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物致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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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人类学的根基，传统文化的本源，儒家文化的命脉，自然的形而上学

                               ——“格物致知”

          （ 一个悬置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疑案之破解探索）

  第六节     孔子不是“儒道”的创始人，却是“儒家”的得名人

     孔子是儒道的创始人吗？我的观点是：孔子不是儒道的创始人，孔子只是以“吾从周”的政治立场，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在宣扬周代的儒家文化之“道”，因此，孔子只是周代儒家文化之“道”的代言人、继承人、传承人，是为儒家文化呐喊、呼号的坚守人，却不是儒道创始人，故孔子有“复古倒退”的“罪名”。

    孔子的“吾从周”坚信的是，春秋战国“无义战”的动乱与“礼崩乐坏”、“犯上作乱”、世道衰微、“伤天害理”之“祸”，是“人祸”造成的，不是“太阳”之“道”的过错，也不是“太阳”之“德”的过错。自然的“太阳”之“道德”与由此演绎的“人文伦理”也没有错，错的是周王朝衰微，无力维护周公依据“太阳”之“道”创制的“礼”、“乐”之“制”；错的是“苟不教，性乃迁”的“人性”被“私欲”主宰，导致“天下大同”的“有道”社会变成了“大道隐”的“小康”社会，其中人性的“私”是“祸根”，故提出“克己”，而后才能“复礼”。总之，孔子坚信“春秋”之过错，是“人（私）惹的祸”，不是“太阳”之“道德”惹的“祸”。其分水岭就是“公”与“私”，故孔子提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所谓“克己复礼”，若“己”为“私”，则私的反义词必是“公”，故“克己复礼”应该就是“克己奉公”，“公”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公无私”，因为“太阳”之“品格”就是以“天下为公”不为“私”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是真正的“普世”理论。犹如太阳光照之下，对人而言，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或贵贱，或好坏、正邪，在同一地方，其身体上享受的阳光，与其他人都是平等的。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的就是“公天下”的封建SHZY思想，这种思想早在《诗经》时代，就根据“太阳”之“品格”、“道德”，为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定下了“公”的“模本”。“公”是对太阳普照大地，天下的一切，如大地、山川河流、天下的人与物，均在阳光照耀下的一种总结、一种归纳、一种形而上学的文化创造，也是对生态的哲理性认识与恰当的把握。“公”即国家，先国后家。“公”就是“天下”，叫“天下为公”。这种封建社会的“公有制”就是“天下之国为一家”，这就是中国“天下为公”的“国家”概念，“国”之不存，“家”将焉附。所以“国”即是“家”的“家天下”，因为“太阳”是以“天下为家”的。在这一理念上，便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阐释。同时也可见，SHZY的“公有制”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早就有了胎记，是定了基调的，是中国固有的传统烙印，他与那个“后生”的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诞生起就有了先天的“鸿沟”和历史的对立渊源，儒家文化就是以“公”与“私”为“分水岭”的理论体系，如“克己复礼”就是“克已奉公”，因此，“己”之“私”是被“克”的对象；“礼”及“公”是被“奉”的对象。故“礼”就是“阳”（性)和“天下”之为“公”的代名词。所以，公有制和私有制其矛盾并非是从现在开始的，早在中国以“太阳”为“儒教之道”的时候，就制定了这个泾渭分明的“分水岭”。

