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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消失的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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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5:41: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前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文明流传到了今天,也有许多文明在前进的道路上突然消失。当我们的目光在关注亚特兰蒂斯、玛雅、特洛伊、庞贝等外国消逝了的古国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的境内也曾经存在过许许多多的小国。他们中有的还创造出了辉煌的历史。这本来也属于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页,却很少有人去探寻、了解。
  当我们不断地遗忘、丢弃的时候,我们所遗忘的、所丢弃的,正在被西方人视为无价之宝。一千年前,无数打着探险队旗号的外国盗贼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他们夺走了不知多少珍贵文物。但也正是他们,帮我们找到了许多传说中的古国。这不能不说是对国人的一大讽刺。
  中国是个有史学传统的国家。至少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史家就写出了《尚书》、《国语》《春秋》、《左传》、《战国策》等著作,记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使我们能够对祖先的生活有所了解。从司马迁写下《史记》后,中原王朝历代都有史书传世。
  但可惜的是,由于古代中原人的偏见以及交流不便的限制,有关古国的记载得非常少,而且残缺不全。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史书是专为中原王朝而编纂的。每一部史书,都长篇累牍、细致入微地记述了当时统治王朝每位国王、每位有名大臣的生平。而对于周边的附属古国,史官们不了解,也不屑了解。对于那些古国的记述是非常粗略的,是很不全面的。正因为如此,有些古国已经完全消失,根本不为人所知了。这让今天的人们形成了很大的误解,以为中国仅仅是“中国”。而实际上,今天的中国,不仅仅包括中原国家,还包括那些先后出现的古国。我们今天的疆域,正是由古代中原王朝及其周边国家连接而成的。
  对古代中原王朝周边古国的不了解,直接导致了我们对那些古国文明的无知和轻视。这正是上个世纪初外国文物盗贼能够轻易从中国境内古国遗址中盗取宝藏的原因。
  我们正在失去的不仅仅是古国遗址中的文物。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古代也曾经是个多政权国家。每一个曾在中国境内出现的古国,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责任去发现它们、解读它们、记录它们。
  已经消失了的古国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历史还有很多,那正在微风中消散的浪漫传奇和神话也还有很多。如果你对这一切产生了希望了解的兴趣,那么,请你继续读下去。这本《消失的古国》,讲述的正是那些曾经在华夏天空留下闪亮一瞬的古国的历史与传奇。
  这里有“开国何茫然”的古蜀,有楼兰姑娘沉睡的大漠,有马背国家的金戈铁马,有西域佛国的梵音唱晚。它们有的曾经和华夏民族同时起步,有的曾与中原王朝有过恩怨缠绵…——上古传说中的蚕从,武侠小说中的大理段氏,佛教典籍记载的大德高僧,史家铁笔下的中原儿女……
  本书收录的18个个曾经存在过的古国,当然不是全部,但可以代表全部。字里行间倾注着编纂的心血,希望它能成为读者茶余饭后的精神食粮。
  5000年的文明已经成为昨日,残存的遗迹和古老的传说在讲述着曾经的灿烂辉煌。古国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血脉的相连却让我们彼此关注。打开古国的历史,千年的叹息将在你心中回荡。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古蜀国——神话的国度,现实的传奇
  蚕丛,鱼凫,传说里的古蜀王
  三星堆,古蜀国辉煌的证明
  金沙遗址,走近古蜀国的金钥匙
  发型与古蜀政坛的风云变换
  一个古汉字背后隐藏的神秘古蜀国历史
  曲终人散,辉煌过后的古蜀国国破家亡
  古蜀国大事记

  第二章 东胡——曾让匈奴畏惧的强权
  东胡人起源之谜
  秦开破东胡,中国将东北收入囊中
  东胡大事记

  第三章 匈奴——征战草原的传奇王朝
  徙居漠北,炎黄一脉兴起
  匈奴崛起,横行中华数百年
  屡战屡败,匈奴人远遁他乡
  上帝之鞭——匈奴大帝阿提拉的传奇一生
  匈奴人,你去了哪里
  匈奴大事记

  第四章 月氏——域外的逍遥国
  历尽艰辛,张骞让月氏王国重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月氏国的变迁
  月氏大事记

  第五章 乌孙——流浪的西域骑士
  西域古族——乌孙
  江都公主,中国和亲史上第一人
  历配三王的解忧公主与她的侍女
  乌孙大事记

  第六章 楼兰——梦中的人类乐园
  活在历史与传说中的神秘国度
  无心插柳柳成荫——楼兰惊现
  沉睡千年的楼兰姑娘
  踏破铁鞋无觅处,失踪了的发现何日重见
  凭空而来,戛然而止
  楼兰大事记

  第七章 精绝国——黄沙中的东方“庞培城”
  从昨天走来的遗址
  精绝国与女儿国
  精绝国消逝之谜
  精绝国大事记

  第八章 龟兹——影响了中原的西域文明
  龟兹王的浪漫爱情
  高僧鸠摩罗什
  龟兹国的变迁
  龟兹古城与它的缔造者的消亡
  龟兹大事记

  第九章 大宛——天马的故乡
  乌国境内寻大宛
  天马之战——西汉与大宛的铁血悲歌
  汗血宝马的千年传奇
  大宛大事记

  第十章 于阗——迷雾中的美玉之邦
  于阗,曾经的西域乐园
  “于阗”之名的含义
  于阗,美玉的故乡
  中国第一僧与于阗的“缘”
  于阗国与喀喇汗王朝的宗教战争
  斯坦因盗于阗
  于阗大事记

  第十一章 夜郎——被世人误解两千年的古国
  寻找“自大”的夜郎国
  夜郎古国的四重面纱
  活在彝族历史中的古夜郎
  夜郎王印与活人坟
  夜郎大事记

  第十二章 乌桓——胡风浓烈的王国
  乌桓,东胡的后裔
  乌桓铁骑威震中原
  曹操北征乌桓之战
  乌桓大事记

  第十三章 鲜卑——建立国家最多的北方民族
  从大鲜卑山走出来的强大民族
  60万对7000,北魏的惨败
  出身于汉族的鲜卑太后
  吐谷浑,遗失的草原王国
  鲜卑大事记

  第十四章 柔然——威震漠北的汗国
  一个奴隶开创的王国
  不断扩张的西征
  茹茹公主传奇
  巫术盛行与草原习俗
  历尽繁华终成空
  柔然大事记

  第十五章 高昌——西域佛国
  荒废的古城
  丝路上的明珠
  风靡全国的佛教与玄奘西游
  高昌吉利,探索高昌国的窗口
  高昌大事记

  第十六章 契丹——骑在马背上的王国
  “Kitay”,咬文嚼字细求源
  契丹与辽
  神秘的契丹文字
  契丹鞍与鸡冠壶
  姓名变迁见证的民族融合
  契丹大事记

  第十七章 西夏——剽悍的游牧民族
  黑城的发现
  活跃在贺兰山的强大帝国
  西夏剑,述说着先进的冶炼技术
  独特的美酒文化
  神秘的星曜崇拜
  西夏大事记

  第十八章 大理——飘扬着儒雅的佛号
  历史与传说中的段氏家族
  大理的变迁
  儒雅飘香的佛国
  出家的国王
  割耳而葬与祀典文化
  大理大事记

  后记
国学复兴 文化传承 兼容并包 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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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9 05:41:3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古蜀国——神话的国度,现实的传奇

  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鱼凫,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或说是蒲泽,其后是开明。这些帝王名号怪异,史料匮乏,正如诗人李白喟叹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长久以来,古蜀国的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蚕丛,鱼凫,传说里的古蜀王

  诗仙李白在一生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一首《蜀道难》中,有这样一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鱼凫,说的是什么呢?“开国何茫然”又是什么意思呢?

  蚕丛,又称蚕丛氏,传说中是上古时代蜀国首位称王的人。据说他是位养蚕专家,“蚕丛”即由此而来。蚕丛的眼睛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样式的左边是斜着分了叉的。最早他居住岷山石室中,为了养蚕,率领部族从岷山迁到成都居住。在夏桀十四年,夏桀派大将军扁攻打蚕丛和有缗氏,于是蚕丛跟有缗氏献上美女。夏桀被美女迷惑,竟然退兵。西周时期,蚕丛被其它部落打败后,蚕丛的子孙后代,都各别逃到姚和雟(两地于今四川西昌一带)。这时,又出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重新统一了古蜀国,此人就是鱼凫。

  李白的这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说的就是蚕丛、鱼凫两位国王建国的事情。因为两位国王先祖是谁、如何由何而来、如何建国都没有确切的答案,所以叹曰为“开国何茫然”。

  那么,古蜀王国是真实存在的吗?有关古蜀初期蚕丛和鱼凫两代的记载,只有史料中的寥寥数十字而已,他们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确有其人呢?

  成书于晋代、记载我国西南地区历史的《华阳国志》中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按照历史的记述,上古时,西南的大部分民族是居住在古康青藏大高原的古羌族支派。公元前5世纪前后,他们向东进入平原,与土生的华人杂居融合,孕育中华文化。他们的一支向东南迁居进入岷山地区,依山势而居,垒石为穴。后又循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开始渔猎生活,并捡拾野蚕抽丝。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所生的后代就是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蚕丛。

  蚕丛的家系为支庶,被分封到蜀地作侯伯。据说他巡行郊野时常着青衣,因此被人们呼为“青衣神”。

  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蚕丛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他带领族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他们经过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茂汶盆地后,逐渐发展农耕。

  夏商之际,第三代蜀王鱼凫成为国王,蜀人再次东迁,从茂汶盆地东南而下经过成都平原北端进入广汉平原。这时的古蜀王国已经完成了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鱼凫是这个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有关古蜀人与他国的战事,并无传世记载,但考古实物却证明确有其事。在殷墟和周原的卜辞中,出现了“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的记载。可见,当时商朝与古蜀国之间曾经爆发多次战争,因此商王才会进行占卜,向上天询问吉凶、对策。

  鱼凫执政的时期,正是商王朝接近灭亡的时候。因为与商朝不合,古蜀国参加了周武王讨伐纣王的会盟,在伐纣的洪流中勇往直前。古书《尚书》记载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就是说,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古蜀国的军队起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说,古蜀国军队出战时,都是载歌载舞,用悠长宛转的嚎叫增添军威,用请神明附体的舞蹈仪式来增添勇气。而这嚎叫与怪异的舞蹈,无疑也是对敌人的一种威慑。

  尽管当时与商朝频频发生战争,古蜀人的生活却未受影响。因为巴蜀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既有险可依,又有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矿藏、成群的野生动物。

  与古蜀国联系最密切的是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族和巫耋人。远古的羌人在成都平原发展成蜀族以后,遭遇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问题:四川盆地食盐缺乏。据猜测,第一代蜀王蚕丛之所以眼睛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成为纵目,可能就是因为缺盐而患甲亢造成的。羌族的池盐远在千里之外,又有重山阻隔很难运送,只能依仗巫、巴之盐。

  从蚕丛到鱼凫时代,古蜀人曾到川东三峡地区购回食盐。巫耋和巴人纷纷溯江而上运送食盐。在贩盐利润的分享上,巫、巴间也存在矛盾。巫耋的盐产量高于巴人,而巴人紧邻长江,得舟楫之便。双方若发生争执,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影响到古蜀国的食盐供给。为此,作为西南最强大的政权,古蜀王鱼凫一面派出一支队伍驻扎在瞿塘峡以西地区,以阻止巫、巴的纷争,保证长江盐运畅通无阻一面暗中自己动手采盐制盐,以避免古蜀国的食盐供给因巫巴之争而间断。这支队伍在白帝城西的河滩上垒石扎营,据说石垒纵横8行,共64垒。有人认为,古蜀国的营垒被后人误认为是诸葛亮为阻击东吴陆逊追兵而设的“八阵图”。

  在了春秋初期,王位从鱼凫家族传到了望帝杜宇手中。

  杜宇也是一位活在传说中的古蜀王,而且比以前的古蜀王更具传奇色彩。传说,杜宇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成了蜀国的国王,被尊称为“望帝”。望帝当国王的时候,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教导老百姓怎样种植庄稼,叮嘱人民要遵循农时,搞好生产。他热爱百姓,因此百姓对他十分拥护。

  那时蜀国经常闹水灾。望帝也想尽各种方法来治理水灾,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根除水患。有一年,忽然从河里逆流漂来一具男尸。人们见了感到十分惊奇。因为河流上的东西总是顺流而下,怎么这个尸体却是顺逆而上?好事者便把这个尸体打捞上来。更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开口讲话,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因失足落水,从家乡一直漂到这里。望帝知道这个消息后,便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

  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深受其害,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蜀国人口锐减了一大半。鳖灵受望帝的委任,接受治理洪水的任务,他带领民众治理洪水,打通了巫山,这样水流就从蜀国流到长江,使水患得到了根除,蜀国人民又可以安居乐业了。杜宇十分感激,自愿把王位禅让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

  然而,鳖灵统治下的古蜀国在鳖灵的子孙手中很快就灭亡了,古蜀国从此消失。望帝杜宇悲伤而死,死后化为杜鹃,整日在林中哀啼。于是,后人的诗中便有了“望帝君心托杜鹃”的凄美词句。

  从蚕丛、鱼凫,直到望帝、鳖灵,史书与神话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神秘古蜀国。人们相信古蜀国是存在的,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古蜀国存在过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能被找到吗?

  20世纪,答案揭晓了。

  三星堆,古蜀国辉煌的证明

  1929年的春天,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在住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具有浓厚的古蜀国地域特色,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也“惊醒”了沉睡几千年的“三星堆文明”。但是,时逢乱世,这一代的考古发掘被一推再推,几乎被遗忘。

  1986年,对广汉境内文物的发掘工作终于展开了。考古工作者就在广汉三星堆一带发掘出了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出土文物之多,价值之高,引起了世界轰动。这些遗址被称为“三星堆文明”,经考证,属于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传说中的古国原来真的存在,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就是有力遗址的证据。而且,按照规模来看,这里曾经是古蜀国的都城。

  三星堆文明的一个奇特之所在处,就是这里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在此之前,在殷墟一带也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鼎、盆等,但没有一件青铜面具。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面具,几乎全是粗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阔扁嘴,没有下颏,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仔细观察这些青铜面具,两只耳朵上各有一个小孔。这种面具的脸型与现代当地人大相径庭。它代表了什么?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尊细而高的青铜铸成的人像,其相貌和青铜面具的特征相同,穿着一件燕尾服式的袍子,赤着脚,站在一个高高的底座上。铜像身高170厘米左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青铜时代青铜像。铜像两手一高一低,呈握东西状。但该铜像出土时,手中没有发现握有东西。而且,如此细高的铜像在站立时,手中稍有负重就会倾倒。专家推测,这个铜像的神情和手势,像是一个不同于平常人的巫师,应是在祭祀中用到的道具。

  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3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而它们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其中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揉合了人兽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看着眼球突出眶外的青铜像,联想到传说中上古时代“纵目”的蜀王蚕丛,人们不仅猜测:这难道是对蚕丛相貌的夸张吗?这是否意味着蚕丛确实存在呢?

  除面具和人像之外,三星堆文物中还出土了金杖、青铜神树、象牙等。金杖长达142厘米,上面雕刻有精美、神秘的纹饰,以及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还压有一只箭状物。另外,杖上还刻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青铜神树也让人惊讶,树高近4米,共3层,分为枝,每个枝头上站立有一只鸟。据考证,这些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代表太阳的神鸟。繁茂的树枝、果实及花朵、尾在上头朝下攀援在青铜神树上的神龙,让人们在惊叹之后常会引起这样的思考:古代蜀人采用极其高超的青铜工艺和造型艺术铸造这件充满了神奇想象力的青铜神树,究竟是作什么用的呢?

  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既有明显的古蜀国文化的痕迹,又有浓郁的西亚和其它地域文化的特征。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物品,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都非常接近。这种带有“杂交”特征的青铜文化与中国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有明显不同。

  从一些陶器酒杯极似欧洲同期出土酒杯外形看,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受到来自西亚、近东、欧洲等异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一大批精美、神秘的珍稀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连串历史之谜也接踵而来。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是什么?是氐羌人、濮人、巴人、东夷还是越人?三星堆展现出的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是怎样的?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还是兼而有之?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是哪个年代留下的?是商代、商末周初、西周还是春秋战国?它是祭祀坑、墓葬陪葬坑还是器物坑?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族徽、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从规模来看,三星堆无疑曾是古蜀国的国都,那么,这里为何被废弃了呢?

  三星堆文明与长期以来人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有些地方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发现也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以前,有人认为在古蜀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明,它应是我国商周时期前后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它的文化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三星堆的发现毫无疑问可称之为重大发现,它完全可与当今世界上的一些重大发现相提并论。

  世界考古学界公认,对古文字的解读与破译属于重大的科学难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没有被解读破译出来的古文字仅剩玛雅文字等两三种,而三星堆出土文物上的古蜀文字也属于其中之一。不仅仅是目前无法破译,而且以前也根本没有见过,叫不出名字。

  三星堆文明及其出土文物的神秘之处,让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以致不少外国媒体称三星堆遗址是来自“外星人”的文化。这种说法自然虚无缥缈但三星堆文明不合理的神秘又不能不让人“胡思乱想”。我们只知道它是古蜀国人创造出来的,除此之外简直一无所知。谜底,在何时才能揭晓呢?

  金沙遗址,走近古蜀国的金钥匙

  2001年2月8日。一个初春的下午,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一群工人正在蜀风花园大街的工地上汗流浃背地施工。突然,有人在挖出的泥土中发现了异样:大量白色的骨状物,还有一些石人、圆形石器和一些铜器等,便高声的喊着:“挖到宝物了!”只见断壁上挂着一些白色的骨质物,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人们猜测着:是不是挖到古墓了。

  施工人员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得到消息后,考古发掘人员立即赶到。很快,他们就从遗址中清理出珍贵文物多达1000余件,绝大部分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文物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yuàn)、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可能是代表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

  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该是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它们在风格上与三星堆文物相似,表明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的考古年代比三星堆晚大约500年左右,那么,金沙文明是不是创造了三星堆文明的古蜀人离开三星堆之后创造的呢?从时间上看,完全有这个可能!。

  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具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与在三星堆出土的高达2米多的青铜立人相比,它们虽然高矮差别悬殊,但造型极其相似:同样的长衣,同样的姿态,空空的手中似乎都握着什么东西。仅仅这两个青铜立人,就足以说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之间的深厚渊源。奇怪地是,揭示金沙与三星堆神秘关联的各种文物,几乎全部集中遗址中的祭祀区。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的象牙、青铜器,似乎是某种特别的仪式,而出土的文物中,很多都有被灼烧过的痕迹,有些则被人为地破坏过。金沙遗址中的青铜器也一样,很多已经碎裂成残片。在金沙遗址还发现了一些青铜神鸟,它们和三星堆神树上的挂件极为相似。

  种种迹象都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在此延续和发展。金沙遗址是处于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于三星堆文化。

  金沙遗址告诉我们,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以后,原来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上灭绝,而是悄然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继续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发展着。

  当然,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也有与三星堆文明不同之处。三星堆文明是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遗址是以玉器见长。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晚期张仪筑“成都城”,但金沙遗址表明成都早有城市存在,却不为后人所知。根据出土的文物,可以断定古蜀国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的金沙,已经是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分布面积在平方公里以上。同时,随着附近宫殿遗址的被发现,金沙曾是古蜀国的国都这一猜测也被证实。

  金沙遗址曾是古蜀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然而,这样一个繁盛的王国的首领到底属于传说中古蜀王的某一位,还是另有其人?为何史料中竟无人提及?

  古蜀国和古蜀人到底来自何处,千古以来都是一个谜团。在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之前,人们曾发掘出宝墩文化遗址。宝墩文化是一种石器文化,而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古蜀先民的生产力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石器发展到青铜器,这两种不同水平的文明是如何过渡的呢?从时间的延续性和文物特征的相似性上,已经可以确认金沙遗址直接承接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发展壮大,三星堆和金沙先后都曾是古蜀国的国都。那么,古蜀国为什么要将都城从三星堆迁到金沙呢?

  最为怪异的是,如此辉煌的金沙古城,为什么没有被任何一部史书记载?为什么史书中有古蜀国的信息,却没有它的城市的描述呢?

  在历史上,对于古蜀国,西汉史学家用了八个字来描述: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八个字掩盖了历史真相,在人们的心目中,巴蜀之地是蛮荒,是不毛,是瘴疠弥漫的地狱,是虎狼横行的边陲。

  幸好,逝去的古文明一个个被发现了,哪怕被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消失的古国景象也像潮水般不可遏仰地重现在今天我们的眼前。事实告诉我们,成都平原也是一个文明之花长久绽放的土地,拥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生活。

  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人,源自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是与华夏族的祖先发源于同一地域的。他们在成都平原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早期城市,在城市周围进行农业耕作。在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的养育下,古蜀人经营着发达的种植业,发展着畜牧业,从事着工商业。

  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古蜀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古蜀国。在这个国度里,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被传说赋予神秘的力量。大量国力运用于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销惊人。

  古蜀国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同时期黄河流域文明大不相同。古蜀人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背面比正面长,像长着尾巴一样;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海贝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

  当成都平原古文明到达它顶点时,古蜀国北控汉中地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南包凉山州及云南北部,役使着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东边称霸川东,与巴、楚相抗衡。而当时开放的文明中心成都,就像太阳一样,向东亚大陆的西南隅放射着文化的光芒。

  发型与古蜀政坛的风云变换

  古蜀国人的政治生活是怎样的,在众多遗址被发掘之前,没有人知道。人们只是通过传说知道有古蜀国的存在,知道有几位具有神话色彩的古蜀王曾在这里领导他的臣民。而其中的细节,无从猜想。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斑以窥全豹的机会。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两种青铜人头像,一种留着长长的辫子,一种则把头发盘在脑后。在古代,不同民族的发型一般是不相同的,在三星堆出现的这两种青铜人头像,难道也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吗?留着不同发型的青铜人头像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唯一的线索是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提供的。1986年,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数十件青铜人像:有断为两半的青铜大立人,也有只残存头部的青铜人头像。在青铜器时代,青铜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这些青铜人无疑拥有着辉煌的历史。在能辨认出发型的64件青铜人像中,发型只有两种:一种长长的辫子拖在脑后,考古学上称之为“辫发”;一种头发卷起来,用笄系在脑后,叫做“笄发”。三星堆人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他们的“笄发”花样颇多,有的在头顶上扎了个蝴蝶结,有的把头发盘在前额像羊角一样高高耸起,青铜大立人梳的就是“笄发”。当以祭祀坑为单位统计他们的发型时,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号祭祀坑辫发铜像有9个,笄发的有4个;二号祭祀坑有辫发的铜像则是38个,笄发的是13个。为什么祭祀坑中“辫发”铜像与“笄发”铜像数量不相等呢?

  要了解两种铜像各自所代表的含义,就必须想弄清哪些民族爱留辫发,又有哪些民族爱梳笄发。但是,辫发和笄发是古人经常梳理的发型,单凭发型,想确定古人的身份都难上加难,何况要确定青铜人像的发型所代表的含义!

  不过,青铜人的姿态却泄漏了“秘密”。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常常显示出神秘的气息,几乎全部跟宗教有关:那身着华丽服饰、高高站立在祭祀台之上的青铜大立人,双手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仿佛正陶醉于盛大的仪式之中;头戴鸟头冠、下穿鸟足裤的青铜立人,似乎正在云蒸霞蔚中飞翔;青铜神坛上的四个大力士,身着太阳彩衣,手中紧紧攥着一根神秘的树枝。这些铜像无一例外,都是“笄发”的,他们无疑都从事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职业。

  那些梳着辫发的青铜人像,神情则闲适、安逸得多。因为身躯已经毁坏,很难从中看出更多细节。但从表情来看,他们与笄发青铜人像是不同的身份。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属于古蜀国哪个阶层?既然是青铜雕像,那么,它们所代表的群体必然不会是平民与奴隶。有人认为,跟那些与祭祀有关的笄发青铜像不同,辫发青铜像代表的是一个世俗的权力集团。这个集团掌握政治权利,也就是王权。他们是一个世俗而显赫的阶层,是3000多年前古蜀国统治阶层的缩影。

  远古古代,国家权力并不是统一的,这与原始社会的影响有关。在原始社会,最大权利的拥有者是主持祭祀仪式、负责占卜吉凶的人,他们并不负责管理氏族的日常生活,不去做带领成员狩猎、指挥战斗等“琐事”。受原始社会的影响,早期奴隶社会的统治阶层一般也分为宗教与王权两个部分。青铜人像的两种发型无疑透露了古蜀国内部的政权模式:笄发铜像代表的是一个神权阶层,控制着古蜀国人的精神,充当着人与神灵的联系者与媒介;梳辫发的人们则奴役着古蜀国人的身体,驱使他们劳作、征战。按这种猜测来看,古蜀国的政权是一分为二的,两个阶层中,一个占有所谓的神权,另一个则把王权收入囊中。

  那么,这两个阶层各是什么身份呢。

  按照常理推测,远古时代,掌握至高无上的王权的,应该是土著民族,而掌握神权的,则可能是实力强大、让土著民族不得不做一些让步的外来民族。也许,这个外来民族就是来自于中原!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3000多年前,一支来自中原的民族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明。经过了几次接触,古蜀国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中原民族神秘、虔诚的祭祀仪式被古蜀国人毫不排斥地接受了。他们担当起了古蜀国的巫师。古蜀国统治者用青铜为他们锻造出一种虚无而神秘的力量。中原民族取代了古蜀国本土巫师,攫取了古蜀国的神权,古蜀国中出现了神权与王权并驾齐驱的情况。

  祭祀坑中,辫发铜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笄发铜像。但数量与权力的分享是没有太大联系的。这些青铜人像中,有4个戴着黄金面罩,这也许代表着两个阶层之间的秘密协议。青铜时代,青铜固然珍贵,但黄金更为贵重。这4个青铜人像应该代表了古蜀国的最高权力。他们中两个梳辫发,两个梳笄发,数量恰好相等,似乎是制作者在刻意维持某种平衡。

  在出土的一把金杖上,刻着这样一幅神秘的图画:4根羽箭平行射穿两颗人头,箭头分别穿入两条鱼的头部,箭尾则是两只展翅的飞鸟。有人认为,两颗人头代表着梳笄发和梳辫发两个阶层,鱼和鸟是它们各自的图腾,羽箭则相当于誓言。这可能是两个阶层刻下的契约,代表者庄严和肃穆的誓言。

  然而,神权与王权终究不能长期分庭抗礼。对权利的渴望注定会让两个分享神权和王权的民族爆发冲突。这种事并不罕见在商朝早期,商王的权力不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叫贞人的神职集团决定着卜筮权,假借鬼神的意志聚顶国家的方向。他们被所有臣民尊敬、信仰,是比商王还有权力的统治阶层。商王武丁继承王位后,王权才慢慢压过了神权,贞人才逐渐消失。商朝的情况跟古蜀国不会有太大区别。因此,可以这样猜测:在某一个时期,古蜀国的王权和神权是分属两个阶层,互相依存的。但慢慢的,拥有世俗世界最高地位却要向拥有神权者低头的王族们不满的情绪日益严重。他们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让自己的权力更大呢?!

  那么,权欲进一步膨胀的王权拥有者展开行动了吗?这个猜测正确吗?三星堆遗址没有给我们答案。但这个答案在金沙遗址中找到了!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条金腰带上,同样有人头、鱼、鸟、羽箭,但人头图案却从两颗变成了一颗。权力拥有的两者间,是不是有一个消失或衰落了,剩下的一个成为古蜀国真正的统治者?金沙遗址确实也找不到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了,只剩下辫发铜像,王权拥有者们似乎不仅继续掌握着古蜀国的王权,还得到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神权。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个小铜立人,梳着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像一样的辫子,腰间插着一根短杖。他头上戴着象征着太阳的高冠,手却像青铜大立人一样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依稀有笄发铜像的影子。

  古蜀人在一场灾难中逃离三星堆,来到金沙,而这个过程中,王权拥有者趁乱抢夺了神权。

  历史的真相也许就是是这样。

  一个古汉字背后隐藏的神秘古蜀国历史

  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上曾刻有这样一个汉字:弓鱼。“弓鱼”这个字是会意字,早已经从日常用字中消失。古人根据一个事件或一些场景造出了这个字,它的读音在今天已经失传,它所隐藏的信息以及产生的原因也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弓鱼”字最早出现在陕西弓鱼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盘上,除此之外,以前并未在其它器物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人们以为“弓鱼”字只属于弓鱼国时,这个字却在另一块土地上出现了。

  在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雕刻着许多图案和花纹,其中包括这样一个图案:一张弓,一条鱼,一只鸟,鱼被弓箭贯穿而入。同样的图案也出现在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金是古代最贵重的金属,刻在金器上的图案,一定意味着战争、盟誓、迁徙等大事。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之前,古人就是用图案、符号来记录部落中发生的大事的。那么,一张弓箭与一条鱼的组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符号是文字的前身。如果把“弓”与“鱼”组合在一起创造汉字,恰好就是“弓鱼”字。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弓鱼”字与古蜀国金杖、金带上的图画是有神秘的联系的。那么,为什么古蜀人想表达的内容会在陕西弓鱼国遗址的青铜器上出现?三星堆、金沙遗址与弓鱼国遗址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弓鱼国是西周的诸侯国之一,比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晚了数百年。弓鱼国遗址中也曾发掘出青铜人像,不同的是这尊青铜像被安放在墓室中,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却被埋入了祭祀坑。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弓鱼国会不会是古蜀国人的分支?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似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一场意外的大火也许是古蜀国与弓鱼国联系之谜的解。

  有人猜测:3000多年前某个深夜,火焰产生的热浪与浓烟将熟睡中的古蜀国人惊醒。他们逃出屋子,发现国都中央的宗庙正在被熊熊大火吞没。惊慌的人们纷纷赶去救火。然而,火势已经形成,不是当时的人们所能扑来的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大巍峨的宗庙在烈火中轰然倒塌,房梁与瓦砾砸在神案上的金器、青铜器、玉器上。

  大火渐渐熄灭了。古蜀国人在宗庙的废墟中巡视,发现这里已彻底被烧毁,到处是还冒着青烟的断壁残垣。象征着国家根基的宗庙已化为乌有。祖先流传下来的祭祀用具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损坏,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用来呼唤、祭祀神灵的神器已被烧毁,在古人的眼中,它们已经完全失灵,只能像垃圾一样抛弃掉。这不是臆断。古代历史上,许多古老的部落常常会丢弃自己认为已经不灵验的祭祀品。大火被理解成神的责罚,对于这些失宠的祭祀品,古蜀国人不打算继续使用。于是他们在河畔挖坑,将这些失灵的神物永远埋到地下。

  三星堆文物的祭祀坑起源于一场大火而不是战争,这是有根据的。古时,两国交战,战胜者会焚烧战败者的宗庙,但对战败者宗庙中的宝物却不会毁弃,而是作为战利品运送回国,炫耀胜利,抢夺对方的福祉。这才造成了特洛伊被希腊联军彻底摧毁的悲剧。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伐燕,获得胜利的齐宣王就毁掉了燕国宗庙,把燕国宗庙中的圣物运回本国。古蜀国在三星堆留下的青铜器、玉器,却被掩藏在两个祭祀坑中,显然不是敌人所为。而且,对于埋葬祭祀用品,古蜀国人显然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祭祀坑平整规则,坑底堆放着小型青铜器、玉戈、玉璋,中间是大型青铜器,最上面则是60余根象牙,令后人觉察不到一点匆忙的痕迹。如果是战胜国所为,他们没有理由这么用心地做这件事。

  如果古蜀国在三星堆都城的宗庙是毁于大火,那么,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出现在别处,便也可以解释了。

  崩塌的宗庙最终也带走了古国的稳定。在大多数古蜀国人心目中,这片曾经养育了他们的土地被神诅咒了,变成不祥之地了。要继续过幸福的生活,就应该离开这块土地。但是,该向哪里迁徙呢?仓猝之间,人们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古蜀国内部出现了剧烈的争吵与对峙,庞大的古国在这一刻走向了分裂。他们一部分要去成都平原定居,另一部分则执意要向中原迁徙。

  最终,持不同意见的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在一场盛大而凄凉的告别仪式或厮杀后,他们分别踏上了自己的旅途。向往成都平原的那一支,在金沙重新建立了一个堪与三星堆媲美的文明。而远上陕西的古蜀国人则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他们必须重新取得耕地、河流、青铜矿,也必须得到强大的周王朝的信任。在渭水河畔,这群顽强的古蜀国人建立了弓鱼国

  ——一个对当年的三星堆有着无限追忆与缅怀的王国,一个活在过去的王国。

  定居中原乐土的弓鱼国人一度活跃无比,弓鱼伯成为他们新的领袖。西周年间,弓鱼国迎来了一个风光的政治婚姻,周朝王室重臣井伯之女井姬下嫁弓鱼伯。这为弓鱼国带来了一段和平、安详的生活。然而,婚姻带来的和平终究是短暂的,弓鱼国与临近的矢国、夌国之间一度剑拔弩张,一连串的政治婚姻最终也不能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弓鱼国远离衰落。

  西周穆王时,矢国逐渐强大,成为关中西部最活跃的诸侯之一,渭水以北的肥沃土地逐渐落入矢国之手,弓鱼国被迫迁往渭水南岸,依靠渭水天险与矢国对峙。从弓鱼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已不难看出当时的弓鱼国人生活的窘境。渭水南岸弓鱼伯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虽然很多,但都非常小,制作简陋,呈现出衰败的气息。到西周中期以后,弓鱼国在渭水南岸的行踪已经逐渐模糊。此时的弓鱼国也许已经国破人亡,或者迁徙到了别的地方。在一座有王室规模却没有任何陪葬品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一具芦苇包裹的骨架,死者颈部有条痕迹,明显是被缢死。许多人相信,这个被缢死的古人,或许就是弓鱼国最后一位国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流落到陕西的古蜀国人的命运,不能不让人感叹。当然,历史的正文有时会被误读。也许,古蜀国与弓鱼国之间的联系并非如今人猜想的那样。是对是错,也许要交给时间与科学来证明了。

  曲终人散,辉煌过后的古蜀国国破家亡

  公元前451年,中国已是战国早期,奴隶制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年,中国大地上一片宁静,只由定居成都平原的蜀国和渭水一带的秦国,战争的乌云在两国人民的头上翻滚着。时逢乱世,人们对战争早已司空见惯了,就如同家常便饭一样。

  这一年,秦国率先向古蜀国发动了进攻。双方在南郑展开了激战。南郑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当时,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南郑是入蜀的咽喉之地,扼守在汉江和嘉陵江上游之间。进可出蜀入关中,退可固守,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因此,蜀人、秦人的南郑之争,是一场攸关双方生死的重要战争。

  早在鳖灵统治下的开明王朝建国初期,鳖灵之子卢帝便率蜀人北上,一度进军到了雍(今陕西凤翔一带),已经越过了渭水,南郑当时是古蜀国的领地。公元前451年,秦人决意收复南郑。他们突然发动进攻,一举拿下南郑,让古蜀国手忙脚乱。古蜀王不能容忍失败,也不能容忍自己统治的地方被敌人掌握。他集结兵力反扑,可秦国早已在这里筑起了坚固的城墙。这场战争持久惨烈,足足用了10年,古蜀国才将南郑艰难收复。

