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物致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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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人类学的根基，传统文化的本源，儒家文化的命脉，自然的形而上学

               ——“格物致知”（三）

         （ 一个悬置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疑案之破解探索）

        第三节   《四库全书/格物通》的内容

       为了追溯“格物”、“致知”的真相，我专程到上海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查《四库全书》。现将了解的情况摘录如下：

     “格物、致知”是儒家“八目”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来源和命脉，虽然是历史上的文化悬案，却有《格物通》一书，又名《圣学格物通》（1466一1560）撰。为嘉靖七年（1528）湛若水官南京礼部侍郎时所进。该书抛开“格物、致知”，阐述《格物通》，体例略仿邱□《大学衍义补》，分为六格。其中分：

   格物：空白（作者注明）

   致知：空白

   其后的六格内容如下：

    诚意格十七卷，分审幾（凡三十九条）、立志（凡四十条）、谋虑（凡四十经七条）、感应（凡五十四条）、儆戒（凡一百二条）、敬天（凡五十一条）、敬祖考（凡二十九条）、畏民（凡三十六条）。八细目三百九十八则。

    正心格分正心上（凡二十五条）、正心中（凡二十八条）、正心下（三十一条）三卷八十四则。

     修身格三目九卷，分正威仪（凡四十七条）、慎言动（凡五十九条）、进德业（凡九十二条）三细目一百九十八则。

    齐家格分七目十三卷，分谨妃匹（凡四十四条）、正嫡庶（凡三十九条）、事亲长（凡五十三条）、养太子（凡二十九条）、严内外（凡四十六条）、恤孤幼（凡十六条）、御臣妾（凡四十三条）七细目二百七十则。

   治国格分七目十四卷，分事君使臣（凡七十条）、立教兴化（凡五十八条）、事长慈幼（凡十九条）、使众临民（凡二十八条）、正朝廷（凡四十九条）、正百官（凡五十三条）、正万民（凡五十二条）七细目三百二十九则。

    平天下凡三纲二十目四十四卷。分公好恶、用人、理财三细目九百八十六则，其中用人又分学校（礼乐政教凡一百五条）、举措（凡九十八条）、课功（凡四十七条）、任相（凡七十一条）、任将（凡六十一条）、六官（凡三十五条）六目；理财又分修虞衡（贡赋附凡四十四条），抑浮末（禁淫巧奢侈附凡四十九条）、飭百工（凡一十五條）、屯田（授闲田水利附四十五条）、马政（凡二十四条）、漕运（凡一十六条）、劝课（凡二十五条）、禁夺时（凡二十七条）、省国费（冗官冗食冗兵冗役之类凡一百五条）、慎赏赐（凡三十八条）、蠲租（凡二十九条）、薄敛（凡五十六条）、恤穷（凡三十四条）、赈济（凡三十九条）十四目。

    《格物通》大体杂引经书、诸儒及明代皇帝的“圣谕圣制”，附以湛若水自己的见解。内容广泛，主旨在“明圣学”，为修身与治国、平天下提供借鉴。所以与邱□《大学衍义补》均受到统治者和学者的重视。

    《四库全书总目》说邱书的《格物通》“多征引旧事，以为法戒之资；此书多引前言，以为讲习之助。二书相辅而行，均于治道有裨益者也”。

  《格物通》现存有明嘉靖刊本、清《四库全书》本等。

    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阅的《四库全书》，在《文渊阁四库全书  子部  二十二   儒家类》找到《格物通》全文。然而，在《格物通》中，通篇没有“格物、致知”，只是在省略了“格物、致知”后，从“诚意”开始，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分别进行了论述，篇目如上所列。

     其中的“格物”、“致知”是没有内容的，于是，只有“六格”。问：为什么没有“格物、致知”，该《格物通》进行了如下解释：“臣若水序曰：何以不著致知？曰：经曰，致知在格物，则格物即致知也。诚意何以言格物也，程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并进之功也，于意焉而至之也，至其意之，理也，是故审幾也，立志也，谋虑也，感应也，儆戒也，敬天也，敬祖考也，畏民也，皆意之事也，人主读是编焉，感通吾意之理，念念而知于斯存，存而行于斯文，以有诸已，则格物之功庶乎于诚意焉，而尽之矣。”意思是说：为什么不写“致知”，因为“经曰”，致知在于格物，所以格物就是致知。文章接着说：“诚意何以言格物也，程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意为：诚意为什么也说是“格物”呢？是因为程颐说：“格”就是“至”，“物”就是“理”，“格物”就是“至理”，所以“至其理”就是“格物”，再所以，“诚意”也就是“格物”。我想，如果继续追问：“物”到底是指什么时，其回答：是指天下万物，却绝对不会想到“天上”之“物”。更不能回答，为什么会是“天上之物”？！

