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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转子乔先生:《利簋》“阑”字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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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 16:51: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现在解释《利簋》的文章,大都从于省吾先生之说,读“王在阑师”之“阑”为“管”,谓在郑州。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新世纪以来的新发现和新研究。下面,笔者将汇集诸家的观点,并断以己见。
以下按发表时间排列,为显示方便,统一写作“阑”,但均以原文为准:

1、唐兰:“阑地有太室,应在殷都附近。此时,周王朝在扫荡殷纣军队的残部,武王不会离殷都太远。”(《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文物》1977年第8期)

2、于省吾:阑“应读为管蔡之管。古文无管字, 管为后起的借字。……为管之初文。后世管字通行而古文遂废而不用。……管为管叔所封地,……《括地志》谓在‘郑州管县’。《周书·大匡》和《文政》,在武王克殷以后,均言‘王在管’,可以参证。”(《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

3、张政烺:阑“离商都城不远,在今何处未详。”(《〈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第1期)

4、徐中舒:“其地必去殷都朝歌不远。于氏以阑为管叔之管,以声韵及地望言之,其说可信。”(《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年第6期)

5、黄盛璋:“阑必为离纣都不远的一个重地。……我以为‘阑’即‘洹’,即安阳殷墟,……”(《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年第6期)

6、蔡运章:“我们认为,‘阑师’即偃师。”(《〈阑师〉新解》,《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

(按:于省吾先生的观点信从者众多,除了早期的徐中舒先生之外,对于后来完全采纳于说的文章,本文就不再收录了。)

以上诸说,多数都认为“阑”地距离“殷都”不远,这是由《利簋》“甲子……有商,辛未,王在阑师”的时空关系所决定的。但是“不远”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概念。如果晚商的都城牧邑在今河南省淇县(又称坶、沬、妹、朝歌,不是安阳殷墟),其到郑州的直线距离有110公里左右,这算“远”还是“不远”呢?难说,必须有参照才行。

在给出确切地点的“管(郑州)说”、“洹(安阳)说”和“偃师说”中,于省吾先生的“管(郑州)说”影响最大,信从者众多,几乎成为定论。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据笔者所见,重要的新发现和新研究有以下几个:

7、王震中先生在2004年发表的《商代周初管邑新考》中认为:

“阑邑即管邑,但……商代的管邑和周初作为三监之一管叔封地的管,不在郑州一带,而在商的朝歌以东商代卫地范围内的濮阳一带,……郑州一带……管地的得名……应该是周公平定三监之乱、管叔被杀之后,管叔的后裔迁到这里的缘故。”(《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第478页)。

8、李学勤先生在2005年发表的《试论新发现的坂方鼎和荣仲方鼎》中认为(按:“坂”用现在的通行字代替):

“坂方鼎说‘王宾文武帝乙肜日,自阑{⿰亻⿱冉土}’,事后又说‘王返入阑’,可知这次祭祀不在阑地。据后岗鼎铭,阑有大室,而肜日祀典并未在那里举行,不难推想,帝辛是前往其父宗庙亲行典礼。这便表明,阑这个地方距帝乙宗庙(即周原卜甲的‘文武帝乙宗’)不远,才能于当日之内往返。

阑的相对位置,还能与利簋的记事参照。簋铭云,周武王于甲子日克商,第八日辛未在阑。《逸周书·世俘》载有辛未前后几天的事迹,直到克商第二十一日甲申,还有‘百(伯)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虎贲是武王亲军,受命伐卫,同日告捷,足证武王一直没有离开商都一带。不少学者读‘阑’为管,认为即今郑州,我也曾从其说,现在考虑,恐未必是。”(《文物》2005年第9期)


9、郑杰祥先生在2013年发表的《周初铜器铭文“王在阑师”与“王祀于天室”新探》中,虽然仍从于省吾说,读“阑”为“管”,但与大多数同类说法不同,他认为管地不在今郑州管城区,而在郑州石佛镇一带(《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

王震中先生的观点可以称为“濮阳说”,但此说的重点在于证明“管”在濮阳,若“阑”读为“管”可信,则“阑”地才在濮阳。《坂方鼎》与李学勤先生的解读则提供了“阑”地与帝乙宗庙(也应在殷都即今淇县一带)“能于当日之内往返”的线索。戴文涛女士在2008年发表的《利簋铭文汇释》中,遗漏了王震中、李学勤两位先生的重要观点,并对蔡运章先生的观点做了错误的理解和转述(《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第17卷第1期)。



