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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论《离骚》之“离”与湖北潜江劳动民歌——“鸡鸣歌”与“扬(阳)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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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5 21:31: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论《离骚》之“离”与湖北潜江劳动民歌
                       ——“鸡鸣歌”与“扬(阳)歌”(三)

试论《离骚》之“离”


——“鸡鸣歌”、“扬歌”与《离骚》之“离”同源初探


   
     楚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魁星巨斗,屈原首开先河,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在楚辞中,《离骚》之篇又独占鳌头,故后人称楚辞为“骚体”诗。然而,在历来注释《离骚》者劈头碰到的第一个问题——《离骚》两字作何解——上,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见到的对《离骚》之题的注释,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三种:最早为《离骚》作注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言,屈原痛心于楚王之信谗拒谏,执迷不悟,

      “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东汉班固之《赞骚序》又进一步申说:

      “离,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

     这种解释有代表性,为普遍人所接受,常引用以为据;第二种是以东汉王逸为代表的说法,把“离”释为“离别”,《离骚》是别离的忧愁。第三种说法,认为《离骚》是诗人借用楚地民歌为题,楚歌有“劳商”的用语,《离骚》是“劳商”的一声之转。而“劳商”就是抒发牢骚的意思。
      我认为,司马迁之释并末涉及“离”,而班固的申说为“离,遭也”,属仅从屈原的身世遭遇而言,带臆断性,且觉过于平浅。这样一位世界性的杰出诗人和如此千载不朽的“楚辞”之代表篇章,其冠题内涵不仅如彼;东汉王逸释“离”为“离别”亦属此类;第三种说法亦有依据,因楚地民歌乃楚辞之母体,属根基之所在。然而说《离骚》为楚歌“劳商”的一声之转,是抒发牢骚的意思,则不可苟同,因“劳”、“牢”与“离”毫无牵连,无据可考证之。且即使《离骚》之内容有“牢骚”之情绪,也不能牵强附会地把自己认为的内容与题解混为一谈。再者,屈原之冠题也不会如此直白,毫无隐讳与内涵。拙文释“离”取第三种说法之一部分,即《离骚》源于民歌的意见,再结合楚俗、历史地理及《周易》之“离卦”考“离”,则可领悟《离骚》之“离”的内涵深、内容之广、精神层面之全矣。为省笔墨,先从《离骚》源于楚地之民歌的角度为引线,分别对《离骚》之“离”论证如次。


一、从“四面楚歌”之“楚歌”谈起

           
      众所周知,“四面楚歌”源于《史记·项羽本纪》。该文载: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已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东汉·应劭注说:

     “楚歌者,谓‘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

      应劭生活的时代距楚汉相争的时代不远,且是东汉撰写《风俗通义》的人,这一记载当较为准确可信。
      应劭之注为我们提示了如下三个问题:
     (一)从“鸡鸣歌”与“略得其地”而论,其地当是多“鸡鸣歌”之地域,且该地域应是楚地的典型代表。
     (二)从“鸡鸣歌”而论,顾名思义,其音乐旋律当酷似公鸡打鸣。如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在《志林》中所载:

      “余来黄州(今湖北黄冈)闻黄人二三月群集讴歌,其词固不可解,而其音亦不中律吕,但宛转其声,往返高下如鸡唱尔,与庙堂中所闻鸡人传漏微似。土人谓之山歌。”

      公鸡打鸣之声是不会进化改变的,那么依据公鸡打鸣之声查找酷似或类似的民歌,并进而对该民歌进行溯源考证,“四面楚歌”所唱的“楚歌”之悬案当可水落石出。
      关于记载中的“鸡鸣时歌”句中的“歌”是动词还是名词问题,曾有人与我进行学术争鸣,认为“歌”在此为动词,即理解为:鸡鸣时唱歌。我在回复商榷时,根据原文中记载的“项王乃大惊曰:‘汉已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分析并提出反驳说:若将“歌”理解为动词,则翻译为“在鸡鸣叫的时候唱歌”。那么项羽的“皆得楚”和“是何楚人之多也”所唱的“楚歌”成了时间概念。意为:鸡鸣时唱歌就是“楚歌”。这一误解会牵涉到风俗习惯问题,即所谓“楚歌”,就是“鸡鸣时唱歌”,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成立的。何况项羽、刘邦他们都会唱楚歌,也好楚歌,对楚歌的音乐特点非常清楚,怎么会将楚歌理解为时间概念呢?!
      (三)从“四面楚歌”之“楚歌”的特定环境而论,该“楚歌”之“楚”的地域范围应为狭义,非为广义。正如元·燕南芝庵在《唱论》中所说:“凡唱曲有所地。”即是说各地之歌曲因方言语音、风俗人情不同而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而绝非四方一音,百国一歌所能言之。即使该歌曲后来广为流传,但它最初的产生也是有所地的,且会因方言语音的差异使旋律产生某种变化,其差异越大,变化就越大。
     “鸡鸣歌”是楚国古老的民歌,对该歌的记载还见于班固的《咏史》诗中。该文在记叙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为赎买父亲的罪过,而请求卖身为婢的故事中写道:“上书诣闕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足见其歌渊源流长,影响深远。
      据上之述,针对应劭对“四面楚歌”之注提示的三点准之,愚认为 江汉平原盛行的田歌之“扬歌”符合以上条件,其中尤其以潜江、天门、仙桃(原沔阳)“薅草歌”(亦名“扬歌”)为甚。除这一带的“扬歌”旋律酷似鸡鸣以外,还有史载和历史地理的考证为据。