    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命脉性问题的悬案出现，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迷失方向的？

  第四节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与“格物致知”的迷失始于东汉

    周代得天下，史上记载是因为其“有火德之瑞”，“文王曰：‘火气盛。’火气盛，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所以，“格物致知”在汉武帝时还存在，如知晓阴阳的“术士”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就是在“崇（太）阳”的基础上讲“格物致知”的，并且与周代所“格”之“物”——“火”、“太阳”是完全相同的。因为周代的“火”与“太阳”之确定，按史载是“天”定的，不是人选择的，故能够让儒家的理论体系与“天经地义”挂钩。

    所谓“天定”，是因为与周代“得天下”的政权是否合法、是否“正统”有关，也与“天人合一”、“替天行道”的“格物致知”之“物”有关。例如：汉代的刘邦“得天下”，史载有刘邦曾经斩杀过一条白蛇，并说：这是赤帝（即火帝）的儿子杀死了白帝（金帝）的儿子，“五行”中这种现象叫“火克金”。这种记载，要反映的就是刘邦得天下是“天意”，也叫“天定”。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沿习周代崇“火”、崇“阳”，以“太阳”之“德”宣扬儒家治世的理论，其“天人三策”就是在“格物致知”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一系列“太阳崇拜”治世方略，故董仲舒有“汉代孔子”之称。

    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极力推崇《公羊传》的见解，阐发“春秋大一统”之主旨，把封建统一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他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学目的论”的“术士”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将天上的“神权”与地上的“王权”沟通起来，为“王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并为儒家之“宗教”提供了“天”、“神”的宗教理论依据，这个宗教性理论依据就是“天经地义”。

    同时，又以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神秘化，理论化，作了各种比附，建立了“天人感应”论的形而上学之神学体系。如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将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等，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以至五行、四时之数，人身五脏与五行符、外有四肢与四时符，从而得出“为人者，天也”的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给予，也是“天”的“息影”、“缩影”，就是与周代的“格物致知”一脉相承的。他还用天有阴阳来比附人性，谓“天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意思是天道兼而具备着阴、阳两种作用，而人身也兼而具备着贪、仁这两种本性等等。

    概括而言，西汉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诸说。在《基义》篇里，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综合前论，即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则为“五常”。

       “三统”与“三正”实际上是董仲舒继承性总结说明的历史观。秦汉以前古书记载有夏、商、周三代，董仲舒遂认为：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历法和礼仪上作形式上的改换而已。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故被其称作“三正”。而“三统”与“三正”的潜隐信息是——以太阳为根据制定的，没有太阳就没有季节和月分之分，也没有历法的区别。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太阳崇拜”是继承性发展的文化，也是对“天经”认识的人文文化。

     在董仲舒看来，一个新王朝出现，无非是在历法上有所改变，以合“天经”；衣服旗号的“颜色”有所变化，以合“天道”，此即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新个王朝重新享有天命，以体现“奉天承运”。从“三统”、“三正”论中不难看出，董仲舒是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格物致知”，在承认、推衍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则是“天变道亦变”，反之，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各个王朝是根据“五行”的变更，在进行相应的“格物致知”，继而决定该王朝的“道”和“改正朔，易服色”之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等统治方略的改变。这就是“天人合一”，又可叫“人为”之“替天行道”的“政教合一”行为。

     所谓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之性则可以教化，逐渐变善，至于小人则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总之，《春秋繁露》一书的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以“教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他的学说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术士”性“阴阳五行”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春秋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就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之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之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其目的也是儒家“司徒之官”在“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的继续。 。

     在“人”是“天”的复制品意识中，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他还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董仲舒通过上述类似的许多说法*论证了“天”有意识地创造了人和万物。为了反复强调人是“天”按照自己的结构有意识地创造之观点，在其《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他特别把“天”和人的相似性在数字上作了比附，如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个，“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大骨节十二个，“天”有十二个月；人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人有视瞑，“天”有昼夜；人有刚柔，“天”有冬夏；人有哀乐，“天”有阴阳；人有计虑，“天”有度数；人有人伦，“天”有天理。

    其次，董仲舒还论证了“天”有感情，有道德，并按自己的道德原则安排了人世间的一切。他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天人一也。”这里的“天”明显被赋予了“人格神”的定义，“天”的行为是有意识和目的的。

