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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笔记(送交者: 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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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8 00:23: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笔记 其一

送交者: 少一[♂★★声望品衔9★★♂] 于 2023-12-28 5:38 已读 4560 次 1赞 大字阅读  少一的个人频道 +关注


        本文为近二十多年来有关郭店楚简中《老子》甲乙丙本研究考证结果的学术小结,特别是日本汉学界研究成果的分析。因笔者能力有限,对其成果不作深入考评。谨作此文为后进研究者提供对照与参考。 本文分以下部分:
                   一,至今为止《老子》即《道德经》的注释和考证历史。
                   二,日本汉学至郭店楚简《老子》之学术成就
                   三,郭店楚简《老子》成书年代之争论
                   四,郭店楚简《老子》文本研究
                   五,结尾




         至今为止《老子》即《道德经》的注释和考证历史。

           作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古典思想学说《老子》,自后汉三国以来一直被称作《道德经》至今。完整成书见世追溯于三国曹魏时代经学家王弼字辅嗣所作《道德经注》,传说此著在后汉时代已有多本多家注解,但完整流传至今唯王弼本《道德经》,关于王弼注释《道德经》,参照刘勰《文心雕龙 论说》: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文公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清代经学史中注释《老子》达近世之顶峰, 以校订、考证为主的有: 纪昀《老子道德经校订》、卢文弨《音义考证》、黄文莲《道德经订注》、毕沅《老子道德经考异》、任兆麟《老子述记》等,其中以 毕沅《老子道德经考异》最为全面可观。以训诂释义方式进行诠释有: 李中馥《老子注》、钟灵《道德经注》、袁佑《老子别注》、钱仁起《道德经别注》等。考据大师钱大昕则从义理诠释老子思想为“救世之作”可谓又开一片天地,他在《老子》一文中阐述:周道先礼而后刑, 其弊至于臣强而君弱。老氏知后之矫其失者必以刑名进也, 故曰‘天将救之, 以慈卫之’, 又曰‘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 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其二, 以质救周之文胜,在老子生活的时代人多利器, 国家滋昏,战乱频仍, 诸候交攻,如此动荡社会老子主张返璞归真, 或“小国寡民”, 或“无为而治”。其次清代学者首次提出“以儒释道”,他们认为老庄哲学并非与儒家背道而驰,主要著作有:胡与高的《道德经编注》,汪缙的《读道德经私记》, 宋常星的《道德经讲义》、纪大奎的《老子约说》等。
           民国时代研究《老子》以严复开始更多地尝试西方哲学,思想学理论来诠释老庄思想,胡适,钱穆,王力等大家虽没有从文本出发加以考据,但引用新的方法*论揭示老庄思想何尝不是一种崭新思考。四九年后,在TW出现有曾仕强先生等研究家外,大陆似乎早早搁而之置。
           关于《老子》研究,古今中外无外乎两种径路:1,以怀疑精神的实证主义,对文本批判为前提的研究,无论是考据,训诂,校勘等。2,借助老子来启示现实人生。即利用老子思想批判现实社会,建设理想社会或表达人生中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日本汉学研究《老子》在明治维新以后这两条径路上都产生了杰出的学者,前者以狩野直喜和武内义雄为代表 ,后者有田冈岭云,长谷川如是闲,幸田露伴,夏目漱石等。 明治以前的日本汉学几乎是中国学术的追赶者,中国哲学金石学家赤塚忠在总结日本学术发展史时说,“近代为止,中国几乎是日本所知道的唯一的先进文化国家,虽然在不同时期有着盛衰,但其思想以及制度,文学,风俗等都被当做典范接受,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一部分。”而研究《老子》无论研究角度怎样几乎都是注疏体形式,对某一本书注释过程的研究,称为“章句之学”,某一人的研究为“学案式研究”,这些都是不注重思想的源流,和发展,不注重不同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明治时代以后,日本汉学由“旧汉学”转变成“新汉学”,中国历史,思想不再是日本单一向往学习的对象,他们在系统接受了西方治学方法后,用几乎全新的眼光再视汉学时所持的是平视客观的眼光。日本近代学者比中国学者更早开始运用西方学术框架,如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来分析中国诸子思想,就研究方法即怀疑精神,实证主义,文本批判,后来还有所谓“高等批判”。


          日本汉学至郭店楚简《老子》之学术成就

          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为止,日本文史哲学界产生了京都学派说,它相对于东京大学为中心,治学理念倾向政府“大东亚思想”,是一个相对客观务实的学派。这一学派中汉学古典思想学界的领军人物当属狩野直喜。京都学派时代对老子其人其书的研究大致概括如下:第一老子其人在历史上不存在,其书成于战国时代学者之手,至汉代凭空制造出老子这个人物,并为其有《老子》之著述。第二老子其人在历史上生存过,《道德经》的作者就是老子,这些不加怀疑,但史记所记载之事完全虚构,而且他是战国时代人,其出生不仅晚于孔子,甚至远远晚于孟子。和《史记》所述老聃没有关系。第三老子和《道德经》没有关系,撰写《道德经》的人是《史记。老子列传》所见的太史儋。第四虽然不像前面那几种说法明确,但这是战国时代的人剽窃《庄子》即其他书的内容而借老子之名作成的一部书,第五这是英国十九后期拉克伯里等西方中国学者所倡导的,老子深远的世界观和重视实践道德,排除空想,追求实际的孔孟等其他一般的中国思想全然不同,因此老子之学源于印度,即老子思想是从外国来中国的传道者。

