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杜维明《为什么现在中国需要心学》,作历史反省的文化深思,思考三个问题: 一、俗语云:淮橘为枳。生长在欧美文化大环境,文化学者阶层的杜维明先生,与中国文化大环境普罗大众,想的问题是否一样?文化大环境不同,理解传统儒学的理论理性,话语沟通及义理逻辑的沟通,会否牛头不对马嘴而无法吻合?中西的文化大环境殊异,根由是承前启后的文化进程不同。人类共性文化的理性实学不同,文化的理性偏蔽也不同。具体而言,资本主义自由时代的文化史,提倡强者竞争,优胜劣汰,即创造了工业革命辉煌的理性实学史,也因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带来人道沦落,出现理性偏蔽史。与传统中国倡导道德理性的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理性实学的仁义行于非仁义的富有日新,与西方强调强者竞争正向的文化性质不同;理性偏蔽的道德固化,带有专制主义的文化性质,与西方竞争负面的人道沦落,带有无政府主义自由化倾向的文化性质不同。近代的中西文化,演绎成两种不同的文化因果路。强者竞争一方,发动世界大战,瓜分势力范围。一句话,是奴役落后的国家民族,侵犯人权的罪恶史。一个恰恰又是被侵略欺凌的国家民族史。打人与被人打,都有承前的文化因果链路。走到全球经济时代,探究人类共性文化,会否因承前的文化基因,文理思维与意识存在之间,出现话语意涵的语言障碍,义理逻辑障碍的文化隔离,弄出夹生饭的文化负面:淮橘为枳。杜维明先生只能自言自语,文化隔离方的文化心性不理不睬。不能益质载道的文理性质,乃脱离实际的灰色理论。 二、为什么会是脱离实际的灰色理论?欧美存在的文化问题,张扬个性自由,有个限定度,过度的自由化,成无政府主义的个性自由负面。所以,受欧美文化熏陶的杜维明先生,对王阳明心学有极大兴趣,希望借用阳明心学,挽救个性自由化的负面倾向。也如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是阳明心学效应?须知,阳明心即理,掀动思想解放潮,不假!阳明过后,在中国的心性解放潮,百姓日用皆道的实学,非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的存理去欲。阳明心即理的思想解放潮,助成日本明治维新的变法成功。变法成功而跟上“世界潮流”,后起之秀而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本性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恐怕与阳明心学意旨不一样吧!换言之,跟上“世界潮流”的日本,会应用阳明心学“精髓”的存天理去人欲?会应用致良知和致良能的知行合一?应用阳明心学会跟上世界潮流?风牛马不相及的格格不入吧!再看中国百姓日用皆道的实学有正负向,正向是实学与启蒙的文化思潮和文化理论,被满清文化逆转终结和荒芜;负向是实惠人生的自扫门前雪,心性下滑成民族劣根性流行的文化大环境。效法日本明治的维新变法,为什么会失败?根源是特定的中国文化大环境。共和政制的革命成功,为什么会出现地方割据的军伐重开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离不开特定的中国文化大环境。文化承前启后的因果链路,该要认真思究。值宋明的理学和心学占主统地位时,弱势的张载疾呼:“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义理精粹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船山清晰明确为理道定所的定位定性,用现代的话语逻辑,文化环境造就文化心性的宜人居住。从荀子对孔孟仁学体系的反本成末,提出以礼义质正仁心、质实仁义,蕴涵言行规范的实证理论。接续有张载、船山提出文化大环境造就文化心性的实证理论。延至今天,依然是现实社会需要认真探究的文化问题。《人民的正义》电视剧的轰动效应,不是延续着张载、船山探究的文化学课题:文化大环境造就文化心性的理道定所。其中,官场贪腐严峻,难道不要探究“为天地立心”,为官员立命的“君子喻于义”问题?势尊必蔽见证的第一把手问题,私蔽大患不是见证着制度的文化环境,造就文化心性的文化学问题。直到现在,社会矛盾指向教育界积弊,为什么中国不能出现自然科学的顶级人才,不能出现引领社会潮流的学术大师?是否该要思考教育界如何成就顶级人才和学术大师的文化大环境,是否该要思考如何成就各行各业人才辈出的文化大环境?研究社会现实的心性文化,依然要思考“为天地立心”,明以致诚的文理礼治;思考“为生民立命”, 明钦至实的政導法治。形上導向的存在理势天,理道定所成然存在音容天的文化大环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还需要赓续思考张载,船山探究的文化理论:理道定所的定位定性。现实的中国文化,依然要探究文化环境造就文化心性的理道定所问题,与西方探究的无政府主义自由化,两种不同现实文化的理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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