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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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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6 22:36: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llg6688 于 2019-7-7 05:49 编辑

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探索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十四)

       ——论《周易·离卦》、“鸡鸣歌”、秦腔与“皮黄”的命名及源流
        

                  九、汉剧是京剧的主要本源


    二黄的本源兴起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潜江、天门、沔阳到襄樊一带,“本于弋腔”(即“阳歌”腔,)如乾隆五十年(1785)吴太初所著《燕兰小普》中记有:名伶时瑶卿“爱歌楚调一番新”。楚伶王湘云擅长《卖饽饽》,唱荆江秧歌、沙湖绵(沔)阳小曲。其中的荆江秧歌、沙湖绵(沔)阳小曲,就是“弋阳腔”的根脉,也是“阳歌”传承的根脉。
    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印的叶调元所著《汉口竹枝词》中对这一融合曾有记载:“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黄,倒板高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汉口向有十余班,今止三部。”上述描写的是叶调元于道光十三年重游汉口时的见闻。说明“皮黄腔”经过“南北曲”的合流,对以前汉剧的绵软唱腔和道白进行了刚健有力的调整,达到了“音须圆亮气须长”要求,符合了南北人均可欣赏的习惯和审美的音乐之中庸和谐。
        清嘉庆、道光年间已有湖北汉调艺人米应先、余三胜、王洪贵、李六等先后赴京,搭春台、和春等徽班,以中州韵湖广音演唱皮簧,出现了“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局面。根据在湖北发现的汉调艺人米应先、余三胜等人的家谱等史料,证明当时北京的徽班,有的就曾以汉调艺人为骨干。米应先(1780-1832)就曾以演《战长沙》中关羽而名誉京师。余三胜(1802-1866),道光初年入京,曾掌管当时享誉京城的“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多年。春台班当时亦以汉调演员为台柱,以汉调皮黄为主要唱腔而蜚声梨园。又可见是以汉调皮黄为主要唱腔,逐渐形成京剧的历程。
       “皮黄腔”的形成,以湖北的汉剧为先导。而汉剧早期称“楚腔”、“楚调”,后又有“汉调”之称,俗称“二黄”,故在武汉称为“汉二黄”,在襄樊称为“襄二黄”,在南阳称为“南阳二黄”,在许昌称为“卫调二黄”。还有“川二黄”等等。在鄂北有“一清二黄三越调”的俗谚,而在鄂东则谓“一清二弹”,亦有称汉剧为“乱弹”或“弹戏”者。
   文献记载中汉剧曾有“湖广调”、“黄调”、“皮簧”等称谓。辛亥革命前称“汉调”,汉剧之称是在民国的时候改的,汉剧早京剧200年,但汉剧与京剧犹面相如一的双胞胎,其典型的区别,我认为只在演唱和伴奏的力度上,汉剧显得柔软,京剧则显得刚健,其它则大同小异。汉剧到京剧的形成,其胎记明显。但京剧在形成的过程中,完成了“东、南、西、北、中”音乐的统一,解决了北曲不谐南耳和南曲不谐北耳的难题。“皮黄腔”举中国历代艺人之力丰满之,成熟之,并经历了历史的传承,“文野”之变,“雅俗”之兼的脱变,最终令京剧成为“国剧”,可谓名符其实。

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第982页。人民音乐出版社2017年第20次印刷。


      
      十、“礼”的本质与欣赏京剧的宗教心态——诚意、正心



    京剧是皮黄腔造就的巅峰性艺术精品,也是中国“乐教”的代表和浓缩精华,她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对“太阳”的形而上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视觉、听觉、心灵道德宗教性洗礼、熏陶的艺术,进而构成综合性立体“礼仪之邦”的“礼乐”宗教,或谓“乐教”,形成周代“以德治国”的体系性伦理文化。
    儒家文化的“以德治国”与法家的“唯法是举”治国方略完全不同,法家是唯独以“刑法”这一种法规性理念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标准,无论做什么,只以“法”为界。由于“法”以“水”为“道德”的来源,而“水”其性属于“阴”,本质为“私”,故以“水”为“道”的法家不承认人有“性本善”的本质。例如当今评价人性:是一半为天使,一半为魔鬼。但法家却奉行儒家中倾向于法治之另一学派荀子的观点,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没有“天命”的善心,只有魔鬼的邪恶,故而只承认人是“性本恶”的,所以对属于“恶”的人必须以严刑峻法进行管理。由于否认人还有善良的一面,故对见义勇为、恻隐之心、做善事者持鄙视态度,认为其做善事是有目的的,叫“其善者伪也”。
    而儒家的“以德治国”是承认人性是有两面性的,既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但不否认人性也存在邪恶的一面,故其治国的方略是“礼乐刑政”并举的。《礼记·乐记》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意思是:礼仪是用来诱导人心的,音乐是用来调和人的情感的,政令是用来统一人的行为的,刑罚是用来防止邪恶行为的。礼仪、音乐、刑罚和政令,它们的最终目的相同,都是用来统一民心,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然而,儒家的礼乐刑政作为“以德治国”之宗教性行为,实际上体现的是“德法并举”,并且偏重于“德”,以“法”辅之。但是,我们如果变换一种角度,其“礼乐刑”三者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皮黄腔”:其中“礼”是德治之太阳文化“道”的来源;“礼乐”是主指儒家的“乐教”——“南风”、“南音”之“徵动心而合正礼”,其五音为“徵”。此为二黄、反二黄的本质在政治上一种说法;“刑”的本源属于北方之五行为“水”,由“水”转变为政治则属于“法”,其五音为“羽”,此为西皮在政治上的另一种表述。这就是“徵羽乐风”的再现,也是“南北曲”的表现,“皮黄腔”的别写。这种统一人们行为的政令,其最终目的相同,都是用来统一民心,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礼乐刑政作为“以德治国”的宗教性行为主要通过“乐教”体现,当这种宗教性的“乐教”从体制上让“公”与“私”的关系受到根本破坏,私欲战胜公心,导致阴阳之道失调,社会混乱,产生道德沦丧时,就叫“礼崩乐坏”。
     中国特色的音乐人类学之“礼乐”既然是宗教性“乐教”,就有相应的宗教要求和心态要求。这个要求就是皮黄腔形成的京剧,要求欣赏者应该具备儒家之“礼”的“公心”、“仁”、“和”之修养与相应有区别处理“义、利”关系的公德心态,要有人性,有恻隐同情之心,这样便可在欣赏京剧时与音乐和剧情产生共鸣,受到儒家道德思想的熏陶。若用社会制度来比喻观看京剧的宗教心理,就是用SHZY“公有制”的理论思想,SHZY道德价值观来观看,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思想观看京剧。因为“礼”的本质就是“公”,儒家与道家、法家、乃至诸子百家的分水岭,就是对“礼”的态度来决定相互关系与学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