           狩野直人是老子研究史上第一个对此问题作出系统研究的人,他批判以上五种观点,他认为历史上有老子这样的人,《老子》这部书主要内容也的确是春秋晚期老子这个人所著,但有过后人修改增补痕迹。他研究《老子》在上世纪初,当时中国国内学者还没有这样的思考,包括考古发掘研究没有形成,所以狩野直人的研究是非常前卫。例如,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狩野考察《史记老子列传》《史记孔子世家》《史记高祖本纪》,认为《史记》中用“县,乡,里”来描写一个人的出生地就只有这三个人,可见老子在历史上的真实性。狩野的研究方法先收集当时所能利用的所有材料,分析当时的所有观点,考虑到问题的所有方面,然后从横向和纵向作冷静的客观地分析得去出权威的结论。,狩野也是在日本较早对“道”的概念作出哲学总结,从伦理学政治学角度对老子作出研究的人。他是将中国训诂,校勘和西方科学分析结合比较好的学者。
            作为狩野直人的弟子武内义雄继承了老师的研究思路并作了更大的开拓。其学术特征是“先精致的文本批判,后作动态思想史建构。”也就是首先对专题文献的详尽解读,其次是思想脉络上的宏观把握。武内义雄在其名著《老子原始》对《史记、老子列传》加以分析。将其分为七段,1,所谓孔子问礼,是“道家后学虚构的架空之事,而非事实”2,老子西行“五千言”说法是后世虚构。3,老莱子才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是宋国隐士。西游是因为太史儋入秦。通过对老子之子孙段干崇德考证,通过对老子学生关尹与杨朱时代*考证,推算老子生活于周威烈王至显王初年,即公元前425-368年。

          《老子原始》里还认为《老子》五千言非一人所为理由如下:1.五千言重,相同意思语句重复甚多,寥寥五千言如此重复岂一人一时所作?2,五千言文体不一,有句句押韵如赋如骚。有的似颂赞或散文。3,用韵之处,有同一文字而异音者,可见不是同一时期同一地方的人所作。4,五千言所述有不少文章不是纯道家,有的类似法家言有的类似兵家言,有的似神仙言,前后矛盾。5,《老子》受《周书》,《黄帝书》影响,结论当形成在秦以后。以上论点受实证主义学风影响,与欧洲汉学比较接近,但由于他熟悉中国古典文献,他的成就在西方之上。这种学风要求与材料保持距离,以怀疑眼光冷静态度精致技巧去探索所有可能性,和二十世纪出盛行“疑古学派比较接近。和武内同时代的著名著作还有木村英一《老子的新研究》岛邦男的《老子校正》金谷治《老子:无知无欲的劝说》楠山春树《老字传说的研究》等。
           郭店楚简《老子》的发掘问世之时,池田知久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学术框架,所以一九九八年在郭店楚简完成翻译的初步工作后不久,池田知久的《郭店楚简老子新研究》成书问世,而在此之前已经有《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道家思想的新研究-庄子为中心》《问道-老子思想细读》等,池田作为当代日本《老子》研究的重要人物,其研究风格大致为:1,继承武内义雄的实证主义研究,专注文本批判,重视材料搜集细节的处理。一切从头开始不轻信旁证,丝毫没有大陆有些学者通过文本要振兴“民族文化自信”的思维倾向。2,继承津田左右吉特点,具有整体把握宏观视野,这在当今中外汉学研究日益琐碎化实属难得。3,就《郭店楚简新研究》而言第一条更为明显。
   
