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老子学院）院长。
西方传统下的圣典（Bible或Holy Bible）、经典（Classics），早期中国的六经、儒家和道家等学派的经典、经籍，它们都是能够持续引起震撼和影响力的那一类伟大的著作。最能体现人类原创性的产物基本上都凝结到了经典之中。名副其实的经典，在时间和空间中形成，反过来又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不断开启着新颖性的世界。经受不住不同时间和空间考验的典籍，就同经典无缘。经典决不是一时一地的“流行物”，经典从不赶时髦。经典具有不朽的性格，经典是永恒的。
中国古代智慧的展开，主要是由经典引导的。无数的注释家，不断通过注释经典，提出自己有创见的思想。令人十分惊叹的是，《道德经》这部书，小小五千余言，在东西方经典体系和古典文明中，没有哪一部著作能像《道德经》那样，篇幅如此之小，影响无限深远。老子通过这部书开创了道家，也成为了道教的教主。两千多年来，中国有无数的注释家为它作注，产生了《道德经》漫长诠释史，也诞生了《道德经》古典学。东西方交流后，《道德经》在印度、东亚和欧洲被翻译、诠释、研究和传播，又形成了世界性的《道德经》翻译史、诠释史和传播史，提供了东西方文明和智慧相互吸取和交融的强大证言。
一、《道德经》的经典化和本土诠释巨链
最初被称为《老子》的这部书，在中国古代就赢得了经典的地位。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叔向（生于晋平公550年左右，逝世于公元前528年）就引用《老子》倡导柔弱的智慧。《庄子》传承和发展了老子哲学，引用这部书，称颂老子为古之博大真人。《文子》中引用《老子》的话更多。受疑古主义的影响，有人将《老子》这部书放在《庄子》之后甚至更后，研究《老子》没有比这更荒诞的结论。郭店战国简《老子》的发现，否定了各种《老子》晚出说的结论。从现有的传世文献可知，韩非是《老子》的最早注释者。当时人们注释《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著作，称它们为经，对它们的解释一般称为传、解和说。《韩非子•解老》篇的“解”字，实际上暗示了《老子》已被韩非视为经典。这是《老子》一书在早期中国经典化的一个最具象征性的符号。
出土文献中发现了四个《老子》抄本，这是一个奇迹。除了郭店简《老子》，帛书甲乙本、汉简本这三个抄本都出自西汉墓葬，这说明老子在西汉的广泛影响。汉简本《老子》抄本，明确以《老子》为经，称上下篇为“老子上经”、“老子下经”。《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经籍《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等这三部著作均称《老子》为经。这说明《老子》在西汉已明确被看成经典。汉代注释家留下的《老子》注释著作《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严遵的《老子指归》、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老子想尔注》等，久负盛名。汉代人的著作中多引用《老子》；汉初的黄老学，东汉王充的自然哲学，东汉兴起的道教等受到《老子》很大的影响。
魏晋玄学复兴道家，首先是复兴老子的思想，对《老子》作出新的阐释。年轻的王弼留下了不朽的《老子道德经注》，留下了精妙的《老子指略》，建立了以无为万物普遍本性的义理性十足的玄学。在唐代，《老子》一书受到官方的首肯。上元元年（674年）， 高宗命令王公皆习《老子》（“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仪凤三年（678年）， 高宗下诏把《老子》定为“上经”（“自今以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高宗还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令全国上下家家备藏《老子》一册，他还亲注《道德经》（《道德真经注》），开皇帝亲注《老子》之先河。
因印刷术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从宋元到明清，注释《老子》的著作大量出现，《老子》一书的传播更加广泛。不少道教徒、佛教徒，还有人文学者和儒者，都纷纷注释和阐发《老子》，如王安石的《老子注》（有辑录本）、苏辙的《道德真经注》、林希逸的《老子鬳斋口义》、范应元的《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吴澄的《道德真经》、焦竑的《老子翼》、王夫之的《老子衍》、魏源的《老子本义》等等，不一而足。继唐玄宗之后，这一时期，还有三位皇帝热心注释《老子》（宋徽宗的《道德真经解义》，明太祖和《御注道德真经》和清世祖的《御注道德经》）。近代中国新学术体系和分科之学建立之后，《老子》的古典学诠释学又在专门之学的意义和风貌中展开了。
二、《道德经》诠释学与东方和西方
