仁礼本体与存在音容天。神理明诚与神参明钦，“以文其‘文’，思其‘思’，恭其‘恭’、让其‘让’”，神導价值观的“成‘盛德’，建‘大业’”　
神理于理气的诚明实理，神参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诚明实效。诚明的实理与实效，理道定所定位定性。“无恶者，实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见有恶，不敢不慎也”。如何造就无恶者的成性继善弃性恶？有善者享善果不吃亏的文化大环境？《人民的正义》电视剧，将文化正义的价值观提出来，令人深思！
（4）浮明，更多指适者生存理在气中的社会人生观理论，相对于哲学理一观而言：“而于道之诚然者，相似以相离，相离以相毁”，同是性情相需的中庸体用，中为心体庸守常，抑情制欲的情罪路，不是毁了以实言之的体用中庸？毁了理欲辩证的性为情节情功路？同指事物运行道，佛门生驻异灭的空境幻化，不是毁了人道仁义礼智推动的天道元亨利贞运程？老子虚无自然的与世浮沉，从老子时代重心于无为自然，走到汉初重心于无为政治；再走到儒道佛三教鼎立和互补，重心于无为人生，不是毁了“循理而应乎事物”，天道酬勤通贯的性命学。“求‘明’之害，尤烈于不‘明’，亦至于此哉”。治世道德的宋明理学之“明”，治极而乱，礼崩乐坏的质野心性。抗衡质野，出现乱世道佛之“明”。治乱循环衍生浮明理论的儒道佛善性文化，失中庸质文的心性文史。持续治乱循环成然儒道佛互补的社会人生观理论，因果结局是百姓日用皆道的自扫门前雪，恶化成民族劣根性。浮明理论迷惑性极深，似是而非。实理与浮明，同倡道德循天理，同斥质野心性。浮明理论言仁义行，不言非行仁义；言立人之道曰义，不言生人之用曰利；言以性正情的情贞路，不言性为情节的情功路；言存理去欲，不言无欲理迹废的理欲辩证的共同富裕；言适者生存的善性文化，不言人能弘道继善成性的文化文明。正因为倡行善性文化，抗衡心性质野，陷入浮明肤浅的迷途，“蔽于一曲，闇乎大理”，却往往可以高亢激昂，“其丽于‘文’，则亦集形声以炫其荣华也。其丽于‘思’，则亦穷纖曲以测夫幽隐也。以言乎‘恭’，则亦辨贞淫于末节以致戒也。以言乎‘让’，则亦揣物情之逆顺以弗侮也。恍惚之间，若有见焉；窅寂之中，若有闻焉；介然之几，若有觉焉。高而亢之，发于九天；下而沈之，久于九渊。言之而不穷，引之而愈出”。深深感概荀子“蔽于一曲，闇乎大理”的解蔽说。文理伪敝成天下私蔽大患，流俗质野的礼无法。船山痛斥：“‘浮明者’，道之大贼也”。
实理与浮明之间，不同理论性质的泾渭分明。理论混淆，鱼目混珠，张冠李戴，致哲学观式微。如此的文化形态，阻塞着商品经济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正常通行。浮明理论盛行，何言文化复兴！

