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李宗桂：不再误读董仲舒

质文刚柔

关于董仲舒思想的历史作用，学术界评价分歧很大。在深化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当今，如何看待董仲舒思想，实际上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也涉及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因而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董仲舒作为有汉一代伟大的思想家，秉承了先秦孔孟荀儒家淑世济民的思想传统，以及努力与政治家合作的传统。但是，我们都知道，由于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和孔孟荀思想的某种局限，儒家匡时济世的理想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在全社会得以全面实现，儒学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儒家仅仅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与墨家并列的显学而已。

董仲舒适应西汉中期的历史需求，与汉武帝这样的政治家合作，努力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然后通过制度建设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通过行政系统的中介，把儒家思想落到了实处，使先秦儒家孔孟荀的理想在汉代变成了现实。

董仲舒三次对策汉武帝，其提出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特别是其极具创意的三纲五常一体的思想文化建设构想，以及德主刑辅礼法合用的治国方略，期盼建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的皇帝行为规范，以德化民以正风气以升境界的人文理想，最终实现天经地义的“大一统”理想，都与政治家的治国安邦宏愿相契合，与汉武帝“永惟万世之统”的理念相一致，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取得了空前的成效。这些，都彰显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形成了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合作传统。

诚然，思想家与政治家的政治合作传统，从源头看，并不起于董仲舒，但真正将其落到实处，并且锻铸为后世认可并践行的文化传统的，是董仲舒。

西汉刘向之所以推崇董仲舒为“群儒首”，便是因为董仲舒在“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宋代司马光对董仲舒对策朝廷也高度肯定，认为董仲舒“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汉代礼治鲜明的思想文化特征

从传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看，董仲舒完成了思想统一的历史重任。

其实，董仲舒只是设计了一整套统一思想的方案及其实施路径，真正要落实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现实中，要变成治国安邦的实践方略，还需要政治家的认可和合作。西汉中期思想统一的完成，是依靠思想家董仲舒们和政治家汉武帝们的双方合作才实现的，缺少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成。

正如汉代礼治的形成一样，从高祖立国到文景时期，是礼治孕育阶段；从武帝到昭帝宣帝时期，是礼治确立阶段；东汉章帝时期，是礼治成熟阶段。这几个不同阶段，始终有着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合作，而且并不仅仅是某一个思想家与某一个政治家的偶尔合作，而是思想家群体和政治家群体的长期合作，所以我使用“董仲舒之类的思想家们”和“汉武帝之类的政治家们”的提法，是用复数而不用单数，以彰显实现思想统一大任的艰巨漫长。

据我对汉代礼治形成的研究，这个时期有着鲜明的思想文化特征，即：思想家（们）与政治家（们）合作；皇帝参与讨论并裁决是非；儒学独尊而又有文化包容；礼治的形成和儒学独尊的实现相一致；专制政治日益巩固和完善；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崇古、征圣、宗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分外强烈，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思想基因。

知识分子应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认同的重要标识

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合作问题，曾经长期有人给予激烈的批判。有人批判董仲舒为封建统治卖命，给封建帝王献策，钳制人民的思想。

但也有人认为，董仲舒一生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传统，这就是政治合作的传统。

其实，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特别是思想家们既有政治批判的传统、精神独立的传统，也有政治合作的传统。此外，还有文化保守的传统、文化变革的传统。而政治合作的传统、文化保守的传统以及文化变革的传统要实现，要由思想方案转化为现实社会的力量和具体现实，就必须得到政治家的理解和支持，双方协同，方能完成。

而“董仲舒们”这些汉代思想家和“汉武帝们”这些汉代政治家，他们的合作形成了两汉时期的盛况。因此，我们今天要在同情的理解的基础上，用多元开放的视角看待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合作。既要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合作精神，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多年前，针对学界有人宣称“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孔子”的观点，我曾经提出，如果从系统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的战略理论高度来考虑，我认为与其呼唤当代孔子，不如期盼当代董仲舒。

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地位，应该符合时代要求，与时俱进，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认同的重要标识。

