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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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探索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十六）
              ——论《周易·离卦》、“鸡鸣歌”、秦腔与“皮黄”的命名及源流                    

                                          下       篇


     十二、关于湖北潜江发现“鸡鸣歌”的题外絮语和历史沿革


   湖北潜江发现古代民间音乐的活化石“鸡鸣歌”，且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的理论体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与中国的国粹“京剧”有如此直接的血缘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全世界都少见的奇迹。“鸡鸣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大到影响“天人合一”，构成帝王的音乐、权力的音乐、政治的音乐、宗教的音乐、普世的音乐、中国人同心同德的音乐，甚至影响到儒家的理论体系，形成中国的“公德”理念与“公有制”之社会制度，成为“乐教”的精典——京剧，成为人类向往光明生存的精神“指南针”，这在世界上可谓绝无仅有！
   为什么在潜江会出现这种影响中国传统数千年的文化？它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
   这应该与潜江的地理位置和在地球上的纬度有直接的关系。据郭静云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北纬32°：亚非古文明起源猜想》一文和其颠覆考古界认知的专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认为“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生地区，皆位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北纬24°-32°之间的地带，而在北纬32°以北的地带，在人类文明早期均属偏僻地区，文化、人口皆不发达。”并得出“亚非古文明的发展脉络，基本是一致的”结论。据该文所举的例证说明：“例如古埃及文明拥有世界最古老、在当时期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即早王国首都阿拜多斯，其纬度是26°11′，而古王国首都孟斐斯的纬度则为29°51′；早期古王国发展的北界，乃是古老的耶利哥城，即纳吐夫（Natufian）麦作文化的发祥地，其北纬度只到31°51′。（影响两河流域文明的）苏美尔文化的起源地埃里都金城，其纬度为30°48′（与潜江的纬度“30°09'至30°35'间”相同），乌尔都城的纬度为30°57′，位于苏美尔偏僻北界的巴比伦，其纬度为32°32′。埃兰国的中央纬度为29°54′，北都苏萨为32°11′。古印度摩亨佐-达罗的纬度为27°19′，北城哈拉帕位于纬度30°38′。而北纬32°以北地区（包括黄河流域）的文明化则较晚。”郭静云教授还说：“依照黄河现在河床位置，其河流发源处的纬度在34°29′，从河源往北流到纬度40°46′，围绕黄土高原后，又南下到34°50′，其后则东流到出海口，纬度在37°46′。古河道的出海口大概在纬度35度左右，都是未进入亚热带湿润气候的地带。”
    地球纬度与早期文明发展规律和考古发现、历史地理、文化遗存及史料记载，湖北潜江可谓是东方的“苏美尔”！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有许多深刻的影响。而“皮黄腔”与京剧的形成，仅是其中的例证之一。
湖北省潜江市位于湖北中南部，东抵仙桃市（原沔阳）；南交监利县；西与江陵、荆门接壤；北临汉水与天门市隔江相望。市境南北长63公里，东西宽50公里。
     最重要的是：湖北潜江位于跨东经112°31'至112°59'，北纬30°09'至30°35'间。其中，潜江在地球上的纬度，属于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生地之最有利地位，与影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的纬度一致。
     郭静云教授继续总结全球早期文明发展规律时说：“若从农作的起源来说，早期文明发生地区与大规模农作技术的发祥地皆相距不远。但黄河流域的环境条件，却恰好不符合大规模农作的形成要素。黄河流域的农产从新石器中期以来即以黍、粟为主，规模却不大，因为黍、粟这种农作物，虽然生长条件的要求较不严苛，却难以发展出大规模耕作。同时，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土质不良，因此不能被视为农作的发祥地。”
