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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荷马史诗》是十八世纪中国风影响下的伪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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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6 12:36: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8-11-17 00:52 编辑

《荷马史诗》是十八世纪中国风影响下的伪造物
——西方经典袭用“中国盒子”揭秘

林鹏、诸玄识、董并生

引   言

  按照成说,《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荷马,生于公元前8世纪后的“泛希腊”的小亚细亚,是古希腊最著名和最伟大的诗人。《荷马史诗》具有优美文辞与韵律,集远古希腊口述文学、传奇故事之大成,它是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

  不仅如此,在整个所谓的“希腊文明”概念中,《荷马史诗》起着一种历史坐标的作用,荷马之前属于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荷马之后则进入了“文明时代”。《荷马史诗》实际上成了西方古典学的核心文献,包括文学与美学、神话与神秘、历史与历法等“文明基因”;到了近现代,它进而成为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出发点。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主题分别是,在特洛伊战争中,阿基里斯与阿伽门农间的争端,以及特洛伊沦陷后,奥德修斯返回绮色佳岛上的王国,与皇后珀涅罗团聚的故事。《荷马史诗》是所谓的西方早期的英雄时代的一幅全景画卷,也是西方艺术上的一座巅峰,它以整个希腊地区及四周的汪洋大海为背景,展现了海洋文明的“自由主义”的憧憬,为古希腊及今西方立下了“文化”与“道德”的规范。

  然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现代版《荷马史诗》实际上来源于蒲柏的英文翻译(由希腊文翻译成英文),并以该译本为依据,而没有古代文献做支撑。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年)被称为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首先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蒲柏版《伊里亚特》的片断:

  那阿喀琉斯王的愤怒,

  为那希腊不祥的春天,

  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天上的女神,歌唱吧!

  ……

  在这命运多舛的悲惨时刻,

  惨烈的战事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自从得罪了那强大的莱托娜的儿子,

  一场可怕的瘟疫正突如袭来,

  ……

  愿特洛伊骄傲的城墙永远昂立地面。

  愿朱庇特赐予各位无穷无尽的力量,

  愿诸位生活在故土的海岸快乐平安。

  ……

  让那时间来收拾你那闺女的美貌,

  年老色衰才能离开我冰冷的怀抱,

  要么在那织机前日复一日地辛劳,

  要么注定重返她一度钟情的床榻,

  人老珠黄;就得远离老泪纵横的陛下,

  像女佣般背井离乡发配去亚戈斯。

  (罗念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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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亚特》中的战斗。资料来源[http://theconversation.com/guide ... -homers-iliad-80968]

  这部所谓的近三千年前的“不朽之作”是如何被炮制出笼的呢?可以借用一句中国古诗譬喻之:“西方净国未可到,下笔绮语何漓漓?”

  老子《道德经》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看到其反面的西方学者之一的德国文化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把荷马奉为西方文化的鼻祖、把古希腊当做西方的源头,皆是一种耻辱,因为10世纪以前的西方完全没有文字;强烈依赖文字的欧美文明并非来自纵向的欧洲谱系(古典→中世纪→近现代),而是亚欧传递的结果(东方→西方)。[David Gress:From Plato to NATO,Nk:Simon and Schuste,1998,p.74—75.]就连西方中心论哲学家黑格尔也承认,中华文明最古老,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向西传播,而登峰造极于西方。[[德]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05—108页。]

  在本文中将要揭示的内容是:第一,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荷马史诗》,基本上是在18世纪以“翻译”为名而被全面改写过的内容;确切地说,是亚历山大·蒲柏等人按照当时影响欧洲的“中国风”的语言和审美标准进行重塑的;在此之前的故事文本实际上非常粗糙、原始,没有任何文学价值。第二,被18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或编辑当做加工材料的旧本《荷马史诗》,除了在16—17世纪被修改和添加的部分,几乎全是亚洲或东方传说,而与所谓的“古希腊”毫无瓜葛,而且是近代早期才出现的新面孔。不仅如此,《荷马史诗》是被用“中国盒子”的构思技巧写的。关于中国盒子的含义,我们将在本文的最后部分予以阐明。

(一)寻找荷马及其“原作”的踪迹

  (甲)不存在一位名叫“荷马”的古希腊诗人

  关于“荷马传记”,19世纪的古语言学家巴克利(Theodore Buckley,1825-1856)说:“不幸的是,现在所谓的荷马传记,部分是伪造,部分是独出心裁或巧思奇想的怪胎(freaks)。[Theodore Alois Buckley:The Iliad of Homer,Vol.1,London,1853,p.4.]

  华盛顿邮报于2015年1月6日专访英国历史学家尼科尔森(Adam Nicolson),题为《希腊诗人荷马可能从未存在……》一文中披露了一些内幕,[Washington Post:Interview with Adam Nicolson:More reasons why the Greek poet Homer may never have existed By Terrence McCoy January 6,2015.]现就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大约两百年前,一位法国画家创造了一幅让荷马变成著名希腊作家的油画:在万神殿的阴影下,身穿长袍,手弹竖琴,安详坐立,俨然是个伟大人物。从这个图景来看,荷马则是“新的、动态的政治创新的产物”。……但是“如此荷马的形象则是不准确的”,尼科尔森说,“这幅画宣扬的是一种老生常谈的说教,即作为一个眼盲加文盲的天才诗人,荷马一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故事——《奥德赛》和《伊里亚特》。就像那幅画所描绘的引人入胜一样,荷马很可能是虚构的。”荷马也许从未存在过,或者,至少他不像被描绘的那样。荷马倒是一种意象、文化显像和臆想虚幻,是奠基性的神话;但不是一个人,也不属于真实世界……。

  许多年来,荷马的存在一直被怀疑。这是一个学术探索,涉及每一个相关方面,被称之为“荷马问题”……。

  “如果确有其人,荷马是谁?”牛津大学的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在2010年问道,“他生活在何时何地?是一个诗人写的两部诗,还是两人或多人写的?是先后写的?是社团写的,还是编辑写的?”……

  在……华盛顿邮报的访谈中,尼科尔森说,荷马著作的许多方面都是欧洲大陆乃至印度所共有的,却与希腊或爱琴海无关;它是过去很多地区流传的故事的汇集……,但与公元前8世纪的条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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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字:“谁是荷马?”资料来源[http://literatureandhistory.com/ ... e-011-who-was-homer]

  (乙)《荷马史诗》是东方的故事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流行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1842—1901年),在其所著《神话和神话制造:古老的传说和迷信》一书中,这样写道:

  荷马(作品)至少属于亚洲。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也不在今天希腊这个地方,而是住在北方……。通过语言学,我们能够读懂人类的原始思想。大量希腊神和英雄在希腊语中没有意义〔只是读音而已。再说15世纪前的希腊语是属于东正教的,而与“古希腊”无关。——引者〕。但这些名称同样也出现在梵语中,却是带有明白的合乎自然的意义。在《吠陀》中,我们发现:宙斯或朱庇特意味着天空,雅典娜是黎明的光,赫尔墨斯意味着夏天早晨的微风〔引者按:在17世纪,包括莱布尼茨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共识:代表古老智慧的赫尔墨斯源自中国〕。阿喀琉斯(荷马史诗中的半神)……有着吠陀的语音规则。

