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名著《月令》的年代、作者和内容

乾坤客 · 发表于 2023-11-4 10:43:08

      《月令》，天文历法著作。一卷。后收于《礼记》之中。在吕不韦集诸儒著作的《吕氏春秋》中,十二月纪每篇篇首都有《月令》。《礼记》相传是西汉戴圣编纂的,是秦汉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月令》依夏历将各月天象、物候、政令及相关事物列出,并将它们统统纳入五行体系之中。由此而知,《月令》成书于战国或秦汉时期。
      关于《月令》的来源,古今中外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如东汉蔡邕《明堂月令论》认为:“殷人无文,及周始备,文义所说,博衍深远,宜周公所著;官号职司,与周官合。”而东汉经学家郑玄等又认为“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举例如周无太尉,九月为岁终合秦制,服饰车旗等均与周朝不同。他们认为是秦吕不韦所出。也有人认为它源自《淮南子·时则训》等等。
      《月令》记录的是十二个月各月政令之所行,其目的是不违时令,上合天运,下合农时,中合行政,使天地人得以统一。不违时令的基础是历法。当时已经由观象授时历过渡到编算历,但观象授时历仍然有强大的影响,所以历法又以各月天象为基础,于是天象成为各月条文中的首条。

《月令》中的天象摘记如下: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
      仲秋之月,旦有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尾中,旦七星中。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
      月名之后,列当月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接着列黄昏后中天的星是那一宿,最后列天将亮时中天的星是那一宿。以《月令》所记天象与《尧典》相比,可以看出天文学明显的进步。第一,由四仲发展到每季分出孟、仲、季三个月,每月都记有相应天象。第二,不但记黄昏后中天的星,还记下了天亮前中天的星,发展为昏旦中星。第三,比《尧典》多了日躔,即每月太阳所在的位置。第四,四仲的昏中星已发生变化。以上比较说明天象更为详备,《月令》所记天象为实际观测所得。
      《月令》的重要,在于它可以看作是一种十二气历。它的月名只与太阳位置相关而与月相无瓜葛,所以实质上是十二气纯阳历,是当时认识到农事安排仅与太阳位置相关的反映。虽然当时行用有阴阳历,但政令的安排仅按阳历执行。显然,非如此才能不错时令。很有可能在相当于十二气的基础上再细分而出现了二十四节气,也就是说《月令》是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在中国历法史上有重要意义。
      《月令》记述了各月物候,摘记如下:
      “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玄鸟至。
      季春之月,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天子荐鲔于寝庙。
      孟夏之月,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莱秀。
      仲夏之月,小暑至,螳螂生,?始鸣,反舌无声,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
      季夏之月,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
      萤。
      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
      仲秋之月,盲风至,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日夜分,雷始收声。
      季秋之月,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鞠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
      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天子始裘。
      仲冬之月,冰益壮,地始坼,鹖旦不鸣,虎始交。
      季冬之月,雁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
      物候的详细记载一方面说明历史上使用物候历的遗风,另一方面,是农、林、牧、渔、桑各业发展的反映。这些记载对于人们了解当时的气候、当时人们对动植物的认识都是十分珍贵的。尤其是将《月令》所记物候与《夏小正》所记物候进行比较,发现它们有许多不同,这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是气候的变化还是使用历法发生了变化?确实引人注目。下面列出几项以供比较:

《夏小正》

《月令》

正月

桃始华

二月

桃始华

鹰则为鸠

鹰化为鸠

二月	祭鲔	三月	天子荐鲔于寝庙
三月	瑴则鸣	四月	蝼蝈鸣
四月	鸣札	五月	蝉始鸣
五月	鸠为鹰	六月	鹰乃学习
九月	王始裘	十月	天子始裘

可见同样的物候,其间相差了一个月。
关于天子的起居服饰则完全按五行学说,将时、方、帝、神、兽、星、音、日、色、臭、虫、数等相互对应,予以安排,其间对应关系如下: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时	春	夏		秋	冬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帝	太皞	炎帝	黄帝	少昊	颛顼
五神	勾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冥
五星	岁星	荧惑	填星	太白	辰星
五兽	苍龙	朱鸟	黄龙	白虎	玄武
五音	角	徵	宫	商	羽
十日	甲乙	丙丁	戊已	庚辛	壬癸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臭	膻	焦	香	腥	朽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虫	鳞	羽	蠃	毛	介
五数	八	七	五	九	六