         例如第六编《郭店楚简《老子》各章上中下段出发》是池田搁置现有文本成果,重新组织材料加以研究的例证,从各段落的仔细分析,观察其和马王堆帛书和王弼今本的文本状态和思想痕迹。这一方法是池田先生最早尝试也将其推向极致。王弼今本的八十一章《老子》是非常后起的文本,早先老子其实并没有固定章节,民国学者马叙伦就曾经将今本分成一百多个段落,打乱之后重新考察《老子》内在脉络。池田先生的分析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即首先考察这些段落的文本特征,如是否有标志性章节符号,因为这些符号是古人所加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后进行文句的详细对照和思想条分缕析。比如王弼今本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与?,,,,,,而郭店《老子》只有中段“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经过池田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后世《老子》文本,上段和中段之间,只不过是用“天地”一个共通词汇才好不容易联系起来,而下段没有任何关联。所以郭店甲本第五章出现只具中段,而缺乏上段,下段的形态十分正常,可以说这才是《老子》本来面貌,也就是从郭店甲本到马王堆甲乙本成书为止的过程,很有可能上段下段的文章被新杜撰出来,或者从其他地方找到插到中段前后,总之文本的不确定性恰好证明了《老子》有过一个动态形成的过程,《老子》思想的复杂性亦在于此,而这一过程正好和时代发展脉络呼应。过去曾有学者做过如此零星分析但不彻底,所以池田先生得出很难推翻的结论:在郭店楚简《老子》的时代,相当于王弼今本《老子》还没有完全成书。池田先生以一种近乎死板的方式,一方面竭力保留出土文献的原始面貌,无比尊重文本自身透露的信息,一方面把整个认证过程有条不紊的呈现出来,这是一种以坦白的态度接受读者“挑剔”。池田的得出的观点简明扼要,但证明这一观点的材料如此丰富和繁杂,使得读者被他巨量的引文和注释所震撼。
           通过郭店楚简《老子》分析,池田先生结论和没有看到过郭店《老子》的武内义雄观点一致,即《老子》最终成书要晚于汉初,《老子》并非不可拆分,相反它是一部充满张力的文本,同时《老子》即便存在早期战国思想痕迹,但其大部分思想仍然是在战国中期或者晚期时代形成,《老子》不可能是一时一地一人之作。只有承认《老子》的动态性,现有的矛盾才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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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8 00:24:56 | 显示全部楼层
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笔记 其二

送交者: 少一[♂★★声望品衔9★★♂] 于 2024-01-01 5:26 已读 5039 次 1赞 大字阅读  少一的个人频道 +关注


             本文为近二十多年来有关郭店楚简中《老子》甲乙丙本研究考证结果的学术小结,特别是日本汉学界研究成果的分析。因笔者能力有限,对其成果不作深入考评。谨作此文为后进研究者提供对照与参考。 本文分以下部分:
                一,至今为止《老子》即《道德经》的注释和考证历史。
                二,日本汉学至郭店楚简《老子》之学术成就
                三,郭店楚简《老子》成书年代之争论
                四,郭店楚简《老子》文本研究
                五,结尾

  

                       郭店楚简《老子》成书年代之争论
  
               郭店楚简于1993 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至今尚存有 804枚,有字简则存 730 枚。经专家的整理,判定其中包含了道家与儒家著作,考古界推断该墓下葬年代约爲战国中期偏晚,故郭店楚简亦可推测爲战国中期以前,甚至有些可溯及于孔孟之间的古代文献。因此,郭店楚简的面世在中国古典哲学史、思想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追思由民国时代形成的“疑古派”学者曾提出的许多观点,在郭店楚简的出土之后不得不加以重新检讨。 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马王堆帛书《老子》和九十年代郭店楚简《老子》的考古发现,《老子》文本考证有了全新的据证。罗列历代所代表的《老子》文本,由旧至新如下:
                  战国中期郭店楚本              
                  汉马王堆帛书甲乙本           
                  汉代中期北大汉简本
                  汉代河上公本
                  汉代严遵本
                  据传出自项羽妾墓的傅奕本
                  敦煌道教想尔注本
                  三国时代《道德经》王弼译本        
         


              日本学界当初针对郭店楚简的反应却与中国学界有所不同。浅野裕一曾将当时日本学者对新出土资料的态度分为三种:1,将郭店简与上博简视爲完全的赝物,对之保持静观搁置评论。2,虽将郭店和上博简视爲真物看待,却认为其成书于战国最末期以后。3,与第2立场相仿,将郭店和上博简视为真物,并视其为战国中期后半(约 公元前300年)的写本,并需重新检讨古代思想史。无论哪一种立场皆与历史学界早就积极利用出土文献有所不同,至今二十多年来郭店楚简在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似仍未获得统一的学术评价。然而,日本学者研究郭店楚简的成果既丰富又仔细。即使部分著作已有中文翻译版,但仍有大部分未被中国学界所知。

            首先,日本学者如何看待郭店楚简《老子》的成书年代,与上博简、清华简、北大汉简等“非发掘简”不同,郭店楚简的出土地点、时间相当明确。郭店一号楚墓虽然缺乏可供断代的确切纪年资料,但其下葬年代却可从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两方面推断为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初即战国中期偏晚。中国著名学者  李学勤更进一步指出其下葬年代不晚于公元前三百年, 彭浩亦认为郭店约在公元前三百年下葬。郭店楚简《老子》成书年代亦不会晚于战国中期。然而在日本学者之间却至少有两种看法出现分歧:一为池田知久等的“战国后期到末期说”,另一则以浅野裕一等“战国中期偏晚说”。