  在《吠陀》中,特洛伊战争是在太空中进行的,是光明的神灵与黑夜的恶魔之间的战争……。

  在盖勒特形式(Gellert-form)的五卷版《梵语寓言集》(相关荷马史诗的印度故事)里,有的故事竟然在公元668年中国作品中被发现……。希腊和意大利的食物祭祀,在印度阎罗王国的故事中有记载,……这是中国古人祭祖的余绪,现在许多到过中国的旅行者都描述了这方面的情况……。古代中国宗教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于婆罗门教里,在《吠陀》中能够看到它们的活力和纯朴。[John Fiske:Myths and Myth-Makers:Old Tales and Superstitions Interpreted,http://livros01.livrosgratis.com.br/gu001061.pdf]

  荷马是何许人也?有些学者考证,荷马就是中古欧洲的“奥马”〔Homer←Omer〕。瑞士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菲斯特指出:所谓的“荷马”是中世纪的人,亦即,他是曾到希腊地区、并且在那儿写过诗的法兰克贵族“圣奥马”(Saint-Omer)。[Christoph Pfister:Die Matrix Der Alten Geschichte,BoD–Books on Demand,2013,p.283.]

  19世纪《不列颠姓氏词典》称:“荷马:一个中世纪的姓名。加上‘圣’,赋予(法国)皮卡第的‘圣奥马’(贵族?)。”[Mark Antony Lower:Patronymica Britannica,J.R.Smith,1860,p.161.]

(二)《荷马史诗》的神话源流

  (甲)神话与哲理的结合

  上文尼科尔森提到,《荷马史诗》的内容涉及印度(与希腊或爱琴海地区无关)。翻译家马诺莫汉愤愤不平地说:“我们的神圣的梵语(故事)已被伪造成希腊时尚(著作);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竟然作为《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基础材料!”[Mano Mohan Ganguly:Orissa and her remains,1912,p.5.]

  德国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克劳伊泽尔(G.F.Creuzer,1771—1858年)说:“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神话包含着一些古代东方神启的象征因素,希腊神话归根结底来源于此”。[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lumes 8,No.27,Inc,1998,p.28.]他相信:“希腊神话的原始家园在印度。”[Sara Eigen,Sara Eigen Mark Joseph Larrimore:German Invention of Race,SUNY Press,2006,p.151.]

  我们认为,希腊神话“形而下”的部分(传奇故事)来源于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泛东方”,而其“形而上”的部分(神启哲理),则主要来源于中国。17世纪的西方学者不仅承认“中国成为‘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T.H.C.Lee:China and Europe: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HK: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1,p.136.];进而又说“中国起源的逻各斯是原创贡献。”[Jean-Paul Reding:Comparative Essays in Early Greek and Chinese Rational Thinking,Taylor&Francis,2017,p.vii,31.]

  根据阿纳托利教授,《摩诃婆罗多》的部分内容衍生出《荷马史诗》是在16世纪左右。[F.Anatoly: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Chronology 1,Mithec,2007,p.467.]我们认为,希腊神话及其他西方神话是在18世纪早期被“哲理化、经典化”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斯威登堡的神秘学(把迷信提升到哲理的高度)。而共济会哲学家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年)[The Mythology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byCarl Theophilus OdhnerProfessor of Theology and Church History,Academy of the New Church,PA.U.S.A.1927.]则专门透过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渠道获得了中国古代智慧。[Douglas Robinson:The Dao of Translation:An East-West Dialogue,Routledge,2015,p.80.]

(乙)东学西渐的衍生物

  诸多欧美学者主张,希腊神话与哲学皆源自古埃及,而埃及神话和哲学则有源自遥远的东方——印度和中国。我们认为,这个传播过程的时间,不在古代,当是在中古乃至近代早期;而且其途径是:A.中国、印度→B.蒙古、阿拉伯→C.东欧→D.西欧。

  所谓的“古埃及、古希腊”不过是编篡者的臆想,属于西方伪史叙事的经典内容,对此我们将另文专论、兹不赘述。

  综合欧美学者所论“东学西渐、中学西被”的变迁谱系,其概要为:

  伏羲及《易经》〔文献/圣智〕…→琐罗亚斯德、赫尔墨斯〔传说/神智〕…→俄耳甫斯、毕达哥拉斯〔传说/半神〕…→柏拉图、其他希腊哲学家〔人智/手稿?〕

  除了前面的中国源之外,这个传播路线是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年)设定的。[David L.Spess:Soma:The Divine Hallucinogen,Inner Traditions/Bear&Co,2000,p.162.]下面略述“中国源头”:

  瓦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年)说:最早的关于万物的知识是在东方,那儿首先出现文明。[The Works of Sir Walter Ralegh,Kt:Now First Collected,Vol.,NY:Burt Franklin,1929,p.246.]这里的“东方”无疑是指中国,伏尔泰和黑格尔也同意,人类的知识和文明皆始于中国。

  17世纪的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年)在书中说:“中国是人类知识源流的水库和湖泊。”[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Bart.in two volumes,London,1731,p.153.]

  (丙)西方神话与哲学之源头在中国

  人们在四处寻找赫尔墨斯观念的真实起源,有人说是埃及,有人说是印度。曾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校长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arsons Martin)在其所著《汉学菁华》中,给出很好的例证,显示赫尔墨斯的中国起源。[National Review,China,vol.14,1913,p.456.]

  李约瑟说:“被称为古希腊、古埃及的赫尔墨斯神和赫尔墨斯智慧是怎么来的呢?学者们查来查去,发现是在中国。中世纪后期,一位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一封信中说,赫尔墨斯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居民。”[Joseph Needham: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HK:Chiese University Press,1981,p.74.]

  据意大利东方学家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年)考证,“古埃及”伊希斯女神(Isis)和奥西里斯神(Osiris)是参考中国的“阴性”和“阳性”造出来的。[Joseph Hager:An Explana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London,1801,p.v.]对于埃及象形文字与古代汉字“相似”,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人断定汉字来自西方。哈盖尔则根据汉字是深具文化内涵的文字,坚信埃及象形文字是汉字派生的产物。[Joseph Hager:An Explana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London,1801,xii.]

  法国数学家、耶稣会士白晋推论,伏羲就是赫尔墨斯。[Jesui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Classic of Changes)Smith Rice University,2001,p.33.]“在1700年晚些时候,耶稣会士白晋在他和莱布尼茨关于《易经》的通信中,称这部文献最惊人地保留了古代的赫尔墨斯智慧。”[Antoine Faivre:Eternal Hermes:From Greek God to Alchemical Magus,Phanes Press,1995,p.101.]“(易经)这部著作包含着所有科学的原则,确切的说,它是个充分发展的形而上系统。”[Kim-Anh Lim:Practical Guide to the I Ching,Binkey Kok Publications,1998,p.41.]

