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是荆楚文化的主要同化地之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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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是荆楚文化的主要同化地之论证



  6、典故体现的“荆楚文化”同化依据



  后期的楚人最早到荆地的记载，是出自先秦左丘明的《子革对灵王》：“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熊绎，芈姓，熊氏，名绎，鬻熊曾孙。鬻熊曾“事文王”，西周封诸侯国时，被周成王封为楚国，疆域“土不过同”（一同五十里），始有国君之称。当时的国君熊绎，大约于公元前1042年―公元前1006年在位。
  楚人熊渠自迁入当时的潜江境内后，便在此地定都，时间长达五百年，我认为，潜江应该是“荆楚文化”的主要同化地。
  楚人被潜江荆人同化的依据如下：
  一是典故《南冠楚囚》，典故的主人翁钟仪，在当时潜江地域的郧邑任“郧公”，郧邑是在早期的“郧乡”基础上设的“邑”。其中的“南冠”就是潜江“荆人”的服饰，而“楚囚”则是“楚人”，这是说楚人钟仪身穿的是“荆人”的“南冠”；
  其次说明荆人的“南冠”服饰已经天下皆知，一目了然；
  其三说明楚人还没有自己典型的服饰；
  其四是钟仪入乡随俗的表现；
  其五是楚人在被荆人的文化同化；
  其六是外人评价楚人：“楚为荆蛮”；
  其七是楚人自诩：“吾蛮夷也”。
  可见，“荆楚文化”有别，楚人唯荆人马首是瞻。这些都说明楚人不是南方的本土人，更不是水稻种植的创始人。
  二是“荆艳楚舞”（左思之《吴都赋》），证明“荆人”的“歌”为“艳”，与“楚人”的“舞”结合在一起。这是芈姓楚人“甚得江汉间民和”的具体表现，反映出荆人与楚人其乐融融的历史生活景象。根据舜时代表彰诸侯时对“歌舞”的分野，“歌”为“德”，在台阶上；“舞”为“功”，在台阶下。而楚人的“功”来源于对南方荆人之“道德”的歌颂、宣扬。说白了，即楚人的功劳，是将荆人在水稻种植中形成的“顺阴阳”之文化进行普及，告知其它地方的人因地制益，开展农业种植；将荆人的太阳“道德”文化理念，通过人文的语言表达出来，形成儒家的“格物、致知”，例如将太阳的“普天同照”之自然道德，转化为人文的“天下为公”、“正大光明”。孟子将太阳之气象形容为“浩然正气”的理念，进行普及教化，就是如祝融“光融天下”的人文化表白，祝融就是儒家文化的祖宗。
  这说明“荆、楚”虽然在早期有区别，有分工，但在“荆楚文化”时期，已经开始以“荆文化”同化、交融“楚文化”，直到“荆”之称谓消失后，以“楚文化”之名取代了“荆文化”。从西周以《南风》为“燕乐”，“荆艳楚舞”的交融，到楚汉相争时期的《四面楚歌》，再到汉代的“楚歌曰艳”之“艳”的变化，说明他们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成语《南冠楚囚》更名为《钟仪楚奏》，就可说明“荆人”的“南风”、“燕乐”、“艳”之“鸡鸣歌”，已经更名为“楚歌”了，如楚汉相争时期的《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就已经完全没有“荆”的概念，直接称为“楚歌”了。还有《楚辞》，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作品，实际上应该是“书荆（楚）语，作荆（楚）声，纪荆（楚）地，名荆（楚）物”，《楚辞》也省略了一个“荆”字，模糊了荆地与楚人的概念。《楚辞》的光辉太过耀眼，像太阳一样，以至于人们忽略了他的内核。例如，其中的“歌”就是名“荆艳”的“鸡鸣歌”，荆人的方言“兮”、“些”也成了“楚人”语言的代表性标志，成了其它仿楚作品的标志。
  荆人的方言“兮”最早出现于《诗经·南风》，可见“荆文化”最早是以“南风”的形式见载的。由此可见，当今的潜江人，就是正宗的荆人祖源。潜江方言从渊源上说，是荆人方言，后来这里成为楚国的根据地，潜江便成为后来楚语的正宗之地。外来的先楚人和后来的熊绎楚人，在当时的潜江地域后，被当地的土著荆人同化。实质上的“荆文化”，就变成了名义上的“楚文化”。成了“荆”为“楚”的过渡现象。
  从荆楚的关系看，荆是土著，楚是外来的迁入者。从“荆艳楚舞”和“楚艳起行戚”的记载分析，“鸡鸣歌”是土著的荆人之音乐，舞蹈则是楚人带来的鲜活特色。由于楚人到达当时的潜江，“甚得江汉间民和”，与潜江的荆人关系融洽和谐，故在潜江立脚后，又因有西周之周成王的赏封，有“楚国”的名分，当时的潜江便成为楚国的郢都。楚国在潜江前后共有五百年，也是最辉煌的五百年，是楚国的福地，《诗经·殷武》中记载：“达彼殷武，奋发荆楚”，说明那个时候，都还为荆是荆，楚是楚，尚未完全融合。到战国晚期的屈原时代，荆楚已经完全合流，成为一体，导致“南”和“荆”都被“楚”代替。这就是“楚歌”和《楚辞》的来源与人文结构。其中，从“荆”为潜江土著人，其“鸡鸣歌”为荆人之音乐，与潜江当今的方言语音，存在与公鸡打鸣的音乐性吻合之现实，自然突显的是，以潜江方言语音为主导的“荆楚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