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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论《离骚》之“离”与湖北潜江劳动民歌 ——“鸡鸣歌”与“扬(阳)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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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3 14:57: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论《离骚》之“离”与湖北潜江劳动民歌
——“鸡鸣歌”与“扬(阳)歌”(二)


    对“鸡鸣歌”三字的叠加认识(二)


    1、首先说“鸡”

     首先是“鸡”,“公鸡”是“德禽”。据《韩诗外传》载:“田饶告哀公曰:‘君不独见鸡乎?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文”、“武”、“勇”、“仁”、“信”集于“”之一身。鉴于鸡的“五德”尤其是守夜不失者信也报时的通天神奇功能故认为”是太阳有联系的通天神禽令人们对它肃然起敬,在结盟、结拜、盟誓等讲究“忠”、“诚”、“信”、“义”的场合,均要喝“鸡血酒”,以告知天、地、人、神,以显衷决之心,违者愿受天、地、人之罚。鸡的“五德”也变相地体现在“凤凰”的身上,又可谓是“鸡”由“俗化”转为“神话”的载体。《山海经·山南经》载:“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公鸡还是中国最早的“门神”,据东汉应劭撰《风俗通义校释·雄鸡》载:“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春节挂公鸡于大门上,另悬苇炭附上桃木,可以驱邪迎吉,是春联的先声。据《太平御览》引《庄周》载:“有挂鸡于户,悬苇炭于其上,桃树其旁而百鬼畏之。《山海经》亦说:“祠鬼神皆以雄鸡。”可见,公鸡不仅是人间的“德禽”,而且还是通天、通神、驱邪的“神禽”。这就是“鸡鸣歌”能够神奇地成为楚国的“巫音”和儒家宗教之“乐教”的文化底蕴与根基。
   早在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的先民从种植水稻开始,由游猎转变为定居,就开始饲养家禽。特别是“鸡”,发音与“吉”谐音,加之“鸡”具有通天,知天时的特性,导致将“鸡”视为“瑞禽”,并模仿其鸣叫之旋律为相应的祭祀之“巫音”。故“鸡”从其形象,到其的“鸣中五音”,能与中国民族音乐的“五声音阶”相通,发展出相应的“鸡鸣歌”,故而得到深入的普及。除了我们所说的“鸡鸣歌”是声音之“乐”的普及外,鸡的造型还有装饰的效果,例如在商周时期,祭祀天地、先祖的礼器“鸡彝,就是对“鸡”崇拜的具体体现。在商周时期,有用“鸡彝”祭祀天地、祖先的风俗。《说文》谓:“彝,宗庙之常器也。”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彝”字都是用双手捧鸡的象形字,郭沫若先生则认为,“彝”中就蕴含有用鸡祭祀的意义。所谓“鸡彝”,就是放在宗庙中,祭祀先祖时盛酒的一种陶制礼器,其形状像一只引吭高歌的雄鸡。
    “鸡”的象征功能意义:“是用有形的事物表达某些抽象意念的一种手法,也是民俗事象中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意义的象征,都是思维方式的体现。由于它是通过意象和意象过程,并以约定俗成的民间惯例,来表达人们的心理效应,因此,象征不仅是一种表现形式或方法,它是民间信仰的传承。历代沿袭,至今不衰。事实证明,这些渗透在人们生活中具有信仰色彩的物象和事象,已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影响人们精神生活的力量。这种信仰民俗,不是直接表达的,而是通过具体物象派生出来的一种意象,然后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即所谓‘象征功能’”。
    通过祭祀,鸡完成了从物质形态到精神世界的初步演进。于是,到周代,出现了“鸡人”的官职,在《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中载:“鸡人掌共鸡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警百官。凡国之大宾客、会同、军旅、丧纪,亦如之。凡国事为期,则告之时。凡祭祀面禳衅,共其鸡牲。”可见,“鸡人”的职属大宗伯之位,主司报晓之职,更负责掌管家鸡祭祀,为祭祀、禳祝和衅礼提供鸡牲。在历代的社会中,鸡也是通过祭祀、禳祝的衅礼这三大文化内涵面影响着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礼制的消解和变更、官仪的俗信化趋势、原始宗教的发展和成熟等因素,用“鸡”献祭的习俗随着时代的更替而不断地增添了新的规矩,使其象征意义的内涵更加丰富。如在祭仪中约定俗成而占优势的是雄鸡,尤其是白雄鸡。在《山海经·西次二经》中说:“其祀出毛一雄鸡。”《山海经》北山首经、北次二经、中次三经、中次八经、中次十经都记载:“祀鬼神以雄鸡”。清褚人或《坚瓠集》说:“六月二十四日为清源妙道真君诞辰,吴人祀之,必用白雄鸡,不解其故。及阅陈藏器《本草拾遗》云:白雄鸡生三年者,能为鬼神所役使。”可见,白雄鸡随着道教的强盛而逐渐成为道教的神异之物,并且特别在祭祀中被提出来,这种习俗渗透到宗教的痕迹也是清晰可见。
    由于“鸡”是人间的“知时鸟”,相当于“天使”的角色 ,故“在民俗与民俗艺术中的象征意义是多方面的,例如,鸡在民间文化中所展现的艺术形象以及工艺形式,最后转化成为民间信仰,简称俗信”。这种“俗信”表现在:
   