  另外,哈盖尔和钱德明(Jean Joseph Amiot,1718—1793年)先后考证出:西方音乐和最早乐器,据说是始于毕达哥拉斯的西方音乐和乐器,也包括《荷马史诗》中音乐和乐器,都是源自中国。[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176.]

  (丁)神话诗歌空洞无物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发明”最多希腊神的济慈,却在这方面最无知——他既不了解真实的古代希腊,又不懂得西方中心论所塑造的“古典希腊”;只是在浪漫主义的环境下凭空臆造、自作多情。苏格兰诗人安德鲁·朗格说:“所有的英国诗人中最接近希腊的是济慈,他却对希腊一无所知。”[Andrew Lang:Shakespeare:Bacon and the Great Unknown,Longman,1912,p.81.]

  尼古拉斯·罗教授也说:“在他的诗中,济慈无知地滥用古典文献和神话。”[Nicholas Roe:John Keats and the Culture of Dissent,Clarendon Press,1998,p.63.]

  请读济慈的《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

  我游历了很多金色的国度,

  看过不少好的城邦和王国,

  还有多少西方的海岛,歌者

  都已使它们向阿波罗臣服。

  我常听到有一境域,广阔无垠,

  智慧的荷马在那里称王,

  我从未领略的纯净、安详,

  直到我听见贾浦曼的声音

  无畏而高昂。于是,我的情感

  有如观象家发现了新的星座,

  或者像科尔特斯,以鹰隼的眼

  凝视着大平洋,而他的同伙

  在惊讶的揣测中彼此观看,

  尽站在达利安高峰上沉默。

  (查良铮译)

  戴纳·科伊说,济慈所审阅的“查普曼的荷马”是18世纪重写的(reformulation)。[Dana Van Kooy:Darien Prospects in Keats’s 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Journal The Keats-Shelley Review Volume 29,2015-Issue 2]查普曼(即贾浦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年)是“旧时代”的人。那时的西方字母文字尚未成熟(没有“雅言”)。柯勒律治说,查普曼翻译的《荷马史诗》是失败的,因为他的“希腊文式的英语……不要活力和多样性。[Richard Hooper:The Iliads of Homer,done[into Engl.verse]by G.Chapman,Vol.1,London,1865,lii.]所谓的希腊语实际上是宗教语言(东正教),在当时也处于被改进状态之中。

(三)围绕《荷马史诗》的伪史

  (甲)不存在任何所谓西方古典学的“古代手稿”

  关于《荷马史诗》的手稿,虽然学术界共识:没有原件或原始文献;但也有不少学者说,现有的手稿(残片)大约是荷马死后千年的,距文艺复兴也是千年。可信吗?真相是:没有一个“手稿”是古代的。

  英国神学家约瑟夫·巴克(Joseph Barker,1806–1875年)承认,西方不存在“古籍”,要有也都是假的:

  我们不能得到上帝的启示,因为我们没有原始手稿;……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荷马、希罗多德、柏拉图、维吉尔、李维和西塞罗的著作……。所有归属为那些伟大思想家的书籍,都不是真的。谁看到荷马、维吉尔、塔西佗和修昔底德的手稿?谁有莎士比亚的签名……?[The Defender A Weekly Magazine,Vol.Ⅰ,London,1855,p.98 and 74.]

  美国作家史塔萊特(Vincent Starrett,1886—1974年)说:“伪造数不胜数,……看来众多的古代‘名人’一次又一次地乌云密布。谁是荷马?……有关耶稣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只依靠约瑟夫斯的一段话,但这也是被伪造的。是谁写的《伊索寓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研究是最伟大的侦探故事之一。大概一切都是可疑的。”[Vincent Starrett,Christopher Morley:Books alive,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1940,p.158.]

  文化史权威布克哈特(J.C.Burckhardt)承认:

  有关希腊人所显露的特征是弄虚作假,是伪造和篡改。……后来成为(荷马史诗)特洛伊传奇的最早的书信诗体,都是被伪造的。谱系和文献都是不可信的。古代爱奥尼亚的历史学家阿库西拉乌斯(Acusilaus,写出古希腊英雄史诗三部曲《谱系》),是后来的臭名昭著的伪造。(伪造者)说他是从其父所挖出的青铜器上抄下的。[Jacob Burckhardt:History of Greek Culture,Courier Corporation,2013,p.328.]

  我们从希腊过去所收集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成为它的资料,……每一个残片都是有价值的……。即使是伪造者,服务于上述意图而精心伪造;一旦被认可,那他就是自然而然地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Jacob Burckhardt: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HarperCollins UK,1998,p.10.]

  布克哈特的弟子、牛津大学教授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公然主张虚构历史是合理的。他说:

  文化史主要关注的,是信仰和态度,而不是事件;它所使用的故事是否真实,这不重要;只要它们被认为是真的,就行了。甚至,伪造的也是那个阶段历史的重要证据,因为它比反映真实信念的文章,更清楚地揭示过去的创造历史。[Philip J.King,Lawrence E.Stager:Life in Biblical Israel,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2001,p.8.]

  也许有人会拿出所谓的古埃及莎草纸文献及死海古卷中的所谓《荷马史诗》残卷,来为《荷马史诗》古已有之的说法提出辩护,殊不知所谓的“莎草纸”实际上制造假古董的工具[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前言部分关于揭露纸莎草造伪工具的内容,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而死海古卷则是20世纪考古学上最大的丑闻。对此,我们将在另外的专门著作中加以考辨。[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即将出版,敬请关注;并请参看其中第2卷第7章有揭露关死海古卷造伪嫌疑的考辨内容。]

  (乙)特洛伊遗址为考古学骗局

  旨在证明《荷马史诗》属于“古希腊”的考古,是该领域中的最大骗局之一。

  按照现在的常识,德国传奇式的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年),使得《荷马史诗》中长期被认为是文艺虚构的国度——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重见天日。1873年,他在土耳其境内发现了多层城墙遗址,掘出了大量珍贵的金银制作器皿,仅一顶金冕就由16,353个金片和金箔组成。施里曼兴奋地宣布发现了特洛伊国王普里阿姆的宝藏。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戴维·特雷尔发表了《施里曼的特洛伊:宝藏和欺诈》一书,其简介说:

  曾几何时,海因里希·施里曼站在一个小山坡宣称,他的脚下就是名垂千古的特洛伊——荷马所著《伊里亚特》中的那座城池。不久(1873年)施里曼向世人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因而造就了这样一个普遍信念,即:荷马的传说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他在现场挖掘出“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几年后,他又发掘迈锡尼,得到了阿伽门农金色面具,因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且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如何未受挑战。然而……调查这位考古学家自己的传奇,令人信服地说明:施里曼在其个人和职业生涯中皆是屡屡歪曲事实。(我们)按照他的传记,彻底重审施里曼在雅典的论文集(包括以前未发表的部分)……;显示施里曼极不诚实,不择手段地欺诈。……必须重新解释这个历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David A.Traill:Schliemann of Troy:Treasure and Deceit,St.Martin's Press,1995,Synopsis.]