     虽然说西方的“私有制”经济较中国的发展更迅猛，鸦片战争时，他们用武力打破中国的“国门”，以“私”对“公”进行意识文化侵略，扩张了中国人“天下为公”的“脑洞”，让中国人大有“先生的眉毛赶不上后生的ym”的“Q精神”之感叹。但是，话又说回来，人活着是要有精神支撑的，物质文明最终也还是要服从精神文明的。所以，当人们在找寻人类的生存出路，找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时，“眉毛”与“ym”的地位，就不是以谁的“长短”之标准来决定地位的“高低”了。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在“五四”时期，有“翻然悔悟”，“从头忏悔”，以认识历史之罪，社会之罪和历史积淀在自我之内的罪为出发点，确认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柢”，其新思潮的主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主题，或者说是人的主体性的主题。这个中国传统与人类学的主题提出，与当时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有直接关系，当政者的腐败无能有直接关系，也与鸦片战争时，外国列强用武力打破中国的“国门”，以“私”对“公”进行物质和意识文化侵略，打破了中国人“一隅天下”之“天国”的“天下为公”的“脑洞”，有脱不了干系的直接关系。当然，当时也有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拯救西方文明“药引”的思想，这种思想便是因为中国文化是通过对太阳的“格物致知”，产生的“道德心性”文化，能给人以应付万变的安身立命之所。有了这个“安身立命”之“所”，虽然外界有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可惜欧洲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这种万能的宝贝，他们做的是“科学万能之梦”，以“私”为“根”，只会“分”科，却不会“合”科，“物欲”膨胀却无“药”对“私”进行制衡和约束，于是便产生了强烈的物质和精神、肉体和心灵、宗教与科学的冲击，出现了文化危机和信仰崩溃。梁启超曾说：“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衰衰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见《欧游心影录》，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3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论说至此，我有一个认识：即要说明一个道理，我们不能将罪责推到“太阳之道”的头上，认为是“太阳的公道”误了中国。因为没有太阳，就没有人类和万物，乃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存在与争论！形而上学的“太阳之道德”何罪之有？！我们不能“人笨说刀钝”，人自己不会切菜，却去怪刀不锋利。人的自我私心膨涨，却要怪“公心”误国。人们常说，不怕你“公心”的官清如水，只怕那“私（心）”的吏滑如油。“公”有政策，“私”有对策。你能奈“我（私）”何？！天高不为高，人心第一高。就看人心是“公主”还是“私主”。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的精神主导，是需要进行反思，对有些问题的出现进行追根溯源的。

    人文的儒家文化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因对“格物”的迷失而出现偏差，对中国人性是应该负责任的，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体现在“人”对儒家文化来龙去脉的困惑，便出现了非正能量的“儒”。但这种现象通通都是“人”自己本身的责任，不是太阳的责任。因为，太阳照耀了古人，也照耀了今人，以后还要照耀后人。太阳的照耀没有变，为什么从“太阳”他老人家身上“格物致知”提炼出来的理论，却让中国人的人性扭曲了、有奴性了？不找“人类”自己的原因？！却要推卸责任地怪罪太阳没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不是只有“柔”，没有“刚”！

    我理解，从南方为“火”，五音为“徵”，五常为“礼”，而《离卦》就是南方之卦，又代表“日”、“太阳”和“光明”，加之中国文化的格式规定“阳”为“德”，“阴”为“刑”，故两个“离”经卦重叠，就是对“明明德”的注释，就是卦象所说的“大人以继明照四方”。所以我认为：儒家就是《周易》的“离卦”，是“内柔外刚”的“刚柔相济”，且是两个“刚”（阳爻），内面只包有一个“柔”爱之仁德“心”（阴爻）构成的“儒家”。

     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载：“儒家者流,盖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经之中,留意於仁义之际.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己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意思是:儒家这个学派,大概是渊源於司徒的官职.(司徒)是帮助国君谐调万物,宣扬教化的人.(儒者)全心投入在六经的文章中,在仁义里头努力用功,宗奉尧舜,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特别尊崇孔子,来提高他们学说的分量,在各家思想中道术最高.孔子说:“我所称赞过的人,必定是经过我考验.”尧、舜的兴隆，商、周的昌盛，儒家的学术，都是经过考验而有效果的啊！然而那些困惑者已经丢掉了它的精微，那些邪辟者又随著时势对它贬抑或称扬，背离了道术的根本，任意地哗众取宠，后人则跟着仿效，因此五经的说法充满矛盾分歧，儒学逐渐衰微，这是邪辟儒者所造成的灾患啊！可见儒家背离“道术”的根本，不仅出现了“辟儒”，而且还出现了“腐儒”、“酸儒”等等。他们已经不是儒家的本来面目，已经被“邪辟”夺了“体”，加之秦朝的“焚书坑儒”，出现“今文经”和“古文经”之惑、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少数民族执政的朝代对儒家文化的摧残，这些都给中国的儒家传统的本来面目带来巨大灾难，同时，也给中国人的人性带来扭曲、奴性等等弊端；

