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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论“格物致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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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31 19:35: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llg6688 于 2019-1-31 19:57 编辑

    论中国人类学的根基,传统文化的本源,儒家文化的命脉,自然的形而上学
                               ——“格物致知”
          一个悬置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疑案之破解探索)



  六节     孔子不是儒道”的创始人,却是“儒家得名


     孔子是儒的创始人吗?我的观点是:孔子不是儒的创始人,孔子只是以“吾从周”的政治立场,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在宣扬周代的儒家文化“道”,因此,孔子只是周代儒家文化“道”的代言人、继承人、传承人,是为儒家文化呐喊、呼号的坚守人,却不是儒道创始人,故孔子有“复古倒退”的“罪名”。
    孔子的“吾从周”坚信的是,春秋战国“无义战”的动乱与“礼崩乐坏”、“犯上作乱”、世道衰微、“伤天害理”之“祸”,是“人祸”造成的,不是“太阳”之“道”的过错,也不是“太阳”之“德”的过错。自然的“太阳”之“道德”与由此演绎的“人文伦理”没有错,错的是周王朝衰微,无力维护周公依据“太阳”之“道”创制的“礼”、“乐”之“制”;错的是“苟不教,性乃迁”的“人性”“私欲”主宰导致“天下大同”的“有道”社会变成了“大道隐”的“小康”社会,其中人性的“私”是“祸根”,故提出“克己”,而后才能“复礼”。总之,孔子坚信春秋”之过错,“人私)惹的祸”,不是“太阳”之“道德”惹的“祸”。其分水岭就是“公”与“私”,故孔子提出“悠悠万事,唯此为克己复礼”。所谓“克己复礼”,“己”为“私”,则私的反义词必是“公”,故“克己复礼”应该就是“克己奉公”,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公无私”,因为“太阳”之“品格”就是“天下为公”不为“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是真正的“普世”理论犹如太阳光照之下,对人而言,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或贵贱,或好坏、正邪,在同一地方,其身体上享受的阳光,与其他人都是平等的。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的就是“公天下”的封建SHZY思想,这种思想早在《诗经》时代,就根据“太阳”之“品格”、“道德”,为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定下了“公”的“模本”。“公”是对太阳普照大地,天下的一切,如大地、山川河流、天下的人与物,均在阳光照耀下的一种总结、一种归纳、一种形而上学的文化创造,也是对生态的哲理性认识与恰当的把握。“公”即国家先国后家。“公”就是“天下”,叫“天下为公”。这种封建社会的“公有制”就是“天下之国为一家”,这就是中国“天下为公”的“国家”概念,”之不存,“家”将焉附。所以“国”即是“家”的“家天下”,因为“太阳”是以“天下为家”的。在这一理念上,便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阐释。同时也可见,SHZY的“公有制”中国的历史文化上早就有了胎记是定了基调的,是中国固有的传统烙印,他与“后生的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诞生起就有先天的鸿”和历史的对立渊源,儒家文化就是以“公”与“私”为“分水岭”的理论体系,如“克己复礼”就是“克已奉公”,因此,“己”之“私”是被“克”的对象;“礼”及“公”是被“奉”的对象。故“礼”就是“阳”(性)和“天下”之为“公”的代名词。所以,公有制和私有制其矛盾并非是从现在开始的早在中国以“太阳”为“儒教之道”的时候,就制定了这个泾渭分明的“分水岭”
