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骚》之“离”与湖北潜江劳动民歌 ——“鸡鸣歌”与“扬（阳）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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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离骚》之“离”与湖北潜江劳动民歌
——“鸡鸣歌”与“扬（阳）歌”（二）


    对“鸡鸣歌”三字的叠加认识（二）


    1、首先说“鸡”

     首先是“鸡”，“公鸡”是“德禽”。据《韩诗外传》载：“田饶告哀公曰：‘君不独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这“文”、“武”、“勇”、“仁”、“信”集于“公鸡”之一身。鉴于公鸡的“五德”，尤其是“守夜不失者，信也”之报时的通天神奇功能，故认为“公鸡”是与太阳有联系的通天神禽，令人们对它肃然起敬，在结盟、结拜、盟誓等讲究“忠”、“诚”、“信”、“义”的场合，均要喝“鸡血酒”，以告知天、地、人、神，以显衷决之心，违者愿受天、地、人、神之罚。鸡的“五德”也变相地体现在“凤凰”的身上，又可谓是“鸡”由“俗化”转为“神话”的载体。据《山海经·山南经》载：“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公鸡还是中国最早的“门神”，据东汉应劭撰《风俗通义校释·雄鸡》载：“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春节挂公鸡于大门上，另悬苇炭，附上桃木，可以驱邪迎吉，是春联的先声。据《太平御览》引《庄周》载：“有挂鸡于户，悬苇炭于其上，桃树其旁而百鬼畏之。”《山海经》亦说：“祠鬼神皆以雄鸡。”可见，公鸡不仅是人间的“德禽”，而且还是通天、通神、驱邪的“神禽”。这就是“鸡鸣歌”能够神奇地成为楚国的“巫音”和儒家宗教之“乐教”的文化底蕴与根基。
   早在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的先民从种植水稻开始，由游猎转变为定居，就开始饲养家禽。特别是“鸡”，发音与“吉”谐音，加之“鸡”具有通天，知天时的特性，导致将“鸡”视为“瑞禽”，并模仿其鸣叫之旋律为相应的祭祀之“巫音”。故“鸡”从其形象，到其的“鸣中五音”，能与中国民族音乐的“五声音阶”相通，发展出相应的“鸡鸣歌”，故而得到深入的普及。除了我们所说的“鸡鸣歌”是声音之“乐”的普及外，鸡的造型还有装饰的效果,例如在商周时期，祭祀天地、先祖的礼器“鸡彝”,就是对“鸡”崇拜的具体体现。在商周时期，有用“鸡彝”祭祀天地、祖先的风俗。《说文》谓：“彝，宗庙之常器也。”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彝”字都是用双手捧鸡的象形字，郭沫若先生则认为，“彝”中就蕴含有用鸡祭祀的意义。所谓“鸡彝”，就是放在宗庙中，祭祀先祖时盛酒的一种陶制礼器，其形状像一只引吭高歌的雄鸡。
    “鸡”的象征功能意义：“是用有形的事物表达某些抽象意念的一种手法，也是民俗事象中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意义的象征，都是思维方式的体现。由于它是通过意象和意象过程，并以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来表达人们的心理效应，因此，象征不仅是一种表现形式或方法，它是民间信仰的传承。历代沿袭，至今不衰。事实证明，这些渗透在人们生活中具有信仰色彩的物象和事象，已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影响人们精神生活的力量。这种信仰民俗，不是直接表达的，而是通过具体物象派生出来的一种意象，然后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即所谓‘象征功能’”。
    通过祭祀，鸡完成了从物质形态到精神世界的初步演进。于是，到周代，出现了“鸡人”的官职，在《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中载：“鸡人掌共鸡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警百官。凡国之大宾客、会同、军旅、丧纪，亦如之。凡国事为期，则告之时。凡祭祀面禳衅，共其鸡牲。”可见，“鸡人”的职属大宗伯之位，主司报晓之职，更负责掌管家鸡祭祀，为祭祀、禳祝和衅礼提供鸡牲。在历代的社会中，鸡也是通过祭祀、禳祝的衅礼这三大文化内涵面影响着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礼制的消解和变更、官仪的俗信化趋势、原始宗教的发展和成熟等因素，用“鸡”献祭的习俗随着时代的更替而不断地增添了新的规矩，使其象征意义的内涵更加丰富。如在祭仪中约定俗成而占优势的是雄鸡，尤其是白雄鸡。在《山海经·西次二经》中说：“其祀出毛一雄鸡。”《山海经》北山首经、北次二经、中次三经、中次八经、中次十经都记载：“祀鬼神以雄鸡”。清褚人或《坚瓠集》说：“六月二十四日为清源妙道真君诞辰，吴人祀之，必用白雄鸡，不解其故。及阅陈藏器《本草拾遗》云：白雄鸡生三年者，能为鬼神所役使。”可见，白雄鸡随着道教的强盛而逐渐成为道教的神异之物，并且特别在祭祀中被提出来，这种习俗渗透到宗教的痕迹也是清晰可见。
    由于“鸡”是人间的“知时鸟”，相当于“天使”的角色 ，故“鸡”在民俗与民俗艺术中的象征意义是多方面的，例如，鸡在民间文化中所展现的艺术形象以及工艺形式，最后转化成为了民间信仰，简称“俗信”。这种“俗信”表现在：
   