     湖北潜江在汉水之滨的南岸，居于长江与黄河之间，考古上属于汉水北岸天门发现的“石家河文化”体系。自从发现楚章华台大型楚国遗址后，还相续发现帅家台新石器时代遗址。2017年2月27日，市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对位于张金经济开发区的林鸟台进行文物考古调查与勘探时，发现了新石器早中期大型聚落址。林鸟台新石器遗址位于张金镇田家湾小区东部台地上，遗址呈南北向不规则的长方形，文化堆积厚约15至50厘米,保存尚好。遗址出土大量陶器物残片，可辨器形有釜、罐、钵、盆、双耳罐等，器表多饰绳纹。此特征与长江中游城背溪文化皂市坟山堡类型极为相似，城背溪文化皂市坟山堡类型为新石器早中期，距今年代为7800至6900年。
汉平原首现新石器早中期大型聚落址（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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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27日，市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对位于张金经济开发区的林鸟台进行文物考古调查与勘探时，发现了新石器早中期大型聚落址。
　　   林鸟台新石器遗址位于张金镇田家湾小区东部台地上，遗址呈南北向不规则的长方形，文化堆积厚约15至50厘米,保存尚好。遗址出土大量陶器物残片，可辨器形有釜、罐、钵、盆、双耳罐等，器表多饰绳纹。此特征与长江中游城背溪文化皂市坟山堡类型极为相似，城背溪文化皂市坟山堡类型为新石器早中期，距今年代为7800至6900年。
图为： 帅家台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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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马亚伦、新闻研修班学员雷丰、通讯员罗正松）昨从潜江市博物馆获悉，历时月余的潜江高石碑镇帅家台遗址1000平方米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已结束。考古取得重大收获：出土了新石器石家河、东周、唐宋、明清等跨越5000余年的历史文化遗存上千件，其中陶片1000余件、器物数十件。
     图为：帅家台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新石器石家河文化陶器残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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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古专家说，这是继潜江龙湾遗址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
　　
     帅家台遗址位于汉水南岸低洼地带，考古人员多次勘查均未发现，直到引江济汉工程开工，施工机械挖到7米深的淤泥时才发现。经初步勘测，该遗址总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是一处四面环水的湖心岛，史上受汉江洪水冲刷淤积和人工堆筑，各时期文化遗存分别被覆盖7米、5米、4米和2米左右（距地表）。其中，石家河文化文物主要以石器和陶器为主，可辨器形有石斧、石杵和陶质杯、碗、盘、豆、罐、屈腹杯、壶形器等；东周文物主要是铜器和陶器；唐宋至明清文物主要有瓷碗等器物。出土器物有石器、铜器、陶器和瓷器，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皿和兵器等，为研究汉水流域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等提供了丰富实物资料。（作者：马亚伦 新闻研修班学员雷丰 罗正松）

      对于楚文化来说，潜江的龙湾遗址已然令考古界惊叹不已，被列为2000年中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认为这个楚文化遗址的发现“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个“深远的影响”还没来得及“产生”，就又来了一个“继潜江龙湾遗址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可谓是“深远影响”叠加“深远影响”，这似乎在印证地理纬度与早期文明发展的规律，这又犹如远古的文化脚步声，一阵一阵地传来；我们又似乎听到中国远古文化的创造者，在向我们发出一阵一阵的呼喊——我们在这里！
     “鸡”最早被人类驯化而成为家禽，可能也出现在“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的“石河文化”这一带。据考古发现，当时，地处荆州竟陵邑平原东北部的京山、天门和正北的钟祥县一带历史都非常悠久。1955年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京山屈家岭，被鉴定为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一处重要的文化代表遗址。在京山县朱家咀遗址中还出土了陶响器20件和大量的陶红小鸡，说明“鸡”已经成为家禽，并是当地祖先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鸡”的“知时鸟”通天功能与“鸣中五音”的特性，以及“一唱众和”的特点，成为潜江人祖先效仿的根源。而那种陶响器则为球形，中空，内装陶丸十五粒以上，摇动时可发出响声。有关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最早的乐器。天门县在1984年文物普查中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东周、汉代 的古文化遗址。又据荆州行署文化局《文化信息》第七十二期载：1987年下半年，北京大学、省、地、县三级博物馆联合发掘了天门县石河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仅在几公里的范围内，就有遗址40多处，皆属屈家岭文化和石河文化。