              池田知久在《楚地出土资料和中国古代文化・序》一文中指出:当今郭店楚简的研究有个不得不解决的横在世界各国研究者面前的大问题,那就是郭店一号楚墓下葬年代大致在何时的问题,相信中国文物出版社《郭店楚墓竹简》所发表的“战国中期偏晚”说,即公元前 300 年是许多学者在研究上无法突破的原因。但池田知久认为:关于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年代,虽定论为战国中期偏晚,但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除了公元前300年左右说之外尚有不同意见。其原因之一是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之推定提供基准的包山二号楚墓的下葬年代很难确定,故亦无法判断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年代,因为郭店楚墓在随葬器物及墓葬的形式上与包山二号楚墓很近似但又稍新。其次池田质疑中国大陆“考古类型学”的精密度。他批评其对郭店楚墓年代的推定上作取样调查而抽取的出土器物件数过少,对于同一器物研究者判断也有不同,有的定为春秋时代有时定为战国时代等等。另外,池田知久也不满郭店简、上博简碳十四测定的结果至今尚未公布。关于与郭店楚简同个时代、相同地域出土的上博简,中国现代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认为是战国晚期的竹简。《史记・六国年表》在秦昭王37年即楚顷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记载“白起拔郢”,许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后郢都一带的楚式墓葬完全消失,因而此年即为郭店一号楚墓下葬年代的下限。但池田却认为上述判断不合理,在“白起拔郢”之后完全有可能再出现楚式墓葬。另外,池田探讨《穷达以时》,针对其与《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孔子家语》等的文章表现和思想内涵进行比较,而最后亦认为《穷达以时》成书于《荀子・天论》与《吕氏春秋》编纂之间, 既然如此,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也不可能在《荀子》之前。
               根据以上理由,池田不赞成《郭店楚墓竹简》针对郭店一号楚墓下葬年代的说法,并认为要多角度多方位地探求与中国古代思想史之事实相符合的更为合理的见解。”无独有偶韩国东亚学学者李承律亦曾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郭店一号楚墓下葬年代的问题:首先是关于考古类型学李指出,除了包山二号楚墓之外其他楚墓无法当作年代推定的基准,并且先进行研究判断出土器物年代早晚的基准也未明确。其次是“白起拔郢”问题上李承律认为“秦拔郢时,郢都一带由白起彻底破坏而没落于废墟,根据这种见解而区分推定楚墓的时期与年代而以所谓考古类型学为方法*论的现今楚墓研究,其方法*论本身就有需要根本性改善。”李承律更批评道:根据考古类型学而认为郭店楚简为孔孟之间的研究,终究会导致“向《史记》时代的倒*退”的结果。李提倡应首先分析资料本身的内在逻辑与作者言论,接著,一方面关注思想的互动、历史发展、政治社会背景等,另一方面与其他文献资料或出土文献之间进行比较,而探究郭店楚简的资料性质、思想性质以及思想史上的地位、意义等。另外,池田知久曾撰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一书,主张思孟学派所谓的“五行”与马王堆《五行》截然不同,并推测《五行》成书于汉高祖、惠帝时期,以孟子、荀子的思想为中心,同时折衷很多先秦至汉初儒家的各种思想,进而又吸收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思想,由某位儒家学者所作文献,郭店《五行》出土之后,池田虽改其成书年代为战国后期,但是他对《五行》作者身份的看法未变,既然如此,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不可提早于战国中期偏晚,必定是《五行》成书的战国后期之后。

             与此同时日本学界也有站在“战国同期偏晚说”一面,代表者是浅野裕一,浅野主要批判池田知久派所提倡“思想史的编年”这种研究方法,浅野认为其所谓的“思想史的编年”是以《论语》、《孟子》、《荀子》等传统文献作指标,若其与某个思想相似,就视为成立于同一时代,此方法确在分析存在于特定时代的思想时有效,但若分析对象长期(或每个时代)存在便不会发挥效能,其次《论语》、《孟子》、《荀子》等指标不仅极少,每个指标的前后情形又未明,所以实际上制定详细思想样式演变的编年是不科学的。另外浅野亦讨论疑古派、释古派失败原因,浅野认为《史记》作为叙述春秋战国的文献资料,在质与量均是最高最古唯一无二。然而疑古派、释古派的学者虽无可推翻《史记》叙述的证据,但他们相信自己的方法才是“科学”,对《史记》加以质疑甚至否定其内容,结果将导致他们学说的论证看似缜密实有欠陷。所以浅野对《史记》的看法也与池田、李等截然不同。浅野曾指出过,马王堆帛书《五行》属思孟学派的思想文献,并且他将其分为“经1”“经2”与“说”三个部分,而认为皆成书于孟子以前。可见浅野与池田原来针对马王堆帛书《五行》的说法也完全不同。就浅野而言郭店楚墓下葬于战国中期偏晚,这种说法也是印证他对《五行》的看法。

            总之池田说与浅野说之间的歧异呈现在三个论点上:第一针对中国考古学的评价。第二针对《史记》的评价。第三研究方法的选择不同。此亦可谓是两人对近代以来日本中国学的态度之不同。池田看重近代以来日本汉学成果,虽有新的资料但将其镶嵌近代以来“疑古”学者所编之思想史框架中。浅野则与之不同,因爲有新出土文献资料,故用之重新思考或推翻原有汉学成果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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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8 00:26:07 | 显示全部楼层
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笔记 其三

