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湖北《潜江民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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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湖北《潜江民歌》（二）

              二、《下里巴人》溯源

     《下里巴人》一词，首出自战国时楚国“识音而善文”的宋玉之口。事见西汉经学家刘向著《新序》：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类似此载亦见于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和唐代的《艺文类聚》。以后，《下里巴人》便逐渐演变成了楚国民间音乐的代称。
    从词性分析，“下”、“里”皆为方位名词。“下”为上下之“下”；“里”据《人民画报》1988年第六期题为“楚国贵族家庭墓地——解开一个悬置多年的历史之谜”一文载：1986年下半年，荆沙铁路考古队发掘包山大冢二号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战国中晚期“楚国县以下基层组织为社、里、州。”因此，“里”当为“社”以下的行政区划称谓。“社”与“里”可能是相连成陆地的地貌。根据“里”下为“州”的行政区划分析，当时在江陵和潜江一带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成为陆地，但有很多水中的小州，小州上也有居民，是在大面积地种植水稻的居民；这些居民就是“巴人”。为什么将当时的潜江祖先称为古代巴族的“巴人”？他们与楚人是什么关系？
    我对《下里巴人》的理解是：“下里”的“巴人”唱的歌。其地域就是当今的潜江一带。潜江人何以可以称为“巴人”？我这个潜江人也常常身居其中而不得要领。后来我到了上海，出门说话，百分之九十的人自以为是地猜测我是四川人，偶尔还有四川人与我“攀老乡”，我起初听到猜我的家乡与四川有关，真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可见长江语系的语言是有共性的，我们与“巴文化”是有根源的，这个根源就是“同饮长江水”，犹如我们考古中的天门“石河文化”与四川“三星堆”文化有共性一样，只是我们身在其中，不知不觉而已。当然，这只是从当今语言人文现象上进行的判断，只能作为线索，不能以此为据。
    真正的依据是：据北京大学张传玺之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国古代史纲》（上）第252页“蛮族”载：

    “蛮族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因地区和血缘、习俗的不同，分武陵蛮、廪君蛮和板楯蛮三大支系。武陵蛮居住在武陵郡的山区，廪君蛮居住在巴郡和南郡一带，因之也叫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居住在今四川的嘉陵江流域。武陵蛮和廪君蛮在战国时期，属于楚国，板楯蛮在战国后期属于秦国。”

     既然“巴郡蛮”和“南郡蛮”有血缘和习俗相同的关系，共同划属于“廪君蛮”，因此，《下里巴人》应该是巴郡南郡蛮一带的土著人唱的民歌。而所谓的“南郡”就是指现在的江陵，当时的张金和龙湾，已经与江陵连接成一片，属于江陵的地界，区划为“里”，叫“下里”，但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州”的地貌，为大水面与小“州”的地貌现象。又根据“下里”方位的具体指定，则应该是指居住在当时的南郡（即江陵）以东的蛮族人唱的歌。江陵以东50公里就是潜江地界的龙湾遗址所在地。可见，当时的楚国郢都有楚民族人与当地的土著“巴族人”之分。
     据上分析，“下里”是有方位处所的，《下里巴人》最初也并非是指广义的楚国所有的民间音乐，而是指限定为楚国的江陵郢都以东地域之土著“巴人”唱的民歌。然而，许多古籍和当今的工具书除了对这一词中的“巴”有注释外，对“下里”均末指明方位何处，只是泛意地进行了一些注释。如从文野之分角度注释的，认为《下里巴人》是粗俗的“下曲名也”，与“阳春白雪”高雅的“高曲名也”相对应；从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和分散的角度注释的，认为“下里”为“乡里”，与统治集团聚居的都城或繁华的集镇对应；还有的认为“下里”即“丧歌”。这些注释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无可厚非。但从正本溯源和史实的角度而言，这些注释就让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待于重新探讨和考究。
    笔者认为，“下里”、“巴人”本属于有方位和有具体指向的成语，因宋玉《对楚王问》一文的运用而构成典故，从而使“下里巴人”和地方音乐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在一定的语境里，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因此，这一典故的本源应该是历史地理与古代地方民族音乐两门学科的综合产物。探讨“下里”的方位，不仅有利于研究楚国的区域文化，而且还可以深入地探讨楚文化与巴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能揭示“下里”的准确历史地理方位和地方音乐的本来面貌，进而就能填补我国相关学科之间的空白，提高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地位与研究价值。
     拙文通过查考有关的古典文献，搜集当前与之有关的科学论文、考古新发现，结合一些古县志记载和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对“下里”的方位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的区域文化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下里巴人》注释质疑

