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峰：从它簋看西周早期青铜器断代

乾坤客

它簋

从它簋看西周早期青铜器断代
2022年05月19日 10: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义峰

在西周早期青铜器中，学术界对令簋、令方彝的断代存在较大分歧。郭沫若、陈梦家将其断为成王器，唐兰则将其断为昭王器。双方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铭文内容理解的差异以及采用断代方法的区别。长期以来，学界试图找到与二器存在密切联系的标准器，从而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议，但一直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其实，在西周青铜器中一直存在着一件对解决这一争议有着重要意义的器物，只是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足够的重视。这件器物就是它簋。该器仅存盖，盖内铸铭文149字。据其内容，可以比较准确判定它簋的时代。通过铭文中的人物又可以辗转系连到令簋和令方彝，并确定相关器物的时代。这对于解决令簋、令方彝的断代纷争具有重要价值。

　　它簋时代在成王末康王初

　　它簋的断代信息集中在铭文的第一部分，兹将这部分铭文释读如下：

　　它曰：“拜稽首，敢敃（明）卲（昭）告朕吾考令，乃■（稚）沈子作祜于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祜休同公，克成妥（绥）吾考以于显显受令。呜呼！唯考■又念自先王先公，廼妹（昧）克衣（殷），告剌（烈）成工（功）……。”

　　敃，从陈剑所释（《甲骨金文旧释“尤”之字及相关诸字新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7年版），读为“明”。“明昭”为同义连用，彰明之意。■，从“丹”，“隹”声，读为“稚”，意为幼童。沈子，读为《尚书·召诰》中的“冲子”，孔安国传：“童子。”“稚沈”为同义连用，“稚沈子”即童子。“它”对父考自称童子，表达一种想要得到先父庇护佑助的心情。祜，从陈梦家所释（《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下文与“休”连用作“祜休”，为祈福、祈庇佑之意。“成绥”同义连用，安定之意。妹，通“昧”，本义为黎明之时，此处引申为“早”。衣，读为“殷”。《礼记·中庸》“壹戎衣”，《尚书·康诰》作“殪戎殷”。

　　这段铭文是说，“它”尊奉先父之命，在宗祠祭祀周公和同公，向二公祈福。它父生前得到周公和同公的任命，受到二公的顾念和提携，所以在灭商战役中取得了显赫的军功。西周克商共两次，第一次为武王伐纣，第二次为平定武庚叛乱。它簋“妹克衣”，即早克殷，指的是武王伐纣。小臣单觯“王后反克商”，则是指第二次平叛。由此可见，在武王伐纣时，它父为周公和同公的部下，三人均为商末周初之人。周公和同公在灭商时被尊称为公，可见已不年轻。根据《尚书·亳姑》序，周公殁于成王时。而作为生人的同公仅见于周初铜器一次，很有可能也殁于成王时。它父年龄虽较二公年轻，但在克商时已是可以率军攻城野战的年纪，所以有可能会活至康王初年。

　　它簋盖的纹饰主要为斜方格乳钉纹，以连珠纹镶边。斜方格乳钉纹的时代较早，主要见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滕侯簋与它簋的纹饰接近，是第二代滕侯为其父滕公作器。滕公为文王之子错叔秀，按其年龄推算，滕侯簋约作于康王前期左右。因此，结合铭文、纹饰考虑，宜将它簋的时代定在成王末康王初。

　　伯懋父与令簋的断代

　　它簋铭文中的同公为商末及成王时人，此公又见于小臣宅簋，其铭云：“唯五月壬辰，同公在丰，令宅事伯懋父。”则同公与伯懋父同时。伯懋父又见于小臣逑簋、召尊诸器。小臣逑簋云：“徂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征东夷为成王事，伯懋父作为殷八师的主将率部参战，召与小臣逑均为其僚属。召尊云：“唯九月，在炎师。甲午，伯懋父赐召白马、妦黄、发微。”当时九月在炎地的不仅有伯懋父，还有周成王。令簋云：“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夨令尊宜于王姜，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召尊和令簋均载九月在炎之事，为同时同地，可知当时周成王率领众将亲征东夷。但作册令并未在炎地，他在宗周为王姜主持了尊宜的祭礼而受到赏赐。金文中先述王在某地，乃金文之惯例。上述诸器通过人、时间、地点、事件之系连，可证同公、伯懋父、小臣逑、召、作册令在周成王时同朝为官，令簋应为成王器无疑。

