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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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胡孚琛
作者简介：
胡孚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原文出处：
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5分类名称：中国哲学史复印期号：1995 年 08 期
关 键 词：
字号：大中小
老子为春秋时人，他著的《道德经》问世，标志着道家学派的形成。道家学派经老聃、关尹、杨朱、列御寇、庄周、稷下黄老学派，迟至《吕氏春秋》、《淮南子》的问世，可以说是道家在学术史上的辉煌时期。在这期间道家诸子虽各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但大致不离道家之旨。特别是汉代开国之初曹参、汉文帝等还有一段以黄老之术治国的实践，更证明道家之学是综合哲学、社会、自然、生命多种领域的大学问，可以穷理，可以经世，可以摄生，可以修道。然而自汉武帝以来儒家学派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士大夫藉诵习孔孟之书为晋身之资，老庄的学说遂被曲解得面目全非。其中歪曲道家学说最甚者，是魏晋时以何晏、王弼为首的那批玄学家。我认为玄学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和道家之旨相背离，陆希声指责：“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于虚无放诞，皆老氏罪人”，是有一定道理的！汉末道教兴起，道家之学溷入道教之中，士大夫中间真正得老庄道家之学真谛的已十分罕见了。尽管魏晋以后性喜老庄的学者甚多，《道德经》和《庄子》的注本也比比皆是，但读得懂的人不多。难怪朱熹说：“庄老二书，注解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义出；只据他臆说”。使人惊奇的是，汉代而后真正继承老庄道家思想的，倒是一些著名的道教学者，其中尤其是唐末五代以来的内丹学家。内丹学不仅是一项开发人体潜能的系统工程，而且有一套行为模式、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仅是因为学界至今还少人研究而对它稍为陌生而已。笔者认为对道家文化还须进一步探索。
一
传统凝聚在千百万年的历史之中，一个民族是无法摆脱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大略分先后两种，一种是有史以来母系氏族公社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经过若干万年积淀下来的老传统；一种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父权家长制逐步形成，特别是周代正式确立的宗法礼教新传统。道家和道教文化继承了母系氏族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传统，儒家文化则继承了周代父权家长制宗法礼教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子百家之学，大多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为核心，连道家也是“君王南面之术”，这在古人本来是很清楚的。
由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中华民族的父权家长制传统有着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参见《民族与文化》第1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实际上，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民族都曾经过氏族部落的原始社会阶段，仅是因为中国的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没有似古希腊民族那样经过充分的社会动荡使氏族解体为城邦民主制，而是利用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早熟为宗法家长制。尽管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新生阶级力量不断更替掌权改变着中国的国体，但宗法家长制政体的国家结构始终没变。马克思早就把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称为“家长制的权力”，在这种政体中，“就象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这种家、国同构的专制政权需要家长制的宗法礼教来维护，儒家文化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毫不足怪了。需要指出，儒家学说经荀子改造为君权政治的工具已有变化，特别是汉代以来皇帝推崇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纲常教条和先秦孔孟的原始儒家学说是有区别的。在君权专制政治的重压下，不仅孔孟儒家学派中的仁学内涵和民本思想萎缩了而且道家、法家等诸子之学也被迫适应“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而变更自己的形态。道家黄老之学自东汉以来逐渐演化为全生养生的黄老术，进而变为有宗教信仰内容的黄老道。道教的形成首先是道家黄老之学的方术化和宗教化，它为了辅助儒教的社会教化功能，将儒家的伦理纲常也融汇进自己的教义之中。法家则演变为帝王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术，它和儒家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宗法政权而施行的“王道”、“霸道”软硬两手。因此，我们说汉代中期以后已没有象老庄那样独立意义的道家学派了，但道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却是举足轻重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三教鼎立的格局，是自南北朝至唐代才确立起来的。