     虽然说西方的“私有制”经济较中国的发展更迅猛,鸦片战争时,他们用武力打破中国的“国门”,以“私”对“公”进行意识文化侵略,扩张了中国人“天下为公”的“脑洞”,让中国人大有“先生的眉毛赶不上后生的ym”的“Q精神”之感叹。但是,话又说回来,人活着是要有精神支撑的,物质文明最终也还是要服从精神文明的。所以,当人们在找寻人类的生存出路,找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时,“眉毛”与“ym”的地位,就不是以谁的“长短”之标准来决定地位的“高低”了。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在“五四”时期,有“翻然悔悟”,“从头忏悔”,以认识历史之罪,社会之罪和历史积淀在自我之内的罪为出发点,确认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柢”,其新思潮的主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主题,或者说是人的主体性的主题。这个中国传统与人类学的主题提出,与当时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有直接关系,当政者的腐败无能有直接关系,也与鸦片战争时,外国列强用武力打破中国的“国门”,以“私”对“公”进行物质和意识文化侵略,打破了中国人“一隅天下”之“天国”的“天下为公”的“脑洞”,有脱不了干系的直接关系。当然,当时也有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拯救西方文明“药引”的思想,这种思想便是因为中国文化是通过对太阳的“格物致知”,产生的“道德心性”文化,能给人以应付万变的安身立命之所。有了这个“安身立命”之“所”,虽然外界有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可惜欧洲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这种万能的宝贝,他们做的是“科学万能之梦”,以“私”为“根”,只会“分”科,却不会“合”科,“物欲”膨胀却无“药”对“私”进行制衡和约束,于是便产生了强烈的物质和精神、肉体和心灵、宗教与科学的冲击,出现了文化危机和信仰崩溃。梁启超曾说:“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衰衰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见《欧游心影录》,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3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论说至此,我有一个认识:即要说明一个道理,我们不能将罪责推到“太阳之道”的头上,认为是“太阳的公道”误了中国。因为没有太阳,就没有人类和万物,乃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存在与争论!形而上学的“太阳之道德”何罪之有?!我们不能“人笨说刀钝”,人自己不会切菜,却去怪刀不锋利。人的自我私心膨涨,却要怪“公心”误国。人们常说,不怕你“公心”的官清如水,只怕那“私(心)”的吏滑如油。“公”有政策,“私”有对策。你能奈“我(私)”何?!天高不为高,人心第一高。就看人心是“公主”还是“私主”。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的精神主导,是需要进行反思,对有些问题的出现进行追根溯源的。
    人文的儒家文化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因对“格物”的迷失而出现偏差,对中国人性是应该负责任的,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体现在“人”对儒家文化来龙去脉的困惑,便出现了非正能量的“儒”。但这种现象通通都是“人”自己本身的责任,不是太阳的责任。因为,太阳照耀了古人,也照耀了今人,以后还要照耀后人。太阳的照耀没有变,为什么从“太阳”他老人家身上“格物致知”提炼出来的理论,却让中国人的人性扭曲了、有奴性了?不找“人类”自己的原因?!却要推卸责任地怪罪太阳没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不是只有“柔”,没有“刚”!
    我理解,从南方为“火”,五音为“徵”,五常为“礼”,而《离卦》就是南方之卦,又代表“日”、“太阳”和“光明”,加之中国文化的格式规定“阳”为“德”,“阴”为“刑”,故两个“离”经卦重叠,就是对“明明德”的注释,就是卦象所说的“大人以继明照四方”。所以我认为:儒家就是《周易》的“离卦”,是“内柔外刚”的“刚柔相济”,且是两个“刚”(阳爻),内面只包有一个“柔”爱之仁德“心”(阴爻)构成的“儒家”。
     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载:“儒家者流,盖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经之中,留意於仁义之际.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为高.孔子:如有所誉其有所试虞之隆周之盛仲尼之业己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意思是:儒家这个学派,大概是渊源於司徒的官职.(司徒)是帮助国君谐调万物,宣扬教化的人.(儒者)全心投入在六经的文章中,在仁义里头努力用功,宗奉尧舜,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特别尊崇孔子,来提高他们学说的分量,在各家思想中道术最高.孔子:我所称赞过的人,必定是经过我考验.舜的兴隆周的昌盛儒家的学术都是经过考验而有效果的啊然而那些困惑者已经丢掉了它的精微那些邪辟者又随著时势对它贬抑或称扬背离了道术的根本任意地哗众取宠后人仿效因此五经的说法充满矛盾分歧儒学逐渐衰微这是邪辟儒者所造成的灾患啊可见儒家背离“道术”的根本,不仅出现了“辟儒”,而且还出现了“腐儒”、“酸儒”等等。他们已经不是儒家的本来面目,已经被“邪辟”夺了“体”,加之秦朝的“焚书坑儒”,出现“今文经”和“古文经”之惑、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少数民族执政的朝代对儒家文化的摧残,这些都给中国的儒家传统的本来面目带来巨大灾难,同时,也给中国人的人性带来扭曲、奴性等等弊端;