质文刚柔

（5）马哲中国化，即现代儒学体系。时空性文化接轨的理论基础：船山学。马哲的物质与精神的基本理论，存在音容天的心性内外，传统儒学理论核心的心性学。基础理论是质文中庸，应用理论是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天人诚道。能动理论是心统性情，性情相需的功贞情路，推动天道酬勤的天人诚信道。马哲的唯物辩证，“容有迹而音无方”的顺乎物则，“音以节容，容不能节音”的疑乎人心，还源人的哲学本源，心性的唯物与辩证。“难得糊涂”是道家的无为自然，质朴心性人执古道纪的道法自然，何须研究心性学？何须研究人物之元，鬼神之绍的音容天？何须研究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民生致用？何须探究人情物理之数者？何须要研究天人之继善，成之者性的文化文明？“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老子自然观，唯物辩证的理性雏形？与马克思并肩？相反，荀子精于物者与道者的物物道，礼义调理的物欲观落寞寂然，波及张载的民胞物与，“性性为能存神”于“物物为能过化”，船山的道体论也寂然不为人知。马哲唯物辩证的“错位”理解，真正的传统哲学观理论式微了。马哲的对立统一规律，传统逻辑源流，从荀子解蔽，《易传》刚柔地道地曰示的矛盾因果路，到张载天之能参神化中正的一物两体，船山形上導的神理与神参两体理一，形下器道实践理性的性命与理气两体理一。“相资以相成，相抑以相生，消息之用存乎其间”的对立统一规律，潜隐世间未知，还是彰显辩证应用？质量互变规律，实函斯活的活之理，活之体与用；性情相需，体用相函，始终相成，大中涵化的中庸体用。实函斯活体用理论在船山学，尚未昭明！至于曲折反复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船山言及传统儒学三个道体论的历史逻辑循序，不是展现肯定阶段→否定阶段→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哲学圆圈过程规律？以马哲为理论指导，却失理知于业已完成的传统儒学哲学圆圈，如何彰显马哲？
（6）哲学观有鲜明的文化价值观。先秦时代物质生产力落后，“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追求生活富裕，成为时代旋律，心性愿望。物质经济与物欲需求的文明同步，荀子物物道的物欲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盛唐后，释放心性活力顺乎物则，追求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成为时代旋律，心性愿望，天人诚道与诚信道的文明同道。宋明理学及道佛文化，都跌倒在共同富裕实理的认识问题上。立心于道德的定理内修，立足实相为空境的幻化人生，立足于虚无浮沉的无为人生，“无欲理亦废”的心性文史。船山的人道理欲观：“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习主席在十九大提出的文化价值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需要。传统优秀文化的理论源根，也是哲学的文化价值观，理论源根出自船山的人道理欲观。船山的人道理欲观，与道体论逻辑连体，“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存在理势天導向成然的存在音容天，即中奏天理道定所的社会效应，释放始奏人的心性活力，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终奏物，习主席所说的发展不充分矛盾；人天物道体的均一之化，一是逻辑提升荀子物欲观为人道理欲观，“乘乎气而不逐万物之变”；二是防避不必要的曲折和反复造成的人事险阻和心性损伤，造成哲学圆圈否定阶段循环往复的坎坷和灾难，周期愈长，反复次数愈多，承受的灾难愈重。均一之化的“生乎自然而不袭古今擬议之名”，即习主席所说的发展不平衡矛盾。习主席十九大明确提出的新矛盾论，传统优秀文化的理论源根，也是哲学理一观所要应对和解决的新矛盾，理论源根出自船山的道体论。哲学理一观以改善世界为宜人社会为宗旨，有明确的文化价值观，应对和解决的新矛盾论，足以泾渭分明理论甄别于哲学理一观与社会人生观。凡是适者生存的社会人生观理论，抑情制欲的善性文化，都与哲学理一观所明确的文化价值观，应对解决的新矛盾论格格背道而驰。错位理解彰显的张冠李戴，导致真正的哲学观理论式微。所以，十九大习主席提出的文化价值观和新矛盾论，文化的正本清源，当泾渭分明将哲学理一观理论与社会人生观理论区分开来。奈何！文化的心性麻木与思维僵化。正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史，近七百年的宋明专制衰落史，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逆转文化史，百年的现代文化研究的乱相史。浮明肤浅的文理伪敝，社会人生观理论盛行，足以掩盖哲学观光辉于式微的文化现实。理清文化焦点：能否明晰荀学和《易传》理性雏形的哲学观理论，孔儒历史逻辑循序演变的原真理路；能否明晰张载正蒙说，昭显明清之际民本实学与心性启蒙的文化理论，昭明船山学。“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哲学理一观的理论式微，社会人生观的理论盛行，恶果是治世道德，乱世道佛的循环往复。君不见，治世道德的文史心性，宋明理学的定理内修，不是在文革时期的现代重现？心性乱相时代的道佛文史，流俗质野，在官场腐败，引发反腐严峻当今时代的亲临其境，不是历史重演？从治世道德的文史心性，钟摆惯性滑落乱世道佛的文史心性。只要浮明肤浅的社会人生观理论盛行，历史重演与现实重现的循环往复不会止步！并非危言耸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成顺逆可否的理势自然！能让循环往复的恶性现象折腾中华文化？损伤中华民族？自然经济时代的形上文理，哲学理一观与社会人生观的理论并存；商品经济时代的形上文理，哲学理一观与应用性社会科学并存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现时盛行社会人生观理论的文化形态，如何通往商品经济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复兴？