     一、生殖力和生命力的象征;
   
    鸡作为生殖力的象征与繁衍之神联系起来,与潜江、天门“石河文化”的“陶祖”崇拜形成关联性的共生崇阳文化。这种“崇阳”,可见于古代对鸡的生殖力崇拜的观念“鸡作为繁殖力象征与繁衍之神联系起来,可见于古代“及笄”习俗。《仪礼·士婚礼》记载:“女子许婚,笄而礼之。”注释中解说:“许婚,已受纳征礼也,笄女之礼,犹男冠也。”而商周骨笄头多为鸡鸟饰,历代簪亦云凤簪,亦为鸟饰。唐代发饰未婚作鬟(huan音环),及婚作髻(ji音计)。民俗抓髻即抓鸡,不仅为谐音,而且内涵也相同。在黄河中游地区,女子出嫁,坐在轿里的是一只大公鸡。这只公鸡象征她的丈夫。如女子出嫁,新郎在外或卧病不起,男家便用公鸡代替新郎举行婚礼仪式,也是以鸡喻示阳性和生命。这和商代女子佩饰头戴双鸡的抓鸡娃娃青天女佩大概是一个意思。民间俗称男性阳物为“鸡”,其寓意也是说明“鸡”具有很强的繁殖力。

    二、“鸡”是人间的保护神和具有神力的象征:
   
    鸡作为人类的保护神,最早是记载以当时潜江为中心的《荆楚岁时记》,在元旦的习俗中“画鸡户上”,成为中国“门神”的始祖,守护着家人一年的安全,有了它守门,人们便不惧邪恶,有了安全感。东汉的应劭在《风俗通》中则记载:“俗说鸡鸣将旦,为人起居,门亦昏闭晨开,扦难守固,礼贵报功,故门户用鸡也。”说明了“鸡”为“门神”之俗的原因。《山海经》则说:“祠鬼神皆以雄鸡”,说明“鸡”在古人民俗中具有无上的神力,其地位排在驱鬼辟邪的神郁、垒之上。《河图托地图》载:“桃都山有大桃树,盘曲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而杀之。”证明“鸡”在神话传说中的地位就非同一般,其在民间担任保护神的角色由来已久。
    由于“鸡”象征着一种自然的通天之神奇力量,“雄鸡一唱天下白”,其鸣叫带来的光明能驱鬼辟邪,是人类的保护神,故除了它的祭祀功能外,“鸡卜”也是较古老的占卜方式,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张守节正义解释“鸡卜”的方法是:“鸡卜法,用鸡——狗——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也。”证明“鸡卜”也是一种占卜的方法。例如唐代大诗人柳宗元在《柳州同氓》中写下了“鸡骨占年拜水神”的诗句,为古人的“鸡卜”习俗留下了明确的文字证据。

    三、“鸡”是光明和太阳神的象征:


    《周易纬·通卦验》记载:“鸡,阳鸟也,以为人候四时,使人得以翘首结带正衣裳也。”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说:“鸡,知时畜也。”《青史子书》则载:“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祭祀也。”《玉篇·鸟部》说:“鸡,知时鸟,又称鸡,主呼旦。”白居易的《醉歌》吟道:“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北堂书钞》卷五引裴玄《新语》说:“鸡是食五谷的动物,杀之把神可助生气。”《风俗通义》卷八引邓平之载说:鸡是代表阳气的动物,悬挂在门上可以合阴阳、调节寒暑。《玄中记》则云:“蓬莱之东,岱与之山,上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颠常有天鸡鸣,而日中阳鸟应之;阳鸟呜,则天下之鸡皆鸣。”可见,“鸡”是有黎明啼鸣的生物习性,但却被原始初民直观的野性思维幻化成了可以变黑暗为光明,将太阳的功能转化到“鸡”的身上,令它有了化虚无成万物之神奇魔力的“神禽”。
    总而言之,“鸡”被古人尊为“阳鸟”,说它有阳刚之气,能降妖、除祟、祛厄,可能也是因为金鸡报晓,导致鬼怪横行的长夜过去,而后光明来临,万物复苏,生命开始的缘故。古人赞美鸡有“五德”,并把农历的正月初一定为“鸡日”(谐音:吉日),可能就与“鸡”为人类带来光明,因而导致了古人的尊崇与顶礼膜拜。

