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物致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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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格物致知”（六）        
              第七节     王阳明“龙冈悟道”的“失悟”

    在上述对“格物致知”的说解中，因朱熹乃是儒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代大儒，所以他对于“格物致知”的观点在后世成为主流。但是，也并非是完全获得后世儒家学者的普遍赞同。事实上，朱熹学说在南宋当时还因政治党争而被斥为“伪学”，而后世的许多儒家学者也更大力批判朱熹对于“格物致知”的学说观点。但因为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元朝中叶就被官方采用为科举取士的应试准则，而自从明太祖开始独尊朱熹学说为《四书》上的唯一官方思想权威以后，朱熹学说更是成为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在科举应试上的官方教条观点。因而朱熹在“格物致知”上的观点也就在数百年的官方教条权威下，成为后世社会上的普遍流行观点。所以在清末的洋务学堂中，就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简称。
    在上述的这些注解“格物致知”中，我的感觉是：看后让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清朝的朱奇逢在解释“格物致知”时提到的“本吾性之理，以格万事万物之理。穷万事万物之理，而益明吾性之理，是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亦有合於吾性，而不可以为非也。”他们将“物”理解为天下万物，于是准备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对天下的万“物”逐一进行“格”之，并相信，总有一天，“格”尽了天下万物后，便会将“格物”的悬案弄个“水落石出”。
    其中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先生，也曾误入“格万事万物之理”的歧途。王阳明有“做圣贤”的理想，他要依照《大学》的指示，曾经先从“格物”做起。“格物”“格”什么呢？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以至于中了国的哲学史一提到王阳明，就不得不提和他有过“悟道”之渊源的“格”竹子。
    王阳明何以要“格”竹子呢？因为王阳明的祖父王世杰爱竹，其祖父字天叙，号竹轩。他在自家住的房子周围种植了许多有竹子，平日里便自得其乐地在青竹间吟咏诗文，对世间的纷杂和势利看得很淡，若有客人造访，他便指着竹子告诉客人说：“此吾直谅多闻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其祖父王世杰的爱竹对王阳明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作为中国文人，很少有不爱竹子的。王阳明也和许多人一样爱竹子，但这种喜爱绝对不是俗气的跟风或人云亦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竹子被赋予许多美好的含义，就像松树和个梅花一样，是精神品格的象征和代表。孔子曾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种经历严寒而不枯萎的品格，激励着历代的士人坚持自己的人格，竹子因此和松、梅并称“岁寒三友”。同时，也和梅、 兰、菊并称花中“四君子”。另外，竹子内空、外直且“有节”的特性，寓意着谦虚、正直和有气节的操守，有“高风亮节”的意蕴。故世人爱竹，也正是就因为竹子有“君子之风”。
     苏轼曾有一首《于潜僧绿筠轩》诗，颇能ZA竹人士的代言，其诗赞“竹”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傍人笑此言，似高还是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杨州鹤？”【注：这首透着诙谐的打油诗，直白简明，苏东坡爱竹出名，爱吃肉也是出名的，然而，非要两者选其一，苏东坡稳定会选竹子。就像他说的一样，世上哪有杨州鹤——即既要腰缠万贯，又要脱俗的骑鹤去下杨州，世上哪有这么十全十美的事。】
    明朝弘治五年，王阳明二十一岁，他在这一年顺利地中了举人。办完这一正事后，他认为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做圣贤”了，因为这是王阳明很早就思考而定下的“何为第一等大事——做圣贤”。如何“做圣贤”呢？他到当时的广信（今江西）上饶拜见、求教了68岁的娄谅老先生，娄谅字克贞，号一斋，年轻时有志于圣学，重视修身养性，曾四方求师。娄老先生对王阳明说了宋儒的“格物”之学。所谓宋儒，就是指宋朝的理学家，如朱熹、程颢、程頣。而所谓的“格物”，是指寻求“理”的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想要知道这个“理”就得通过“格”,也就是他认为的“探究”的意思。正愁得不知如何“做圣贤”呢，于是乎这“格”呀“理”的便成了这一老一少的唯一话题，最后娄老先生还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这句话给要走圣贤之路的王阳明树立了十足的信心。他也相信，只要用心学，就有能成功的那一天。这些便是王阳明“格竹子”的前提和背景。
