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物致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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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人类学的根基，传统文化的本源，儒家文化的命脉，自然的形而上学

             ——“格物致知”

      （ 一个悬置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疑案之破解探索）

            第五节   “格物致知”为什么在东汉成为疑案的探索

     战国晚期，邹衍的“五德始终”理论认为，从黄帝到周代的朝代更替顺序，是以相克的方式形成的。邹衍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黄帝为“土”，所以被夏代的“木”所“克”，夏代的“木”又被商代的“金”所“克”，商代的“金”被周代的“火”所“克”，按照邹衍的理论，周代的“火”将被下一个朝代的“水”所“克”。秦朝就是根据这个理论，认为自己（秦朝）就是一个属于“水”的朝代。由于黑色属于水，所以秦朝崇尚黑色。

     从五行说附会出的五德说显然是迷信，但却是中国古代王朝、帝王找寻所谓“正统”的依据，也是一个时代影响文化、风俗方向的内在动力。然而，当我们在批判它迷信的同时，不知不觉，这个迷信却是产生中国自然特色之形而上学宗教的根基。

     中国有这种形而上学的宗教，是好？是坏？是希望有？还是反对有？

       可能人拥有的越多，越容易迷信，尤其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帝王们。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周是火德，秦始皇就采取了周德所敌不过的水德，而水德相应的颜色就是黑色，所以整个大秦帝国就成了黑色帝国。这也是中国有“黑暗统治”之政治俗语的来源，与之相对的则是“南面”的“光明政治”。而中国在政治上有光明与黑暗的比喻，实际上就是阴阳的反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理念与构词的总纲：如公私、善恶、上下、儒法相争等等。

     大秦帝国一片黑，不仅仅是秦始皇采用了水德所代表的黑色做标志，“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与水德相对应的制度改变，这才是最根本的。“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其中的“六”之“术数”，是中国文化格式中的“六”为“顺”，是形容“水”的，俗语有“六六大顺”之说，故秦朝的度量以“六”为制。更为重要的是，就连国家的执政方式都是黑色，“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于是急法，久者不赦。”这就是秦朝选用“法治”，“以吏为师”的决定性内在因素。这个内在因素，对秦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影响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他们自己认为：这是在服从“天定”，服从“天命”，并非是服从“人定”，服从“人命”。秦代就是根据“水”进行“格物致知”，才决定当时的“替天行道”之政治、文化方略的。简而言之，这是“天定人从”，决不是“人定天从”。“天人合一”的力量，是因为有“天”、“人”的自然顺序，打破这个顺序就是犯了方向性的致命错误！就是缘木求鱼！

     但邹衍的“五德始终”理论，在汉代初期时，对自己朝代所属的五行之“德”，开始出现了游移不定和摇摆,甚至于到王莽时还出现更改。我认为，这种现象与儒家的“格物致知”成为历史悬案，不知“格物”之“物”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物”？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的因素：

      一、汉代起初在汉高祖刘邦时，曾为秦御史的张苍认为秦国祚太短且暴虐无道，不属于正统朝代。应该由汉朝接替周朝的火德，所以汉朝之正朔应为水德。西汉初年，有“汉承秦制”的政治现象。

      二、到汉武帝时的初期，武帝年幼，由窦太后主政，当时又认为秦朝应该属于正统朝代，既然秦朝属于“水”，那么汉代就应该属于“土”，要改汉代的正朔为土德（因土克水），当时是否更改，不得而知，但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的初期，“黄老学说”盛行却是事实，并出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这一类的学说书籍。

     窦太后死后，汉武帝没有了牵制，加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提出“天人感应”和“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使得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

      但到王莽建立新朝，他又改变历史上的“五行相克说”，采用刘向刘歆父子关于“德”的新说法。王莽篡汉后，为了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他采用了刘向父子的“五行相生说”，并修改汉朝以前诸朝代的“德”性，其更改的交替顺序为：

    黄帝（土）→夏（金）→商（水）→周（木）→汉（火，午祖戌腊。）→曹魏（水，未祖丑腊）；一直到元代皆采此说。

    认为汉朝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虽然正式承认了这种说法，从此确立汉朝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了这种说法。因此汉朝有时也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炎刘”。