所谓儒、道、释三教，皆是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的互补体。儒家文化中仁学是其学术内容，礼教是其伦理信仰，二者时即时离；礼教重祭祀，仁学重社会教化。道家和道教形成有先有后，道家是道教的哲学支柱，道教离不开道家，道家却可脱开道教。佛学和佛教共生而相联，但实际上也是有教有学可以分离为二的。关于当时儒道二教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刘子·九流》云“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夫道以无为化世，儒以六艺济俗；无为以清虚为心，六艺以礼教为训。”“今治世之贤，宜以礼教为先；嘉遁之士，应以无为是务，则操业俱遂，而身名两全也。”这实际上是将道家看作隐士哲学，当作儒家的补充，士大夫则以儒业进取，以道术全身，以儒求官，以道脱俗。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都不能不承认在中国传统的三教九流文化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文化，而且这是在君权专制政治的重压下早已变态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文化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民俗等多种要素，它们相互制约，共同凝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形成中国的传统文化。每个中华民族的子孙血液中都遗传着这种文化传统的因子，谁也没法中途抛弃或一刀切断它。外来的异质文化之树必须借助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的接引才能成活，甚至传统文化还有吸收、融汇、改造异质文化的功能，这也是历史事实。印度的佛教是由道教的神仙方术接引入中国的，随之经过儒家伦理纲常的改造和老、庄玄学的比附，转化为中国佛教。近世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真正的挑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觉察到了维护家长制宗法政治的儒家伦理纲常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病根，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尽管现在看来“五四”运动的个别先觉者倡导“全盘西化”等反传统口号失之过激，但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当时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也很肤浅）真正抓住了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因为离开民主与科学便无法使中国现代化。而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激起千百万中国青年的热情，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得以成功。“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人们又呼唤“民主”和“法治”的口号，“商品经济”和“人权”的观念也逐渐被人们理解。尽管眼下人们对“民主”、“人权”、“法治”的内容还有不同解释，但鉴于“文革”以来不少人生命安全、人格尊严被任意践踏的历史教训，人们是不会拒绝将这些珍贵的文化要素融入自己的民族文明之中的。
二
道家文化的核心是关于“道”的学说。中国古代老子、庄子等哲人“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舍弃宇宙万物的一切具体属性，寻找宇宙的起始点和产生万物的总根源，体悟到宇宙万物之中最本质的共相，这就是“道”。“道”是宇宙的原始本体，它有体有用。作为道体，它是形而上的宇宙万物之本原，呈现“无”和“有”两种状态的统一。它首先是“无”，即宇宙创生之前的虚空状态，称为“天地之始”，具有质朴性和绝对性。然后是“有”，即宇宙创生时含有一片生机的混沌状态，称为“万物之母”，具有潜在性和无限性。作为道用，它是形而下的法则秩序，即宇宙万物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称为“常道”。道化生出时间和空间，物质与精神，运动与静止，具体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体之中，它贯穿古今，囊括万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体现了宇宙的真实结构和内在节律。《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这是道家关于宇宙创生和演化的基本图式。其中一是混沌一气，二是阴阳二性，三是组成宇宙的三大基本要素。气是有生机的连续的基始物，大致相当于现代物理学中“场”的概念，是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体。《庄子》讲“道通为一”（《齐物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这样，气是构成天下万物的基质，又是天下万物相互作用的载体。气在道家和道教文化中应用甚广，含义也有不同。在道教医学和内丹学的人体观中，气大致相当于能量的层次。内丹家又将气分为先天之气和后天之气。后天之气指呼吸之气，先天之气是元气，写作“炁”，指人体生命运动的机能，体现为高度有序的能量流和躯体活力。内丹学认为，在宇宙创生之前，是虚无的道体状态。在宇宙创生之时，先有一气产生，内丹家称之为元始先天一气，或称道气、真一祖气、太乙真气。《参同契》云：“物无阴阳，违天背元。”道家和道教文化将自然界、社会、天下万物都看作阴阳互补的结构，我们称之为“阴阳互补的宇宙统一性原理”。阴阳二极之间也是相互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中介”物，合而为三。中介物称为阳气和阴气之间的冲气，冲气使阴、阳、中三者成为“和”的状态。一般道家著作较强调“一生二”的过程，称“一阴一阳之谓道”，而道教著作则较强调“二生三”的过程，《太平经》以三分法解释世界，内丹学将人体分为形、气、神三个层次，并把精、气、神称为人体的“三宝”，是炼丹的药物。实际上，宇宙确是由三大基本要素组成的，这就是物质、能量、信息。《道德经》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万物创生之前先有气、形、质三要素出现，也称太初、太始、太素。道具体化为万物之性，就是“德”。道应用于治国、用兵、处世、修身、为学、养生诸方面，从而形成道家与道教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