     回到京城后，王阳明四处寻找朱熹的书来读，因为这是娄老先生说过，这是成圣的不二法门。有一天，王阳明想起先儒说过：“ 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而且，先儒也说过，世上有个“ 理”，这个“理”分化在事事物物之中，就好比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但月亮的影子却在每条河流、每个湖泊中显现，所以万物也有万物的“理”，这种现象叫“理一分殊”。既然如此，为了成为圣人，就得“格”出这个“理”来，先儒的话总是没有错的，何况自己的书也读了不少了，也该行动起来了。恰巧他居住的官署中有很多的竹子，王阳明便决定先从这些竹子“格”起。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发呆。可是，问题来了，先儒也没有具体说到底要怎么个“格”法，但是王阳明还是很认同这一套的，敢想敢干的他就想从这竹子上“格”出个“理”来。于是，他对着竹子聚精会神，一言不发，也不知他的头脑中想的是什么，他就这么默默地看着竹子，甚至废寝忘食。
    王阳明先生选择“格竹”，自有选择的道理，他要从所选择之物中“品格”出人文的道德来。竹子是有许多道德可供人们通过“格物”而学习借鉴的，例如：竹身形挺直，宁折不弯，曰正直；竹虽有竹节，却不止步，曰奋进；竹外直中通，襟怀若谷，曰虛怀；竹有花深埋，素面朝天，曰质朴；竹一生一花，死亦无悔，曰奉献；竹玉竹临风，顶天立地，曰卓尔；竹虽曰卓尔，却不似松，曰善群；竹质地犹石，方可成器，曰性坚；竹化作符节，苏武秉持，曰操守；竹载文传世，任劳任怨，曰担当。
     由于竹子身上的品德在古人心中地位崇高，所以文人常常以画竹为乐，体现胸襟。如郑板桥画竹提出了“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三阶段论，把深思熟虑的构思，与“格竹致知”的操守和熟练的笔墨技巧结合起来，画竹“以草书之中竖长撇法运之”，并辅以“意在笔先”，用墨干淡并兼的手法，收到了“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熠，秀劲绝伦”的艺术效果，令所画竹气韵生动，形神兼备，达到了表现“真性情”、“真意气”的效果。故郑板桥笔下的“竹”挺劲孤直，具有一种孤傲、刚正、“倔强不驯之气”，赋予了所画之“竹子”的性格和生命，被世人视为是他自己人格的写照。
     尽管“竹子”如此，但“竹子”的众多美好品格，仍然不能完全地攘括所有“致知”的儒家理论体系。虽然这些“竹德”也并不能完全代表王阳明先生“格竹”时所想，王阳明先生也没有记载说明，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能吻合儒家理论体系的完整之“理”却似乎在“竹子”的身上千呼万唤也不愿出来，因为王阳明先生也没有发表“格竹”的结果。于是王阳明便一天天的“格”下去，殚精竭虑的思考，硬想了七天，结果王阳明终于因头痛而病倒了。这个一向意气风发的少年终于败下阵来，败给了那株不知名的竹子。从此以后，王阳明再也没有“格”过什么了。
     后来在贬谪龙冈期间，面对种种非常人能够忍受的困境，深刻地思考“圣人处此，当有何道”的问题。据载：一日深夜，他突然大彻大悟《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之旨，不禁欢呼雀跃，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钱德洪《年谱一》，《全集》巻３３，第１３５４页）这便是后人所说的王阳明“龙冈悟道”。王阳明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逻辑结论是：应当求理于心，而不是求理于外（物）。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王阳明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为他在日后的讲学中，强调“心外无理”，进而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奠定了“心学”觉悟的基础。
     据《年谱》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众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鸠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时谨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 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槨，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就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食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恢笑，始能忘其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 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悟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从上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哲学立场的根本转变，是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中，经历了“居夷处困，动心忍性”的残酷环境之意志磨炼。