     2、再说“鸡鸣”
     
      其次是“鸡鸣”。公鸡打鸣除了通天的报时功能外,主要体现在鸡鸣时此起彼伏的“一唱众和”之“和”上。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也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在自然现象中,公鸡只要有一只首先鸣叫,凡有公鸡的地方便会一呼百应,此起彼伏地应和,这是公鸡鸣叫的自然应、和现象,亦成为中国人仿生学习榜样。公鸡打鸣的“一唱众和”自然现象转化为人文的“鸡鸣歌”后,其中的“一唱众和”之“和”,在人文上除了“和谐 ”外,更重要的是体现是人与人之间的同心同德、一呼百应、同舟共济、同气共力精神,在“一唱众和”现象中得到完美展示。以当今潜江的《打硪号子》为例:打硪时,其民歌的演唱形式是一唱众和,要求参与打硪的每一个人集中精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众人合唱的节奏精确,抬硪时的力量也要使得一样大,否则,有人使力,有人不使力,就会出现打歪硪,甚至伤人事件。且只要有人不使力,或者使力不等同,通过石硪的抬起倾斜就一目了然,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者,其“和”在公共的劳动中形成不协调的影响,导致打硪的劳动无法继续,想在打硪劳动中偷懒、不同心同德者,必会成为众人攻击、讥笑的对象。
     “鸡鸣歌”的一唱众和之“和”,除了和谐外,其核心就是天下一家,团结一心,同时也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共和、社会公德之集中体现。“雄鸡一唱天下白”,鸡鸣是迎太阳、迎光明的,而周代和儒家文化的“德治”是源于《周易·离卦》之“向明而治”的“光明政治”。有这种政治理念和相关逻辑思维联系,让代表“火”、太阳、光明的“南方”地位突显,《南风》便必然有列入《诗经》之首的资格,因为“南”方的太阳代表的是“火道”、“火德”、阳光明媚的光明正大和浩然正气,代表的是五脏之“心”和五音之“徵”、五常之“礼”,于是便有“徵动心而合正礼”的定制,进而“礼乐”便令“鸡鸣歌”有了入政的资本。于是,从“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开始,《南风》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示着“乐、政合一”的风采,发挥着“诞敷文德”的治国功能作用。直至周代的“礼乐”正式亮相于政治舞台的“以德治国”,构成“徵动心而合正礼”,中国历史文化亦在“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定格。所谓“德”,就是“阳”、公、光明、礼、“治国、平天下”的代称。这便是“鸡鸣歌”为“政教”的根基,也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的“乐教”根源。

     3、再次说“鸡鸣歌”

