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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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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3 16:11: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llg6688 于 2019-5-23 16:17 编辑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三)

                  ——论《周易·离卦》、“鸡鸣歌”、秦腔与“皮黄”的命名及源流




      四、《周易·离卦》方位之“南”的宗教性朝拜与“南”为“阳”,“北”为“阴”的政治概念以及“皮黄腔”各自的政治地位

     “南”方为“傧鬼神,考制度”的“礼”,是基于南方的五行为“火”,火主光明,故《说卦》载:“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者,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而这种取于《离卦》的“天下向明而治”,就是当今我们所说的以德治国之“光明政治”、“清明天下 ”、“朗朗乾坤”等辞的本源,与之对应的则是反义词:“黑暗统治”。
    在封建传统中,有“君为阳,臣为阴”的阴阳等级区别。而这种等级区别是以面部的朝向为标准区分的。国君坐北(而脸面)朝南,称为朝阳之“阳位”、“君位”,而大臣站在南面,背朝南而脸面朝北,称为朝阴的“阴位”、“臣位”,这就是“君为阳,臣为阴”。这种阴阳等级之分,它是从《周易·离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和儒家“以德治国”方略产生的,也是形成“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宗教性朝拜的原因。
    这种以背北面南为“阳位”之尊,以背南面北为“阴位”之卑的宗教性定制,在清朝时和清朝之前,是属于民俗性的约定俗成之等级常识,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方位性礼节常识与家教。这种常识可能在从小学习认识前后左右、东南西北知识时,就已经传授。如若不教或不知,出现错误,就意味着有要造反的死罪,甚至有诛连九族的砍头之祸。

    据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辜鸿铭和日本桑原骘藏等在清朝时合作撰写的《中国人的性格密码》36)(上)一书中载:“一位中国新娘去拜访一位外国夫人时,正是按照这个(传统宗教等级)原则的。行礼时,她背朝着夫人,女主人感到非常生气。事后经过询问才知道,新娘按照规则应该向北行礼,因为那是皇上所在的方位,她(指中国新娘)并没有在意(外国)女主人是站在屋子的南面。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既然外国夫人不清楚自己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新娘也就不在意女主人会怎么想了,反正她知道应该向什么方向行礼就够了!”所以,中国新娘就背朝着外国夫人用“腚”行礼,让这位外国夫人感到非常尴尬和生气,事后才知道这是自己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站错了位置,这位外国夫人本应该站到北面而朝南的“阳位”,来接受站在南面而面向北的中国新娘“行礼”,但这位外国夫人却根本不了解中国的这一带有宗教性的传统礼节。猜想当时的情形,这位中国新娘一定是没有变通的办法,绕道到背南面北的方位去向外国夫人行礼,且中国尊重“皇帝之向阳的方位”规矩又绝对不可违背,否则便有“犯上”或“造反,犯死罪”之嫌,迫于无奈,所以她只好无视主人,背对着这位外国夫人行礼了。
    无独有偶,在《明朝那些事》37)中,讲说了文天祥坚守“道义”,英勇就义前,他问观刑的群众:南是哪个方向,在得知后,恭敬地面向南方跪拜的事迹,该文载:
    “此时的文天祥已经在元的监狱里待了很久,他是在南宋最危急的时刻起兵的,组织义兵抗元,战败后被俘。这样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正是元朝统治者们理想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支持着他去做这样一件根本没有可能达成的事呢?
    于是,从投降的宋朝丞相到皇帝,再到元朝的丞相、皇帝,个个都来劝降,但他们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绝不投降。在一次又一次的交锋中,蒙古贵族们认识到,这个人心中有一样东西在支持着他。这样东西叫做道义。道义是个什么玩意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蒙古贵族们还是把握住了一点,那就是只要降伏了这个人,就能树立一个典型,道义是可以被打败的。于是他们换着法子折磨文天祥,从舒适的暖房到臭气熏天的黑牢,从软到硬,无所不用。但文天祥软硬不吃。文天祥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写下了千古名篇——《正气歌》。其中有两句话,是他内心的写照:
     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一个人的气节和尊严,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体现出来的。蒙古贵族们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忽必烈出场。忽必烈是一个接受过长时间汉化教育的人,他深知,杀掉文天祥很简单,但要征服他心中的信念是困难的。他以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文天祥说,你是真正的人才,留在我这里做个宰相吧。文天祥拒绝了他。忽必烈反复劝说,都没有效果,他实在无法了,只好对文天祥说:你想干什么,自己说吧。文天祥昂头说道:只求一死!好好地活着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死呢,那个道义就那么重要?他佩服这个人,但也不理解他。成全了你吧。
1283年,文天祥被押往大都(今北京)的刑场,他到达刑场时,周围围着无数百姓,他们将看着这个英勇不屈的人被处死。
    文天祥提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问题,南是哪个方向,立刻有百姓指给了他。他向南方跪拜行礼,然后坐下,从容不迫地对行刑的人说:我的事结束了。
    这一天,文天祥是真正的胜利者。他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告诉了所有的人,在这场以个人对抗整个国家机器的战争中,他才是不折不扣的胜利者。他至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元朝的统治者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其实答案就藏在文天祥的衣带中,这也是他的遗书。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此诚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
    文天祥的行为告诉了所有的人,肉体可以被征服,但道义是不会被征服的。这种道义,不但属于每一个人,也属于他们的国家、民族。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现在的问题是,清朝的妇女是面朝“北方”敬拜的,而文天祥英勇就义前则是面向“南方”跪拜的,这敬拜的朝向一南一北,“道”之所在的本质在哪里?道义与信仰是如何体现的?答:这就是阴阳知识和南、北的政治地位在中国人心中构成的宗教性文化:
    国君坐北面朝南,是处阳位之尊;大臣庶民背南面朝北,是处阴位之卑。可见,“面”的朝向是决定阴阳的标准,说明的问题是:清朝的妇女是已经向清朝臣服的心理,承认了清朝的君主之位,故面向北方拜君称民行礼;文天祥不承认元朝的统治,不接受元朝的国君,故不会面向北方称臣,行君臣之礼,而要向南方跪拜行礼。如果文天祥面向北方去行礼,他就不会死了,因为面向北方,就是站在阴的臣位向阳的君位行礼,而阳位是属于“国君”的位置,这就表示他已经向元朝皇帝俯首称臣了,叫“北面称臣”,投降了,他还会死吗?!这南北之朝向,对中国人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信仰大事!
    可见,“南”之方位是代表“道”的,方向、方位也是中国人代表道义和信仰的宗教性认知行为。对文天祥而言,临刑之前,弄清了南北的方位后,他是面向南还是北跪拜行礼,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也是道义和信念的立场之大事,还是事关民族气节的明确态度之大事,其本质就是以方向性的“道”为宗教性信仰理念形成的分野。而这种宗教性的信仰理念,就是从儒家的“火道”和崇拜“阳”的《南风》之“乐教”中产生的。