中国儒家文化将超越人间秩序与一切价值的源头统称为“天”；西方文化将人的理性所不能达到的一切价值之源归结为“上帝”。人类文明都不能没有自己理想的超越世界。我们只要认真考察西方的文明史，就会发现正是上帝的观念鼓舞着西方的哲人和科学家（如牛顿等）以自己的理性思维赢得了巨大成就和社会进步。这说明这种一切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是文化体系的支点，它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当现代科学以理性思维的成果终于动摇了西方人的上帝信仰时，尼采惊呼“上帝死亡了”，这说明“天”或“帝”的人格神信仰并不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极限。然而道家与道教文化中的“道”却是“先天地生”、“象帝之先”的，即道在天之前，并能生天生地，又在上帝之先，高于上帝。按照这样的看法，“道”不仅是一切人间秩序和价值观念的超越的理想世界，而且是人类理性思维延伸的极限。道的学说使道家文化具有很大的超越性和包容性，它不仅可以包容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而且可以融汇东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可以说道的学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资源。
三
道家的精华在于参透自然、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以道术秉要知本，故能事少而功多。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性和人本身的超越性，主张以“无为”为体，以“无不为”为用，以一个“忍”字应世，相信“柔弱胜刚强”，以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为本。《道德经》中作为法则秩序的“常道”，可以归纳出若干要点。
1、自然无为。《道德经》云：“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又说“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等等。道的本性是自然，自然中有真、善、美的精华，按事物的自然本性去因势利导地撷取自然之精华，不违背自然规律去强作妄为，称作辅万物之自然，这就是老子为人、处世、治国、论道的总原则，是道家哲学的精要。自然规律就是“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违背自然规律（常道）是没有好结果的，顺应自然规律的“无为”则可无所不为，这就是道家以“无为”求“无不为”的要义。
2、对立转化。老子以虚静的心灵体悟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事物中都存在着矛盾，矛盾的双方会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这种“常道”包含了辩证法的内容。首先，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四十二章），都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道德经》中有很多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概念，如有无、难易、高下、前后、美恶、善不善、寒热、大小、轻重、死生、祸福、治乱等。老子又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五十八章），矛盾对立面的双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次，他又观察到量变可以引起质变的规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六十四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六十三章）。再有，老子还有“否定之否定”的观念，认为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四十章）。老子的哲学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能够掌握对立统一的规律，不过在处理矛盾上尽量避免斗争和激化矛盾，力图消弥矛盾的对抗性，更重视矛盾的统一与和谐。
根据事物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对立面相互否定、转化的规律，老子提出了“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的策略。同时，老子又提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章）；“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三十九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四十四章）；“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三十八章）；“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六十四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九章）等对策，以防止事物走向不利于自己的反面。