  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威廉·卡尔德说:“多亏历史学家戴维·特雷尔、雅典大学考古学家乔治·珂诺诗、德国艺术史家沃尔夫冈辛德勒和我本人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施里曼确实编造了一个欺世盗名的传记故事。”[William M.Calder III:IS THE MASK A HOAX?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Volume 52 Number 4,July August 1999.]

  英国罗汉普顿大学教授伊恩·海伍德发表文章《考古伪造第一人》,其中写道:

  18世纪目睹了文字伪造者们虚构历史的事,但那时还不存在考古造假,因为该学科尚未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作为有形方式的虚构历史,考古伪造发生在19世纪,最著名的是海因里希·施里曼在1873发现《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不仅施里曼发现传说中的城市是谎言,而且最近透露,施里曼发现宝库这件事成了世界性的骗局。……人们曾经以为施里曼真得把荷马传奇变成了现实。一个最近才被发明的虚拟化身(荷马),还要把它变成我们(西方)社会进化的祖先,真实讽刺!施里曼曾受到文明世界的推崇。他为了获得普遍认可而滥用权力。他做发现之梦,希望得到每一个考古学家都要寻找的东西。[Archaeological Forgery and Fictions of the First Human Faking it Ian Haywood 1987,Ian Haywood:Faking it:Art and the Politics of Forgery,Harvester Press,1987,p.91.]

  (丙)《荷马史诗》何时问世?

  按照现今常识,荷马是西方文学的开山之祖,《荷马史诗》问世于公元前9—8世纪的希腊(荷马是遊吟诗人,生于后来成为“泛希腊”一部分的小亚细亚)。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此时间则是被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年)武断确定的;这位“科学编年史之父”在1600年左右,根据中国历史年表及其纪年方法,在《圣经》或神学的框架中,整然地设置了西方普世历史的年代序列。

  根据伦斯·鲍勃等教授,斯卡利杰按照神与人、文与野的原则,对最早的诗人进行时间定位:从“年湮代远、洪荒无识”到“创世垂统、影响现今”的进化,先后出现三类“原初诗人”:粗狂荒诞→俄耳甫斯等先知→荷马。对于后两类,斯卡利杰又做补充:从神学美德到兼具自然哲学。[Rens Bod,Jaap Maat,Thijs Weststeijn: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Early modern Europe,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0,p.237—238.]

  再次强调,由斯卡利杰所创设的西方编年史,是他按照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伪造出来的;[详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它奠基了通行于今的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包括泛西方的“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

  进一步探讨《荷马史诗》何时问世:

  瑞士语言学家巴利道夫(Robert Baldauf)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旧约》、《伊里亚特》和中世纪的罗曼风格(the mediaeval Romance genre),三者在语言风格上是相似的;因而他推断出,《圣经》和《荷马史诗》都是产生于中古后期。[Anatoly T.Fomenko: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Vol.2,Delamere,Publishing,2005,xix.]

  在19世纪末,巴利道夫研究有关查理曼的编年史,它被说是写于9—11世纪;他通过对其语言的甄审,发现该书的写作时间是最近的。巴利道夫把同样的语言方法运用于“古罗马”的作家,发现他们全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造;不仅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和凯撒,而且荷马、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根据巴利道夫,他们都是“同一世纪的儿童”(children of one century)——14、15世纪的人!“我们的古希腊、古罗马人都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Our Romans and Greeks were the Italian humanists)。”所有那些“古代名人”,诸如荷马、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等,我们感觉如此不同;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在近代早期被人文主义铸模出来的虚拟人物。[New Chronology:Notes and Observations,October 31,2015

  http://anewchronology.blogspot.co.uk/]“他们的家不在古代罗马或希腊,而是在14—15世纪的意大利。全部的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一如‘圣经历史’……都是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稍后的其他欧洲人,所构想出来的。人文主义给我们一个从古代圣经、到中世纪早期的奇幻世界,……但那确实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详见英文版《维基百科·巴利道夫》,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Baldauf]

  西方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名言。]它与真实过去无关,而只是该时代的理想幻影。一位18世纪的英国学者说:“随着发明荷马(名著)、维吉尔的美、莎士比亚的天才……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浪漫故事,尽管都不是真实的历史,……却把最美丽的虚构堆得高耸入云,……太离谱了,而不能系于历史真理之上!”[Joseph Price:The Saddle Put on the Right Horse:Or,an Enquiry Into the Reason,Vol.2,London,1783,p.2.]

(四)浪漫主义运动制造“名著”

  (甲)“西方古典著作”出于后人手笔

  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纂者约翰逊博士,称赞蒲柏版《荷马史诗》为“世界前所未见的高贵的诗译作”。然而,这真是荷马原创吗?真是古希腊的故事吗?

  事实上,与其说是亚历山大·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不如说是他改写的。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教授华莱士说:“蒲柏改写了他的欧洲前辈的书,例如,在‘翻译’荷马作品的时候,他改写了它。”[Wallace Jackson:Vision and re-vision in Alexander Pop,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p.11.]所谓“翻译”,就是用现代语言再生产出一部“宏伟、高贵与和谐”的《荷马史诗》。[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5 Mar 1979,p.50.]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其说是蒲柏改写了《荷马史诗》,不如说是他发挥个人天赋,迎合时代品味,别出心裁地虚构出来一部同名异质的新作。香农·法莉博士说: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与原来文本大相径庭,而完全丧失原意。[Shannon K.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fan fiction,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15-03-2016,http://journal.transformativewor ... rticle/view/673/600]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戴维·鲁宾在其所著《翻译策略》一书中,援引两位现代早期的欧洲学者的话:“原先的荷马文体是肤浅的,无论如何达不到当代的措辞标准,……在语调的统一上也有缺陷”;“荷马作品是臃肿和粗俗,通常是荒谬的”。[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ume 7,Rookwood Press,2002,p.175.]

