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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古今人表》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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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8 11:10: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汉书·古今人表》考论
陈嘉礼
  《汉书·古今人表》一向是研究《汉书》的学者所注意的篇章。有学者认为〈古今人表〉并非班固(32-92)所撰,而是其妹班昭(约49-约120)之作;对〈古今人表〉不列汉人,又被人评为体例不纯;不书汉人而称为《古今人表》又认为是名实不乎。中国史学史上的断代史始祖《汉书》,其〈古今人表〉是否确有上述问题?本文欲一一探讨。

  《汉书·古今人表》受学者批评,是史学史上已经讨论很久的问题。〈古今人表〉的作者是否班固其人,多被学者质疑。学者赵连稳认为《汉书》的八表是班昭所创。[1]宋衍申亦持此论,认为班固卒时,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由班昭续写。[2]学者多持此论,大抵因《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传》中认为班固作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3]若考〈古今人表〉的作者是谁,当从两大途径分析:一是从八表中对比其他《汉书》篇章的用词有否不同;二是从八表的撰述动机入手。八表中,可见出作者用词的其实只有序言,而序言的篇幅亦不算长,难分是否出自班固之手。再考其撰述动机,八表都是配合整本《汉书》而成的,是道出了西汉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后汉书》中,我们找出班固撰《汉书》篇章的两个不同版本,先是《后汉书·班彪列传》中记载班固写《汉书》乃撰“纪、表、志、传凡百篇”,[4]这句肯定与班昭及马续(70?-141)续写《汉书》有出入,但却说明了班固时已有志于写成此体例,后人应是增补其内容。另考《后汉书·列女传》,当中就只记载了班固死时未书八表及〈天文志〉。
  再考郑鹤声(1901-1989)编的《班固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0年),我们找不出班固在何时写成《汉书》那些篇章,我们只好找寻最原始的《汉书》史料。在《汉书·叙传》中,班固已云其作《汉书》之志乃在四体例:
  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5]
  颜师古的注认为,班固在此文之下的叙传,“皆班固自论撰《汉书》意”。[6]说明了其实此四体例在班固之时已经确定,虽然未考出是否出自班固之手,但班昭创〈人表〉之说,大抵不确。从班固入狱而死(时为汉和帝﹝刘肇,79-105;88-105在位﹞永元四年,92年),《汉书》既然没有表及〈天文志〉,而和帝命班昭续写一事,再证明了那时在《汉书》的基础上是有表的概念,只是未能成事而已。
  我们不能否认班昭和马续对续写《汉书》的功劳,但亦不能否定表的创始是起于班固。事实上,〈古今人表〉的作者是谁,在整个史学史上并非重要一环,更要讨论的是〈古今人表〉在《汉书》的地位上的重要。《汉书》被奉为中国史学史的断年史始祖,是因为《汉书》以整个朝代(西汉)为史,刘知几(661-721)赞誉为“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兴废,包举一代,撰成一书”,[7]说明了刘氏认为《汉书》当以断代为史。所以他对《汉书》有不从“断代”而成的篇章大有批评。

  刘知几认为《汉书》当为断代为史,面对〈古今人表〉时,刘氏不禁说:
  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8]
  又说:
  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庖牺,下穷羸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翦截,何断而为限乎?[9]
  刘知几强把当时的断代观念加在未有断代的汉朝。班固写《汉书》时,有否说明定当以整个西汉历史写入书中?非西汉历史的人或事就不能入《汉书》?要知道《汉书》成书之际,断代概念含糊,我们把《汉书》列为断代史始祖,盖后人判断的断代概念,“断代”一词,亦非班固所创(但他肯定有断代概念[10]),至唐代,断代概念成熟时,刘知几批评《汉书》此病,实乃以今非古,无视《汉书》寓通于断的伟大史观。[11]班固应不会想到他的《汉书》会被后人奉为断代史的始祖。〈古今人表〉的撰述,亦不会因这个“断代”概念而荒废。
  《汉书·古今人表》并非以断代为史,班固别出心裁地把通于古今的概念来说明他撰〈古今人表〉的动机。班固先没有说《汉书》只能书汉朝人事,即可以上至黄炎两帝,下至东汉,都在《汉书》的范围,事实上,〈古今人表〉的范围已打破断代为史的局限。不只〈古今人表〉,再考《汉书》的志,都是通史性质,班固深明历史发展的演变是有前后关系相连的,在志的有关制度及社会生活的记载中,班固定当述说上下古今的情况,“为了说明汉代何以是这种情况,还必须向上追溯其来源”,[12]这种通古今的史学精神,在《汉书》其他篇章也适当地流露出来,这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清人马骕(1621-1673)对〈古今人表〉都有相类似的批评。马骕于《绎史》中认为后人对〈古今人表〉有三点主要的批评:“一曰甲乙纷错;二曰记载不悉;三曰前代人物,无关汉事也。”[13]主要批评〈古今人表〉的学者都是认为〈古今人表〉的体例不纯。其实,表自《史记》首创,至《汉书》时只有此两本史书有表。若考《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前135-前90)认为表的创立是因为“并时异世,年差不明”,[14]即反映表可以纵横上下,对史事有始末的列出。表同样是时间先后为其排序。观乎《史记》十表,都是贯通了“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15]