质文刚柔

从孔儒的历史逻辑原真理路谈起，孔儒有发展系统的原真理路，孔孟开拓的仁心主持的仁礼忠恕，性与天道通贯立心立命的尽心尽性知天事天，走向荀学，《易传》通往哲学体系的自然观、本体论、心性学与道器论，孔儒体系的肯定阶段。传统儒学基础化胚胎期的孔儒体系，有脉理传承的更高阶段，有异化孔儒的否定阶段。正视君主专制的社会实在，充分理解汉儒的初度异化，肯定汉唐专制生长期的经世致用，方有盛唐辉煌。敏锐看到，魏晋南北朝的儒道佛三教鼎立，社会人生观理论入世了。不能容忍盛唐后逆道顺乎物则的天下走势，政治逆道的忠君报国忠诚异化，阳儒阴法的独尊儒术，靠接法家的尊卑定理。文理逆道的唯心教条，心即理与性即理的定理内修，丧失儒学民本共由理道的存理去欲。治世道德通行，乱世道佛通行的儒道佛互补，社会人生观理论盛行，掩盖哲学观的理论光辉。更不能容忍是满清的文化逆转，业已完成的传统儒学哲学圆圈掉落认知坎陷，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被终结，儒学最高理论水平的船山学被荒芜。逆道靠接法家的宋明政道，进一步恶化为赤裸裸法家专制的君师一体，治学一统；逆道唯心教条尊卑定理的宋明理学，推之至极的以理杀人，专制森严的礼教食人。悖逆于宋明理学的百姓日用皆道负面，自扫门前雪实惠的社会人生观，进一步恶化为民族劣根性。满清逆转的文化大环境恶果，五四运动的批孔思潮，招致挺儒与反儒的世纪论战。当强势的西方文化进入，已是百孔千疮的传统文化，备受压迫失去自持，话语体系、范畴体系和义理体系一一失陷，传统哲学理论核心的心性学也被西方心理学所取代，名副其实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为了挽救和振兴中华文化的现代新儒学，立足于宋明理学为内圣基础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内圣的宋明理学，非哲学观内圣，不以私意自蔽，不以私欲自累的道德内圣，唯心教条为腐儒的内圣道，无法摆脱社会人生观理论的羁绊。社会人生观理论盛行，引发治世道德通行的心性文史，人心乱相道佛通行的心性文史，杨墨的流俗质野，先后在共和国历程中发生。理论探究共和国的文革事件和反腐事件，据理承前启后的文化因果链路，不可能止步于共和国历史，当追溯到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文化研究的乱相史，追溯到满清专制的逆转文化史，追溯到盛唐后顺乎物则天下之变的宋明文政逆道史。历史逻辑的演变循序，承前启后的文化因果链路，一环紧扣一环的思究辨析，解开一层层乱麻迷团，拨开一道道云山雾罩。探究人文哲理的唯物辩证，会通古今通义的通经正经接着说；经世治用的民生致用，坚执哲学理一观的文化价值观：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日益需要，应对和解决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新矛盾。会通古今通义的通经正经接着说，从荀子政制理论的礼法合治，到船山“天治者，神以依”的礼法合治，乱世的法主礼辅治理流俗质野，返回健顺正常的中庸质文，礼法合治的礼主法辅。礼主，文理清明的天下礼乐。

质文刚柔

船山道体论的“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存在理势天導向成然存在音容天的中奏天，在君主专制的宋明时代，可以是治世道德，乱世道佛，善性文化的社会循环；始奏人的质文心性可以是文史与质野道走的心性两极；已成的物质生产水平，近乎停滞的守其常，不会因社会动乱和心性的文史质野而倒退。正如荀子所说：“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究吉凶因果所以然之理，《天论篇》述理，一是强本节用的礼法合治，非本荒而用侈失纲伦，荀子的《王制篇》，述理王制理想的强国裕民，藏富于民的精于道者兼物物，二是“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繁，虚壹而静谓大清明，解蔽于诸子的“蔽于一曲，闇乎大理”。三是“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文理繁，睿智于心性现象错综复杂的情用省，性命通贯天道的精于物者物物道，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礼义调理的物欲观。究天行有常的吉凶所以然，物质经济限定人的屈伸物欲，容有迹而音无方；物质经济正负的吉凶走势，疑乎人心“音以节容”的易简知能。形上文政導的社会效应：释放还是制限着心性活力。理有顺逆的世间自然，更有屈伸物欲的理道必然。必然而自然，物质经济与物欲需求的文明同步，人性自然和心性实然的自然而必然。正如盛唐后的顺乎物则走势，不会因宋明政治的逆道，宋明理学逆理而导致物质生产水平的倒退。阳明过后的百姓日用皆道，引证屈伸物欲的自然与必然。负面实惠人生的自扫门前雪，经满清法家专制的文化逆转，恶化成民族劣根性。同是法家专制的暴政文敝，秦王暴政经不住有道伐无道的二世而亡，满清却享受着康乾盛世的荣耀和满足，延续二百六十多年的政治统治。法家治国相类，心性的文化性质却是“今时不同于往日”，因果结局也是“今时不同往日”。暴秦亡史的后人借鉴，经过政制另一极端的汉初无为之治后，实现君主专制常态的独尊儒术，汉唐经世致用的专制生长期。经世致用天地人参的更高阶段，盛唐后文理睿智精深的天地神参。神理于理气的思维辩证，神参于性命通贯天道酬勤的应用辩证。所谓乾隆盛世的荣耀，却埋下了心性负面祸根，自扫门前雪成一盘散沙的心性积患。社会正能量日渐被弱化的社会正义、人民正义和文化正义，换来是强虏侵凌的家仇国恨；形上文理和人文文化的历史倒退，带来近代和现代中华民族命途坎坷灾难的因果链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