     其二是“格物致知”的失传，加剧了“离道”的深度与广度，已经不是正宗的儒家初衷，而是哗众取宠的理论空谈或“倒浆糊”，甚至是面目全非；

     其三是许多儒家假借“道德”的名义，行私欲之利，成为“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儒家败类。或成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描写的“吃人”者；

     其四、儒家文化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中国小环境转变为国际性和世界性大环境的“世界大同”，国内则由君主制转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制”，公有制的SHZY与私有制资本主义，也从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慢慢地转为国内的“公私合营”之实际行为。不仅意识形态的认识有了改变，而且“私”有了合法的地位，并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如何看待儒家以前的“公”之“生生之仁”的“善”和“私”与“恶”的对立关系与相应的理论？对个人修养的伦理道德该如何评价？我们是否还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人们的“三观”和核心文化该如何定位？我们是否还需要传统和儒家文化？我们的信仰在“世界大同”之“双刃剑”面前，也面临着瞻前顾后的危机与何去何从的道路决定和选择！

     然而,正当我们对儒家文化面临着取舍与信仰彷徨的时候,当今的“孔子学院”却像山花烂漫一样,在世界各国普遍设立起来，充分地证明着中国的儒家文化是拯救西方文明之“药引”的这一远见卓识。真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快要被某些人视为“粪土”的、甚至是“误国”的、“祸国殃民”儒家文化,却成了国外人的心灵“座上宾”。被我国某些人视为的“臭垃圾”成了国外的“香馍馍宝贝”；反之，国外的“垃圾食品”成了我们某些人认为的“香馍馍宝贝”。祖先给我们的“天国”理念，以“天人合一”作为骄傲“本钱”的儒家文化，出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命运，又遇到大“坎”了。曾以《周易》、《南风》、《楚辞》、《四面楚歌》之“楚歌”为骄傲的儒家“太阳”文化，自己现在也遭遇到了各种“私欲”布下的《四面楚歌》和“十面埋伏”。但国内国外两重天，据统计,在世界上现有123个国家和地区已经相继建立起465所“孔子学院”，儒家文化正在以他独特的人类学魅力，走出国门，在外国人的心悦臣服中自觉不自觉地施行着“平天下”使命和“博爱、普世”的责任，可谓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一枝红杏到国外”。

       但是，虽然世界各地都叫“孔子学院”，然而，这个“天国”的“太阳”之“道”的“本钱”真不是孔子“造就”的，因为孔子是在“复周礼”，不是在“造周礼”。但孔子的功绩不可抹杀，其功绩正如《中国人的性格密码》一书所说：“孔子把毕生的心血都放在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为它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础，以防止文明被毁灭这样的悲剧发生。”当孔子发现他当时所做的一切并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时，他“就好像是一位建筑师，当他看到自己的房屋着火，大火即将吞噬整个房屋时，他确信他的房屋是不可能被挽救的，这时他明白了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把房屋的图纸和设计挽救出来，为以后重新建造房屋做好准备。”元朝的武宗皇帝刚继位的时候，让翰林起草诏书，指出：“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正因为有了孔子，我们才能知道孔子以前的圣贤，这就是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枊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华文化。处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漱溟也曾指出：“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

