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楚、后楚与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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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先楚、后楚与考古发现


    既然楚人是中原的外来人，或迁徙族群，他们来到南方的江汉间就有先后，最早的楚人是些什么人呢？
  在商代的卜辞中，就似乎反映出有两支楚人，他们属于“先楚”人:
  1 、《殷契粹编》的“楚”由“从林从木从”构成。卜辞中的“楚”代表的是商王朝在楚田猎；
  2、“妇楚”的“楚”由“从木从”构成，妇楚之“楚”则代表这个楚与商王朝存在着联姻关系。
  从二者的造字不同，和所在的地域与发生的事件不同，大致可以判断为两个“楚”，他们并非是同一支。
  据最早的《国语》记载，楚人的祖先祝融有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史记》和《大戴礼记》也如是说。这就是说，凡是祝融的后人，都是楚人。祝融兄弟有八人，可见楚人家族庞大，并非一支。这二支楚人出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我认为，在祝融的后裔中，最有贡献和宏图大略的楚人，还数当初隐居于当今湖北潜江地域的芈姓楚后人。他们继承了祝融“光融天下”，彰显太阳之光明的仁德，并转换成人文道德之“教”的伟大事业，通过“荆楚”联盟，齐心合力，在对太阳道德的形而上学中，形成以“南”代“道”的儒家文化，并以各种文化渠道，将其发扬光大到顶峰，从而对华夏的传统文化起到了无法估计的影响。
  西周周成王时期的“楚”和“荆”，据卜辞有“楚子来告”，《清华简》也称“楚”，他们属于“后楚”人；而同一时期，又有《荆子鼎》称“荆”，《新蔡简》也有“荆”称记载，有学者认为“荆”就是“楚”。但“荆”就是“楚”吗？既对，又不对！我认为其中另有所指（详见后文）。
  追溯与潜江地域有关的楚人和楚文化来源，通过《史记·楚世家》可以找到一些端倪。又根据屈原的《离骚》之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查找“高阳”为“颛顼高阳”。《史记·楚世家》载：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司马迁说他是黄帝的曾孙）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
  通过上述记载可见，在帝喾时期，有两个称重黎的祝融，他们是兄弟关系。这也说明，先楚人称重黎的祝融有两人属于明确记载。据查，祝融氏兄弟共有八人，但他们并不是居住在一个地方，具体是分散于何地，尝不清楚，只能依靠考古发现提供线索或猜测。
  《山海经》亦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山海经》又有：“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说明祝融是共工的父亲。综合《史记》中的“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乃以庚寅日诛重黎”。如果联系《史记·楚世家》和《山海经》，或可看出些端倪来。如果按照《山海经.海内经》的说法，那就是帝喾时期，祝融的儿子共工“作乱”，帝喾要祝融去平乱杀共工，即要他们父子之间自相残杀！所以“重黎诛之而不尽”就不难理解了。其结果是：帝喾认为祝融平乱不尽心竭力，“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这里有一个兄祝融和弟祝融的分别。从兄祝融来说，可能与弟祝融不是在一个地方。弟祝融吴回可能与良渚文化地域有关。兄祝融在哪里呢？根据江汉流域史前文明的考古发现，可能与淮河中游安徽蚌埠双墩遗址，或从渭河流域迁徙而来的姜寨人有关。先楚人的兄祝融，将淮河中游安徽蚌埠双墩，或者渭河流域的姜寨文化带到江汉，后期的弟祝融将江浙的良渚文化带到了江汉。