  获得了胜利的古蜀国人沉浸在了极度的骄傲中,骄傲自满让他们失去了进取的欲望,10年大战的消耗也让他们不愿再去冒险。收复南郑后,古蜀国并没有将其作为前哨,只当作一片普通领土。他们并没打算以此为据点,一举歼灭邻国秦人。在他们看来,拥有四川盆地这样的天府之国,已经足够了。

  大约在公元前361年前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在秦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这次变法曾因秦国贵族的反对而导致秦国一片混乱。这也许是最后的彻底打败秦国的最好机会,但古蜀国没有任何行动。

  商鞅的变法见效了。他本人虽然因为变法得罪了贵族而被车裂,但他施行的改革措施已经形成了滚滚洪流,谁也不能逆转了。秦国变得强盛起来。

  而在古蜀国的东边,楚国比秦国更早走上了变法图强的道路。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在楚国施行变法。吴起的下场与商鞅如出一辙,但他的变法也与商鞅一样,成为没人能改变的趋势,使楚国也慢慢强大起来。

  变法的成效并非立竿见影,这是一个时间累积的过程,而且,在初期,变法甚至会让国家产生一定程度的衰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蜀国在对秦国、楚国的军事行动中,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它的势力已经远远伸出了成都平原,庞大的版图似乎给古蜀国人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其实,古蜀国的胜利都并非正面交锋,不能算是强大的证明。但古蜀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非常满足。

  在各国先后开始施行变法的时候,古蜀国内也在进行着紧锣密鼓的重大行动。不过,这个行动不是非励精图治以求逐鹿中原的变法,而是古蜀王正忙着将开明王朝历代祖先的坟墓迁到成都来——他们原本已经入土为安,却迁到了新都城来。对于迁地重葬的祖先,古蜀王高度重视,斩杀了许多奴隶,作为殉葬祖先的人牲。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在中原早已销声匿迹了,在古蜀王却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变法已经卓见成效的楚国要一血当年之耻了。楚国的大军挥师西进,很快占据了古蜀国的邻居——巴国的大片领土。巴国的毁灭并没有让古蜀国人心生警觉。相反,古蜀王觉得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命军队蚕食巴人在川东一带的领土。楚国的残渣剩饭让古蜀国王心满意足,他并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

  楚国已经享受到了变法的好处,秦国也不甘人后。已经足够强大的秦国对古蜀国的肥沃土地一直有着占有欲。秦人开始谋划如何动手了。

  古蜀国地势险要,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国再强大,采取硬攻的办法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秦惠王便想出一条妙计。他命人雕刻五头石牛,悄悄运倒秦与古蜀国的边境上,并叫人每天在石牛屁股后面摆上一堆金子,有派人散播谣言,谎称石牛是神物,每天能拉一堆金子。贪婪的古蜀王听到这个消息,眼见真的有人每天到石牛屁股后面收金子,便一心要得到这些神牛,托人向秦王索求。秦王假意拒绝了一番之后,终于答应了。石牛很重,很大,蜀道又那样崎岖,如何才能把“宝贝”搬回国内而不损坏呢?当时蜀国有五个大力士,力大无比,叫五丁力士。古蜀王就叫他们去凿山开路,把石牛运回来。五丁力士奉命开出了一条通往国都的坦途,将所谓的宝贝带回国都。古蜀王兴高采烈地等了许久,也不见石牛拉出半两金子,终于知道自己是受愚弄了。他派人去指责秦惠王言而无信,把石牛运了回去,以免留在国内让自己蒙羞。

  秦王本来就是要借此机会上古蜀国为自己开一条进攻的方便之门,计谋已经成功,自然十分高兴。为了进一步扩大通往古蜀国都城的道路,他又使出美人计,托人向蜀王讲:“石牛粪金这件事,我也是受到了下人的欺骗。如今让你们也上了当,我非常内疚。我国有位美貌的女子,是人间绝色。为了表示王牌致歉的诚意,如果古蜀王喜欢的话,我愿意把她嫁给古蜀王。”古蜀王本是好色之徒,听了使者的转告欣喜若狂,立即命五丁力士再到秦国去一趟,顺便将道路弄得更宽、更平,将美人安安稳稳地接回来。五丁力士领命阔路修道,到了秦国,带着秦王所说的美女返回。传说,在返回的路上,经过梓潼,力士们忽然看到一条大蛇正向一座山洞钻去。五丁力士好奇心起,跑过去抓住它的尾巴往外拉,企图把蛇杀死。但蛇很大,几人拽了半天,巨蛇才一点点地从山洞里拖了出来。力士们正高兴,忽然刮起大风,地动山摇,大山崩塌下来,转瞬间,五个壮士和那个美女都被压死了。

  古蜀王听了这个消息,悲痛欲绝。他做梦也想得到那位美女,不料美梦还是没能实现。古蜀王亲自到发生事故的山上悼念美人,唏嘘不已。

  蜀道已彻底畅通。而在此之前,古蜀王有一次想调侃秦惠王,就写信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军事演习,没想到秦惠王大胆赴约,蜀国军队的实力在演习中被秦人一览无余。万事俱备,只差出师的名义了。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公元前316年,巴蜀风云再起,古蜀王率大军向苟延残喘的巴国进攻。巴人节节败退,眼看就要亡国。无奈之下,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

  知道进攻蜀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秦惠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此时的秦军,再也不是以前与古蜀军不相上下的军队了。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古蜀王不得不从巴国退兵,迎战秦军。这场大战并没有持续太久。古蜀军溃败,古蜀王也在战场上丢了性命。秦军顺利攻占古蜀国都城。同年冬,张仪移师东伐巴国,俘获巴王,巴国也灭亡了。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了。古蜀国,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辉煌文明,在曲终人散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空留下一只只杜鹃在曾经是古蜀国的丛林里泣血哀啼。

  古蜀人自从鳖灵建立开明王朝以来,一直奉行奴隶制。战国早期,封建制开始萌芽,古蜀国内却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坚守着古老的传统。商鞅、吴起的变法分别让秦、楚成为强国,锋利的铁器开始用于铸造兵器,两国成了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因此,古蜀国与秦、楚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奴隶制与新兴封建制的对抗。经受了改革和竞争磨砺的中原文明占据了明显的上风。古蜀文明因为停滞不前,终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古蜀国大事记

  约公元前3000年,黄帝娶蜀山氏的女子为妃,生下蚕丛。蚕丛后来成为古蜀国开国之君。
  
  夏商时期,鱼凫成为古蜀王,率领蜀人从茂汶盆地东迁至广汉平原。古蜀国由原始氏族公社制进入奴隶制社会,鱼凫是古蜀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商朝末期,古蜀国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古蜀国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是推翻暴君殷纣王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望帝杜宇用鳖灵为相,治理在古蜀国境内爆发的洪水。鳖灵出色地完成了人物。望帝因此禅位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
  
  公元前451年,秦国进攻古蜀国,夺取战略要地南郑。10年之后,古蜀国又将南郑夺回。
  
  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进攻巴国。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巴蜀。古蜀国从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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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9 05:42:0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东胡——曾让匈奴畏惧的强权

  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以东而得名。它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早在商代,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从有史记载以来,东胡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春秋战国时曾打败燕国,秦末,曾向匈奴进行敲诈、勒索。
  
  东胡人起源之谜

  东胡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周秦两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在今内蒙古东部,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一面和草原上的各族不断互相融合,一面又不断迁入中原与汉族融合,最后都融入汉族之中。因此东胡实际上是汉族祖先的一个主要支系。

  东胡之称最早出现在《逸周书·王会篇》,有“东胡、黄罴(pí)”的记述。东胡与屠何、孤竹、令支等族当时是并存的。这些古老民族在战国以后都已经被燕所并。由此可见,这一记载不会晚于战国。《逸周书·王会篇》中又说“正北有……匈奴……东胡……”,孔晁注解说:“东胡,东北夷”;又说匈奴、东胡是“北狄”的别名。《山海经·海内西经》也说:“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大泽据考证是今天内蒙古的达来诺尔。东胡在大泽东,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其中的夷人应为居住在今辽东一带的东夷。《管子·小匡篇》载:“(桓公)中救晋公,擒获王败胡貉(hé)、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其中胡貉应该指的是东胡。《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晋公文初立,欲修霸业,……内迎周襄王,居于雒(luò)邑。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这也应在春秋时期,因为春秋以后,山戎已经不见于史。

  这些有关东胡的记载,都证明东胡是周代活动在近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一个古族。东胡族何时建立国家文献中没有更多的记载可说明。但从《史记·匈奴列传》提到燕将秦开曾在东胡做人质、及东胡以有王的记载,可推断出东胡在战国时就已经建立了国家,因此同时也形成了东胡民族。

  关于东胡的起源,文献记载简略而且混乱。

  唐代尹知章称:东胡的祖先是屠何族。但这个说法与《逸周书》、《管子》等书记载的东胡与屠何并列的史料是矛盾的。按书中的记载来看,东胡与屠何应该是曾同时存在的两族,屠何的活动范围在今天的辽西一带,东胡则在今天的东蒙古一带。屠何不可能是东胡的祖先。

  有人则认为,春秋时的山戎是东胡的前身。到了战国时期,山戎改称为东胡。按这种说法,“东胡”这个名字之名最早应该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但从《逸周书》的记载来看,东胡之称在周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出现,《山海经》也记载了东胡的出现,时间早于战国时期,《史记·匈奴列传》及《逸周书》更将东胡与山戎并列提及。因此,东胡与山戎也应改是并列的两族。山戎的活动范围在今天的大凌河流域上游,东胡则在今天的西拉木伦河流域。齐桓公大败山戎后,东胡一度南下,占领了原属于山戎的地盘。后来,由于受到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的攻击,东胡北退千里,又退回西拉木伦河流域。在这个时期,山戎族可能有部分融入了东胡,但不能说山戎就是东胡的祖先。

  还有人说,东胡的祖先是土方民族。这个说法是近年才提出的。但土方的确切方位一时还难以定论,也没有更多足以证明土方是东胡之祖先的史料。

  此外,有人认为东胡祖源与武庚建立“北殷”有关;有人则说东胡族人是商末周初箕子东赴朝鲜时留下的遗民;还有人提出东胡族系殷商之后裔。

  相对而言,这些观点中,东胡族的祖先源自殷商氏族较为可信。

  殷商部落以玄鸟为图腾,最初居住在燕山以北的蕃和砥石地区。蕃和砥石,就是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是殷商氏族兴起之地。而这个地域正是后来东胡族活动的地区。殷商部落从史料记载的第一位首领开始,一共经历了14代首领,期间迁徙了8次,到建立商朝的汤在位时,殷商部落定居在了今天的河南安阳。这之间的8次迁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很有可能在殷商部落决定迁徙的时候,有一部分成员并没有离开。进入中原的殷商部落迅速被农耕文明同化,而留在故土的殷商遗民却还过着草原上的游牧生活,习俗没有多大改变。中原人再次遇见这些殷商遗民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是殷商血脉,以为他们和匈奴、山戎等民族一样,是蛮族。匈奴当时自称为胡,东胡族因为居住在匈奴民族的东方,因此就被称之为东胡。

  东胡族在商代初年就居住在商王朝正北,西周初年居住在周王朝的北方正东。春秋时期,东胡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的发展阶段。到了战国时期,东胡又从晋、燕之北向东、向南扩张,势力所及已达燕的北部及其东北的广阔地域,即今北京市密云县以北的滦河中上游、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包括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的西部以及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

  东胡人崇尚自然,崇拜日月、星辰、水、火等自然万物,以熊,虎、鹿、狼等动物为图腾。在游牧生活和祭祀活动中,东胡人创造出了以“旋转”为主要动作的舞蹈体系,这种舞蹈一直被后人称作“胡旋”。东胡人还善长制作烤制食品,特别是“烤肉”“烤饼”等食品,一直流传至今。现代烧饼就是由东胡人善长烤制的“胡饼”演变发展而来的。

  由于主体是游牧民族,狩猎、放牧的生活使东胡人民风剽悍,崇尚武力和战争,经常通过战争掠抢财富和奴隶。虽然比中原文明的发展迟缓了一些,但在战国前期,东胡人就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东胡人铸造的铜剑、铜镞、铜刀、铜戈、铜盔,不但有很高的工艺价值,而且非常锋利实用,特别是铜制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和长剑,堪称当时的战争利器。尤其是东胡人的牛角弓,由硕大的牛角和牛筋、鹿筋制造,既短小,又强硬有力,杀伤力极强,配以用雕翎、红柳杆、青铜箭头制成的羽箭,轻便灵活,非常适用。这种角弓羽箭,一直到唐、宋时期都是较为先进的武器之一。《战国策》中记载的齐国民谣,形容东胡人的形象说:“大冠若箕,修剑过颐”。可见,当时东胡人的帽子很大,像个簸箕,使用的青铜剑,竖在地上长度可以顶到下颏。当时,东胡人带着这种可以遮风挡雨的箕形大帽,骑着高头大马,手挥长剑,腰悬牛角制成的短弓,经常袭击燕、赵、齐等国。向中原人展示了他们的骑兵和骑兵战术。强悍的兵种和有效的战术立即被中原人学习、推广,灵活的马战就这样取代了笨拙的车战。

  因为不断的发展、兼并,到了周朝乃至春秋战国时期,东胡已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个部落联合体,其中有活跃于东北部的以鱼猎为主的民族,有活跃于中部的游牧民族,有活跃于西部和南部游牧、农耕兼有的民族。

  东胡强盛之时,有“控弦之士十余万”,以每户五人出一个能骑善射的控弦之士计算,东胡强盛时的人口达到70万左右。

  在近800多年的过程中,东胡人始终生存在以蒙古科尔沁草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上。通过与中原各国发生的磨擦,,双方加深了解,相互融合的过程加快,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

  当然,说东胡人与殷商部落同祖同源,目前也是个假说,尚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支持。不喜定居、不喜墓葬的东胡族留下的遗迹太少了,以至于我们无法从有限的蛛丝马迹中找到历史的真相。

  秦开破东胡,中国将东北收入囊中

  战国时期,今天中国首都北京辖区内的密云地区原属于燕国管辖,地处燕国东北部。它是中原出入东北、内蒙地区的重要门户,地理位置特殊,是边防重镇、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中原地区经过东周时的诸侯纷争之后,进入了七雄争霸时期。多年的战乱使中原各诸侯国无暇他顾,北方游牧民族变得异常活跃,密云地区就成了他们南下的必经之路。所以,密云地区就成为拥有此地的燕国与北方游牧民族较量的重要战场。

  当时,在燕国之北的正是强大的东胡。趁燕国先后几代国君软弱可欺,东胡族迅速占据了密云一带。籍着这个通路,东胡人横行无忌,大肆劫掠燕国财富和百姓。燕国边境受东胡的威胁,百姓纷纷逃离故土,昔日繁华的村落一片荒凉,杳无人烟。

  东胡不可一世的风光,一直持续到燕昭王姬职即位为燕国国君。

  姬职是周召公第38代孙。当年,燕国本也是个大国。王位传到燕王哙手里时,燕王哙听信谗言,要学习尧舜,竟然把王位禅让给了相国子之。燕国将军和在韩国作为人质的姬职立即讨伐子之,燕国发生大乱。齐国趁机借平定燕国内乱的名义打进燕国,差点将燕国灭掉。

  姬职平定内乱后,即位为燕昭王。他眼见昔日强大的燕国已经沦落为七雄中最小的诸侯国,很不甘心,立志要使燕国强大起来。积极物色治国的人才,以求复兴燕国。

  人才的获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燕昭王于是亲自登门向老臣郭隗挺询问该怎么做。

  郭隗(wěi),沉思了一会,说:“要推荐现成的人才,我也说不上。但请允许我先说个故事。古时有个国君喜爱千里马,派人到处寻找,三年都没找到。有个侍臣打听到远方有匹名贵的千里马,就在国君拿了重金去购买。不料,侍臣到那里时,千里马已经病死了。侍臣不敢空手而回,便拿出一般的钱把马头买了回来,把马头献给国君。国君大怒,说:‘我要你买活马,谁叫你花钱买没用的马头?’侍臣回答:‘外面人听说大王肯花钱买死马,自然会有人把活马献给大王。’果然,国君重金买死马的消息一传开,大家都想,死马况且都花这么多钱去买,何况活马!不出一年,国君得到好几匹千里马。大王一定要征求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

  燕昭王听了大受启发,回去以后,马上派人造了座精致的豪宅给郭隗住,还拜郭隗做老师。各国有才干的人见燕昭王诚信招募人才,纷纷赶来求见,其中最有名的是赵国人乐毅。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果然一天天强大起来。

  于是,燕昭王与赵国、韩国、魏国、秦国联合发兵,由乐毅统率,攻打齐国。乐毅善于指挥,五国人马士气旺盛,齐国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赵、韩、秦、魏的将士打了胜仗,各自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不想再打下了。乐毅却不肯罢休,率领燕国军队一直打下齐国都城临淄。

  消除了齐国的威胁之后,燕昭王继续励精图志,国力大盛。经他的努力,燕国已经可以与东胡开战了,只是需要选一个能够率领燕军打败东胡的将领。

  不久,秦开从东胡逃回来了。秦开是燕国名将。燕国为与东胡达成互不侵犯协议,曾将秦开送往东胡做人质。秦开为人精明,有计谋,富于作战经验,久经沙场。在东胡做人质期间,他表面上对东胡人百依百顺,取得东胡人的赏识和信任,暗中观察、研究东胡的政治、军事、礼俗及山川地势,对东胡各方面情况了然于胸,特别是对东胡军队的作战特点、作战方法一清二楚。

  东胡大事记
  
  公元前302年前后,赵国武灵王在位时,东胡人经常对赵国进行侵扰。赵国当时以车战为主,常被人健马疾、精骑善射的东胡人打败。为此,赵武灵王实行改革,实行“胡服骑射”——学穿胡人窄袖紧身的衣服,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技术,用骑战取代了车战。东胡人最先创建的中国骑兵兵种从此传入中原。
  
  公元前273年,即赵惠王二十六年,一度臣服于赵国的东胡反叛,占领了赵国代郡。赵国于是发兵反击,攻占了东胡的领地欧代。
  
  公元前315年前后,燕国被东胡击败。燕王将名将秦开当作“人质”,送往东胡质押。秦开得到了东胡人的信任,熟悉了东胡的内部情况,后来逃回赵国。领兵击败东胡。东胡人被迫退回了科尔沁草原中、东部。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统治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部落发生了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东胡王认为匈奴软弱可欺,先派人索求了冒顿妻子、良马,又打算讨要两国边境的土地。冒顿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遂兴兵伐东胡。东胡人不备,打败,东胡国就此灭亡,分出乌桓、鲜卑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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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9 05:49:3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匈奴——征战草原的传奇王朝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自西周起,匈奴开始威胁中原王朝,战国末期赵将李牧曾大败匈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蒙恬北击匈奴,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马。汉武帝时,霍去病击匈奴至今蒙古国境内狼居胥山,卫青东路扫平匈奴王庭。后匈奴分裂为两部,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北匈奴逐渐西迁,从此从中国古书中消失。
  
  徙居漠北,炎黄一脉兴起

  原始社会时期,黄河、长江流域分属两大部落联盟,一支为长江流域的九黎族联盟,以牛为图腾,首领就是蚩尤;另外一支则是黄河流域的华夏族联盟,以龙为图腾,首领是炎帝。

  中国古代神话中说,神农帝就是炎帝,是炎帝部落的领袖。那时,黄帝所在的部落不过是华夏族的一支小部落而已,因为居住在最北,环境极为恶劣,人丁稀少,实力很弱。后来,黄帝成了族长,鼓励全族习武,民风彪悍,在华夏族中逐渐强大起来。

  最终,黄帝部落不再服从炎帝部落领导,并击败了炎帝部落,成为了华夏族的新领袖。神话传说中的祝融、共工大战,就是从此演化出来的。

  黄帝成为华夏族的首领后,在部族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内部的联合和整顿,扩大部族首领的权力,安定农业生产,扩张军备,使华夏族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今天汉族人的先民。

  华夏族得以发展后,黄帝不再安于黄河流域,开始南侵九黎部。当时,九黎虽然不如华夏族发达,但他们已经有了青铜武器。中国古代神话中多次提及说,蚩尤有八十一个铜头铁臂的兄弟,其实这里的铜头铁臂就是说那时的九黎部已经掌握了冶炼技术。在被九黎部连续九次击退进攻后,黄帝吸取经验,总结了战略战术,最后终于击败了九黎,杀死蚩尤,迫使黎人南迁。

  黄帝的部落此时得到的更广阔的空间,周围也再没有别的民族的威胁了,便对周围的民族采取了宽松的政策,不压迫、不奴役,而且将当时小的部族都分封了国主。当时的炎帝、九黎等被击败的部族除了大部分被黄帝一支所融合外,剩下的部分和一些小的落后部落被分为了蛮、夷、狄、戎四部。

  蛮,是黎人南迁的一部,是后来楚人和今天苗人的先族。中国神话中说黎人被击败后居住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其实真正的黎人都迁到了南方的广密的森林中;夷,是黎人留守故乡的一部,就是后来的殷商部落;狄,一部可能是鞑靼(dá dá)人的祖先,也有一部分白人,可能是突厥人的祖先,当时有名的中山国,就是这个部族的一支;戎,可能是一支阿拉伯半岛游牧民族的分支或其与黄种人的混血后代,也有可能是与突厥先祖同源的一支白人或混血部族。经过漫长的游牧生活,周朝时,大部分狄戎部落游离于中原之外,相互间不断兼并,渐渐形成了匈奴民族。

  匈奴一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名称由来,据说是鬼方、混夷、獯鬻(xūn yù)、荤粥、猃狁(xiǎn yǔn)、胡等的异译。“匈奴”一词,汉语的意思直译为“人”、“土民”,意义为“天帝之子”。匈奴单于给西汉皇帝的书信中就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王国维认为,“匈奴”二字快速连读,就发“胡”字的音,而“胡”这个字在匈奴人心目中即为“天之骄子也”的意思。

  匈奴的首领叫做单于(chán yǘ),相当于中原的国王。在单于之下,则有左、右二贤王,各率领一大部落。《汉书》说,单于姓挛鞮(dī),其国民称之为“嶿(ru)黎孤涂单于”。而匈奴语把天叫做“嶿黎”,把子叫做“孤涂”,单于则是广大的意思。由此可见,单于就是天子的意思。

  匈奴族早在公元前7~8世纪时就已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生息繁衍,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他们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来逐步移居漠北。匈奴所属的各氏族和部落,各有各的领导者,各自分散定居,彼此间并没有永久性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关系随时聚合离散。

  开始时,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的匈奴人,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氏族部落,既是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的组织,同时又是作战的基本单位。每一氏族成员都是孔武有力的骑兵。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都是战士。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进入铁器时代,不仅能用铁制作刀、剑、镞等兵器,还能制作铁镰、铁铧、铁马嚼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并学会冶铁和铸铁。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匈奴的铁骑经常驰驱于山西一带,并逐步推进,将势力扩展到“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二国以威胁。

  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人,主要居住在黄河西北的苦寒之地,南有燕、赵强国,东有月氏、东胡,西北则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平原。月氏、东胡都是匈奴当时不能战胜的强国,燕、赵虽不如匈奴强大,但由于匈奴曾斩杀了西周最后一个君主周幽王,北方诸国有了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观念,全部联合起来一起抵御匈奴,因此,匈奴无法向中原发展。当时的匈奴,可谓是夹缝中求生存,处境艰难,过着并不风光的生活。

  这个时候,匈奴族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首领——冒顿(mòdú)单于。如果没有这个人,匈奴可能在公元前200年前后就已经被灭亡了。

  冒顿的父亲是匈奴人的单于,叫做头曼。在秦国灭六国时,头曼单于曾经趁乱攻击中原,占据了陕西河套一带。后来秦朝建立,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出击,打败匈奴,匈奴国力大衰。头曼单于行事随意,对亲情并不看重。他与后妻阏氏(yān zhī,汉代匈奴称其君主的妻妾为阏氏)生了个小儿子。出于对后妻的宠爱,头曼便想立幼子为下任单于。为防止发生意外,他决定除掉长子冒顿。父亲无缘无故要杀儿子,肯定会招来议论,头曼单于想到了借刀杀人的办法、他派冒顿到强国月氏当人质,随后立刻派兵袭击月氏,想激怒月氏,假月氏人之手除掉儿子。

  不料冒顿有勇有谋,见事情不妙,先抢了月氏人的战马,孤身一人逃回了匈奴。头曼单于不仅没害到儿子,反而得罪了强国,陪了大量的财物才平息了战争。这样一来,很多人都对头曼单于产生不满,冒顿更是怀恨在心。

  有心机的冒顿没有立即表现自己的不满。他发明了一种响箭,后人称之为鸣镝(dí),射出去时会发出尖利的声音。冒顿自己的下属颁下军令说,自己用鸣镝射哪里,大家就必须一起向哪里射箭,违令者斩。计划在循序渐进地进行着。冒顿先是在狩猎时将鸣镝射向猎物,有手下没射,就会被砍头;后来,冒顿又将鸣镝射向自己的爱马,又有手下不敢射,同样被杀了;再后来,冒顿竟然将鸣镝射向自己的妻子,有些手下不敢射了,又被给杀了。见识了冒顿的手段,手下只要一见鸣镝,都不敢犹豫了。最后,冒顿将鸣镝射向父亲头曼的坐骑,手下全部响应,把头曼的坐骑射成了马蜂窝。这样,冒顿确定手下没有问题了,便在一次同头曼游猎的时候,将鸣镝射向了头曼。理所当然地,头曼立刻就被儿子的手下乱箭射死。冒顿除掉了父亲,成为新一代单于。

  冒顿成了单于后,没有致力于战争,而是竭力为匈奴创造能够发展的环境。。

  冒顿的妻子阏氏当时是漠北有名的美女,东胡的国王听说后,就派使者来索要阏氏。冒顿单于问众人:“阏氏这么美丽,能送给东胡吗?”手下人都说:“阏氏是单于的妻子,绝不能给。东胡人实在无礼,我们应该去攻打他们!”冒顿笑笑,说:“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焉能因为女人而伤了两国的和气?送他好了!”于是,匈奴人的王后就这样被送给了东胡。后来,东胡国王听说冒顿有匹千里马,又派使者来索要。众人都说不能给,可冒顿依然送给了东胡。东胡因此对匈奴颇为轻视,而冒顿就借着这个机会休养生息、厉兵秣马,使匈奴逐渐强大起来了。

  匈奴崛起,横行中华数百年

  在冒顿的手中,匈奴的实力日益增强了。隐忍多年的冒顿开始了对东胡的反攻。

  在匈奴和东胡的交界处,有一块非常荒芜的土地,叫做瓯脱,没人居住。东胡看上了这块地方,又派来使者,让冒顿单于这块地方也送给东胡。冒顿的一些手下有了前边的例子,以为单于惧怕东胡,又觉得那块地方不要也罢,就讨好说:“瓯脱那么荒凉,没人愿意住,东胡要送给他们好了。”冒顿大怒,把说“可以送”的手下都杀了,然后说:“女人、马匹不足惜,土地却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送人?!”说完,他立即发动大军攻打东胡。此时的匈奴已经非常强大,东胡却一直没把匈奴放在眼里,轻敌大意,结果被匈奴杀了个措手不及,东胡也就这样灭亡了。消灭东胡之后,冒顿单于又率大军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王,北降丁零、浑庾,一统大漠南北。匈奴人迅速统一了蒙古草原,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统一草原后,匈奴已经是中国大地最强大的势力了。此时,楚、汉之争也已经结束。刚刚从废墟中爬出来的汉朝羸弱不堪,冒顿开始带领匈奴人袭击中原。他们入侵山西,围攻首太原。汉高祖刘邦从未见识过匈奴人的厉害,不知深浅地率领大军赶去救援,反被匈奴人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上,七天七夜不得脱险。后来,多亏陈平献上计策,刘邦派人贿赂匈奴阏氏,声称如果匈奴再不退兵,汉朝就要将公主嫁给冒顿为妻。匈奴阏氏怕汉朝真的嫁公主过来,动摇自己的地位,力劝冒顿退兵。刘邦这才从白登之围的危险境地中逃脱。协议中,汉高祖给予匈奴优惠,把一位公主嫁给单于为妻,正如以后诗人们所哀叹的:可怜的“鹧鸪”嫁给了草原的“野鸟”。迫于匈奴的压力,不得不数次派公主和亲,连汉朝人自己都觉得屈辱。

  然而,事还不算完。冒顿单于自从汉高祖刘邦遣使和亲,并承诺每年送大量絮、缯、酒米、食物等做礼物,倒也很满意,没有再为难汉朝,一连数年没有发兵侵扰,但冒顿也因此骄傲起来,认定汉朝软弱可欺。

  不久,刘高祖病死了,汉惠帝继位,吕后垂帘听政,并且大肆封赏吕氏一族,弄得西汉朝廷乌烟瘴气。

  冒顿单于觉得西汉正是孤儿寡母执政之时,有机可乘,应该有所动作。但与刘邦盟誓在先,冒顿也不想被人说成背信弃义之徒。机智的他决定激怒汉朝,让他们首先动武,然后自己在一举击溃对方。

  于是,冒顿单于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汉朝都城长安,呈给吕后。吕后拆开一看,信中写道:

  “我现在是一个枕边寂寞的君王,生活在北方草原这个荒凉的地方。我最擅长骑马打仗,麾下拥有精兵猛士三十万。现在,我来到边境,很想深入你们中原腹地一游。听说你的丈夫不久前死了,想必你也是空闺难守。我们两人,一个孤男,一个寡女,都是寂寞之人。你何不来与我相见呢?咱们结秦晋之好,鱼水之欢,这一定会是让你我都高兴的事!”

