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寻踪《离骚》到潜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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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寻踪《离骚》到潜江（二）

    8月18日，沙洛导演从潜江来到上海，我们在相同的咖啡厅见面，沙导告诉我：原来的拍摄采访方案是定在潜江，画面中有你在乡村里与民歌手的采访交流，以及与潜江相关的生活、潜江风情与标志性建筑、市容街道等等，没想到您在上海，我们只好改变拍摄方案，重新设计内容。
    沙导告诉我，在潜江期间，剧组去了章华台。据说，剧组每到一地，当地的博物馆是必去之地。我问有什么印象，沙导说：“看不到什么东西。”我很失望，暗自安慰，可能他们到大地方的博物馆看多了，我们小地方的博物馆根本就上不了法眼。
    章华台我是发现者之一，发现的那一天，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行有八个人，浩浩荡荡地朝当时称为放鹰台的地方走去，荆州地区博物馆派来的考古老师阎频走在最前面，我在其后。记得那天还没有到放鹰台，沿途就见到许多战国时的陶片，那个铺天盖地的壮观，阎频老师一边高兴地加速登车，边高兴地喊：“找到章华台了！”，那激动欢呼的场景，不顾道路不平的兴奋加速，令人终身难忘。后来我还参加过考古发掘，用洛阳铲打过探洞。但自从修章华台博物馆，我没有去过，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否体现楚国的特色，不得而知，期望有一天，我还能旧地重游。
     沙导继续与我聊天，问我在上海的生活怎么样？平时有些什么事？在上海进行研究与在家乡有什么区别？一般的学习研究在什么时候？除了日常家务，还有些什么业余活动？我们在“星巴克”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在非常轻松的环境下聊天，沙导不时在采访本上记着。我想，这看似不经意的闲谈，在沙导的心中，可能已经在编织拍摄采访的方案。
    我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基本上已经习惯了上海的气候与家庭里的生活规律，无非是接送小孩、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有时间拉一下二胡，或到外面的乐队去玩玩。沙导一听我说会到乐队里去，又挖根问底地打听，你会乐器吗？在什么地方？你和上海人能用语言交流吗？他们玩的乐曲您能合到一起去吗？
    我说，其实在平时的日常家务中，是没有时间的，因两个孩子都很忙，家里的事由我们负责。只是偶尔有时间，便去过过瘾。我是拉二胡的，曾经在专业花鼓剧团待过八年，调到市群众艺术馆也是作曲、文学创作之类的工作，所以在乐队中只要有曲谱，即使从未见到过的复杂乐曲我都基本能当场演奏。例如上海的江南丝竹、沪剧、越剧。拉沪剧我就拉中胡，中胡在沪剧中相当于京剧中的京二胡，是衬托申胡（沪剧的主奏乐器名称）不可或缺的乐器。江南丝竹是上海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号称八大曲，演变的有很多曲目，也是比较难的，虽然拉二胡不换把，但关键是风味的掌握，特别是上海人玩江南丝竹是不要曲谱的，都是即兴演奏，有所谓“看似有谱却无谱，说是无谱却有谱，各人各有心中谱，各人各有一条路”的说法，他们在演奏中，会通过“心中谱”以及参与合奏人演奏的风格，或者是某区域性小型乐队的地域风格、氛围、环境采取“加、减、抢、让、变”的方式进行变化演奏，所以即使你拿到江南丝竹有曲谱，那也只是个参考。就是这个原因，才更有即兴发挥、创作性演奏的吸引力，所谓“一曲丝竹心已醉，梦里余音夜不寐，内中奥妙谁得知，仙乐霓裳人间回。”
    沙导问：“你在什么地方玩江南丝竹？”我说：“以前在浦东时，曾经在北蔡镇乐队里玩过，那是新江南丝竹，是配了器的，没有问题。现在在上海徐汇区湖南路的丝竹乐队玩，这个乐队曾经被邀请到过英国、法国演奏过，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摊组（乐队）。我也只是偶尔去，第一次去，他们不了解我，便要我拉了两首歌曲：《闪闪的红星》、《太湖美》。听完，他们便说，你可能经常独奏的，没问题，欢迎你来玩吧！于是，有人便热情的来索要电话号码，不久，我发现被他们加入到了‘琴友会’的微信群，联系更广泛了。”沙导说：“行！采访拍摄你时，湖南路的江南丝竹乐队，也作一个拍摄内容，我也想看看你是怎么玩江南丝竹的。”
    接着，沙导提出了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他说：“我们在网上查过你的论文，也到武汉音乐学院去，了解过你在他们学院的院刊《黄钟》发表的论文，一般来说，研究《周易》的人不懂音乐，懂音乐的人不懂《周易》，你是怎么将《周易》与音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
    沙导的提问，勾起了少年时代的回忆。我小学毕业时，为了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第一志愿我填了比当时城南中学教学质量好的竹市中学，地点在竹根滩，是当时潜江县的第六中学，属于乡村性的，从我的家城关镇到竹根滩中学约有十五华里，每个星期都要来回地走。
    记得刚上初中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早上，我独自一个人返回学校，那天正是小麦灌浆的季节，浓雾弥漫在旷野，村落若隐若现，将远处的房子拦腰截断，宛如仙境一般。这时，从浓雾笼罩的麦田深处，传来一个人唱歌的声音，他唱的是民歌，现在我知道他唱的是“阳歌”，但当时不知道，只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歌声极像公鸡打鸣，从起到落，婉转高下，无不是在模仿公鸡的叫声，但又并非是完全如公鸡打鸣，可谓是像公鸡打鸣的歌。
    后来，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代，我下放到龙湾与张金之间的竹场，得以了解水田乡的方言与民歌，后来招工到工厂，随着工作的需要，我又从工厂调到专业文艺团体，继后从专业文艺转为群众文化工作，其间又先后从事修撰县志、文物普查、考古发掘、中国民歌集成潜江卷的搜集整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文稿撰写，让我对潜江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了一个深层次的了解，同时也有了许多超前的认识，写了许多的论文在国家级、省级重点中文期刊发表，或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进行宣讲。2007年月1月，在市委的重视下，出版了我的专著《楚风遗韵——湖北潜江“鸡鸣歌”之研究》。
    我最初的研究是从“下里巴人”和“东野巴人”开始的，其中主要探索“下里”与“东野”同当时潜江地域的关系，论证“下里巴人”就是指的当时潜江地域的民歌。