     其二是“格物致知”的失传,加剧了“离道”的深度与广度,已经不是正宗的儒家初衷,而是哗众取宠的理论空谈或“倒浆糊”,甚至是面目全非;
     其三是许多儒家假借“道德”的名义,行私欲之利,成为“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儒家败类。或成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描写的“吃人”者;
     其四、儒家文化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中国小环境转变为国际性和世界性大环境的“世界大同”,国内则由君主制转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制”,公有制的SHZY与私有制资本主义,也从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慢慢地转为国内的“公私合营”之实际行为。不仅意识形态的认识有了改变,而且“私”有了合法的地位,并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如何看待儒家以前的“公”之“生生之仁”的“善”和“私”与“恶”的对立关系与相应的理论?对个人修养的伦理道德该如何评价?我们是否还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人们的“三观”和核心文化该如何定位?我们是否还需要传统和儒家文化?我们的信仰在“世界大同”之“双刃剑”面前,也面临着瞻前顾后的危机与何去何从的道路决定和选择!
     然而,正当我们对儒家文化面临着取舍与信仰彷徨的时候,当今的“孔子学院”却像山花烂漫一样,在世界各国普遍设立起来,充分地证明着中国的儒家文化是拯救西方文明之“药引”的这一远见卓识。真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快要被某些人视为“粪土的、甚至是“误国的、“祸国殃民”儒家文化,却成了国外人的心灵“座上宾。被我国某些人视为的“臭垃圾成了国外的“香馍馍宝贝;反之,国外的“垃圾食品成了我们某些人认为的“香馍馍宝贝。祖先给我们的“天国”理念,以“天人合一”作为骄傲“本钱”的儒家文化,出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命运,又遇到大“坎”了。曾以《周易》、《南风》、《楚辞》、《四面楚歌》之“楚歌”为骄傲的儒家“太阳”文化,自己现在也遭遇到了各种“私欲”布下的《四面楚歌》和“十面埋伏”。但国内国外两重天,据统计,在世界上现有123个国家和地区已经相继建立起465孔子学院,儒家文化正在以他独特的人类学魅力,走出国门,在外国人的心悦臣服中自觉不自觉地施行着“平天下使命和“博爱、普世”的责任,可谓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一枝红杏到国外”。
       但是,虽然世界各地都叫“孔子学院”,然而,这个“天国”的“太阳”之“道“本钱”真不是孔子“造就”的,因为孔子是在“复周礼”,不是在“造周礼”。但孔子的功绩不可抹杀,其功绩正如《中国人的性格密码》一书所说:“孔子把毕生的心血都放在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为它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础,以防止文明被毁灭这样的悲剧发生。”当孔子发现他当时所做的一切并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时,他“就好像是一位建筑师,当他看到自己的房屋着火,大火即将吞噬整个房屋时,他确信他的房屋是不可能被挽救的,这时他明白了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把房屋的图纸和设计挽救出来,为以后重新建造房屋做好准备。”元朝的武宗皇帝刚继位的时候,让翰林起草诏书,指出:“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正因为有了孔子,我们才能知道孔子以前的圣贤,这就是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承启后的作用。枊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华文化。处孔子以前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漱溟曾指出:“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