二、史载、历史地理与“扬歌”溯源考辩


     (一)、从公元前689年楚迁都当时的潜江地域后,依靠江汉平原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发展壮大,问鼎中原,争霸天下,使这一带成为灿烂楚文化的中心。从音乐的角度阅史载,《诗经会通·小雅·四月》就明言“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可见这里的民歌音乐足以纲纪包括楚国在内的南方。如楚辞以前在潜江境内传唱的《孺子歌》即是一例:

     “沦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沦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据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沦浪之水。是近楚郢都。”又,余按 :《尚书·禹贡》言“导漾水(即阳水或杨水)东流为汉水。又东为沦浪之水(见《湖北省建制沿革》)。南宋·陆游《入蜀记》载:“监利(今潜江市东南,西晋从潜江境内分而所设)毕家池盖沦浪乡。”足见这里民歌之盛名。
      另一佐证是春秋时的大音乐家钟仪曾在潜江任官。据易本良《春秋楚地问答》载:

     “僖二十年,郧当尚存。《左传·成公七年》始有郧公钟仪。其后有郧公斗辛。楚灭郧(国),以其地为县设尹皆称公。”

      郧 乡、邑)县在今潜江市西北境(见《中国历史地图集》一集)。《钟仪楚奏》之典故发生在成公九年,钟仪被郑国俘而献至晋国,晋景公听他自称伶人族,便问他:

      “‘能乐乎?’对曰:‘先父之官职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语范子文,子文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

     这便是众所周知的成语典故《钟仪楚奏》之由来。该史载可说明如下四个问题:
     1、这位“能乐”的音乐高手在楚歌盛行之域任郧公,属理所当然,亦可证明这一带民间音乐之昌炽。
     2、虽“楚奏”具体为何音乐不可考,但为楚地之音乐则不可置疑。其中最有可能的音乐应该是号称“阳歌”的“鸡鸣歌”。因为“鸡鸣歌”是钟仪所在任职地域的代表性民歌,且“鸡鸣歌”也是楚国最典型、最有音乐特色与风格的音乐。我认为这种猜测是有根据的。
     3、“敢有二事”与“不背本也”说明钟仪在郧邑仍以“事”音乐为“职”。
     4、“乐操土风”与冠称的“南音”以及“不忘旧也”说明:其所奏之音乐可能与他任职之域的地方民间音乐有关。同时,据冠称这一带民歌为“南音”和“滔滔江汉,南国之纪”之载,亦证明这里的民间音乐为楚歌之典型代表。因为晋景公一听便知是楚歌,同时,从“不忘旧也”还说明:晋景公还知道钟仪所奏的音乐,是当时郧邑的楚歌,而郧邑就在今天的潜江境内。
     (二)、关于“扬歌”之源流考辩
      综上所举,既然有据论证当时潜江地域一带的民间音乐鸡鸣歌为楚歌之典型代表,又认为《四面楚歌》所唱的“楚歌”(即“鸡鸣歌”)“扬歌”。那么“扬歌”当属江汉平原(尤其是以潜江、天门、仙桃、洪湖、监利北部)一带的民歌为典型代表。有何证据证明“扬歌”能负此盛名呢?
     据先秦的有关民歌音乐史载分析,古代各地域的民歌常以方位名、国名或地名、河流名一统冠之。如《诗经·十五国风》、桑间濮上等,不一而足,那么“扬歌”之“扬”亦当属以上之冠称矣。
据《史记·楚世家》载:

      “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通“越”)至于鄂。”

      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中对“扬粤”考证说:

      “扬粤得名于杨水。杨水在江汉平原中部,连接汉水和长江。所谓扬粤,即杨水以东和以南的越(粤)人。

      该文脚注还说:

     “扬粤的扬,旧解以为指扬州,不确。扬粤在荆州,与扬州无涉。”

       查杨水位于夏洲的今潜江市境内。据《后汉书·郡国志》载:
      
        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即汉水)。”

      《水经》载:

      “沔水(即汉水)东南与阳囗合。”

     《水经注》曰

      “……陂水又经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杨(注:“杨”通“阳”)水。……杨水又东入华容县(汉置。在今潜江市西南龙湾镇),有灵溪水(《水经》为“龙港水”)。水东入离湖。湖则有章华台。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楚灵)王与五举登之,举曰:‘台高,不过望国之气祥。大,不过容宴之俎豆。’盖讥其奢而谏其失也。杨水又北,东流经鲁漂之垒。杨水又北经竟陵县西。又北,纳巾(水)、吐柘。柘水即下杨水也……巾水又西,经竟陵县北,西注杨水,谓之巾囗。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郧国也。郧公(斗)辛所治,所谓郧乡矣。……杨水又北,注于沔。”(参见前彩页:西汉时“阳水”流向地图;东汉时“阳水”流向地图。)

      根据上述历史地理记载分析:扬粤(越)得名于阳水(《郡国志》、《水经》),阳水又记为漾水(《禹贡》)、杨水(《水经注》),可见“阳”、“扬”、“漾”、“杨”四字互可通假。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研究楚辞》和代表性篇章《离骚》的线索与价值可谓不可估量:
     其一、根据古郧国的记载,结合易本良《春秋楚地问答》,可知《钟仪楚奏》典故所奏的音乐就是这一带的音乐。
     其二、根据古代常以方国名、方位名、河流名概冠某地域民歌的观点,愚认为“扬歌”当属阳(杨)水一带居住的粤人所唱的民歌,故谓之“扬歌”。
     其三、为我们研究屈原、宋玉之楚辞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找到了江汉平原继《诗经·南风》之后,这一带的民歌仍具有“楚”之代表性的延续记载实证。同时也为“鸡鸣歌”的溯源填补了历史空白。请看,在屈原的《招魂》中有如下诗句:

          陈钟按鼓,造新歌些。
         《涉江》《采菱》,发《扬荷》些。

      在屈原的《大招》中又有如下诗句:

          伏戏《驾辩》,楚《劳商》只。
          讴和《扬阿》,赵箫倡只。

     在屈原的《少司命》中载有:

         晞女发兮阳之阿。

     宋玉在《对楚王问》中亦载有:

        “  ……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

       从《扬荷》、《扬阿》、阳之阿、《阳阿》的记载分析系为同指,证明江汉平原的“扬(阳)歌”在楚民歌的“家族”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歌,不然其在楚辞中出现的频律不会如此之高。同时也说明屈原、宋玉对当时属于潜江地域的“扬歌”是非常熟悉且格外重视,并有其特殊感情的。其原因是除有与楚俗有关的内存根源外(见下文),还有以下因素:
      1当时的潜江地域西距战国晚期的楚郢都(江陵)纪南城仅百里许且是楚国之故都的所在地,当时的楚国在当时的潜江地域有五百年的辉煌发展历史
      2、这里有公元前535年楚灵王筑就的离宫章华台。在《潜江龙湾:1987——2001年龙湾遗址发掘报告》中,中国考古权威邹衡先生撰写的“序”说:“初步判断,自楚‘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始,至楚灵王建章华宫,即自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特别是自春秋早期后,该遗址就成为楚国的中心居址,是楚国王室成员活动的中心区域,是楚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章华台是我国古代第一座建筑与环境谐合,人工与天然融通的层台累榭。是我国园林建筑的鼻祖。)章华台在春秋时自落成就盛名远扬。其建筑之壮美,陈设之豪华,风景之佳丽,为经传常载。《左传·昭公七年》说:“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便证明其实为玩乐之胜地。加之这里又是田猎的好所在,故是屈原、宋玉常来常往之地。如屈原在《招魂》中载:

       “与王趋梦兮课先后,君王亲发兮殚青兕。”

      这段文字,就是讲述屈原他曾追随楚怀王的猎队在这一带驰骋,怀王亲自射中了一头青兕的故事。
      综上之举,足证“扬歌”之盛名鼎鼎,实为“楚歌”之典型代表。
      既然“扬歌”酷似“鸡鸣歌”,那么《离骚》之“离”与“鸡鸣歌”又有何关系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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