     在我国的几种主要工具书中，对《下里巴人》这一典故的注释存在如下不统一的地方：
     1、标点不统一：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及其它文字资料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种没有标点的现象一直延续到宋代，才在少量的刻书中添上句读，而且这种句读与现在的标点符号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现在的工具书对《下里巴人》所加的标点，也就是编者对这一典故所作的理解。标点不统一，说明各种工具书的编者对这一典故在认识上的不统一。归纳起来，其标点有《下里巴人》和《下里》、《巴人》这样两种。但都用了书名号，说明它是一种歌曲名，在这一点上又是统一的。
     2、释文内容不统一：
     A、援引古籍注释《下里巴人》最多的，是唐朝李周翰的注释：

      “《下里巴人》，下曲名也；《阳春白雪》高曲名也。”


      这种注释目前普遍为社会所承认，但这只是对歌曲在进行“高下”的评论，没有涉及这些歌曲究竟源于何地。因为任何民间音乐，它的产生和最初的传唱都是有地方性的。如《诗经》“国风”作品有十五国风，它们最初都是流传在不同的地域，从当时不同的地方涌现的。正如元人燕南芝庵在《唱论》里说：

       “凡唱曲有所地。”

    同样，“下里”、“巴人”也是“有所地”的，那么地在何处呢？凡注释《下里巴人》的典籍、工具书之条款，均没有下文说明。
    B、注释《下里巴人》谓“古代楚国民间歌曲”、“战国时楚国的通俗歌曲”，注“下里”为“乡里”或“乡曲里闾”，因以“下里”作为其歌名，后来遂为民间歌谣之通称等。显然，这些注释并末涉及具体的地域方位问题。“下里”是否指全国的“乡里”呢？即使将方位范围限定在楚国，那么，这个“乡里”是指宋玉说《下里巴人》时期整个楚国之广义的乡里？或是指注释时期部分楚国的乡里呢？泛指《下里巴人》是“通俗歌曲”同样也存在地域不明的问题。
     C、东汉末年的“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在《答东阿王笺》一文中以“东野巴人”之改动来代替“下里巴人”仅从语法的的角度看，是合情理的。如“巴”是实指某一地域，则“下里”亦应当为实指某一地域。“东野巴人”就能证明这一点，因为“东野”的地域方位是明确的（详论见后）。因此，“东野”与“巴人”不仅可以对应联合而不影响“下里巴人”的原意，而且还证明了“下里巴人”是实指某一区域的通俗民歌。可见，“下里巴人”是泛指狭义楚国之某一地域的通俗民歌，且不能以歌曲名定性。
     D、各种工具书的注释引文属不同朝代，其可靠程度有待考证。按理，应以距战国时代愈近愈准确。关于这一点，我想谈谈导致“下里”方位注释含糊的浅见。
     我认为，这与汉代以后的注疏家对“云梦”一词的含意不能正确理解，将其同“云梦泽”混为一谈有关。这些注疏家大都认为，在古代从洞庭湖到广大的江汉平原都是无人居住，且是浩渺苍茫的湖泊和沼泽；或者认为我国的两湖平原在古代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如北宋时，人们误认为钟祥的郢州是楚郢都，沈括在《梦溪笔谈·郢人善歌辨》一文中对郢都在江陵的纪南城，而不应在郢州（今钟祥县）花大量的文字进行证明，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宋代人认为江陵属云楚泽的范围，战国时那里不可能成为楚都有联系。再如1984年在江陵东的潜江在文物普查前，潜江的人都认同：潜江古代是洞庭湖的湖心，只是在到宋以前才慢慢淤积起来的，潜江根本当有什么古老的文物可考。这种误传和错误认识的来源，正如上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教授在《云梦与云梦泽》一文中所说：

     “云梦泽汉世犹见在，故汉人言泽地虽简略而基本正确。晋后随着云梦泽的消失，对经传‘云梦’一词的普遍误解，释经者笔下的泽地所在，乃愈释愈谬，达到了极为荒谬的地步。”

      这大概就是导致“下里”在方位上无所依据的主要原因。
      说“下里”是指当时潜江地域的民歌，是如何证明的呢？请看下文：《下里巴人》之“下里”方位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