送交者: 少一[♂★★声望品衔9★★♂] 于 2024-01-07 3:53 已读 306 次 大字阅读  少一的个人频道 +关注


          本文为近二十多年来有关郭店楚简中《老子》甲乙丙本研究考证结果的学术小结,特别是日本汉学界研究成果的分析。因笔者能力有限,对其成果不作深入考评。谨作此文为后进研究者提供对照与参考。 本文分以下部分:
             一,至今为止《老子》即《道德经》的注释和考证历史。
             二,日本汉学至郭店楚简《老子》之学术成就
             三,郭店楚简《老子》成书年代之争论
             四,郭店楚简《老子》文本研究
             五,结尾

      
               郭店楚简文本研究

         有关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小池一郎有《郭店楚简和“老子”原形》一文,从文体切入分析《老子》的成书过程很有启发性,小池曾著《帛书老子文体考》 认为马王堆帛书《老子》中有四种文体:即以神秘体言为核心的“文体 A”、提倡圣人无为的“文体 B”、“文体 D”则爲“文体 B”的神秘者的独白和反面观念,以及其他的“文体C”。小池一郎的主张是《老子》的初期阶段只有“文体 A”,接着,“文体 B”从“文体 A”衍生出来,与此同时,“文体 D”出现而补充了“文体 B”的内容,最后“文体 B”和“文体 D”连在一起,最后出现了倾向于现实社会的批判与提案的“文体 C”。小池运用了以上结论再针对郭店楚简《老子》进行分析,归纳如下:甲本的文体,从“文体 A”发展到“文体 B”,然甲本文体的发展在“文体 D”与“文体 C”刚出现的阶段就停止。与此不同,乙本的文体是重复出现“文体 B至文体 D至文体 C”的顺序,丙本则仅是模仿甲本。小池还注意到郭店楚简本与马王堆《老子》本中的“吾”之用法,他认为马王堆《老子》的“吾”是模仿郭店楚简本《老子》,并且更使萌生于郭店《老子》中的“文体 C”发展。

          至于郭店《老子》文字考释的研究,除了池田知久的译注工作之外,另有大西克也《谈谈郭店楚简“ 䶁”字的读音和训释问题》,针对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简 22 上的“ 䶁 ”字进行考释,主张是  声、元部的“遣”字,虽在语汇上与传世本作“逝”、马王堆本作“筮”读为“逝”不同但意思上基本相同。此外郭店楚简《老子》文字方面的研究,另有中村伸男《〈郭店楚简〉文字考察《老子》乙编》还有西山尚志《郭店楚简三本,统计学的考察》,前者未得见而后者则不採用考察“笔迹”、“书体”、“风格”之类的模糊方法并运用统计学方法,针对《老子》三种文本以及《太一生水》的文字字形进行分析,探讨四篇文献抄者的关系。结论指出: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和乙本是由不同抄者各自抄写的文献,原来《老子》丙本和《太一生水》是由同一人抄写的,其方法如其所论般颇有特色。总之关于郭店楚简《老子》成书说主要有以下三种:一,如池田知久与谷中信一等学者所主张,郭店楚简《老子》三种既是尚处形成过程的文本又为马王堆本或王弼今本的原形,而在郭店楚简以前并未有与王弼今本相同内容的文本。二、在郭店楚简《老子》本之前已存在更早更完整的文本,而郭店楚简的书写者依自己目的抄录了他所需要的部分。这方面的支持学者有如渡边大、向井哲夫、浅野裕一、福田一也、泽田多喜男等。三,楠山春树认为郭店楚简以前早已有相当完整的文本,并逐渐对之增补、修定最后才有如马王堆本或王弼今本的形式,可谓是第一与第二之间的折衷见解。还有在文体或文字方面也有相当出色的成果如小池一郎由文体的角度切入,大西克也从文字学的角度和中村伸男是从书法的观点,西山尚志则用统计学的方法,各自进行郭店楚简《老子》文本研究均值得称道的珍贵学术成果。

           关于郭店楚简《老子》中的概念研究,首先简述池田知久《之二种“孝”和郭店楚简之“孝”》一篇,池田在此文中提到王弼今本《老子》中的“孝”有二种,第一种为“六亲不和,有孝慈”,另一种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而前者是负面评价而后者是正面评价,对此的解释池田首先确认《庄子》文本中对“孝”的看法,并指出《庄子》中虽有正负两种“孝”的用例但多半是负面,因为“孝”是从“至德”的理想状态中逸脱或退步而生,关于此点今本王弼《老子・第一八章》亦然。并且郭店丙本尚无“智慧出,有大为”句,池田由此认为郭店楚简本《老子》认为“孝”是智慧、大伪破坏大道、六亲、邦家的结果产生的。因此“孝”并无正面价值,可说是负面的恶德,然而在西汉初期成书的《庄子・渔父》中却有:“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的说法,此“孝”与《庄子》其他篇章中所见不同,属于正面的评价。关于此点《老子・第一九章》亦与《庄子  渔父》相同,而就郭店甲本作“绝伪弃虑,民复孝慈”而言,伪、虑与民之孝互为相对概念,池田因此认为此“孝”并非“蓄意性努力、理智性思虑”作用的结果,而是在自然无为之中本就固有的内在性,故《老子》对之加以肯定。
  