      反映了当时五行相胜说风行,依此安排是求吉利无祸之意,以致成为规定的礼仪。
      在政令安排上,农耕为先,强调不可违时令,否则会受到“天之惩罚”。可见《月令》的总结,起到了稳定政令促进生产的作用,《月令》也成为了解古代政治、生产、科学、民俗、哲学思想等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文献。
      单行本参见一九三六年上海世界书局根据清代武英殿本影印的《礼记》,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根据该版本重新影印出版了《礼记》单行本。《月令》是该书卷三中的第六篇。《礼记》的版本很多,如汉郑玄注清稽古楼刻本有十三册;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的《礼记注疏》,清乾隆四年(1739年)刻本有二十四册;再早的如明代冯应京纂辑,戴任增释《月令广义》,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梅墅石渠阁刻本也有二十四册。通常可参看《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月令》篇。关于《月令》的书还可参看清吴廷祯等奉敕纂《月令辑要》,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武英殿刻本共三十册;清秦嘉谟编《月令粹编》,光绪九年(1883年)聚文书坊刻本有八册,其中有图说一卷。

乾坤客 · 发表于 2023-11-4 10:45:26

《礼记月令》注曰：“昔周公作时训，定二十四气，分七十二候，则气候之起，始于太昊，而定于周公也。”

乾坤客 · 发表于 2023-11-4 10:47:33

副天之所行：《月令》的人与自然关系建构

古人曾以《礼记·月令》为周公所作，但汉人郑玄已指出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乎周法，认为它本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系好事者摘编而成篇。对比二者内容，确如唐人孔颖达所说：“不过三五字别。”但究竟何时所作、传承关系如何？两千年来一直聚讼纷纭，直至近代仍然存在多种不同意见。

前贤所举《邹子·月令》、《周书·月令》、《明堂阴阳·月令》及“晋太史之学”，如今皆不可见；《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淮南子·时则训》和《管子》的《幼官》、《四时》、《五行》诸篇则皆存世。将它们与《月令》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前二者与《月令》几乎全同或大致相同，《管子》诸篇则差别很大，学者认为属于另外一个系统。此外，《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以前阴阳家凡 21家，又有五行家《四时五行经》26卷、《阴阳五行时令》19卷，说明当时存在不同的时令系统，传习有许多不同的文本。

20世纪以来陆续出土的简牍、帛书，为探讨《月令》渊源提供了新材料。 1942年长沙东郊杜家坡（子弹库）出土楚国帛书记述了日月天象、四时和十二个月的名称及禁忌，陈梦家认为是公元前350年前后楚国的“月令”，是与《十二纪》和《月令》不同的“诸侯王的时宪”。他推断：“时令、月令一类的篇章，在汉以前至少有三系：楚帛书，齐《玄宫图》和秦十二纪。在汉初以后的‘月令’虽有六七种本子，大致上承袭十二纪的传统，稍有改异而已。”李零则认为该“帛书与《月令》性质相近，但形式较《月令》诸书更为原始，没有复杂的五行系统；内容也比较单一，没有《月令》诸书那种说礼色彩，只讲各月禁忌”，其性质更接近历忌之书，《月令》应是从这种东西发展而来；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汉武帝初年墓葬）出土竹简中有《禁》、《三十时》、《迎四时》、《四时令》、《不时之应》等篇，都可与《月令》对读，属同类性质。尤其是《三十时》，虽有残缺，但列举气候、物候和应举、当禁事项众多，所采用的时间划分方法与《月令》明显不同，却与《管子·幼官》一致，实即流传于齐地的一种较早的《月令》；1991-199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是汉平帝元始五年由王莽主持颁布，整理者认为它“只是从传世的《月令》中抽选出与基层及百姓有关的内容制定成条文”；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人月吉凶》、《日忌》、《月忌》、《四时啻》等，则大抵是民间时忌之书。这些情况说明：《月令》知识系统既非单一起源，亦非单系传承，早先曾有多个系统的“时宪”，至少齐、楚、秦各自有之，民间则有“月忌”之类，反映了不同地方的时令知识。

