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西纪念傅山诞辰400周年，开讨论会，出有关傅山著作。我在此时读了白谦慎先生《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该书资料丰富，写得也有趣，主要是谈傅山的“应酬”性的画作，其实也是遗民们当时的社会处境。我就杂七杂八想到其他的遗民，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与官场。
明末清初的“遗民”问题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实际上突出了读书人的社会处境，说明他们必须“应酬”于世，必须与官员交接。凑巧我读到当时南北两位大遗民大学者，在晚年为他们自己的孙子写的托孤信，更有此感受。南方的，我指黄宗羲。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黄宗羲71岁。他写信与朝中高官徐乾学，比之为宋代大儒范仲淹，继而说到：“又小孙黄蜀，余姚县童生，稍有文笔。王公祖岁总科考，求阁下预留一札致之，希名案末。”这也就是说，孙子要考秀才，他请徐乾学给主考官一信，使小孙子榜上有名。差不多同时，康熙23年，北方大儒傅山，在儿子傅眉死后，没过几个月他自己也死去。他自知将死，死前上书朝廷大员魏象枢托孤，信中云“两孙孱少，内外眷属无可缓急者……（请求您）使此两两孱少得安田亩间……”同时还给李振藻一信云：“愚父子怛焉长逝，特以两孙为托。孱弱无依，穷鸟不能不投长者之怀也。”这些信就写得十分哀凄动人，眷念弱孙，以托长者庇护。而且托孤之信，同时都附上傅山自己珍藏一生、不愿示人的最得意的书法作品，以表敬意。它说明，遗老、贤士，不管多么清高孤傲，但是那种态度和处世方法，用于一时可以，也就是说，以刀兵相见，义旗招展的时候可以。但清政权稳定后，十年八年，三十年二十年以后呢？遗民也要生活。全家活，子孙活，柴米油盐、住家耕地，官司税务，你免不了就要托人办，或讨一个公道公平。比如傅山家中来了一位亲戚，打秋千，猝死于秋千架下。有人告，你要洗去罪名。这时你就要托人求情。找什么人？找平民穷光蛋行么？不行。你就少不了要找绅士，最好是官员，大官更好。要找人，临时抱佛脚行吗？也不行。就要先拉关系，也就是“应酬”；对许多人，由应酬而生友谊，也是有的。因为官员中也有一代大儒、一代文人，他们也想与遗民相接。所以，应酬是少不了的。傅山与山西当地官、商的关系非比一般，赠书法，看字画，赠诗赠文，许多都是“应酬”。黄宗羲不写字，但写文章“谀墓”，也是少不得的。一个以画卖钱，一个以文卖钱。他们也要生活！实际上，康熙一朝开始不久，所谓明末遗民也就只以不在清朝做官为底线。子孙要科举，子孙要做官，自己交接官员，都是可以的。顾炎武在跋《石道人别传》（作者为傅山好友戴廷栻）一文中说：“行藏两途，人生一大节目……一失身百事瓦裂，戒之戒之。”所谓行、藏，就是当官与不当官，也即最后底线。所谓遗民，此后也就只此而已。你不能不“应酬”于世。
上面说到的徐乾学，就是一个例子，不但黄宗羲找他，而且遗民傅山与他也有关系。而徐乾学正是大儒顾炎武的外甥。说来也巧，徐乾学同顾、黄、傅都有关系，从徐乾学身上可以体会到遗民们不得不应酬这样的人，甚至不单是应酬。徐乾学弟兄三人都在清朝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分别考为状元和探花，每个人都居高官。当时大诗人王渔洋曾说：“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其实在哪朝哪代也少见。而这三位里，尤其是徐乾学，在当地地方上，近于恶霸。当时朝中上下，议论颇多。可是谁不想依靠他呢？顾炎武有这么三个外甥，才得以辞掉“博学鸿辞”的应试。并且也因此，他晚年居无定所，畅游黄河南北，每到一处都有地方官员接待。这与他的这一门亲戚大有关系。当然，必须说明，顾炎武的成就和文名，在海内早已确立，有点文化的官员还想巴结他，借他的光为自己增色呢。（黄宗羲、傅山也是如此）于是黄宗羲这样的高人也向徐乾学请托人情。傅山呢？也与徐乾学有关系，当然很可能是“应酬”。徐乾学在为傅山的友人刘体仁的书写序时曾说：“颖川刘公勇先生，天下骏雄秀杰士也。……经太原特访傅青主于松庄，坐牛屋下对赋诗移日，其高尚如此。”如果与傅山素无往来，他能这样说吗？傅山研究专家白谦慎说得很俏皮：“在这里，赋的什么诗，赋得好不好并不重要，只要能和傅山一起在牛屋下赋诗移日，在清初便已经是‘高尚如此’了！”傅山谈及那些官员，也就难免有些过头的好话。黄宗羲后来也是称清为“国朝”，称康熙为“圣天子”，与当年大大不同了。顾炎武经济情况好像好一点，不需要多求人，但每到一地，对官员们说几句好话，怕也是难免的。明清的恩仇和界线，在遗民身上和心里，也慢慢淡出了。 |
发表于 2008-3-29 01:3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