    相生说认为，失德者应让位于有德者新受天命。由于相生说满足禅让理论要求，因此从王莽利用相生说、以受让形式实际篡夺汉朝起，历次改朝换代都用相生说。

     但是，问题出在经王莽改制后，周代的五行属性到底是“火”？还是“木”？“火”之极的太阳在天上，“木”在地上，是地上万物的主要代表之一。五行的属性，应该就是“物”的定性，周代若以五行之“木”确定，而儒家的理论体系与“木德”则完全无法联系起来。周代的五行是什么不能确定，则其“物”也不能确定。

       三、由于秦朝的“焚书坑儒”，儒家的书籍被大量焚毁，导致汉代出现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社会文化现象。

       四、东汉时代谶纬盛行，郑玄继承并发展了以“吾从周”为代表的孔子之儒家思想，在西、东汉两个时代的学术背景下，引入谶纬解经，并面对古、今文经之争，郑玄遍注群经，兼采古、今文经之长，完善了儒家的思想体系，是“我注六经”的先行者。郑玄特别重视《三礼》研究，用文字学、训诂学等古文经学的研究方法，分别对《周礼》、《礼仪》和《礼记》进行注释，其中《周礼》记制度，《礼仪》记仪式，《礼记》记思想。在唐代，就有“礼是郑学”的说法。

      王莽时代的谶纬盛行，其迷信程度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周易·离卦》在解释第四爻的“突如，死如”时，给人的人生启示是：在战乱与黑暗时代，有的人因偶然因素而突然大富大贵。这种大富大贵往往又很快失去，并以赔上身家性命为代价，这类“突如”、“死如”的事，不绝于史书。但我是从当时迷信谶纬的角度，介绍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是：

     东汉末年，社会上流行谶纬神学。什么是谶纬神学呢？简单讲，就是借“天命”或神怪的口，宣传的一种宗教预言。这种预言与政治连在一起，成为许多野心家用来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的理论根据。

     这种预言常以奇怪的形式出现，如石头、铜印、水井等。发现者，其实就是伪造符命者，这个人就会成为一个风云人物，立刻暴富暴贵。有的人因姓名与符命相合，更会如符命所言，得到大官大权。

     据说，京城一位王烧饼，身髙不过五尺，斜眼歪嘴招风耳，丑陋不堪。家仅一破屋，穷得叮当响，天天靠卖烧饼，勉强度日。王烧饼又一点学问也没有，斗大的字认不上两个，是一个纯粹的文盲。不知是他哪位祖先积德，王烧饼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富贵，竟在一天突然落到他头上来了。

     有一位在宫里当差的王某，人品很坏，脑子十分灵光，见人人造符命，获得大富大贵，也心生羡慕。于是，他精心造作了两枚奇怪的铜印，上面写的是天帝之印。在一枚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下面有大将军的官衔；在另一枚上，他胡乱写了一个同姓的名字，下面有将军的职务。王某做好，暗藏在宫中光明殿。

       第二天，打扫光明殿的宫人发现了这两枚铜印，马上报王莽。王莽一看，立刻下令，寻找这两人。按照铜印的姓名，王某马上被授予大将军的官衔。

       几天后，王某编造的另一位王姓人物，也被查到，就是王烧饼。王烧饼正在烤烧饼，没料到来了一乘官轿，不由分说地将他抬上轿，送到宫中。

        王莽一看王烧饼这个样子，满心不悦，但又不敢违背符命，只好马上任命王烧饼做了将军。王烧饼糊里糊涂的，就这样做上了将军。

     王莽改制，弄得民怨沸腾，到处都有人起义，王莽想，王烧饼是符命所选的将军，一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就派他领兵出征。出征第一战，王烧饼就被敌人打败，俘虏后被杀死。