    根据现有的资料,结合儒家的“格物致知”之“物”为“太阳”,而称“太阳”之“道”的代名词就是“南”,现列举如下:
    《乐记.乐施》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意思是:当初,舜帝制作五弦琴,用来为歌唱《南风》而伴奏。上行下效,就是风俗。这是中国最早的精神“指南针”记载,指南针古人称为“施南”,舜的行为就是精神上的“施南”。(但也有疑问:舜时代的《易》应该是“先天八卦”,那时的方位与调整了方位的《周易》之方位是不同的,故舜所说的“南风”与西周时期的“南风”是否指同一方位呢?这个问题就是现代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对历史记载诘难的地方。但《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将三千多篇删减为三百多篇这个“南”的方位应该是统一的。但问题又来了,对孔子编订《诗经》这种说法也怀疑反正是疑问没完没了这且先存疑于此,以等待后论。)
     在《卫灵公》中,记载有孔子夸赞舜时说:“恭己正南面而已”。38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帝王的座位面向南,故称居帝位为“南面”。意思是:恭敬端正地坐在面向着南方的王位上。自然的南面”形而上学的意思是面向着光明之道治理国家。
    周代有《诗经》之“南风”,列于十五国风之首
    孔子曾对伯鱼说:“你研习过《周南》和《召南》吗?人如果不研习《周南》和《召南》,那就如同脸对着墙壁站着呢!”说明《南风》对周代的“礼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39)
    在《说卦》中载:“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者。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是说“离”卦就是太阳的光明,有太阳的光明便能看清楚,万物也能互相看见,“离”就是南方的卦象,也是属于南方区位的形体,圣人(天子)向着“南”这个方位之后视察普天之下,朝着光明、睿智的方向整理天下,所以,将这个方向与人文有关联的相关事物,通过形而上学全部选择。其中,政治只是组成部分之一,故此载“光明政治”清明天下的来源。
    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记载说:“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故主人南面,以阳为位。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40)意思是说,天下的尊卑地位,都是根据“阳”的坐标来确定序位的。所以,主掌人面向南方,是“阳”所确定下来的。天上)地下)之位置的确定和阳贵上而阴贵下,是上天在自然中所决定的制度与规律,也是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所当遵循的天意。
    《呻吟语》载:“以莫大之权,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此语是说明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力)”更尊更重,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与道德得失,便成为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而所谓的“道”之标准,就是“南面”,所体现的就是太阳之光明显现的形而上学的全部人文事物与行为。
    在《国语》中,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则说:“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 品德高的人做臣子,面献礼,效忠君主,没有二心。41)
     儒家和法家,都是“人臣”,为什么儒家要说“斯道之南面”,而法家则说北面委质呢?由上载可见,“南”与“北”是”的“隐语”,是儒家和道家的代言人——法家的执政代名词,同时,也是政治方向之“道”的代名词。