     然而，持此论者虽是主流之论，但其中却有概念模糊之嫌。我认为，应该分清“儒”和“儒家”这两个概念。“儒”之思想发源甚久，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与“太阳”之“道”有关的政治术语，是以“德”（中国的文化格式为以“阳”配“德”，“阴”配“刑”）为标志的文化人类学，其“儒道”却并非始于孔子。孔子也多次申明：“述而不作”，“吾从周”。孔子拜访老子，在《天运》等等文献中亦有记载。但孔子却与“儒家”称谓的产生有关，“儒家”是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一家，是其他各家与孔子所拥护的儒家理论和周代的儒家体制进行争鸣，对孔子代表的儒家立场，而形成的“儒家”之称。所以，说“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是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妨碍了对儒家本源的历史追溯，亦有导致“格物致知”成为不解之谜的嫌疑。（详论见后）

     还有人认为：孔子一生的思想著述，主要在关心现世的政治与道德，并未在心性修为问题上多进行关注，正如《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子贡对于孔子学问的感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然而，此说却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在孔子当时的时代，早已有学者论述天道心性。例如周时孔子拜见老子，就在《老子》一书讲述“道”之玄理，还有《关尹子》一书也是当时的道家著作。即使是《管子》一书，也有《心术》、《内业》等篇论述心性修为。可知这种后来形成道家心性修为的传统，也决非是起于老子。正如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并非起于孔子，否则，需要“心性”修为才能成就的中医传统，就不可能发生于老子之前。更不可能有《尚书·虞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说明“人心”与“道心”相通，“道心”即是“人心”的传统说教，也就是“民本”思想的根源。所以孔子逝后的儒家学者们，为了弥补孔子学说的不足之处，遂企图要吸纳融合当时道家与阴阳家的心性修为与自然哲学的传统。《子思子》之“五行观”与《公孙尼子》之“养气说”，就是战国初期儒家学者的此类努力成果。战国初期的子思，作《中庸》，首先以孔子的“中庸”思想为基础，继而建构了儒家的心性理论。

    其实，上述之说，我认为也是不了解儒家的学说真谛，儒家学说就是根基于“心学”，立意于“得人心者得天下”建立的“以德治国”体系，也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心性”交融和“民本”体系的结合。例如：“徵动心而合正礼”，这“心”与“礼”，不就是将“心”与儒家口口声声说的“礼”紧紧的联系了吗？儒家的“乐教”就是“心教”，是“乐所修其内，礼所修其外”的“表里合一”。讲“礼”必有“心”，因“心”是“礼”的内在基础，“五常”的“礼”与“五脏”的“心”是相配对的，“心”是由“乐”熏陶而“修道养性”的，故“诚意、正心”乃是由“乐”而主熏陶（修）的，也是“格物、致知”后要重点把握，顺着逻辑而紧接的程序。没有“诚意、正心”的过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会半途而废。而“礼崩乐坏”也说明，动“心”的“乐”在儒家的“礼”之学说地位中之重要程度，可以说“乐教”是儒家“心”学说中根基性理论的构建因素，亦是《论语·八佾》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气愤根源，因为这是“心坏”了才出现的不可忍之“乐坏”的本质现象，季氏“八佾舞于庭”破坏的是周代的“礼乐”政治根本，也就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相当于是在造反。可见，“心”与“礼乐”之间的关系之紧密，“礼乐”在周代政治统治地位之重要，说穿了，“礼乐”与“心”就是“德治”的具体反映。《诗经·南风》在当时“纲纪一方”的地位，和列于十五国风之首的影响就是例证。可以说，儒家的学说，或曰“德治”就是“心学”、“人性学”也不过分，“得人心者得天下”，“以德治国”就是在人“心”上“下功夫”，是为了“得人心”而实施的治国举措，且在当时的效果就是“天下大服”。可见，当时儒家的“心学”就是当今思想政治工作的祖源。

    孔子不是“儒道”的创始人，却是“儒家”的“得名人”。那么儒道的创始人是谁呢？据汉代学者刘歆在《汉书·艺文志》中引《别录》说，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其特征是“游文于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以道为高。”刘歆还说，“唐虞之隆，殷周之盛”，儒学的功能，实已获得相当的成功。