　　然而，唐兰却将令簋之“楚”与昭王伐楚相联系，将令簋定为昭王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一观点忽略了令簋与其他铜器的相互制约关系。首先，征伐对象不同，此楚非彼楚。过伯簋云：“过伯从王伐反荆。”■叔簋云：“■叔从王员征楚荆。”逑盘云：“扑伐楚荆。”西周金文称南国之楚为“荆”“楚荆”，从不称“楚伯”。其次，地理方位不同，令簋之“楚伯”在东方。令簋、召尊之“炎”，即郯，其地在今山东境内。小臣逑簋称伯懋父伐东夷“述东隥，伐海湄”，一路向东，沿着泰沂山脉之北麓，直抵海滨。伐南国之楚绝不会去向东方。最后，人物不符。康王及昭王无姜姓王后，王姜为武王后，于史有征。《左传·昭公元年》云：“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此邑姜即王姜。武王早逝，王姜作为武王后自可与同公、伯懋父、作册令等人活跃于成王之世。因此，令簋之“楚伯”与南国之“楚荆”于王世、国名、地理、人物俱不合。郭沫若认为这个“楚伯”即是禽簋所伐之“■”（《“夨令簋”考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应该说很有见地。作册令本人好用异体字，令簋中“敬”“扬”二字即用了异体。

　　令方彝中的“周公”和“明公”

　　作册令与伯懋父、同公俱见于周初，令方彝应是成王器。但史上关于令方彝的断代，却主要分为成王和昭王两说。郭沫若将令方彝断为成王器（《由〈夨彝考释〉论到其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唐兰则以“康宫”为康王庙，将令方彝断为昭王器（《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文考释》，《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陈梦家亦将令方彝的时代定在成王时期（《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比较双方的意见，可以发现，“康宫”在唐兰的断代中占有突出地位，而郭沫若和陈梦家却不以“康宫”作为断代标准。双方在令方彝释读上尽管互有得失，但在断代方法上，却以郭沫若、陈梦家二人为优。现以 “周公”“明公”作为令方彝断代的主要标准，对相关人物和概念予以辨析。

　　第一，周公即周公旦。郭沫若、陈梦家和唐兰均将“周公子明保”连读，将“明保”视为人名，不确。“周公”与“子明保”应断开，周公是册命对象，“子明保”则是成王对周公的敬语，犹《尚书·洛诰》“明保予冲子”。周成王以童子自称，表达了想要得到周公大力辅保的殷切心情。“子明保”语序本为“明保子”，作册令将“子”前置，意在尊王。又如墙盘“于周俾处”，应按“俾处于周”来理解。

　　第二，周公宫乃周公之居所，非周公庙。令方彝铭文云：“丁亥，令夨告于周公宫，公命造同卿事寮。”是周成王命作册令赴周公居处宣读册命，周公为生人，显而易见。郭沫若、陈梦家于此处看出周公实是一个鲜活的人，所以将令方彝定为成王器，取得了极为关键的断代依据。唐兰以周公宫为周公庙，但金文并无史官将周王册命宣告于臣下宗庙之例，不符合册命应于被册命人当面宣读的常识。

　　第三，明公乃周公，是作册令对周公的尊称。铭文先称周公，是作册令代表周王册命周公。后称明公，是作册令以周公僚属的身份尊称周公。郭沫若、陈梦家虽误将“明保”视为“明公”，但却通过“明公”将令方彝与明公簋关联起来，以明公簋所载周初伐东夷之事作为断代的又一重要证据。明公簋记载明公率三族征伐东国，三族即父、子、孙三族。后面立功的鲁侯，显系“明公”之子，“明公”为尊称，这是明公为周公的又一证据。

　　第四，令方彝的“亢”与亢鼎的“亢”为同一人。周公在成周舍“三事令”“四方令”的过程中，得到作册令和亢二人的大力协助。亢与公太保又见于亢鼎，公太保即召公奭。此鼎为分档柱足鼎，参考旅鼎、献侯鼎的形制、年代，宜定亢鼎为成王器。

　　它簋可确定同公的时代，同公与伯懋父、作册令并事成王，则作册令诸器应定在成王世。这也可通过铭文内容及与相关铜器的制约关系得到验证。2019年出土于随州的曾公■编钟，其铭云：“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皇祖建于南土。”皇祖即曾国始祖南公，受封不晚于周成王时。继令方彝后再次证明周成王时代已有康宫，这标志着“康宫说”的根基已经动摇，青铜器断代研究的“康宫”迷雾正在逐步散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