3、周行不殆。老子观察日月运行、草木勃生的自然现象，认定事物有循环往复、返本归根的运动规律。他形容道“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十六章），道化生出天、地、人和万物，出现千姿百态的运动，最终都要经过自然的大循环殊途同归，返回虚静的本初状态。人的成长由生到死是一种循环；关于社会的发展，在老子看来，也是一种循环。在宇宙的创生和演化过程中，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的大循环，正是宇宙的大循环保证着自然界的生命运动不止，生生不息。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终究要灭亡，只有“道”是绝对的、永恒的。道教仙学悟透生死，融身大化，以一个“逆”字为修炼要诀，就是模拟时间的反演过程，向虚静的道复归。
4、见素抱朴。《道德经》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二十八章）；“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三十二章）；“镇之以无名之朴”（三十七章）。“素”为未染之丝，“朴”为未雕之材，朴素乃是一种未经人工雕琢和污染的自然状态。道家与道教文化以“返朴归真”为纲，反对人力过分地掠夺自然界和社会道德过分扭曲人的本性。人固然可以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造福，道家的《黄帝阴符经》就有盗取万物为人所用的思想，但人的欲望过高而贪得无厌地掠夺自然界，就必然招致大自然的报复。老庄学派认为人的智谋增加，自然资源的广泛利用，国家机器的强大，社会伦理观念的繁杂，生活享受的丰富，表面看来是社会进步，实际上却是自然之道的沦落。因此，道家倡导“返朴归真”的文化，遏制社会文明的进展造成的异化现象。
5、雌、柔、不争。《道德经》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二十八章）老子以知雄守雌、知荣守辱为倡，是观察到越是低下的地位越蕴藏有巨大的潜力，谦让一步更能激发进取心；反之，争雄和荣耀会导致盈满骄傲，从而播下败亡的种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十五章），这就是守雌不盈的道理。《吕氏春秋·不仁》说：“老聃贵柔”，尚柔守雌是老子哲学继承了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传统的特色。
道家以为人世间的残杀和失败，皆由一个“争”字引起，为争私利遭到惨败而失利，不如与世无争。《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八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七十三章）等等。道家之用如水，水有不争之德，不去争功利，反而能保持功利不失。《道德经》云：“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五十一章）
6、慈而重生。《道德经》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不敢为天下先是不争；俭用于治国为俭朴，用于养生为啬精；慈则爱人，爱人则重生。《道德经》云：“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二十五章）道家以人为域中四大之一，倡导慈爱待人，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不得已用兵作战时反对以杀人为乐。老子由慈心爱人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摄生”、“自爱”、“无遗身殃”等重生观念，以追求“长生久视”。《道德经》在摄生修炼方面有极高的功夫境界，其修炼理论和方法有：“抱一”毋舍、“专气致柔”、“少私寡欲”、“闭门塞兑”、“涤除玄鉴”、“天门开阖”、“归根复命”、含德知和、房中啬精、虚极静笃、虚心实腹等修炼精、气、神的要诀。
道教继承了老子学说，主张“生道合一”，养生就是修道，并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以内丹学去探索生命科学的规律，这是道家学说开放的智慧之花。
7、天道无亲。道家的“常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体现在自然界、社会和人生之中，必然和中国社会儒家讲血缘关系、重个人恩怨的文化传统相矛盾。孔子讲“亲亲，仁也”，仁是建立在“亲亲尚恩”的道德伦理关系上的。而道家的“常道”对万事万物都无所偏爱，只有照自然法则办事的人才会取得好的效果，因此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道家学说否定了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存在，也反对人们以道德观念和感情的因素强加到自然和社会的运动上，认为人事的活动要取法自然界，《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道”作为自然法则是客观的、无意志的，因而也是无私的、公正的。老聃的思想是从母系社会无剥削、无压迫、无私产的原始公社文化升华而成的，因而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
道家学说以养生、修道、治国为一体，养生、立身、处世、治国等皆先从修道开始，要“修之于家”、“修之于乡”、“修之于邦”，直到“修之于天下”，“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五十四章）。道家以自身得道为根基普乃天下，其观察天下亦从“以身观身”开始，修道的目的在于道通为一，“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二十三章）道家心怀天下，其修身、重身、爱身正是将天下视同自身，“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十三章）由此看来，那些视道家为消极避世学说的观点实在是一种偏见。
8、道之境界。《道德经》云：“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二十一章），将“道”作为人一切生命活动的最高原则。《庄子》更进一步将“道”作为一种生命的境界，并将道的境界落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自身的价值追求诸方面去，为道家文化增添了新的智慧。