在这个对 “儒圣人”王阳明来说，都是“俟命”的境地里，他扫除得失、荣辱、生死对意志的干扰，忘掉“疾病、夷狄、忧患”，始终保持至大至刚的精神力量。然而我认为，这个过程就是王阳明“诚意”、“正心”的过程。得失、荣辱、生死等等在王阳明的心里，认为就是“物”的牵累，当他去除这些“ 物”而获得哲学之“顿悟”的“新生”时,他便认为：这就是“格”，也就是心中“无物”牵累，只有“存天理，灭人欲”，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者，这就是圣人。他自己总结说：“及至夷中三年，颇见得此中年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其格物之功，只在己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行，便自有担当了。”(见《传习录》下)这就是说，人人可做圣人，不是以“格物”而得，而是在其“心”的“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故而，在王阳明的“感悟”中是：圣人之性，本自具足，修养功夫，只在“格物”，而所谓的“格物”，王阳明认为是：“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见《传习录》中）其意思是说：“格”就是“正”，“不正”是“人欲”，“归于正”就是归于“天理”。 即矫正人欲，归于天理，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但是我认为：王阳明的这可种矫“正”，只在于没有“人欲之私”，却没有深究“天理”产生于何“物”，这个“物”又是怎样构成“天理”，并形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人文“道德”的。王阳明先生认为“始知圣人之道，悟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通过自己的悟性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物”来“格”后，才能成为圣人。凡是向“物”求成圣人之道理的，都是错误的。因此我认为，王阳明先生的“失悟”，就在于将“格物”变成了“无物”的“格无”。这个“无物”除了自己的“格竹子”失败的原因外，关键在于不知道被儒家“格”的“物”是什么！“物”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周代的儒家之“物”是天定的，还是人定的？为什么要以“格物”之“物”为基础？这个“物”与“替天行道”有什么关系？还有，没有“物”做榜样，如何构成“形而上学”的“致知”？例如：“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中“天行健”和“地势坤”是“物”，随后的就是“致知”。如果将“天行健”和“地势坤”之“物”删除，只有“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君子以厚德载物”，你能“悟性自足”的想到些什么呢？！这不是让人莫明其妙吗？！                  其实，王阳明先生已经“摸”到了“物”，只差捅破那层纸了，所谓的“存天理”的“天理”，就是“太阳”之理。太阳只有付出，燃烧自己，照亮、温暖万物和滋养人类，却从来没有向地球、人类索取过什么，自然的“太阳”哪有什么“人欲之私”！太阳只有“大公无私”！太阳就是儒家文化中，人类道德的来源、榜样，也是能攘括整个儒家伦理文化体系的本源。能做到“存天理，灭人欲”，就能做到“大公无私”,就是在“克已复礼”。问题是：能否将“物”从“万物”中跳出来，归结到太阳上去。说穿了，就是：太阳是“形而下”的“器（物道）”，儒家的人文伦理体系是“形而上”的“（道）德”。没有“形而下”，怎么会有“形而上”呢？没有“体”，就没有“用”，如果是没有“物”，为什么要把“格物”摆在第一位呢？就因为这个“物”是根本、是基础、是“道德”的本源、是理论体系的框架、模板，尤如是“不畏严寒”的“梅花”，是“高风亮节”的“竹子”，而“梅花”和“竹子”就是“比兴”的“物”，是自然崇拜的“根”，没有前者的“物”,就没有后者之人文道德的升华，因此，“物”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儒家文化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所以我说：王阳明先生的“龙岗悟道”有“失悟”之嫌，因为他把“格物”的“物”删除了，认为“心外无物”，“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也就是向“物”求“理”是“错误”的，没有“物”，人们便可以通过“悟性自足”地找到“理”，这就是其“失悟”的证据。
     王阳明先生之所以“失悟”，其原因之根本在于不知道“格物”之“物”的来源。他被河南二程和朱熹人为的“格天下之万物”而寻“理”所误导，殊不知：这个“物”不是“人”定的，而是“天定”的，并且是根植于“阴阳五行”之中的，由天下之政治为主导形成的“替天行道”。若是“物”由“人”定，岂不是成了“人”主导“天”的“人天合一”？！如“以德治国”、“礼”，其中的“德”源于“道”之“阳”，与“太阳”和“光明”有关。（“刑”之“道“主“阴”。）“礼”与儒家“傧鬼神”的所有制度有关。
     据明代张岱的《夜航船•日月》之《天官书》在对日蚀月蚀的记载中说：