     从刘歆所说的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唐虞之隆，殷周之盛”来看，儒家的祖源应该追溯到尧舜的时代。据《乐记．乐施》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这应该是儒道文化最早的“乐教”记载和说法。其中，“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提到的“五弦琴”和“歌《南风》”是与我们所了解的儒家文化是相通的。据《礼记·乐记》原文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驶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观其治民劳者，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行也。此文的意思是：从前，舜创制了五弦琴，用来伴唱《南方》之诗。夔最初创制乐，用来赏赐诸侯。因此，天子创制乐的目的，是用来赏赐给有德行的诸侯的。德行盛大，遵崇教化，五谷按时成熟，然后才会得到乐的赏赐。所以，诸侯治理民众不好，使他们劳苦，赏赐的歌舞行列就稀疏；诸侯治理民众好，使他们安闲，赏赐的歌舞行列就稠密。因此，观察舞蹈行列，就会知道诸侯的德行，听到赏赐的谥号，就会知道诸侯生前的行为。

     这一记载，为我们提供的“格物致知”信息如下：

       1、舜的“德治”反映的是对诸侯“逸民”与“劳民”的重视，体现的是“民本”精神，周代的儒家继承了这种传统；

      2、舜制造“五弦琴”，为《南风》伴奏，是“光明政治”表现，周代儒家继承了这一治世方略；

      3、以乐舞为奖赏诸侯的政绩，成为评价诸侯政绩的标准，通过乐舞人员的多少，体现出优劣的等级。这种等级，被周代借用，表现为天子与诸侯之间区别的规距和等级秩序。

例如周代《诗经·南风》分“周南”和“召南”。“南风”是之“南”是“儒道”政治统治的“隐语”，“南”的“阳”与“光明政治”和与“北”的“阴”构成“黑暗统治”之“道”的对比，“南”是“向阳”，叫“向明而治”；“北”是“黑暗”之“玄色”的方向，选择朝着这个的政治制度治世，叫“黑暗统治”。方向的选择，就是治世之“道”的选择，方向之“道”决定着人心的“向”与“背”。如“北”，就是人（心）“相背”的象形文字。也是道家在理想社会中提倡人与人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描述。

据《史记•乐记》载：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叛）之，故身死国亡。”

      其意是说：夏代的舜用五弦之琴弹唱《南风》之歌乐，而天下大治；而在商纣王的朝代却是唱的北方的鄙陋音乐，从而导致了他的死亡和国家的灭亡。夏代舜的治国之道何以能够弘大？商纣王的治国之道何以会狭隘？这是因为南方的《南风》之音乐代表的是向上（注：“火”的特性即“火炎向上”）生长的音乐，舜就爱好这种音乐，这种音乐与天地志同道合，得到万国的欢爱与支持，所以天下大治；而商纣王爱好的音乐不合时宜，北，就是“败北”，是鄙陋的音乐，商纣王却爱好他，纣王的爱好与万国之众所想的不同心，诸侯都不愿意依附，老百姓不愿意亲近，天下都背叛他，所以商纣王的朝代会有身死国亡的下场。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的记载，与周代将《南风》列于十五国风之首，说明“祖述尧舜”应该是儒家的起源。这种起源，就直接与“太阳”、“光明”、“人心”等等儒家的“道、德”本质和核心文化联系在一起，成为后世继承发展的基础。

     这里提到南、北之音乐的“弘”与“隘”，在古人的思想意识，或谓“国粹”文化中，是以“方位”替代“道”，与国之“道”的兴衰息息相关的。即认为“南音”乃“生长”之音，而“北音”为“败北”之音。其实，这种方位代道的文化意识流，张扬的就是儒家的“人心”所向的文化，也就是“太阳”文化的意识流，向往“大公无私”之“公平”的“光明政治”公众意识流。