在作为群体的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上，老子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主张人顺应自然规律进而利用自然，但反对掠夺自然。庄子则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命题，将人和自然看作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一”就是“天人合一”（《山木》：“天与人一也”），这个观点后来成为道教文化特别是内丹学的理论基础。
在作为个体的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上，老子提出了“玄同”的处世原则，要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不陷入复杂的人事矛盾，也要避开亲疏、贵贱等利害关系，从而倡导一种小国寡民的质朴社会。庄子则认为人生在乱世不仅要“安时而处顺”，而且要看破利害得失，哀乐不能入其心，“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逍遥游》）在治国上，老子主张“无事”而治，要求政治上宽松，刑罚上宽容，反对那种使“天下多忌讳”的“察察”之政。庄子则强调无为而治，“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他设想君臣为“德友”的关系，君主“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这就是顺应百姓自然生活，加强社会的公正原则，使人人心情舒畅，国家自然安定。
在个体生命价值的自我完善方面，庄子发展了老子返朴归真的思想，将人回归到自然之中，从而试图摆脱社会关系强加给人性的束缚，努力恢复纯朴自由的自然人性。为此，庄子首先要求人们开发自己的智慧境界，把认识升高到“道”的层次，他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无极之外，复无极也。”（《逍遥游》）在普通人的“小知”看来是非、物我、彼此之间的重大差别，得道者以超越时间（小年）和空间（无极）的“大知”观察则是“道通为一”，没有差别的。有大智慧的人并非不辨是非，而是在道的高层次上泯灭了是非，这种超越是非、物我界限的境界，称作“道枢”。得“道枢”者，能从整个宇宙运动过程中考察世界，抓住道的中心环节，可“以应无穷”（《齐物论》）。人有了“齐是非，等物我”的大智慧，则可从超越一切相对事物的荣辱得失中获得自由，使自己达到“无待”、“逍遥”、“悬解”的境界。人能“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应帝王》），摆脱哀乐烦恼情绪的干扰，取得心灵的定静和精神的自由，使自己的生命和大自然本身的声音及节奏相合，从而体认到道的本体，就等于解除倒悬，得到逍遥的人生。在此基础上，庄子又提出了理想的真人境界：这些真人“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澹然独与神明居”（《天下》），实现了自我人性的解放和内心世界的绝对自由。
为了达到得道的真人境界，庄子亦特别强调生命的修炼功夫。《大宗师》阐述了这种修炼过程，《人间世》中的“心斋”、《在宥》中广成子治身至道等著名修炼法诀，都显示了道家高超的功夫境界。
道教内丹仙学继承了道家诸子全生贵己的思想和修炼要诀，将庄子的真人境界推演为仙人境界。内丹学实际上是一项凝炼常意识（识神），净化潜意识（各种人生欲望及真意），开发元意识（元神）的人体系统学问。元神又称“主人公”，发掘元神就是在人体中寻找真正的“自我”，因此内丹学也是一套开发自我，认识自我，促使元意识人格化的心理程序。仅是由于学术界缺少研究，人们还没有认清它的真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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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文化重新建构的历史任务又摆到了我们民族面前。我们不仅要重视新儒学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而且也要注意重新认识和探索道教文化的意义。
我们对道家、道教的经典著作如《道德经》、《庄子》、《列子》、《文子》、《黄帝四经》、《太平经》、《抱朴子》、《黄帝阴符经》、《周易参同契》、《悟真篇》等应该进行认真的校释和研究，揭示这些著作的真实意义，纠正学界及政界多年来对道家文化的误解和偏见。
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一批科学人文主义的学者如李约瑟、汤川秀澍、卡普拉等注意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以现代科学和哲学汲取道家与道教文化的精华，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应该在中国学术界改变陈旧的经学式的治学方法的思维模式，努力吸收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精华，以促进道家和道教文化的研究。
同时，我们还应努力开发道家与道教文化的精华，在现代化的进程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达到两者的互补。
另外，中国道教医学和内丹学是中国学者数千年来探究宇宙自然法则和人体生命科学的结晶，千余卷丹经是多少代内丹家为揭开人体奥秘终生修炼的切身体会，这无疑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科学遗产。道教中还有大量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古化学、心理学、性科学、养生学的内容，可供我们清理和研究。我们应该从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角度重新认识道教文化。 |
发表于 2023-2-13 09: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