     “圣人扶阳而尊君，曰：‘日，君道也。’于其食，谨书而备戒之，日食为失德，月食为失刑。”

     其意为：圣人扶植太阳之德，以“明君”为他们所崇拜、尊敬的国君。他说：“太阳（之德），是国君的治世之道。”如果太阳出现“蚀”，就要记载下来，以为警戒，上天出现日食，是告诫国君有违背太阳之德的行为，上天出现月食，是告诫在刑法（罚）上出现了缺点或失误。
     而决定天下政治的“道”又与“阴阳五行”和“ 天意”有关。据《吕氏春秋•应同篇》载：

     “凡帝王之将兴，天必先见（禨）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从这一基础上谈形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本源，则应从周文王时“天先见火，有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而追溯“格物致知”。既然上天降给周代的“天人感应”为“火”，周代岂能弃“天见”之“火”而不顾，违抗“天意”而去以其它之“物”为“天人合一”？！放弃而另择，其实质就是放弃得天下的“天意”，放弃“天子”的地位，放弃上天给周代弘扬“火德”的使命。因此，这种违背“天意”的事，周代是绝不会做的。故据“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即“禨祥度制”），周代以崇拜“火德”、“太阳”之“无私普照”的德行为前提，制定治世方略。如儒家文化记载周代以“仁德”之治为方略，天子要“向明而治”，要“正大光明”。如《说卦》载：

     “离也者， 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者。圣人南面而聽（“听”的繁写），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这段记载是说的《周易·离卦》，也就是说，儒家文化的理论体系，均是来源于“离卦”：所谓“离（卦），就是指太阳和太阳的光明，有了光明，就可以看见万物，离卦是属于南方的卦。圣人用属于南方的离卦为政治依据处理政务，天下朝着光明的方向进行政治治理，都是取源于“离卦”的涵义。
     如其中心的“礼”，由“红色”的“人心（脏）”控制，讲究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其中也是包括了王阳明先生的“心学”体系的，“心学”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文化首创抓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先河，这就是以“太阳”之“物”为榜样，构成的儒家文化伦理体系和与之相关的具体行动，也叫“知行合一”，其言行就是“止于至善”,也就是王阳明先生强调的儒家之“至良知”之感悟。
     王阳明先生从“格竹”之“物”的失败到“龙冈悟道”的“失悟”，将“格物”变成了“格无”，认识到“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其逻辑结论是：应当求理于心，而不是求理于外物。说明王阳明先生认定“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也就是说没有“物”，而只是“心”的“心学”。如此说来，“格物”便成了“格无”，“物”不存在了，只是“心学”了。可见王阳明先生只是在他当时生活所处极其困难、艰苦之特殊环境里的感悟，是他坚持要走“圣人”之路的感悟，却仍然没有明确“格物”的具体之“物”是什么，仍然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格”这个“太阳”之“物”。至于“不是求理于外”，则有将“物”舍弃的意思，因为其已经走入了程、朱老套的死路，将“物”视为是“人”确定的，不是“天”定的，同时也脱离了儒家“教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阴阳”之本质，并将“物”转到“事物”、天下万物上去了。
     我猜测，王阳明先生之所以有“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悟道”，将“格物”之“物”，理解为“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结论，其本质就是将“物”理解为“事物”，最后就成为“无物”之误。可能是因为他曾经“格”过“竹子”，“竹子”是“空心”而“无物”的，这种空心无物的“竹子”，就象征着“心中无物”，也就是象征着没有“物欲”，人若没有“物欲”，便会像“竹子”那样“高风亮节”，所谓“无欲则刚”，坚韧不拔。问题是，儒家虽然有高风亮节的品质，但是“竹子”却“格”不出儒家所有的理论体系，只能反映出其中的一部分，如“存天理，灭人欲”。还有一个问题是，“竹子”怎么能说到“天理”上去的呢？“天理”是通过“竹子”反映出来的吗？
     至于将“格物致知”与“物理”联系，说成是“是儒家专门研究物理的学科”，虽然也可以将“物理”理解为“事物之理”，但也可让从未接触过“阴阳五行”与朝代关系这一内容，而又想了解儒家文化本源的人来说，“格物”也有可能会将他们说的“物理”与“化学”对举。关键是中国人的“物”之“理”是精神领域的，属于形而上学的哲学领域，已经脱离了知识的范畴，进入到“道德”的“致知”，上升到了宗教性的意识形态。所以，在没有弄清楚的前提下，这样模糊的以“物理”简化，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这里，我也顺便介绍两个朱熹“格”天下万物之“物”的故事。例如，对地壳运动，看看朱熹“格物”格出什么？