  新版与旧作判若云泥:在情节上乃风马牛不相及,在文采上是“阳春白雪”对“下里巴人”;这种情况类似于“莎士比亚”之摇身一变、定于一尊。伏尔泰评论:“中国戏剧胜过莎士比亚的‘魔鬼式的闹剧’。”[Peter J.Kitson:Forging Romantic China: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20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11.]〔指1760年之前的莎剧。——引者〕。

  格拉宾说:“……历史人物屡屡被篡改:先是被经典化,再是被神圣化,……自然力也服务于神秘的人格化(指希腊神话——引者)。”[J.C.Grumbin:Melchizedek:The Secret Doctrine of the Bible,Health Research Books,1996,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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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低俗题材变为上乘“佳作”

  我们原以为今天所见到的西方古典名著原本就是如此,阳春白雪,格调高雅,具有崇高的思想、文学境界,堪任人类前进道路的指路灯。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所谓的西方思想文学名著,实际上都是在中国风及其所推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时代(主要是在18世纪),用中国文化的雅言编造、改造而来。以前的西方文本粗糙、庸俗,充其量只能被当做加工的素材。

  换句话说,所谓的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等“名作”,在受到“中国风”影响下被改造之前鲜有思想、文学价值。19世纪的英国作家赫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年)对此并不讳言,但也巧妙地曲为回护。他这样说道:“但丁与荷马和莎士比亚的地位相当,都属于粗陋的或原始的时代;这样,诗人的创造性反而更容易被释放。”[Edoardo Crisafulli:The Vision of Dante,Troubador Publishing Ltd,2003,p.113.]

  17世纪的莎士比亚作品,虽然并不是他本人所写,而且经过了多次被他人重写,但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年)接手修改的时候,发现它依然是“一堆垃圾”。[M.Burnett:Edinburgh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and the Art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p.274.]

  莎士比亚毕竟是旧时代的传奇人物,因而他的名字具有“传统意义”,可被当做文化品牌。克劳德·罗森主编的书所采用的标题是:《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群”》。顾名思义,现代版莎士比亚是多次重大重写的结果(…→德莱顿→蒲柏→约翰逊→马隆=伟大的“莎士比亚”)。该书的简介称:“系统地介绍这样一群人,他们对于莎士比亚在文化上被接受,发挥了最大的影响……。评价亚历山大·蒲柏、约翰·德莱顿、塞缪尔·约翰逊和埃德蒙·马隆,在莎士比亚死后和他被接受上所做的贡献。”[Claude Rawson:Dryden,Pope,Johnson,Malone:Great Shakespeareans,Vol.1,A&C Black,2014.]

  《荷马史诗》在蒲柏之前究竟是怎样一副面目?

  (荣获古根汉文学奖的)戴维·鲁宾著《重写策略》,称“荷马的世界是原始的、荒诞的”[David Lee Rubin:Strategic Rewriting,Vol.7,Charlottesville:Rookwood Press,2002,p.182.]

  英国古典学家弗雷德里克·帕利(Frederick Apthorp Paley,1815—1888年)概括旧版《荷马史诗》是“野蛮、放荡、原始和简陋”的。[John Morley:The Fortnightly Review,Vol.23,London,1875,p.588.]

  芬兰诗人斯蒙苏里说:“在伏尔泰看来,……《伊里亚特》反映了荷马社会的原始价值,和那时候的粗鄙和粗俗的情感。……伏尔泰是站在蒲柏和德·拉·莫特的现代主义传统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他们都认同《荷马史诗》是原始性质的。”[Kirsti Simonsuuri:Homer's Original Geni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73.]〔引者按:法国文学家德·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年),也是通过“翻译”而重写《荷马史诗》的〕。

  英国金融时报载马丁·迈龙的文章《荷马真相》称:“对于1760—1770年代的艺术家来说,荷马代表着供加工的原始素材,……英雄气概与嗜杀成性,……原型作者的主题是极端暴力。但这是悖论,即:在这个文化乐观、自信和放纵的时代(18世纪),也带有恐怖的品味〔引者按:这与方兴未艾的大英帝国及其海外殖民有关〕。……荷马的作品本身变成了文化产业。……荷马被(这个时代)做各种解读:盲诗人、古典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型或古旧的守护者……。”[Martin Myrone:Homer truths-Financial Times,24-02-2006.]

  (丙)如此化腐臭为“神奇”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劳伦斯·利普金说:蒲柏“似乎一心想按照他自己的标准,重写所有的过去的好诗歌。”[Lawrence I.Lipking:Ordering of the Art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334.]

  琳达·凯利说:“按照亚历山大·蒲柏所设定的诗歌品味的标准是……优雅古典,而中世纪则是一个野蛮、怪癖的黑暗时代;如果被整理和重写,莎士比亚的东西才会是可口的。”。[Linda Kelly:The Marvellous Boy:The Life and Myth of Thomas Chatterton,Faber&Faber,2012,p.99.]

  “同化荷马和莎士比亚(assimilation:就像文明同化野蛮那样)”,斯坦福大学教授蒂莫西·赖斯说:“把它们纳入一个被发明的文学传统之中,这在蒲柏那儿甚为显著。已经看过对莎士比亚的评论就会明白这一点。”〔例如直到1747年,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还说,莎士比亚作为天才,还需要改善,去掉那些胡言乱语——像伏尔泰所言‘魔鬼式的闹剧’)。[Timothy J.Reiss:he Meaning of Litera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259.]

  两位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英语系教授埃文·卡顿和艾伦·弗里德曼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在18世纪后期被经典化的,以前是很糟糕的,在17世纪中叶被清教徒禁演……。18世纪的文学,也包括散文、书信、哲学和历史,均被怀疑为反映“文明暴发户”的标新立异;……如此狭隘的创造性或想象性的作品,带有功利主义!”[Evan Carton,Alan Warren Friedman:Situating College English,Bergin&Garvey,1996,p.4.]

  现代版的莎士比亚作品,与其本人无任何关涉(在其名下的作品已被翻新和重组无数遍了),而与之最密切相连的则是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18世纪英国的顶级学者和“莎士比亚编辑”之首。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之一的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1764—1848年)说:在编写第一部正规的英语词典时,“约翰逊博士的脑子里是中国人的思想”。[Sir 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Containing Descriptions,Observations,and Comparisons,London,1804,p.249.]〔已有英美学者论证,现代英语是通过大量摄取汉字雅言而形成的。对此我们将另行考述〕。也就是说,约翰逊的知识背景主要是中国的(请读范存忠专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一册19世纪的期刊这样写道:“受到杜赫德著作的影响,约翰逊研读和敬佩中国。他说,中国的一些特点正是英国所缺少的。……令他惊叹的是,在那个国家,知识与高贵是划等号的,人们可以通过学习而进步和晋升,以良知来发展事业;(不存在像欧洲贵族那样)无知能够享有伟大,懒惰倚靠出身高贵的特权……。”[Samuel Johnson: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LL.D.,YN,1840,p.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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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等“莎士比亚编辑”。资料来源[http://www.explore-stpauls.net/oct03/textMM/DrJohnsonN.htm]

  蒲柏版《荷马史诗》,实际上是这位译者自己虚构的。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指出:

  约翰逊博士夸奖蒲柏的翻译(伊里亚特)卓冠当时,却一点也不介意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年)的评价——“很美,但不是荷马的!”〔本特利曾当面说:“这诗确实很美,蒲柏先生,但你不能称它是荷马的诗!”〕。他(约翰逊)也没有联想蒲柏所学的。……欧洲人钟情于中国艺术和语言已有好几个世纪了,“中国风”从18世纪前到现在,最近(诗人庞德所处的20世纪初)在英美又上升到高潮。[Michael Alexander:The Poetic Achievement of Ezra Pou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98,233.]