     由此可见，云梦泽在形成冲击平原竟陵邑之前，周边的人文文化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是长江文化的主要代表。亦可见，潜江的“鸡鸣歌”对“皮黄腔”乃至京剧的形成，应该与人类早期文明的亚非之“苏美尔”对两河古文明影响的发展脉络，基本上亦是一致的。
     1994年4月，在潜江龙湾发现考古界和历史学界寻觅已久，号称“天下第一台”、又名“细腰宫”的章华台楚文化遗址，在潜江被发现，基面积达108平方公里。2000年，该遗址被定为中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据考古证明，湖北潜江人的祖先，早在公元前7800年到公元前4000年，在潜江南部的龙湾遗址、张金、西南部的积玉口、高石碑和东北区域的泽口一带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其中也有遗憾，有历史地理延续记载的“古风国”，后来的古郧国、郧邑，是“舜作五弦琴，歌南风”、钟仪的《南冠楚囚》典故的发生地，但这一遗址至今没有找到。其原因可能是这一南方的繁华重镇临近汉水，由于汉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经常改道，加之每年都有洪水泛滥的推沙涌水，被深深地埋在地下。据帅家台遗址发掘的显示，出土文物距离地表最浅为2米；最深为7米。幸运的是，虽未发现“古风国”的遗址为佐证，但却有历史文献记载，且有章华台遗址为有力的旁证，加之它的传统风貌仍然历历在目，如后来的《楚辞》津津乐道的“阳（扬）歌”、《四面楚歌》唱的“鸡鸣歌”，直至汉剧与皮黄腔的形成，历史的视线和发展的脉络，始终没有离开荆州、襄樊这一带，更有历史文献频见的楚语“兮”、“些”是潜江、天门、仙桃（原沔阳）至今仍然在“口头禅”中使用，尤如北方的“儿化音”耳熟能详。
      有丰富音乐、戏剧文化历史的潜江，也是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中国戏剧家泰斗——曹禺的家乡。家乡的文化基因，可能应该有传承吧。家乡潜江，让临终前的曹禺，满怀念念不忘的深情，他用催人泪下地笔调，写出了《我是潜江人》的绝笔散文。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潜江市历史沿革
　   潜江县古为云梦泽一角，历经长江、夏水、涌水、阳水等多条古河流复合冲积和湖水缓慢沉积而逐渐形成。
潜江在尧舜时代为“三苗”要地，其东北境以早期的郧乡闻名，史称“古风国”（参见上海复旦大学谭骐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一册和《天门县志》。）与“舜作五弦琴，歌南风”记载有关。
    夏商周时代属荆州，西周时临近汉水的郧乡发展为郧国（约公元前639年，郧国尚存），春秋时期，楚国在当时潜江地域的南部（今之张金区黄罗岗）建设楚国都城，这一带便成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王室成员居住的要地。
     楚国在这一带立都后，于约公元前688年在中原的申息（今之河南方城）一带修筑了中国最早的长城——“方城”。据《左传》记载：“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东周列国志》中说：“周惠王二年（公元前674年”，楚王回至方城，夜叩城门。《南阳地区志·方城》说：“楚文王时于方城山（今小顶山）修筑长城，曰‘方城’，以守卫其北境，方城县由此得名。”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关于长城的最早记载。而此记载之时，当时的潜江地域是楚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核心，亦是策划、指挥修筑“方城”，以及方城筑就后的守将派遣、兵力布置、军需补给、城防建设、哨位设置等等，均与在当时潜江的楚国首脑决策有直接关系。
     根据《左传》、《水经注》、《括地志》等史书记载推算，中国的最早长城——楚“方城”，修建于楚人迁入潜江地域，于公元前688年冬伐申之后，公元前679年伐邓以前，大约距今2680多年。从史书记载看，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78年），楚伐申灭邓占领伏牛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后，为防称霸的齐桓公南侵，即在现南阳市北方建筑长城。长城从方城县北起，南至泌阳县再折向西南唐河县，对峙着齐国的方向。后在战争中不断展筑，西边沿南召、嵩县、西峡、内乡、镇平镇，到邓州市罗庄乡土谷山止，绵延起伏三四百公里。如今，在内乡县、西峡县、方城县，还有长城遗迹存在。