  从早期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红陶缸上有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其中“牛角杯形”刻画陶符和描绘“稻草人形”的陶符，表明石家河人盛行“灌褅”，崇祀“帝”礼。而“帝”是人祖至上神。这种祖先崇拜与安徽蚌埠的双墩文化祖先崇拜极为相似。石家河古城内邓家湾社祀中心还出土了陶祖（男性生殖器），说明石家河人有生殖器崇拜现象。在史前文化中，淮河中游安徽蚌埠双墩遗址曾发掘出土了作为鼎足的陶祖，也是典型的生殖崇拜的表现。所以，早期石家河文化与双墩文化之间不仅存在着文化的交流，而且还伴随着人群的迁徙。换言之，早期石家河文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从淮河中游迁徙而来的双墩人。
  晚期石家河文化出现了瓮棺葬成为唯一的墓葬形式，同时存在着玉敛葬现象。石家河文化中的瓮棺葬，特别是底端穿孔是半坡文化姜寨人的一种习俗，瓮棺葬成为唯一的葬式意味着姜寨人曾经主导了晚期石家河文化。石家河玉器深受良渚玉文化的影响，玉敛葬是良渚文化贵族大墓的普遍现象，特别是石钺的出现，具有明确的太湖地区钺文化印记。这又昭示，良渚贵族后来取得了石家河文化的主导权。所有这些现象显示，晚期石家河文化出现过两个主导人群，即北方的姜寨人和南方的良渚贵族，而且是从姜寨人过渡到良渚贵族。
  由此可知，三苗人群中，在江汉一带，主要由本地称荆人的土著、从淮河中游迁徙而来的双墩人、从渭河流域迁徙而来的姜寨人和北上的太湖地区良渚贵族组成，大致是因祝融、重黎、火正的司徒身份来到江汉。除了荆人外，外来的人因祝融的历史渊源关系，故荆人的文化可能存在与先楚人的文化交融因素。由于祝融的来源不同，三苗内部的人群之间，文化视野的差异可能较大。但是，潜江人的祖先——荆人兼收并蓄，他们在文化传统上，如对太阳的俯首顶礼、对“阳”的虔诚膜拜、对祖先的崇敬、信仰等方面都与楚先人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
  如果结合“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记载，分析其中提到的楚人祖先重黎、祝融线索猜测：先楚的重黎、火正、祝融更换可能不止一次，也可能帝喾时代杀的兄祝融是双墩人或姜寨人，帝喾杀了祝融，继后令祝融的弟弟吴回任祝融，这个吴回可能是太湖地区良渚人。他们到江汉间的潜江、天门一带任重黎、火正、祝融或司徒之职官，将淮河中游的双墩人、或渭河流域迁徙而来的姜寨人，以及北上的太湖地区良渚人的部分精英也带到江汉间的潜江、天门一带，同时也将这些地方的文化元素带来，进行了早期的荆楚文化交融、化合。
  由于石家河文化早晚两期担任重黎、火正、祝融或谓“司徒”的领导者更换，导致其渊源不同，从而导致石家河文化早晚两期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换言之，生活在江汉地区的三苗集团内部曾经发生过权力更替，荆人的集团权力从双墩人转移到姜寨人最后转移到良渚贵族手里。
  在这一时期，尧舜禹集团和三苗集团都出现过权力更替。探讨这种权力更替对两大集团之间战争的影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对探索潜江人的祖先之祖先的来龙去脉，也是极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距今4600年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在中原地区，所谓的“龙山文化”取得了主导权；在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取代了屈家岭文化。与古史传说相对应的是，尧或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三苗成为江汉平原的主导人群。
  事实上，中原地区与江汉平原的对抗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尧来自良渚平民，三苗被认为是九黎（炎帝）后裔，屈家岭文化正是良渚平民北上江汉平原后，与荆人共同创造出来的。换言之，在来自良渚平民的尧取得中原地区统治地位之时，江汉地区发生了一次文化领导权的嬗变，良渚平民主导的屈家岭文化消失，以“三苗”为主导的石家河文化走上了历史舞台。这是否意味着尧的势力在南方的失控或者转换？代表“三苗”的新生石河文化，在那个多水患自然灾害、多迁徒、多兼并战争、多生存空间与利益的争夺，甚至出现意识形态、信仰、人格与文化的尊严、方位文化地位同中原所谓“华夏”的相互抗衡与较量。例如所谓“蛮夷滑夏”、“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无论真相是什么，但史载所表现的，就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曾出现过较量的，这也是历史争战可能出现的必然现象。