(五)“翻译”是伪造经典的重要环节

  (甲)反思蒲柏所“翻译”的“荷马史诗”

  这里的“翻译”一词特指在18世纪的欧洲,把文字材料从希腊文、拉丁文或意大利方言土语(后者例如但丁的《神曲》)翻译成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在14—15世纪得力于印刷术,而先后产生的。如果没有印刷术的锁定和规范,字母表音文字毫无意义;因为人的口音总是随着时间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异,根本不能保持其一致性,遑论文字。所以18世纪的伏尔泰说,五百年以前的欧洲完全没有文字。

  拉丁文和希腊文(与“古希腊”无关)都是宗教性,缺乏现世和人文的成分,而且也在成长中。

  后起的欧洲各种“俗世文字”一开始是难产;其字母表音乃先天不良:时空变异和沟通混乱;从而加剧宗教战争,险些夭折。幸亏培根等众多西方精英倡导和从事以汉语为榜样的语言改革,在1650—1750年间,首先是英文(还有法语、荷兰语等)大量摄入中国的雅言含义,用中国物质文化作为其词汇的定义参照,并且“归化”中国风的视觉语言。所以说,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篡者约翰逊“脑子里都是中国思想”。英语等有通过贸易和文学传遍欧美。

  说是翻译,实际上是重写——在观念和审美上,是集译者与时潮之大成,而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美国维斯理学院教授凯思琳·林奇撰文抨击,题为《荷马的伊里亚特和蒲柏的卑鄙的伪造》[JOURNAL ARTICLEHomer's Iliad and Pope's Vile,ForgeryKathryn L.Lynch,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34,No.1(Winter,1982),pp.1-15Published by: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为伪造性的翻译”,马里兰洛约拉大学教授罗伯特·米拉说:“《荷马史诗》在被翻译成英语时,翻译者试图重新创造它,……翻译受到文化和语言变化的影响。”[On Death and Dying in Chapman's"Iliad":Translation as Forgery,Robert S.Miol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Vol.3,No.1(Summer,1996),pp.48-64.]

  另一方面,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从唯美的角度肯定蒲柏的创意(尽管已远离了原先的荷马):

  蒲柏于1709年发表的《田园诗集》,包含希腊神话萨尔珀冬(Sarpedon)的插曲,被并入《伊里亚特》的完整版。……蒲柏对《荷马史诗》做了很大改进。……不可否认的是,他找到材料,大量添加。蒲柏以其勤奋和才艺,培育了我们的语言;以致那诗意优雅的“蒲柏之荷马”,为子孙后代留下来宝贵的财富。[Harold Bloom:Alexander Pope,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p.2.]

  应该指出,蒲柏的语言之美,都是属于中国风范畴的内容。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系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在18世纪,“中国物质文化确定英国的审美原则,特别体现于英语的创造能力上,即亚历山大·蒲柏所称的‘有序多样性’。”[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乙)“翻译”还是彻底新构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博士香农·法莉有一篇文章《荷马版本:翻译与重写》,[Shannon K.Farley:Versions of Homer:Translation,fan fiction,and other transformative rewriting,15-03-2016.]兹介绍如下:

  亨利·詹金斯教授著《文学偷猎者》和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1945—1996年)著《翻译、重写和操纵文学名誉》,按照这两本书,《荷马史诗》整个是被重写的。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文化中“最具变革性的重写文字”。文本被重写旨在形式上和意识形态上满足特定体制的要求。

  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采用英雄史诗两行诗(每句有五音步十音节)的形式,融摄时代潮流,强调帝国的权力和鄙视不道德的行为,重塑阿喀琉斯(Achilles,半神英雄),以确保他的重写能够成功。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學研究员伊塔馬‧埃文–佐哈尔批评了西方翻译模式。按照这个模式,文学是“高级”或“经典化”否定“低级”或“非经典”。这很适用于讨论《荷马史诗》的重写。当它被翻译时,它就进入了“高级系统”或“经典水平”。由此,在文学上是希腊vs罗马、两者vs现代欧洲,最后是“拉丁文地方文学乃至希腊-罗马的文学与文化的死亡”。〔指希腊—罗马文学与文化被浪漫主义运动的重写,取而代之。——引者〕。由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给《荷马史诗》留下的方言文学的缺陷,则被浪漫主义运动所补救。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年)著有《荷马的版本》,承认重写的重要性,但无可奈何地感慨:“我们第一次阅读的名著是真正的第二手的(即被重写的)。”博尔赫斯说,只有依靠翻译(重写)的语言来判断荷马。再看看(荷马史诗)的翻译谱系:查普曼(George Chapman)、蒲柏(Alexander Pope)、古柏(William Cowper)、巴特勒(Samuel Butler)、巴克利(T.A.Buckley)、布彻(Samuel Butcher)和朗格(Andrew Lang),他们哪一个不是迎合非希腊的读者?这些翻译是忠实的吗?“读者问我,我总是回答:不存在,他们的所有都是这样,理当如此。”面对着许多成功的翻译文本,“忠实”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在印刷革命中写作的蒲柏,把他的荷马版本视为“比原创还原创”。蒲柏说,在一种优秀的语言中,翻译文本不可能是原作;保留古代的光芒,传递原作的精神而已。

  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别的英译的荷马达到蒲柏的水准。然而,蒲柏的翻译与“希腊的荷马”毫无关系,就是他的同时代的人,也都坚信蒲柏版本完全丧失原作情景。但对蒲柏来说,荷马的翻译项目则关系到名利及地位;“被提升的古希腊文学……给他本人带来权威和权力”。

  蒲柏的重写古典作家(作品)的项目,从翻译荷马到他自己的史诗《夺发记》和模仿贺拉斯,表明他深刻理解写作的权力。

  无论什么时候,古典学家和翻译者想到英国文学传统,都会联想到蒲柏的翻译。虽然蒲柏的译著已成为普遍认可的传统,但是,毋庸置疑,它是一种变革式的重写;创造性的阐释贯穿全篇,这让人想起现在的一些“吸粉虚构(fan fiction)”。

  (丙)利用虚幻的荷马构建“西方古典学”传统

  西方是怎样滥用荷马,彰显自身价值的呢?麦克莱恩(纽约大学)和斯莱金妮(格拉斯哥大学)两位教授说:

  荷马或荷马思想承担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价值,这也不是新闻了。这位文化人物的身份被变来变去,以致人们感到长期以来,荷马是被利用或滥用。就像詹姆斯·波特(James Porter)建议的那样,荷马通常被招魂,来钦定文化事业(承担西方价值)……18世纪的英国,正在进行文化与社会观念的转型,“荷马”在文化询问模式中成为重要象征(确实是以我们认可的方式发明的);以他为参照,去呼唤早期英国、原始诗歌、口语传统和英雄崇拜。[JOURNAL ARTICLEBRITISH ROMANTIC HOMER:ORAL TRADITION,"PRIMITIVE POETRY"AND THE EMERGENCE OF COMPARATIVE POETICS IN BRITAIN,1760–1830 MAUREEN N.MCLANE and LAURA M.SLATKINELH Vol.78,No.3(FALL 2011),pp.687-714.]