  《汉书》的八表中,前五表是从《史记》演变而来,[16]后三表包括〈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与〈古今人表〉都是班氏所创。笔者愚见认为,八表中都是反映了贯通的思想,一如〈百官公卿表〉是因为“汉迪于秦,有革有因。”[17]而作,而〈百官公卿表〉亦有载汉以前的人物,为我们提供了秦汉时官制系统的面貌。班固对表的体例是合符《史记》司马迁所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思想,《汉书》的表同样是贯通上下,写出古今之变,只是后人对班固欠缺了解,不明班固的心意。

  〈古今人表〉从宓牺氏开始,写到秦嬴之际,被后人诟病在于他不列汉人,有古无今。作为一本以汉代为核心的史书,不列汉人的主因在那里呢?历代学者作了不同的总结。颜师古认为是“其书未毕故也”,[18]徐朔方即认为颜氏之说,“未免过于天真”,[19]〈古今人表〉未列汉人,如果真是未完成的话,其后人班昭和马续大可续成,假若此表是班昭首创的话,班昭就是有意让此表止于秦嬴之际?故更不应理解为“未毕故也”。清人梁玉绳(1744-1819)认为:“若表今人,则高祖诸帝悉在优劣之中,岂孟坚所敢出哉”,[20]梁氏从政治角度分析班固未列汉人之故。班固自汉明帝(刘庄,28-75;57-75在位)元年(58年)开始私撰《汉书》起,至永平(汉明帝年号)五年(62年)被人告发下狱,翌年才被明帝批准可继写《汉书》,我们不能考证此短短五年,班固写了那些篇章,但“明哲保身”作为他不表汉人之由,未尝不可。清人钱大昕(1728-1804)亦认为〈古今人表〉已经完成,他说:“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俾知贵贱止乎一时,贤否着乎万世,失德者,虽贵必黜,修善者,虽贱犹荣,后有作者,继此而表之,虽百世亦可知也。班序但云究极经传,不云褒贬当代,则知此表首尾完具,颜盖未喻班旨。”[21]钱氏考虑到〈古今人表〉是借古人为今人作为借镜,使今人从人表中得悉贵贱黜荣之理。其实,几位学者都是向颜师古之说提出更正。要有效了解〈古今人表〉不表今人之由,先从班固的撰表动机说起。
  先从〈古今人表〉的序言来看,班固认为〈古今人表〉是:
  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22]
  认为要考究经并要籍,并按次排序。若再考《汉书·叙传》,班氏云:
  篇章博举,通于上下,略差名号,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第八。[23]
  在其〈叙传〉中的“通于上下”一句,最为可圈可点。“上”、“下”是上下至何时呢?不论其确实时间,至少可以肯定,班固认为〈古今人表〉的撰写,并非为断代而设,而是刻意会通上下,说班固此表体例不纯,倒不如说班固有“通古今之变”的精神。问题在于,班固亲说是“通于上下”,而在〈古今人表〉中不表“今人”,是自坏其言,已非“通于上下”,但再考其序言,班固有这样说法:
  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24]
  班固写〈古今人表〉是要记载曾出现在经书上的人物,都一一按时间排序,并加以品第。明显,他的目的是要彰显所表之人的“善”“恶”,以“劝戒后人”。所谓“后人”应当是指自东汉人及成书之后的所有读者了。班氏借所表的人,评定他们的善恶标准,给予不同的品第,要完成上古至今世的人物,就必须“博采”了。
  班固在《汉书》的〈古今人表〉和〈叙传〉中,均有说明他撰〈古今人表〉的原因。若比较两文,其原因是一致的。〈叙传〉中所谓“篇章博举”与〈古今人表〉中的“自书契之作”和“究极经传”是同一意思;〈叙传〉的“通于上下”与〈古今人表〉的“总备古今之略要云”又是相同。简单而言,班氏撰作的动机,就是要从古往今来的经典中,表出人物,来让后人借鉴。
  班固是有意写至秦嬴之际就完表的。何焯(1661-1722)认为〈古今人表〉已道出了今人,“今人则褒贬具于书中,虽云总备古今之略要,实欲因古以知今也。”[25]〈古今人表〉就是借古以寓今。此说颇得学者认同。既然〈古今人表〉之名有“今”,但其内容连西汉人也不表,表面上是名实不乎,但暗藏玄机的是,班固有意借表的“古人”,来寄寓“今人”。综观《汉书》,西汉人物多有纪和列传,但各方因素,难以直书,[26]虽然《汉书》有揭露汉朝黑暗一面,不失史家直书的精神,但对于一个曾坐牢之人来说,留下命来续写具“弦外之音”的〈古今人表〉,更能暗示作者的史学思想。班固如果要美化汉室,要对汉朝大力宣扬的话,他不妨把西汉人也列于表中,甚至东汉的人也可以。班固没有这样做,明显是有意把品评的工作,放在“古人”身上,以“古人”来对比“今人”的品第。
  班固在〈古今人表〉所列之人,分为九等,他本身并无指出哪类人该入何等。对“圣人”、“仁人”、“智人”、“愚人”也毫无定义,纯粹由读者猜测。《汉书》最后乃官修史书,但班固不无有“贬春秋,退诸侯,讨大夫”[27]之思想,《汉书》“宣汉”思想之余,中国史学的传统他也不敢忘记。学者认为〈古今人表〉品评之法,以德、智、功为依据,未有表于表中的“今人”,就以同类的古人为准,暗示出“今人”该列何等。[28]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前246-前210在位)是一个颇难品评的人物,他统一六国,结束战乱,是其“功”,但在位施行暴政,民怨载道,班固把他列于第六品,相对汉朝的皇帝,同样功过参半的,在〈古今人表〉中就可以暗示出来,反映班固把这(些)皇帝列于何等。这种撰述方法,既表达了褒贬人物,微言大义的精神,同时避免政治上的压力。