  身为皇太后,吕后是个母仪天下的人,身份至尊至贵,冒顿这封信,言语极尽猥亵、挑逗,是对吕后最大的侮辱。吕后大怒,召大臣商量对策。樊哙(kuài)挺身说:“臣愿意率领十万精兵,扫平这些不知深浅的蛮子。”大将季布立即表示反对,说:“当年高帝统领四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樊哙当时也随从出征了。结果,先皇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那时候,樊哙根本没能力解围。当时百姓还作了歌谣,说‘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gòu)弩’。现在歌谣未绝,兵士受的伤刚刚愈合,樊哙却吹牛说用十万大军就能打败匈奴,难道忘了以前的事了吗?我觉得,匈奴人本来就是禽兽,他对咱们说好话,不值得高兴,他对咱们进行侮辱,也不值得生气。总之,是绝不可以出兵的。”

  季布说匈奴人是禽兽,声称他们说什么都不必介意,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的话罢了。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刘邦白登之围的事上上下下都知道,连刘邦带40万大军都差点全军覆没,现在朝廷实力不如当时,谁还能与匈奴抗衡?吕后也明白这个道理,只好忍气吞声,给冒顿单于回了封信。

  吕后的回信,原文并未记入史册,据说内容是这样的:

  “单于不忘我们这个小地方,赐下信件,我们举国上下,莫不诚惶诚恐!单于雄伟,正在盛年,老妾得单于垂青,本应立即前往侍奉。可惜我年近七十,色衰神弱,牙齿头发都脱落了,走路也不方便了,要是让我见了您,我自己羞惭不说,也污了单于您的眼睛。因此,我只好违背单于的召唤了。谨献上后宫美女三十名,锦帛十万匹,御用精米八十万斛,精酿宫酒百石,敬请大单于笑纳。”

  这个内容是不是真的,后人不得知。但是,仅凭史书中没有记载吕后的回信这点看,就足以证明回信的内容确实是有伤国体人格了,甚至或许比人们猜测的更不堪。

  一代皇太后,遭到被视为“蛮夷”之族的匈奴单于如此调戏,既不敢发兵也不敢指责,反而卑辞厚币,曲意逢迎,足见当时匈奴的强盛了。

  击败了强敌的匈奴人,恰好赶上了中原王朝衰弱的时期,这既是冒顿单于的功劳,也是一种幸运。在冒顿单于的手中,匈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公元前174年,冒顿病故了。儿子老上单于和孙子军臣单于先后继承了王位。这两位单于继续奉行冒顿单于制定的政策,仍与西汉和亲;又以汉人中行说为军师,学会中原的先进文化,因此政治、经济仍比较稳定。但是,随着匈奴贵族不断对外用兵、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以及匈、汉关系的恶化,匈奴的实力也开始逐步减弱。

  公元前126年,军臣单于死了,他的弟弟伊稚斜单于继位。军臣单于的儿子逃到汉朝,被汉朝收留。伊稚斜单于对此大为恼火,屡屡发兵侵扰汉朝边境。汉武帝派卫青等人率10余万大军反击,获胜,次年再次出兵,战果不凡,但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却全军覆没,赵信也投降了匈奴。

  赵信本来是匈奴人,后来投奔汉朝,在汉朝做官。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因为赵信熟悉汉军、汉地,就对赵信着意笼络,封他为“自次王”,还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他,企图利用他对付汉军。

  不知进退的伊稚斜单于并没有认识到,现在的汉朝已经不是当年“打落门牙和血吞”的汉朝了。他还以为对方是软弱好欺负的,他还想重现当年冒顿单于的风光。错误的认识,让他和匈奴付出了惨重代价。

  屡战屡败,匈奴人远遁他乡(一)
  
  西汉初期,中亚大陆是属于匈奴的。深以被匈奴人凌辱为耻的汉武帝下定了决心,决意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匈奴人彻底击溃。

  在行动之前,他设法与当时定居在索格底亚那的月氏人联合,企图从后方进攻匈奴。但是,定居新乐土的月氏人已经满足了新占领的地域,不再怀念故土。而且,他们曾被匈奴人杀得惨败,不敢再与对方交手了。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汉武帝还是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很幸运。虽然没有外援,他手下却猛将如云。大将军卫青,足智多谋,是不可多得的帅才;骠骑将军霍去病,是骁勇善战的奇才,天生是匈奴人的克星。飞将军李广,数十年威震匈奴;其余的将领,也都是经验丰富、各有所长,领兵打仗各有一套。仰仗着文景之治留下的深厚家底,依赖着猛将名臣群策群力,汉武帝对匈奴人的惩罚开始了。

  当时,匈奴正在今天的北京一带发起习惯性的袭击。西汉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地区出发,穿过戈壁,远征至翁金河畔的龙庭,把匈奴人击败。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把匈奴从甘肃一带赶走,原本占据这里的两支匈奴小部落——浑邪部和休屠部,不再向单于称臣,转而归附汉朝。公元前119年,卫青从山西北部的库库河屯地区出发,出奇不意地袭击了伊稚斜单于,迫使他在猛烈的南风中逃遁,1.9万匈奴人被消灭、俘虏;霍去病从上谷出发,深入外蒙古近1000公里,一直到达土拉河上游和鄂尔浑河上游,俘虏匈奴头目80余人,并在其境内的山头上举行了庄严的祭神典礼。

  匈奴人刚被赶回外蒙古,汉武帝就着手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郡和军府,以防匈奴卷土重来。从兰州延伸到玉门关,有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和敦煌郡,可以观月氏故地动静和保证丝路的畅通。

  西汉从匈奴手中夺取了对西域的控制权,匈奴人本该进行反击。但由于被一系列内战所削弱,他们没能进行反抗。当时的匈奴,呼韩邪和郅支都要求得到单于称号。为了多得统治权,呼韩邪亲自到长安宫廷表示归顺,得到了汉宣帝的支持。由于西汉的保护,他战胜了对手,以胜利者的姿态在鄂尔浑河营地住定下来。公元前33年,这位驯服的匈奴单于到长安觐见天子,得到了当时所有蛮族垂涎的最高报酬——与西汉公主联姻。

  被打败的郅支单于,率部向西逃到今天的俄属突厥斯坦。途中,他打败了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把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威海草原上的坚昆人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使他们成为匈奴的盟邦。这一支匈奴人他在楚河和怛逻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成为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但是,西汉没有给郅支单于巩固地位的时间。公元前36年,西汉校尉陈汤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震惊天下的誓言,率军在一次近乎玩命的袭击中直抵楚河畔,袭击了郅支单于,并砍掉他的头。

  屡战屡败,匈奴人远遁他乡(二)
  
  在这一突发性事件之后,跟随郅支单于迁到威海边的匈奴人在史书中消失了。直到公元4世纪末,当他们的后裔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匈奴人的踪迹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匈奴人进入欧洲时,离开蒙古草原的家园已经有300多年了。这300年间,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详情没有人知道。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往日的不可一世使匈奴人成了落水狗。那些曾被匈奴侵略、奴役的民族在匈奴人过境时献上了最猛烈的“欢迎”。匈奴因此不得不继续西迁,寻找新的生存家园。其间,他们在中亚地区停留了大约200多年的时间。最后一次离开时,匈奴人把老弱留在当地,选精壮继续西征。

  匈奴人在顿河草原一带打败了阿兰人,并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当时,在他们的西面,是两个日尔曼人的部落联盟:一个是第聂伯河以西至德涅斯河以东的东哥特人联盟,另一个是德涅斯河以西至喀尔巴阡山之间的西哥特人联盟。在西哥特人联盟的西南方,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土。

  公元375年,匈奴人在他们的巴兰姆巴尔单于的带领下,开始大举向东哥特人的领地进攻,拉开了中古欧洲史上持续了200多年的民族大迁徒的序幕。东哥特人从没有见过骑马作战的人,从没有见过那样迅猛的攻势。在匈奴人排山倒海般的打击下,东哥特王由于无法保住家园而引疚自尽,他的臣民向西逃窜直至多瑙河边。这些惊恐的日尔曼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沿途打击所经过的西哥特人部落,把他们连根拔起,驱赶到更向西的地方。西哥特人在逃窜的同时也同样打击邻近的各日尔曼部落。战争的恐惧迅速蔓延到了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阿拉曼尼人、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那里。匈奴人的进攻几乎把所有的日尔曼部落都给驱动了起来。当时,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记载称:“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种人,不知从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来临,碰到他们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

  虽然败给了西汉,但匈奴人的军事能力还是超过了欧洲的日尔曼蛮族和罗马人。他们作战时发出混乱的震天呐喊,作战机动性异乎寻常,优良的骑射技能使得他们能够远距离作战,而近距离搏斗时,他们根本不顾及自身的安全,当敌人企图躲他们的利剑时,他们就扔出一张网把敌人套住,使其动弹不得。

  在匈奴人的驱赶下,日尔曼人疯狂逃向罗马帝国境内。来避难的西哥特人数量非常多,管理这些西哥特人的罗马官员趁机肆意役使和侮辱日尔曼人,最终迫使日尔曼人奋起反抗。罗马皇帝瓦伦斯在日尔曼人的反抗中被打死。后来,罗马大将狄奥多西勉强镇压了这次起义,并成为新的罗马皇帝。临终前,他将罗马分为东西两部分,遗赠给他的两个儿子。这样,自公元395年开始,就有了相互独立的东西罗马帝国之分。西罗马首都仍然是罗马城,东罗马则建都于君士坦丁堡。

  日尔曼人被匈奴人驱赶出来以后,也变成了四处游荡的侵略者。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横冲直闯,甚至多次攻陷、洗劫著名的罗马城。在前后只有几十年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日尔曼王国相继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起来。

  日尔曼人在四处点火,匈奴人却并没有趁火打劫。在给予欧洲人第一次沉重打击后,他们停留在多瑙河沿岸一带,以大匈牙利平原一带为中心,在中欧地区建立了一个匈奴帝国。他们常常作为罗马人的同盟军出手相助,作为回报,东罗马帝国每年要供给匈奴人一定的财物。后来,匈奴人的力量更强了,东罗马人不得不每年交纳一大笔供俸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匈奴人在故乡战败,却在异域取得了更大的辉煌。而将匈奴人带上巅峰的,是一位简直只能以神话来形容的人物——匈奴王阿提拉。

  上帝之鞭——匈奴大帝阿提拉的传奇一生(一)
  
  匈奴人彻底震撼整个欧洲的崛起,是在阿提拉登基成为匈奴王之后。

  公元433年,阿提拉与兄弟布来达一同从叔父罗阿斯手中继承了匈奴帝国的王位。那一年,阿提拉27岁。3年之后,阿提拉谋杀了布来达,独掌匈奴帝国大权。与历代匈奴王相比,阿提拉更具雄心,更富于侵略性,而且才智超群。他统治下的匈奴帝国,是匈奴人拥有政权历史的最后一章,也是最辉煌的一章。他使罗马人蒙羞,使日尔曼人丧胆,具有令欧洲人沮丧而无奈的强大力量,以至于他和他的匈奴铁骑都被称为“上帝之鞭”。

  关于阿提拉本人的记载,西方史书上有些贬损,但也能从中看到其真实的一面。

  据说,阿提拉曾自称拥有战神之剑,所以他的部下晋见时,如若正面直视他则必须同时后退,否则自己的眼睛会被战神之剑烧坏。阿提拉在生活上崇尚简朴,却能容忍部下的奢侈。他的臣民都对他非常惧怕,凡见到他必向他欢呼以示敬畏。在西方历史传说中,阿提拉极为残暴凶狠,做尽了劫掠城市的恶行,身上集中了极端的邪恶,婴儿被他看见都会死去。阿提拉的相貌也令人不敢恭维。据记载,他身材矮胖,双肩很宽,短粗的脖子上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有粗硬的黑发和稀疏的胡须,鼻子扁平,一双黑眼睛锐利而阴鸷。毫无疑问,鼻子扁平,黑眼睛,黑头发,是东方人的形象。尽管经过了300多年的迁徙,匈奴人并没有因为与其它民族通婚而失去原来的体征。

  阿提拉当政时期,匈奴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定居的民族,不再是原来的游牧民族。大匈牙利平原没有足够的空间供匈奴人放牧马群。所以,阿提拉不得不发展步兵团来弥补规模远不如祖先的骑兵力量。他的军事力量极为庞大,能够实施包围和攻城等大型军事行动,而其它的蛮族军队则望尘莫及。

  阿提拉称王两年后,就逼迫东罗马交纳更多的供俸。公元447年,阿提拉率军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迫使狄奥多修斯二世乞降。阿提拉不仅得到了东罗马往年欠交的贡金,还得到了一个新的价值2100镑黄金的年贡,同时被赠予多瑙河以南面积可观的领土。这次战役,使东罗马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史书记载说,匈奴人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血流成河。他们抢劫教堂和修院,遍杀修士与修女……他们彻底摧毁了色雷斯,使其不可能再恢复过去的旧貌了”。获得了对东罗马的狂胜后,阿提拉放过了臣服的东罗马,把目标转向西面。西罗马是他要征服的新猎物。

  那时,西罗马帝国因为与日尔曼民族的数十年的战争,实力大大减弱,而日尔曼人的实力却在崛起。在匈奴帝国最为强大的情况下,罗马人与日尔曼人都想拉拢匈奴人以制服对方。而阿提拉则利用西方错综复杂的矛盾巧妙周旋,施展自己的政治报负。对于阿提拉来说,打击东罗马不过是一个前奏,彻底占领高卢地区才是他的第一个目标。在随后的几年里,阿提拉作了充分的准备,并获得了足够的理由。所谓高卢地区,主要包括内高卢和外高卢两部分。前者指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波河流域地区,公元前3世纪始就己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后者指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以及荷兰、瑞士的一部分。

  争夺高卢的决定性的战争发生在今法国香槟省境内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史称“沙隆之战”。这是中古欧洲史上一场著名的战争,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最著名的战争之一。双方投入兵员之多,伤亡之惨重,在那个时代是空前的。

  上帝之鞭——匈奴大帝阿提拉的传奇一生(二)
  
  引发沙隆之战的,是一桩婚姻。

  公元449年,西罗马皇帝的妹妹霍诺莉娅与宫廷侍卫的私情被发现,受到其母干涉。那宫廷侍卫被处死了,霍诺莉娅被送到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囚禁。这位公主显然不愿意这样度过自己的余生,而且也对心上人的惨死怀恨不已。情急之中,她派人给西哥特王西奥多里克送了一封信,称若能被解救则宁愿将自己许配给对方为妻。而充满戏剧性的是,霍诺莉娅同时也给阿提拉送去了一枚戒指和一个口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西奥多里克以此为由,直杀入东罗马,大肆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得到东罗马的巨额“劳军费”后才退兵。

  西哥特人走了,阿提拉的威胁还在。东罗马皇帝令人买通阿提拉身边的侍卫,想用行刺解决对手。阿提拉挫败了这个了阴谋,却仍派人给东罗马皇帝送去重礼,并捎口信说:“你我都出身于贵族,但你的行为使你失去了继续保持这份头衔的资格,而我却以我的功绩保留了荣耀。我们因此可以分出高下了。”东罗马皇帝再次屈辱地向匈奴人交纳大量的黄金,想躲过浩劫。

  阿提拉并未罢休,他要求霍诺莉娅的哥哥把把包括高卢在内的一半西罗马割让给他作为嫁妆。他率领数十万大军越过莱茵河,宣称要履行婚约,迎娶霍诺莉娅。关于匈奴大军的具体人数,各种史书记载不一,从30万到70万的说法都有。匈奴大军越过莱茵河以后,迅速占领了美茨(在今德国境内),紧接着,包括莱姆斯、美茵兹、斯特拉斯堡、科隆、沃姆斯和特里尔在内的一系列欧洲大城市都遭到了抢劫和焚毁。扫清了莱茵河流域的障碍之后,阿提拉率领他的士兵们包围了奥尔良。

  匈奴人猛烈的攻势不仅使西罗马危在旦夕,而且更直接地威胁着那些刚刚建立起来的日尔曼国家的安全。罗马大将阿埃丘斯受命组织了一支同样强大的联军迎击阿提拉。

  阿提拉得知西罗马联军逼近奥尔良后,立刻撤围北去,同时命令在高卢各地劫掠的匈奴部队向香槟平原集结。阿埃丘斯率领大军尾随而来,两军在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相遇,摆开决战的阵势。

  公元451年9月20日,匈奴大军与西罗马联军在沙隆展开决战。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投入的兵力超过100万。匈奴联军首先发动进攻。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护下,匈奴精骑风驰电掣般冲向西罗马联军的中央,以楔形深深插入。西罗马军团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势,立即陷入一片混乱。但匈奴大军没有继续直冲,而是开始向左旋转,包抄西哥特军队。阿提拉对战局洞若观火,他知道西罗马军团抵挡不住匈奴人猛烈的攻击,但联军中的西哥特人兵强马壮,是个劲敌,如果能将其歼灭,就胜券在握。局势没有按照阿提拉的计划发展,强悍的西哥特人抵挡住了匈奴大军的攻击,他们用含不畏死的冲击挽救了西罗马联军。匈奴人被压了回去,尤其匈奴左翼的东哥特人,因为抵挡不住西哥特铁骑的冲击率先败逃。东哥特人的逃跑引起了连锁反应,整个匈奴大军迅速崩溃,被重整旗鼓的西罗马联军杀了个人仰马翻。沙隆会战到此分出胜负。战斗虽然只持续了5个小时,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丧生。

  阿提拉被迫率领匈奴残军撤退。在欧洲大陆无往不利的匈奴人最终没将罗马纳入自己的版图。

  连年的战争和疾病消磨了匈奴人的实力,匈奴帝国元气大伤。公元453年的一天,匈奴王阿提拉与年轻漂亮的日尔曼少女伊尔迪科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是在美酒与欢歌狂舞中度过的。当晚,醉熏熏的阿提拉带着新娘入了洞房。次日清晨,人们却惶恐地发现,可怜的新娘倦缩在床角发抖,阿提拉在酩酊大醉中被自己的鼻血呛死了。

  在阿提拉的葬礼上,匈奴人割断头发,刺破脸颊,用鲜血悼念他们的国君。阿提拉的棺材分为3层:最外层是铁,第二层是银,最内层是金,以象征他的不朽功业。为了安葬自己伟大的王,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流的水,把阿提拉的遗体埋葬在干枯的河床下,然后再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都被处死,以使后世的盗墓者得不到线索。阿提拉的坟墓在何处,至今仍是个未解的谜。

  阿提拉死前并未立下传位于哪个儿子的遗嘱。他的突然死亡所造成的巨大的权力真空,令他的儿子们和党羽迅速陷入了内讧和争夺。

  公元454年,匈奴帝国内的东哥特人和其它日尔曼部落起兵造反,阿提拉的儿子们无力对付这种局面,帝国迅即瓦解了。从此以后,东哥特人定居在潘诺尼亚,匈奴人则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和俄罗斯南部地区,渐渐融合于其它民族。他们后来信仰了基督教,学会了农业,并作为一个势力又继续存在了几百年。7世纪时,东罗马皇帝还招募过匈奴士兵同波斯人打仗。

  匈奴帝国崩溃不久,深受匈奴西迁影响的西罗马帝国也彻底走向了绝路。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攻占了罗马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的开始。

  匈奴人西迁,将日耳曼蛮族赶出丛林,匈奴的铁骑和日耳曼强悍的入侵引发了欧洲的巨大动荡,并使煊赫一时的罗马帝国走向分裂、衰弱,直至灭亡,欧洲从落后的奴隶时代进入了封建时代,地改变了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极其浓重的一笔。

  匈奴人,你去了哪里
  
  在西汉的打击下,匈奴很快衰落,不久又陷入内乱。公元前602年,虚闾(lǘ)权单于死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和内讧,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匈奴几乎陷入绝境。最终,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取得优势,占据了单于庭,并归降汉朝以为藩臣。与呼韩邪单于对抗的郅支单于见汉朝大力支持呼韩邪单于,怕不利于自己,遂渐渐率众西迁。

  汉元帝时,应呼韩邪单于的请求,王昭君以公主的身份出嫁,将已经友好的汉匈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一直到王莽篡汉位置,匈奴与汉朝的和平隶属关系保持了40多年。

  王莽篡汉以后,骄傲自大,采取侮辱匈奴单于的政策。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趋于紧张,一直持续到东汉初年。

  公元46年,左贤王蒲奴成为新一代单于,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矛盾,导致政局不稳。同时,匈奴境内连年大旱,赤地千里,瘟疫流行,人畜大量死亡,被匈奴役使的原东胡后裔乌桓部乘机反叛,迫使匈奴部落向北迁徙。居室的混乱加剧了内部的矛盾。

  公元48年,统管匈奴南八部的呼韩邪单于之孙——右日逐王自立为单于,仍以呼韩邪为号,表示效法祖宗归附中原,卫护汉匈友好关系的意志和决心。然后,他率部南迁,归降汉朝。东汉政府封他为南单于。从此,留在中国境内的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单匈奴的实力比北匈奴弱,在东汉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维持。东汉极力防止南北匈奴的联合,并支持鲜卑、西域各族为摆脱北匈奴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在多方的打击下,北匈奴不得不全面退守漠北和西域北部一带。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朝利用北匈奴内部矛盾和新遭自然灾害,与南匈奴等联兵出击北匈奴。北单于接连大败,率部分族人西迁,北匈奴政权全面瓦解。漠北地区被西进的鲜卑族占据,而留在草原东部的匈奴尚有10余万人。他们归顺了鲜卑,以鲜卑人自称,成为鲜卑族的一部分。

  西逃的北匈奴单于先迁到乌孙驻地(伊犁河流域一带),以后有部分继续西迁,最终可能跟着之前西迁的匈奴人进入欧洲。还有一部分匈奴没有继续迁徙,留在了阿尔泰山和天山东端之间。他们经常侵袭车师后王国和山北六国,给东汉在西域的统治以及西域各国的安定带来极大的威胁。直到公元151年,汉朝军队才最终消灭这支匈奴残部。从此,匈奴在西域的活动基本消失了。还有相当多的北匈奴人归降了汉朝和南匈奴,被安置在北方边郡。后来有些又叛逃而去,继续游牧于大漠南北地区。两晋时期,塞外仍不断有匈奴人归降,可见即使在北匈奴政权崩溃后,仍有不少匈奴部落分散游牧在塞外大草原上。

  原本实力弱小的南匈奴已今非昔比。由于东汉政府的扶持和不断吸纳降众,在北匈奴破灭之后,南匈奴已拥有近24万人口,精兵5万。公元140年(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发生内乱,东汉政府为了避免侵扰,将河西、上郡、朔方等郡内移,塞外匈奴随之进一步内迁,大多数定居于汾水流域一带,这为他们由畜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并进一步入迁中原提供了有利环境。

  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爆发,各地封建割据势力趁机而起。受本民族贵族以及汉族割据势力驱使,匈奴人也卷入了这场逐鹿中原的混战中。当时,袁绍、袁术、曹操和董卓等军阀的阵营中都有匈奴人,匈奴由此进入了中原腹地。

  公元202年,曹操逼降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对南匈奴采取分而治之和限定居住范围的政策,以便控制和削弱他们的力量。公元216年,呼厨泉单于率诸王朝见曹操,曹操趁机把单于留在邺城,而让右贤王回去管辖各部。随后,曹操又把呼厨泉的部众分为5部:左部10000余户,居于太原郡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右部6000余户,居于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3000余户,居于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4000余户,居新兴(今山西忻县);中部6000余户,居于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县东北)。每部以贵族为领导者,并用汉人对他们实行监督。从此,单于徒有虚号,没有实际能够控制的地域。单于庭虽仍在平阳,单于却被困邺城;五部帅虽也分驻五部,却都家住晋阳汾水之滨。匈奴的部落组织虽然保存,但匈奴上层贵族已不能直接统治他们的部众,统治的实权已转移到曹魏手中。从此,南匈奴部众被纳入曹魏政权体系,他们接受所在郡县地方官的管理,并被编入户藉,与汉人一样都是平民了。

  在南匈奴淡出历史舞台时,其它匈奴部落却活跃起来

  其中一支称“屠各”,又叫“休屠各”,是汉代匈奴休屠王的后裔。他们原本被安置在西北边郡,后来被刘渊统帅,人数多,实力也很强。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和获取匈奴贵族的支持,刘渊对外声称自己是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左贤王左部帅刘豹之子。其后,屠各匈奴和南匈奴联合起来,建立了前赵。

  另一支是叫做“卢水湖”,定居于甘肃张掖到武威一带,都曾经是卢水湖的主要聚居之地。沮渠蒙逊曾在此建立北凉政权。

  还有一支是叫做“铁弗匈奴”。这一支是鲜卑与匈奴两族融合而产生的民族。他们原本居住在内蒙古河套一带,后来逐渐迁徙到塞内。公元407年,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建国,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夏,建都于统万城。

  屠各、卢水湖和铁弗匈奴这3支匈奴是匈奴民族消亡前较著名的3支,他们都曾建立过地域性的政权。但这些政权往往都是与汉族等其它民族上层共同建立的,其性质与从前的匈奴单于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们都不是单一民族政权,而是多民族同建共处的政权。随着上述几个政权的灭亡,匈奴民族也在历史上逐渐消失了。入迁内地的匈奴人民最终大多数融入汉族之中。

  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人很多,或许其中就有匈奴人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姓刘、贺、呼延、万俟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等地。

  留在中国境内的匈奴民族渐渐被汉族同化。那么,西迁的匈奴族又是什么命运呢?匈牙利人说,这支匈奴人最后定居在了匈牙利,今天的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的后裔。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

  和许多匈牙利人一样,裴多菲认为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

  有人认为,欧洲匈奴帝国瓦解之后,一些匈奴部落定居于多瑙河中游。9世纪初叶,散居在乌拉尔山和卡马河、伏尔加河之间的游牧部落经过南俄草原,迁涉到多瑙河中游和蒂萨河流域。以马扎尔部落为核心的七个部落结成联盟,和定居当地的匈奴人后裔融合在一起,奠定了今天匈牙利的基础。今天的匈牙利人,所使用的语言从语系上说正是属于东方的。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与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

  匈奴人到底在哪里?要确定这个问题,还要更认真、细致地求证。虽然汉民族与匈奴民族之间在2000年前曾有过不睦,但我们也有着和平相处的美好回忆。每个华夏儿女都在关心着匈奴人这个失踪了的同胞。

  属于匈奴人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匈奴国成为了历史。那一段段金戈铁马的故事,那带着草原风情的传奇,渐渐的,成为了越来越难解的神秘。

  匈奴大事记

  公元前7~8世纪,匈奴族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生息繁衍,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进入铁器时代。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
  
  公元前772年,申侯联合匈奴举兵攻入西周。因周幽王此前曾烽火戏诸侯,各地诸侯拒不救援。周幽王惨败,带褒姒、伯服等人逃至骊山,被杀。匈奴攻破西周国都镐京,掠走褒姒,西周遂亡。
  
  公元前206年,冒顿杀死了父亲头曼单于。他先对东胡示弱,趁机休养生息。在强大起来后,匈奴消灭东胡,西逐月氏,建立起了地域辽阔的北方强势政权。
  
  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率大军入侵山西。刘邦御驾亲征,被匈奴困在白登山上,一连七天七夜不得逃脱。谋士陈平带厚礼游说匈奴阏氏,白登之围才得以化解。此后,汉朝实行和亲政策,频频命所谓的公主下嫁匈奴,并赠予财物,以求边疆安宁。
  
  公元前前127年(元朔二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原被匈奴控制的河套地区被汉军攻取。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校尉霍去病出击匈奴。匈奴人所依赖的富庶的河西走廊被霍去病占领。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东西两路进攻漠北。匈奴狼居胥山被霍去病占领,匈奴王庭被卫青扫平。匈奴右贤王率领四万余人投归汉朝,匈奴单于及匈奴左贤王逃走。
  
  公元前73年,西汉与乌孙组成20万联军进攻匈奴,匈奴右谷蠡王庭在此战中被领军扫平。
  
  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郅支单于占据漠北,呼韩邪单于南下投靠汉朝。在西汉的支援下,呼韩邪单于占了上风,占据漠北王庭,郅支单于率部众退至中亚康居。
  
  公元前36年,匈奴郅支单于屡杀汉使,胁迫西域。为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甘延寿、陈汤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号,率军远征康居,斩郅支单于之头而回。郅支单于所部匈奴继续向北方逃亡,数百年间,再没有这支匈奴的消息。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请求和亲,汉朝派王昭君出嫁。从此数十年间,匈奴与汉朝和睦相处,边疆地区出现了难得的太平。
  
  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两部,匈奴日逐王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另一部分匈奴留居漠北,称为北匈奴。后来,南匈奴与东汉联合夹击北匈奴,先后败之于漠北和阿尔泰山,迫使其西迁。从此,北匈奴从中国历史中消失。
  
  公元187年,南匈奴发生内讧。后来,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东汉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掳掠去匈奴。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汉丞相曹操,蔡文姬归汉。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真正的匈奴王朝就此从历史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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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9 05:54:1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乌孙——流浪的西域骑士
  
  乌孙国西汉初期游牧于天山以北。公元前2世纪初叶,乌孙与月氏均在今甘肃境内敦煌祁连间游牧,北邻匈奴;后放弃敦煌祁连间故土,迁至伊犁河流域游牧。后来与汉朝共同对付匈奴,汉朝先后有细君、解忧公主下嫁乌孙。从公元前53年起,乌孙有了大小昆弥两个王统,分疆而治。二者都是内讧迭起,变乱丛生。

  西域古族——乌孙(一)
  
  乌孙,是西域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同时也是这个民族建立的国家的国名。它是汉代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最重要民族之一。据说,乌孙族是西戎乌氏国被秦国灭亡后西迁的余民行成的。

  乌孙人以游牧为业,逐水草而居,在放牧的同时还常常狩猎。他们住在毛毡帐篷里,以牛羊肉为食,以牛羊奶为饮品,风俗与匈奴族一样。乌孙国的马最为著名,当时富人养的马多达四五千匹。在汉朝人眼中,当时的乌孙人是一群性情刚烈暴躁、贪婪狠毒、不讲信用的人,经常兼营强盗的营生。

  有关乌孙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史记·大宛传》中,与《汉书·张骞传》大致相同。此外《汉书·西域传下》中也对乌孙国做了记述。

  乌孙人原本也是游牧民族,在敦煌、祁连山之间的区域放牧、狩猎,与月氏人为邻。当时,乌孙是个小国,常受到强大的月氏国的奴役。

  乌孙人把自己的国王称为“昆莫”或“昆弥”,而且,乌孙的王族、贵人的名字,都要以“靡”字为结尾。有记载的最早的乌孙王名叫“难兜靡”。公元前177年,乌孙被月氏击败,难兜靡被杀。乌孙国面临着覆灭的危机。

  难兜靡留下了一个儿子,名叫猎骄靡,当时还是个婴儿。负责保育、辅导猎骄靡的布就翎侯抱着猎骄靡逃了出来,躲过了月氏人的屠戮。逃亡途中,布就翎侯将猎骄靡放草丛中,去寻找吃的。当布就翎侯拿着食物归来,竟然看见一只狼在喂猎骄靡吃奶,还有一只乌鸦叼着一块肉站在旁边。布就翎侯大为惊奇,认为小王子将来定然是个非凡的人物,于是带着猎骄靡投靠匈奴,并把自己看到的神奇景象禀告给了冒顿产于。冒顿单于听了,也觉得太奇妙了,当即决定收养这个乌孙王的孩子。

  十几年过去了,猎骄靡长大成人。单于把乌孙部民交还给他,并扶持他当上乌孙国王。猎骄靡复国后,一心为父报仇,与匈奴右贤王相约进攻已经西迁到伊犁河流域的月氏国。月氏人根本不是报酬心切的乌孙人和彪悍的匈奴人的对手,连国王都被杀死,头盖骨被做成了酒杯。因此,月氏人被迫继续西迁。

  没有了威胁的乌孙在猎骄靡的领导下迅速强大起来。为了发展,乌孙国占据了原为月氏人所有的伊犁河、楚河地区。留在那里没有逃走的月氏人和原先臣服于月氏的塞人从此成为乌孙国的臣属。乌孙在西域定居后,实力大为增强,不再臣服于匈奴。有户口12万,人口63万,军队18万,定都于赤谷。

  这时的乌孙国,已经是西域诸国中数一数二的强国,几乎可以与匈奴分庭抗礼。但是,因为与匈奴人有深厚的友谊,加上不想与匈奴发生战争,影响乌孙国的发展,乌孙王一直对匈奴礼敬有加。

  汉朝当然不希望匈奴有一个势力强劲的外援。因此,汉武帝积极与乌孙王和亲,希望让匈奴失去这个重要的盟友。

  汉武帝的和亲政策没有在当时生效,却在昭帝时期发生了作用。乌孙与汉朝的关系变得越发亲密,与匈奴的关系则越来越疏远了。

  西域古族——乌孙(二)
  
  匈奴壶衍鞮(dī)单于看到昔日的盟友倒向汉朝,对乌孙恨之入骨,连续在汉朝北部边境制造事端,还联合车师国数次入侵乌孙,想用武力威胁乌孙与汉朝断绝关系。当时,恰逢汉昭帝病故,汉朝一时无法出兵援助。匈奴更加有恃无恐,出动大军攻取了乌孙的车延、恶师,掳掠百姓牲畜,并遣使所要被嫁到乌孙的汉朝公主。

  汉朝方面,汉宣帝继位,立即调集了15万大军,发起了西汉时期对匈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征。按照汉军的作战方针,祁连将军田广明率4万骑兵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率3万骑兵出张掖;前将军韩增率3万骑兵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率3万骑兵出酒泉;虎牙将军田顺率3万骑兵出五原;另派校尉常惠持节监护乌孙军,率5万乌孙军西抗击匈奴。

  五路汉军出塞后,直向匈奴扑去。匈奴人在汉武帝时就已经被汉军吓破了胆,现在听说汉军到了,人人惊慌失色,带着家小,赶着牲畜远避漠北。汉军连匈奴主力的面都没见着,只斩获了小股匈奴,五便凯旋而归了。

  汉军虽然没有遇到匈奴主力,但在声势上震慑了匈奴,并在东线战场上牵制了匈奴的主力,为乌孙骑兵从西线攻击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常惠的主持下,乌孙王翁归靡率军袭击了匈奴右谷蠡(lí)王的王庭,大获全胜,斩首、俘获单于父辈、公主、诸王、都尉、千长、骑将以下4万多人,获得牲畜70多万头。从此,匈奴的势力更衰弱了,因此更加怨恨乌孙。当年冬天,匈奴壶衍鞮单于就亲自率领数万骑兵向乌孙展开报复,掳掠了乌孙的一些百姓。但在回军途中,匈奴人遭到了大雪严寒的袭击,生还者不到十分之一。

  就在匈奴内外交困之际,匈奴的近邻先零羌、东胡的一支乌桓部也趁火打劫,与乌孙同时进攻匈奴。匈奴三面受敌,又损失了数万人马,被掠走牛羊不计其数。祸不单行的是,在遭到中创之后,匈奴人又遇上连年饥荒,人口锐减,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

  在汉朝的全力支持下,乌孙不仅化解了匈奴的威胁,而且大败匈奴,掳获大批人口和牲畜。因此,乌孙人对汉朝十分感谢。但是,乌孙国中仍有不少亲近匈奴的人。亲汉的乌孙人与亲匈的乌孙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国家实力在内战中大大损耗。东汉末年,鲜卑兴起,趁乌孙孱弱的时候多次袭击乌孙。乌孙人被迫退入到天山山脉中安居。轰轰烈烈的无损王国从此消失了。

  乌孙王朝自从国王军须靡开国,直到迁居天山,一共经历了12代乌孙王,时间长达261年。

  此后,乌孙人渐渐与邻族融合,大部分被同化了。但也有一小部分乌孙人保留着祖先留下的血脉。明清时,人们还在新疆见到了乌孙部落。

  江都公主,中国和亲史上第一人

  提到和亲,恐怕人们首先想起的便是王昭君和文成公主。

  确实,这两位中原公主都是中原王朝和亲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也为民族团结和民族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过,远赴异域和亲的公主并非只有王昭君和文成公主两人,很多也都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交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只是,不知为何,王昭君和文成公主名垂青史,其他的公主却被人们遗忘了。江都公主就是一个被大多数人遗忘了的与少数民族和亲的公主。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承担了和亲使命的公主。

  与汉朝此前以宫女冒充公主送去和亲不同,江都公主是一位风姿绰约的正宗汉室公主,又称细君公主,原名刘细君。细君的父亲刘建是江都王刘非的儿子,刘非与汉武帝刘彻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在汉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时,刘非曾英勇参战,立下赫赫战功,镇守江都(今扬州)27年,是一位忠诚的皇室成员。刘非死后,刘建继承了江都王的爵位。刘建为所欲为,竟然图谋造反,私制玉玺、绶带、兵器、地图等。事情败露后,刘建自缢身亡,细君的母亲也受株连,被处以死刑。

  当时,细君只有5岁,因此被赦免,并被接到皇宫中。做为罪臣的女儿,细君在宫中仍然享受到了皇室子女的待遇。她天赋过人,容貌出众,既擅长琴棋书画,也精于吟诗作赋,深受汉武帝怜爱。10年之后,细君已经长成一个善诗文、通音律、明世理、有气度的汉室公主。

  汉武帝在位前期,西域30多个大小王国几乎都在匈奴控制之下,只有乌孙国,比较强大,对匈奴虽然不抗拒,但也不以附属国的身份依附,而且也表示了愿意与汉朝交往的愿望。乌孙王猎骄靡还向汉朝提出了和亲的要求,派使者以千匹良马作为聘礼,求娶汉室公主,借此表示永结友好的愿望。

  汉武帝对被迫的和亲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并不认为友好邻国的求亲也代表屈辱,因此对乌孙王的求亲非常高兴。考虑了一番,他决定让江都公主刘细君担当出塞和亲的重任。

  对天潢贵胄、王室宗亲来说,塞外西域实在是一个可怕的蛮荒之地。正因为如此,汉武帝以前的历朝历代,大多以宫女冒充公主,嫁给藩王,不愿意宗室的血脉到塞外受苦。不知道为什么,汉武帝竟然真的要嫁一位公主给乌孙王。究竟是汉武帝不愿“滥竽充数”,失信于盟友,还是对细君的父亲谋反一事终究心有芥蒂呢?没有人知道。皇命不可违背,并不想远嫁塞外的江都公主没有抗争。她希望报答汉武帝刀下留情、养育自己的恩情,也愿意为国家及民族安宁的大局作出牺牲。

  汉武帝见江都公主愿意与乌孙和亲,非常高兴,以厚礼相赠,送嫁时还亲自送出宫门,并派随从官员、乐队、工匠、侍女、护兵等数百人,携带大量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嫁妆,浩浩荡荡离地送江都公主远赴乌孙。

  长安与乌孙,距离非常遥远,途中多有盗匪出没,还有成群的猛兽潜伏待机。江都公主的和亲队伍在行程中遇到了诸多艰险。他们在冰天雪地中翻山越岭,与盗匪斗智斗勇,与狼群殊死搏斗,还曾遭遇断水缺粮的困境。在这些困难被一一克服之后,他们又不得不面对漫漫沙海,茫茫大漠。

  经过一年多的行程,江都公主终于进入乌孙领地。一路上,已经有不知多少随从、护兵命丧黄泉。

  和亲队伍受到了乌孙王猎骄靡的欢迎。已经年迈苍苍的乌孙王按照乌孙国的风俗同细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并封都公主为右夫人。但为了不得罪匈奴,猎骄靡又从匈奴娶了一位公主,封为左夫人。乌孙人以左为贵,因此,可以说,乌孙人终究还是更具怕匈奴人。

  江都公主明白汉武帝把自己嫁到乌孙来的目的。她也一直以加深汉朝与乌孙的友谊、消除匈奴对乌孙的影响为己任,多次向乌孙王献计献策,想办法打压匈奴在乌孙的实力。虽然语言不通,生活不适应,一年之中仅能见到昆莫几次,但她主动频频与猎骄靡见面、饮宴,让猎骄靡开心,还凭藉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乌孙国的上层社会巧为周旋,常常赏赐国中的大臣、贵族,很快就时乌孙上下渐渐对汉朝产生了亲近之情。刘细君是一位在政治上非常成熟的女性,为人处世很有见识,她下嫁到乌孙之后,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很好