质文刚柔

“不再误读董仲舒”，该还原董仲舒理论的逻辑原真，这是李教授文章陈述的意义所在。历史逻辑的理论原真，存在决定思维，有历史事件发生次序，实践活动的心性文化演变次序，因而有文理思维的理性次序。一句话，承前启后的文化大环境，显然文理思维的历史逻辑原真。从承前的文化大环境去解读董仲舒理论，得知董仲舒传承原始儒学孔孟荀的文化真实，必须要了解两事件：第一事件是秦王朝以法家理论治国，与原始儒学礼法合治圣神治国的性质差异。汉武独尊儒术的阳儒阴法，一方面是汉王朝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有秦王法治的专制烙印。董仲舒不会“给封建帝王献策，钳制人民的思想”，自身却被封建君王“专制”，精神独立是假的，分分钟要看着君王脸色做人。董仲舒不是经历牢狱之灾？领略到“伴君如伴虎的”滋味？另一方面是原始儒学的民为邦本重民生，荀子的儒术诚行得以延流，给汉唐专制生长期打下了经世致用基础的文化文明。明确而言，从原始儒学礼法合治的礼主法辅，进入到儒法合治的专制治国时代，从而决定了君主专制时代的历史走势，即民本与专制之间平衡并存，走向专制压倒民本的理势自然。文理也从君王专制对知识分子的专制淫威，到知识分子“给封建帝王献策，钳制人民的思想”的理论出现，这又是文化专制压倒民本的理势自然。第二事件是汉初治理战后创伤，养民生息时代，经历了黄老无为治国的文景时代。形上无为，酿成形下妄为。形下妄为，必然要改变形上无为的政治局面，矛盾相反的极重必改，出现矛盾相成的有为走势。法家妄为，秦王朝二世短命而亡，文化的历史借鉴；文景无为，酿成社会内外危机的困境重重，逼出汉武有为。除了独尊儒术的有为政治，儒术诚行有为的文政合方式外，还有其他的文政合作方式吗？事实上也是只有这种合作方式。所以，在君主专制制度条件下的独尊儒术，沿续孔儒人民正义的有道伐无道，王朝正常陵替的礼有损益，调衡着民本与专制共存的生态环境，方有汉唐专制生长期的经世致用，走到盛唐辉煌，独尊儒术制度文化基础的儒术诚行。其实，汉唐专制生长期的阳儒阴法，法家妄为与儒学有为并存，道家无为与儒术有为并存，方见证民本与专制并存，方见证有道伐无道的王朝陵替礼有损益。社会存在的文化环境，定性董仲舒的文理性质。明白地说，荀子的儒术诚行，王制理想的“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思想自由的“虚壹而静谓大清明”。董仲舒的儒术诚行是：“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受过牢狱之灾，领略到“伴君如伴虎”滋味的董仲舒，也懂得明哲保身。“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重启神道设教方式。“屈君以伸天”，借天的灾祸征兆，警示君王，这就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荀子正大光明的儒术诚行，与董仲舒明哲保身的儒术诚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昭示董仲舒文理，有心传承孔儒的汉儒文化，实质对孔儒文化的初度异化。为什么张载为什么提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政结合的精粹是：理道定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董仲舒连自身自由都无法保障，何以有“为天地立心”的文理益质礼载道？何以协同独尊儒术，有正大光明的儒术诚行，产生“为生民立命”的君主政治道？不能！对孔儒文化的初度异化，何以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汉后两次大动乱期的历史事件，证实着独尊儒术的走势，也是董仲舒文理的因果定论。在第一次大动乱期，魏晋南北朝的儒道合流时代，对儒道两教的心性困惑，引出外来佛教入世，开始人为因果定论的实相空境，人生幻化的佛理传道，佛道佛三教鼎立的独尊儒术。在第二次大动乱期的五代十国时代，独尊儒术分解为“外则儒术，内则道佛”。儒学复兴，复的是儒学道德的内修位置，治世宋明理学通行的儒门道德内修，乱世通行是道家与世浮沉的无为人生，佛门实相空境的幻化人生。治乱世循环，超时空善性文史的儒道佛文化互补，适应着君主专制环境的儒道佛文化。其中的宋明理学，再不是董仲舒对孔儒的初度异化，明哲保身的儒术诚行，“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的天人感应论。宋明理学抑压荀学，异化《易传》，抛弃了儒术诚行；传承孔孟心性学，中断孔儒发展系统理路，实质深度异化孔儒。视人民正义的有道伐无道为乱臣贼子所为，再不是孟子所说：伐纣是伐“残贼之人”，“非闻弑君也”，而是为昏庸君王遮掩无道：“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不然，是未免于篡弑之罪也”。董仲舒初度异化的文政合作，到宋明理学深度异化的文政合作，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因果事实，给汉儒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定性了。存在决定孔儒异化的因果链路：汉儒董仲舒初度异化到宋明理学深度异化。