《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是对早期月令知识思想的一次大整合，意义重大。从该书编纂过程与性质推测，应是以秦历为主、杂采列国“时宪”特别是齐国历法撰成。该书问世后，各地传承的“月令”并未随即消失，直到东汉时期仍有所谓“今月令”，说明汉代人还续有新编，但都未能流传下来。马融等人把本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的这份《月令》编入《礼记》，曹魏时期又将《礼记》确定为“三礼”之一，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由于有这些事件发生，如今所见之《月令》借助儒家经典而取得正统地位和权威性，并得以千载流传。

被收入《礼记·月令》的这些内容是在中国农耕社会走向定型、大一统政治逐渐确立的历史进程中编集完成的。诸侯国家原本各有一套时宪，后来又有同系异本之类情况，但最终都归于《礼记·月令》一统。这一古代历法、时令知识思想逐渐统一的过程，应当结合战国秦汉时代华夏统一、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加以认识。

《月令》叙事以月份为序，排列在春、夏、秋、冬四季十二个月的众多事项，可以划分为自然和社会两大系统：自然系统包括星象、气象和物候等等；社会系统则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祭祀、乐舞、日常生活等许多方面。两个系统之间具有明确的时间对应关系：星象、物候变化是时序更替的表现，亦是确定社会活动时宜的依据；自然变化的节律，决定了社会活动相应的节奏。

《月令》对天子起居和百官政事的安排，是一套相当理想模式化的制度设计，顺时而动的原则被高度凸显，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副天之所行以为政”。 “天之所行”并非虚幻、抽象和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具体表现为星辰移动和周遭环境中具有节奏的寒暑往来、草木荣枯、昆虫启蛰……人间的活动必须认识和顺应这些变化，即知天时和顺天时。

如何知天时？仰观星象当然是一个重要方式。《月令》依据的星象是十二个月初太阳所在的赤道宿次，以及昏、旦时分出现于南中天的星宿。然而俯察物候仍然是更实用而普遍的方式，《月令》基本继承了《夏小正》中的物候，对风雷、虹霓、雨水、冰凌等气象现象的关注则显著增强，若都算作物候，则所载的物候达到80多个，比后代定型的“七十二候”还多。知天时，还包括对不同月份自然变化总体特征的把握。《月令》对每个月份的自然特征都做了简要概括，这些特征是逐月安排各种事务的原则依据，决定了其间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

如何顺天时？《月令》有许多具体规定：除天子生活外，共记载了经济事务59条，涉及农耕、牧养、采集、狩猎、加工、商贸等诸多方面；其他事务53条，包括迎时、出入、赏赐、宴会、赈恤、刑罚、习武、兴筑、关防、祭祀、磔禳、占卜、乐舞……此外还有各月禁举之事39条，即所谓“时禁”。所有这些活动都遵循一年之中自然变化的主旋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展开：春季主旋律是阴阳交合，天地和同，万物萌生，故人事以助生、护生相应；夏季主旋律是阳气鼎盛，生物“继长增高”，人事应之以助长；秋季阴气滋长，阳气内敛，时主肃杀，人事则以兵刑、敛藏为主；冬季阴阳分离、天地不通，万物闭藏，人亦以固藏、静养应之。总之都要根据天地时气变化，顺应自然节律而开展活动。

从《夏小正》到《月令》，发展进步十分显著：《夏小正》属于授时颁政的早期形态，《月令》则是一个成熟完备的体系，思想理论性、知识系统性和逻辑严密性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主要表现在下列几点：

首先，采用了“四时”、“五行”框架。“四时”、“五行”尚未见诸《夏小正》，可能是战国时代才开始流行的。《月令》因为“五行”框架平添了高深莫测的神秘色彩，但剥除其神秘外衣，则可见其总体框架是由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草木、鸟兽鱼虫、祖宗神鬼，以及帝王、后妃、百官和四民共同构成的庞大自然—社会系统，天、地、生物和人彼此感应，交相作用，一切都按时间规则有序地运行，呈现出一幅自然—社会整体互动的全景图像。从环境史角度来看，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式变化，而是试图将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系统理论化的一种努力。古人论说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生态关系”及其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始终都将“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三才”作为基本理论框架。