  尤其是肤色洁白细腻、容貌倾国倾城的江都公主生在王侯世家,气质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更让乌孙臣民引以为乌孙国的骄傲。他们亲切地称呼江都公主为柯木孜姑娘、柯木孜公主,意思是肤色白净美丽像马奶酒的公主。

  虽然在尽力完成自己的使命,但出生在南方的细君还是无法适应乌孙的生活。而且,乌孙王猎骄靡老迈体衰,言语又不同,江都公主根本享受不到幸福的夫妻生活。她在心情苦闷之下,作了一首《悲愁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首悲歌后来传到京都长安。汉武帝看了这首诗,也不禁为之潸然泪下,似乎感受到了西域的寒冷,特地命人送貂裘给江都公主。

  老乌孙王猎骄靡虽然不愿得罪匈奴,但也很怜惜这位体质柔弱、性格内向的汉家公主。尤其是虽然江都公主有意抗衡匈奴公主,但终究地位有别,常常受到匈奴公主欺压。因此,猎骄靡有意将江都公主嫁给自己的孙子军须靡,以保证江都公主将来的地位。

  子孙继承父祖辈妻妾,这本是北方以及西域少数民族的惯例。但对于来自中原的江都公主来讲,这却是不知廉耻的乱伦行为。深受中原礼仪教育多年,这种事情是她无法接受的。于是,江都公主上书给汉武帝,希望能允许她回中原,避免嫁给丈夫的孙子这种丑事。但汉武帝回信说:我正要对匈奴用兵。你应该以大局为重,遵从当地的风俗。

  无奈之下,细君只好入乡随俗,忍辱含悲地嫁给了军须靡。猎骄靡为孙子主持了婚礼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早已先他而去,因此,孙子军须靡继承了乌孙王位。江都公主为军须靡生下了一个女儿。

  由于身体赢弱,心中悲苦,再加上产后失调,与军须靡成婚一年后,刚刚20多岁的江都公主病死在了乌孙。

  江都公主为汉朝与乌孙的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也为中原抗击匈奴入侵尽了自己的力量。细君远嫁乌孙,客观上确实起到了牵制匈奴、断匈奴右臂的作用。江都公主肩负和亲重任,要比公元前33年出塞的昭君早80年,比公元641年入藏的文成公主早450多年。可以说,细君公主是出塞和亲的先躯。然而,这样一位伟大的、悲情的公主,在历史上却很少被提及,这实在是不公平。

  而汉武帝为了自己的心愿,不顾江都公主的身体与感情,安排他远嫁乌孙,也实在有损他英明神武之名。

  唐朝诗人戎昱曾做过一首《咏史》: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汉武帝假如能读到这首诗,心中也会觉得惭愧吧。

  历配三王的解忧公主与她的侍女

  江都公主为汉朝与乌孙的友谊奠定了良好的开端。但可惜她早早殒命。汉武帝面对的,是刚刚打开的局面可能毁于一旦的危机。

  就在汉武帝颇为烦恼的时候,乌孙王军须靡向汉朝提出了再派公主和亲的请求。

  这无疑是一个示好的信号。为了维持与乌孙的关系,汉武帝决定答应军须靡,再选公主出嫁。这一回,他选的是解忧公主。

  解忧是楚王刘戊的孙女。汉景帝时期,发生了“七国之乱”,楚王刘戊是其中的主谋之一,所以失败后家族遭到残酷的洗刷,只有极少数后代侥幸免死,算是留下了一点血脉。解忧出生时,距楚王刘戊自杀已有30多年,家族早已衰败。

  解忧的身世和细君几乎相同,但解忧不像细君那样多愁善感。她从小性格开朗,聪慧乐观,身体也很健康。黯淡的幼年生活磨练了她的意志,使她早早独立,成熟坚强得多。因此,对于被选定为和亲公主,解忧处之泰然,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汉武帝当即封刘解忧为公主,准备了丰厚的彩礼,派人护送公主上路。

  19岁的解忧公主告别长安,来到乌孙,依旧被封为右夫人,与左夫人匈奴公主同事军须靡。

  两位夫人谁更得宠,关系着乌孙与汉匈之间哪一国关系更亲近。解忧公主与左夫人争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更是一个国王,一个王国。

  在开始的较量中,解忧公主落了下风。毕竟,风俗迥异,言语不通,解忧公主难以很快进入状态,几年下来一无所获,而匈奴公主却为军须靡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泥靡,成为王位继承人。乌孙日益亲近匈奴了。

  危急关头,转机出现了。国王军须靡病危,自知将死,可儿子泥靡年纪实在太小,不能担当重任,于是立下遗嘱,让堂弟翁归靡继承王位,等到泥靡长大再将王位还给他。

  不久,军须靡去世,翁归靡继承了王位。这位新乌孙王身宽体胖,被称为为肥王。按惯例,翁归靡继承了堂兄的两位妻子。与反应激烈的江都公主不同,解忧公主坦然接受了乌孙的风俗。既然不能反抗,坦然接受才是最好的选择,解忧公主是个聪明人。

  翁归靡人长得胖,性格也随和开朗,与解忧公主非常合得来。而解忧公主也学会了乌孙语,习惯了乌孙的风俗习惯,渐渐进入了状态。这一回,解忧公主终于在乌孙站稳了脚跟。她为翁归靡生了5个子女,其中有3位王子——元贵靡,万年,大乐;两位公主——弟史和素光。解忧公主成了名副其实的乌孙国母。

  此后的数十年间,翁归靡对待解忧公主关怀备至,言听计从,乌孙与汉之间书信、使者往来不断,相亲相近,同进同退,与匈奴则日益疏远。在这期间,汉朝的西北边疆安然无事,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密切,丝绸之路繁荣一时,汉朝的威仪和影响进一步远播天山南北,西域诸国都争相与汉交好。解忧的长子元贵靡被立为乌孙王储;西域小国莎车在国王去世无人即位的情况下,决定迎接解忧的次子万年为国王,看重的就是万年一半的汉家血统;龟兹国王降宾几经努力求得解忧长女弟史为妻,深以作了汉家的外孙女婿为荣;素光后来也称为了乌孙国若呼翕侯的妻子。和亲政策终于在解忧的努力下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随解忧公主一起远赴乌孙的侍女中,还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女性,叫冯嫽,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外交家。

  冯嫽虽然是卑微的侍女出身,却知书达礼,聪慧且富有见识,尤其能言善辩,沉着稳健。冯嫽到乌孙后,不久就被嫁给显赫的右将军为妻,又因为才华出众,被乌孙上层乃至西域各国贵族尊称为“冯夫人”。她与解忧在宫廷内外互为犄角之势,相互支持,并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以使节的身份斡旋于西域诸国之间,化干戈为玉帛,立下了汗马功劳。

  眼见乌孙偏向亲汉,匈奴人对在乌孙风光无限的解忧公主恨之入骨,开始仇视乌孙。在不断的施压都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匈奴壶衍鞮单于开始趁汉昭帝新死,汉朝无暇估计西域的情况下率军进攻乌孙,要求翁归靡交出解忧公主,断绝与汉朝的一切往来。

  在解忧公主的鼓励下,翁归靡丝毫不打算向敌人妥协。为了抗击匈奴,解忧公主上书刚刚即位的汉宣帝,请求朝廷出兵共同征讨匈奴。负责辅政的大将军霍光当机立断,在请示汉宣帝后,出兵15万,分五路讨伐匈奴匈奴,并派校尉常惠到乌孙主持乌孙战局。

  西汉军队给匈奴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匈奴人听说西汉大军迫近,根本没敢正面交锋,一路向北溃败。趁汉军吸引了匈奴人全部注意力的时候,在常惠的主持下,乌孙王翁归靡率无损军队袭击了匈奴右谷蠡王的王庭,壶衍鞮单于的叔父、兄弟、儿女、将领被斩杀、俘获无数,大匹牲畜也成了乌孙的财产。

  为了报复,在汉朝撤军后,壶衍鞮单于亲率数万骑兵扑向乌孙,大肆掳掠一番而回。倒霉的是,回军途中,他们遭遇了暴雪,生还者寥寥无几。其后,匈奴境内又爆发了天灾,再也没有外出掠夺的实力。乌孙、先零、乌桓三国趁机联合围攻匈奴,使匈奴全国人口损失十分之三,国力极大削弱,各属国土崩瓦解,从此一蹶不振。

  至此,当年汉武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计划,通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懈经营,终于成功实现了。

  乌孙击败了强大的匈奴,这让解忧公主的威望在乌孙空前的高涨。翁归靡审时度势,立即上书汉朝,请求为自己的长子元贵靡再迎娶一位汉家公主,进一步加深汉朝与乌孙的友谊。汉宣帝与大臣商议后,立即封解忧公主的侄女刘相夫为公主,先让她在长安上林苑居住,学习乌孙语言习俗,为成为未来新的乌孙国母做准备,然后。派遣浩浩荡荡的队伍护送公主下嫁。

  然而,和亲队伍刚刚抵达敦煌,乌孙国内却传来噩耗:翁归靡病逝。

  前乌孙王军须靡曾经留下遗嘱,而翁归靡的长子元贵靡还嫌年轻,又失去了父亲的支持,因此,乌孙贵族最终推举军须靡与匈奴公主所生的儿子泥靡做了新国王。泥靡为人狂悖暴戾,号称狂王,受母亲的影响亲近匈奴,对汉朝怀有敌意。

  西汉朝廷见元贵靡没能成为国王,立刻召回一直在敦煌观望的刘相夫公主,取消了婚约。为了维护汉在乌孙的势力,解忧公主毅然遵从乌孙习俗,嫁给了泥靡。

  泥靡不仅性格非常残暴凶狠,而且在乌孙倒行逆施,全国上下怨声载道。解忧公主虽然为泥靡生下儿子鸱(chī)靡,但两人一直不合,时常剑拔弩张。

  在看到泥靡倒行逆施、众叛亲离的情况后,解忧公主决定寻找机会刺杀泥靡,以免自己多年来的心血付诸东流。她联合出使乌孙的汉朝使者,为泥靡摆下了“鸿门宴”。席间,有人奉公主密令拔剑刺杀泥靡,可惜剑刺偏了,泥靡负伤逃走。至此,解忧公主与泥靡终于兵戎相见。

  泥靡迅速带兵将解忧公主和汉朝使臣包围在乌孙都城。解忧公主毫不惊慌,带领侍卫坚决抵抗。几个月后,汉朝西域都护府发兵解围,将参与刺杀的使臣押回长安斩首,再派使臣张翁前往审理此案,希望安抚泥靡,暗中支援解忧公主,以求和解。愚蠢的张翁没理解西域都护府派自己前来审案的含义,竟然大模大样地开审,宣布公主有罪,甚至揪住解忧公主的头发破口大骂。愤怒的解忧公主立即秘密上书汉宣帝,陈述了自己之所以要刺杀泥靡的原因和张翁的无礼侮辱。朝廷大怒,将张翁押回斩首,与张翁同去的副使因白白错过了杀死泥靡的大好机会,回到长安后被施以宫刑。

  趁着乌孙国一片混乱的时候,前乌孙王翁归靡同匈奴公主所生的儿子乌就屠杀死泥靡,自立为国王,扬言匈奴将派兵平乱。乌孙国中亲匈奴派全部归附乌就屠,准备夺取整个乌孙国的控制权。他们与集结于边境的汉朝西域都护府大军紧张对峙,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冯嫽挺身而出,利用丈夫以前与乌就屠交好的关系亲自去劝说乌就屠。她用卓越的见识,出色的口才,以及对西域诸国形势的了解,对乌就屠晓之以理,剖析利害,并以汉朝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对乌就屠施加压力,终于说服乌就屠,使他愿意退居小王,由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任大王。为此,汉宣帝特意召回冯燎,授予她使臣的身份,代表汉朝对元贵靡和乌就屠分别颁发印绶。汉朝与乌孙之间的战争被避免了,友好关系得以延续。但从此以后,乌孙国也被分成了大小两国,彼此间常常爆发利益冲突。

  不久,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和幼子鸱靡相继病故,她的孙子星靡即位为乌孙大国王。星靡为人软弱无能,乌孙国内的势力大多归附了乌就屠。解忧公主留在乌孙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她上书汉宣帝,说:“我已经老了,怀念生我养我的故乡,希望皇上准许我返回故乡,以使我的骸骨能埋葬在汉朝的土地上。”汉宣帝读过书信,想到解忧公主少小离家,嫁入异域,50余年历配3王,为了西汉的安宁含辛茹苦,不禁动容,派人接回了解忧公主。

  公元前51年(汉甘露三年),年逾古稀的解忧公主带着孙子孙女回到了阔别了半个世纪的长安城。

  离家时红颜如花,归来时银丝如雪,中原繁华依旧,儿女韶华已逝。汉宣帝以极高的规格接待、安置了这位功高盖世的大汉公主。解忧安度了两年的晚年时光后,在长安去世。

  解忧公主的名气远不及后来的王昭君和文成公主。但她的功绩并不次于后两者。她识大体、顾大局,性格坚毅果敢,以其大义凛然之气和聪明才智,为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和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谓女中巾帼。

  正是因为解忧公主成功联合乌孙与汉朝夹击并大败匈奴主力,才使得汉朝边境在宣帝中期逐步得到安宁。匈奴因此元气大伤,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开始谋求与汉朝和亲,这才发生了昭君出塞、汉匈关系转为和平的重要历史事件。

  乌孙大事记

  公元前2世纪初,乌孙王难兜靡被月氏人攻杀,其幼子猎骄靡被匈奴冒顿单于抚养成人,后来得以复兴故国。
  
  公元前177~前176年间,匈奴进攻月氏。月氏战败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后来,匈奴老上单于与乌孙国王猎骄靡合力进击月氏。月氏不敌,国王战死,余部大举迁徙。乌孙遂迁至伊犁河流域。
  
  公元前110~前105间,汉武帝将江都公主下嫁乌孙王猎骄靡。匈奴听到乌孙与汉朝联姻以后,亦遣女与昆莫成婚。乌孙王以细君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从此与汉朝沟通渐渐加深。
  
  元前101年,继解忧公主后,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军须靡。在乌孙,解忧公主先后嫁给三代乌孙王,与侍女冯嫽共同致力加深汉朝与乌孙的联系。汉朝与乌孙在这段时间亲如一家,共同抗击匈奴。
  
  公元前53年,乌孙国内部分裂,在汉朝的主持下,分为大小两个国王,分疆而治。此后,两者间内讧迭起,变乱丛生。
  公元5世纪初,蠕蠕入侵,乌孙被迫西迁葱岭山中,不久被蠕蠕所灭。乌孙国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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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01:3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 楼兰——梦中的人类乐园

  楼兰国,有记载可查的历史共有800多年。这个神秘的国度,曾经是人们生息繁衍的乐园。她身边有烟波浩淼的罗布泊,她门前环绕着清澈的河流,人们沐浴着大自然的恩赐,在碧波上泛舟捕鱼,在茂密的胡杨林里狩猎……
  
  活在历史与传说中的神秘国度

  “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扞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jiā)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率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tuó)它。能作兵,与婼(ruò)羌同。”

  …………

  楼兰,这是一个被记载在史书里的名字,一个在传说中被提及的名字。它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中国古代西部的一个小国。它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北通车师,西北通焉耆,东当白龙堆,通敦煌,扼丝绸之路的要冲。

  “楼兰”这一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根据《史记》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时,楼兰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时的楼兰受月氏的统治。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6年,匈奴打败了月氏,楼兰又被匈奴所管辖。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楼兰在西汉时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廓之国”,有居民14000多居民,士兵将近3000人。

  这是一个神秘的古国。在汉朝以前,中原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第一个闯进楼兰历史中的汉人,恐怕就是张骞。

  在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之前,汉朝对西域的知识也是十分有限的,对楼兰的了解都是通过道听途说完成的。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西域是一个游荡着匈奴人的荒凉土地,是个有去无还、有死无生的地方。

  一心建立功业的张骞没有被传说的恐怖氛围吓倒,毅然上路,走出阳关,首先来到美丽的塔里木绿洲。那里就是楼兰。

  张骞发现,楼兰人有深深的眼窝,大眼睛,低颧骨,高鼻梁,相貌与汉人大不一样。他们说着如同鸟儿鸣叫一般古怪难懂的语言,用芦苇杆、胡杨红柳作为写字用的笔,写出的文字就像蝌蚪一样,无法识别。

  数年之后返回中原,张骞将所闻所见报告给了汉武帝。汉武帝非常重视这个处于天之一隅却位置重要的楼兰。楼兰这个袖珍城邦国家,从此进入了史册。

  那时的楼兰国,有时充当匈奴的耳目,有时归附于汉朝政府,周旋在汉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持着它的政治生命。由于楼兰处在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要冲,汉政府不能越过这一地区去打匈奴,匈奴如果不假借楼兰的力量,也无从威胁汉王朝。因而,汉和匈奴这两大集团对楼兰都尽力实施怀柔政策。为表示降服,楼兰将王子送到汉王朝作为人质,同时,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以表示在匈奴和汉王朝之间严守中立。

  公元前92年,楼兰王逝世。此时,汉朝实力已超过匈奴,因此,楼兰遣使请求汉皇将在汉朝做人质的王子送回去继承王位,此举有讨好汉朝的意思。然而,在汉朝为人质的楼兰王子已经因为触犯了汉朝法律而被施以宫刑。王子若回到楼兰,难保不会因怨恨而归附匈奴。因此,汉朝庭无论如何也不答应楼兰人的请求。不知内情的楼兰人只好回去另择王子继承王位,并且又选了两个王子分别到汉朝和匈奴做人质,送到匈奴去的王子名叫安归。可是,新即位的楼兰王没过多久就去世了,趁这个机会,匈奴把安归送回去,扶上了王位。

  在先王遗孀——一位来自匈奴的女人的挑拨下,新楼兰王安归与汉朝渐行渐远,转而亲附匈奴。由于楼兰国境接近玉门关,汉朝的使者经常通过这个关门前往西域各国,每次都要经过楼兰境内一个名叫白龙堆的沙漠。这个沙漠的气候非常恶劣,经常刮起狂风阵阵,将流沙裹挟到空中,形状如龙如蛇,行人常常会因为迷了方向而走失。于是,汉朝廷不断命令楼兰王国给这些使者提供向导和饮用水。这些汉朝使者屡次虐待向导,并且向楼兰提出了许多苛刻的要求。楼兰人愤怒之下杀掉了这些汉使。汉和楼兰之间的关系因此陷入恶化。当时的消息是很不灵通的。楼兰悄悄杀掉几个汉使,远在中原的西汉王朝并不知道。然而,安归的弟弟尉屠耆一直亲附汉朝,在国内政策变为仇汉亲匈的情况下,逃到了汉朝,将国内的形势如实上奏。

  西汉大将军霍光得知后,并不发动大军,只在向汉武帝做了汇报后派傅介子去刺杀楼兰王。傅介子同100多名将士携带着金帛,扬言奉皇帝谕旨,要给西域各国国王赏赐。他们很快到了楼兰国,安归却不愿意接见傅介子。傅介子并不着急,带着随从大摇大摆地离开楼兰国都,到了楼兰的西部边界,然后让负责接待的官吏捎话给楼兰王:“我们汉朝使臣拿着黄金、绸缎赏赐西域诸国,楼兰王不来接受,那么我就去西面的国家了,你可不要后悔!”说着,把带着的金帛拿出来给那些人看。安归很快就得到了报告,对所谓的赏赐起了贪念,立即主动跑去面见傅介子。

  傅介子在帐外设宴款待,同安归坐在一起饮酒,并把所带的黄金、绸缎摆出给他看。安归目眩神迷,畅怀痛饮,不一会便喝醉了。傅介子对安归说:“天子此次派我来,有几句话让我转达给陛下。请您跟我入帐内详谈,这些话只能让您一个人听到。”醉醺醺的安归糊里糊涂地就跟着傅介子走入帐内。这时,有两名藏在帐中的壮士持刀从安归身后刺入。刀尖穿胸而出,一代楼兰王未吭一声便倒地而死。跟着安归来的官吏都吓得四散奔逃,场面一片混乱。

  傅介子拦住楼兰官吏,对他们说:“楼兰国杀大汉使臣,背叛汉朝,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天子派我来诛杀楼兰王。现在应该立安归的弟弟尉屠耆当国王。尉屠耆跟着汉军大队人马就要来了,你们谁敢妄动?谁要图谋不轨,大汉军队就立即灭掉楼兰,到时候玉石俱焚,别怪我没告诉你们!”傅介子以区区百人,竟敢在楼兰国谈笑间取国王首级,干净利落得如拾草芥,过人的胆略和高超的智谋已经让楼兰畏服,又听说大汉军队就要到了,楼兰臣民生怕惹来杀身之祸,立即请回尉屠耆,立为国王。西汉朝廷命楼兰改名为鄯善,重重赏赐了尉屠耆,并应尉屠耆的请求,派遣汉军到楼兰,震慑匈奴。

  匈奴战败,汉朝兴起,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亲附汉朝的楼兰得到了好处。楼兰是古代丝绸之路西出阳关后的第一站。当年,这条交通线上,“使者相望于道”,交通之繁忙,城市经济之繁荣,盛极一时。繁荣的商业为楼兰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使楼兰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中原的商品和工艺也借着丝绸之路传入楼兰,给楼兰带来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楼兰此时已经成了西域的乐土,沙漠里的天堂。

  日月穿梭,时光飞逝。汉朝的时代消逝了,楼兰这个名字也渐渐淡出史书的叙述。后人眼望茫茫沙漠,根本找不到楼兰古国存在的痕迹。史书中描绘的楼兰真的存在吗?它在哪里呢?

  无心插柳柳成荫——楼兰惊现

  新疆的沙漠地带,是史书中记载的众多西域国家曾经定居的地方。千百年后,茫茫沙漠仍在,传说中的国度已荡然无存。在中国人尚未对这片沙漠发生兴趣的时候。西方人的考古热情却空前高涨起来。

  在经历了一个个考察队伍打着考古旗号行强盗之实的掠夺之后,20世纪初的某一个阳春三月,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又出现了一只步履蹒跚的探险队伍。

  为了考察罗布泊的游移问题,一路上,这只来自瑞典的科学考察队伍马不停蹄地寻找着那片神奇的罗布泊荒原。

  一天,天色渐晚,探险队伍决定停下宿营,明天再进发。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身边丢失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用来挖水的铁铲。在茫茫的沙海之中,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宝贝,没有铁铲就意味着没有水,就意味着面临生存危机。铁铲一定是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领队斯文•赫定立即让熟悉地形的向导去寻找。

  向导是新疆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名叫奥尔德克。本已疲倦的他沿着原路返回,顺利地找到了铁铲。正在他准备返回的时候,沙漠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狂风呼啸而来,卷夹着滚滚沙尘,遮蔽了天日,天地间一片昏黑。

  无处藏身的奥尔德克被风吹裹着不知跑了多远。风沙终于停下来的时候,他慢慢睁开眼,突然发现眼前竟像变魔术一出现了一个梦幻一般的奇迹!就在他眼前,荒无人烟的废墟,灰色的城墙,沧桑的的古城,长长的街市,参差不齐的房屋,高耸的泥塔,荒废的烽火台……一座城市横亘在沙漠上。奥尔德克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开始时以为是遇到了海市蜃楼,但这种天气是不可能有海市蜃楼出现的。他又以为自己在做梦,但掐了掐胳膊,疼的,这不是梦!

  奥尔德克走进建筑废墟。忽然,脚下踩到了什么,险些将他绊倒。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两块布满尘土的雕花木板,周围还散布着一些锈迹斑斑的古币。考察队伍还等着用铁铲挖井,自己一个人也难料会遇到什么危险,奥尔德克拣了几个古币,拿着木板开始寻找返回的路。

  很快,奥尔德克找到了队伍。他向队友讲述了自己刚刚经历的一切。斯文·赫定从奥尔德克手中接过那几片木雕残片和古币一看,就兴奋异常地惊叫起来。他一眼就看出这些残木片上的雕塑具有明显的希腊化的艺术风格。因此,他断定这片人烟罕至的大沙漠里一定埋藏着一个古老的文明。赫定打开考察日记,龙飞凤舞地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些残木片上精巧的蜗卷文和草叶文雕刻看得我都有些眼花缭乱了,这果然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赫定已经兴奋难耐,很想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去寻找那个古城。但队伍只剩下两天的水了,而古城还不知道究竟具体在哪个方向。经过一番权衡和思考之后,赫定决定先回去,做好充分准备后再来寻找这座神秘的古城!

  这一天,就是公元1900年的3月29日,一个身份不明的古城第一次在近代被发现的日子。

  这片按照描述明显已经荒废多年的古城究竟是什么地方?它究竟是在什么年代出现的,又为什么会淹没在滚滚沙尘之中,落得如此萧索的结局?

  带着疑问,1901年3月,也就是在时隔一年之后,赫定在奥尔德克的引导下再次回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目标很直指那座废墟上的古城。但是事情并不那么顺利,虽然他们都知道古城就在这片大沙漠里,但是莽莽沙漠一望无际、浩瀚如海,既没有固定的标记,也难以估算距离。要在沙漠中寻找仅仅因为机缘巧合而见过一次的古城遗迹,实在是难上加难。在苦苦寻找却毫无线索的情况下,赫定及其队友都打算放弃了。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就在他们决心放弃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在穿越一片低矮的雅丹地貌区域时,早已累得步履蹒跚的骆驼蓦地停下了沉重的脚步,一个庞然大物挡住了队伍的去路。赫定抬眼一看,灰色的城墙,沧桑的古城,长长的街市,参差不齐的房屋,高耸的泥塔……赫然出现在眼前。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那片废墟吗!

  赫定兴奋地跑到一座高高的泥塔下边,仰头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座巨大的佛塔!这佛塔约有十米高,在它的脚下,一座气势磅礴的古老城市分布在一道早已干涸的运河两岸。此刻,古城是如此的安静真切,就像城里的居民都已经进入了梦乡。仿佛只有有人一生咳嗽,这里就又会恢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贩夫走卒穿梭其间,喊着叫卖的调调,小孩的打闹声,夫妻的斗嘴声……而沉睡的人们并不知道,此时此刻有一群异域的探险者正带着满心的好奇,踏入了他们这个神奇的国度里。

  恢弘的佛塔,貌似车轮刚被修好的马车,木门半掩的房舍,半陷在沙土中的破碗,板子参差不齐的木桶……一切都是如此真实。

  赫定首先调查了奥尔德克发现木雕残片的那个废墟,发掘了其中的佛塔以及周围三个殿堂,发现中亚希腊化艺术风格的木雕建筑构件、木雕塔刹、刻有带翼兽的木雕板、莲花纹木雕板、金刚像木浮雕、小陶碗、五铢钱以及一封佉(qū)卢文书信。这所寺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大寺院群中的一所。赫定在这个佛寺遗址附近接连发现三座寺院遗迹,发掘出更多的文物。

  赫定探险队还在这片废墟东南一线发现许多烽火台,它们构成一条戍守古代东西交通要道的烽燧线,一直向东延伸,直到罗布泊西岸一座风沙半没的古城。

  1901年3月4日至10日,斯文·赫定在古城内13个地点大肆发掘,获取了大批汉魏古钱、一枚罗马钱币、一枚于阗钱币、各类精美的丝织品、颇具中亚希腊化艺术风格的雕花建筑构件。其中一件带有木雕小佛像的佛殿建筑饰件,十分精美,迄今仍是中国境内发现得最早的佛像艺术品。最重要的文物当属那些魏晋木简残纸。魏晋书法真迹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被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宝,而赫定在遗迹里一次发掘所获就达150余件。英国的斯坦因和日本的橘瑞超又在赫定发掘的同一地点挖出数百件文书,包括现藏日本的“李柏文书”。20世纪70年代,新疆考古研究所考察队在这里再次发现魏晋木简残纸,这已是外国探险队的劫后之余。

  那么,这座埋藏着如此之多的文物的古城究竟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来历呢?赫定不知道。对这片土地,对中国的历史,他了解的太少了,他是个地理学家,不是历史学家。1902年,赫定回到瑞典,将考察资料和在罗布泊发现的一些木简、残纸交给专家辨认。德国语言学家们经过仔细的研究和确认,得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结论——这片被流沙掩埋了长达十几个世纪之久的方圆10多万平方公里的罗布泊荒漠,就是中国《史记》和《汉书》中记载的、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后来又莫名消失了的丝绸之路重镇——楼兰!

  在销声匿迹了1000多年之后,楼兰,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类的梦中家园,终于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里!而这一次,它是以一种突然闯入的方式再次登场,让世人都为之惊诧不已。

  沉睡千年的楼兰姑娘

  新疆地区的沙漠地带,是个异常干燥的区域。那些消逝于沙漠中的生命,常常因为沙漠气候的远古而变成干尸,得到完好的保存。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创造了一件件惊人的奇迹。

  1980年春天,新疆考古队同《丝绸之路》拍摄组一起来到罗布泊,探索古国楼兰。十分偶然的,在一个寸草不生的土埠顶上,他们看到了一些干枯的树枝和芦苇杆。考古队估计这里可能有古人活动的遗迹,于是将上层的浮土小心地清除。果然,他们发现下边显现出一座古代楼兰人的墓葬!考古队员们又惊又喜,并马上着手挖掘,他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先将古墓周围的积土清楚掉,接着小心翼翼地将填压在死者身上的树枝和芦苇杆取了下来。当将墓穴清理的差不多后,眼前的发现将所有人都惊呆了!中那是一具完整的古代楼兰女性的尸体,一具保存得相当完好的干尸!

  墓穴之中发现尸体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但是这位楼兰姑娘脸面清秀,鼻梁尖高,眼大窝深,甚至连长长的睫毛都清晰可见,鼻梁高而窄,下巴尖翘,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毛发、皮肤、指甲都保存完好,发长一尺有余,肌肤尚富有弹性。这具女尸的头上戴着尖顶毡帽,帽插数支翎,身着粗质毛织物和羊皮,足蹬粗线缝制的毛皮靴,仰卧在一座典型风蚀沙质土台中,仿佛刚刚睡去。她那健壮的骨骼、古铜色的皮肤让人相信她随时会站起来奔跑,甚至她的头发和皮鞋里的虱子都是那么的栩栩如生。在场的人都亲眼目睹了古楼兰人的风采,发现者更是激动不已。

  据考证,这具女尸是3380年前遗存下来的,具有白种人特征,是迄今为止新疆出土古尸最早的一具。在此之前,人们从来没有真正见过楼兰人的样子,更不用说这么直接、这么形象。科学测定,这位楼兰美女死的时候是45岁左右,生前身高1.57米,现在重约10.1千克,血型为O型。

  楼兰干尸被发现的消息传到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人为她做了一件复制头像,一时间,“楼兰美女”的称谓响遍世界。

  2005年的4月,楼兰美女的还原形象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经素有“古人复原大师”之称的赵成文教授之手,这位楼兰美女穿越远古的隧道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这次还原中,赵教授非常注重形象的搭配。他所做的复原像,是这位楼兰美女35岁左右时的容貌,娥眉清秀,眼睛深凹且有神,大眼睛,高鼻梁,鼻尖而翘,薄薄的红唇,下颏较尖,颧骨略高,薄唇轻抿。赵教授还把美女头上的毡帽改成了白色羊绒帽,帽上插有3根雁翎,头发棕红色,并增加了长度,身着粗线混纺上衣,侧身姿势,略左侧,与右侧头发呼应。构图形成后大家发现,这是一个十分俊美,却带有着浓重忧郁气质的中年美女。

  “楼兰美女”的现身,让人们惊叹不已。实际上,这具干尸离人们的想象是有很大差距的,如果只看干尸,很多人并不会看出“楼兰美女”的美来。传说中,其实还有一个更为神奇、美丽的干尸曾被发现。

  1934年,在重回新疆后,斯文·赫定遇到了当年的向导奥尔德克。奥尔德克向赫定讲述了自己的新发现:在罗布泊,他发现了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地方。赫定听了,立即让随行的沃尔克·贝格曼带队,跟着奥尔德克去寻找那个地方。

  按奥尔得克指定的方向,那一千口棺材的所在地应该是在库姆河以南地区。这里的原野布满了雅丹、沙丘和柽柳墩,就如一个巨大的迷魂阵。贝格曼他们走了一上午,竟然发现来到的是昨天曾经来过的地方。

  考察队开始怀疑是否有这样一个地方,怀疑奥尔得克是否真的去过那里。在灰心丧气中,考察队意外地拐向了一条库姆河的支流,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河,贝格曼随口把它叫做“小河”。

  考古队沿着小河边测量绘图边前进。这时已是6月,沙漠里的天气变得特别热,所有的人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而周围的牛虻闻味而动,大家几乎要发疯了。

  就在这天傍晚,奥尔得克找到了他曾发现的墓地。

  奥尔得克就像是走进了梦境,迷迷糊糊地张望着,谛听着,他久久地凝望着一座小山包一言不发,而此时人们都在忙着搭帐篷,准备晚上的营地。突然奥尔得克指着那个山包大叫:“那……就是它。”

  那是一个插满了立木的大沙土堆,埋藏着许多的棺材。贝格曼惊喜地逐个发掘,突然,一个被打开的棺材让他震惊了——一具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干尸出现在他眼前!“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勾鼻、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贝格曼后来这样向欧洲人讲述他的发现。他把她称作“微笑公主”,把发现“微笑公主”的地方起名为“小河墓地”。可惜的是,“微笑公主”在惊世一现后,就又沉入沙漠。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她。而“小河墓地”,也在贝格曼来过之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60多年中不见踪迹。直到2000年,中国的考察队才再次寻找到了它的所在。

  2003年,对小河墓地的考古发掘正式展开了。

  罗布泊的一个无风的早晨,小河墓地。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一座船形棺木正在开启。紧绷在棺木上的牛皮断裂的声音沉闷而有力,像从幽深的海水里传出的某种震响。那声音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兴奋,那是历史从3800年前走来的脚步声。

  一种看上去像是卧于沙土之中的一只只小船,这便是小河墓葬发掘过程中发现的船棺。

  其中一只船棺上面覆盖着生牛皮。楼兰人当年应该是把活牛拉到下葬现场宰杀,当即剥下牛皮包裹棺木。这样,随着牛皮中的血水逐渐蒸发,牛皮收缩,就会把棺木包裹得异常紧密,除非人为破坏,否则风沙雨水是很难侵蚀到棺木中的墓主人的。开棺的时候,由于牛皮把棺木包裹得非常紧密,以至某些地方不得不使用必要的工具才能把它揭开。

  揭开牛皮后,人们发现,墓棺是由两块长两米上下、宽约40厘米、厚度在10厘米左右的胡杨板材,经人为加工成弧形,然后两头对接,中间鼓两头尖,形状酷似一只独木舟,但没有底,卧于平整后的沙土之上;上部盖着一块块长短不一的小板拼接出来的棺盖,整个看上去就像是把一条独木舟底朝长天扣在了地上。

  当棺木顶头上的第一块盖板被取下时,里面露出些许淡黄色的毛绒物。就在第二块盖板被拿起时,一个头戴毛毡帽的极其美丽的年轻女尸的脸出现在人们眼前。有人在惊讶之余发出感叹:“现在都这样漂亮,生前一定会更漂亮。她应该是‘小河公主——真正的楼兰美女吧’!”