     其实，该文记载中的“南”与“北”是“道”的反映。在文化人类学中，有整体性联系的类型之区分，这种以“南、北”代替“道”的现象称为“隐喻联系”，即与本土文化人类学整体性的关系。所谓“隐喻联系”，就是用一种符号象征另一种符号。如“南”是“向阳”的“太阳”之“道”，是“光明”之“道”，也是儒家的“道”；“北”是“黑暗”之“道”，从字面上看为“败北”，就是不合时宜的“道”。

这种以“南”“北”方位代表“道”的“隐喻联系”，在儒家进行褒“南”贬“北”评论中，有非常明确的描写记载。在孔子的《中庸•明道》中写道：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与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这段话是说：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称得上强，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的强呢？还是北方的强呢？或者是你自己认为的强呢？教育人宽缓柔和，对不讲道义的人不加报复，这是南方人的强，君子就持守这种强。以刀枪为枕，以铠甲为席为卧，驰骋战场死而无悔，这是北方人的强，强悍勇武的人就持守这种强。所以君子与人和平共处而又不丧失自己的原则立场，这才是君子的强啊！君子恪守中庸之道而无偏无倚，这才是真正的强啊！国家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安，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道德节操，这才是真正的强啊！

      可见，南北之方位，实际上就是对“道”的变相称谓和人文现象，乃至政治的趋向。从某种角度来说，向“南”是代表儒家的“治世”方向，向“北”则是代表道家和法家的“治世”方向。这种方向就是通过“太阳”和“水”进行“格物致知”而得来的。

     孔子曾对伯鱼说：“你研习过《周南》和《召南》吗？人如果不研习《周南》和《召南》，那就如同脸对着墙壁站着呢！”说明《周南》和《召南》在周代的政治中，对“以德治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详拙文《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探索——论“皮黄腔”的源流与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现未发表，尚在修改之中，待发表。）

     太阳是儒家“格物致知”的“物”，在夏桀时还有“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的诗句，这一诗句应该说明的是：当时有与“太阳”有关的统治现象，只是出现了被民众不满的诅咒和愤怒，故有此载。这一诗句也证明中国儒家的“太阳文化”已经出现，并将“太阳文化”经过“格物致知”的人文化后用于政治。而“太阳文化”就是儒家的文化本源。

    太阳崇拜主要产生于农业文化、农耕文明所在地。中国是农业大国，在天文、农业文化、农耕文明中，炎帝神农是这些文化不可否认的始祖。而周代的“得天下”之“天兆”，就与神农有直接的关系。据《史记·龟策列传》载：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

其中的“百谷之筮吉，故周王”之“百谷”就是神农，说的是之所以周代能各天下，就是因为有神农的筮卜之吉兆。再加之周代“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的记载，亦有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回答汉武帝“三代受命，其符安在”之问题时说：

        “《书》曰：‘血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累德之效也。”

     上述记载中，从“百谷之筮吉”，到周代“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而后又有“血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这种周代得天下的“天兆”反复的出现，故周公欣喜地称这种现象为“复哉复哉”！孔子则赞为“德不孤，必有邻，皆积累德之效也。”这是周人之仁道（德）反复积累才能感天动地，形成让周代以“德”得天下的功效。同时，《史记·龟策列传》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周代得天下，最初的吉兆是从神农开始体现出来的。而神农是楚人的祖先，说明周代与楚人的祖先是在同一祖系之中，所以才有“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的因果关系。

      儒家所说的“明明德”，就是孔子所说的“德不孤，必有邻，皆积累德之效也。”这个“明明德”也是《周易》的纯“离卦”，即上离下离，两个离经卦的重叠，就是“明明德”的再现。这种“明明德”的重复，体现的还是“德不孤，必有邻”，也是周代有“血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两种天兆的记载或表述。