     一、生殖力和生命力的象征；
   
    鸡作为生殖力的象征与繁衍之神联系起来，与潜江、天门“石河文化”的“陶祖”崇拜形成关联性的共生崇阳文化。这种“崇阳”，可见于古代对鸡的生殖力崇拜的观念。以“鸡”作为繁殖力象征与繁衍之神联系起来，可见于古代“及笄”习俗。《仪礼·士婚礼》记载：“女子许婚，笄而礼之。”注释中解说：“许婚，已受纳征礼也，笄女之礼，犹男冠也。”而商周骨笄头多为鸡鸟饰，历代簪亦云凤簪，亦为鸟饰。唐代发饰未婚作鬟（huan音环)，及婚作髻（ji音计）。民俗抓髻即抓鸡，不仅为谐音，而且内涵也相同。在黄河中游地区，女子出嫁，坐在轿里的是一只大公鸡。这只公鸡象征她的丈夫。如女子出嫁，新郎在外或卧病不起，男家便用公鸡代替新郎举行婚礼仪式，也是以鸡喻示阳性和生命。这和商代女子佩饰头戴双鸡的抓鸡娃娃青天女佩大概是一个意思。民间俗称男性阳物为“鸡”，其寓意也是说明“鸡”具有很强的繁殖力。

    二、“鸡”是人间的保护神和具有神力的象征：
   
    鸡作为人类的保护神，最早是记载以当时潜江为中心的《荆楚岁时记》，在元旦的习俗中“画鸡户上”，成为中国“门神”的始祖，守护着家人一年的安全，有了它守门，人们便不惧邪恶，有了安全感。东汉的应劭在《风俗通》中则记载：“俗说鸡鸣将旦，为人起居，门亦昏闭晨开，扦难守固，礼贵报功，故门户用鸡也。”说明了“鸡”为“门神”之俗的原因。《山海经》则说：“祠鬼神皆以雄鸡”，说明“鸡”在古人民俗中具有无上的神力，其地位排在驱鬼辟邪的神郁、垒之上。《河图托地图》载：“桃都山有大桃树，盘曲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而杀之。”证明“鸡”在神话传说中的地位就非同一般，其在民间担任保护神的角色由来已久。
    由于“鸡”象征着一种自然的通天之神奇力量，“雄鸡一唱天下白”，其鸣叫带来的光明能驱鬼辟邪，是人类的保护神，故除了它的祭祀功能外，“鸡卜”也是较古老的占卜方式，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张守节正义解释“鸡卜”的方法是：“鸡卜法，用鸡——狗——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也。”证明“鸡卜”也是一种占卜的方法。例如唐代大诗人柳宗元在《柳州同氓》中写下了“鸡骨占年拜水神”的诗句，为古人的“鸡卜”习俗留下了明确的文字证据。

    三、“鸡”是光明和太阳神的象征：


    《周易纬·通卦验》记载：“鸡，阳鸟也，以为人候四时，使人得以翘首结带正衣裳也。”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说：“鸡，知时畜也。”《青史子书》则载：“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祭祀也。”《玉篇·鸟部》说：“鸡，知时鸟，又称鸡，主呼旦。”白居易的《醉歌》吟道：“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北堂书钞》卷五引裴玄《新语》说：“鸡是食五谷的动物，杀之把神可助生气。”《风俗通义》卷八引邓平之载说：鸡是代表阳气的动物，悬挂在门上可以合阴阳、调节寒暑。《玄中记》则云：“蓬莱之东，岱与之山，上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颠常有天鸡鸣，而日中阳鸟应之；阳鸟呜，则天下之鸡皆鸣。”可见，“鸡”是有黎明啼鸣的生物习性，但却被原始初民直观的野性思维幻化成了可以变黑暗为光明，将太阳的功能转化到“鸡”的身上，令它有了化虚无成万物之神奇魔力的“神禽”。
    总而言之，“鸡”被古人尊为“阳鸟”，说它有阳刚之气，能降妖、除祟、祛厄，可能也是因为金鸡报晓，导致鬼怪横行的长夜过去，而后光明来临，万物复苏，生命开始的缘故。古人赞美鸡有“五德”，并把农历的正月初一定为“鸡日”（谐音：吉日），可能就与“鸡”为人类带来光明，因而导致了古人的尊崇与顶礼膜拜。

