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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发现百廿年祭（20200219今日雨水） 吴博君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甲骨文第一发现者王懿荣在这年自杀，他带走了甲骨文发现的真实过程，留下的只是甲骨文发现的传说。据说王懿荣是在这之前的一年才发现甲骨文，并在发现的同时就大量收购甲骨，他去世后，他的好友刘铁云接手了他的部分甲骨，並将其拓印出书，命名曰《铁云藏龟》。其后，相继有孙诒让、林泰辅、罗振玉等，出书立说，将甲骨文传播于世。 （癸卯1903《鐵雲藏龜》刘铁云） （甲辰1903《契文舉例》孙诒让） （己酉1909《龟甲兽骨文字》林泰辅） （庚戌1910《殷商贞卜文字考》罗振玉） （丁巳1917《殷卜辞中见先公先王考》王国维） 后继学者王国维是罗振玉的好友及亲家，王从罗处接触甲骨文，他和罗振玉共同研读甲骨文，並且释读出殷商王系，还著作《殷卜辞中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用甲骨文殷商王系与《殷世家》对照，竟然相合，虽有小错但並无大差。王国维之后的十年，对甲骨文收集、研究和著作的人还有明义士、王襄、叶玉森等人，但都没有大的建树，这是相对于后来的董作宾而言的。 （丁巳1917《殷墟卜辭》明义士） （庚申1920《簠室殷契徵文》王襄） （乙丑1925《鐵雲藏龜拾遺》叶玉森） 董作宾，字彦堂，号平庐，南阳人。董作宾的一生，就是为甲骨文而生的。自董作宾从事甲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著述事业后，甲骨文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自董作宾之后，对甲骨文的研究才真正开始了科学发掘、理论研究、正确分期、精确断代的进程；董作宾对甲骨文的不断认识，也伴随了他的终生。董作宾首创甲骨分期，这是在他破解甲骨贞人之后，可见发现贞人对甲骨文研究的重要。董作宾发现贞人系统比王国维发现殷王系统其意义更为重大，在发现贞人系统的基础上，甲骨分期才有了理论依据。董作宾的第二大发现是“周祭”，虽然“周祭”这个词是由陈梦家提出，但周祭的实际五种祭祀系统是被董作宾发现并表明的。董作宾对甲骨研究的第三个贡献，是他毕生试图建立殷代的历法体系，因为他认识到这是对甲骨精确断代的必由之路。他仿照刘歆的做法，先建立历法体系，然后用甲骨文材料去填充殷代历史记录的空缺。所不同的是，刘歆是用传世的文献记录去填充史前的历史空缺，而董作宾是用地下发掘出的甲骨文记录来填充殷商的历史空缺，但都是以历算为工具对不同的材料进行研究。 董作宾的著作宏富，这里不一一列举，但是董作宾的遗留问题也在他的三大贡献之中。其一，他分期甲骨缺少逻辑支持。分期应在分类的基础之上，而分类应该是对甲骨文记事的归类。董作宾分期以贞人为依据，並用贞人与商王对应，其逻辑上认为贞人只服务固定的商王，这个假设没有证明过程。以事件记录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再分期，才是符合逻辑的做法。其二，他对“周祭”的应用不彻底，其典型是对“正人方”的研究没有相应的周祭支持。其三，董作宾一直认为殷商后期的殷商历法有使用所谓的“中气置闰”（或“无节置闰”），这也影响了后期的学者，如著名的学者常玉芝，并且基本没有学者反对他的这一论断。殷代历法有“中气置闰”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或说是依据不足的，至少面对于殷历中大量出现的“十三月”记录，再说殷历有使用“中气置闰”就没有充分有力的解释和证据。 （1987《商代周祭制度》、1998《殷商历法研究》常玉芝） 在董作宾同期和之后，还有众多的学者从事甲骨文的学习和研究，但都在董作宾的框架之内，略微杰出的学者有郭沫若、陈梦家、胡厚宣三人。郭沫若和陈梦家都是诗人，对甲骨文研究也都是“半路出家”，也都是属于“南方才子”型的人物，且研究范围也都跨越甲骨和青铜两界。郭沫若对甲骨文的主要贡献在古文字方面，陈梦家对甲骨文的贡献在于系统地继承和整理了董作宾的甲骨学框架。郭沫若和陈梦家都比董作宾有“才气”，但是在对甲骨学的研究上，郭、陈二人都不如董作宾全面，至少在对甲骨的考古和对殷历的研究方面更是如此。胡厚宣对甲骨文的主要贡献是主持出版了《甲骨文合集》。对于董作宾的甲骨学框架，贞人、分期、周祭等，后人只是“修修补补”，没有颠覆性的改动。 （癸酉1933《卜辭通纂》《殷契粹编》郭沫若） （1955《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 （《甲骨文合集》胡厚宣主编） 为什么对董作宾的甲骨学框架要提出“颠覆性”的改造？