  这位静静地躺在棺木里被称之为小河公主的年轻女子,头戴毛毡帽,脚蹬一双牛皮筒靴,身裹毛织斗篷并别以木质别针,以一种朴素而又美丽的装扮安度着她在沙海之中的“沉睡”。女尸颧骨较高,眼窝深陷,鼻子尖而高,嘴唇薄且细长,发发呈亚麻色,这些都是欧罗巴人种的典型特征。

  许许多多楼兰姑娘的发现引起的震动,决不亚于当初楼兰古城的发现,并由此引发了楼兰人种问题的大讨论。罗布泊地区古代居民属于什么人种?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的人为什么会在3000多年前出现在中亚?

  距今3000年前的古楼兰人是典型的原始欧洲人种,这已经无可置疑。这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的时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欧洲人种集群。至少在青铜时期,具有原始形态类型的欧洲人种已分布在罗布泊地区。但汉朝时起的楼兰居民,明显是高加索人种,同3000年前的古楼兰人虽同属于白种人的范畴,却是不同的分支。楼兰古城人种是否由古楼兰人演化而来,这仍然是个还没有答案的迷。

  楼兰姑娘,你来自何方……

  楼兰姑娘,你去了何方……

  踏破铁鞋无觅处,失踪了的发现何日重见

  楼兰古国为人们留下了数不清的宝藏,也引来了疯狂的盗宝贼。为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免遭人为破坏,新疆自治区政府曾专门发布了禁止到楼兰古城探险旅游的禁令,强调楼兰是还没有开放的国家重要文物遗址,不允许未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准者擅自进入。

  1999年冬,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个名叫“楼兰学会”的民间团体,以极大的热情组织了一次考察楼兰的活动。出于遵守规定的考虑,活动的组织者严格控制参加人员,并制定了不准破坏、带走文物等考察纪律。经过大量准备工作后,一支由51名研究历史、考古、社会学的专家、学者和部分游客组成的考察队,乘坐十几辆越野车,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府所在地库尔勒市出发,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第二天傍晚,考察队中的4人首先到达营盘遗址古墓群与小佛塔中间地带。考察中,一名队员在一条干涸的小河道里意外发现了一具独木舟棺材。他们将这具奇特的棺木从河道里拉出来后,发现残棺仅剩85厘米长、50厘米宽,棺帮厚约2厘米,估计此棺原长约3到4米,其余部分已断朽在地下。

  发现残棺后,考察队员从现存部分看到,这一独木棺的胡杨木质仍还结实,外部构造精致,表面平整,内凹部分打磨得十分光滑细腻,底部的紫色油漆花纹仍十分明显。残棺上下均有竖道花纹,为方头如意纹及雀彩玄武纹。它是一罕见的沙漠彩棺。从拉出的部分看到,残棺的胡杨木质仍还结实,外部构造精致,表面平整,内凹部分打磨得十分光滑细腻,底部的紫色油漆花纹仍十分明显。残棺上下均有竖道花纹,图为方头如意纹及雀彩玄武纹。几人用牙刷刷去独木舟底部的泥土后,中间出现了一行11个字母的文字,经辨认为佉卢文字母。佉卢文是古代印度人使用的一种古文字。我国古代的大月氏人在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地建立帝国后,在公元一世纪左右曾将佉卢文和犍陀罗语推广到东方各地,而后成了丝绸之路的交通用语和交际文字。对古楼兰历史有过研究、对佉卢文字有一定了解的队员知道这个发现意义重大,建议把彩棺带回去研究。但是,考虑到考察队在进入楼兰遗址前就制定了铁的纪律,不准带走任何文物,其它队员提出反对意见。大家决定到宿营地请示领导后再说。于是,他们把彩棺放在了原地。

  回到宿营地后,考察队集体向考察队领导汇报了发现彩棺的经过。学者们判断,队员们发现的彩棺极可能是汉晋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中一个国王的墓葬!况且,前两年考古学家在营盘遗址上,还发掘过一些颇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古墓。考察队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派人去寻找。令人遗憾的是,发现彩棺的人为了给伤员包扎伤口而没来得及跟上寻找彩棺的队伍。参加找彩棺的队员因为地形不熟,在营盘遗址周围转了很多圈,也没找到那具彩棺。

  在茫茫沙海中找不到目标本是很正常的事,又想到这里本来就是有“死亡之海”指称的区域,考察队员们便决定等考察完周围的几个文物点返回时再接着寻找。谁也不觉得这具楼兰稀世彩棺会出什么意外。

  然而,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当考察队考察完预定地点返回到那条干涸的河道边时,大吃一惊:楼兰稀世彩棺已经不见了!

  国宝遗失,绝非儿戏。时隔不久,考察队再度赴营盘所在遗址寻找彩棺。众人以原彩棺出土处为中心,在周围数十公里内展开梳头式搜索,仍一无所获。接着,又经一番艰难寻找后考察队领导终于失望了。他们断定,这具彩棺已被人盗走。楼兰稀世彩棺失踪的消息传出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数月查寻。但可惜的是,彩棺至今仍下落不明。

  可能隐藏着珍贵历史线索的彩棺,它到底在何处?是什么人将彩棺盗走?我们什么时候能够重见彩棺?

  这一切已经成为未知数。我们只能带着遗憾,希望彩棺早日归来。

  凭空而来,戛然而止

  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从出现在《史记》、《汉书》中开始,楼兰只活跃了几百年,便在公元4世纪神秘消亡了。《周书》是最后一部对楼兰王国作了专门介绍的正史。

  也就是说,公元前2世纪,楼兰这个神秘的王国突然出现在了史书中,又在公元4世纪之后突然消失,史不记载,传不列名,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和史官们的视线。唐朝时,也就是公元7世纪,玄奘西天取经之后东归,偶然路过罗布泊,偶然见到“城廓岿然,人烟断绝”的废墟,断定这里就是楼兰。而自此之后,直到清末,楼兰才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

  一个曾经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几百年之后就这么销声匿迹了,一个曾经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精华的楼兰文明也就此失落了。

  考古学家在楼兰找到的、最晚有年代的汉文木简是前凉建兴18年的,也就是公元330年。木简提到的最后一位楼兰国国王名字叫做伐色摩那,在位的时间约是公元321~334年。楼兰文明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失落的。

  当年那片有着文明灵光的地方,如今只是一片死寂的沙漠。罗布泊的西南岸,环绕地排列着一串大小不一的古城,它们是:土垠遗址、营盘古城、楼兰古城、海头古城、米兰遗址、尼雅遗址等等达数十个之多。还有,由东北向西南穿越罗布泊的长城烽燧和屯田戍堡。如果将这些古城串连起来,那么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可以看到一条生命和文明的链条。

  塔克拉玛干的“西域三十六国”很早就进入了繁荣的农耕文明,史称“居国”。而北部新疆则是以游牧为主的“行国”。这些城邦居国,以其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理位置,传递着中东西方文明。楼兰运转丝织品数额巨大,有可观的人口和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考古学家还从楼兰出土的木简中解读出楼兰人采用的度量衡是希腊制,显示出楼兰必与希腊罗马人有直接的贸易关系。楼兰当年的重要性和繁华,就像今天的香港、上海、新加坡,是一个令人向往之地。

  然而,商贾使节驰驿于楼兰城下的景象不复存在,昔日的繁华之地,今日已经成为一个野骆驼的乐园。

  楼兰文明是怎么失落的呢?这是一个争论了一个世纪的疑问,至今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归纳几十种的推测,自然环境的变化、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和人类活动破坏自然三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

  斯坦因是“自然环境的变化说”的最先提出者。20世纪初,他从楼兰考察回国之后,就发表了冰山退缩导致河流流量减少,土地被沙漠化,而楼兰就是这么被废弃掉的。楼兰所在之地本身就气候恶劣,一年中8级以上大风天气有100多天,夏季高温可达50多度,冬季寒冷可至零下30多度,楼兰古城周围是广阔的雅丹地貌。雅丹是一种长期强烈风蚀和水蚀形成的像海中礁石一样的土堆群,地表沟壑纵横,起伏不平,连汽车都很难行驶。据《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当时塔里木河中游的注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敦煌的索勒率兵1000人来到楼兰,又召集楼兰、焉耆、龟兹三国兵士3000人,不分昼夜横断注滨河,引水进入楼兰,缓解了楼兰缺水困境。但在此之后,尽管楼兰人为疏浚河道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和尝试,楼兰古城最终还是因断水而废弃了。

  “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说”则认为:是丝绸之路使得楼兰日益兴盛,同时也是它使楼兰日渐衰落。两晋之后,丝绸之路改走北道,中原在楼兰的驻兵和屯田事业也从此向北转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楼兰便慢慢被废弃,最终销声匿迹。

  “人类活动破坏自然说”则认为,楼兰人在创造高度发达的文明同时,也以惊人的速度制造着沙漠。由于楼兰人违背了自然规律,盲目滥砍乱伐,从而致使水土流失,风沙侵袭,河流改道,气候反常,瘟疫流行,水分减少,盐碱日积,最后造成王国的必然消亡。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同样是古文明的发祥地,如今却都是盐碱泛滥流沙纵横的不毛之地,楼兰亦是如此。

  但也有人认为,给楼兰人最后一击的是瘟疫。传说在沙漠中有一种可怕的急性传染病,叫“热窝子病”,一病一村子,一死一家子。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楼兰人选择了逃亡——就跟先前的迁涉一样,都是被迫的。楼兰国瓦解了,人们盲目的逆塔里木河而上,哪里有树有水,就往那里去,哪里能活命,就往拿里去,能活几个就是几个。楼兰国就这样消逝了。

  这种“瘟疫说”是有道理的。从考古发掘来看,楼兰古城是突然间被废弃的古城里。没有战争的痕迹,也不像是举止的人类渐渐迁移之后留下的遗迹。无论是珍贵的文献,还是各种财物,在楼兰古城的废墟中都曾被大量发掘。这不同于在墓葬中发现的陪葬品。如果是因干旱等原因,楼兰人怎么会如此仓猝地离开家园,抛弃下如此之多的财物?也许,只有瘟疫才能造成十室九空的景象,才能让人不顾一切地逃离。

  楼兰人国破城毁、四处逃散时的情景,他们近乎绝望的哭号和眼泪,那会是一幅充满着怎样的恐怖与悲惨的画面。那些失去家园、流离失所的楼兰人,他们去了哪里?他们的血脉可曾延续下去,还是彻底断绝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也许DNA技术能准确地告诉人们,那些四散漂零的楼兰人最终的下落。

  辉煌的楼兰古城永远地从历史上消逝了。今天的人们,一代接一代地做着复活楼兰的梦。那荒漠中的古堡、那神奇的传说、那沉睡千年的惊世容颜,让人们魂牵梦萦,如痴如狂。
  
  楼兰大事记

  约公元前3世纪,楼兰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受月氏国的统治。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6年,匈奴打败月氏,楼兰成为匈奴的附属国。
  
  公元前92年,楼兰王逝世,新立国王不久也病死,在匈奴为质子的王子安归夺得王位,在匈奴的挑拨下,转而亲附匈奴。汉朝派傅介子将安归刺杀,立尉屠耆为新楼兰王。楼兰改名为鄯善。
  
  公元4世纪,楼兰国神秘消失。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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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05:2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 精绝国——黄沙中的东方“庞培城”

  站在尼雅河出昆仑山的河口放眼望去,只见一条谷地曲折北去,穿行于自昆仑山地向北方的沙漠延伸出去的山麓坡地之间.

  尼雅河最亲近的人们,自然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生息在河水两岸以及下游尾闾冲积三角洲上的古代尼雅人。他们是尼雅河绿洲的主人,他们曾经拥有一段夺目的辉煌。他们的国家,叫做精绝国。
  
  从昨天走来的遗址

  历史往往给人以无情的捉弄。那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古代遗址,往往最早被那些贪婪的掠夺者首先发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动荡、混乱之中。一批接一批的外国强盗趁机潜入中国,肆意盗取中国人的文明成果。英国人斯坦因就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

  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古代时有一条叫做“尼雅”的大河从这里流出。它发源于昆仑山,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中部自南向北流入卡巴克·阿尔斯汉村附近的大沙漠,长约210公里。在出山口地势平缓的地方河水盘旋,形成了一片冲积绿洲,叫做尼雅绿洲。

  1900年1月,斯坦因率领探险队来到了尼亚绿洲。这里有一个叫做尼雅巴扎的城市,许多人就在那里生活。

  一个名叫伊普拉欣的当地人引起了斯坦因的注意。伊不拉欣从北方沙漠里带回来的两块写有字迹的木板。这些书写木板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木简。斯坦因很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是用一种早已消失了的古代文字——佉卢文书写的。佉卢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全称“佉卢虱底文”,最早在印度西北部和今巴基斯坦一带使用,公元l~2世纪时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也随之消失了。到了18世纪末,佉卢文早已经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直至1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了佉卢文的奥秘。斯坦因认为佉卢文在沙漠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很可能是沙漠中一个不为人知的王国曾经存在的证明。

  斯坦因极力按捺住自己的喜悦心情,并不失时机地邀请伊普拉欣当他的向导,还保证:如果他能把斯坦因带到那所他发现过的被埋没了的房屋去,就可以得到一笔优厚的报酬。伊普拉欣本来就是个经常在沙漠中寻找宝藏的人,斯坦因与他一拍即合,邀请他做自己的向导,寻找可能存在于附近的遗址。

  1901年1月,在当地人引导下,斯坦因顺利到达了伊普拉欣发现文物的地方。进入尼雅的第一天清晨,斯坦因走出寒冷的帐篷,缓步来到一个小小的台地的斜坡上时,立刻就捡到3块他梦魅以求的木版文书。而且仅在这一天里,他就获得了几百片木版文书,超过了以前人们所知的这类文书的总和,简直是天大的收获,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斯坦因在尼雅获得佉卢文木板的当天,兴奋得无法入睡,凭他所受的语言学训练,大致了解到这些木版文书多是一些官府公文。可为什么保存如此完整,有的从未开封,整齐堆放在一起呢?

  如果尼雅仅仅出土那种世界上仅有几个人能读懂的“天书”,不会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当然,尼雅发现的文物远不止于此。

  斯坦因闯入古城遗址,眼前的一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用梵文雅语书写的一段段佛经、汉文木简等。还有陶器、铜镜、金耳饰、铜戒指、铜印、铜镞、带扣、铁器、玻璃、贝器、水晶珠饰、木器、漆器残片和各类织物。更有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捕鼠夹、靴熨斗、弓箭、木盾、红柳木笔、六弦琴,餐具等,连身临其境的斯坦因也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而且出自寸草不生的沙漠中近2000年前的古代遗物。官署、佛寺、民居、畜厩、窑址、炼炉、果园、桑林、古桥、田畦、渠道、蓄水池、墓地等遗迹,也出乎意料展现在斯坦因眼前,他比别人更了解这些遗迹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性。时间看似停止,曾经住在这里人们仿佛刚刚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眼前的景象想象出曾定居在这里的人当时的生活风貌。

  斯坦因为这个神奇的发现欣喜若狂。他把所发现的城市遗址命名为“尼雅遗址”。由于食品、用水不足,斯坦因不能尽情地发掘文物,被迫早早结束这次尼雅之行。但被斯坦因发现过的遗址却没有幸运可言。在离开的同时,斯坦因就已经决定尽快回来大肆掠夺了。

  斯坦因把精美的陶器、绚丽的织物、罕见的木雕和还有大量带各种文字的木板文书带回欧洲的同时,还绘声绘色地向人们描述他在沙漠中发现的冰窖、仓库、垃圾堆等遗迹的情况。人们惊奇地得知,在荒漠的沙海之中,古代竟然有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尼雅的发现轰动了欧洲,学者们把它称为东方“庞培城”。

  1906年之后,斯坦因真的回来了。他带着5年终不断累计的强烈欲望重返尼雅绿洲。鉴于前一次准备不足的教训,这一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尽可能多带饮水,多招了许多当地人。准备工作格外顺利,他在一天里就募集了50人和4个星期的粮食,又增加了些骆驼,浩浩荡荡开进尼雅。此后又来两次。先后4次来到尼雅,共发现、绘图和记录了遗址41处,而带走文物至今没有清单。仅根据斯坦因自己写的记录来看,他通过挖掘以及收集的古代文物包括卢文和汉文文书约1012件;木质艺术品若干;古代纺织品若干;用来作身份证明和模印装饰性的印章若干;金、银、玻璃、漆器等:比较珍贵的器物若干各种材料的工具、生活用具、文具和乐器等若干,包括陶、石、木、铜、铁、皮革、角、骨制品;还有一把古代的“吉他”。

  最令人痛心、愤怒的是,为了攫取文物,斯坦因坐在帐篷里发出向自己雇佣的当地人悬赏,凡是发现文物并交给他的人,都能因文物价值的高低获得相应的报酬。他自己安坐在帐篷之中,并不进行指导,被雇佣的人为了得到更多的赏钱,根本不在乎是否破坏遗址,疯狂地到处挖掘、拆毁。披着考古学家外衣的斯坦因,用野蛮的方法给尼雅古城遗址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

  当时,中国很少有通晓西域古文字的人,而对语言学的研究比较领先的西方学术,也很难找到真正懂得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斯坦因带回西方的那些出自古代官方之手,表述当时官府命令之类汉文简牍文书,对学者们来说看上去非常奇特,一时无法释读。

  法国探险家戈厄纳曾企图在尼雅河流域的尽头寻找一个叫做精绝国的西域古国,但没有找到。斯坦因发现尼雅遗址后,推测尼雅遗址就是戈厄纳苦苦寻找的精绝国的遗迹。他把自己掠夺来的古文书记录并发表出来,其中的汉文简牍很快被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看到。凭借丰富的学识,王国维一眼看出一枚简牍上有“泰始五年”的字样,这是公元269年中国西晋王朝武帝的年号。参照中国历史记载中的蛛丝马迹,以及从古至今的于阗(今和田)于各国的相距路程,认真梳理考释后王国维断定:尼雅就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位于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接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国王属下有将军、都尉、驿长等。精绝国虽是小国,但它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史书所描述精绝国所处的环境是:“泽地湿热,难以履涉,芦苇茂密,无复途径。”从文寥寥数语中显然可以看出,当时的精绝国是一片绿洲。但在公元3世纪以后,精绝国突然消失了。

  精绝国是如何从历史上消失的呢?它为何被埋没于滚滚黄沙之中呢?为什么璀璨的绿洲变成了死亡的废墟呢?这些谜题,历史学家们既困惑不解又争论不休。没有一个人能给出毫无争议的答案。

  精绝国与女儿国
  
  “精绝国,国王驻精绝城,距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人口四百八十户,三千三百六十人,其中具有战斗能力者五百人。设置有精绝都尉、左右将军、译长各一人。北距西域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距戎卢国四日的行程。地形崎岖。西通弥四百六十里。”
  
  在《汉书》中,对于精绝国的描述只有这区区113字。在班固的眼中,也许精绝国太微不足道了。全国仅有480户,人口仅有3360人,能战斗的士兵仅有500人。

  精绝国确实是一个小如沧海一粟的小国,但它曾经活跃在丝绸之路南路,以殷实、富庶着称。当时,尼雅城叫做尼壤,是精绝国最繁华的城市。可惜的是,这个富庶的国家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消失了,以至于时四五百年之后,玄奘取经东归时经过尼雅城,只见到了满目的荒凉。

  玄奘身为佛教信徒,所写的作品也就充满了怪力乱神。在关于精绝国一带的描绘中,他就根据传说写了许多有神话色彩的东西。

  玄奘这样写道:“在一片发生过大战的战场往东走30多里地,就到了媲摩城。城中有一尊雕檀立佛像,高两丈有余,非常灵验,经常放出光明。从媲摩川东进入沙海,走200多里,就是尼壤城了。尼壤城周长三四里,位于大沼泽地中。那里又热又湿,难以跋涉,芦草生长茂盛,没有可以通行的途径,唯有进入城中的道路可以通行,所以往来的人没有不经过这座城池的。而于阗则以此地作为其东境的关防。从尼壤继续往东走,就进入大流沙地带。那里沙流漫漫,聚散随风而定,人走过之后留不下痕迹。也正因为这样,有很多人在那里迷路了。在大流沙地带,放眼四顾,都是茫茫沙漠,分不清东南西北。因此,那些往来的行旅就把别人的遗骨聚集起来作为路标。不仅分不清方向,那里水草也很缺乏,热风肆虐,风起的时候人畜昏迷不清,很容易染上疾病。人们在那里时不时的还会听到歌和呼啸的声音,有时会听到哭泣之声。不知不觉间,人就会跟随声音,受到魅惑,不知道身在何处,这样一来就经常有走失的人。这都是鬼魂精灵所干的事……”

  说到玄奘,就不能不提一提《西游记》中演绎出来的“女儿国”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几乎人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只有女人、没有男人的地方,叫做女儿国。女儿国国王爱上了唐僧,想留唐僧做女婿。一段浪漫的传奇就这样展开,并以遗憾结尾。

  许多人大概以为,女儿国不过是杜撰而已,很少有人知道玄奘真的知道女儿国的所在,也很少有人知道精绝国与女儿国之间还有着不得不说的故事。

  女儿国,在历史上被称为女国,国中之人则称自己的国家为苏毗。在鼎盛时期,苏毗国是一个北接于阗、东北邻青海通天河、西至天竺、东与吐蕃接壤的部落型国家,是一个大国。

  苏毗国在形式上是一个母权国家,最高统治者为女王。苏毗女王每五日一听朝,处理军国大事,另外还有一位小女王协助女王管理国家。苏毗国的王位由女性终身把持,后继者也必须是女性。王位的继承有两种途径,一是两位女王如果都死了,大臣们就带着丰厚的礼物,求死者族中最有声望的女子两人,一个立为女王,一个立为小女王,共主国政。若女王死了,小女王就可以即位为女王;二是女王死后,由女王的侄女继承王位。

  国王的丈夫被称为金聚,社会地位远不如女性。女国向中原王朝所遣使者,虽然都是男性,但他们的职责只在执行命令,不能决断国事。因此史称:“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

  至于苏毗国的来历,在青海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苏毗国开始没有男人,女孩只要到黄河源头的星星滩去洗个澡就可以怀孕。据说女儿国后裔一年一度的洗澡节就是因这个风俗而起的。至于后来居住在苏毗国的男人,则是战败的羌人战俘。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四中记载了这个奇特的国家,称之为“东女国”或“苏伐剌拿瞿呾(dá)罗国”,并说此国“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不过,对于“东女国”,玄奘也只是听说,并没有到过那里。

  苏毗国重女轻男的风俗在婚姻问题上最突出。《新唐书》称:“(苏毗国)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就是说,像古代中原有钱有权的男人妻妾成群一样,苏毗国的贵族女子都有很多丈夫侍候。据《唐会要》记载,在苏毗国,不仅是贵族女子,就算是最没钱没权的女子,也是家中的家长,有多个丈夫。女人生了孩子都随母亲的姓氏。而再尊贵的男性,也不能有妻子之外的女人。

  由此可见,苏毗国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一直承袭母系氏族公社传统的国度。考证它的国家机构,已经属于奴隶社会,但观其风俗,则俨然是母系氏族公社。苏毗国人的生活有很浓厚的原始风情,平时喜欢在脸上涂抹颜料,头发也不论男女一律披散着。

  虽然保留着浓厚的原始风貌,但苏毗国却曾经是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属民以畜牧业、农业为生,男子务农狩猎,女子要么出将入相,要么就是尽享一家之主的荣光。苏毗国出产有上等黄金,还有黄铜、朱砂、麝香、牦牛、蜀马、骏马等。国中尤盛产盐,与印度有贸易往来,具备相当殷盛的国力。

  前边之所以说精绝国与苏毗国有关系,是因为在精绝国遗址出土的木简中的一些记载。根据木简的只言片语可知,精绝国王朝长期受到西南方向的强大部落“SUPIS”人的威胁和入侵,并且步步加深,国王对“SUPIS”人的威胁十分担忧。在精绝人的眼中,“SUPIS”是一群像魔鬼一样野蛮、凶猛、可怕的敌人。有人据此认为,精绝国的消失就是“SUPIS”人造成的。

  推敲“SUPIS”的读音,与苏毗二字极其相近,苏毗国的位置,相对于精绝国来说,也确实是在其西南方。根据苏毗国的风俗来看,苏毗人保留着相当原始的生活方式,在已经不如封建社会的精绝国人看来,苏毗人必然是野蛮可怕的。虽然在精绝国遗址出土的木简中未见有“苏毗”等确切的字样,但汉朝时苏毗国不为人知也是极有可能的。精绝国曾经与“SUPIS”在一段时间里爆发了战争,而且经常打败仗。苏毗国在隋代时被记载人口有上万家,人口估计在7万以上。那么,在汉朝时,苏毗国人口也应该远在精绝国之上,更何况比较原始的民族青壮年男子都可以在战时成为战士,远不是仅有500士兵的精绝国所能战胜。种种迹象表明,“SUPIS”就是苏毗国。

  苏毗国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兴趣的国度,曾经拥有辉煌的文明。遗憾的是,这个曾经以原始制度称霸一方的民族没有延续下来。

  由于实行女王与小女王的共同执政,苏毗国内逐渐出现了裂痕,矛盾日益激化。

  当时,苏毗女王达甲吾居于辗噶尔旧堡,而小女王墀蚌苏则居于悉补尔瓦之宇那。达甲吾昏庸暴戾,大臣念·几松上言劝谏,反为达甲吾放逐。念•几松怨恨在心,于是暗中策划,杀死达甲吾,投奔了墀蚌苏。

  墀蚌苏也不是英明的君主,被她器重的念·几松的妻子又恣意妄为,残酷虐待奴隶,于是激起民怨。一些大臣暗中联系吐蕃王南日伦赞,里应外合,一举占据苏毗王宫,处死了女王墀蚌苏,苏毗从此被吐蕃吞并了。

  后来,南日伦赞死于内部斗争,苏毗人造反独立。南日伦赞之子松赞干布即位后,又重新征服苏毗。

  苏毗与吐蕃合一后,迅速由女全社会转变为男权社会,苏毗军队因为战斗力极强,成为吐蕃武力扩张的得力工具,在河陇、西域一带屡次征战。苏毗也成为吐蕃的后方大基地。当时,苏毗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吐蕃诸部中最强大。有的苏毗人不堪忍受吐蕃奴役之苦,就投奔唐朝。唐玄宗天宝年间,就有苏毗王没陵赞企图率部投唐,结果被吐蕃发现,没陵赞及其家族共2000余人被杀;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春,没陵赞之子悉诺逻也要投奔唐朝,事情再次暴露,其1000余部众被吐蕃所杀,悉诺逻本人则逃至陇右,后来到了唐都长安。唐以后,苏毗渐渐淡出历史,苏毗被逐渐藏化了。
  
  精绝国消逝之谜

  精绝国的文献资料以及尼雅遗址的考古发现,让人们对精绝国有了全新的认识。

  《汉书》和《后汉书》原本就提到塔里木盆地南缘有一个叫做“精绝”的国家,斯坦因和王国维都将精绝国的位置定在尼雅河流域的尼雅遗址,在当地发现的一枚汉文木简上也写有“汉精绝王”的字样。由此可见,精绝国确实是在尼雅遗址一带了。

  但是,精绝国里的居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什么杨的人呢?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精绝国这个名字是突然出现在《汉书》里的,它以前的史书里,根本找不到精绝国的任何记载。

  尼雅河流域的人类活动历史,从考古发现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精绝国人就是那些挥舞着石刀石斧的人发展来的。他们之间也许是继承关系,但也可能是毫不相干的两群人。

  从《汉书》首次记载了精绝国以来,此后的史籍对精绝国的记载都很少,而且是人云亦云,使我们对精绝国的认识极其模糊的。

  比起史籍来,考古工作者能够向我们讲述的要多许多。尼雅遗址那些辉煌的发现,就是属于精绝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遗址里的建筑、墓地和生活用品,都向人们揭示出了这个早期绿洲城邦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世界,令今天的人们瞠目结舌。

  精绝国人最后在历史上出现时,已经是改名为鄯善的楼兰国的子民了。作为一个袖珍国家,仅有500名士兵的精绝国在那个兼并战争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的时代是不可能长期独立存在的。楼兰国在改名鄯善之后,因为是西出阳关第一站,又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扶植,曾经盛极一时。大约在东汉王朝的末年,强大起来的鄯善兼并了包括精绝在内的邻近的几个绿洲城邦。从那时起,尼雅河流域被纳入鄯善王国的版图,变成了它的一个行政区精绝国改名为精绝州。

  鄯善王对精绝的治理比较高明。他任命当地的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委任官职,负责管理精绝州的人民。国王还保留了直接派遣官吏检查税收和监察地方官吏的权力。他还下令:全国的百姓如果在地方上遇到司法、行政、民事纠纷,都可以直接上诉国王,由国王本人裁决、处置。

  那时正是西晋时期,精绝人虽然没有了自己的国家,但生活比以前更好了,也比以前更安定。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曾经辉煌过的城邦,它的创造者在历史没有记载的情况下失踪了。

  斯坦因曾在书中记载了一发掘经历:“……土块刚挪开,就见鲁斯塔姆(斯坦因探险队的成员)的双手挖进了光秃的地面。还没等我发问,他的手已从挖了不到六英寸深的洞中拽出1枚完整的矩形木简,封泥完好,函盖仍由原来的线绳捆扎完好。鲁斯塔姆的手指好象突然灌注了‘寻宝人’的力量。在扩大洞口,很快我就看到,靠近墙的地方及墙柱基座下,堆满了层层摞起的同样大小的木板。”

  根据斯坦因的描述,这显然是被人有意识地掩埋起来的一批文件,堆放在这处房屋的一个隐秘的房间里。后来的考证证明,那里是一处官署,负有保存公文和经济文件等方面的职责。这些契约等文献可能打算永久地保存在那里,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斯坦因也说:“从这批契约埋藏时得到的照顾以及对埋藏地点的标示(在埋藏点前发现的那一大块泥块无疑就是起这个作用,也就是它促使鲁斯塔姆动手刨土)来看,文书的主人明显是在紧迫中不得不离去,但却抱有重返的念头。鲁斯塔姆一下就猜到那块标志的用意,因为现在农民被迫弃家而去时,他们仍然这样做。在掩埋时既没有遮盖,也没有用容器来保存这批极有价值的文件,这本身也清楚地表明离去之匆忙。”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主人仓促间离开了这里,还抱着重返的念头?他们为什么并没有返回?

  遗址出土的木简中中曾反复提到苏毗人的侵略,称苏毗人性情悍勇,经常攻击精绝州,威胁着它的安全。鄯善国王为此颁布了很多命令,令精绝州的管理者们注意警戒。可见,这里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那么,是不是突如其来的战争使这片绿洲被废弃,使精绝人被迫迁徙到其它地方?

  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是,既然是有组织的撤退,为什么撤退了的人们没有带走重要的官方文书呢?而且,在尼雅遗迹中,没有断戟残剑沉埋沙中,也没有白骨遍野的战争痕迹,所有出土的古尸,都是平静面又安详的,大礼安葬,陪葬物丰富。他们的墓葬,尽显太平盛世的风貌。所有的房屋遗址,都是完整的。它们排列整齐地坐落在那里,平静面又安详,仿佛它们的主人没有走远,烟炊当再次升起,牛羊会再次撒欢,尼雅孩子们的笑声会再次弥漫在大街小巷、村庄院落。如果说精绝是毁于战争,又该如何解释这不合理的一切呢?

  也有人说,精绝可能是毁于自然条件的恶化。尼雅遗址在民丰县尼雅河流域北边,而尼雅河当时属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一条中型河流,从昆仑山上流淌下来的雪水孕育着尼雅河流域三角绿洲,成为西域精绝国得以世代繁衍的依托。西域的气候异常干燥,沙漠花的进程非常迅速,而其中的河流也经常改道或者消失。如果养育精绝州的尼雅河改变了流向,或者水量减少,如果风沙干扰了精绝人的生活,那么,精绝人确实可能放弃曾经世代生活的土地。

  《汉书·西域传》称精绝国“泽地湿热,难以履涉,芦苇茂密,无复途径”,这样的地方很难住人,绝不会是精绝国人当初定居时的羊毛,可见当时精绝国环境已十分险恶。在出土的佉卢文木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条款:“砍伐活树,罚一匹马,砍伐树杈,罚母牛一头。”精绝国开始用法律手段保护树木,可见树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了。这是不是暗示着尼雅绿洲的生态已经开始恶化?精绝国的废弃会不会与自然条件的逐渐恶化有关?

  如果水源仍在,沙漠化的进程就会收到遏制。精绝人如果面临干旱威胁,就必然与尼雅河的变化有关。因素可能有两个,一是河流改道,二是河的上流出现大规模的其它居民聚居点,对河水消耗大增。但现在人们并没有在尼雅遗址周围找到关于尼雅河大规模改道的证据,同时也并未在尼雅河上游发现任何人类聚居点的遗迹。另外,在尼雅遗址里,不少住宅周围都有巨树环绕,树干粗大至一人不能合抱,果园中林木整齐。桑木排列整齐,不少为数十年之巨桑。住处附近从堆积的淤泥看,还有水塘的痕迹。在这样好的生存环境中,很难说尼雅河会突然断流,导致精绝王国覆灭。即便是由于环境恶化,精绝举国迁移。可是,为什么没有开封的各类文书还整齐地放置在屋内墙壁旁?如果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搬迁,精绝人就更没有理由丢弃下官方的文件落荒而逃了。

  不是自然力,不是战乱,那么精绝人为何而迁走呢?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的一所房子废墟中发现一只狗的遗骸.它的脖子上拴着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柱子上。显然,主人离去时忘了解开绳子,这只狗活活饿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主人匆匆离开,连爱犬的绳子都忘了解?或许,他以为一会儿就能回来,才没有考虑爱犬的生存问题,但他为何又一去不返?如果说精绝的居民真的集体迁徙了,他们究竟迁到了哪里?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而古老的文字也正是在尼雅废弃之后就失传“死亡”了。

  难道几千精绝居民都在1600年以前的某一天突然同时消失了?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没有被记载?这样的事情又是如何发生的?