     其实，沙洛导演的问题，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产生的。于是，我对沙导说：“发现《离骚》之‘离’与《周易》的‘离卦’之‘离’有关，是通过一部楚国的法典引起的研究。我曾经读过肖兵先生写的一本书，叫《楚辞文化》，这本书是有人见我爱研究楚文化，便介绍了这一本书，说这本书在沔阳书店里有卖的，于是，我专程达车到沔阳书店去购买的。在该书中，我发现在伍子胥时代，他引吴国的军队攻打楚国，进入楚都后，引出了一部楚国的重要的法典《鸡次之典》，又叫《离次之典》。据《战国策据·楚策》记载，吴国三战攻入楚郢都，有一个叫蒙谷的人，在楚王和大臣都在奋力奔突逃命的时候，细心的蒙谷突然想起楚国的国之重器——《离次之典》，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返回楚宫。当他拿到这部法典后，迅速地背着，逃进了云梦泽中。（详细的论述，见《本网/文史纵谈/漫谈伍子胥与楚国法典<离（鸡）次之典>》）而这部《离次之典》，又叫《鸡次之典》，是楚国赖以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法典，史籍上记载为：“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说明在当时楚召王返回楚都，百官无法可依，百姓连生活的秩序也出现了混乱；蒙谷献出了离次大典，百官便有法可依，于是，百姓得以治理，生活走上正轨，叫“百姓大治”。这样一部关乎楚国生死存亡的法典，为什么叫《离次之典》，又叫《鸡次之典》？“离”和“鸡”只有一字之别，为什么会是指同一部法典呢？“离”等于“鸡”吗？在什么情况下“离”是指“鸡”呢？我少年时代听到的如公鸡打鸣的地方民歌，与源于楚国民歌的《楚辞》中的《离骚》之‘离’有没有关系呢？针对这些疑问，我开始的查找资料，发现《周易》的《离卦》之“离”的卦象是“鸡”，在《周易》中，“离卦”与“鸡”是相通的。于是，便写出了《试论<离骚>之“离”》这篇论文。文章写出后，第一个阅读者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楚史研究所所长，全国闻名的考古权威张正明先生。他看到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有幸先睹，深以为快。”并建议“及早发表，以享同好。”当时在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任系主任的吴粤北（现在已经又从上海音乐学院调中国音乐学院任教）看后，对其副系主任说：“这个潜江人放的不是原子  弹，是氢弹！”后来，此文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参加了“第十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试论<离骚>之“离”》这篇论文，就是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宣讲后，被《中国音乐学》杂志社发现并在会后约稿发表的。当时还有《音乐研究》杂志也来约稿，我告知，《中国音乐学》已经约稿在先，并向编辑致歉，我看到失望的情绪从对方脸上一闪而过，我多么希望能一稿多投。《中国音乐学》杂志发表后，当时在武汉音乐学院的吴粤北教授又对我说：“荆州地区从解放到现在，没有人能在《中国音乐学》杂志发表论文，你是第一个。”

    我对沙导说：“我其实并不研究《周易》，更谈不上精通《周易》，只是为我所用地读了相关的章节，特别关注的是《周易》的“坎卦”和“离卦”。虽然只是专注《周易》的这两个卦，但我从中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受益匪浅，发现《周易》是一本关于‘道’的书，并非只有占卜的肤浅功能，且只要钻进去，发现其中的博大精深，准确无误令人拍案惊叹。我最近写的一篇论文《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探索——从‘皮黄腔’的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就是从《周易》的“坎卦”和“离卦”入手，以‘道’的角度，用《周易·离卦》和‘鸡鸣歌’的关系，论证它与京剧二黄、反二黄的关系，说明潜江民歌对京剧形成影响的渊源始末，所谓的‘皮黄腔’本质上就是‘南北腔’，与南‘离卦’和北‘坎卦’是完全吻合的，也是与儒家和道家的‘道’相通的。并由此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就是一本缩微版的《周易》。”

     沙导听了我说的这一套观点，不置可否地说：“这些与《周易》相关的理论，太深了！”
     我自恋地思衬，可能是我的理论太超前，说出来许多人都不信，故我的有关论文，常常为人们的猎奇，或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但从《试论<离骚>之“离”》1996年写出，直到2018年11月央电视台来采访，而拍摄的作品要到明年播放，其间竟然会有近23年的差距。其实，我内心里是有较强自信感的，我相信对潜江传统文化的这一研究，迟早会有被大家认同的那一天。
     会谈结束后，沙导告诉我，具体的拍摄采访，可能在10月底，11月初。相关的安排到时会通知我。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