     然而,持此论者虽是主流之论,但其中有概念模糊之嫌我认为,应该分清“儒”和“儒家”这两个概念。“儒”之思想发源甚久,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与“太阳”之“道”有关的政治术语,是以“德”(中国的文化格式为以“阳”配“德”,“阴”配“刑”)为标志的文化人类学,其“儒道”却并非始于孔子。孔子也多次申明:“述而不作”,“吾从周”。孔子拜访老子,在《天运》等等文献中亦有记载。但孔子却与“儒家”称谓的产生有关,“儒家”是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一家,是其他各家与孔子所拥护的儒家理论和周代的儒家体制进行争鸣,对孔子代表的儒家立场,而形成的“儒家”之称。所以,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是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妨碍了对儒家本源的历史追溯,亦有导致“格物致知”成为不解之谜的嫌疑。(详论见后)
     还有人认为:孔子一生的思想著述,主要在关心现世的政治与道德,并未在心性修为问题上多进行关注,正如《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子贡对于孔子学问的感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然而,此说却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在孔子当时的时代,早已有学者论述天道心性例如周孔子拜见老子,就在《老子》一书讲述“道”之玄理,还有《关尹子》一书也是当时的道家著作。即使是《管子》一书,也有心术》、《内业等篇论述心性修为。可知来形成道家心性修为传统,决非是起于老子正如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并非起于孔子否则,需要心性修为才能成就的中医传统,就不可能发生于老子之前。更不可能有《尚书·虞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说明“人心”与“道心”相通,“道心”即是“人心”的传统说教,也就是“民本”思想的根源。所以孔子逝的儒家学者们,为了补孔子学说的不足之处,遂企图要吸纳融合当时道家与阴阳家的心性修为与自然哲学的传统。《子思子》之“五行观”与《公孙尼子》之“养气说”,就是战国初期儒家学者的此类努力成果。战国初期的子思,作《中庸》,首先以孔子的“中庸”思想为基础,而建构了儒家的心性理论。
    其实,上述之说我认为也是不了解儒家的学说真谛,儒家学说就是根基于“心学”,立意于“得人心者得天下”建立的以德治国体系也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心性”交融和“民本”体系的结合。例如:“徵动心而合正礼”,这“心”与“礼”,不就是将“心”与儒家口口声声说的“礼”紧紧的联系了吗?儒家的“乐教”就是“心教”,是“乐所修其内,礼所修其外”的“表里合一”“礼”必有“心”,因“心”是“礼”的内在基础,“五常”的“礼”与“五脏”的“心”是相配对的,“心”是由“乐”熏陶而“修道养性”的,故“诚意、正心”乃是由“乐”而主熏陶(修)的,也是“格物、致知”后要重点把握,顺着逻辑而紧接的程序没有“诚意、正心”的过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会半途而废。“礼崩乐坏”也说明,动“心”的“乐”在儒家的“礼”之学说地位中之重要程度,可以说“乐教”是儒家“心”学说中根基性理论的构建因素亦是《论语·八佾》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气愤根源,因为这是“心坏”了才出现的不可忍之“乐坏”的本质现象,季氏“八佾舞于庭”破坏的是周代的“礼乐”政治根本,也就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相当于是在造反可见,“心”与“礼乐”之间的关系之紧密,“礼乐”在周代政治统治地位之重要,说穿了,“礼乐”与“心”就是“德治”的具体反映。《诗经·南风》在当时纲纪一方的地位列于十五国风之首的影响就是例证。可以说,儒家的学说或曰“德治”就是“心学”人性学也不过分,“得人心者得天下”,“以德治国”就是在人“心”上“下功夫”,是为了“得人心”而实施的治国举措,在当时的效果就是“天下大服”可见,当时儒家的“心学”就是当今思想政治工作的祖源
    孔子不是的创始人,却是“儒家”的“得名人”。那么儒的创始人是谁呢?据汉代学者刘歆汉书·艺文志引《别录》说,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其特征是游文于六经(即《》、《》、《》、《》、《》《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以道为高。刘歆还说,唐虞之隆,殷周之盛儒学的功能,实已获得相当的成功。