  来历是谜,去向是谜。精绝国在历史的天空中如流星般划过,没有留下太多的影子。你也许会问:真相到底在哪里,人们究竟能不能找到答案?不得不遗憾地说,也许,我们再也无法知道答案了。
  
  精绝国大事记

  西晋时期,精绝国被鄯善国吞并,称为鄯善国的精绝州,由原精绝国贵族自治。
  
  1600年前,精绝国突然神秘消失。原因是什么,至今没有确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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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06:5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章 龟兹——影响了中原的西域文明

  “假如有通往东方的道路,那就是库车……假如有通往北方的道路,那就是库车……”这是一首维吾尔族诗歌中的两句,这里的库车就是历史上的龟兹。

  龟兹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它北通乌孙;南连于阗;东西有丝绸之路中道贯穿,龟兹处在西域中心的十字路口上,是唐代著名的军事重镇。在伊斯兰化以前,龟兹一直以佛教为国教,是西域小乘佛教的中心。龟兹乐从前秦吕光西征时传入河西,再入中原。
  
  龟兹王的浪漫爱情

  塔里木沙漠的边缘,许多个绿洲被丝绸之路串联在一起,像一串珍珠项链。

  龟兹绿洲正是这串珍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它并不是最大的绿洲,但却绝对是一个有特色的重要绿洲。从龟兹绿洲向西南走,是阿克苏、喀什,向东经过轮台,则可到达焉耆、楼兰。

  龟兹绿洲的独特之处在于龟兹河。从龟兹河逆流而上,就可进入天山中部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并,继续前进,则是开阔的伊犁河谷。龟兹国就位于这样一个丁字路口之上。

  龟兹的历代先王都没有留下姓名。第一个将名字留在史书里的龟兹王,叫做绛宾。他的父亲是上一任龟兹王,在史书中有记载,但姓甚名谁,没有人知道。

  绛宾的父亲在位的时候,正是汉武帝经营西域的时期。

  当时,西汉将军李广利率领大军讨伐大宛获得胜利后,经由龟兹国班师回朝。在龟兹国休整的时候,李广利发现龟兹国竟有不轨行为。

  原来,在龟兹的西南方向有一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小国,叫扜弥。扜弥当时正臣服于龟兹,并且将王子赖丹送到龟兹作为人质。当时,龟兹和扜弥都是向西汉称臣的。李广利认为,两国都是大汉的臣民,龟兹竟敢擅自将扜弥作为自己的附属国,是冒犯了大汉的天威,是有不臣之心的表现。在指责了龟兹王之后,李广利将赖丹王子带回中原。汉武帝去世后,汉昭帝即位,根据桑弘羊的建议,派赖丹王子带领一支小部队到轮台屯田,挂汉印,称校尉。赖丹原来在龟兹做质子,地位等同于奴仆,现在却成了汉帝国的官员,可以对龟兹颐指气使,这让龟兹人感到屈辱。于是,龟兹王在大臣姑翼的建议下,偷袭轮台,将赖丹杀死了。事情成功后,龟兹王立即给汉朝上书,承认错误,请求原谅,希望汉朝能明白龟兹只是面子上过不去,并不是要造反。

  但是,龟兹国也许没有反意,但其行为已经触犯了汉朝的威严。一个附属国竟然敢先斩后奏地杀害天子委派的官吏,汉朝上下对此非常恼火。但是龟兹太小,如果为此专门派远征军讨伐,未免有“杀鸡用牛刀”之嫌。因此,汉朝一时间没有对龟兹的行为做出反应。许多年过去了,汉昭帝早逝,汉宣帝即位;老龟兹王也已经过世,王位传给了绛宾。当时,留在汉地附近的匈奴因为西汉的军事行动停止而再度恢复了实力,对西域不断侵扰。为了对付匈奴右臂,汉朝与西域强大的乌孙国结盟,共同起兵讨伐匈奴。大军行进的途中,要经过龟兹。汉王朝显然并没有忘记许多年以前龟兹的不臣行为,命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联系起兵事宜,顺路发诸国之兵攻打龟兹。

  人口只有8万多、全国军队也不过两万的龟兹国,就这样忽然受到一支拥有5万精兵的西域联军攻击。危机主要来自东方的汉帝国,而起因则是西南方向的一个小国。力量对比太悬殊,龟兹王绛宾明白,一旦选择对抗,那么他与龟兹国都将承受雷霆之怒的打击。他能够选择的只有妥协。绛宾向汉朝承认了错误,并解释说:“杀赖丹王子的是先王。他是误听了姑翼的谗言。而我是无辜的,希望能得到皇帝陛下的谅解。”他还把主张除掉赖丹的姑翼住起来送交常惠,任凭常惠处置。

  龟兹王绛宾畏服的态度让汉王朝找到了台阶下。毕竟,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而且犯错误的是前任国王,汉王朝如果执意追究,就未免太小家子气了。因此,常惠代表皇帝与龟兹和解,龟兹与汉朝的关系恢复正常了。

  在西汉王朝继续经营西域的推动下,丝绸之路日渐繁荣,龟兹国也尝到了甜头。在人来人往的交通大道上,信息和物资在龟兹的土地迅速扩散,龟兹人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了。西汉的强大与繁华,绛宾既有耳闻也有目睹。他深知,龟兹这样的小国,不能与西汉对抗,而应该与西汉进一步加深友好的关系。这样,不仅国家得以保存,汉朝的先进文明也会给龟兹带来更美好的未来。那么,该如何进一步加深彼此的联系呢?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毕竟,中原汉朝是“天朝上国”,西域诸国是“蛮夷小国”。龟兹又不是数一数二的西域强国,想跟汉朝套关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尽管事情很复杂,但绛宾还是找到了机会。

  早在汉朝与乌孙结为同盟的时候,为了表示对乌孙的看中,汉朝就特地将宗室之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岑陬(zōu)。老迈的岑陬不久去世,解忧公主从胡俗嫁给了新乌孙王——岑陬的堂弟翁归靡。婚后不久,解忧公主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叫弟史。弟史渐渐长大,仪容端庄,举止优雅,从小跟母亲学习诗书礼仪和音乐,琵琶弹得很好。解忧公主的侍女,当时已经嫁给乌孙右将军的冯嫽非常喜爱弟聪明好学的弟史,在出访西域邻国时,常把弟史带在身边,让她见世面,长知识,一心要把她培养成将来能佐理王政的人。

  后来,冯嫽到龟兹国访问,当然也代了弟史同去。绛宾对乌孙王的女儿自然不会怠慢,特地在王宫中举办了一场宴会。绛宾首先演奏了一组自己谱的曲子,然后请弟史弹琵琶助兴。弟史弹奏轻盈,旋律悠扬,绛宾不禁连连喝彩。曲子演奏完毕,绛宾又邀弟史跳舞。弟史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姿和庄重高雅的风韵使所有人都赞叹不已。

  这样一来,绛宾对弟史产生了爱慕之情。在寻找与汉朝加深关系的办法时,年轻的龟兹王突然想到:弟史是解忧公主的女儿,是汉天子的亲戚,又是乌孙王的亲女儿。如果能与弟史永结秦晋之好,不仅自己可以抱得美人归,还可以同时与汉朝、乌孙建立起进一步的友谊,不正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吗?

  于是,绛宾派出使者去向乌孙王求亲。求亲使者到达无损后,传回令人沮丧的消息:弟史已经被解忧公主送到长安历练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眼看求亲的愿望要化为泡影,绛宾也只能仰天长叹了。就在这时,求亲使者还没有返回,一队使团却来到了龟兹。

  乌孙作为汉朝的盟国,一直与汉朝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一队队使者经龟兹向长安进发,又经龟兹返回。对于一些重要的使团,绛宾还要亲自出面接待,以示友好。现在这队使团,正是从汉朝的长安归来,要回乌孙去的。

  在按以往的例子接待了使团后,绛宾突然眼前一亮——他在使团中遇到了朝思暮想的弟史。原来,弟史在长安呆了几年后,经汉皇批准,返回西域了。

  绛宾当即决定扣留乌孙使团,不准他们返回乌孙,以免再生变故。他同时又派出使者,前往乌孙说明情况,再次求亲。解忧公主被绛宾的真诚感动了,答应了婚事。

  就这样,绛宾与弟史结为夫妻。两个人异常恩爱。解忧公主对女儿婚后的幸福生活非常满意,专门给汉朝写信,希望第史能享受比照皇帝宗室的待遇,并希望朝廷允许第史入朝觐见。这也是在变相为女婿争取地位。绛宾也趁机向汉朝表示,如果朝廷允许,他愿意陪同第史一起入朝觐见皇帝。公元前65年,绛宾的愿望实现了,他陪同第史到达了长安。

  汉朝盛情款待远方的客人。作为皇室血脉,第史被正式任命第史为公主,赐予车骑旗鼓,几十人的专门乐队,绫绸缎绮、金银珍宝不计其数,并同丈夫绛宾一起被皇帝赐予印绶。绛宾夫妇在长安住了一年,才带着丰厚的赏赐回到龟兹。

  一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足够让绛宾见识长安的繁荣和汉朝的富强。被中原汉家文化折服的绛宾在龟兹仿照中原样式建立了新的宫殿,让龟兹人穿起汉式服装,修筑道路,实行出入传呼、钟鸣鼎食的汉家礼仪。

  对绛宾兴汉俗的做法,后来有些人给予了嘲讽。他们认为,那些汉家的宫廷礼仪不适合龟兹这样的小国。甚至有人说:“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意思就是说,绛宾在小小的龟兹国实行中原的宫廷礼仪,就好比既不是驴又不是马的骡子。这话后来竟然演变成为一句成语——非驴非马。但是,非议绛宾的并不是龟兹人,而是龟兹以外的人。这些人并不知道,绛宾的政策为龟兹带来了多大的利益。

  绛宾与汉家和好的政策不仅在他这一代得到保持。他的儿子丞德即位后,自称汉外孙,继续与汉朝通好。到了东汉时期,龟兹成了塔里木盆地最强大的绿洲之国。绛宾为龟兹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否认的。

  高僧鸠摩罗什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龟兹的佛教徒是谁,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佛教徒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我们仅仅知道,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人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成吨的颜料被运送进石窟,画师们在石窟中忘我地绘制佛教壁画。龟兹成为佛教胜地,吸引着遥远国度的僧侣。就是从这里,诞生了一位著名的佛教徒。他的名字叫鸠摩罗什。他是一位改变了龟兹的人。

  当时的中原处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只有小乘佛教在中土传播。

  鸠摩罗什的父亲是一个来自古印度的婆罗门种姓贵族,叫做鸠摩炎,原本是印度半岛某国的国相。因为厌倦了官宦生涯,鸠摩炎不远千里来到龟兹。龟兹王热情接待了这位远方的来客,聘鸠摩炎为国师。

  龟兹王有一个的妹妹,名叫罗什,聪敏才高,能过目不忘。当时,她已经20多岁了,各国显贵都曾来提亲,她却不肯答应。但对鸠摩炎,罗什确实一见倾心,决意嫁他。后来,罗什为鸠摩炎生下了一个儿子。鸠摩炎夫妇按照西域的习惯,为出世的儿子取名叫鸠摩罗什。

  母亲罗什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鸠摩罗什很小时,罗什就决意出家,不惜以绝食的方式逼迫丈夫鸠摩炎同意。剃发受戒之后,罗什带着儿子一起到了雀离大寺出家为僧。罗什向儿子讲了自己的心愿:她希望儿子有一天能让佛法在中原发扬光大。鸠摩罗什记住了母亲的话,化为自己的志愿,一生都在为这个志愿而努力。

  雀离大寺在西域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寺院,俗称西大寺和东大寺。龟兹佛教鼎盛的时候,这里曾同时容纳了上万名僧侣。

  年幼的鸠摩罗什很快地引起了雀离大寺僧人们的注意。僧人们发现,这个孩子对经义,能迅速理解和掌握,一天能诵读1000偈,相当于32000字。鸠摩罗什研究佛经的同时,还研习了声韵学、语文学、工艺、技术、历算之学、医药学、逻辑学、星象、律历等学问,特别精于文辞和讲说。连龟兹国王都对他钦佩不已。

  由于鸠摩罗什的母亲是龟兹王的妹妹,因此龟兹国人都特别供养他们母子。罗什深怕丰厚的利养影响修行,带着儿子走避他国。此时,鸠摩罗什才9岁。随着母亲渡过辛头河到罽(jì)宾国,遇到了名僧盘头达多。鸠摩罗什受到了盘头达多的传授,进步神速,受到了盘头达多的称赞。罽宾国王听说鸠摩罗什如此了不起,立即请鸠摩罗什进宫,同时召集许多论师一同问难鸠摩罗什,结果论师全被折服。因此,罽宾国王非常敬重鸠摩罗什,以上宾之礼供养他。

  当鸠摩罗什12岁时,母亲又带他四处游历。这时,鸠摩罗什的大名已经被传播开了,许多国家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国师,但鸠摩罗什丝毫不动心。当时,罗什的母亲带着儿子到月氏北山,一位小乘佛教的高增见到鸠摩罗什,非常惊异地告诉鸠摩罗什的母亲:“你应当常守护这位小和尚。假如他到三十五岁时还能不破戒,就必将大兴佛法,普渡众生。”

  不久,龟兹王亲自迎接鸠摩罗什母子回国传法。龟兹国原是小乘佛教国家,鸠摩罗什归来后,开始传播大乘佛法,听者无不欢喜赞叹,大感相逢恨晚。此时,鸠摩罗什刚刚20岁,在王宫受戒,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

  安定了儿子后,母亲罗什起身到天竺修行,据说修成了圣人。

  鸠摩罗留在龟兹继续苦修,两年的时间已能通达大乘教法的奥秘。国王为他准备了一场法会,要他与从西域赶来的盘头达多辩法。老师和学生的辩论持续了一个月。结果,鸠摩罗什赢得了辩论。盘头达多向鸠摩罗什顶礼膜拜,说:“你是我大乘佛法的师父,我是你小乘佛法的师父。”

  于是,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每逢大型法事,各国前来聆听佛法的国王为了表达无限的敬意,都亲自跪在地上,让鸠摩罗什踩着膝盖登上法座。鸠摩罗什不仅在西域传播了大乘佛法,他的名声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

  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开凿的佛教石窟已经具有庞大的规模了。但在当时,僧人们学习的佛教经典还是相当有限的。鸠摩罗什自幼就有个心愿,要让佛教在中原发扬光大。为了完成这个心愿,他将印度佛教的梵文翻译成龟兹文,在国内传播,同时又做汉文翻译,以便于在中原普及。鸠摩罗什翻译出来的佛经,精确并且富于韵律,如同音乐一般。显然,借助音乐的做法很符合当地的实际特点,对宗教而言,它易于人们接受与记忆,也便于传播。他编写的汉字的佛教典籍很快传到中原地区。就在鸠摩罗什声望日隆的时候,一场劫难突然发生了。

  公元379年,车师的前任首领带着龟兹王的弟弟朝见前秦皇帝苻坚。他们说西域有丰富的珍珠宝贝,请求皇帝发兵进攻龟兹,让龟兹王的弟弟接管龟兹。苻坚答应出兵,但并不是为了珍宝。他对奉命出征的将军吕光传下谕旨:龟兹真正的国宝是鸠摩罗什,一定要把他带来见我。吕光带领军队攻克了龟兹,抓到可鸠摩罗什。

  吕光虽然得到了苻坚的命令,却并不相信眼前这个年轻的和尚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有意羞辱鸠摩罗什,竟然强迫他与龟兹王的女儿结婚。鸠摩罗什坚决不肯,吕光就命他骑猛牛和乘恶马,想看他摔下来的丑态。面对恶意欺负,鸠摩罗什不为所动,丝毫没有怒色。最后,吕光感到惭愧,才停止轻慢的行为。

  在前往中原的旅途中,前秦发生变故,姚苌(cháng)杀死苻坚,建立了后秦。

  吕光带着鸠摩罗什,率大军返回,中途在一座山下扎营休息。鸠摩罗什却说:“不可以在这里停留,否则全军将士必定狼狈不堪。你应该把军队迁到高原上。”吕光根本不理鸠摩罗什的建议,依然故我。当晚,忽然大雨滂沱,山洪暴发,积水数丈深,山下宿营的将士死亡有数千人。直到这时,吕光方才自感受到鸠摩罗什的智慧过人。

  鸠摩罗什又对吕光说:“这凶险死亡的地方不宜久留,你应赶快率兵返国。中途一定可以找到乐土,在那里居住。”吕光听从鸠摩罗什的建议,迅速率军往回赶。大军到达凉州时,得到了“姚苌杀死苻坚,建立后秦”的消息。吕光下令三军缟素服丧,自立为帝建立了后凉。鸠摩罗什就被羁留在前凉国中。直到17年以后,后秦皇帝姚兴派遣陇西硕德讨伐前凉,大胜之后,才把鸠摩罗什由凉州接到长安。当时,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

  公元407年,鸠摩罗什抵达长安。整个长安城为迎接他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从此,鸠摩罗什专注翻译佛教经典,300卷浩繁的经文在他的笔下化作精湛的汉语传向辽阔的中原。在长安,仅跟随鸠摩罗什从事翻译的助手就有5000人。期间,鸠摩罗什仍然要忍受屈辱,后秦皇帝姚兴异想天开,以怕“鸠摩罗什逝世后法种便断绝、没人可继承”的名义,逼迫鸠摩罗什接受10名女子。人在屋檐之下,为了完成在中原弘法的心愿,鸠摩罗什只好接受了。根据历史记载,鸠摩罗什真的留下了两个儿子。至于他的两个儿子是否真的有父亲的大智慧,就不得而知了。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据说,他死前曾留下遗言,说:“我们因佛法相逢,然而我尚未尽到弘法的心愿,却将要离去,悲伤岂可言喻。我自认为愚昧,忝为佛经传译,共译出经三百余卷,只有《十诵律》一部尚未审定。你们如果能继续以我的本意去翻译,一定不会有错误。我希望所有翻译的经典,都能流传于后世,发扬光大。如今,我在大众面前发诚实誓愿,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摩罗什圆寂后,遗体在逍遥园火化。他的形骸灰飞烟灭,舌头却真的依然如生。

  鸠摩罗什在中原留下了大乘佛教的火种,但因为他来到中原,龟兹国又再度被小乘佛教占据。从唐代开始,中原的大乘佛教渐渐向西域反传,许多汉人僧侣来到龟兹,具有中原风格的壁画和汉字出现在龟兹的石窟中,人们称之为汉风。

  1995年,一个牧羊人在山崖绝壁上偶然发现了一个洞穴。随后,洞穴被证实是一个具有汉人风格的千佛洞。从地面到石窟洞口有30多米高。当时的人在如此陡峭的山体上开凿石窟,在今天看来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问题。现在,它被称作阿艾石窟。

  在阿艾石窟里,大量的汉字用毛笔书写在壁画上。画面人物是单线平描的,西方的净土世界中出现了亭台楼阁。在审美情趣上,佛教思想同中原固有的神仙观念、人间富贵结合在一起,并不生长于龟兹本地的团花、茶花、卷草出现在壁画中,取代了原来盛行的几何形图饰。更为重要的是,佛像的面目日益远离高鼻、深目、卷发的西方人种类型,而逐渐转换成汉人的面容了。

  鸠摩罗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把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僧人。他对梵文佛经的翻译,开创了佛经翻译的先河。这个来自龟兹的人,让种族的概念在他面前消失于无形。无论在佛教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鸠摩罗什都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龟兹人,也是最伟大的龟兹人。

  龟兹国的变迁

  龟兹,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一个古国的国名,位置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县一带。

  《汉书》记载:

  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龟兹国在汉朝时最为繁荣。两汉对丝绸之路的开辟、保护让身为沙漠绿洲的龟兹国得到了莫大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是因为巨大的利益,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另外加上长期以来的友谊激发的情感,龟兹人一直对中原王朝以忠诚待之,即使在汉朝以后也仍然如此。

  三国时期,龟兹国兼并了姑墨、温宿、尉头等西域小国,遣使向曹魏政权称臣。西晋王朝建立后,龟兹仍遣使朝贡有时还将王子送到晋朝做质子。西晋政权覆灭后,前凉皇帝张骏派沙州刺史杨宣征讨西域,龟兹立即降伏。前奏主苻坚灭掉前凉后,于公元382年派大将吕光进军龟兹,龟兹国王帛纯战败逃走,吕光做主,立帛纯的弟弟帛震为王,然后返回。此后,龟兹又先后向北凉、北魏称臣。公元5世纪中叶,龟兹一度被北方的柔然民族吞并。后来柔然衰弱,龟兹得以复国,立即遣使到北魏进贡驼马、珍宝。5世纪末,曾隶属于西方强国嚈哒(yàn da)。此后,龟兹曾先后遣使于北魏、北周和南朝的梁国。隋朝时,龟兹先是臣属于北方新兴的西突厥汗国,到隋炀帝即位后,龟兹又派使者入朝通好。

  唐朝建立后,龟兹虽然仍附属于突厥,但也时常与唐朝往来。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唐军讨伐焉耆,龟兹与焉耆结盟抵抗唐军。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恼怒,命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率兵进击龟兹。经过激烈交战,第二年,龟兹国王被俘,西突厥王十分震惊,立即率众降唐,唐军当即班师。经过几度反复之后,唐王朝终于完全收服龟兹,将唐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都城,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中心。因此,龟兹王城又被称作安西城。在龟兹王协助下唐王朝有效地控制着西域。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龟兹国王派精援助唐朝,每逢大战势必为唐军先锋。在龟兹等国的援助下,唐王朝才终于平定了声势浩大的安史之乱,避免了一场亡国危机。在龟兹国全力援助唐王朝时,吐蕃乘龟兹国内空虚大举入侵,攻占了龟兹。不久,回鹘击败吐蕃,龟兹被纳入回鹘民族的统治之下,人种也逐渐被回鹘人同化。宋朝时,龟兹回鹘独立性增强,其国王还遣使向宋或辽入贡。11世纪末,龟兹人脱离回鹘的控制,归附黑汗王朝,由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变成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此,龟兹不再是一个独立、半独立的政权,先后成为黑汗、西辽、蒙古、元朝、察合台后王、准噶尔部等治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公元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龟兹重新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被定名为库车。

  龟兹国是个文明古国。印度和欧洲的文化沿着丝绸之路越过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后,就在龟兹绿洲上四处扩散,和当地的各种文化相融合,而汉文化也在龟兹被吸收、发扬。龟兹是古印度、古希腊—罗马、古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惟一的交汇之处。

  受印度佛教东渐的影响,龟兹国是一个很早就开始信奉佛教的国家。自从佛教产生后,佛教石窟原本是印度南部信徒的风俗。这个风俗渐渐随佛教东传,龟兹境内克孜尔千佛洞的开凿,证明了龟兹绿洲曾是佛教东渐的重要驻所。富庶的龟兹国,臣民百姓乐善好施,虔心供奉,使龟兹称为了佛教得以进入中原的重要后方。

  龟兹国内,一直流行小乘佛教,石窟壁画内容也是表现小乘教的。小乘佛教认为,成佛要经过个人长期的艰苦努力,累世修行,积集功德。小乘教保持了早期佛教教理,把释迦牟尼当成惟一佛,着重于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主张通过个人修行摆脱轮回之苦。因而,这里的石窟绘有举世无双的佛本生故事,即佛在得道以前的无数世界里的表现。

  龟兹佛教石窟壁画上所绘制的佛本生故事,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有的已达到很高的境界,感染人的能力非常强。壁画中有一个《鹦鹉奋身灭火》故事:

  古时,有一座大雪山,山上森林茂密,郁郁葱葱。各种飞禽走兽在林中繁衍生息。一天,森林忽然发生火灾,野兽惊恐地四散奔逃,却无处藏身。森林中有一只鹦鹉,名叫欢喜首。它原本可以安全地飞离着火的森林,却因为对面临大火威胁的野兽十分同情,决定扑灭这场大火。欢喜首飞到有水源的地方,将翅膀伸进水里,然后飞回去,把水滴洒进森林火中,日夜不停,坚持不懈。天上的帝释宫被这种行为感动了,发生了震颤。居住在帝释宫里的天帝释提桓受到惊动,奇怪地问:“我的宫殿为什么会震动?”众神都不知道原因。释提桓开天眼向凡间望去,只见一只鹦鹉,怀着大慈大悲的心肠想只身灭火,但森林烈焰熊熊,靠一只鸟的翅膀沾的水滴,即使竭尽全力,也不能稍减火势。

  释提桓来到鹦鹉面前,问它:“这片森林这么大,方圆数千里,你的翅膀所能取得的水,不过是微微几滴,怎能灭掉这样大的火呢?”

  鹦鹉回答:“森林虽然宽广,但我的心胸更宽广。只要我坚持不懈,一定能够把火灭掉。即使我灭不掉,还有来世来生,非灭掉大火不可。”

  释提桓被鹦鹉的行为感动,降下大雨,把火浇灭了。

  虽然没有文字的说明,但龟兹石窟壁画用高明、生动的绘画技巧使人看画如同看书。画中表达的主体,也确实让人的心灵受到启迪、震撼。

  龟兹的佛教是如此独具魅力,而龟兹的音乐、舞蹈也不遑多让。

  汉魏以来,西域的龟兹乐就成为中原宫廷乐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吕光伐龟兹后,就带走了许多乐舞艺人和多种乐器。在割据凉州建立后凉国后,吕光把龟兹带来的乐舞伎和琵琶、筚篥、箜篌、羯鼓等乐器,汇集中原艺人组成一支庞大的乐舞队。在他的亲自主持下,龟兹和中原的艺术家们把大量的龟兹乐曲改编后,又和西凉地区的乐舞融合,形成具有特色的西凉乐,又名秦汉乐。此后历朝历代,秋瓷的音乐、舞蹈都在宫廷中时时出现,连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中也有龟兹音乐的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僧人玄奘也曾亲自领略龟兹的音乐与舞蹈。玄奘印度取经归来后,途经龟兹,正好碰上了龟兹国盛大的节日——行像节。那是玄奘已经是赫赫有名的高僧了,龟兹国王邀请玄奘登上了城门上临时搭的木棚,和王后宫女一起观赏节日庆祝典礼。玄奘描述说,一座高达三丈的巨大佛像立于四轮车上,由几个僧人缓缓推着,从城外向城门驶来。玄奘合掌迎候,国王卸下王冠,赤脚捧着一炷香走下城门,跪在佛像前,王后及宫女从城楼上撒下五彩缤纷的花瓣。这时,城楼上各种乐器一齐响起来。男女老幼赤脚露膀,手拉手用水尽情互相泼洒,边浇边跳着舞,并用绳索钩套来往的行人,把水往他们身上浇去。连玄奘也被这国王邀请,脱去袈裟鞋袜,同大家一起且舞且泼。以后,龟兹国的“乞寒舞”传到中原,再由中原传到缅甸、云南一带,成为“泼水节”。

  所以说,龟兹国不仅在政治上世代与中原友好相处,而且,在文化艺术上也与中原有诸多交流。这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的古国中是不多见的。

  龟兹古城与它的缔造者的消亡

  在新疆库车县城西约两公里的皮朗村,有一座古城。古城周长近8000米,除东、南、北三面城墙尚可辨认外,西墙已荡然无存。全城成不规则正方形,城墙高约2~7米,由夯土筑成,每隔40米左右有城垛一个。古城出土文物有石器、骨器彩陶片、铜件、汉五铢钱、龟兹小钱、开元通宝等。据专家确认,这做古城就是当年的龟兹国留下的,是当年龟兹国的都城。古城仍在,当年在这里生活的龟兹人却不见了踪影。

  龟兹古城是一个让人费解的历史之谜。龟兹国当年所在的绿洲,如今仍然一片生机,很多新疆人就在这里定居。它既不是毁于战争,也不是毁于自然,更不是毁于瘟疫,甚至也不是毁于宗教之争。那么,龟兹古城的消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对于龟兹古城的消亡,民间有很多传说。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神话传说并不全是虚假,其中也有星星点点的史实。也许,龟兹古城的消亡传说就隐藏着历史的真相。

  公元840年前后,回鹘人西迁,占领了龟兹,龟兹国从此在历史上消失,龟兹人被回鹘统治。历史上把占据龟兹国的回鹘政权称为龟兹回鹘。龟兹回鹘最早的可汗叫庞特勤,称汗时王宫还是龟兹国的都城。庞特勤打算将遭到战争创伤的龟兹都城修复起来。但是,都城里的百姓已经从心底里抛弃了这座城市。因为这里有太多战争留下的悲惨回忆和证据了。在他们看来,这个都城已经受到了诅咒,不管谁称王,刀剑相残是免不了的。这时,巫师也开始出来散布可怕的言论,弄得百姓人心惶惶。

  大家开始商量着要逃离都城。开始是一户两户,悄悄地迁走了,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注意。慢慢地,迁走的人越来越多,引起官府的警惕和愤怒。

  庞特勤将抓到的逃离都城的人杀掉,希望能杀一儆百,阻止龟兹百姓外逃。结果却适得其反,庞特勤的杀戮使人们更加相信都城是凶城,认定巫师所言必定灵验,迁居之势愈演愈烈。

  百姓越逃越多,以至于都城的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乱。庞特勤慌了手脚,召集大臣们研究对策。结果,就连龟兹的贵族们也希望离开这座都城。他们说:这座都城千余年来一直是龟兹国的中心。有太多的战争在这里发生,太多的生命在这里消逝,可能连上天都讨厌它了。我们必须搬离这个不详的地方。

  大家都要求迁都,庞特勤也就不再拒绝了。迁都的决定得到了民众的拥护。百姓不再私自迁居,而是等待可汗的安排。

  要迁都,就要先选择新都的城址。选择新城地址的是一位大臣。这个大臣先是选定了龟兹西去100多公里的克孜尔千佛洞的附近。那里有一条美丽的大河,足以养育一个都城的人,而且河床宽阔,草滩如茵。但就在选定的当天晚上,大臣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新迁的都城里,到处都是森森白骨,人骨的架子横七竖八地甩得到处都是。一位白胡子的长者,拄着一根长长的杆子,用凄惨的哭腔不断地重复喊着:“罪过呀,罪过……”

  大臣从梦中惊醒,到处打听,才知道那块土地上发生过“千佛呻吟”的惨剧——一场惨烈的宗教之争。当时血流成河,数千冤魂至今不得安患。很显然,那里不适合建造都城。

  接着选,大臣选定了在龟兹东边20多里的一个叫大龙池的地方。这地方倒是个吉祥之地,过去迎接汉王朝的使者,都是在这里设坛迎奉的。大龙池也确实有一池水,虽不够充沛,但供应一个万人的都城是绝无问题的。只是,一场风沙就打破了大臣的梦想。这风沙刮得奇怪,呜呜哇哇之中传出一个声音:“罪过呀,罪过……”大臣虽然不知道原因,但鉴于曾经做过的梦的缘故,立即放弃了这个地方。

  奔波数十天毫无结果,大臣只好返回。但走到距都城仅有40里的地方,突然鼓乐齐鸣,一支迎亲的队伍出现在前面,就地歌舞起来。新娘新郎的歌唱中,不断地重复着“逛新城”的话。大臣环顾四周发现,这里是距离昭怙厘佛寺最近的地方,是玄奘法师讲经之地,这里的姑娘美如花朵。有了“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龟兹的姑娘一朵花”之说。

  大臣于是上奏庞特勤,开始迁都。跟西域其它古城消亡情况不同,龟兹都城不是因战争、灾荒的缘故搬迁,所以迁都的工作非常从容。人们把所有家当运走,连房子也拆掉。王宫里能搬的也都搬尽,搬不走的高大宫房也只留下了个空架子。不到半年,龟兹都城便只留下废墟。几十年后,人们开始在龟兹都城的旧址上种庄稼。庄稼长得是出奇的好,人们就进一步开垦,最后连残存的遗址也给清光了,只剩几面城墙。

  这就是龟兹古城被废弃的传说。既然是传说,就需要经过考证再确定是否可信、有多少可信。但是,龟兹古城消亡的来龙去脉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龟兹古城是如何被抛弃的还有待专家进一步的研究。

  与龟兹古城不明不白的消亡相对而言,龟兹人的行踪脉络就清晰得多。

  历史上的龟兹人,从汉朝开始分为两支,一支向中原进发,融入汉族,一支留在原地,最终被其他少数民族同化。

  龟兹人的内迁始于西汉,晚至唐朝中期,规模时大时小,人数或多或少。他们迁入内地,始则聚居于一两个地方,后因各种原因,逐渐扩散至大河南北。内迁的龟兹人先后涌现了许多风流人物,为开发我国北方地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国时期,曹魏统治河西,当地的龟兹移民被迫成为曹魏的属民。由于曹魏政权系篡夺东汉而来,龟兹移民始终耿耿于怀,对曹魏抱有二心。为时不久,他们即摆脱曹魏的羁束,投归汉朝的正统——蜀国。《三国志•蜀后主传》记载:(延熙)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姜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

  关于龟兹移民南迁的事,《三国志•姜维传》记叙得更为详细。上面说,延熙十年,蜀国大将姜维领兵北征,与曹魏大军鏖战于临洮以西,河西与曹魏政权的联系一时中断,白虎文得以乘机率众与治无戴所部共同投归蜀国。

  后来,蜀国被曹魏所灭,姜维降于曹魏统帅钟会,颇受信用。钟会叛魏,姜维建议利用所降蜀军袭杀魏军,反被胡烈为首的魏军将士剿灭。白虎文所率的精壮为蜀军一部,因为是钟会和姜维用来谋杀魏军将士的主力,事后被曹魏北迁至秦州一带,交由胡烈管束。晋朝取代曹魏后,设置秦州,以胡烈为秦州刺史,龟兹移民即在胡烈的管辖之下。公元268年(晋武帝太始四年至六年),西北灾荒连年,百姓饥苦不堪,群起骚乱,龟兹首领白虎文再次率众暴动,攻杀了秦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牵弘派部将田璋率精兵讨伐,暴动民众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南迁蜀中的龟兹人并未被全部北迁至秦州,直至南北朝时,蜀中仍有龟兹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龟兹人迁往内地的潮流,直到唐朝时才渐渐止息。据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是龟兹人的后裔,很可能还是龟兹王族的一支。总之,迁入中原的龟兹人渐渐被汉族同化,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留在龟兹国的龟兹人也没能逃脱被同化的大趋势。公元11世纪末,回鹘的喀喇汗王朝改信仰伊斯兰教,对西域诸佛国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圣战”。龟兹国被攻陷,纳入回鹘统治。公元14世纪,改信伊斯兰的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对龟兹的佛教教徒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对佛教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佛教寺院庙宇被拆毁,佛像被捣毁,佛教经典文献被焚烧,佛教教徒被屠杀,具有千余年历史的龟兹佛教文化被破坏殆尽。当地佛教僧侣或被迫接受伊斯兰教,或逃往异国他乡,或抗拒被杀。留在龟兹的龟兹人,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了。
  
  龟兹大事记

  西汉宣帝时,因龟兹先王杀死校尉赖丹,长罗侯常惠合五5万人进攻龟兹。龟兹王绛宾立即归顺降服。后来,绛宾求取解忧公主与乌孙王翁归靡长女弟史为妻,与弟史一同入朝觐见汉皇,回国后大力推行汉化。绛宾死后,其子丞德自称汉皇外孙,龟兹与汉朝交往愈发密切。
  
  公元91年,龟兹归顺汉朝。汉以班超为都护,在龟兹的它乾城发号施令。但因与中原交通被阻,西域都护撤回。终汉之世,龟兹叛服不常。
  
  公元379年,吕光奉苻坚之命进攻龟兹,大破龟兹等诸国联军,并将高僧鸠摩罗什带回中原。
  
  公元5世纪中叶,龟兹一度被北方的柔然民族吞并。后来柔然衰弱,龟兹得以复国。
  
  公元644年,唐军讨伐焉耆,龟兹与焉耆结盟抵抗。唐太宗命阿史那社尔率兵进击龟兹。第二年,龟兹国王被俘,西突厥降唐。几度反复后,唐王朝终于完全收服龟兹,将唐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都城,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中心
  