           池田知久认为,《老子》和《庄子》对“孝”的评价原来是由“反疏外论、退步史观”的否定,经过马王堆帛书本的阶段转变为以“本来的内在性”而肯定,而最后达到了《庄子・渔父》论述,这种演变过程另见于《语丛一》“为孝,此非孝也。为弟,此非弟也。不可为也,而不可不为也。为之,此非也。弗为,此非也”与《语丛三》“父孝子爱(池田指出此句抄写有误,应为“父爱子孝”),非有为也”印证,因为《语丛》是以新道家的“孝”思想为前提,“孝”的内涵亦随之变化。换言之儒家所构想的“孝”原是为保护或重建以宗族亲族制度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制度内涵,与此不同,道家所肯定的“孝”则是为展望或建设以当时父权家族制度为基础的郡县社会制度之关键概念。池田最后认为,作为本来内在性之“孝”,最后亦落实于魏晋玄学的名教自然论中。其次,颖川智两篇文章亦讨论郭店《老子》中的观念问题,如《关于郭店楚简二十五章“道”与“自然”》与《关于郭店楚简和郭店楚简二十五章的关系》,颖川讨论《太一生水》的生成论时进而发现《太一生水》所谓之“大一”和《老子》所言之“大”,同样拥有“水”的性质,而且也具备普及于宇宙所有的现象,并从末端复归于根源的特性。因此他认为《太一生水》的生成论是详细说明《老子・第二十五章》以“大”(“名”)为基础的作用,换言之“大一”与“大”同为“名”。颖川最后指出《老子・第二十五章》的“大”之作用,太过抽象形而上,实令人难解。因此,《太一生水》试图以“太一”、“水”、“神明”、“阴阳”、“四时”等概念具体地说明《老子・第二十五章》的生成论,以期能解释世界中多样现象。


  
         关于郭店楚简《老子》本与儒家思想的关係如何?其实日本汉学界始终在讨论此话题,目前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池田知久与谷中信一都认为郭店楚简《老子》本是批判荀子学派,楠山春树则指出郭店楚简《老子》本是受孟子思想的影响,渡边大、向井哲夫与福田一也皆论述郭店楚简《老子》本中无强烈批判儒家之处,即在郭店墓葬时代儒道关系很可能是相容的, 泽田多喜男则主张郭店楚简《老子》甲本无批判儒家的成分,但在丙本中却含有部分批判态度,楠山春树《从郭店本看老子思想形成史》,汤浅邦弘《老子和道家》,浅野裕一和汤浅邦弘编《诸子百家再发现──挖掘古代中国思想》也主张同样观点。

          如上所述,楠山春树认为郭店楚简《老子》本是受孟子影响而成,那么受到孟子影响之后的《老子》思想有何变化?郭店楚简本开头有“故”,由此可见与在郭店楚简本中应该合并一起。但是楠山怀疑郭店楚简本以前的原书亦然,而认为是后人为挑战儒家或孟子利用提倡无为政治之极致的而增加。又比如主张依“柔弱谦下”的天下统治论,亦是直接将孟子王道政治论所谓之“仁政”换成“柔弱之政”的。其次原书时代未有之“持有柔弱之政,便能兼并天下”这种新的圣人形象也随机出现。这种“以柔弱统治天下”之文,实散见于以后的篇章。尤其是直接向当时的君主要求遵守“柔弱谦下”的态度,此事实表示,“以柔弱统治天下论”在《老子》中逐渐成为与“无为之治”同样重要的政治论之一。

