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湖北《潜江民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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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里巴人》之“下里”与湖北《潜江民歌》（三）

              四、《下里巴人》之“下里”方位考



      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下里”当指春秋时的郧邑（郧乡）、战国的竟陵邑为中心的平原（郧乡、郧邑为同地异名），以今湖北省潜江市南部和西北境为中心和主体，范围向四周扩散。其东北部约以东汉的云杜（今之京山县）为界（大致包括今汉水北岸的天门、京山南部，西北波及今的钟祥部分地区）。南部包括监利的北部，不包括监利的南部，因为监利南部为湖南语系。西部以江陵为界。东部则抵当时尚末完全成陆地的云梦泽，但包括部分水中之楚国的区划“州”。这一论点是以东汉末陈琳的“东野巴人”为线索分析得出来的。陈琳在《答东阿王笺》一文中说：

     “夫听白雪之音，观绿水之节，然后东野巴人，蚩鄙益著。”

     李善注曰：

    “东野，下里之音也。”

     现在就从“下里”与“东野”谈起。
    （一）、关于“下里”与“东野”的方位论证
     从战国末时宋玉道出“下里巴人”到东汉末年陈琳的“东野巴人”，在时间上相距约四五百年，而这一典故仅有两字变化，要论清“下里”与“东野”的方位，又必须先弄清两个问题：
    1、“下里”与“东野”是否指同一方位？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以何处为中心坐标来论“下”与“东”，这是解决“下里”与“东野”是否指同一方向的关键。我认为应以郢都纪南城（即今湖北省江陵北十二里的纪南城）为中心坐标。其依据如下：
    A、从原文献记载看，“歌于郢中”、“国中属而和者”中的“郢中”、“国中”皆指战国晚期的楚国都纪南城。因此，以楚国的郢都（江陵的纪南城）为中心坐标，是言之有据的。
    B、我国古人有靠水而栖的习惯。江陵的纪南城临近长江、汉水、阳水、中夏水、涌水，其水的总体流向是自西向东（汉水是从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流。称高处为上，叫上游；低处为下，叫下游，这也是古代以水路交通为主形成俗语的口语习惯。如白居易诗曰：“摘来正带凌晨露，寄去须凭下水船。”再如地处湖北省江陵东的潜江市在古时到1955年以前的交通即是以水路交通为主，称向西去荆州为“上荆州”，向东到武汉为“下汉口”。潜江这一带甚至将小孩尿床也戏称为“下汉口”，足见这种以水流分“上下”之俗语习惯的顽固性。由此可见，以江陵纪南城为中心坐标而称“下”的地域，恰好也在郢都纪南城的“东”面，所谓“一江春水向东流”。因此，以江陵的楚郢都纪南城为中心坐标，则“下”与“东”在方位地域上系为同指当时的潜江地域。
     C、据《史记·伍子胥传》载：

    “故都为楚所灭，昭王自郢迁，反复还郢。”

    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楚迁之都应为上都，即今之湖北省宜城东南。沈括在，《梦溪笔谈·郢人善歌辨》一文中考证：

     “今又郢州（即现在的钟祥县）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

     由此可知，以都城为中心而论方位，在楚国是早有先例的。在楚怀王时代都城在江陵的纪南城，因此宋玉以江陵的楚都纪南城为中心称的“下里”，陈琳以江陵的郢都为中心说的“东野”，系同指郢都纪南城以“下”或以“东”的竟陵邑平原，即当时的潜江地域，方位吻合，顺理成章。
      2、关于东汉陈琳将“下里”改为“东野”的可靠性
     古人在文献中形成的成语典故，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特别是在被社会所公认、沿用之后，没有历史变化，不可轻易改变。陈琳将“下里”改为“东野”，如不是指同一方位，当不为社会所承认。这是其一。
     其二，从战国晚期到东汉末年，时距数百年，在地理上已有较大的沧桑变化。因此，陈琳说“东野”应与这一带的历史地理变化有关。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在《云楚与云梦泽》一文中载

     “……到了汉代，大江在江陵以东继续通过夏水、涌水分流分沙把上荆江东岸的陆上三角洲进一步向东向南推进，从而导致了华容县的设置；汉水在南岸的泛滥也使竟陵平原进一步扩展，把杨水（所谓“杨水”就是“阳水”的别写，“阳歌”的名称之源）两岸的云梦泽区填淤分割成若干不复以云梦泽为名的湖泊陂池，结果使这片汉水冲击土和南面的荆江陆上三角洲基本上连成了一片……。”