     对太阳的崇拜在我国的各个民族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如在我国云南大理，白族人认为，日神驱除云雾之后，庄稼才能成熟，所以日神成为了他们的保护神。我国阿昌族信奉太阳崇拜，因为他们相信，“有了太阳和月亮，才有白天和黑夜、冷与暖，万物才会生长，人才有吃有穿”。云南永宁纳西族视太阳为大神，认为只有他的存在，万物才能生长。可见，在古代农耕民族的生活和神话传说中，农业保护神的称号加之于太阳神最合适了。在远古的中国，日神信仰普遍存在，大量古籍文献如《山海经》、《国语》、《楚辞》、《淮南子》等都有关于太阳神话的记载。事实上日神信仰作为自然神灵观念的一个显要内容，它几乎遍存于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中。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华南各地，大量新石器遗址和文物史料体现了日神崇拜久远的历史，甚至于有人认为我们上古时代存在着唯一的太阳神信仰。例如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所表现出来的太阳崇拜，就是明确无误和直截了当的。

     再如《帝王世纪》中记载：商朝人崇拜太阳，“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夏桀对日不敬，《尚书·汤誓》则曰：“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礼记》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汉代郑玄注曰：“天之神，日为尊。”此外尚有鸟，以及旨在强调“眼睛”的兽面、人面以及图案等等，如新石器玉器上的鸟形纹、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岩画中的人面像。不仅是我国，即使整个世界范围内，莫不如是。又如：“对于许多印第安部落来说，鸟（包括鹰、雷鸟、蜂雀）通常是天体以及一切与天和天神相关之物的隐喻。”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太阳中有三足鸟，因此“金乌”又为“太阳”的别称。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诗即云：“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对于“眼”而言，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证明“眼”与“心”直接关联，而儒家文化则是强调人“心”的文化。（见前文）

    中国上古时代的伏羲、羲和、帝俊、太昊、少昊、黄帝、祝融、炎帝、颛顼等帝王形象均被视为日神形象。由此可见，儒学渊源于上古文化，更以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明为内在精神资源。

      20世纪70年代中叶，徐中舒指出：“儒”在殷商时代就已存在，甲骨文中作“需”字；“需”在甲骨文中从“大”（而）从“水”（雨），整个字像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古代之儒在主持祭祀礼仪前都必须浴身斋戒。《礼记•儒行》即有“儒有澡身而浴德”之说。在美国人约翰·奥莫享德罗著的《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一书中，在“文化的定义”一节，有“濡化”之说。所谓“濡化”，就是“人从婴儿开始不断习得进而获得一种文化的过程，称作濡化。”这个定义，与儒家的“濡”是和“人文”，或谓人类学有内在联系的，也可以说是有一脉相承关系的。而“柔”解释的“儒”,则是“太阳”对“万物”的，例如“生柔嘉材”。所以我认为，释“儒”有两种现象：

     对“人”为“濡”，对“物”为“柔”。源于对“太阳”之“道德”的“比兴”。即太阳以天下为己任，信守季节时令，施恩不图报答，大公无私地对万物施行“生生之仁”的“柔”和引伸到对人“心”的“致良知”的“濡”，让人的“心”向太阳学习、比德，言行举止做到“止于至善”，也就是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太阳有“大公无私”，为人者要“克已复礼”，也就是“克己奉公”。而“礼”就是“阳”、“公”、天上地下的“天尊地卑”等级秩序。其实这些就已经涉及到“格物致知”的相关部分内容了。

    日本学者白川静也析论道：“牺牲系用巫祝，被当作断发而请雨的牺牲者，需也。需，系含有为需求降雨而断发髡形之巫的意思。如此的巫祝，乃儒之渊流也。”“儒家最早出自巫祝之学，以周之礼乐为主要教授科目，以其礼教文化的创始者周公为理想；周公，为周初在所谓‘明哲’圣职地位之人。”；

    美国学者莫特（Frederick  W.  Mote）则将“儒”的起源与比殷商时代更早的巫师传统相联系，认为“儒”乃原始巫教文化传统经过改造和理性化的结果。

     应该说，中、外学者的这些看法基本符合中国古史实际。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