     从刘歆所说的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唐虞之隆,殷周之盛”来看,儒家的祖源应该追溯到尧舜的时代。据《乐记.乐施》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这应该是儒文化最早的乐教记载和说法。其中,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提到的“五弦琴”和“歌《南风》”是与我们所了解的儒家文化是相通的。据《礼记·乐记》原文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驶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观其治民劳者,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行也。此文的意思是:从前,舜创制了五弦琴,用来伴唱《南方》之诗。夔最初创制乐,用来赏赐诸侯。因此,天子创制乐的目的,是用来赏赐给有德行的诸侯的。德行盛大,遵崇教化,五谷按时成熟,然后才会得到乐的赏赐。所以,诸侯治理民众不好,使他们劳苦,赏赐的歌舞行列就稀疏;诸侯治理民众好,使他们安闲,赏赐的歌舞行列就稠密。因此,观察舞蹈行列,就会知道诸侯的德行,听到赏赐的谥号,就会知道诸侯生前的行为。
     这一记载,为我们提供的“格物致知”信息如下:
       1、舜的“德治”反映的是对诸侯“逸民”与“劳民”的重视,体现的是“民本”精神,周代的儒家继承了这种传统;
      2、舜制造“五弦琴”,为《南风》伴奏,是“光明政治”表现,周代儒家继承了这一治世方略;
      3、以乐舞为奖赏诸侯的政绩,成为评价诸侯政绩的标准,通过乐舞人员的多少,体现出优劣的等级。这种等级,被周代借用,表现为天子与诸侯之间区别的规距和等级秩序。
例如周代《诗经·南风》分“周南”和“召南”。“南风”是“南”是“儒道”政治统治的“隐语”,”的“阳”“光明政治”和”的“阴”构成“黑暗统治”“道”的对比,“南”是“向阳”,叫“向明而治”;“北”是“黑暗”之“玄色”的方向,选择朝着这个的政治制度治世,叫“黑暗统治”。方向的选择,就是治世之“道”的选择,方向之“道”决定着人心的“向”与“背”。“北”,就是人(心)“相背”的象形文字。也是道家在理想社会中提倡人与人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描述。
据《史记•乐记》载: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叛)之,故身死国亡。”

      其意是说:夏代的舜用五弦之琴弹唱《南风》之歌乐,而天下大治;而在商纣王的朝代却是唱的北方的鄙陋音乐,从而导致了他的死亡和国家的灭亡。夏代舜的治国之道何以能够弘大?商纣王的治国之道何以会狭隘?这是因为南方的《南风》之音乐代表的是向上(注:“火”的特性即“火炎向上”)生长的音乐,舜就爱好这种音乐,这种音乐与天地志同道合,得到万国的欢爱与支持,所以天下大治;而商纣王爱好的音乐不合时宜,北,就是“败北”,是鄙陋的音乐,商纣王却爱好他,纣王的爱好与万国之众所想的不同心,诸侯都不愿意依附,老百姓不愿意亲近,天下都背叛他,所以商纣王的朝代会有身死国亡的下场。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的记载,与周代将《南风》列于十五国风之首,说明“祖述尧舜”应该是儒家的起源。这种起源,就直接与“太阳”、“光明”、“人心”等等儒家的“道、德”本质和核心文化联系在一起,成为后世继承发展的基础。
     这里提到南、北之音乐的“弘”与“隘”,在古人的思想意识,或谓“国粹”文化中,是“方位”替代“道”,与国兴衰息息相关的即认为“南音”乃“生长”之音,而“北音”为“败北”之音。其实,这种方位代道的文化意识流,张扬的就是儒家的“人心”所向的文化,也就是“太阳”文化的意识流向往“大公无私”之“公平”的“光明政治”公众意识流
     其实,该文记载中的“南”与“北”是“道”的反映。在文化人类学中,有整体性联系的类型之区分,这种以“南、北”代替“道”的现象称为“隐喻联系”,即与本土文化人类学整体性的关系。所谓“隐喻联系”,就是用一种符号象征另一种符号。如“南”是“向阳”的“太阳”之“道”,是“光明”之“道”,也是儒家的“道”;“北”是“黑暗”之“道”,从字面上看为“败北”,是不合时宜的“道”。
这种以“南”“北”方位代表“道”的“隐喻联系”,在儒家进行褒“南”贬“北”评论中,有非常明确的描写记载。在孔子的《中庸•明道》中写道: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与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这段话是说: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称得上强,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的强呢?还是北方的强呢?或者是你自己认为的强呢?教育人宽缓柔和,对不讲道义的人不加报复,这是南方人的强,君子就持守这种强。以刀枪为枕,以铠甲为席为卧,驰骋战场死而无悔,这是北方人的强,强悍勇武的人就持守这种强。所以君子与人和平共处而又不丧失自己的原则立场,这才是君子的强啊!君子恪守中庸之道而无偏无倚,这才是真正的强啊!国家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安,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道德节操,这才是真正的强啊!