东方的印度和东亚的日本、韩国是世界上同中国文化交流最早的地区。中国同欧洲的文化交流的证据至少在在唐代就多起来了，在明清之际则活跃了起来。印度之于中国主要是传出佛学，日本、韩国之于中国主要是引入文化和经典，西方之于中国主要是传出宗教和近代早期的学术。在这种不均衡的文化交流中，《道德经》很早传到了韩日，传到了印度和欧洲。在东亚，日本和韩国的《道德经》古典学比较复杂和丰富。
目前无法确认最初什么时候《道德经》传入了日本和韩国。一些研究表明（参阅张谷的《日本近代以前的老庄学论考》，见邓合主编的《国际老学》第1辑），藤原佐世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大约在891至897年间成书，最早明确记载《道德经》在日本的流传（实际上的传入要比这个记载的时间更早）。当时所传主要是《老子河上公注》、《老子指归》、《老子王弼注》等。这恰恰也是《道德经》在中国早期的几个主要注释本。佛学和禅学盛兴的中世鎌仓室町时代，人们从中国带回更多的有关《道德经》的注本，其中就有林希逸的《老子鬳斋口义》。林希逸融合道释儒的注释方法，使日本的佛禅修习者更容易接近这部书。
这一时期日本的禅僧们关注的是阐扬佛学和学禅，确立宗派，研习和接受《道德经》，以传入的注释本为主进行，没有表现出自我作注和发挥其学的特别倾向。这正是日本近世江户与之非常不同的地方。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发展出不同的学派和学风，也催发了人们各自注释《道德经》的愿望。注释和研究者有几十家。以古文言辞学为方法寻求古义的徂徕学派（古学），这种倾向明显。如服部南郭的《老子道德经校注》、渡边蒙庵的《老子愚读》、宇佐美灊水的《老子道德真经》、太宰春台的《老子特解》、龟井昭阳的《老子考》、海保青陵的《老子国字解》等。
自幕末和明治以来，日本的《道德经》古典学在分科之学以及西学和汉学的复杂关系中脱胎而出，《道德经》的智慧影响了日本思想家如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等，影响了日本的文学家如夏目漱石，影响着日本的科学家如汤川秀树，影响了一些爱好者如加岛祥造等。1930年出生的加岛祥造，1993年同《道德经》相遇，他写的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是『老子までの道 63歳からの自己発见』；他还著有『肚 老子と私』、『伊那谷の老子』、『ほっとする老子のことば いのちを養うタオおの智慧』等。他的独特之处是融合《道德经》的解释和生活体认为一体，在经验中见证老子的智慧。古典学意义上《道德经》的日译、注释和思想研究的著作大量涌现。武内义雄的《老子原始》、《老子研究》和《老子和庄子》等，池田知久的马王堆帛书译注『老子』、郭店楚简的『郭店楚简老子の新研究』、“その思想を読み尽くす”的『老子』，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最晚七世纪梵文《道德经》很有可能就传布到了印度。一个契机是，同唐有使节往来的当时的南亚迦摩缕波国（今属印度阿萨姆邦），向唐请求《道德经》的梵文。太宗先后两次敕令玄奘主持翻译。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记载：“寻又下敕，令翻《老子》五千言为梵言，以遗西域”。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文帝诏令奘法师翻<老子>为梵文事第十》记载前所下敕令“令玄奘法师与诸道士对共译出”。这类似于现在的外译项目。围绕关键词特别是“道”的翻译，玄奘同道士产生的争论，有佛道异同辨别，有义译直译之方法。玄奘坚持从“道路”的意义上译“道”为“末伽”，道士坚持译“道”为“菩提”。
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后，老子《道德经》又成为这种交流的重要桥梁。老子的爱好者和研究者翻译出来的《道德经》版本不计其数，围绕老子展开的研究层出无穷。人们可以撰写出世界老子思想的传播史，也可以撰写出《道德经》的翻译史和诠释史。《道德经》在欧洲的传播研究表明（参阅邰谧侠的《<老子>译本总目：全球老学要览》），最晚从16世纪末开始《道德经》的零星文本就被译为西文。如西班牙人高母羡（1546-1592）的西班牙译本《明心宝鉴》，其中就有“老子曰”的文本十几处。这一过程在17世纪开始扩大。意大利人龙华民（1559—1654）用葡萄牙语翻译出了《道德经》第42章的部分，以道为原始的混沌；意大利人卫匡国（1614—1661）用拉丁文翻译了《道德经》第25章的部分，以道为造物主；比利时人柏应理（1623-1693）有第42章部分的拉丁文翻译，以道为法和理性。他是《中国人哲学家孔夫子》的主要作者。西文《道德经》最早全译本被认为是收录在《中国安南书信来往第23》（EL correo Sino­Annamita,Volume XXIII）中的一个西班牙文本，译者是19世纪的多明我会教士苏玛素（1845-1911），说“道”是一个多义词，有说、路和学等不同所指，说《道德经》之名是“永恒的真理和道德法则”。