          那么“以柔弱统治天下论”的出现带给以后的《老子》思想影响如何?《老子》所谓的“柔弱谦下”原是处世论,如,仅劝以柔弱的处世态度亦未及其效验。郭店楚简《老子》本中另有以不争无欲为主旨的“柔弱”,是为了一味富国强兵不顾民众的君主而要求的。这些虽皆是向君主要求“柔弱谦下”,但其文中都未出现“王天下”的主张,可谓仅是君主的处世论。于是楠山春树认为“以柔弱统治天下”这种说法已与上述的处世论不同,是新的政治论,而“柔弱胜于刚强”这种命题即在王弼今本《老子》形成的最终阶段登场。因为与主张“不争谦虚”不同,强调水的凶暴性,表示柔弱论有所演变。虽是始终强调柔弱优于刚强,但内容并不熟练且“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句似与所述的《老子》原思想大不同。与法家乃至黄老思想相关,故楠山认为“以柔弱统治天下论”是后来晚出的,就楠山而言郭店楚简本以“道”、“无为”、“圣人无为之治”、“以不争无欲为主旨的柔弱处世”为核心,是再现《老子》思想源头,《老子》学派原来并无与其他学派交流,但到了公元前300年前后,加入了战国时代思想,一方面开始与其他学派论争,另一方面则在文中杂入了其他学派思想和用语等,呈现“杂《老子》”的状态。换言之,楠山春树在“《老子》并非一人一时所作”的前提下,主张王弼今本《老子》的形成过程是自“纯《老子》”到“杂《老子》”的推移。
           另外,池田知久讨论过《老子・第一八章》“仁义”的问题, 池田认为,近年因为不当使用马王堆帛书本《老子》或郭店楚简本《老子》,学界出现不少错误的解释,其代表性的误解之一,在郭店楚简《老子》这种古《老子》的阶段,针对儒教的批判尚未发生,即使发生亦并不如王弼今本《老子》那样强烈。在这他所谓的“误解”主要根据郭店楚简《老子》丙本而来,池田首先举出郭店楚简《老子》中批判儒教的部分,例如他讨论郭店楚简《老子》所述的“圣人”“君子”、“不足知”、“学”、“为”“事”、“美”“善”、《礼记・大学》“八条目”以及“孝慈”等概念,承认其中皆有批判儒教的意思。其次,重新检讨郭店楚简《老子》丙本:“古(故)大道(废),安(焉)又(有)(仁)义”句。其一关于“安”字,丁原植和谷中信一皆认为读作疑问词,池田却与传统一样应读为“于是”之意,因为与连结成一章的中有“安”字,如:“信不足,安(焉)又(有)不信”,也应解释为“于是”。其二,池田从思想研究的角度指出,针对儒教伦理的批判也多见于其他道家文献,如马王堆帛书甲本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而乱之首也。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庄子・知北游》亦有此文,另外《庄子・马蹄》则有:“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义”,皆是由“反疏外论、退步史观”的立场而批判“仁、义、礼、前识”的。若如上文献的批判对象都包括了“礼、知”或“礼乐”,但郭店楚简丙本所批判的范围仅止于“仁义”、“孝慈”、“正臣”,未涉及“礼、知”。故池田认为郭店楚简丙本早出于马王堆帛书本与《庄子》,而且后者受前者的影响。另外郭店楚简《老子》丙本少了:“知(智)快(慧)出,案(焉)有大为”一句,池田认为是受荀子“人为思想”的影响而加的。这个观点出自于于《形成途上にある最古のテキストとしての郭店楚简》一文。池田知久此文的结论是,郭店楚简《老子》显然富有儒教批判的成分,但其中并未明确针对荀子思想进行批判,直到马王堆帛书本受荀子思想影响,才从提倡“无为”的立场对其加以批评。
            池田知久亦讨论过《老子》的政治思想与“自然”的关係,文章名《的政治思想和自然》,文章分四个部:首先是《老子》成书的过程。其次讨论《老子》思想的基本架构,主要讨论《老子》道的思想。池田指出,放弃世间、常识的知觉,以“无为”“不言”之方法能到达“道”的境界,最后与“道”同化。换言之此时一切价值、事实、存在皆被彻底否定或解体,取而代之是“我”即“道”或“世界”的状态(“绝对的肯定”)成立,池田知久称此爲“神秘主义”。在达到“道”的过程中《老子》常以“复归”描述。池田认为,就此而言《老子》与《孟子》性善说相当接近。那么为何需要复归于“道”的境界?池田认为,因《老子》所言之“道”本有“万能、全能”的整全性,换言之,修行者透过掌握“道”,并能获得“道”的全能,以期让自己人生有所意义,特别是养生与政治二方面。因此《老子》以“取天下”为目的的政治思想,在其整个思想架构中占居相当重要的地位。那么掌握“道”如何能让得道者登基?池田进而将焦点放置于“自然”思想而探讨此一问题,他首先指出,“自然”原来是副词的一种,始于形容作为客体──“万物、百姓”主体是“圣人、太上”形态的词汇,而战国末期的道家以当时社会臣民自律、自发性的“有为”活动作背景,在思想史上首次使用“自然”一词,以建构“主体”到“无为”,“客体”到“自然”这种关系,并且针对万物的自律自发加以积极肯定。就此点而言,与从前道家思想中“道”是支配,“万物”是被支配的存在论截然不同。的确《老子》一方面拥有新的“自然”思想,另一方面却仍然保留“道”是支配,“万物”是被支配的存在论而拥有抑制万物、百姓的“自然”之倾向。虽是如此,池田仍然强调《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倡万物、百姓的“自然”,并在此点上肯定其革新性。上述《的政治思想和自然》可能是详论郭店楚简《老子》本的整体思想的部分成果。池田知久在此篇中将郭店楚简《老子》本中的主要思想分为“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养生思想”以及“哲学思想”等四个方面而加以论述。