     2、再说“鸡鸣”
     
      其次是“鸡鸣”。公鸡打鸣除了通天的报时功能外，主要体现在鸡鸣时此起彼伏的“一唱众和”之“和”上。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也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在自然现象中，公鸡只要有一只首先鸣叫，凡有公鸡的地方便会一呼百应，此起彼伏地应和，这是公鸡鸣叫的自然应、和现象，亦成为中国人仿生学习榜样。公鸡打鸣的“一唱众和”自然现象转化为人文的“鸡鸣歌”后，其中的“一唱众和”之“和”，在人文上除了“和谐 ”外，更重要的是体现是人与人之间的同心同德、一呼百应、同舟共济、同气共力精神，在“一唱众和”现象中得到完美展示。以当今潜江的《打硪号子》为例：打硪时，其民歌的演唱形式是一唱众和，要求参与打硪的每一个人集中精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众人合唱的节奏精确，抬硪时的力量也要使得一样大，否则，有人使力，有人不使力，就会出现打歪硪，甚至伤人事件。且只要有人不使力，或者使力不等同，通过石硪的抬起倾斜就一目了然，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者，其“和”在公共的劳动中形成不协调的影响，导致打硪的劳动无法继续，想在打硪劳动中偷懒、不同心同德者，必会成为众人攻击、讥笑的对象。
     “鸡鸣歌”的一唱众和之“和”，除了和谐外，其核心就是天下一家，团结一心，同时也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共和、社会公德之集中体现。“雄鸡一唱天下白”，鸡鸣是迎太阳、迎光明的，而周代和儒家文化的“德治”是源于《周易·离卦》之“向明而治”的“光明政治”。有这种政治理念和相关逻辑思维联系，让代表“火”、太阳、光明的“南方”地位突显，《南风》便必然有列入《诗经》之首的资格，因为“南”方的太阳代表的是“火道”、“火德”、阳光明媚的光明正大和浩然正气，代表的是五脏之“心”和五音之“徵”、五常之“礼”，于是便有“徵动心而合正礼”的定制，进而“礼乐”便令“鸡鸣歌”有了入政的资本。于是，从“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开始，《南风》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示着“乐、政合一”的风采，发挥着“诞敷文德”的治国功能作用。直至周代的“礼乐”正式亮相于政治舞台的“以德治国”，构成“徵动心而合正礼”，中国历史文化亦在“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定格。所谓“德”，就是“阳”、公、光明、礼、“治国、平天下”的代称。这便是“鸡鸣歌”为“政教”的根基，也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的“乐教”根源。

     3、再次说“鸡鸣歌”

