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浪漫型、情感型个性

笑蜀 · 发表于 2008-3-29 02:10:20

梁启超个性，基本上属于浪漫型（the Romantic）、情感型。　　鲜明的外向、热情洋溢，具有强烈的浪漫气质。他的特点就是情绪化、兴趣化、理想化。他受到崇高、深切的情绪性经验的吸引，表达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在任何领域，他的生命反映出对重要意义的追求。他很容易陷入自己的情绪，却能表现出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梁启超的个性具有活跃、年轻的魅力，充满旺盛的创造力。个性机智、多变、随和、无成见、但不能持之以恒。善变，是梁启超与生俱来的特质。
　　梁启超的气质很明显地属于多血型。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逐多失败”。
　　梁启超兼有政治家和学者两重身份，他的一生以1917年底辞去民国财政总长职务为分界，划分为政治界与学术界两段生涯。尽管作为政党领袖与大学教授需要面对不同的群体对象，梁启超却能够始终如一的襟怀坦白、以诚感人。无论写文章、作讲演，梁启超富于感情的个性总是给人们留下鲜明的印象。
　　本人形象
　　郑振铎对梁启超的描述：“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跟着时间走的壮汉”（《梁任公先生》）。
　　1943年1月，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做了如下的评价：“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 —— 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有人评论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无不发生绵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锐，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数，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梁启超的情感个性特点
（一）新—— 新颖、新奇、新创、新潮；
（二）敏—— 敏锐、敏捷、敏感；
（三）变—— 应变、善变、多变；
（四）趣—— 趣味、兴趣、志趣；
（五）广—— 务广而荒、疏而不精。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新—— 新颖、新奇、新创、新潮
　　1901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写下《自励》诗二首，满怀“著论求为百世师”、“十年以后当思我”的自信、乐观与远见。20世纪初年问世的《少年中国说》一文更是豪情满怀，给“老大古国”“东亚病夫”注入了“少年”的新鲜朝气。开篇一连串比喻：“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白兰地）酒；……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新颖新奇，倾倒人心。而这篇著名文章对未来中国的理想描述，带有“新人”梁启超意气风发的个人印记。
　　梁启超整个生命处在不断创新的流程中，一生离不开新学、新人、新事、新文化、新知识。如就见解新颖而言，梁启超不愧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但若以学养深厚而论，梁启超则略逊一筹。
　　梁启超去世后，吴宓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
　　（二）敏—— 敏锐、敏捷、敏感
　　无论是从政还是治学，梁启超的特异处是感应敏锐、敏捷，并能“发皇于外”。
　　梁启超的政治敏感、对于时代潮流的敏锐性，令人惊叹。维新运动使梁启超声名鹊起，康、梁并称，与其师平分秋色。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政见与新起的革命派对立；但他敏锐地批判封建皇朝专制制度，敏锐地研究和传播西方宪政学说，敏锐地实践政党政治，不愧为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几经政坛沉浮，梁启超最终退出政界，专心学术；而在学术思想上的敏锐性，尤其突出。
　　梁启超经常“开风气之先”。当年胡适为清华学校策划兴办国学研究院，主张采取英国的导师制度，校方遂请胡适本人出任导师，谁知这位留洋的博士却自认才疏学浅，声称当今之中国非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诸公不足以担此重任。结果敏锐的梁启超欣然赴任，章太炎却因不愿与“保皇党”共事而拒接聘书。
　　梁启超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
　　（三）变—— 应变、善变、多变
　　梁启超以善变、多变而闻名。
　　说梁启超“多变”，一般是指政见。虽因言论不断变易而受到“反复无常”的责难，但处于急剧转化的过渡时代，梁启超之“善变、多变”使得他总是走在社会改革的前列，没有落伍。
　　梁启超的“善变、多变”，表现在他逐步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孔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梁启超开始转变思想。
　　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梁启超的政治观点变化，最著称者莫过于从“保皇”到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檄文，坚决反对帝制。1916年元旦，袁世凯登基称皇帝。在梁启超的策动和他的学生蔡锷讨袁的影响下，各省纷纷竖旗倒袁，最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暴死。这时的梁启超，已认清新时代的潮流：中国不可能再搞“家天下”，不可能再有皇帝。“大抵专制政体，最足以锢人民之良知良能。”康有为帮助张勋为宣统皇帝（溥仪）复辟，而梁启超宣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毅然加入讨伐张勋、康有为的大军。
　　又如：梁启超对于科学的态度，常被归入“玄学派”，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有过激烈的看法，把科学视为祸乱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讲《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揭露“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今日重温这个观点,不能不佩服梁启超对于中国社会观察之深刻。梁启超“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科学精神)，再放异彩！”他这时已变为科学主义者了。
　　作为新型知识分子,梁启超没有封建士大夫“从一而终”的烙印，他的思想观点与时俱进，这种改变,于国于民均为有利；不是坏事，而是大好事，应该赞扬。
　　（四）趣—— 趣味、兴趣、志趣
　　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一开头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他又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 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扩充到四十八小时，不够我享用。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
　　梁启超后来认识到：“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透劝皆如击空也。”于是对于政界不再感兴趣，而他的志趣专向学界。
　　梁启超对学问最有趣味。他自述：“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五）广—— 务广而荒、疏而不精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完稿于1920年）一书中，对于自己，也客观地坦诚自责，加以评说：“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梁启超的特长，就是以惊人的记忆力、敏锐的理解力，能够详尽占有资料并且从中迅速地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井井有条、条条有理。但他的缺陷随之而生，就是不够深刻、难以发掘深层的本质；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相比，梁启超“深入”不足，而“浅出”有余。
梁启超习惯了写报纸文章，“笔底常带感情”，一味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梁启超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集中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學者風采] 梁启超的浪漫型、情感型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