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荆、楚”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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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与荆、楚文化的来龙去脉之我见
                                                   （注：前续《“河南老乡”与“荆楚”文化关系的探索》）
     （一）“荆、楚”的困惑

  楚国是先秦时期的一个重要的诸侯国，然而，在所有的诸侯国中，楚国却是最扑朔迷离的国度，从族源姓氏到来源,到地点都城,从先抑后扬经鼎盛到灭亡,他们的一切都有可探讨的地方。例如楚国的郢都有多少个，具体地点在哪里，都给后世的史学家带来了挠掉头发的难题。楚国文化的扑朔迷离，是导致华夏历史产生许多不解之谜的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先秦史料的稀缺；                                           
  二、是后世史料的鱼目混杂；
  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后世所谓正统对南方和对在南方之楚国的抹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楚人的早期历史，这是考古界和史学界一直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首先是关于族源的问题，楚人与南方的土著荆人混杂在一起，有许多的名称，在卜辞、青铜器铭文、竹简上出现的称谓，就让人目不暇接。例如“荆楚”（《诗经·殷武》）、“楚荆”（西周晚期的逨盘记载昭王与楚的战争为“厮伐楚荆”）、荆、楚、南蛮、楚蛮、荆蛮、荆子、楚子。在郭静云先生著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还有与南方圣贤“商汤”和“商”文明有关的“楚商”和“南商”之分。说明楚人是江汉间的一个民族，他们大多数与荆人杂居，属于江汉流域中一个较强大的外来部族，也可能与族系的分别有关，故有许多的名称。
  关于荆、楚、荆蛮、楚蛮、荆子、楚子之间的关系，由于先秦史料的稀少，所以古代的学者几乎千篇一律的将“荆”归为楚国，认为“荆”就是“楚”或“楚国”。故无论“荆”或“楚”单独出现，还是“荆楚”合称，均是楚国的代称。
   但据现代学者研究，关于楚和荆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楚”就是“荆”,比如杨宽、段渝等人；有学者认为“楚人”其实是“荆人”的一支,后来楚人壮大,就称楚为荆,比如王桐龄、王钟翰等人；有学者认为“荆”、“楚”并没有关系,荆即荆,楚即楚,比如王光镐等人；有学者认为“楚”原名“荆”,后来才改称“楚”,如苏仲湘等人。
可见仅“荆人”、“楚人”而言，认识就比较混乱。这种混乱，来源于对荆、楚的划分，难以作出判断。
  楚人的来源，关系到楚文化的来源与构成元素问题。关于“楚文化”的来源，也存在着多种观点。有土著说。如范文澜《中国通史》、周谷城《中国通史》、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都主张的此说,即认为楚文化源于江汉平原的原始文化,即楚人为江汉平原的土著居民。还有严文明、李玉洁、杨权喜先生都主张的此说,而在江汉地区的湖北郧西县、郧县、长阳县、建始县、大冶市相继发掘出的不同时期的人类生活遗址,以及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等，似乎也给土著说带来了旁证。
  但我认为，初期荆就是荆，楚就是楚。从逻辑上说，楚人是后来的中原外人，而在楚人来到江汉之前，土著的荆人已经在这里通过水稻种植，生存了数千年。如果说荆就是楚，那么楚人是土著人？还是外来的人呢？如果楚人是土著人，为什么又以“楚人”称之呢？如果楚人是外来人，那么是否在楚人来之前，江汉就没有人烟呢？这完全不可能！所以在楚人来到江汉时，已经存在早已有之的荆人。只有荆人才是真正各族土著人的统称。
  我认为后期的楚人因与荆人长期在一起生活，“河南老乡”已经被荆人同化。但这种楚人与荆人同化的现象，最终却是以“楚文化”命名示人的，这也是我对此命名产生歧义的原因。
  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楚文化为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其文化结构，张正明先生在其《楚文化史/第三章：茁长期的楚文化》中说：“楚人所起的作用不止是充当触媒，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心理素质，这对形成楚文化的特性和特色起着决定作用。由此，说得确切一点，成熟型的楚文化，是以萌芽型的楚文化为本源，随着楚国疆域的扩大和民族的增多，在楚国的集权统治者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以华夏文化为主干，以蛮夷文化为助力，在这些文化交流、化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张正明先生认为，楚文化的气魄来源于“抚有蛮夷”，“以属诸夏”，“长期奉行了一条混一夷夏的路线。”（第64页）其中的“以属诸夏”不仅说明荆是荆，楚是楚，而且是“以属诸夏”的“楚”。是楚人同化了“夷夏”？还是“夷夏”同化了楚人？一目了然！
  从开疆拓土、强国富民的角度来说，这是张正明先生非常精准的见解。但从历史的楚人祖先祝融，在南方的职务为司徒，就是宣传南方几千年来形成的水稻种植之“顺阴阳”文明，和通过“鸡鸣歌”产生的精神文明而言，“司徒”祝融所行的是介绍南方经验，执掌教化之职的官员，犹如南方文化的“宣传部长”，南方的文化已经通过司徒祝融的广泛宣传，成为非常成熟的“夏”（即夏水、夏季的南方性太阳道德）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从《周易》的《离卦》就可以得到充分体现。从这一角度来说，以楚人为主导，用“楚文化”代表南方的荆文化，不仅有喧宾夺主之嫌疑，还有抹杀南方几千年水稻种植功绩之嫌。我认为，荆、楚之人各有所长，他们最后是以荆人的文化形态为主导，结合楚人的文化特长，共同构筑的“荆楚文化”，故以“楚文化”命名，存在中原主导论的痕迹，似有不公，也不合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