质文刚柔

一、“我认为与其呼唤当代孔子，不如期盼当代董仲舒”。对于李教授此说，我不敢苟同。当年的董仲舒，处在“伴君如伴虎”而战战兢兢，被专制抑压，没有知识分子精神独立自由感的董仲舒。理势的自然走势，是知识分子“给封建帝王献策，钳制人民的思想”的宋明理学，能“期盼当代董仲舒”？“呼唤当代孔子”，并不是止步于当年孔子，以《论语》认识的孔子，而是孔儒发展系统理性全程的孔子。孔子从心性效应的因果事实论理文礼政制的形上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政道法治治人，民免而无耻；文理礼治治人心，有耻有格。这是认识法治效应与礼法效应的基础理论。接续有荀子礼法合治礼主法辅的理论补充。荀子言，文理礼治，治理效应是至善者自觉性质的行为规范，“文理繁，情用省”的礼之隆；政道法治治理不善至者的动机性恶，不守礼义规范的违法犯罪。礼法和法治治理伪善与性恶不同性质的人，目标清楚，礼主法辅的礼之隆，大道至简的社会秩序。从荀子文政合作的圣神導治理理论，认识当年的孔子。也不是止步于当年孔孟荀发展系统的理性循序，而是从传统儒学历史逻辑全程的理性成果去认识孔子。船山的“天治者，神以依”，天治者的礼法合治，“势有轻重应乎人”。势有轻重，礼治与法治之间的轻重权衡，都是治理质文的心性人。文化环境造就理在气中，驳杂不一的心性文化人，综合分为三类：中庸理则的君子质文和体用质文，违反中庸理则的两类人，质胜文的心性质野，文胜质的心性文史。显然，“势有轻重应乎人”，应乎是礼主法辅的礼之隆，中庸理则的君子质文和体用质文。礼之隆的社会效应：理有屈伸顺乎天。于天理达人欲的伸物欲，于人欲见天理的屈物欲，屈伸物欲顺乎天。治理文史心性的存理去欲，矫正其理性偏蔽，性即理抑情的情罪路，闇乎大理于滞弱性为情节的功贞情。礼主法辅治理文史心性，提振心性活力功贞情的屈伸物欲顺乎天。治理心性质野，法主礼辅，严明法律条文，遏制质野心性的恶性下滑，循序渐进回复到礼主法辅。“势有轻重应乎人”的中庸质文心性人，效应是理有屈伸以顺乎天，继善成性的文明心性人。所以，船山“天治者，神以依”，应乎人的理势言天，中庸质文心性与继善成性的文明心性人。会通古今义理，“天治者，神以依”，文政合作方式的礼法合治，二千年传统儒学的文化理性，彰显及呼唤当代孔子。是孔孟荀发展系统的孔子，明晰孔儒经典义理；也是从孔子到船山，传统儒学历史逻辑全程文化成果的孔子。古今文化接轨的历史接合点：自然经济时代的传统儒学，走向商品经济现代儒学的当代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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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教授提出两点鲜明见解：一是“我们今天要在同情的理解的基础上，用多元开放的视角看待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合作。既要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合作精神，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二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地位，应该符合时代要求，与时俱进，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认同的重要标识”。我十分赞同李教授的见解，李教授的见解用在对董仲舒的理论传承方面，“而‘董仲舒们’这些汉代思想家和‘汉武帝们’这些汉代政治家，他们的合作形成了两汉时期的盛况”。符合承前的文化事实，却不符合文化启后的文化事实。魏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两场社会大动乱期后，文理道走到宋明理学的定理内修，儒道佛超时空纯善文史的治世道德，乱世道佛；政治道走到忠君报国效应的汉夷王朝陵替，落后文化民族统治者执政的阳法阴儒。文政的专制衰落路与衰亡路，异变始点是初度异化的汉儒董仲舒。传承董仲舒，与现代新儒学传承宋明理学的错误一样：传承错位。按照李教师所说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合作。既要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合作精神”，我把思想家与政治家合作的理想典范，放在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和船山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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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入君主专制时代，对孔儒经典的文化异化，从董仲舒的汉儒初度异化，独尊儒术的儒术诚行，汉唐专制生长期的经世致用，走到宋明理学的深度异化。