  一般说来,西方文学发轫于《荷马史诗》。但实际上它是现代“杰作”。

  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西欧浪漫主义运动,虽然穿插着“贱古、贵古”的古今之争;但毕竟大功告成、皆大欢喜——通过翻译和改写,使粗枝烂叶变为花团锦簇(众多名著)。后者实际上是“中国风”(模仿或复制中国文艺及审美价值)的产物,然而西方一旦觉得可以自成体系,便自诩自己传统;并且从改写荷马一路走下来,到改写整个的希腊-罗马“历史”,把它们编造成为“西方遗产”。对此,代表主流西方的吉尔伯特·海特供认不讳,他从法国改写荷马的角度说明之:[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86—288,472.]

  在1742年,蒲柏先生姗姗来迟地加入了“书的战斗(the battle of the books)”。他把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夸张形式置于《愚人记》(the Dunciad,蒲柏作品)。而本特利则……讽刺蒲柏翻译的《伊里亚特》:“真正优美的诗,但你却不能称它是荷马的。”

  (先前)高贵和高才的达西尔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年)把《伊里亚特》翻译成法国式散文,发表于1699年;在书中,她(自称)不遗余力地恢复被以前的翻译所掩盖的华美……。十余年后,即1714年,她的这部散文诗作被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年)贬斥,其观点被重审;拉莫特在一个简略翻译的《伊里亚特》中,删减,并剔除其有害部分,即那些伤风败俗的词语(bowdlerized)、无聊的对话、粗俗的表述、恶心的情绪和令人不愉快的迷信,因为这些都冒犯了巴洛克品味。达西尔夫人撰写《品味腐败的原因》一文,进攻当代文学倾向和文明标准……。

  尊古派最终赢得战斗。他们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品……不能被一代人的鉴赏品味所否定。……“书的战斗”已大量改进了它们,使之变得精炼。

  在18世纪末,这些古典的捍卫者们……帮助加深对希腊诗歌的理解,……巩固和扩大文艺复兴作为最高传统。……双方(把先前文本当做原始素材的“新古典”和神化西方谱系的尊古派)的“书的战斗”的真正好处是,遏止奴性般的尊重传统;另一方面,它使将来的作家们更难产生“复制中国”的古典名著,因为确切模仿是美德和创作的“原罪”。〔引者按:作为欧美文学的奠基性的“三部曲”,即在1760年代英国问世的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城堡》,都是基于中国资料伪造的。我们将有专论〕。

  希腊-罗马的历史已被19世纪的学者改写,虽然这项工作还未完成,直到在1914年之前一直在稳步进行。

  用现代方法处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乃至全部的历史;这是由德国-丹麦后裔、成为柏林的教授的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首唱的。……尼布尔主张借助于进化推论的方法,弥补第一手、第二手信息之间的裂痕。虽然他的教学让人们感到这样的历史不踏实,但他却能够运用严谨、创意和想象力来形成体系。……例如关于李维的罗马史,无法用真实的材料佐证,他就从口传的歌谣去推测。

(六)中国风塑造“荷马佳作”

  (甲)风行草偃的西方大雅

  如果要问,蒲柏的天赋和他的文艺品味的内涵与基础是什么?回答是“中国风(Chinoiserie)”,它把审美、文艺、哲理和雅言带给英国及西方!宋词云:“惠风草偃,禾稼春融;……满城桃李,尽将芳意谢东风。”

  美国诗人艾伦·泰特(Allen Tate,1899—1979年)说:“西方文学的中国风要追溯到18世纪的蒲柏时代。”[Ishmael Reed:God made Alaska for the Indians:selected essays,Garland,1982,p.117.]

  英语文学教授尤金妮亚·詹金斯说:

  关注18世纪的(西方)诗歌,应该将它和新兴的中国品味联系起来……;在英国的中国物质文化意味着审美秩序的有效原则:特别体现在英语的创作能力上,那就是亚历山大·蒲柏所说的“多样性之有序”——和而不同、绽放异彩。[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24.]

  尤金妮亚在其文章《中国风、审美形式和蒲柏与斯威夫特的诗歌……》中,强调那时的英国诗人们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施展才华的。[18th Century Studies,Eugenia Zuroski Jenkins:"Nature to Advantage Drest":Chinoiserie,Aesthetic Form,and the Poetry of Subjectivity in Pope and Swift.]她还说:“在文学和物质文化上的中国风,在形成的审美观念和英语主体性上起着核心作用。”[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Synopsis.]“在漫长的18世纪,英语文学依靠中国轮廓产生了它的自身模式”。[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若石诗云:

风载仁德始自天,行程万里润桑田。

草青花艳人得意,偃武修文社稷安。

  末句“偃武修文社稷安”,在西方而言完全背道而驰,所谓的西方文学也不过是为虎作伥的殖民主义工具而已。

  进而言之,奥基恩(Daniel O'Quinn,圭尔夫大学教授)说:从18世纪初,“随着‘中国风’传播,东方的想象、主题、文物和风格进入英国文化之中,……蒲柏的诗歌包含了他所玩味的东方主题。”[Charlotte M.Canning,Thomas Postlewait:Representing the Past,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10,p.351.]

  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中国风’作为一个重要的和具有寓意的传统,贯穿于从复辟时期(1660年代)到18世纪的英国文学和好几代文学家,诸如:威奇利(William Wycherley)、蒲柏(Alexander Pope)、约翰·盖伊(John Gay)和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Thomas Beckford);尽管最能体现中国风精神的作品,还是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世界公民》……。”[David Porter: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37.]