      可见,南北之方位,实际上就是对“道”的变相称谓和人文现象,乃至政治的趋向。从某种角度来说,向“南”是代表儒家的“治世”方向,向“北”则是代表道家和法家的“治世”方向。这种方向就是通过“太阳”和“水”进行“格物致知”而得来的。
     孔子曾对伯鱼说:“你研习过《周南》和《召南》吗?人如果不研习《周南》和《召南》,那就如同脸对着墙壁站着呢!”说明《周南》和《召南》在周代的政治中,对“以德治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详拙文《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探索——论“皮黄腔”的源流与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现未发表,尚在修改之中,待发表。)
     太阳是儒家“格物致知”的“物”,在夏桀时还有“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的诗句,这一诗句应该说明的是:当时有与“太阳有关的统治现象,只是出现了被民众不满的诅咒和愤怒,故有此载。这一诗句也证明中国儒家的“太阳文化”已经出现,并将“太阳文化”经过“格物致知”的人文化后用于政治。而“太阳文化”就是儒家的文化本源。

    太阳崇拜主要产生于农业文化、农耕文明所在地。中国是农业大国,在天文、农业文化、农耕文明中,炎帝神农是这些文化不可否认的始祖。而周代的“得天下”之“天兆”,就与神农有直接的关系。据《史记·龟策列传》载: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

其中的“百谷之筮吉,故周王”之“百谷”就是神农,说的是之所以周代能各天下,就是因为有神农的筮卜之吉兆。再加之周代“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的记载,亦有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回答汉武帝“三代受命,其符安在”之问题时说:

        “《书》曰:‘血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累德之效也。”

     上述记载中,从“百谷之筮吉”,到周代“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而后又有“血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这种周代得天下的“天兆”反复的出现,故周公欣喜地称这种现象为“复哉复哉”!孔子则赞为“德不孤,必有邻,皆积累德之效也。”这是周人之仁道(德)反复积累才能感天动地,形成让周代以“德”得天下的功效。同时,《史记·龟策列传》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周代得天下,最初的吉兆是从神农开始体现出来的。而神农是楚人的祖先,说明周代与楚人的祖先是在同一祖系之中,所以才有“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的因果关系。
      儒家所说的“明明德”,就是孔子所说的“德不孤,必有邻,皆积累德之效也。”这个“明明德”也是《周易》的纯“离卦”,即上离下离,两个离经卦的重叠,就是“明明德”的再现。这种“明明德”的重复,体现的还是“德不孤,必有邻”,也是周代有“血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两种天兆的记载或表述。
     对太阳的崇拜在我国的各个民族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如在我国云南大理,白族人认为,日神驱除云雾之后,庄稼才能成熟,所以日神成为了他们的保护神。我国阿昌族信奉太阳崇拜,因为他们相信,有了太阳和月亮,才有白天和黑夜、冷与暖,万物才会生长,人才有吃有穿。云南永宁纳西族视太阳为大神,认为只有他的存在,万物才能生长。可见,在古代农耕民族的生活和神话传说中,农业保护神的称号加之于太阳神最合适了。在远古中国,日神信仰普遍存在,大量古籍文献如《山海经》、《国语》《楚辞》《淮南子》等都有关于太阳神话的记载。事实上日神信仰作为自然神灵观念的一个显要内容,它几乎遍存于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中。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华南各地,大量新石器遗址和文物史料体现了日神崇拜久远的历史,甚至于有人认为我们上古时代存在着唯一的太阳神信仰。例如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所表现出来的太阳崇拜,就是明确无误和直截了当的