     再次是“鸡鸣歌”,这已经是由自然的鸡鸣转化为人文的音乐。首先这个“鸡鸣歌”属于南方,是典型的“徵调式”,这是从《南风》的角度。“鸡鸣歌”在《楚辞》中叫“阳阿”、“扬荷”、“阳之阿”,简称“阳歌”,其音乐旋律酷似“鸡鸣”,这是从“巫音”之“骚”(赋)的角度。于是,“鸡鸣歌”成了可谓是独领“风骚”的根源。
在中国的文化格式中,“阳”为“德”,“阴”为“刑”。“鸡鸣歌”为“阳歌”,也就是“德歌”。“阳”又为“公”,故“阳歌”又叫“公德歌”。这种“公德”是向自然的太阳学习来的,太阳是发明“阴阳”的始祖,没有太阳,就没有“阴阳”。与太阳和时间(天时)有直接关系的“鸡鸣歌”,在一唱众和中体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公德”之情怀,在人类生存的发展方向上,具有无可辩驳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中国人的口头禅“天经地义”、天父地母、炎黄子孙、华夏、中华民族。儒家的所有伦理体系,就是在“阳”与“公”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且这种建设的原则是在“傧鬼神,考制度”之基础上的建设,最终形成的概括,就是孔子所总结的“克己复礼”,而“礼”的本质就是“阳”、“公”之“德”。证明儒家文化的所有理论,都是经过认真推敲,仔细考核,全面布局而形成的。例如天下为公、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浩然正气、天经地义、替天行道、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克己复礼、亲亲为仁、三纲五常,将代表太阳的南方作为“南面而治”的政治方向,将《南风》列为十五国风之首,令周公和召公都亲自前来采风,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其所采之风为名,放在《诗经》的首篇等等等等!
     中国人的祖先总结出来的这种以“阳”为“德”、为“公”、为“礼”,以“阴”为“私”、为“刑”、为“法”的人文文化,并形成了相应的传统文化格式。中国人在早期文明中就认识了“阴阳”,并形成相应的“八卦文化,将宇宙的自然定律精确无比地呈现在人类的面前。我们都面临着“阴阳”,也面临着对“阴私”和“阳公”之“道”的生存决择,善恶在个人精神层面的决斗。而全世界的人类也都面临着这个“阴阳”制度的问题:如SHZY的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两种社会制度,就是一个“阳公”制度和“阴私”制度的定性。选择“阳公”制度者用“以德治国”、“礼、乐、刑、政”并举的方略治国;选择“阴私”制度者用单一的“以法治国”的方略治国。两种制度就是两种力量,只不过看谁应该是人类公认的发展方向。我们中国的文化在“阴阳”之“道”上提倡的是“中庸之道”,因为“阴阳”对人类来说,都不可或缺,就像自然有白天和黑夜、人类有男人和女人一样,每种自然现象都各自有各自的“道”,“存在”即是“道”,我们就在这个“阴阳”之“道”和中寻找“中庸之道”,中国的历史就在“阴阳”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中,跌跌撞撞的前进着。
    而儒家的“道”其本质就是“阳道”,是站在“阳道”的本位上寻找“中庸之道”的理论体系。故由号称“德禽”的“公鸡”之鸣叫,形成的“鸡鸣歌”成为儒家“乐教”的首选,成为凝聚众人团结一心的宣言,亦成为中国人精神文明和人生道德的“指南针”。
     儒家的文化和理论不是从周代时开始的,也不是孔子发明的,从儒家的溯源之语为“祖述尧舜”来看,这种以太阳的“公德”为榜样的理论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形成,并在社会治理中进行着实践检验。而周公和召公到南方来采风,那时离孔子出生还早得很远,可见儒家文化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社会制度。
楚汉相争时期,《四面楚歌》唱的是“鸡鸣歌”,故“鸡鸣歌”成为刘邦“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的音乐。楚歌到汉代已经改为“楚歌曰艳”,而“鸡鸣歌”的“一倡三叹”形式则演变为汉代的《相和大曲》。在《相和大曲》中,“艳”则放在大曲之前,叫“引子”。
     汉代由“楚歌曰艳”形成的《相和大曲》是政治的音乐、权力的音乐,也是带有“巫意”的“谶纬”音乐。在汉代这个迷信“天意”,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在先,而后有刘邦斩杀白蛇的记载,体现是“赤帝的儿子杀了白帝的儿子(即兆示五行的火克金,为火德掌管天下)”;再后是刘邦以《四面楚歌》唱的“鸡鸣歌”结束“楚汉相争”而得天下。《四面楚歌》唱的“鸡鸣歌”成为这一切的代表,其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在刘邦的“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的推波助澜下,成为盛倡的高峰时代,可谓“艳”波万里,横溢天下。“鸡鸣歌”成为了中国南北曲融汇的桥梁,成为中国人欣赏音乐继《诗经·南风》之后,以汉代的《相和大曲》固定“徴调式”为审美,是中国在传统音乐审美上的“咏叹调”,如《洪湖水,浪打浪》就是“徴调式”,其音乐的结束音在“5”上,《东方红》、《父老乡亲》也是。可以说中国人认为好听的音乐,绝大多数是“徴调式”歌曲。因为“徴动心而合正礼”,徴调式的歌曲是最能打动人心的音乐。
     周代和汉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影响、定型的重要时代,而这两个朝代都是以儒家文化为根基,以“礼乐”为治国方略,崇尚《南风》、“楚歌”(鸡鸣歌)的时代,这种以政治、权力、天意、礼乐为传承媒体的《潜江民歌》,其影响会小吗!!!!
      那么,《离骚》之“离”与称“阳歌”的“鸡鸣歌”有什么关系呢?且看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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