其次，明确了顺时而动的政治活动准则。作为一套服务于王官政治的制度设计，它整合长期积累的天象和物候知识，以明“天之所行”（天时）；逐月列举天子生活和种种国家政务，以与“天之所行”相副。这套准则，首先是要规范天子的活动，因其作为上天意志的代理人，必须上应天道，下为百官、四民表率，“天命”意识昭昭可见；百官的所有政务亦须与日月星辰移动、阴阳时气升降、四季寒暑消息和生物启蛰荣枯相应。用文学化的语言来形容，就是要与天地同行，与万物共舞。一言以蔽之：顺时而动。

再次，对违时行为制定了明确的禁令。它不仅规定了各种政务的时宜，而且规定了不同月份之所不宜，包括禁止违时樵采渔猎、发兵动众、兴建土木和从事其他某些政治大事和生活小事，以保证动植生物以时孳育、农业生产及时开展、饮食起居、将养休息有节。其中关于山林川泽资源的种种“节用”和“时禁”规定，直接体现了人们对自然资源再生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环境史研究者频繁引证并且予以高度评价。不过，其环境史价值并不局限于此，从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来看，《月令》中的所有禁令乃至全部内容都具有环境史意义，因为它的总体目标是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要求人们顺应天道运行规律，与阴阳消长、万物生息和季节更替协调一致而不相违逆。用《月令》自己的话说，就是“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复次，为古老的天诫说提供了依据。它在不同月份都特别警告：违时行令将招致各种灾祸，包括自然灾害、农业歉收、疫病流行、人民流亡乃至战争动乱。这无疑是想借用外在神秘力量进一步强调遵循自然节律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约束人的行为，属于古代灾异天诫说的一部分。不过，《月令》并未将惩诫的权力完全交给那位叫做“天”的至上神，而是着眼于人类行为本身，包含着人类行为自律的思想，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迷信。并且它还是基于频繁遭受灾害蹂躏的长期苦难经验，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历史面相。

要之，《月令》提供了一个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其宏大的思想结构。在这个思想结构中，天、地、生、人是彼此互动、感应和反馈的统一整体，基本逻辑关系是：自然变化为“因”，人事活动相“应”；自然变化规约人间事务，人的行为亦感应于自然并引起反馈。因此，人们（首先是统治者）必须参照天象、气候和生物的周期性变化，形成相应的政治运作、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节奏；必须通过观察天地万物准确把握阴阳消息和时气变化，遵循“天行之常”、“地养之则”和“四时之节”；否则将引起自然异常、生物不遂，招致各种灾殃。这样，《月令》就从正反两面构设了一个思想圆融、逻辑严密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支撑这个模式的是自然—社会统一的世界观和“天道”、“天时”思想，顺应天道首先体现在顺应 “天时”。毫无疑问，其中隐含着一种敬畏自然、师法自然和顺应自然的深层生态伦理意识。

（节选自《〈月令〉中的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律》，《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作者王利华，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乾坤客 · 发表于 2023-11-4 10:51:48

《月令》就从正反两面构设了一个思想圆融、逻辑严密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支撑这个模式的是自然—社会统一的世界观和“天道”、“天时”思想，顺应天道首先体现在顺应 “天时”。毫无疑问，其中隐含着一种敬畏自然、师法自然和顺应自然的深层生态伦理意识。

乾坤客 · 发表于 2023-11-4 11:02:35

本帖最后由乾坤客于 2023-11-4 11:30 编辑

《逸周书》里，有周公作的《时训》和《月令》，与后来《礼记》中的《月令》内容基本相同。《逸周书》，先秦史籍。本名《周书》，隋唐以后亦称《汲冢周书》。先秦典籍《左传》《国语》称引《周书》多次，考查文字，在今《尚书》之中。《墨子》《战国策》也称引《周书》多次，考查文字，与今《逸周书》同。《左传》引今《逸周书》之文，或曰“周志”或曰“书”。内容主要记载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到景王年间的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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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研究] 古籍名著《月令》的年代、作者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