  公元840年前后,回鹘人西迁,占领了龟兹,龟兹国从此在历史上消失,龟兹人被回鹘统治。
  
  公元11世纪末,龟兹人脱离回鹘的控制,归附黑汗王朝,由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变成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此,龟兹不再是一个独立、半独立的政权,先后成为黑汗、西辽、蒙古、元朝、察合台后王、准噶尔部等治下的地方行政单位。
  
  公元1758年,龟兹重新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被定名为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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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12: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章 大宛——天马的故乡

  大宛国位于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上、中游。大宛在当时东西交通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首先到达大宛。大宛久闻汉朝富饶,欲通不得,见汉使来到,深表欢迎。汉武帝听说大宛出产好马,于太初元年(前104)命使臣携带金帛去换取,由于双方意见冲突,换马不成,使臣也被杀害。武帝怒,与大宛爆发战争,大败大宛,从此大宛服属汉朝。

  乌国境内寻大宛

  大宛,中亚著名古国,西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大宛国位于帕米尔高原西麓,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费尔干纳地区,地处东西方陆路交通要地。

  费尔干纳盆地为天山山脉和吉萨尔—阿赖山脉的山间凹地,长约300公里,宽达170公里,海拔300米~1000米,是高原盆地。这里山清水秀,农业发达,沟渠成网,河道交错。

  大宛国的原始居民以塞种人为主,属于东伊朗人种。他们是公元前4~前2世纪中叶生活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沿岸地区的居民,是斯基泰人的一支。公元前8~前7世纪,斯基泰人西迁时,塞种人在咸海沿岸滞留下来。公元前6世纪末和前4世纪20年代,他们先后受到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冲击,逐步东移,进入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的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公元前174~前161年,他们又受到大月氏第一次西迁的冲击,其中一支向南越过天山,沿葱岭河、于阗河南徙,后征服今克什米尔东部地区。沿途掉队的塞种人则在葱岭山中建休循、捐毒等国;另一支则向西南移动,进入中亚两河地区,不久又迫于大月氏第二次西迁压力,一部分随大夏人一起越过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主力则向赫拉特方向迁徙,受阻于安息帝国后,折转南下,占据了锡斯坦和俾路支西部地区,史称乌弋山离。公元前1世纪初,迫于安息的压力,西迁的塞种人又开始东进,冲入印度河口地区,逐渐将势力扩展到整个西印度,分为数国。后来,他们被贵霜王迦腻色伽征服。贵霜王朝衰亡后,塞种人仍盘桓西印度达数百年之久,直到公元395年,西印度的塞种人政权才完全消失。大宛就是塞种人中的一支从锡尔河南下途中在费尔干纳地区建立的国家。

  希腊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在最盛时曾占有大宛,在各地修筑了希腊式堡垒。

  对于中国人来说,大宛这地方是由出使西域的张骞首先发现的。张骞奉命寻找月氏国,途中被匈奴人捕获。10年之后,他伺机逃脱,除了匈奴领地,首先到的地方就是大宛。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朝正西面,离汉朝大约一万里。它的北边是康居,西边是大月氏,西南是大夏,东北是乌孙,东边是扜罙(yū shēn)、于寘(zhì)。当地人过着定居生活,耕种稻子和麦子,出产葡萄酒。

  西汉时,归大宛管辖的大小城镇有70多座,全国人口大约有几十万。大宛人经常使用的兵器是弓和矛。于寘的西边,河水都西流,注入西海。于寘东边的河水都向东流,注入盐泽。盐泽的水在地下暗中流淌,它的南边就是黄河的源头,黄河水由此流出。那儿盛产玉石,黄河水流入中国。楼兰和姑师的城镇都有城郭,靠近盐泽。盐泽离长安大约五千里。匈奴的右边正处在盐泽以东,直到陇西长城,南边与羌人居住区相接,阻隔了通往汉朝的道路。

  西汉击败匈奴后,曾经因为索求大宛马的问题与大宛爆发了战争。汉朝将军李广利获得了胜利,立亲近汉朝的昧蔡为新大宛王之后就带着大宛马撤离了。一年多之后,大宛贵族认为昧蔡阿谀奉承汉朝,太过屈辱,就阴谋杀掉了昧蔡,立前大宛王的弟弟蝉封为大宛国王,派王子到汉朝做人质。汉朝也派使者向大宛赠送礼物加以安抚,表示不予计较。

  后来,汉朝派了10多批使者到大宛西边的一些国家,去寻求奇异之物,顺便晓谕和考察大宛是否确实臣服。

  东汉时,大宛一度臣服于莎车国。西晋太康六年,晋武帝封蓝庾为大宛王,蓝庾死后,其子即位,遣使向晋朝进贡。南北朝以后,大宛又被贵霜王朝的后裔昭武九姓统治。唐代,大宛被称为宁远国,或拔汗那。到了明清时候,大宛又被称为浩罕汗国。

  现在的大宛地区,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费尔干纳盆地则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个国家交界处。在这里聚集了100多个民族。这里是连接欧亚的走廊,是东西方文化的撞击点,也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等宗教文明的接合部。费尔干纳盆地的面积不大,居民总数却有1000万之多,养活了整个中亚地区20%的人口。至于当初的大宛人是否成为了乌兹别克斯坦人,或是去了别的地方,已经无从查证了。

  另外,在西域还有一个小宛国,国都为圩(xū)零城,距离长安7210里,全国仅有150户,人口只有1050人,兵力则只有200人,属于农耕民族。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护治所2558里,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它的具体位置在今天的塔里木盆地东南出且末县正南,喀位于拉米兰河北岸一带,比较偏僻。他们与大宛人一样属于塞种人,但与大宛国的统治者和人民并没有直接关系。

  天马之战——西汉与大宛的铁血悲歌

  自从张骞通西域之后,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渐渐多起来。使者们带着汉武帝的诏令初始各国,回来复命的时候,会顺便向汉武帝禀报自己了解到的当地风土人情。其中,有从大宛回来的使者禀报汉武帝,说:“大宛国的贰师城有一种好马,大宛人马它藏匿起来,不肯献给皇上。”

  其实,张骞早在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就曾经报告汉武帝说,大宛有一种好马,出汗殷红入学,能日行千里,据说是天马的后代。作为崇尚武功的皇帝,汉武帝特别爱马。宝马良驹是威武的象征,是让骑兵纵横驰骋的基础。听了张骞的报告汉武帝就曾想得到这种好马。但因为以至于匈奴开站,汉武帝顾不上考虑马的事情。索求天马的事就此搁置次阿莱,渐渐被他淡忘了。现在,使者又提起了大宛的马,汉武帝想起了张骞的话,想得到大宛马的心愿愈发强烈了。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委派韩不害率使团出使大宛,希望以重金换取天马。

  在中郎将韩不寒的带领下,西汉使团出敦煌,经楼兰,越过茫茫沙漠,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万里之遥的大宛都城——贵山城。

  听说汉朝使臣到来,大宛国王毋寡立即接见。韩不害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提出汉武帝求购几匹天马的请求,并抬上了丰厚的礼物。珠光宝气立时照亮了大宛王宫,尤其其中还有一匹仿照想象的天马用纯金做成的精致骏马模型。

  一见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和那匹金马,大宛君臣眼睛都亮了。但是,天马是大宛的特产,而且数量并不是很多,属于大宛的国宝。毋寡不能轻易决定是否献出天马。他表示要与大臣们商议一下,让韩不害等人先去驿馆休息,

  当晚,大宛王宫灯火通明,毋寡召集大臣们商议进贡天马的事情。争议了半夜,又大臣们不甘心地说:“汉朝离我们这么远,许多使者经过盐泽来我国时时常死在半路上,而要从北边来有匈奴侵扰,从南边来又缺少水草,而且中土往往没有城镇,饮食很缺乏。汉朝使者每批几百人前来,常常因为缺乏食物死掉一半以上。这样艰难的道路,汉朝怎能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呢?他们对我们是无可奈何,没必要惧怕他们。况且,贰师的马是大宛的国宝,怎么能送给别人呢?”

  计议一番之后,毋寡决定不献出大宛马。但是,他们也舍不得汉朝使者出示的财宝,因此决定将财宝强行扣留,然后把使者赶走。

  第二天一早,韩不害来到王宫询问答复。毋寡傲慢地说:“汉朝皇帝的心意,我们领了。但经过商议,大家都认为天马是我大宛的国宝,不能用来交的。请贵使回去向大汉皇帝转达我们的歉意。”

  韩不害大感意外,说:“难道贵国不想要我们带来的金马?”

  毋寡大笑着说:“我们当然要。你们只要把带来的东西留下,我就可以放你们安全离开大宛。”

  韩不害没想到大宛竟敢对汉朝使节如此无礼,怒火万丈,叱责毋寡说:“你小小的大宛国不交出天马,已经冒犯了我大汉,这也罢了,你们还敢强要大汉皇帝的金马吗?”说着,用铁锤砸烂金马,气冲冲地走了。

  毋寡见汉朝使者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大怒,一边命韩不害离开大宛,一面布置命令东边的郁成国阻击并杀死汉朝使者,抢去他们的财物。在郁成国的小国,大宛联合这个附属自己的国家,将韩不害等人全部杀死了。

  消息不久就传到长安,满朝震动。汉武帝得知韩不害一行全部罹难,勃然大怒。自张赛通西域以来,汉朝时节无论出使何方,都受到礼遇,即使是与匈奴往来,也从未被被斩尽杀绝。此次汉朝使者带着重礼求购天马,大宛不卖也罢了,竟然还敢杀害使者,实在是奇耻大辱。

  当时,西汉名将霍去病、卫青都已经先后辞世,汉孝武皇帝便任命国舅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6千羽林军,又从各郡国调集囚徒恶少年共2万人,开始了讨伐大宛的战争。

  大军出发前正值秋收,关东发生罕见的蝗灾。集结到敦煌的大军没有得到充足的给养就踏上了征程,只好沿途向西域各国筹集军粮。拒绝交粮的,一律视为大宛盟国,破其城,灭其族。

  汉军到达大宛边界的时候,已经是初冬时节。由于水土不服,粮食缺乏,一路跋涉大漠荒滩,汉军饿死、渴死、病死的不计其数,2万大军损失了一大半,马匹也伤亡殆尽。士兵们一个个面黑肌瘦,像灾民一样。

  两军在郁成国都城附近展开了激战。精疲力竭的军队呐喊着发起冲击,竟然将大宛和郁成国的联军压制。最后郁成军逃回国都,大宛军则向贵山城后撤。汉军立即包围了郁成国都城,猛烈攻击。双方一连两天僵持不下,郁成国损失惨重,国王甚至产生了投降的想法。就在这时,大宛骑兵突然从侧后杀了回来。疲惫不堪的汉军腹背受敌,终于支持不住,向东方溃败。大宛骑兵沿途追杀,汉军尸横遍野,最后,李广利仅带着几百人逃回了敦煌。

  汉武帝听说李广利战败,怒发冲冠。他已经几十年没有尝过打败仗的滋味了,李广利带大军竟然攻不下西域一个小国,这对他来说实在是莫大的羞辱。而且,一些西域小国如轮台等,得知汉军讨伐大宛失败,也不再把大汉放在眼里,驱逐、侮辱汉朝使节之事时有发生,有的还重新与匈奴取的联系。

  幸亏李广利是汉武帝爱妃的哥哥。因此,汉武帝没有治李广利的罪。但他命边境守军关闭玉门关,称军队中有敢进入玉门关的杀无赦。李广利惊恐万状,留在敦煌待命。

  超重大臣们原本不同意汉武帝兴师动众地讨伐大宛。但这次打了败仗之后,大家的意见却空前一致了。大臣们都认为:本来这仗不值得打。但既然打了,而且打输了,就决不能这样算了。因为,这次败仗将严重影响汉朝的威严,让西域各国小觑汉朝,重新与匈奴勾结,导致汉朝几十年抗击匈奴的心血白费。因此,朝廷上下一直请求汉武帝再次出兵,为汉朝赢回威信。

  得到了大臣的一致支持,汉武帝大为振奋,命桑弘羊负责军需,调10万匹军马、10万头牛和骆驼,运输物资,调50万只羊作为随军的肉食,同时继续征集各地刑徒、无赖、恶少组成20万人的大军队,所有物资、军队仍交给李广利率领,命他继续进攻大宛,戴罪立功。汉武帝听说大宛人饮水都是接自城外,还特意派了几名水利专家随军前往。

  李广利第二次领命出征,底气十足。20万大军,数万运送辎重的民夫,如同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浩浩荡荡向大宛进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李广利没走上一次从楼兰经过的老路,而是从盐泽以北绕路,先抵达轮台国,要拿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国开刀。

  李广利的大军突然出现在轮台城下,轮台王根本没来得及做任何防御准备。汉军前锋涌进城内,屠掠了全城。不到两天,轮台数万人口被屠戳净尽。城内能够被带走的粮食细软全被汉军带走,其余房屋财产被付之一炬。轮台国就这样从历史上消失了。

  轮台被汉军夷平的消息在西域不胫而走,沿途各个国家无不恐惧。原来已经仿效轮台接纳匈奴使节的国家立即驱逐了匈奴人,派迎宾队伍远远迎接汉军,主动供给汉军需要的粮草和饮水。

  这样,汉军顺利到达郁成城下,发现这里已经是一座空城。原来,郁成王听说汉朝大军杀来,慌忙率领部族迁往大宛了。汉军放火把郁成烧了个精光,然后立即向大宛国贵山城杀去。

  汉军把贵山城围了个水泻不通,每天从早到晚从四面不断攻城。在惨烈的攻防战中,汉军的尸体填满了壕沟,大宛人更是筋疲力尽,男女老少全上了城头。有了轮台国的先例,他们知道,如果贵山城被攻陷,等待自己的将是死亡。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汉军的水利专家找出了大宛城的水道。大宛城内没有水井,吃水全靠用沟渠从河流中引进来。虽然大宛人在开战前做了巧妙的隐蔽,但瞒不过研究水利多年的汉朝人。汉军连夜切断水道,又挖掘了一条新的河道,堆砌起沙坝,迫使原来的河流改道,远离大宛城。

  大宛的王公贵族们首先坚持不住,他们秘密派人联络李广利,表示愿意献出天马。李广利则明确要求:天马不仅要献出来,大宛国王和郁成国王也必须被处死。第二天,这两人就被叛变的大臣们绑缚到了汉营。汉军在大宛城下将两位国王斩首,向大宛索取了粮食,立亲近汉朝的昧蔡为大宛新国王,然后带上挑选出来的几千大宛马,踏上返乡的路途。

  经此一战,汉朝的威望达到了新的至高点。有轮台、郁成、大宛的先例,西域诸国几十年中不敢妄动。后来班超出使西域,仅带几个人、几匹马就能降伏一个国家,甚至汉朝的使节可以随时废立其国君,调发几国军队攻打敌对国,没有一个国家敢不遵从。

  汗血宝马的千年传奇

  仅仅因为索求几匹大宛马,西汉与大宛之间竟然爆发了难以想想的惨烈战争。数以万计的生命早早消失,无数家园、城池被焚毁。大宛马的价值,竟是如此重要。

  中国人虽然以定居的农耕生活为主,却一直是一个爱马的民族。在中国人心目中,马是一种阳刚、飘逸、有灵性的动物,是忠诚、刚烈的象征。尤其那些难得的宝马良驹,更是英雄建功立业的好搭档,是民间激动人心的传奇。这也就难过汉武帝为了几匹好马发动战争、大宛为了几匹好马不惜得罪西汉了。

  大宛马是大宛特产的优良马种,有天马之子的美誉。据说,这种马在高速疾跑后,肩膀位置会慢慢鼓起,并流出像鲜血一样的汗水。因此,大宛马又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汗血宝马。

  说起“汗血宝马”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许多传说。其中最浪漫动人的传说是这样的:

  很久以前,在茫茫西域大漠中,一个孤独的旅人牵着自己心爱的马艰难地行进着。他与那匹经陪伴他走过千山万水的马已经被困在沙漠里整整七天了。

  水早就断绝了。旅人的嘴唇早已经干裂得像枯树皮,满是尘土的脸上显示出历尽沧桑后的沉稳,一脸桀骜不逊的络腮胡须似乎也张扬着着主人刚烈的性格。

  他放眼望去,大海一样宽广的沙漠似乎没有尽头,而水源却依然没有找到。旅人回头看了看那匹忠实的爱马,心里在痛苦地挣扎着。

  突然,他地从包袱里拿出了一把长刀。爱马似乎明白了主人的心思,眼中全是哀痛,滴下了泪水。但它没有反抗,也没有逃跑,更没有惊恐,只是伸出它干燥的舌头舔了舔主人的手背。它在与主人告别。

  刀终于挥了下去,划出一道美丽的光弧,鲜血飞溅了出来。但是,旅人的刀没有挥向爱马,却砍在了自己的手腕上。鲜血从他有力的手腕迅速地流出来。他把手腕凑到马的嘴巴上,笑着用沙哑的嗓子说:“快喝吧。”

  马呆呆的看着主人所做的这一切,终于舔了舔主人的手腕,仰头一阵悲嘶。最后,他们没有死在沙漠上。马像发狂一样,用尽最后的气力带着主人冲出沙漠。旅人忽然发现,在马奔跑的身躯上,渗出了一片血色的汗珠。从此,这匹马的后代在狂奔之后,都会在肩胛部位流出血色汗水。这就是汗血宝马由来的传说。

  传说毕竟是传说,与现实有很大距离。但这个传说却反映出了人们对人与马之前情感的认同、尊重,也反映出了人们对汗血宝马的喜爱。

  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汉军战败大宛之后,挑选了3000匹优良的汗血宝马返回中原。但这些马在长途跋涉后损失惨重,到达玉门关时仅剩下1000多匹。得到汗血宝马的汉武帝十分高兴。精于汉赋的他专门为汗血马作了一首《西极天马歌》:
  
  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yì)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汉武帝还让汗血宝马等西域良马与蒙古马杂交,培育出山丹军马。从此,中原的马种得到改良,汉代骑兵的战力也因此大幅增强。

  在古代,马是战争的利器。汗血宝马体形好、听话、快速,适用于长途行军,在游牧民族的征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晋朝以后,由于武将和骑兵逐渐向重甲方面转变,汗血马的劣势逐渐显现出来。因为汗血马的腰身比较纤细,腿比较长,灵活但不善负重,承载两汉的轻骑兵得心应手,但对于后来的重甲骑兵,就不是好的马种了。南北朝的时期出现了铁浮屠等典型的重甲骑兵,汗血马就逐渐让位于比较粗壮而不够灵活的河曲马了。有人认为,三国时关羽的赤兔马可能是河曲马和大宛马的杂交品种,因为它同时具有奔跑迅速和善于负重的优点。赤兔马是董卓从西凉带来的,西凉地区恰好是河曲马的原产地,而董卓军中也应该不乏比较纯正的大宛马后代。河曲马和大宛马谱系较远,杂交后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后代,赤兔马应该是非常难得的一种优良结果,而且获得这个结果的概率并不高。因为谱系较远的马配种,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会有两个负面影响:第一,马匹的性情暴躁,难以驾驭;第二,后代繁殖率低,畸形可能性大。

  唐朝时,中原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唐玄宗曾将义和公主嫁给了大宛国王,宛国王则向玄宗献了两匹汗血马。玄宗为两马取名为“玉花骢”和“照夜白”。 唐代大画家曹霸画过这两匹马,可惜真迹已经不知所踪。曹霸的学生,著名画家韩幹画的《照夜白图》则一直被收藏在历代皇宫中。20世纪30年代,这幅国宝级传世之作流出故宫,藏在溥心畲(shē)家中。英国收藏家戴维德知道后,托人请求溥心畲转让,最后以一万银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幅画。后来,此画又从英国人手中转到了日本人手中,最后转到美国人手中,被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宋以后,重骑兵逐渐没落,但汗血马不知为何始终没能重新成为军事舞台的主角。长期占据北方的少数民族依然迷信重骑兵的冲击力,无论是西夏的铁鹞子还是金国的连环马,都近似于重骑兵,而蒙古军团的迁徙式征服,又要更多地使用耐长途跋涉、适应寒冷气候的蒙古马,这就使汗血马在北方无法得到重用;而中国的南方河川水网加上山区丘陵,小型马匹更受青睐。

  明代建国以后,火器盛行,辎重增加,更强调马匹的载重和拖曳能力,汗血马得不到用武之地。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里,汗血马代表着勇气和力量,蕴涵着人们的理想和幻想,被人们称之为“龙之友”和“龙之媒”,有“马化为龙”的说法,有“龙马精神”的成语,有“人如流水马如龙”的诗句,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龙王的儿子还化为一匹白龙马,高驮着唐僧西天取经。龙是中国人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人将龙与马联系在一起,可见人们对于马是多么喜爱。而对于汗血宝马,人们更是偏爱异常,不少文人墨客赋诗填词,撰写传奇故事,来描写汗血宝马。诗仙李白就曾写过一首《天马歌》: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慌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蹑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逸气棱棱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天马奔,恋君轩,駷(sǒng)跃惊矫浮云翻。万里足踯躅,遥瞻阊阖门。不逢寒风子,谁采逸景孙。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乐翦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
  
  宋代名臣司马光也以《天马歌》为题,写诗赞美到:
  
  大宛汗血古共知,青海龙种骨更奇。
  网丝旧画昔尝见,不意人间今见之。
  
  汗血宝马从汉朝进入中原王朝开始,一直到元朝,繁衍生息了上千年。但近代以来,史料中已很难见到汗血宝马的名字,汗血宝马在中国几近绝迹。

  本来,引进的汗血宝马是有雌有雄的,可以进行种群繁殖。但由于我国的地方马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引入的马种都走上了“引种―杂交―改良―回交―消失”的道路。同时,由于战马一般要被阉割后才能使用,因此,一些汗血马就失去了繁殖能力。种种原因使汗血宝马在中国消失了踪迹。

  那么,汗血马为什么会流出血一样的汗水呢?

  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汗血,是因为汗血马生活在西域地区时,皮下有当地特有的一种寄生虫,全力奔行时会导致毛细血管轻微出血。这对马的健康和奔跑能力都没有多大影响,但是附会传说就成了很神奇的现象。当汉武帝取得大宛马后,史书记载经过几代就不再有汗血的现象,大概是因为这种寄生虫不适应中原气候,加上饲养的卫生条件改善,而不再生存。

  但也有人认为,汗血马流血一样的含说的说法是以讹传讹。因为《汉书》中说,李广利护送大宛马回长安的时候,有人问:“如果皇上问及马名,如何作答?”一位将军说:“这些马是我大汉士兵的汗血换来的,就叫汗血马吧!”

  土库曼斯坦曾将一匹汗血马送给我国。数年来,汗血马一直养在廊坊马场,马场工作人员一直未见到过这匹马“汗血”的情况,土库曼斯坦人称,所谓的汗血,可能是由于这种马的皮肤比较薄,奔跑时,血液在血管中流动会被看到所致。

  现在,纯种汗血马甚或在土库曼斯坦,在当地被称为阿哈马,已经被土库曼斯坦列为国宝,数量大约在2000匹左右,是世界上仅有的三种纯血马之一。据说在中国西部,有人也曾发现汗血马的踪迹。
  
  大宛大事记

  公元前4~2世纪中叶,塞种人生活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其中一支凡列出来,称为大宛。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委派韩不害率使团出使大宛,希望以重金换取天马。大玩亡不愿贡马,又贪图汉朝财务,将韩不害杀死。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众数万进攻大宛城。因路途遥远,环境险恶,大军死伤过半,败给大宛和郁成国联军,退到敦煌。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调集兵力、物资,命李广利再次进攻大宛。汉军围困了大宛城。城内贵族反叛,献出大宛王以及天马。李广利斩大宛王,立亲近汉朝的昧蔡为新王,带3000匹大宛马凯旋。
  
  公元前107年,大宛贵族杀掉昧蔡,立前大宛王的弟弟蝉封为大宛国王,派王子到汉朝做人质。
  
  东汉时,大宛一度臣服于莎车国。
  公元前285年(西晋太康六年),晋武帝封蓝庾为大宛王,蓝庾死后,其子即位,遣使向晋朝进贡。
  
  南北朝后,大宛被贵霜王朝的后裔昭武九姓统治。唐代,大宛被称为宁远国,或拔汗那。
  
  明清时,大宛被称为浩罕汗国,直至近代成为乌兹别克斯坦领土,大宛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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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14:3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章 于阗——迷雾中的美玉之邦

  于阗就是和田。公元前3世纪,东土移民1万余人来到于阗河下游,不久阿育王宰辅耶舍也率领7000人越过大雪山北上来到这里,他们决定联合建国,这就是《大唐西域记》中的“瞿萨旦那国”。

  这里正处于中国神话中神圣的昆仑山,它就在昆仑山北麓。这是古代中国内地与印度的中转站。从于阗越过昆仑山就是印度河。于阗王国是著名的歌舞之乡、瓜果之乡、美玉之邦,是驰名天下的“瑶玉之所在”。中国出产玉石的地方木少,但“凡玉,贵重者皆出于阗”。于阗还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名扬中外的“绢都”,为丝绸贸易增光添彩。
  
  于阗,曾经的西域乐园

  于阗古国,清代时曾被称为和阗,也就是今天的和田,位于今天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大国,又被称为器萨巳那、涣那、屈丹、于适、豁丹等。于阗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农产品丰富,发源于昆仑山的玉龙喀什河和卡拉喀什河流经这个绿洲,河中盛产美玉,其中品质上乘者呈白色,润如羊脂,故名羊脂玉,桑蚕和丝织业也很发达。同时,这片绿洲是中国信仰佛教最早的地区之一,古代佛教文化非常发达。在古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地位十分重要。

  于阗国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是西域诸国中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手工纺织业非常发达。特产以玉石最有名,曾远销东西各国。

  于阗国的早期居民主要是伊朗的西徐亚人、印度人和汉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于阗这个城邦之国就已经出现。当时,王国的都城就设在距和田西9公里的约特干。张骞出使西域,从大月氏回来时就是经过于阗返回的。西汉时,于阗王都设在酉城,人口达19300人,全国有3300多户,战士2400人。

  西汉末,中原发生战乱,于阗国乘机向外扩张,称雄丝路南道,全国已经有32000户,83000人口,30000精兵。其国土东起罗布泊,南邻吐蕃,西南至葱岭,西北到疏勒。晋代,于阗国王被册封为“晋守传中大都附奉晋大侯亲晋于阗王”。公元445年,吐谷浑慕利延败退到于阗,曾杀死于阗王,占据了于阗国。公元648年,吐谷浑被唐太宗打败,于阗复国,正式隶属唐朝。公元674年,唐在其地设毗沙都督府,封于阗王尉迟伏阁雄为都督。

  后来,于阗王尉迟屈密即位,将王子送到长安做质子,被授予相当于都督的毗沙将军衔位,于阗与唐朝正式确立君臣关系。公元938年,统治中原的后晋曾派张匡邺等人到于阗,册封于阗王李圣天“大宝于阗国王”。公元755,吐蕃杀入西域,于阗国又被攻陷,直到吐蕃势力的衰退,于阗才重新建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国势重新强盛。

  宋朝建立、中原统一后,于阗与宋朝的交往更加密切,多次进贡玉石。于阗不仅与宋朝来往不绝,有着密切的隶属关系,而且与宋在西北地区的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结为姻亲。当时曹议金的长女嫁给甘州回鹘首领,次女嫁给李圣天为皇后。在敦煌莫高窟中头戴冕旒、身着法服的“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李圣天的巨幅画像后,即是“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的画像。这位皇后贤惠能干,在于阗王室中有很高的地位。

  遗憾的是,没过多久,于阗国与喀喇汗王朝发生战争,不久战败,于阗国就此消亡。

  这个由尉迟氏建立的佛国,历经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北宋仍有极强的辐射力,与中原王朝联系不断,朝贡不绝。其王朝经历了13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下属王朝,国祚之长与生命力之惊人在整个世界史上也极为罕见。

  于阗国这个绿洲文明,早期主要受印度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当地铸造的钱币,正面印有汉文钱币的文字,在背面用佉卢文印着印度俗语。

  自2世纪末佛教传入于阗后,于阗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

  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使者宋云曾在于阗听到这样的传说:于阗国王原本不信仰佛教,后来,有个商人带领一位比丘毘庐旃前来,对国王说:“今天有一位异国沙门来到城南杏树下,愿王能信受供养。”国王因此受到比丘的感召而信仰佛教,并且建塔供养他。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提到那位比丘名为毘(pí)庐遮那阿罗汉,来自迦湿弥罗。

  于阗是我国佛教入传的必经之地,原本盛行小乘,然而到西元五世纪初,盛行大乘佛教,凡传入中国的经典,十之八九都要经过这里。早期来华的译经高僧,有于阗沙门只多密。他将《光赞般若经》传入中原;唐代时提云般若来中原,译出华严部和密教的经典各两部,另有《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此外,还有实叉难陀译出《八十华严》等大乘经典。唐中宗时,有一位于阗王的质子在中原出家,取法名为智严,后来译出《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法华经》、《药王经》及《决定业障经》等四部经书。

  曹魏时,中国第一个汉族西行取经的僧人朱士行来到于阗,访求梵本大品《般若经》。魏晋至隋唐,于阗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如华严部经典,就大多是从于阗取得梵本,于阗僧人提云般若、实叉难陀等,都为汉译华严经典作出贡献。

  公元4世纪末,法显曾到过于阗。他在行记中说于阗国是“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垦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大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玄奘取经途中,也路过于阗,受到热情接待。当时,于阗国已大半是沙碛,但气候和畅,人民的性情也温恭有礼而崇尚佛法。玄奘来到于阗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当时于阗已经有上百所寺院,有近5000名僧侣,其中也有外国来此挂单修行的僧人。在公元3~4世纪时,印度西北部的印度俗语作为国王发布公告及行政用语。与此同时,古代于阗语就已经作为口头用语传播开来。到了公元4~6世纪,它发展成了书面用语,用这种语言写出了一些重要的佛教作品,如《金光明经》。

  隋唐时期的于阗地区确实是西域的一个比较强大、文明程度较高、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地方政权。在西域伊斯兰化之前,这片绿洲都是丝绸之路南线上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与塔里木盆地北部流行的洞窟寺不同是,于阗的寺院主要是平地垒砌。寺院中心设瘁堵波,四周有院墙环绕,在院墙与瘁堵波之间形成右旋礼拜的回廊,在回廊内装饰壁画和塑像。在于阗佛教艺术中也明显地表现出了印度和波斯文化的影响。

  还应该被提及的是,隋末唐初,于阗国相继产生过两位艺术大师,时称大小尉迟氏。大尉迟名叫尉迟跋质那,小尉迟名叫尉迟乙僧。他们将独具魅力的西域绘画新技法带到长安,不仅改变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风格,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美术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于阗”之名的含义

  于阗是我国西部边陲一块蕴金藏玉,宜农宜牧的热土。清代褚延璋曾有一首律诗描写这一地区:“毗沙府号古于阗,葱岭千盘积翠连。大乘西来留法显,重源东下问张骞。渔人秋采河边玉,战马春耕陇上田。今日六城歌舞地,唐家风雨汉家烟。”

  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原史书中还没有于阗这个名字出现。“于阗”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弥,于阗。”

  此后,《汉书》、《后汉书》、《魏书》、《梁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本》等正史都记载了于阗古国,《法显传》、《洛阳伽兰记》、《续高僧传》也都对于阗做了记述。于阗在各种古书中也曾被称为五端、兀丹、斡端、忽炭、扩端,鄂端等,到清代时就成了和阗,1959年,“阗”字简化为“田”字,和阗就成了和田。历史上,唯独《大唐西域记》将于阗称作“瞿萨旦那”。

  每个国家的名字都是有它的含义的,“于阗”这个名字也不应该例外。那么,“于阗”是什么意思呢?从唐代至今,1000多年来,人们对于阗含义的解释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于阗”这个名字是“地乳”的意思。这种观点来源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土蕃文献《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等。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说“瞿萨旦那”就是地乳的意思。这个说法来源于古于阗国的一个传说:

  相传,印度阿育王的太子遭到阿育王妃的陷害,双目被人挖出。阿育王迁怒于身边的大臣,就把他们全族驱逐到雪山以北。这些人在于阗西边自行推举酋长,尊立为王,与东边族人形成对立的局面。

  后来东西双方发生战争,东方取胜。为了收拢西方的民众,他们就在于阗地方建国。然而,当时的国王年老无子,担心断绝后嗣,就到寺庙里向毘沙门天的神像祈祷,乞求神佛赐给他一个孩子。他虔诚的祈祷感动了毗沙门天神。神像额头裂开,现出一个婴儿。国王兴高采烈地捧着毗沙门天神赐予的孩子回到宫中,国人都来庆贺。谁知道,这个神佛赐予的孩子不吃人奶。国王担心孩子养不活,又到神庙中祈求养育之法。这时,神像前的地面突然鼓起来,形状就像妇女的乳房。孩子立即上前吸吮。就这样,靠着地上的乳房,孩子逐渐长大了。他的智慧和勇敢超过了先人,国内风范教化传播开来。东方皇太子的继位者因吃地乳长大,因此也被取名为地乳,国家也因此以地乳为名。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相似的传说在藏文史料《于阗国授记》中也有记载:达磨阿输迦之治世第十三年,于阗国王后生了个儿子。占卜者一番卜算,禀告国王说这个孩子长大后会杀害父亲,夺走王位。国王又惊又怒,下命扔掉这个孩子。于阗王后怕不扔掉孩子丈夫会动手将孩子杀掉,只好从命。奇怪的是,就在王子被抛弃的时候,地上生出一只乳房。王子得到大地乳汁的养育,才活了下来。因此,这个王子被叫做瞿萨旦那,意思就是“地乳”之义也。

  “瞿萨旦那”这个词的读音,与梵文“Kusetana”非常相似,而在梵文中,“Ku”就是“地”,“Stana”就是指妇女的乳房,合起来也正是“地乳”的意思。

  不过,追寻于阗的真正起源,据说是公元前3世纪,东土移民一万多人来到于阗河下游。不久,阿育王的宰辅耶舍也率领7000人越过大雪山,北上来到这里。经过争执,他们最后联合在一起,建立了于阗国。

  而清代的汉文文献则认为,“于阗”的意思是“汉人”。有关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椿园的《西域闻见录》一书。椿园在这部书的《新疆纪略•和阗》一节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说:现在的和阗就是古代的于阗,而回族人吧汉人叫做“赫探”。东汉曾在西域建立都护府,派任尚率领部分汉军驻扎在这里。后来,这些汉人就被遗留在这里,于阗人就是这些汉人的后裔,所以回族人将他们的国家称作赫探城。和阗应该就是赫探的音译。后来的清朝方志及史籍都沿袭了这个说法。但这种说法明显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在东汉的任尚担任西域都护,之前,西汉的《史记》中早已经记载了于阗这个名字。