19世纪以来，《道德经》在欧美越来越被广泛地翻译、研究和传播。不同的西文译本纷纷出现，语种比较多的译本依次是英文（603）、德文（178）、西班牙文（121）、法文（107）、意大利文（69）、荷兰文（67）、俄文（63）、葡萄牙文（53）、波斯文（42）等。《道德经》古典学在欧洲等国空间更大。称得上古典学家的西班牙人胡安•马斯卡罗（1897—1987）是一位梵文学家，曾在剑桥大学教授梵文。他将《奥义书》《薄伽梵歌》《法句经》等经典译为英文，还热心世界上不同教典中的精神和智慧，编有《火之灯》（Lamps of Fire）一书，总论从印度教、波斯拜火教、佛教、耆那教、道教、儒家、神道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各教经典中选出具有纲领性意义的语录，其中道教部分选了《道德经》的三章(25章的“有无混成、 先天地生”、49章的“圣人无常心”和67章的“天下皆谓我大似不肖”）等；正文以“光”“爱” “生”为主题从各教中选出名句300段，其中《老子》竟多达46段（即《道德经》完整的46章）。他对《道德经》的推崇可见一斑。这也解释了威尔•杜兰特为什么会有惊人之言，说世界上除了《道德经》，或许我们可焚毁所有书籍。有趣的是，他将《火之灯》送给“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乔治•哈里森（1943-2001），建议他将书中66页48段的几句话编为歌词。这几句话正是《道德经》第47章的英译。哈里森创作和主唱的《内观》正出于此：Without going out of my door（不出户）， I can know all things on earth; （知天下）；Without looking out of my window（不窥牖），I could know the ways of heaven（见天道）；The farther one travels（其出弥远），The less one know（其知弥少）， The less one really knows（其知弥少）； Arrive without travelling（不行而至），See all without looking（不见而明），Do all without doing（不为而成）。（参阅高峰枫的《“披头士”与<老子>》,见《文汇报•文汇理论•学人》，2023年7月30日）
《道德经》的智慧影响不限于古典学和爱好者，欧洲不少哲学家们对《道德经》情有独钟。康德从《道德经》的文本中，发现了骇人之物，说立足于此，“无”中的至善跑了出来；对哲学非常挑剔的黑格尔，承认老子拥有玄妙的哲学，称赞《道德经》是伟大的著作，值得世人敬仰；雅斯贝尔斯将老子视为世界上的大哲学家，说《道德经》是卓越的和谐之作；尼采称《道德经》的智慧如同永不枯竭的井泉；海德格尔尝试从朴实的“路”的意义中探寻道的始源性和无限性；罗素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中领悟到人类创造而不占有的智慧。
有多少种语种、语言和话语，就有多少不同的《道德经》语言和风格；有多少地区和不同的传统，就有多少不同《道德经》文化图像。按照邰谧侠的统计，世界上的《道德经》译本已有近百种语言，各种译本有两千多种，这是《圣经》之外世界上译本最多的中国古典。20世纪末以来，每年都有几十种新的译本出现。
《道德经》为什么赢得世界性的研究、注释和传播呢？《道德经》被不断地学习、注释和研究，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和影响；也正是在众多的解释和研究中，《老子》一书的哲理、精义和智能，不断被揭示和呈现出来，不断地被活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根据“道家”类著作的主旨说：“要其本始，则主于清静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道家的这一主旨，则本于《道德经》。
《道德经》的魅力源于它的内在原创性、内在价值和智慧。由五千言构成的《道德经》，言简而意味深长，质朴而充满哲理，直言而道破天机，奇谈而顺理成章。对于成为哲学家的大多数人来说，五千言实在是太少了。然而老子就是以这有限的五千言而成为哲学智慧的领袖、道家的创始人和道教的教主。听起来似乎是一个神话，老子以他最大的谦虚和智慧，成了天下的第一。
记住老子的箴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41章），不断从《道德经》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吧。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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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4 07:4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