    那么，“天”又是以什么原则来创造万物和安排世事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可见，“天”秉承着“仁”的道德原则安排了人世间的一切，包括人奉行的儒家伦理原则体系。反过来说，儒家的“格物致知”就是在呈现这一“仁”的“天理”。这也证明了“格物致知”在西汉的时候，是清楚而明白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儒家的“格物致知”。儒家就是“儒教”，其宗教性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儒家的“天”具有人格神的定义，“天”秉承着“仁”的道德原则安排了人世间的一切，“天”造化人，人本于“天”，于是，“天人合一”的中医便有了“巫医”的原初性。其医理也有了“天人合一”的“物”之“理”的“物理性”。中医是中国宗教与人世、人体最完美的结合体，也是儒家“不为良相，便是良医”的最基本之入世舞台，可见儒家的“普世情怀”之深厚，可谓将“天理”发挥到博爱无边的境地。

     中医理论的医理反映儒家的“天理”与人世、人体关系，是最具体而细致的。例如 ：儒家重“礼”，重视社会等级秩序和功能的分工。这种思想对中医认知生命和疾病的病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医对脏腑功能的认识，同样也借助于对社会秩序的认识，来描述脏腑的功能。如《素问·灵兰秘典论》里就有如下论述：“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岐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交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其意思是说，岐伯在回答黄帝问十二脏器的相互作用时，以政府官员的职能讲解了十二脏器的关系。岐伯说：在人体内，心的重要性好比君主，人的智慧都是从心生出来的；肺好像是宰相，主一身之气，人体内外上下的活动，都需要它来调节；肝譬如将军，谋虑是从它那儿来的；胆，具有决断力；膻中像个内臣，君主的喜乐都由它传达；脾胃受纳水谷，好像仓库，五味对人体的营养由它供给。大肠主管输送，食物的消化、吸收、排泄过程在它那儿最后完成。小肠接受脾胃已经消化的食物，进一步起到分化作用。肾是精力的源泉，没有它智慧和技巧得不到发挥。三焦主输通水液，周身水的运行，是由它管理。膀胱就是水液聚集的地方，经过气化作用，才能把尿液排除体外。以上十二脏器的作用，不能失去协调。

     中医通过对政府职能的分工，形象地描述了脏腑的功能，并且对脏腑功能和相互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例如描述“心”，说“心为君主之官”，君主高高在上，在古代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知“心”在五脏中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这与后世的“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认识不同。“肺者，相傅之官”，肺这丞相，地位不容忽视。“肺主气”、“治节出焉”，其中的气与节、与自然界的气候、物候有关，《黄帝内经》说：“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候谓之时，四时谓之岁。”从这一角度可知：肺也是天、人相应的重要脏器。

     《春秋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比附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附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附为父子之序，而这种秩序又与“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天象”以及军事的行军、扎营、布阵之阵法统一。如此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的理论，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也变成了立体化、有声有色、与时空挂联的全方位宇宙体制。

    《春秋繁露》还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不但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还密切注视人间的活动，监督正常秩序的实现。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这就是所谓“谴告”说。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符瑞。可见，封建统治者与“天”是相通、相感应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就可长治久安。

    《春秋繁露》还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所谓“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春秋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加以分析判断，认为这个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这里，它承认阴阳对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但它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服从的关系，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虽然它承认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不同，但阳和阴双方，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变的，更不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观。我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正月（岁首），每月初一日为朔日，朔日有从平旦（天刚亮的时刻）、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每一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首，则尚赤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环变化，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和天一样，是永远不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楚庄王》）。因为“道”是“天定”的，人是不能做“天”之“主”的，只能顺从“天”，所以只有跟随“天”而“改制”的权限，却没有“改天”的权力。可见，“三统”、“三正”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武器，目的是长期维护封建的统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建立在“格物致知”的神学体系上的，是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的。人类、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他认为，人的认识也就是对天意的认识，只要认真考察自然现象，或通过内心自省，就不难体会到天意，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格物致知”。董仲舒认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发现的，并赋予事物以名，“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这也说明，“格物致知”的“物”，不是人定的，而是“天”定的。

     当今的人在评价《春秋繁露》时，对其中的 “神鬼”与自然、社会、人文的关系之说，常常附上“唯心主义”、“封建迷信”、“附会”的标签，以显示今天人们对“鬼神”不迷信的看法和立场，表明自己是不相信宗教、迷信的“唯物主义”立场。其实，这是今天的人们想把当时的董仲舒强拉到自己的立场上来，故不赞同董仲舒述说的儒家根基与“天经地义”的关系，殊不知，这才是周代的“格物致知”，也是汉代《春秋繁露》依据周代的儒家理论，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治理提出来的“格物致知”。

     由上述之载也说明：“格物致知”成为疑案，应该首先是从东汉时期开始，到东汉的经学家郑玄时，已经不知“格物致知”所云为何了。同时也说明：“阴阳五行”的“天经地义”理论与儒家文化在东汉时，已经脱节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