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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湖北《潜江民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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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4 12:04: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llg6688 于 2018-7-14 13:55 编辑

《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湖北《潜江民歌》(三)

              四《下里巴人》之“下里”方位考



      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下里”当指春秋时的郧邑(郧乡)、战国的竟陵邑为中心的平原(郧乡、郧邑为同地异名),今湖北省潜江市南部和西北境为中心和主体,范围向四周扩散。其东北部约以东汉的云杜(今之京山县)为界(大致包括今汉水北岸的天门、京山南部,西北波及今的钟祥部分地区)。南部包括监利的北部,不包括监利的南部,因为监利南部为湖南语系。西部以江陵为界。东部则抵当时尚末完全成陆地的云梦泽但包括部分水中之楚国的区划“州”。这一论点是以东汉末陈琳的“东野巴人”为线索分析得出来的。陈琳在《答东阿王笺》一文中说:

     “夫听白雪之音,观绿水之节,然后东野巴人,蚩鄙益著。”

     李善注曰:

    “东野,下里之音也。”

     现在就从“下里”与“东野”谈起。
    (一)、关于“下里”与“东野”的方位论证
     从战国末时宋玉道出“下里巴人”到东汉末年陈琳的“东野巴人”,在时间上相距约四五百年,而这一典故仅有两字变化,要论清“下里”与“东野”的方位,又必须先弄清两个问题:
    1、“下里”与“东野”是否指同一方位?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以何处为中心坐标来论“下”与“东”,这是解决“下里”与“东野”是否指同一方向的关键。我认为应以郢都纪南城(即今湖北省江陵北十二里的纪南城)为中心坐标。其依据如下:
    A、从原文献记载看,“歌于郢中”、“国中属而和者”中的“郢中”、“国中”皆指战国晚期的楚国都纪南城。因此,以楚国的郢都(江陵的纪南城)为中心坐标是言之有据的。
    B、我国古人有靠水而栖的习惯。江陵的纪南城临近长江、汉水、阳水、中夏水、涌水,其水的总体流向是自西向东(汉水是从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流。称高处为上,叫上游;低处为下,叫下游,这也是古代以水路交通为主形成俗语的口语习惯。如白居易诗曰:“摘来正带凌晨露,寄去须凭下水船。”再如地处湖北省江陵东的潜江市在古时到1955年以前的交通即是以水路交通为主,称向西去荆州为“上荆州”,向东到武汉为“下汉口”。潜江这一带甚至将小孩尿床也戏称为“下汉口”,足见这种以水流分“上下”之俗语习惯的顽固性。由此可见,以江陵纪南城为中心坐标而称“下”的地域,恰好也在郢都纪南城的“东”面所谓“一江春水向东流”。因此,以江陵的楚郢都纪南城为中心坐标,则“下”与“东”在方位地域上系为同指当时的潜江地域
     C、据《史记·伍子胥传》载:

    “故都为楚所灭,昭王自郢迁,反复还郢。”

    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楚迁之都应为上都,即今之湖北省宜城东南。沈括在,《梦溪笔谈·郢人善歌辨》一文中考证:

     “今又郢州(即现在的钟祥县)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

     由此可知,以都城为中心而论方位,在楚国是早有先例的。在楚怀王时代都城在江陵的纪南城,因此宋玉以江陵的楚都纪南城为中心称的“下里”,陈琳以江陵的郢都为中心说的“东野”,系同指郢都纪南城以“下”或以“东”的竟陵邑平原,即当时的潜江地域,方位吻合,顺理成章。
      2、关于东汉陈琳将“下里”改为“东野”的可靠性
     古人在文献中形成的成语典故,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特别是在被社会所公认、沿用之后没有历史变化,不可轻易改变。陈琳将“下里”改为“东野”,如不是指同一方位,当不为社会所承认。这是其一。
     其二,从战国晚期到东汉末年,时距数百年,在地理上已有较大的沧桑变化。因此,陈琳说“东野”应与这一带的历史地理变化有关。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在《云楚与云梦泽》一文中载

     “……到了汉代,大江在江陵以东继续通过夏水、涌水分流分沙把上荆江东岸的陆上三角洲进一步向东向南推进,从而导致了华容县的设置;汉水在南岸的泛滥也使竟陵平原进一步扩展,把杨水(所谓“杨水”就是“阳水”的别写,“阳歌”的名称之源)两岸的云梦泽区填淤分割成若干不复以云梦泽为名的湖泊陂池,结果使这片汉水冲击土和南面的荆江陆上三角洲基本上连成了一片……。”