     再次是“鸡鸣歌”，这已经是由自然的鸡鸣转化为人文的音乐。首先这个“鸡鸣歌”属于南方，是典型的“徵调式”，这是从《南风》的角度。“鸡鸣歌”在《楚辞》中叫“阳阿”、“扬荷”、“阳之阿”，简称“阳歌”，其音乐旋律酷似“鸡鸣”，这是从“巫音”之“骚”（赋）的角度。于是，“鸡鸣歌”成了可谓是独领“风骚”的根源。
在中国的文化格式中，“阳”为“德”，“阴”为“刑”。“鸡鸣歌”为“阳歌”，也就是“德歌”。“阳”又为“公”，故“阳歌”又叫“公德歌”。这种“公德”是向自然的太阳学习来的，太阳是发明“阴阳”的始祖，没有太阳，就没有“阴阳”。与太阳和时间（天时）有直接关系的“鸡鸣歌”，在一唱众和中体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公德”之情怀，在人类生存的发展方向上，具有无可辩驳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中国人的口头禅“天经地义”、天父地母、炎黄子孙、华夏、中华民族。儒家的所有伦理体系，就是在“阳”与“公”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且这种建设的原则是在“傧鬼神，考制度”之基础上的建设，最终形成的概括，就是孔子所总结的“克己复礼”，而“礼”的本质就是“阳”、“公”之“德”。证明儒家文化的所有理论，都是经过认真推敲，仔细考核，全面布局而形成的。例如天下为公、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浩然正气、天经地义、替天行道、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克己复礼、亲亲为仁、三纲五常，将代表太阳的南方作为“南面而治”的政治方向，将《南风》列为十五国风之首，令周公和召公都亲自前来采风，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其所采之风为名，放在《诗经》的首篇等等等等！
     中国人的祖先总结出来的这种以“阳”为“德”、为“公”、为“礼”，以“阴”为“私”、为“刑”、为“法”的人文文化，并形成了相应的传统文化格式。中国人在早期文明中就认识了“阴阳”，并形成相应的“八卦”文化，将宇宙的自然定律精确无比地呈现在人类的面前。我们都面临着“阴阳”，也面临着对“阴私”和“阳公”之“道”的生存决择，善恶在个人精神层面的决斗。而全世界的人类也都面临着这个“阴阳”制度的问题：如SHZY的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两种社会制度，就是一个“阳公”制度和“阴私”制度的定性。选择“阳公”制度者用“以德治国”、“礼、乐、刑、政”并举的方略治国；选择“阴私”制度者用单一的“以法治国”的方略治国。两种制度就是两种力量，只不过看谁应该是人类公认的发展方向。我们中国的文化在“阴阳”之“道”上提倡的是“中庸之道”，因为“阴阳”对人类来说，都不可或缺，就像自然有白天和黑夜、人类有男人和女人一样，每种自然现象都各自有各自的“道”，“存在”即是“道”，我们就在这个“阴阳”之“道”和中寻找“中庸之道”，中国的历史就在“阴阳”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中，跌跌撞撞的前进着。
    而儒家的“道”其本质就是“阳道”，是站在“阳道”的本位上寻找“中庸之道”的理论体系。故由号称“德禽”的“公鸡”之鸣叫，形成的“鸡鸣歌”成为儒家“乐教”的首选，成为凝聚众人团结一心的宣言，亦成为中国人精神文明和人生道德的“指南针”。
     儒家的文化和理论不是从周代时开始的，也不是孔子发明的，从儒家的溯源之语为“祖述尧舜”来看，这种以太阳的“公德”为榜样的理论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形成，并在社会治理中进行着实践检验。而周公和召公到南方来采风，那时离孔子出生还早得很远，可见儒家文化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社会制度。
楚汉相争时期，《四面楚歌》唱的是“鸡鸣歌”，故“鸡鸣歌”成为刘邦“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的音乐。楚歌到汉代已经改为“楚歌曰艳”，而“鸡鸣歌”的“一倡三叹”形式则演变为汉代的《相和大曲》。在《相和大曲》中，“艳”则放在大曲之前，叫“引子”。
     汉代由“楚歌曰艳”形成的《相和大曲》是政治的音乐、权力的音乐，也是带有“巫意”的“谶纬”音乐。在汉代这个迷信“天意”，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在先，而后有刘邦斩杀白蛇的记载，体现是“赤帝的儿子杀了白帝的儿子（即兆示五行的火克金，为火德掌管天下）”；再后是刘邦以《四面楚歌》唱的“鸡鸣歌”结束“楚汉相争”而得天下。《四面楚歌》唱的“鸡鸣歌”成为这一切的代表，其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在刘邦的“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的推波助澜下，成为盛倡的高峰时代，可谓“艳”波万里，横溢天下。“鸡鸣歌”成为了中国南北曲融汇的桥梁，成为中国人欣赏音乐继《诗经·南风》之后，以汉代的《相和大曲》固定“徴调式”为审美，是中国在传统音乐审美上的“咏叹调”，如《洪湖水，浪打浪》就是“徴调式”，其音乐的结束音在“5”上，《东方红》、《父老乡亲》也是。可以说中国人认为好听的音乐，绝大多数是“徴调式”歌曲。因为“徴动心而合正礼”，徴调式的歌曲是最能打动人心的音乐。
     周代和汉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影响、定型的重要时代，而这两个朝代都是以儒家文化为根基，以“礼乐”为治国方略，崇尚《南风》、“楚歌”（鸡鸣歌）的时代，这种以政治、权力、天意、礼乐为传承媒体的《潜江民歌》，其影响会小吗！！！！
      那么，《离骚》之“离”与称“阳歌”的“鸡鸣歌”有什么关系呢？且看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