     再如《帝王世纪》中记载:商朝人崇拜太阳,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夏桀对日不敬,《尚书·汤誓》则曰: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礼记》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汉代郑玄注曰:天之神,日为尊。此外尚有鸟,以及旨在强调眼睛的兽面、人面以及图案等等,如新石器玉器上的鸟形纹、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岩画中的人面像。不仅是我国,即使整个世界范围内,莫不如是。又如:对于许多印第安部落来说,鸟(包括鹰、雷鸟、蜂雀)通常是天体以及一切与天和天神相关之物的隐喻”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太阳中有三足鸟,因此“金乌”又为“太阳”的别称。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诗即云:“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对于“眼”而言,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证明“眼”与“心”直接关联,而儒家文化则是强调人“心”的文化。(见前文)
    中国上古时代的伏羲、羲和、帝俊、太昊、少昊、黄帝、祝融、炎帝、颛顼等帝王形象均被视为日神形象。由此可见,儒学渊源于上古文化,更以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明为内在精神资源。
      20世纪70年代中叶,徐中舒指出:在殷商时代就已存在,甲骨文中作字;在甲骨文中从(而)从(雨),整个字像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古代之儒在主持祭祀礼仪前都必须浴身斋戒。《礼记儒行》即有儒有澡身而浴德之说。在美国人约翰·奥莫享德罗著的《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一书中,在“文化的定义”一节,有“濡化”之说。所谓“濡化”,就是“人从婴儿开始不断习得进而获得一种文化的过程,称作濡化。”这个定义,与儒家的“濡”是“人文”,或谓人类学有内在联系的,也可以说是有一脉相承关系的。而“柔”解释的“儒”,则是“太阳”对“万物”的,例如“生柔嘉材”。所以我认为,释“儒”有两种现象:
     对“人”为“濡”,对“物”为“柔”。源于对“太阳”之“道德”的“比兴”。即太阳以天下为己任,信守季节时令,施恩不图报答,大公无私地对万物施行“生生之仁”的“柔”和引伸到对人“心”的“致良知”的“濡”,让人的“心”向太阳学习、比德,言行举止做到“止于至善”,也就是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太阳有“大公无私”,为人者要“克已复礼”,也就是“克己奉公”。而“礼”就是“阳”、“公”、天上地下的“天尊地卑”等级秩序。其实这些就已经涉及到“格物致知”的相关部分内容了。
    日本学者白川静也析论道:牺牲系用巫祝,被当作断发而请雨的牺牲者,需也。需,系含有为需求降雨而断发髡形之巫的意思。如此的巫祝,乃儒之渊流也。”“儒家最早出自巫祝之学,以周之礼乐为主要教授科目,以其礼教文化的创始者周公为理想;周公,为周初在所谓明哲圣职地位之人。”;
    美国学者莫特(Frederick  W.  Mote)则将的起源与比殷商时代更早的巫师传统相联系,认为乃原始巫教文化传统经过改造和理性化的结果。
     应该说,中、外学者的这些看法基本符合中国古史实际。

        (  未完待续  )
国学复兴 文化传承 兼容并包 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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