  重温《史记·楚世家》的载：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司马迁说他是黄帝的曾孙）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
  在上述记载中，与南方、太阳有关，并在《周易·离卦》之“火”、“光明”有关的神灵、祖先，全部在楚先祖中出现，其中有重黎、祝融，并说，重黎就是祝融。因祝融在“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即平乱不力而被杀，启用祝融的弟弟吴回为重黎，承担“火正”之职。
  《史记·楚世家》追溯“吴回”还载：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吴回生了陆终，陆终生有六个儿子，其中的第六个儿子叫“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后来到当时潜江地域的楚人就是季连的后人。楚人在夏的时代曾当过“侯伯”，但在夏“桀之时汤灭之”，被“（商）汤”灭国。被灭国的楚人踪迹是：“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其中以“熊”为姓的“穴熊”，成为追踪楚人的线索。《史记·楚世家》承接上文继续载：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由上记载可见，称重黎的祝融，帝喾的司徒，他大概是帝喾时代最早到荆地的“先楚”，因为司徒是主管南方的官职，其与当时产生“鸡鸣歌”的潜江关系密切，因潜江地域的方言语音声调，与公鸡打鸣的音乐结构完全相同（详论见后），有与太阳相通的“风水”，可谓是“南方” 的“太阳城”，说不定早期的祝融，就是以当时的潜江地域为政治中心。因为这里不仅有史前八千年的大型遗址，其面积达三十平方公里，证明当时的潜江具有中心城市的态势，而且祝融的芈姓楚后人，就深藏于潜江，这种现象出现，不是没有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的。
  据文献记载，楚王族出于上古著名的祝融部族。祝融部族传至陆终以后，部族繁衍，支系众多，形成祝融八姓，楚王族即祝融八姓中的芈姓季连之裔。但季连之后仅两传至穴熊即面临“中微”，部族的发展即遭受重大挫折，不仅居地不明，连世系也不清楚。穴熊之后，“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史记·楚世家》）至商末周文王时，季连的后裔鬻熊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商末之时，纣王众叛亲离，商朝的统治危机四伏，渭水流域的周族势力却乘机强大起来，其君西伯昌(即周文王)广纳贤士，团结诸侯。楚祖鬻熊把握此一时机，审时度势，投奔周文王，与周人建立了政治联系，从而奠定了芈姓楚人受封建国的基础。
  根据包山楚简246号载，“鬻熊”是位于“荆王熊丽”前面“先楚”中的最后一位，他是楚国开国史上很显赫的人物，传说他曾作为周文王的臣子火师，因他早卒，所以封他的后人于楚。"自清华简《楚居》整理公开后，支持此说的学人渐成主流。
  其中“鬻熊”的重孙子是“熊绎”，就是到潜江来的楚人。在鬻熊之前的楚人，考古界称其为“先楚”，即先祖。这一称呼的依据见于湖北荆门出土的战国楚简。据荆门楚简第217简载：“祷先楚老僮、祝融、鬻熊各一牂”；第237简载：“祷先楚老僮、祝融、鬻熊各二牂”。
  从朝代划分界线，大致应该是西周之前的楚人可称谓“先楚”人，西周时代的楚人可称谓“后楚”人。
  从楚人祭奠的祖先分析，“老僮”应该是早期楚人的始祖，但几乎找不到详细的资料。其后是祝融与鬻熊。任“火正”的先楚人重黎或祝融，被帝喾杀后，又任其弟弟吴回担任重黎，“复居火正，为祝融”。而吴回的孙子则叫季连，他的后人是一位中兴之主，叫鬻熊。楚人祭祀的祖先有三位：老僮、祝融、鬻熊。从祝融和鬻熊两位来看，都是有所建树的人，其中，鬻熊对后来楚国的立国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熊绎是鬻熊的重孙，也是周成王封侯时，划地立国的君主。根据以鬻熊为界，到熊绎时，再次来到潜江地域的，已经是后楚人了。
  追溯楚人的历史，无论先楚人还是后楚人，他们都不属于南方土著的荆人范畴。可想而知，如果楚人是土著荆人，还有什么必要再用“楚人”来称呼，以与荆人区别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