笔者认为,《坂方鼎》的这个线索非常重要,因此下面就考察一下,以上诸说的地点距离殷都(淇县)能否“于当日之内往返”(当时的路径不详,所以用直线也即最短距离作为参考):

1、蔡运章之“偃师说”:偃师商城遗址距离淇县约160公里。

2、于省吾之“管(郑州)说”:郑州管城区或石佛镇距离淇县约110公里(按:管城区与石佛镇很近,不超过10公里,这里暂不区分)。

3、王震中之“管(濮阳)说”:濮阳(具体地点不详)距离淇县约80公里。


时间就很有限了)。然而商王去祭祀,肯定不会是以这种方式去赶时间,事先应该有所规划。

我们假设商王的队伍里没有徒步者,而是以马车的速度行进,且没有辎重。马车的实际速度受制于很多因素,比如:马的情况、车的构造和质量、路的情况、驾车人的技术、乘车者对颠簸的承受程度以及时间上的实际需要等等,一般为每小时20-40公里(不包括马没有跑的情况)。由于资料匮乏,我们暂时无法推算商代晚期马车的一般速度,但是速度过快,乘坐者(王)肯定会很不舒服,因此我们暂时按每小时20公里计算,相当于传统家用自行车的最快速度,已经比较快了。

可以看出,“偃师说”和“郑州说”是能够排除的,如果考虑到休息和祭祀的时间,“濮阳说”也可以排除。“安阳说”基本上符合条件,但休息和祭祀的时间就很紧张了,再考虑到我们是按直线距离估算,而且是假设队伍里没有徒步者,那么60公里(往返120公里)可以说已经是上限了。就算是现代社会,我们到60公里外的异地去参加典礼之类,往返常常也需要一个白天的时间。


然而,“安阳说”的问题是:首先,商代本有“洹”字,卜辞常见,指洹水即今安阳河。“洹”字从“水”从“亘(xuān)”,“亘”亦声。“亘”象水流回环之形,正与洹水围绕殷墟的情形相似(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1988年1月,第2页);其次,“洹”为水名,虽然有些水名可以转为地名,但具体到“洹”字,未见商周之际以之称呼安阳的例子。因此,“阑”读为“洹”指安阳殷墟还只是可备一说而已。

实际上,笔者认为“阑”地距离殷都(淇县)在40公里以内最为合理。当然前提有三个:

1、《利簋》的“阑”和《坂方鼎》的“阑”为同一地。

2、对《坂方鼎》“阑”地距离帝乙宗庙“能于当日之内往返”的解读是正确的。

3、帝乙宗庙在晚商的都城牧邑(朝歌)即今淇县一带。

对于第1点,虽然可能性很大,但仍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对于第2点,由于“自阑{⿰亻⿱冉土}”和“返入阑”这两个活动均在“乙未”日下,所以可以确定是当日往返。“自”是“从”、“由”的意思,表示是从“阑”地出发去帝乙宗庙举行祭祀,当日返回。如果是在当日之后返回的,则应写出具体是哪天,如《利簋》“甲子……辛未……”、《天亡簋》“乙亥……丁丑……”等对王的活动的记录,都是如此。对于第3点,既然帝乙、帝辛时代的都城均在牧邑(朝歌),则帝乙的宗庙不在这里的可能性不大。

还有必要补充一点:即使没有《坂方鼎》提供的线索,“偃师说”也是可以排除的,因为太远了。正如曹汉刚先生所说,如果辛未日是克商之后的第八天(不算甲子日为第七天),武王是不可能到达偃师的(曹汉刚:《利簋为成王世作器考证》,《中原文物》2014第3期)。可是,曹汉刚先生却认为,如果“王在阑师”的“王”是成王,而辛未日属于成王世,则“偃师说”就可备一说了,而笔者认为“利簋作于成王世”之说不可信,详见拙文:《新见〈玉苟盉〉“穆王”为生称说》(http://www.sohu.com/a/198081804_311846)。



总之,根据《坂方鼎》提供的线索,“阑”地到淇县的直线距离不超过60公里的可能性较大,又以不超过40公里的可能性为最大。“偃师说”、“郑州说”、“濮阳说”因距离远而值得怀疑;“安阳说”虽然可备一说,但是也存在商代本有“洹”字以及当时“洹”字可否指安阳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借鉴王震中先生的思路:“阑”可以读为“管”,但当时的管地并不在郑州,而是在殷都(淇县)东面很近的地方,只是不会远到濮阳。无论如何,《利簋》“阑”地的具体位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017年10月23日 初稿

2017年10月25日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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