     在楚共王初年，即公元前589年，郧国被楚国吞并后，设为“郧邑”，派著名音乐家钟仪到郧邑首任“郧公”（即县长）。据《左传·成公七年》载：“始有郧公钟仪，其后有郧公斗辛。楚灭郧，以其地为县设尹，楚之县尹皆称公。”典故《南冠楚囚》和后演变的《钟仪楚奏》中，钟仪之“不忘旧也”所奏的“南音”就是指当时潜江地域的民歌。
     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本县南部的高岗地和北部的竟陵等邑居平原，公元前535年，楚灵王在南部的高地上修筑了中国园林建筑的鼻祖——章华台。并挖掘中国最早的第一条人工河以为往返于楚都和章华宫之间，我称其为“楚灵王渎”；继后又有伍子胥挖掘的“子胥渎”，将汉水与楚离宫章华台沟通，以为攻入当时潜江之郢都的水上军事用途通道。
      到战国晚期，屈原、宋玉以这里的“阳（扬）阿”（即“鸡鸣歌”，又称“扬（阳）歌”）为“书楚语，作楚声”的根基创作出声震环宇的《楚辞》，在《楚辞》中，提及当时潜江地域的“扬（阳）歌”达四次之多。其中，《楚辞》特色之一的“兮”、“些”至今仍然在这里作日常用语频繁使用，可谓是“口头禅”。
　    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率秦军攻占楚郢都（今江陵西北），东下竟陵，并分别设郡建县，这里成为秦南郢竟陵县辖地。其西南境属郢县，东北境为竟陵县。
　　 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其后在章华台设置了华容县，潜江分属竟陵、华容。三国时，曹操败走华容道，欲到华容县城，即是此地。
　　 三国时，潜江之地辖于吴国，隶属郡县与汉无异。
　　 晋初分江夏郡置竟陵郡，潜江为竟陵郡之竟陵，南郡之江陵二县地。在西晋时，这里被吴国所辖，孙吴时在华容县东南的涌水自然堤上，分割而增设监利县。（见上海复旦大学谭骐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公元550年前后，南朝梁省竟陵，废华容。潜江西南境改属南郡江陵县；西魏分江陵而置华陵县，北周改华陵县为紫陵县，潜江西南境为其所辖。东北境为郢州竟陵郡之竟陵县，竟陵郡治于齐时也由长寿（今钟祥）迁至竟陵；梁末省竟陵县入霄城县，竟陵郡治、县治始移霄城（今天门境），潜江东北境遂属霄城县；北周复改霄城县为竟陵县，改竟陵郡为石城郡，潜江东北境属石城郡之竟陵县。
　　   隋朝时，潜江东北境属荆州沔阳郡竟陵县，西南境属紫陵县。

　　唐初省紫陵入江陵县，潜江西南境属江陵府江陵县，东北境属复州竟陵县。公元857年（唐大中十一年），“以人户输纳不便，置征科巡院于白 伏”（《太平寰宇记》，白 伏在今县西北），隶属于荆南节度使管辖。五代改白 伏为安远镇，为南平国（荆南国）属地。竟陵县名在当时的潜江部分地域延续使用达七百多年后，竟陵县名移名到汉水北岸的今之天门市境内。                            　　
      965年（宋乾德三年），升白 伏巡院为县。因境内有河道分流汉水入长江，取“汉出为潜”意，命名潜江。县治设在安远镇（在今下蚌湖附近），隶属于荆湖北路江陵府。
　　 1276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改江陵府为上路总管府，后又改为中兴路，均领有潜江，上隶于河南江北行中书省。1293年（至元三十年），因水患县治迁至斗堤，即今治所在。
　　 1368年，明朝建立。此前已改中兴路为荆州府，所以明初潜江属湖广布政使司荆州府。1531年（嘉靖十年）升安陆州为承天府，潜江改属之。
     1646年（清顺治三年），改承天府为安陆府；1664年（康熙三年），分湖广为湖北、湖南。潜江属湖北省之湖广的安陆府。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次年，改府为道，以道为省县之间的行政机构，潜江属鄂北道（后改称襄阳道）。1925年废除道制，遂直辖于省。1932年，在省县之间设行政督察区，潜江属第七区（1934年曾属第六区，后还属）。1936年，第七区改称第四区，仍领有潜江（直到1947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于1939年5月至1945年8月盘踞潜江部分地区，设有傀儡政权。潜江县政府被迫辗转于拖船埠、杨李家台、熊口等地；1943年春撤离潜江，设办事处于公安县境，日军投降后还治。
     1930年春至1932年冬，全境皆苏区，是湘鄂西省（原称“联县政府”）的潜江、荆南（后改称荆门）、天潜县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辖地。潜江县苏维埃政府曾驻于拖船埠、潜江城等处，荆南县苏维埃政府驻脉旺嘴。
1942年春至1945年秋，为抗日根据地，是鄂豫边区襄南、襄河两行政公置的荆潜、天潜沔、天京潜县抗日民主政府辖地。荆潜县抗日民主政府驻莫家岭，天潜沔县抗日民主政府一度驻总口陶和岭，天京潜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夏家场。
　　 1947年12月至1949年6月，全县为解放区，是江汉区襄南、鄂中两行政专员公署的江荆潜、天潜沔、天京潜县人民民主政府辖地。江荆潜县人民民主政府驻熊口，天京潜县人民民主政府驻夏家场。
　　  1949年7月撤销边区县，恢复原县名、县域，江荆潜、天潜沔、天京潜县撤销。潜江县人民政府设于熊口，隶属于湖北省荆州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8月，潜江县人民政府移驻城关（今园林办事处）。
　　  1988年5月撤县建市。
　　  1994年10月被列为湖北省直管市。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