    “南风”、“南面”从表面上看,是方向之“风”或方向之“治”。而方向与方位在中国传统与本土文化人类学的框架格式中,“南”是与“火”、“太阳”光明和乐音“徵”、“礼”在一个公式体系中的。例如,建筑中房屋的朝向是“坐北朝南”,就是“背阴面阳”的采光之最佳朝向。所以,向南就是向阳“南面”,反映的向阳”、“南面”在政治上象征的是形而上学的“光明之道”光明政治,光明的政治之道就是“太阳之道”,太阳之道就是“火”道,而“火道”和“太阳之道”是属于南方的“楚文化之道”,五音之“徵”与“礼”和方位在“南”与周代的崇拜“火”为定位,并将这些因素綑绑在一起,以符合周公所说的“礼”是“傧鬼神,考制度”的结果,说明这一切也就在周代兴盛、崇拜的儒家之道。周代儒家以“南风”之“乐教”教化、濡化人性的“格物致知”,以达到“致良知”的方略。这种教化就叫“修道”之“教”,故叫“乐教”。而周易·离卦》所说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则是“向阳而治”,是“光明政治”之说的渊源。同时,“方位”代“政”之说也是“道”的代称和变相说法。在北京的故宫中有“正大光明殿”,有“午门”、“正阳门”,这也是与太阳的“格物致知”有关的建筑命名现象。而法家韩非子说的“北面委质,无有二心”,则无疑是以“水”为“道”的“法治”之说的代称。
   此论以如下记载为证:
    据《史记•乐记》载:夏代的舜用五弦之琴弹唱《南风》之歌乐,而天下大治;而在商纣王的朝代却是唱的北方的鄙陋音乐,从而导致了他的死亡和国家的灭亡。夏代舜的治国之道何以能够弘大?商纣王的治国之道何以会狭隘?这是因为南方的《南风》之音乐代表的是向上(注:“火”的特性即“火炎向上”)生长的音乐,舜就爱好这种音乐,这种音乐与天地志同道合,得到万国的欢爱与支持,所以天下大治;而商纣王爱好的音乐不合时宜,北,就是“败北”,是鄙陋的音乐,商纣王却爱好他,纣王的爱好与万国之众所想的不同心,诸侯都不愿意依附,老百姓不愿意亲近,天下都背叛他,所以商纣王的朝代会有身死国亡的下场。42)
    这个记载说明,从儒家“祖述尧舜”的“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到肯定《南风》是生长之音,“北风”是败北之音,便已经为儒家之“道”的方向作出了决策,并成为“乐教”的肇始,“以德治国”的举措根基。
在孔子的《中庸•明道》中,也有关于评价“南”、“北”强弱的记载: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称得上强,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的强呢?还是北方的强呢?或者是你自己认为的强呢?教育人宽缓柔和,对不讲道义的人不加报复,这是南方人的强,君子就持守这种强。以刀枪为枕,以铠甲为席为卧,驰骋战场死而无悔,这是北方人的强,强悍勇武的人就持守这种强。所以君子与人和平共处而又不丧失自己的原则立场,这才是君子的强啊!君子恪守中庸之道而无偏无倚,这才是真正的强啊!国家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安,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道德节操,这才是真正的强啊!43
    这些均说明,儒家在唐虞时代,就以“南”的形式出现了,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道”之表现形式,亦可称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指南针”,并形成了自然崇拜中的形而上学之哲学性宗教。而这种以方位代“道”的宗教现象,并非是始于周代。直至后来,儒家像五谷一样(“儒如五谷”),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一日都不可离开,证明这种中国特色的自然“道”宗教早已经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里。
    其实,“君为阳,臣为阴”通过敬拜朝向反映,这种传统在古代是一种常识性的礼节。封建社会里,男性,特别是官场,每逢提到“圣上”的皇帝,都会双手举起,抱成拳状向北方作揖,以示行君臣之礼。这种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构成的礼节性崇拜和信仰,就是源于《周易·离卦》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和“以德治国”的“礼乐”之“教”,培养的道德行为规范。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军队中每每提到“蒋委员长”,便要马上行立正敬礼之姿态,也是这种传统的变相传承。
    “皮黄腔”的 ”为“北方”之乐,“黄”是“南方”,其中还包括中原之乐。从“礼乐”的角度看,南方为五音之“徵”的宗教性政治地位较北方高,是一目了然的。虽然天子坐在北方,处于阳位,但这个阳位突显的是天子的面是朝着南方的“南面而治”,可见其政治地位的崇高,是南方的“火”和“光明”给予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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