         首先是政治思想,池田在郭店楚简《老子》本中发现四种与政治相关的思想:(1)以无知、无为而取天下。(2)由圣人无为,通过万物的自然而取天下。(3)从道、德治国和天下(4)批判战争或战争政策。而他认为郭店楚简《老子》本反映着即将迎接介并天下的社会状况。接着是伦理思想,有(1)由无知、无学的“否定超出”(2)超越美恶、善不善的区别(3)否定追求欲望(4)由无为成功的人生(5)提倡柔弱与否定坚强。先前学者多半以保身之道、处世之法或处世术等用词说明《老子》的伦理思想,池田知久认为这些说法皆含有负面内涵,而《老子》所主张并不止如此,而是哲学性地追求如何生存于现实社会,透过将其身置于“后,下,无为”等负面价值上,反而获得“上、前、无不为”的正面价值。

          关于养生思想有两种:(1)由道、德养生。(2)主张重视个人养生的人适合统治天下,换言之,政治思想渗透于养生说,池田认为这种养生论述是战国末期以后发生的。

          最后是哲学思想,池田论述郭店楚简《老子》本的哲学是支持其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与养生思想,其支持的方法有以下三种类型:(1)叙述世界存在者一般应有的状态即万物的“否定超出”,并将其作为政治、伦理、养生等思想的基础。(2)将“道”或“德”定为万物的穷极性根本即“道”、“德”发挥其全能性而主宰万物。(3)将万物的自然置于诸思想根本的地位,说明其为“道之无为”作用之结果而发。池田在哲学思想中特别留意甲本的“玄同”。此哲学可谓是一种神秘主义,提倡人类彻底闭塞感觉器官,透过无知、无言,解构一切价值、事实、存在之差异的“玄同”世界之呈现,并且与之融通。此“玄同”与《庄子》“万物齐同”的哲学相同,故池田认为郭店楚简《老子》本即引进《庄子》所固有的万物齐同。换言之,郭店楚简《老子》成书于战国末期,故能保存战国中期“万物齐同”的哲学思想。



               结尾
         
           本文梳理了近代日本汉学界关于中国古典老子思想的研究过程和成果,以及关于郭店楚简《老子》问世以来,日本汉学界针对最新文献,不惜搁置多年来几代人原有的学术成果,锲而不舍地重新思考和专研精神令笔者万感敬佩。针对郭店楚简《老子》本汇整出如下几点:一,关于郭店楚墓下葬年代有两种说法,即战国中期偏晚说和战国末期说。对此日本学者就郭店楚简《老子》本成书或抄写年代的看法亦随之分歧。二,马王堆帛书本和郭店楚简本的出土已推翻不少疑古派所曾提出的论点,如木村英一的《老子》汉初成书说等。而近代以来的疑古之风在日本学界根深蒂固,尚有一定影响力,因而导致与其他各国学界“走出疑古”倾向不同。三,郭店楚简《老子》的研究实令人反思研究方法上的诸多问题。学者研究古代思想,尤其先秦思想史时可利用的资料本来不多,可当作年代标准的资料更少。并且儒家思想成为后来中国思想史的主流,但是不少日本汉学家认为若探讨先秦思想史时,仍持着以儒家为主流的思想史观,将会对许多观点判断失准。关于此点,日本学者田所义行曾反对津田左右吉的看法而指出:将“仁义”一词作为《孟子》首次使用的理由与依据何在?且《老子》多讲取天下,其动机与《孟子》王道论相同,虽是如此又哪里有理由和根据可将《老子》与《孟子》视为同时代,或者将《老子》视为晚出《孟子》?而不认为是《老子》先讲“治天下”而《孟子》承之?笔者认同田所义行的发问,怀疑有些学者无批判地认为《老子》有“仁义”句,即是受到《孟子》影响;有“大伪”句,即是对《荀子》的批判。至于儒家思想与《老子》原始的关系,因反儒思想在郭店楚简《老子》本中并不十分明显,不少学者认为郭店楚简《老子》与儒家在思想上并不对立。假使如此,郭店楚简《老子》本的发现可否印证《汉书・景十三王传》的记载?其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可见“七十子之徒所论”包含《老子》一书。如此,西汉初期的《老子》不必是黄老或老庄所专用,儒家可能亦重视《老子》,此现象是否继承郭店时期的儒道关系?此问题亦值得讨论。

           郭店楚简《老子》本的研究虽已约二十年,但实则刚露头角而已,尤其是哲学、思想本身的问题仍有可加探究的空间。恕笔者真的能力有限,仅此对日本学界研究《老子》思想作以笔记,愿留给后进者从事此领域研究时以微薄之参考。在结束本文时,笔者不由想起1980年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访问日本,面对高朋满座的日本汉学界钱先生作了《诗可以怨》的学术演讲,钱先生通过《论语》中四个字“诗可以怨”旁征博引,引用他贯穿古今学贯中西的“在所之能”,印证了“好诗未必要怨。”同时演讲中面对日本汉学界自始至终报以谦卑之心令笔者至今想起百感交集,万言难尽。特引其演讲稿前言部分作为结尾,向钱先生鞠上一躬。

          “ 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研究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 (ha inventato I'ombrello)。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象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注册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去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还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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