     通过上述的这个故事，应当可见当时谶纬之迷信的影响是极大的，也是有社会氛围和政治背景的。

     让人大惑不解的是，用谶纬解经的郑玄，为什么说不出儒家的“格物”之“物”是什么？难道他的注释没有涉及到阴阳五行？错！郑玄在《周礼注》中，天地、阴阳五行全部提到了。例如，他将《周官》描述成了一种可操作和实践的国家礼制。《周礼》原名《周官》，为官制之书，郑玄认为《周官》中三百六十官为周公象天地四时而设。《周官》有“六官”，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其中天官为众官之首。不仅如此，郑玄在《周礼注》中，还引用谶纬解经，并在注解经书时提出了“五帝”说，这与孔子不言鬼神完全不同，郑玄主动区分了五帝的不同，这“五帝”分别为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和北方黑帝汁光纪。而且在三百六十官中设有小宗伯，这个官专门掌管建国的神位。既然已经涉及到鬼神和阴阳五行，应该明白这个“物”不是人确定的，而是“天”确定的！这是到了引用谶纬这个程度，自然应该想到，人与天的关系，不是“人定天从”可以决定是什么“物”的，难道郑玄被王莾改制，将周代的五行本为“火”却改成了“木”，被搞糊涂了？或者说，难道是经学家郑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敢明确说周代的“德”是“火德”，不是“木德”吗？或者是当时的“五行相生”说势力强大，郑玄无力争辩？难道是当时书籍缺乏，郑玄看不到《史记》关于周代与五行关系的记载？我想，王莾改制时，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正统性，伪造自己的五行属性，能将天下的人都“忽悠”，其中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总之，我觉得郑玄不知“格物”之“物”，用模糊学的说法解释儒家的“格物致知”，实在叫人费解和莫名其妙。

        五、“正统论”实际上是“天命论”，“天子”则称“真命天子”。“正统论”到汉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五行”运行法则先是“相胜说”（即相克），继而是“相生说”占上风。按照战国晚期邹衍的说法，从黄帝到周代，其五行代表的五种德性是以“相克”的关系传递的，但在王莽篡汉后，提出了“五行相生”的说法来解释五德终始。

     王莽篡汉前：

      黄帝（土）→夏（木）→商（金）→周（火）

     其“相克”与朝代转换的关系是：

     黄帝的“土”被夏代的“木”克；夏“木”被商“金”克；商“金”被周代的“火”克。

     王莽篡汉后为了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采用了刘向父子的五行相生说，并修改汉朝以前诸朝代的德性，交替顺序为：

     黄帝（土）→夏（金）→商（水）→周（木）→汉（火，午祖戌腊。）→曹魏（水，未祖丑腊）。

     【注：即黄帝的“土”生夏代的“金”；夏代的“金”生商朝的“水”；商朝的“水”生周代的“木”；周代的“木”生汉代的“火”。其中没有秦朝这一朝代。】

     相生说一直到元代都在采用，其五行相生导致的改朝换代为：

     汉（火）→曹魏（土）→晋（金）→北魏（水）→北周（木）→隋（火）→唐（土，唐代以褚色为贵，戌祖辰腊）→后梁、后晋（金）→后汉（水）→后周（木）→宋（火，午祖戌腊）→金（土），金朝是最后一个官方讨论德运的朝代，金章宗时原认为土德，到后期金宣宗时认为刘(豫)齐为土，金朝为金，→元代并没有讨论德运，(宫殿用蓝色琉璃瓦，尚青白崇金银色)；明代亦然，宫殿用黄色琉璃瓦，包括民间喜用黄花梨做家具。清代官方亦无讨论，宫殿沿用明代黄色琉璃瓦，民间喜用紫檀做家具。元明清都没有“祖”“腊”之祀的制定，元代起腊八取代腊日，延续至今。今天少有人知道岁首气始曰“祖”，岁末气终曰“腊”，而错把腊八当腊日。水、子祖辰腊；火、午祖戌腊；木、卯祖丑腊；金、酉祖丑腊；土、戌祖辰腊，周而复始，循环不绝。

     自元之后，又变为相克说：

     元（金）→明（火）→清（水）。

     即元代的“金”被明代的“火”克；明代的“火”被清代的“水”克。

     当然，上述王朝的这种所谓的“正统”记载，也有其它的说法，历史上总有说不清的问题，让你困扰不堪，让你莫名其妙，让你互相矛盾、七扯八拉，有些记载牛头不对马嘴，有的则信口开河。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格式和公式的文化，不是杂乱无章的文化，例如关于阴阳的概念，就是格式之一。这是一个明辨是非的分水岭，根据这个文化公式和格式，结合信史记载和儒家的理论体系呈现的现象，应该可以找到儒家文化之“物”，和在这个“物”上进行形而上学的依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