宋后专制衰落期，发生汉夷王朝的两度陵替。当落后文化的满清统治者执政的明清之际，出现一场空前的文化思潮：理性实学与心性启蒙。终然瞬间消逝于满清文化逆转，荒芜了船山学及启蒙理论。然而，理性实学与心性启蒙的文化理论，恰恰见证李教授所说：“批判精神也要有合作精神，二者相得益彰”。所说的批判精神，正视汉唐专制生长期到宋后专制衰落期的历史实在，正视汉夷王朝的两度陵替，满清专制文化逆转发生的中华文化危机，过后被外强侵略弄到民族危难国破家亡的因果事实。了解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认识其文化理论，十分必要。
批判精神的一针见血，对君主世袭专制制度的尖锐批判，帝王一家之私的治不及三代。即使聪明睿智的唐太宗，打下盛唐基础的贞观之治，避离不了治不及三代的厄运。一场安史之乱，贞观之治前功尽弃。开国君王尚有自律而不敢放纵收敛，汉唐的王朝正常陵替，尚可沿用孔子的礼有损益，儒术诚行的民生经济有文化延续。到了宋后衰落期，从开国君王，到灭亡君王，都无法自主而承担“上天承运”的君相责任，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汉夷王朝两度陵替。深究专制衰落的所以然之理，专制世袭制度的一家之私，有无法治理的专制弊痼。一是贪腐天下，再没有“君子喻于义”的官场环境和士大夫的廉洁自律，君子义流向小人利的阶层错位，“仁心大用因乎礼之体”的易简理得消失。人事错位和心性错位，失去官场礼义的心性规范和社会秩序。满口仁义道德，触目惊心是失道礼义廉耻的官场腐败，生生不息和泛滥成灾。二是势尊必蔽的理道定理定位定性，如戴震的一针见血：“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谓之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尊卑定理的道德绑架，“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的天命之谓理。三是因于“伴君如伴虎”的专制抑压，知识分子的无奈心性，被动服从与服务于君王政道的“屈膝忠臣”，而不能“越雷池一步”，还有文化正义感的理道环境？文有法，焉能益质载道？失去益质载道的文有法，必然招致心性乱相失行为规范的礼无法。礼无法，焉有中庸质文的道心与人心，仁义健康与礼义健顺的文化大环境？杨朱私己，墨学利益抱团，流俗质野心性的泛滥成灾，与之抗衡的道佛儒互补，情罪文史的心性环境。批判一家之私的君主世袭专制，批判世袭专制无法治理的三大弊痼，批判精神的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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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若说合作精神的理论方式，其实，传统儒学史，就是文理与政治的合作史，民所共由理道需要形上導的内圣外王之道。《易传》的道器层次理论；荀子礼三本其中的“君师者，治之本”；孟子所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船山精练为圣人有为的文与礼，神理明诚与神参明钦。问题在于，进入君主专制时代后，必要较正文政合作理论的文化性质，当代需要什么性质的文政合作理论？董仲舒汉儒“伴君如伴虎”的诚术诚行，与汉武独尊儒术的合作理论；盛唐过后出现的唐宋变革正负向，负向的宋明理学，适应忠君报国的君主专制时代，汉夷王朝陵替时代的治乱循环，治世道德，乱世道佛的超时空纯善文史。宋明理学弃儒学民本的儒术诚行，道德固化为定理内修的唯心教条，与宋后帝制衰落期和衰变期的文政合作理论。从汉儒董仲舒到宋明理学的文理陈述，都不是当代需要的文政合作理论。唐宋变革正向的文理理论，从张载四言句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必要思究如何结束治乱循环的社会命运，理论精粹是思究理道定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文化问题。文政合作的理论方式，该往这个方向走。面对盛唐过后顺乎物则的天下走势，该要思究如何释放心性活力顺乎物则？如何平衡人天物道体均一的自然之化？“理有屈伸顺乎天”的天人继善，成之者的文化文明，船山道体论昭示的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新矛盾。