  〈古今人表〉表面上是名实不乎,但综观全表,他不但经济地以表的形式,述说上古以来的人物,同时对今人的褒贬亦寄寓其中,“通于上下”是班固始终贯通的精神。〈古今人表〉始终是《汉书》的一部份,亦是我们研究《汉书》及班固史学思想的重要一章,从〈古今人表〉的结构、内容,反映出汉代社会对价值观、善恶智愚的看法,对汉代思想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1] 赵连稳:〈班昭与《汉书》〉,《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17卷第6期(2005年12月),页87。
[2] 宋衍申:《中国史学史纲要》(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48。
[3] 范晔(398-445)撰,李贤(651-684)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84,〈列女传〉,页2784。
[4] 同上,卷40,〈班彪列传〉,页1334。
[5] 班固撰,颜师古(581-645)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卷100,〈叙传〉,页3107。
[6] 同上。
[7] 刘知几撰,赵吕甫注:《史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六家第一〉,页59。
[8] 同上,〈题目十一〉,页221-222。
[9] 同上,〈表历第七〉,页124。
[10] 刘知几认为,班固撰《汉书》,实因《史记》对西汉历史未完全记毕,续作又未令人满意,有必要对西汉历史作一次完整的记述。“《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后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语出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页692。)由此可见,班固目的是对西汉历史有较系统的记录,确有断代观念。
[11] 班固撰《汉书》,用意乃“以缀续前记。”(《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页417。)据徐复观先生的意见,断限的观念,是后人所加上。详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页505。
[12] 陈其泰,赵永春:《班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154。
[13] 马骕:《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卷160,〈外录第十〉,页4245。
[14]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100,〈太史公自序〉,页3319。另索隐注:“并时则年历差殊,亦略言,难以明辩,故作表也”,页3320。
[15] 《史记》十表中,〈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是上古史的内容;〈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是近古史的内容;〈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是《史记》的现当代史。从中可反映司马迁“古今之变”的思想。详参赵生群:《史记编纂学导论》(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页24。
[16] 此五表从《史记》的〈汉兴以来诸侯王表〉、〈功臣侯者年表〉分为《汉书》的〈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详参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页238。
[17] 同注5,页3111。
[18] 《汉书》,卷20,〈古今人表〉,页737。
[19] 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页44。
[20]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一,页15。
[2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卷六,页112。
[22] 同注18。
[23] 同注17。
[24] 同上,卷20,〈古今人表〉,页737。
[25] 何焯:《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十六卷,〈前汉书·表志〉,页258。
[26] 即《汉书》已有西汉人物的本纪、列传,故无需要在〈古今人表〉中所提及。也就是说,〈古今人表〉的“今人”已在其余部分写了,无需在〈人表〉中再书。
[27]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之言。参《史记》,卷100,〈太史公自序〉,页3297。
[28] 丁毅华:〈《汉书·古今人表》识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6卷第5期(1987年9月),页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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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8 15:19:55 | 显示全部楼层

lz辛苦了,这个我也很关注!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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