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楚都“八迁”与芈姓楚人的神秘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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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楚都“八迁”与芈姓楚人的神秘失踪

  到潜江的这支芈楚人，称为“后楚”人，他们初期流离失所，后又四处迁徙，前前后后有楚都“八迁”的记载，但在这“八迁”中，没有到潜江地域的记载，这一失载，导致楚国最重要、最辉煌的五百年没有了着落，也因没有迁徙到当时潜江地域的明确记载，从而成为楚史研究中最重大的历史悬案，几乎让楚文化研究落到走投无路的境地。
  我在《潜江与中国最早的长城和万里长城》一文中提到了“楚都八迁”，并认为应该改成“楚都九迁”。（注：此文于2017年12月25日，相续发表于中国考古界举办的《国学复兴论坛》和《潜江人》网站），原文的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楚方城修筑的时间，应该是楚国迁到当时潜江的张金黄罗岗后。其时段大约是楚文王时期。据《湖北省建制沿革》的记载，楚国有“楚都八迁”，这“八迁”的相关记载如下：
  第一处：西楚丹阳，即《史记·楚世家》载的：“楚子熊绎，事周成王。成王封熊绎子爵，治丹阳。”（按：秭归县东南七里，丹阳故城，周围八里，熊绎始建封也。胡三省曰：古丹阳城曰西楚。）  
  第二处：从秭归迁到枝江；《通鉴注》胡三省秭归丹阳徒枝江，亦曰丹阳，是为南楚。  
  第三处：从枝江迁江陵的纪南城。十二世十八传至文王熊赀，徒都于郢。刘昭曰：江陵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筑。  
  第四处：郢城新都：又五世十传至平王弃疾，筑郢城而都之。刘昭谓在纪南城南、张守节谓在江陵县东北六里。李泰、盛弘之谓在纪南城东北七里，城周围九里。  
第五处：昭王迁鄀：平王之子昭王珍，畏吴迁鄀（昭王十年，吴楚柏举之战，吴师入郢。十二年，吴复伐楚，楚恐，北徒于鄀）。鄀在宜城县东南九十里。易本烺曰：昭王迁宜城曰鄢郢。旋迁还郢。
  其后的因与潜江无关，故省略。要说明的是，《湖北省建制沿革》出版的时间是1987年，当时还没有发现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早期的《黄罗岗遗址》和《龙湾放鹰台遗址》。所以，如果加上在湖北潜江发现的楚都遗址，应该是“楚都九迁”。
  因为江陵的纪南城是战国晚期的楚都遗址，是从潜江迁到江陵纪南城的。由此可见，“方城”是楚都在潜江的时候，大约在公元前688年冬伐申之后修筑的。据《南阳地区志·方城》记载：“楚文王时于方城山（今小顶山）修筑长城，曰‘方城’，以守卫其北境，方城县由此得名。”据说，《南阳地区志·方城》是迄今为止，我国关于长城最早的记载。因此，有人据此说，南阳春秋楚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如果说南阳春秋长城是中国最早的长城，那么当时在潜江的楚国人，就是中国最早修长城的人。  
  楚国的都城迁徒与方城的修筑在时间上相近，故应该互有关联。但是，在历史记载中，从楚都的“八迁”而无迁到当时潜江黄罗岗的记载。在江陵的纪南城考古发掘，却没有春秋时代的器物，这让楚国的五百年历史出现了空白，这也是历史学家和考古界探讨、寻找楚章华台的背景。因为找到楚章华台，也就找到春秋时期的楚国都城了。《湖北省建制沿革》上记载的“楚都八迁”中，第三处是从枝江直接迁都江陵的纪南城，而在考古发现上当时也只发现了江陵的纪南城，所以“楚都八迁”便把春秋时代的历史都归结到江陵。可是，根据考古发现，纪南城遗址上的文物遗迹是战国晚期的遗存，历史痕迹不能证明江陵的纪南城能够承载楚国春秋时代的辉煌。
   从史书记载看，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78年），楚伐申灭邓占领伏牛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后，为防称霸的齐桓公南侵，即在现在的南阳市北方建筑长城。长城从方城县北起，南至泌阳县再折向西南唐河县，对峙着齐国的方向。后在战争中不断展筑，西边沿南召、嵩县、西峡、内乡、镇平镇，到邓州市罗庄乡土谷山止，绵延起伏三四百公里。如今，在内乡县、西峡县、方城县，还有楚人修筑的方城遗迹存在。
  《左传》写于春秋末期，关于楚方城的记载有许多处，除了在“文公十六年”中的“楚庐戢黎侵庸（今湖北省竹溪县），及庸方城”有一处方城外，其中没有其他诸侯国有方城或长城的记载。说明在春秋时期，只有楚国和庸国有长城，其他诸侯国均无方（长）城。从《左传》记载看，庸方城比南阳楚方城出现得晚。
   楚人迁到当时潜江的黄罗岗，是在迁枝江和迁江陵之间的最辉煌五百年时段。
   仔细分析楚人都城的八迁，可以说，史上记载的“楚都八迁”，大都是楚人流离失所、失魂落魄的“迁都”，唯只有楚人迁到潜江，才是呆的时间最长，最稳定、最有意义的一迁，然而也是最神秘的一迁。我认为，就是这一秘密行动的潜江之迁都，才是楚国文化隆起，在中国古文明发展进程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开端。但在没有发现潜江龙湾“放鹰台遗址”之前，却是引起古今中外广泛关注、寻觅的大问题。
   楚都“九迁”，实际上只记载了“八迁”，这一关键的“迁都”湖北潜江之记载失落，又反复寻觅而不得，曾让当今蓬勃兴起的楚文化研究者深感前途渺茫，故找寻楚文化兴盛五百年的楚都地点，成为考古界和楚文化研究发展中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在《中国考古》网站，牛世山先生有一篇《西周时期的楚与荆》文章，说明古代和当今考古界、楚文化研究学者，为理顺楚文化的发展史，探索楚国的封地在何处，继而找寻春秋鼎盛时期的楚郢都的方位，可谓绞尽脑汁。例如：历史上的东汉班固首创安徽的当涂说，东汉末年的颖容在《春秋三传例》中持“枝江说”；晋袁崧持“秭归说”；《水经注·江水》、《地理志》、唐代李泰《括地志》、《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都持呀“枝江说”；唐司马贞《史记·楚世家·索隐》持“丹阳在汉中”，并注说具体在“均州”；还有“丹淅说”，或认为在丹阳在陕西商州一带。当今学者王光镐持“湖北南漳说”，许多学者或考古专家将“荆”、“楚”之称的地名、山水与楚国的丹阳之地望联系形成的新地点猜测，或者是强调荆山、丹阳与楚国始封地的关系，作为判断楚国始封地的地望之主要依据形成猜测，林林总总，无法罗列，“说”来“说”去，就是没有人会想到芈姓楚人会神秘地迁徙到潜江的黄罗岗。直到通过考古发现了“潜江龙湾遗址”，证明了张金黄罗岗遗址和龙湾章华台遗址的内在关系，找寻楚国封地的古今论战大会才宣告“闭幕”。
   为什么芈姓楚人在迁徙到枝江后，史载会不知所踪？其中有什么原因？楚人的神秘失踪是否为一种策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