     故事一：

      一次，南宋大儒朱熹对他的学生们说：天地、日月、宇宙，大道同一，这个大道到人的心里，就是个‘仁’；所以通过格物致知逐步除去蒙在心上的人欲，‘仁’就是良知自然会显露出来。
弟子听了朱熹的话，仍然有些不明白，见案头上有一方新砚台，就请先生以砚台为例，做一次格物致知的示范。
     朱熹笑着说：“好，就来格这个砚台。”他拿起砚台反转过来叫弟子看：只见磨得镜面一样平的砚台底上有一个大螺壳印子。
     弟子奇怪地问：“这样大的螺，一定是生活在海里的，怎么钻进石头里去了呢？”
     朱熹道：“这就是了。砚石是从山上采来的，说明这山千万年前曾经是海底。这螺儿活着的时候，钻在海底的泥土里；海底上升变成山，泥土干硬变成石头，这螺不就到石头里了吗？到此我们格物的功夫算是完成了，然后来致知：既然山、海那样看起来永恒的巨物，都可以互相变化；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能变的？所以，《诗经》里说‘天命无常’。这个无常的天命感动到人的内心，就使人常处忧患，兢兢业业，小心翼翼，认真对待周围的一切，这就悟出了个‘敬’字，进入了良知‘仁’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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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二：

     朱熹年老时，散步到一所学校。当时正是秋天，当他看到梧桐黄叶随风飘落，不禁感慨万千，想到自己头发已经白了，自言自语地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啊！”
     这时，他忽然看见一群青少年离室在外打闹戏耍，他深深感到，年轻人不懂得珍惜时间，只有过来人才知道时间宝贵，特别是白发苍苍的人更有惜时如金之感，于是诗兴油然而生，低头思索片刻吟道：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绿，阶前梧叶已秋声。
  
      中国的格物致知之学，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具有内在超越性、升华性，且与宗教能完美地结合。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梁先生认为，人类文明因三大问题而有三个阶段：1，人与物的问题；2，人与人的问题；3，人与自己的问题。按照正常的身心变化关系，人类的文明重心应当从1到2再到3，就如西方文化一般，自然而然地进步。但是到了中国却偏偏不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圣在第一阶段就提前直接揭示出了人的理性，所以说中国文化早熟，就像一个婴儿的身体却有着成年人的思维成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