这是因为在他的这个框架内是不能解决这样几个问题：1、对子组、历组、宾组的分期，用贞人项分期，这三组没有交点，所以被分属于不同的“期”，但这三组确实记录着同一个人物“妇好”，故应被分在同一个“期”内，自董作宾之后，这个问题一直在学界争论至今。2、何组、出组的次序（时序）3、周祭的类型架构。而这都要在对“殷历”有理论突破的基础上才能解决。 董作宾框架的核心缺陷是其认为的所谓“中气置闰”，在这个错误的理论下，使得他不能正确解决甲骨的精确定位，而董作宾框架的最终归宿就是要解决甲骨的精确定位，不然的话，对甲骨的分期断代都没有意义。无怪董作宾从抗战开始转移至后方开始，再到移居TW，最后直到他生命结束，在他生命后期的二十多年内，他都不遗余力的致力于殷历的研究，他清楚地意识到，正确的殷历架构才是他的甲骨学框架的最可靠的依据。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董作宾是不能完成他的愿望的，这是因为他当时的工具有限。他在后期的一次题为《谈历》的演讲中提出了“三把尺子”，他说：“一条是‘量日尺’，一条是‘量年尺’，一条是‘量月尺’”，他说：“有这三条尺子拿到手里，对于历法的问题，你一定会明明白白的”。但是他的这三把尺子只有在电脑上才能做出，因为这尺子太长，即使用一毫米表示一天，要表示一千年的长度，他的尺子长度也要365公尺。也只有将甲骨历日数据全摊在尺子上，历日的复杂关系才会被看清楚，也才会对研究做出可能正确的判断。 （1955《谈历》董作宾） 1963年董作宾走了，他的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他没有看到他想象中的“三把尺子”能够展现在他的眼前。能够实现“三把尺子”的电脑（计算机）直到1981年才开始商用化，而那时的IBM8088只能处理文字，还不善于处理图像，其缓存还不足以展开董作宾的“尺子”。直到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IBM386的出现，才可以勉强在CAD上画出董作宾想象中的“三把尺子”，我称其为“历尺”。但是学界并没有人使用电脑作图软件来实现董作宾的“尺子”，而是使用了张培瑜在《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中提供的表格来研究董作宾遗留下的课题，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做法，使用表格没有了使用图像的直观，也埋没了一闪即逝的灵感，这一差别使得研究者失去了得到正解的途径。这些学者们如同放着机床不用而只用榔头的匠人，低效率耗费了学者的毕生精力，最终错失了他们成功的机会。董作宾的伟大，体现在他的思想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所以董作宾是大师；而董作宾之后的学者其思维落后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因为董作宾的思想超过前人也超越后人，所以董作宾是甲骨学界唯一和最后的大师，他在甲骨学界的地位，堪比牛顿在力学界的地位。 （1997《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张培瑜） 从电脑历尺上可以得到如下的经典结果： BC1309“丁卯卜扶五月”（丁卯1243454）《合集》20113 BC1278“辛未卜丁唯好令从伯或伐召”（辛未1254798）《花东》237 BC1279“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酉夕月有食闻八月”（乙酉1254512）《合集》11485 BC1259“癸巳卜献贞旬亡冎王占曰有气其有来娋三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娋自西沚馘告曰土方正于我东啚载二邑贡方亦扫我西啚田……”（癸巳1261720）《菁華1、2》 BC1236“癸酉卜何贞旬亡冎四月”（癸酉1270100）《合补》9992 BC1118“庚午卜行贞王踪祈福亡冎”（庚午1313057）《佚》401 BC1087“癸亥卜黄贞王旬亡祸在九月正人方”（癸亥1324690）《合集》36487 BC1086“甲午王卜貞…余步从侯喜正人方…告于大邑商亡…唯十祀”（甲午1325021）《合集》36482 谨以此祭奠建立甲骨学的人们。 （202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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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26 12:21:17
发表于 2020-2-26 19:1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