如何释放心性活力顺乎物则？显然，汉唐独尊儒术的儒术诚行理论方式，该要更新换代。释放心性活力，提振个性自由的民本实学，重民本益民生，必要弱化专制。非唐宋变革负向，靠接法家政道的儒学法家化。而是自然经济时代的民本性质，文政合作的理论方式，靠接商品经济时代的民主性质，文政合作的理论方式。释放心性活力的理道定所，传统儒学的道问学，该要研究船山的道体论，中奏以天理道定所的文化理论。“乘乎气而不逐万物之变，生乎自然而不袭古今擬议之名”。易道文明的象数互生，元亨利贞运程的事物循序渐进，实函斯活的体用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问道。传统儒学的尊德性，该要研究船山人道理欲观，天人诚道与天人诚信道的文明同道。“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问道。释放心性活力顺乎物则，儒学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学问道，深化为船山的道体论和人道理欲观，传承荀子物物道和物欲观的理论创新。汉唐时代有道伐无道的王朝陵替方式，因不适应顺乎物则的天下走势，理势必然要发生质变：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参天地。孔儒经典的通经正经接着说，明以致诚的古今义理会通，与明钦至实的经世治用，成就学问道与思辨道的学思辩证，藏往开来的道问学与尊德性。汉唐时代王朝陵替所沿用的孔子礼有损益，也不适应顺乎物则天下走势的的文政導，为古今义理会通和经世治用，文政合作的理论方式所取代。李教授提出“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合作。既要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合作精神，二者相得益彰”，文政合作典范，不是董仲舒“伴君如伴虎”的儒术诚行，与汉武独尊儒术文政合作的理论方式，而是唐宋变革正向，明以致诚的古今义理会通，与明钦至实于经世治用的文政合作精神和理论方式。释放心性活力顺乎物则的实践证验，道问学学问道的道体论，尊德性学问道的人道理欲观。学问道与思辨道的学思辩证，藏往开来的道问学与尊德性，通经正经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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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看走过的路”，文政合作的理论方式典范，唐宋变革正向，明以致诚的古今义理会通，与明钦至实经世治用，文政合作的理论方式和学术精神。“比较别人的路”，资本主义自由时代走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国经济发展路，从发生经济危机的内外罪恶路，到治理经济危机的福利国家建设。文政合作理论方式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调控，文化哲学与应用性社会科学的共向发展。“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自然经济时代的船山人道理欲观：“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天人诚道与天人诚信道的文明同道。走向商品经济时代的人道理欲观，须有安排的于人欲见天理，礼义明分的国家安排，与仁恕天下理道定所于仁礼忠恕，中庸质文的心性文化环境，哲学理一观会通古今通义的尊德性学问道；须有安排的“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调控须有安排，与实用性社会科学研究兴旺的文政一体，也是哲学理一观会通古今通义的道问学学问道。依然是藏往开来的道问学和尊德性的学问道，通畅哲学抽象科学和应用性社会学科的共向发展。自然经济时代所证验的人道理欲观：天人诚道与天人诚信道的文明同道，到商品经济时代发生质变的人道理欲观：遵循商品经济规律与遵循人道诚信义理一致性原则的文明同道。李教授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地位，应该符合时代要求，与时俱进，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认同的重要标识”。我想，应该指的是“远眺前行的路”，与国家干预经济的文政合作理论方式和学术精神：通畅哲学抽象科学和应用性社会学科的共向发展，藏往开来的道问学和尊德性的学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