     复旦大学的张修桂教授也在《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一文中写道:

     “秦汉时代,长江在江陵以东继续通过夏水和涌水分流分沙的结果,荆江三角洲不断向东发展,并和来自今潜江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汉江三角洲合并,形成江汉陆上三角洲。因此,汉代在荆江三角洲水北岸自然堤章华台附近,首先设置了华容县。”

     上述研究论证说明,江陵以东的云梦泽到汉代已形成较大面积的陆地。战国时的“下里”之“里”,到汉代时这里已经变成了“野”。汉代在当时的潜江地域这一带设置华容县,是荆江三角洲可居住的陆地扩展、经济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断定,东汉陈琳是因当时的地理形势发生了变化,才将“下里”改为“东野”的,改之有据。又据《艺文类聚·地部·野》载:

     “尔雅曰,邑(县城)外谓之郊(区),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

     《说文》载:

     “野,郊外也。”

      商朝曾与周朝大战于商都朝歌之南的牧野,史称“牧野之战”,即在当时商朝国都朝歌之南约70华里的地方,这里应是“牧”和“野”交界之地。按江陵纪南城到潜江龙湾镇,有约100华里,以这种距离推算和当时这里的历史状况,可知陈琳将“下里”改为“东野”,是与历史上的地域距离称谓吻合无误的。
     其三,湖北潜江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张修桂的论文,和东汉时的杜预在注释《左传》时说:章华台“在今华容城内”的线索,进行文物普查。我于1984年上半年参加文物普查队历史文物组,开始寻找楚章华台,并于1984414亲自参与了章华台发现和后期用“洛阳铲”进行的钻探工作湖北潜江的《龙湾遗址》(即章华台遗址现已经得到确认,并列为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且从文物普查的第一手资料看,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汉代的历史文物、古遗址、古墓葬主要分布在潜江以西和南的张金、龙湾、积玉口一带。且数量多,面积大,历史文物与遗址极为丰富。而这一带也正好在距江陵的楚郢都纪南城约100华里左右。这些历史文物和大型楚国宫苑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上海复旦大学两位教授的学术论文具有科学指导性,同时也直接证明了东汉陈琳将“下里”改为“东野”的可信性。
    (二)、关于潜江及周边地域与“下里”之音乐相关的古文献记载
     前文说过,“下里巴人”在特定的语境里与地方音乐是密不可分的。既然“下里”、“东野”的方位能被认定在以竟陵邑为中心的平原,那么,这里的民间音乐状况在古文献中有何记载呢?能使这一问题得到应证的是,这一带自古就有“民歌之乡”的美称。据清·道光元年版的《天门县志》记载:“竟陵县古时地,在皇古时(约公元前21世纪以前)属古风国所辖”。而天门的“竟陵”县名,是从当时的潜江称“竟陵”五百年后,才移此县名到天门的,因此,《天门县志》记载的“竟陵县古时地,在皇古时(约公元前21世纪以前)属古风国所辖”,实际上是对早期文明时代之当时潜江地域的文化盛名描述。又据《礼记·乐记》载:“帝舜南游,(曾)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就是包括荆州在内的古时江汉间民歌、民谣的总称。因此,我认为“古风”与《诗经》中居十五国风之首的“南风”是可互为佐证的。再如周代的“雅乐”、“燕乐”就是以“南风”为基调的(详论见拙文《论“燕乐”与“楚歌曰艳”》)。《楚辞》中屈原、宋玉对这一带的民歌津津乐道,多次提及(详论见拙文《论“楚歌曰艳”与“鸡鸣歌”》)。还有楚汉相争时期的“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也是这里的民歌(详论见拙文《论“楚歌曰艳”与“鸡鸣歌”》)。汉代的“楚歌曰艳”也是主要指一带的民歌。汉代的《乐府诗》及《淮南子》文献对这一带的音乐更是赞颂有加。刘邦、项羽及其他们的夫人都好楚歌,可以说,这一带的音乐影响之大从炎帝时期起,仅到东汉,就有约数千年的历史影响(详论见拙文《湖北潜江传统民歌〈阳(扬)歌〉与〈周易离卦〉探微》)。再如,深受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歌剧《洪湖赤卫队》便是以“下里之音”中流传至今的部分民歌和方言声调为基础创作的。
    方言声调对地方音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一曲调的民歌,由于语言声调各异,则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旋律效果。那么,我们就从方言声调色彩区角度的论证开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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