  (乙)英国及欧洲文学的“中国化”

  包括蒲柏在内的所有那个时代的西方诗人和作家,都是在“中国风”中成长起来的。在《牛津全球现代主义指南》里,有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教授劳拉·多伊尔(Laura doyle)所写的词条,承认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皆源自中国。

  埃里克·海特(Eric Hayot)的文章《中国式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这个词对于西方来说是舶来品,……英国-欧洲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上深深地欠债于东亚,这是物质和思想从东向西的流动。唐纳德·拉赫的多卷本研究成果——《亚洲塑造欧洲》,以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亚洲的商品、艺术和思想向西倾注,促使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西方”的形成,这个过程主要开始于17世纪后期……。

  在其所著《东方的启蒙运动》中,克拉克(J.J.Clarke)继续这项研究,即现代早期的西方哲学的东方源泉,这是部分基于雷蒙·史华伯(Raymond Schwab)的《东方的文艺复兴》的。而克拉克教授的书的开宗明义则是,伏尔泰所言“西方的一切归功于东方”。该书还说,中国哲学对莱布尼茨著作的冲击是构建性的。莱布尼茨广泛地阅读和书写中国哲学,宣称它是基于理性的自然宗教的模范。

  相似的,刘教授最近的书《不同的伊甸园的种子》(Yu Liu:Seeds of a Different Eden,2008),在很大程度上揭示,欧洲启蒙运动的关键思想和英国及欧洲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东方文化的栽培下成熟的……。刘认为,“中国风”席卷18世纪的欧洲,但它通常被(西方中心论)淹没于“东方主义”之内,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事实,即西方的现代性在政治和艺术上是亚洲思想的副产品。她接着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新的艺术和美学开始于移植中国的园艺及其思想,它逐渐发散开来,变成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体现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约瑟夫·艾迪生、亚历山大·蒲柏和哲学家康德的作品上。中国的审美是有机形式,包含不规则、更自由的、合乎自然的多方互动;它对沙夫茨伯里政治思想,对蒲柏、汤普森和格兰杰等人的田园诗的形成,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后在意象派诗歌和现代派评论那儿回响。

  有机美学形式的中国源泉这一点,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西方文艺谱系。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把纪伯伦的“现代性”追溯至中国。[Mark Wollaeger,Matt Eatough: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677—679]

  另外,刘教授(Prof.Yu Liu)的又说:“……虽然蒲柏从未到过远东,但作为一个具有这方面的想象力的艺术家,他能够吸收和运用那多样性优雅的中国思想;当他谈及坦普尔(Temple)和马国贤(Matteo Ripa),说:‘他们是懂得中国古典园艺的。’……上述‘洒落瑰奇(sharawadgi)’的中国艺术精神,到18世纪末,……通过沙夫茨伯里、艾迪生和蒲柏,把来自‘不同伊甸园的种子’的灵感,传给了赫尔德和康德,成为其美学理论的要素,从而进入英国和欧洲的主流文化。”[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Volume 53,10-1-2005 The Inspiration for a different Eden:Chinese Gardening Ideas in England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Yu Liu.]

  尤金妮亚·詹金斯著《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牛津大学出版)写道:

  中国风格在那些英国精英的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诸如亚历山大·蒲柏、约瑟夫·艾迪生和安东尼∙阿什里∙库珀(第三沙夫茨伯里伯爵)。……中国的多样性和谐的美学思想,参与了康德的美学革命,从而形成欧洲的现代性。

  中国风在形成英语主体性上的决定作用,体现在笛福的小说……及蒲柏和斯威夫特的诗里。……“中国物语”(物质文化)已融入18世纪的典范英语之中,并且转化为英国文学和文化资本……,从而确定了英语的主体性。中国性(Chineseness)应该代表英国认同的新形式,……它作为一种重要想象服务于保持“英国风格(Englishness)”的连贯性。[Eugenia Zuroski Jenkins:A Taste for China: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3,123.]

  (丙)西方名著袭用中国叙事方法——“中国盒子”揭秘

  根据布尔加尔(R.R.Bolgar)教授的研究,在18世纪的英国,“荷马世界是被当做原始文化的例子加以处理的。……对于原始粗糙的‘礼貌的厌恶’(polite distaste),激励着18世纪的艺术心灵。正因为如此,蒲柏感到,《荷马史诗》必须被改写,然后它方能被欣赏。如此一来,成功造假的障碍就被取消了,……以致在1762年,麦克弗森宣称他‘翻译’了盖尔语的古诗(《莪相》)。”[Moritz Csáky:Europa im Zeitalter Mozarts,Boehlau Verlag,1995,p.109.]

  麦克弗森的《莪相》——“北方的荷马”(Homer of the North)——是采用“中国盒子”(Chinese box)的叙事方法。他可能是从蒲柏那里学到的,因为蒲柏掌握了如此复杂多变的“中国盒子”的表现手法。[G.S.Rousseau,Pat Rogers:The Enduring Legacy:Alexander Pope Tercentenary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88.]这样一来,蒲柏版(现代版)《荷马史诗》也就变成“中国风”的了。纽约大学教授巴里·桑迪韦尔说:

  《奥德赛》的倒叙和第一人称叙事,这在西方文学上首次亮相,它开启了著名的文学反思(literary reflexivity)之“中国盒子效应”……。

  我们听到奥德赛讲述自己的命运……,与特洛伊人的战斗;我们听到《伊里亚特》诗篇的情节……,都被包含在时尚的“中国盒子”里,它镶嵌了特洛伊的情况……。[Barry Sandywell:The Beginnings of European Theorizing--reflexivity in the Archaic Age,Volume 2,Psychology Press,1996,p.96—97.]

  原来西方人所称谓的“中国盒子”(Chinese box)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分层次的套匣,每一个结构都镶嵌在更大的框架之中。这对于西方来说闻所未闻,是来自中国风的一种新颖、精巧和复杂的包装方法的展示。这样的中国套匣不仅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包装款式,而且早在17世纪就被发现用于文学上的比喻描述。在中国文学中,这种方法司空见惯。到了欧洲文学中,中国盒子的结构也用来指称叙事框架,尤其是在小说和戏剧中的复杂、跌宕的故事,通过回旋、幽婉的方式表现人物、事件,从不同视觉角度表现出奇异的多层次景象。例如柏拉图的《会饮篇》、玛丽·雪莱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的《纸牌的秘密》和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所使用的就是这种“中国盒子”的叙事方法。[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boxes]

  圣母大学教授大卫·康诺(David K.Connor)说:“雪莱在1818翻译的柏拉图《会饮篇》,他重写了书中的诗人。”[Donald R.Morrison:Cambridge Companion to Socr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xi.]再者,神学家、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ø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年)也重写了整个《会饮篇》。[Jon Stewart,Jon Bartley Stewart:Kierkegaard and His Contemporaries,Walter de Gruyter,2003,p.317.]

  较明显的使用“中国盒子”技巧的英国作家或作品很多,诸如德莱顿、蒲柏、麦克弗森、布莱克、济慈、雪莱和司各特……,以及华兹华斯之《序曲》[Stephen Gill:Wordsworth's Revisitings,OUP Oxford,2011,p.105.]、现代版莎士比亚之《暴风雨》[Gary Schmidgall:Shakespeare and the Courtly Aesthetic,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268.]和《凤凰与斑鸠》[MacDonald Pairman Jackson:Determining the Shakespeare Can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68.]和勃朗特《呼啸山庄》[Leo Braudy:Haunted:On Ghosts,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p.98.]等等。


2018年3月18日完稿

  (原载《名作欣赏》2018年第10期、第11期)

  原标题:“中国风”影响下重塑的经典

  ——基于“中国盒子”构思的《荷马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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