     复旦大学的张修桂教授也在《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一文中写道：

     “秦汉时代，长江在江陵以东继续通过夏水和涌水分流分沙的结果，荆江三角洲不断向东发展，并和来自今潜江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汉江三角洲合并，形成江汉陆上三角洲。因此，汉代在荆江三角洲水北岸自然堤章华台附近，首先设置了华容县。”

     上述研究论证说明，江陵以东的云梦泽到汉代已形成较大面积的陆地。战国时的“下里”之“里”，到汉代时这里已经变成了“野”。汉代在当时的潜江地域这一带设置华容县，是荆江三角洲可居住的陆地扩展、经济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断定，东汉陈琳是因当时的地理形势发生了变化，才将“下里”改为“东野”的，改之有据。又据《艺文类聚·地部·野》载：

     “尔雅曰，邑（县城）外谓之郊（区），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

     《说文》载：

     “野，郊外也。”

      商朝曾与周朝大战于商都朝歌之南的牧野，史称“牧野之战”，即在当时商朝国都朝歌之南约70华里的地方，这里应是“牧”和“野”交界之地。按江陵纪南城到潜江龙湾镇，有约100华里，以这种距离推算和当时这里的历史状况，可知陈琳将“下里”改为“东野”，是与历史上的地域距离称谓吻合无误的。
     其三，湖北潜江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张修桂的论文，和东汉时的杜预在注释《左传》时说：章华台“在今华容城内”的线索，进行文物普查。我于1984年上半年参加文物普查队历史文物组，开始寻找楚章华台，并于1984年4月14日亲自参与了章华台的发现和后期用“洛阳铲”进行的钻探工作。（湖北潜江的《龙湾遗址》（即章华台遗址）现已经得到确认，并列为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且从文物普查的第一手资料看，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汉代的历史文物、古遗址、古墓葬主要分布在潜江以西和南的张金、龙湾、积玉口一带。且数量多，面积大，历史文物与遗址极为丰富。而这一带也正好在距江陵的楚郢都纪南城约100华里左右。这些历史文物和大型楚国宫苑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上海复旦大学两位教授的学术论文具有科学指导性，同时也直接证明了东汉陈琳将“下里”改为“东野”的可信性。
    （二）、关于潜江及周边地域与“下里”之音乐相关的古文献记载
     前文说过，“下里巴人”在特定的语境里与地方音乐是密不可分的。既然“下里”、“东野”的方位能被认定在以竟陵邑为中心的平原，那么，这里的民间音乐状况在古文献中有何记载呢？能使这一问题得到应证的是，这一带自古就有“民歌之乡”的美称。据清·道光元年版的《天门县志》记载：“竟陵县古时地，在皇古时（约公元前21世纪以前）属古风国所辖”。而天门的“竟陵”县名，是从当时的潜江称“竟陵”五百年后，才移此县名到天门的，因此，《天门县志》记载的“竟陵县古时地，在皇古时（约公元前21世纪以前）属古风国所辖”，实际上是对早期文明时代之当时潜江地域的文化盛名描述。又据《礼记·乐记》载：“帝舜南游，（曾）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就是包括荆州在内的古时江汉间民歌、民谣的总称。因此，我认为“古风”与《诗经》中居十五国风之首的“南风”是可互为佐证的。再如周代的“雅乐”、“燕乐”就是以“南风”为基调的（详论见拙文《论“燕乐”与“楚歌曰艳”》）。《楚辞》中屈原、宋玉对这一带的民歌津津乐道，多次提及（详论见拙文《论“楚歌曰艳”与“鸡鸣歌”》）。还有楚汉相争时期的“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也是这里的民歌（详论见拙文《论“楚歌曰艳”与“鸡鸣歌”》）。汉代的“楚歌曰艳”也是主要指这一带的民歌。汉代的《乐府诗》及《淮南子》文献对这一带的音乐更是赞颂有加。刘邦、项羽及其他们的夫人都好楚歌，可以说，这一带的音乐影响之大从炎帝时期起，仅到东汉，就有约数千年的历史影响（详论见拙文《湖北潜江传统民歌〈阳（扬）歌〉与〈周易•离卦〉探微》）。再如，深受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歌剧《洪湖赤卫队》便是以“下里之音”中流传至今的部分民歌和方言声调为基础创作的。
    方言声调对地方音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一曲调的民歌，由于语言声调各异，则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旋律效果。那么，我们就从方言声调色彩区角度的论证开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