  另有人认为,于阗是“花园”的意思。汉文古籍《翻梵语》一书,将于阗译为“优地耶那”,并在后面解释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后堂”。“优地耶那”就是梵语的“Udyana”,真正的含意是“遐意的果园”或“花园”。有人因此认为,于阗其实就是花园,是于阗人对自己的绿洲之国的称呼。但“优地耶那”只见于《翻梵语》一书,未见于其他记载。这个说法难以让人信服。

  有趣的是,不仅中国学者对“于阗”一词的含义在苦苦探寻,外国学者对其含义也非常感兴趣,提出了许多自己的看法。

  外国学者瓦特在自己所写的《玄奘旅行记》一书中,认为玄奘所说的“瞿萨旦那”,实际上应该是“Godan”或“Gotnan”这样的词的演变。他提出,“Godan”或“Gotnan”最先在突厥语中出现,后来又出现在印度方言里,涵义是“放牛的牧场”或“放牛的地方”。同时,《于阗国悬记》记载:早在迦叶佛之时,佛法就盛行于此地。后来,人民渐渐怠惰而不信佛法,使得诸龙大怒,把全国各地化为湖水,直到佛陀出世,来到此地,命令舍利弗及多闻天让湖水枯竭,现出陆地。佛陀入灭后,称呼这里为 “Liyul”,并预言未来这里将会陆续建设城市。吐蕃语中中,“Liyul”意为“Li之国”。而“Li”就是牦牛,于阗就应该是“牛之国”的意思。一些中国学者很赞同这种说法,认为玄奘所记栽的“瞿撒旦那”的原型不应该是“Kusetana”,而只有两个梵语复合词:Gosetana和Gostan。这两个词都没有“地乳”意思,第一个词的意思是“牛地”,第二个词的意思是“牛乳”。 两个词中的“Go”就是牛的意思,“setana”是地的意思,“stan”是乳的意思。学者们认为,玄奘舍弃这两个复合词的前一部分“Go”,将两词的后一部分拼凑在一起,完全是为了附合“地乳所育,因为国号”的荒诞传说。因此,他们认为瞿撒旦那的涵义是“牛地”。于阗当地的一些维吾尔人也称,“瞿萨旦那”是突厥语中的“Kotan”,意为“牲畜圈”。但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这种说法表示了反对。他认为所谓的突厥语形式是虚构的,“Go”与“Setana”组合在一起仍然是“地乳”的意思。

  俄国的布锡尔博士则认为,“于阗”是“玉城”的意思。日本的白鸟库吉非常赞成这种说法,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的解释是,于阗一词为吐蕃语。西藏语言中,玉石一词为“gyu”,而在古代是“于”的读音是“khu”或“gu”。所以,他认为“于”是玉石的意思。西藏语中城邑、村落称为“tong”,与“阗”读音很相近。因此,“于阗”的含义应该是玉城、玉都,而于阗地区自古盛产美玉,这种说法也比较能让人相信。

  法国学者列维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玄奘所说的“瞿萨旦那”一词中的“瞿”,应该按汉族人的发音习惯还原成“qu”,而不应该还原成“ko”或“ku”。在印度语中,“qustan”的含意就是葡萄。所以,列维称,于阗是葡萄的意思。

  直到现在,除了“于阗意为汉人”这个说法明显不正确,其他说法都看上去有理有据,让人难以选择。因此,直到现在,“于阗”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仍然是一个谜。

  于阗,美玉的故乡

  古代中国是一个崇玉尚玉之国,我们的先民们很早赋予了玉器以神秘、道德等含义,使其富有特殊的使命。中国玉器经过了漫长的玉石共存的发展过程,到了新石器时代便彻底与石器分离,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开启了中国玉文化的先河。先民们最早的用玉动机,是基于玉石本身美丽无比的材质。在原始美感的驱使下,将其制成装饰物,佩挂在身上。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玉器便超脱出原始的美感和由此产生的装饰意义,走上了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等相结合的道路。人们相信玉具有特殊的法力,可以沟通天上神祖和地上先民,并凭借玉器来呼唤神灵求得保护,祭祀天地。

  由于玉的神秘和儒家赋予它的种种道德观念,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在贵族阶层中已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珍贵物品。《礼记•玉藻》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玉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
  更为离奇的是,人们还相信玉能够辟邪、消灾,甚至替主人挡灾、治病。

  玉在人们心中有如此之多的功效,难怪会对玉如此喜爱了。

  于阗,自古就是玉的故乡,是中国玉石的重要产地。于阗的玉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的国石。

  在于阗地区,有一个关于于阗玉的神话传说:

  相传,古代于阗国的玉河畔,居住着技艺绝伦的老石匠和他的徒弟。在60岁生日那天,老石匠在玉河中拾到一块很大的羊脂玉,精心琢成一个漂亮的玉美人。看着自己雕出来的玉美人,老石匠情不自禁地说:“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孩子该多好啊!”话刚说完,玉美人竟然真的变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认老石匠做父亲。老石匠非常高兴,给这个女儿取名为塔什古丽。

  后来,老石匠去世了,塔什古丽与父亲的徒弟——小石匠相依为命,渐渐产生了爱情。可是,当地有一个恶霸,无意中见到了塔什古丽,立时对美貌的塔什古丽升起淫欲。他趁小石匠外出,抢走塔什古丽,逼迫塔什古丽成亲。塔什古丽坚决不从。恶霸强占不成,恼羞成怒,用刀砍塔什古丽。一刀下去,塔什古丽身上蹦出耀眼的火花,点燃了恶霸的家。恶霸和他的帮凶在大火中被烧死了。塔什古丽自己化成一股白烟,向玉石的故乡昆仑山飞去,一路上,她的身体里撒下了许多小石子,化为后人找玉的矿苗。

  当地人在讲起这个传说时,还会以一句谚语做总结:“宁做高山上的白玉,勿做巴依堂上的地毯。”由此可见,于阗玉在人们的心中是高贵、春节的象征。

  和阗玉,古称“昆山之玉”、“塞山之玉”或“钟山之玉”,清称“回部玉”,维吾尔族称“哈什”。它的出产地是号称“群玉之山”、“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千字文》中也有“金生丽水,玉石昆仑”之说。于阗玉就夹生在海拔3500米至5000米高的昆仑山山岩中,经长期风化剥解为大小不等的碎块,崩落在山坡上。每年5~8月份,昆仑山上的雪水融化以及下雨产生流水,就会将这些碎料冲刷入河水之中。经过河水的冲刷以及河底砂石的磨砺,这些玉石就会被打磨成上等的于阗玉。

  于阗玉是玉中上品,按类型可分为硬玉和软玉两种,以前者更为名贵。《游宦纪闻》说,于阗国出产的玉可分作五色,白如脂肪,黄如蒸粟,黑如点漆,红如鸡冠或胭脂。

  和阗玉有7000多年的开发利用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之前,昆仑山下的原始人就发现了和阗玉,制成生产用具及装饰物品。

  自殷商时代起,和阗玉大举东进,成为宫庭权贵用玉主体,统治者视其为宝物,商代已形成规模开发。在殷墟的“妇好”墓中,曾出土了700多件玉饰随葬品中,绝大多数都出自于阗。

  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皇帝制,一直到清代,于阗玉成为帝王玉。皇宫的玉器多是于阗玉制成,特别是象征皇权的玉玺多用玉制作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于阗玉。

  到了隋唐时期,于阗仍然以玉产地著称于世。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唐德宗继位后曾派使者到于阗国求玉,得到了一个玉枕、一个玉圭、五个玉佩、300个玉带挎以及其它玉器。公元823年,唐人韦端符曾亲眼见到了名将李靖后裔珍藏的于阗玉带。这条玉带,是李靖平定萧铣后唐高祖赐予的。玉带镶嵌着13块玉,7块方形,6块菱形,每块玉附缀一环,用来佩带物事。

  公元940年,后晋的高居海出使于阗,描叙了于阗采玉的情形。他说:“于阗境内有一条玉河,流至牛头山后,分成白玉河、绿玉河、乌玉河三条支流。虽然发源于同一条河流,但是各条支流中出产的宝玉颜色却与支流的名字一样。每年五、六月份,河水暴涨,玉石就从昆仑山顺流而下。每年出产玉石的多少,就由水这时水势的大小决定。到了七、八月份,河水水势减缓,人们就可以的哦河里采玉了。因为河里玉石太多,采集过程并不艰难,当地人把采玉叫做捞玉,可见当时于阗玉的开采多么容易。当时于阗国国法规定,玉石的采集要由官府首先进行。如果官府没有去采玉,任何人都不许到河边去。因为玉石资源丰富,于阗国里的大小器物以及衣服上的某些零件都常常是用于阗玉做的。现在中国的玉,大多都是从于阗来的。”

  高居海的记载,比较全面地记载了于阗玉石的分布、采集季节、采集方式等。从他的记述可以看出,当时,玉石采集是于阗国的重要产业,由官方垄断。只有官方组织采集之后,才允许个人采集。

  直到宋代,朝廷使用的礼器及乘舆服御,仍然多是于阗玉。

  现在,于阗玉作为玉中精品,在玉器市场上大受追捧。最好的于阗玉价格,已经比黄金还要贵得多。

  中国第一僧与于阗的“缘”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唐玄奘是中国西去求取真经的最有名僧人。对历史有所了解的,则知道在玄奘之前,高僧法显就曾经西行。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中原王朝第一位西行取经的僧人其实另有其人。他就是朱士行。

  朱士行不仅是中国西去求经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真正的本土僧人。他为佛法经由于阗传入中原作出了很大贡献。

  自从张骞通西域以来,两汉时期,由古印度各地向西域和中原传播佛教和弘扬佛法的胡僧络绎不绝。可直到三国时,在朱士行之前,还没有一位中原僧人有过西行求法的行动。

  朱士行是三国时期魏国颖川(今河南)人。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天资聪颖,品行刚正,意志坚强,重视理想,不同流俗。曹魏嘉平年间,朱士行正值风华正茂之年。当时,玄学兴盛,朱士行受时代风气的熏染,也热衷于研究大乘佛学,开始对宣扬“诸法悉空”的佛教大乘般若学说发生兴趣。恰好此时印度梵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译出《僧只戒心》经文,主持按戒律授戒度僧。朱士行毅然剃度受戒,成为僧人。从传世的文献来看,他是有文字记载的受戒出家为僧的第一个中国人,与以前仅仅以剃发、披袈裟、离开俗家为僧却没受过戒的人不同。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奉为汉土真正的第一僧人。

  正式出家后,朱士行以弘扬佛教为己任,致力于对佛教经典的研究。他认为,要使佛法在中士盛行,就要让佛学义理深入人心。当时,中原佛教的大乘佛经典籍是十卷本的《般若道行品经》,通称《道行经》。《道行经》是汉灵帝时一位天竺僧人宣读梵文,由东汉的佛经翻译者译写为汉语的。翻译者译写《道行经》时,把领会不了的内容自行略去,并在译文中多处使用音译。这样一来,《道行经》读起来意义不连贯,也解释不通。朱士行对此深感遗憾,于是发誓不惜身体、性命,也要去西域求取完整的《般若道行品经》。

  魏甘露五年,朱士行经过一番准备,从长安向西域进发。一路上,他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经玉门关进入西域,抵达西域佛国于阗,行程一万余里。

  于阗地处佛教源头印度附近,佛教十分鼎盛,是中原僧人所向往的“小西天”。印度佛教即经此地传往内地。

  朱士行到达于阗时,在于阗占主导地位的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极受排斥,但也流传较广。朱士行留在于阗,一面参拜佛迹,一面搜寻大乘佛教独有的《般若经》原本,一面学习新接触到的佛学理论,并收徒讲学。

  功夫不负苦心人,朱士行在于阗找到了《放光般若经》梵文原本,共有90多章,60多万字,并已有了相当高的阅读梵文的水平。他请人将《放光般若经》抄写了一份,想让弟子法饶等10人将经卷送回洛阳。

  于阗小乘教派的僧人得知朱士行要将大乘佛法典籍送入中原后,立即对朱士行进行百般阻挠。他们始终认为小乘佛法经典才是正典,把大乘佛法经典称为婆罗门书,加以抵制。为阻止朱士行将《放光般若经》送回中原,小乘教派对于阗国王说:“汉朝来的僧人要把婆罗门书送回中原,干扰正典。国王您是这里的主人,若不禁止汉朝僧人的这种行为,大法将在中原断绝,使中原僧人走上邪路。这样,国王您就等于是对佛祖犯下大罪了。所以,您必须有所行动。”于阗国王认为这话有道理,立即令朱士行不得将《放光般若经》等大乘佛经带离国境。

  面对小乘教派的阻挠,朱士行并不灰心。他长期不懈地努力争取,终于让弟子把《般若经》抄本送到了洛阳。那时,已是晋朝太康三年了。

  这段历史还有另外一个离奇版本。据说,朱士行在受到于阗小乘教派阻挠后,感到非常痛心。他向于阗国王提出解决办法——焚经为证。朱士行说:经书若被焚毁则罢。若不能被火所焚,则证明是真经,应该允许带往中原。于阗国王点头允许了。

  在国王的命令下,人们在大殿前堆积木柴,点上火。朱士行站在火前发出誓言:“如果佛祖允许大乘深妙之法流传到中原,这些经书丢到火里就不会燃烧;如果得不到神佛的护佑,这也是命,说明我所信奉的大乘佛法不是正解!”说罢,他将经书投入火中。令人诧异的是,大火立即熄灭了,经书连一个字也没有烧坏,连经文封面的皮牒还跟原来一样,甚至更觉光鲜。众人见了既惊讶又敬佩,都说这是神佛的感应。于是,朱士行得以派弟子将经书送至洛阳。

  这个传说为朱士行的功德蒙上了神话色彩,足见时人对朱士行的敬重。

  完整的《般若经》抄本受到了中原佛教学者的热烈欢迎。经卷在洛阳存放三年后,又被送至陈留仓垣的水南寺,由于阗僧人无叉罗与居士竺叔兰等人共同翻译,成书90章,207621字。太安二年,著名佛教学者竺法寂来到仓垣,又与竺叔兰共同考校了译本,并加以修订润色,写成订本。

  根据朱士行送来的抄本译出的《放光般若经》,与前此佛经翻译者所翻译的比较简略的《般若道行品经》相对,被称为大品《般若经》,佛经翻译者的译著称为小品《般若经》。“大品”译出后,立即风行于中原佛学界,僧人、居士争相传诵。当时,中山郡有个名僧,特地派人到仓垣用丝绢抄写经文。抄本被送回中山郡的时候,中山王和当地僧人打着幢幡,出城40里迎接,可谓盛况空前。一时间,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人,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采用《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说。

  将经书送回中原的朱士行,本人并未再回中原,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于阗。 他在于阗继续苦读佛经,弘扬大乘佛法,直至80高龄时死于异域。《放光般若经》在中士引起的轰动与狂热,朱士行根本没有看见。在他脑海中,没有名利观,只求佛法不被误解,只希望人人都信仰佛法。这也许就是普渡众生的大慈悲心了。

  朱士行坚毅的精神、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佛学功底使他受到了于阗僧俗的崇敬。人们按照印度佛教对待高僧遗体的习俗,将朱士行的遗体火化。据说,火化之后,朱士行的遗体仍完好无损。人们都十分惊奇,就向神佛求告说:“朱士行如果真的已经成佛,就应当被火焚化。”话音刚落,朱士行的遗体就碎散了。人们无不称奇,更加敬重朱士行,收敛起朱士行的遗骨,盖起一座佛塔以专门供奉。

  朱士行死后,他的弟子离开于阗,到了中原,将朱士行的事迹向人们传扬。后来,朱士行被记入《高僧传》,成为中国佛教中的重要人物。

  朱士行为求“真经”,远赴西域大漠,在于阗国取经弘法,对中原佛教的兴盛以及大乘佛教在于阗的兴盛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弘扬佛法的一片痴心,足可以感天动地,不愧为是中国第一僧。

  于阗国与喀喇汗王朝的宗教战争

  在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于阗是个有名的信奉佛教的国家。

  与龟兹国一样,于阗是丝绸之路佛教东渐的要道;但与龟兹国小乘佛教占统治地位不同的是,于阗国是大乘佛教的理论中心。

  据《于阗授国记》记载:公元70年左右。来自克什米尔的高僧毗罗折那就来到了于阗弘法。于阗王尉迟胜继位后,还下旨立佛教为国教。当时,每年农历四月初一,于阗国就要举行行像仪式,也就是带有礼佛意味的狂欢大游行。那一天,于阗国都中的街道洒扫一新,城门高悬帏幕,张灯结彩。国王偕王后参加巡礼,举国出动,万人空巷。最受王室尊崇的瞿摩大寺赶着高三丈左右的像车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像车庄严神圣如同行宫,以僧幡盖顶,悬挂七宝,佛像立其中,一派金碧辉煌。像车距城门百步时,于阗国王要摘下王冠,穿着崭新的衣服,赤着双足,手持华香走出城门迎接佛像,焚香散花礼佛;佛像人城时,王后与宫女要在城楼抛撒花朵,一片五彩缤纷。14座伽兰各行像一天。行像完毕后国王与王后才起驾回宫。在1500年前的于阗佛国,佛教徒们欢庆自己的节日其气势之宏伟,场面之壮观,持续时间之长,都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说于阗是当时佛教的圣地之一并不为过。

  公元9世纪末到13世纪初,新疆塔里木盆地西部及帕米尔高原以西以北地区,出现了一个以喀什噶尔为都城 ,由葱岭西回鹘联合其他民族建立起来的突厥地方政权,《宋史》称之为“黑韩”,《金史》称之为“哈喇汗”。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喀喇汗王朝,又叫黑汗王朝。当时,喀喇汗人大多信奉佛教。

  公元893年,喀喇汗王朝遭到了以“圣战”名义入侵的萨曼王朝的沉重打击,决定主动改信伊斯兰教,以使萨曼王朝没有继续侵略的口实。经过萨克图以及其子穆萨•阿尔斯兰汗两代喀喇汗王的努力下,喀喇汗王朝20万突厥游牧民皈依伊斯兰教。

  阿尔斯兰汗实现本国伊斯兰化,巩固了统治地位后,也像萨曼王朝一样开始了对外扩张。他将信奉佛教的于阗国定为征服的目标。

  于阗当时执政的是李氏家族,世代笃信佛教,对喀喇汗王朝强迫佛教徒改信伊斯兰教的做法非常不满,当喀什噶尔的佛教徒发动反抗强制改宗的暴动时,于阗对于受迫害和暴动失败的佛教徒给予了收留和庇护。这让喀喇汗王朝有了发动“圣战”的借口。

  大约在公元962年,喀喇汗王朝发动了旨在征服于阗的“圣战”。

  在这词战争中,为了取得宋王朝和沙州政权的支持,李氏王朝的使者不断往来于开封、敦煌和于阗之间,于阗国的3位一王子也分赴沙州和开封,请求支援。宋朝因内部事务纷扰,没能从军事上对于阗国给予援助,只派了一个157人的佛教僧侣使团前往,以表示支持。幸好,于阗得到了高昌和吐蕃的全力支持与援助,占据了明显优势。经过历时八年的战争,于阗军队占领了喀喇汗王朝国都喀什噶尔,当地居民纷纷归顺,阿尔斯兰汗战败后逃往中亚,他的宝物、妻子、大象、良马等都成了于阗军队的战利品。

  占领喀什噶尔后,于阗王一边安抚百姓,树立傀儡政权,一边遣使向宋朝和报告获胜消息,并送上所缴获的部分战利品。

  但好景不长,喀什噶尔很快又被喀喇汗王朝夺回。于阗与喀喇汗王朝再次陷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状态。

  战争中,喀喇汗王朝的博格拉汗因为在于阗不能打开局面,便开始向西扩张,率领军队翻越葱岭攻打中亚的萨曼尼王朝喀喇汗军西征的时机,于阗军队从背后发动了进攻。博格拉汗不得不挥师东返,仓促应战。结果,博格拉汗竟然在战争中战死。于阗军队乘机一鼓作气,出人意料地再度攻占了喀什噶尔。

  博格拉汗的侄子玉素甫•喀迪尔汗得到消息后,立即在撒马尔罕宣布即位。他招募了来自巴格达、波斯、印度及中亚的雇佣军,号称14万之众,很快收复了喀什噶尔,并继续向于阗展开猛攻。

  于阗军队多处设防,顽强抵抗,但都被雇佣军相继击破。最终,雇佣军兵临于阗城下。无奈之下,于阗王决定投降,全国改信伊斯兰教。于阗将军乔克和努克拒绝改变信仰,率领一部分同样信仰鉴定的军民向昆仑山退去。喀拉汗王朝的雇佣军不战而胜,顺利占领了于阗。

  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乔克和努克在昆仑山中与追击而来的喀喇汗雇佣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雇佣军来自远方,不熟悉昆仑山中的地形,常常不知方向,屡屡受到乔克和努克的袭击,伤亡惨重,士气空前低落。

  在策勒一带的南部山区,双方又一次遭遇。战斗前,雇佣军为了鼓舞士气,举行了一次大型礼拜。于阗军队利用敌人做礼拜的机会突然发起攻击,雇佣军在做礼拜时没有带武器,又来不及备马,结果陷入一片混乱,四散奔逃。就这样,这批外国雇佣军被乔克和努克率领的军队彻底歼灭。这一词惨败,直接导致喀喇汗王朝在于阗的胜利化为泡影,不得不立即撤军。

  几年后,喀喇汗王朝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再度恢复了实力,相继向萨曼尼王朝和于阗国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喀喇汗王朝对萨曼尼王朝的战争最终以失败结束,但在于阗的战争取得了胜利,于阗国都再次被占领,喀喇汗王朝征服了于阗全境。

  这一次战败,给于阗佛教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于阗的佛教寺院被焚烧,佛像雕塑泥胎被毁坏,经卷文书散失殆尽,佛教僧侣大多被杀死,少数逃到了西藏和青海。于阗国从此被喀喇汗王朝兼并,不复存在了。

  吞并了于阗国之后,喀喇汗王朝王朝从于阗人那里知道了宋王朝的富庶、强大,深知于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源远流长,于阗受汉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在占领于阗后,立即从于阗向宋朝派去了进人贡使团。喀喇汗王朝王朝的文字记载因此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史书中。

  从此,于阗国开始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新纪元。佛教在那里香火断绝,钟鼓噤声。隆盛1000多年的于阗佛教,终于在11世纪彻底降落了。

  斯坦因盗于阗
  
  有这样一个人,一些人说他是伟大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一些人却说他是无耻的强盗,文明的破坏者。这个人在中国人的眼中尤其罪大恶极,因为他用包括盗取、骗取的非法手段掠走了属于中国的大量文物,严重破坏了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他就是“盗宝特使”——斯坦因。

  斯坦因原本是匈牙利人,于1862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4l岁时正式取得英国国籍。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两个人都与中国有关:一个是中国唐朝的高僧玄奘,一个是欧洲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青年时代起,斯坦因就热衷于探险,为此而终身未娶。

  出于对玄奘和马可波罗的崇拜,斯坦因对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西域非常了解。这为他潜入中国盗宝奠定了基础。

  1900年10月13日,斯坦因到达和田,制定了考察于阗古国的详细行动计划。他对《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于阗古国非常感兴趣,一直想知道这个繁荣昌盛、国运久长的文明古国的都城究竟在哪里?

  为了揭开谜底,斯坦因再次阅读了《大唐西域记》中关于于阗国的记述,还对照阅读了法国汉学家雷慕沙所写的《和阗城史》。这两本书都在记述于阗国都时提到了玉石的出产。

  斯坦因判断,于阗古国王都既然和玉石产地有关,那就应该到盛产白玉的河岸冲积平原上去寻找它。他决定到发现了楼兰古国的斯文•赫定收集到很多古物的约特干村去。

  在对约特干村附近的昆仑山区进行测量的过程中,斯坦因发现了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在山口造成的巨大冲积扇。他忽然产生了一个设想:是不是因为被1000多年来因洪水不断发作冲刷出来的砂石掩埋了,盛极一时的于阗古国都才一直不能被人找到?

  在约特干村民先辈的讲述中,约特干原本是一个可以跑马的平坦地面,没有渠水,也没有沼泽。约特干有两种含义:一是“约尔特汗”的谐音。“约尔特”是故园、故乡的意思,“汗”的意思是王。两个词连起来,就是王者之乡的意思;约特干的另一种解释为“被子”,为什么叫被子呢?“被子”下面盖着什么?是不是逝去的于阗古城?

  在另一个名叫查尔巴什的村子,村民们挖了一条引水渠。引水渠中的水冲出的深沟与一条叫做喀舍的深沟会合,在哈勒彻东边一个洼地形成了一片小小的沼泽。在那里,当地村民发现了不少混杂在古代陶器碎片中的小金片。斯坦因就从约特干买到了一只出自哈勒彻洼地的小金猴。

  见到、听说到的一切,使对寻觅古物有特殊敏感的斯坦因豁然开朗。他判断出,这些小金片来自于庙宇中包裹佛像的金箔。碎裂后的金叶和其他遗物与泥土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厚达3.9~4.2米的特定“文化层”。而河水将它们带到了哈勒彻洼地。河流不仅将大量古代陶器和碎片带了出来。斯坦因在洼地中还发现了大量和阗古币,连同购买到的加在一起,仅汉代五铢钱就有470枚,还有200多枚首次被发现的汉佉二体钱。

  汉佉二体钱又叫和阗马钱,是公元175~200年间制造的。钱表面的文字有汉文与佉卢文两种,分小钱、大钱两种。小钱上的汉文为“六铢钱”或“元,六铢钱”;大钱上的汉文为“贝符,重二十四铢铜钱”或“元,重二十四铢钱”。大钱、小钱上都刻有于“大王,众王之王,都尉之王秋仁之”。现在,界各国收藏的汉佉二体钱一共只有共352枚,斯坦因一人就获得了256枚,珍藏在大英博物馆,而中国仅持有1枚。

  看着这些珍贵的古钱,斯坦因兴奋异常。他认定,这些文物无疑就是来自于被掩埋了的于阗国都,而这个国都就在现在的约特干地下。

  斯坦因决定以约特干为起点,搜索于阗古国所有记载《大唐西域记》的寺院。

  斯坦因寻找的是《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娑摩若寺。根据记载,这座寺庙历时80年,历经3代国王才得以完成,内部结构非常精巧,雕文刻镂,用金银覆盖其上,众宝合成。按古籍的介绍,娑摩若寺应该在于阗都城西避难五六里远之处,是于阗佛国十分重要的译经场所。

  按古籍介绍的方位,斯坦因来到距遗址向西约一公里的小村庄艾斯肯特。在一片被尊为圣地的坟地附近,他找到了一个受当地村民世代敬仰的无名土岗。斯坦因认为,这可能就是娑摩若寺留下的最后痕迹。

  除此之外,斯坦因又在约特干西南方向10里外的一个被称为“康巴尔爷爷圣陵”的地方找到了玄奘记述过的地迦缚那寺。传说,地迦缚那寺是被曾流放龟兹后来归国的于阗大臣捐献住宅而建的寺院,因供奉地迦婆缚那菩萨而得名,后来被穆斯林定为神圣的阿力帕夏侍从的墓地。现在,昔日繁荣的地迦缚那寺已经风光不再,变成了一个正方形地垅环绕的土墓。

  满怀成功的喜悦和,带着掠夺的文物,斯坦因返回和阗。他已经成为第一个揭开古于阗国都约特干神秘面纱的探险家。他掠夺到的汉佉二体钱,后来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也造就了他在国际上的赫赫声誉。但是,他私挖滥采,不惜破坏遗址搜敛文物的行为,说明了他虽然披着探险家、考古学家的外衣,实际上确实一个贪婪的盗贼!他盗走了古于阗的珍贵文物,让它们至今远离故土,在异域飘零。
  
  于阗大事记

  早在公元前2世纪,于阗这个城邦之国就已经出现。当时,王国的都城就设在距和田西9公里的约特干。
  
  西汉末,中原战乱,于阗国乘机扩张。国土东起罗布泊,南邻吐蕃,西南至葱岭,西北到疏勒。晋代,于阗国王被册封为“晋守传中大都附奉晋大侯亲晋于阗王”。
  
  公元445年,吐谷浑慕利延败退到于阗,杀死于阗王,占据了于阗国。
  
  公元648年,吐谷浑被唐军打败,于阗复国,正式隶属唐朝。唐在其地设毗沙都督府,封于阗王尉迟伏阁雄为都督。
  
  公元755,吐蕃杀入西域,于阗国又被攻陷,直到吐蕃势力的衰退,于阗才重新建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国势重新强盛。
  
  宋朝时,于阗王李圣天与宋朝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结为姻亲,娶曹议金次女为皇后。
  
  约公元962年开始,喀喇汗王朝发动了旨在征服于阗的“圣战”, 于公元1001年杀死于阗王,占领于阗。于阗国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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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21:2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 夜郎——被世人误解两千年的古国
  
  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是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或称南夷。夜郎灭国于西汉末期,汉成帝河平年时(公元前28~25年),夜郎与南方小国发生争斗,不服从朝廷调解。汉廷新上任的牂牁(zāng kē,今贵州省大部分及广西、云南部分地区)郡守陈立深入夜郎腹地,斩杀名叫兴的夜郎末代国王,平定了其臣属及附属部落的叛乱。从此后,夜郎不再见于史籍。夜郎国存在了约300多年,其文明发展在西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

  夜郎国的故事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于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再无法西进。逗留期间,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汉使返长安时经过夜郎,夜郎国君也提出了同样问题。这段很平常的故事后来便演变成家喻户晓的成语¬¬----夜郎自大。

  寻找“自大”的夜郎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夜郎自大”,是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成语。当年,位处蛮荒之地的夜郎国国王向汉朝使者发问:“汉孰与我大?”结果,他这句话让世人贻笑千年。

  其实夜郎国君并非妄自尊大向汉王朝叫板。夜郎是僻处大山的方国,即便是今天,交通也多受限制,两千多年前更是山隔水阻。偶有山外客来,他们急于打听山外世界,向知道汉朝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也多亏了“夜郎自大”这个贬义性的成语,使夜郎国这个原本不为人知的小国留在了史册上,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

  中华文化是由“多元”合为“一体”的。当汉文化在中原崛起之时,边疆也出现多种民族文化,“西南夷”中的夜郎文化便是其中之一。

  “西南夷”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是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

  在《史记》的记载中,夜郎国有精兵10万,是生活在贵州一带、兴建起了城市的农耕民族。考古发掘也证实贵州当时确有较发达的农耕文化。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贵州威宁中水大河湾发现了碳化的稻谷堆积层,在贵州一些汉代墓葬中中也有稻谷遗存以及水田池塘模型和水稻田模型。在贵州赫章县的可乐地区,还发现了一大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墓,葬式非常奇特,是把铜釜或铁釜套在死者的头上和脚上,或将釜置于死者的脚下,被称为“套头葬”。这样的葬式此前在世界范围内都未发现,是神秘、古老的夜郎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饕餮纹无胡铜戈、青铜箭镞、一字格曲刃铜剑、铜柄铁剑、心形纹铜钺、蛇头茎首铜剑、牛头形铜带钩和鲵鱼形铜带钩,也显然都不是中原或巴蜀器物,应该是夜郎文化的遗存。

  墓葬中出土的铜鼓也是一条重要线索,它是夜郎与其他南方民族共有的文化特征,就像中原以鼎为礼器一样。

  在古代,铜鼓是南方民族普遍使用的乐器。它是由铜釜演变而来,起初是烹煮食物用的,后来成为乐器、祭器和礼器。铜鼓的形状如同烘篮,面平中空,腰部收缩,鼓壁很薄,有花纹,敲击时铿锵有声,铸造技术至今尚未完全揭秘。在贵州,出土了铜釜、釜改铜鼓,还有一件上面铸有“羽人竞渡”图案的铜鼓,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见由釜演变为鼓的发展脉络。在往后的历史中,贵州民间尚鼓之风世代相袭。

  在威宁中水出土的陶器上,人们还发现上面留存了多种刻画符号。这很可能是文字的萌芽形态。夜郎文字当时正处萌动时期。贵州部分少数民族至今仍保存和使用着古老文字,如彝文和水书,究竟与这些刻画符号有无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一直以来,人们从未发现过夜郎国的蛛丝马迹。连记载于神话传说中的古蜀国都找到了曾经存在的证据,而记载于世纪中的夜郎国却“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摸不到头绪。有人甚至认为,夜郎国可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空中楼阁,是道听图说的产物。现在,贵州一带的考古发现告诉世人,夜郎国是真实存在的。

  夜郎是我国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即存在于西南地区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家。古夜郎的地域与今天的贵州并不完全重合,它包括贵州的大部分与滇东及桂西北,还可能曾包括湖南的一部分,贵州则是夜郎的腹心地带。西汉以前,夜郎国名几乎无文献可考。夜郎之名第一次问世,大约是在战国时期。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楚襄王派将军庄跃讨伐夜郎王,夜郎战败投降。但《华阳国志》的这只言片语的记载少有人知,直到《史记》问世,人们才知道在西南边陲有一个夜郎国。

  关于夜郎国的起源,《后汉书》记载了一个传说:

  不知是哪一年,一天,一个女子在河边洗衣服。突然,一根三节长的大竹子从水中漂到女子的脚边。女子想把竹子推走,但推了几次,竹子仍旧漂回来。女子正要再推,忽然听到竹子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她很诧异,于是把竹子带回家,用柴刀破开,竟然在里边发现了一个男婴。善良的女子把婴儿养大成人。婴儿长大后,文才武略样样过人。他凭借自己的才智,迅速在西南崛起,统一了各族,成为第一代夜郎国王,并以“竹”字作为自己的姓氏。

  这个传说用带有神话色彩的笔墨生动地反映了夜郎的建国经过。而且,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心——古夜郎国很可能流行对竹子的崇拜,以竹子为本民族的图腾。在贵州有一个广顺镇,坐落在天马山下,左有美女山,右有郎山、夜合山。当地人代代相传说,夜郎国时的金竹夜郎王府就坐落在这里。当地老百姓称那里的古城池为夜郎王府、竹王府等。“竹”字与“夜郎”的同时存在,也证明了夜郎国“竹崇拜”的猜测。现在,在那里仍可看到残墙断壁旧址。古城池面积为2平方公里,有4个出口,内有两道城墙,用土石筑成。近代,人们在郎山西侧山下垦荒时,还曾挖出金剑、方印、青铜匙等多种文物,也挖出过多处古夜郎的坟墓。

  对于夜郎国的考古发掘,使一个奇怪现象出现在人们眼前。从发觉成果来看,夜郎国的国都好像到处都是,除了贵州的沅陵、广顺、茅口、安顺、镇宁、关岭、贞丰、桐梓、贵阳、石阡、黄平、铜仁以外,还有云南的宣威、沾益、曲靖,以及湖南省的麻阳等地方。这些地方都发现有相关文物,而且大多数地方的民间都有关于夜郎国的传说,证明该地曾是夜郎古都。有人因此认为,夜郎国时期战争频繁,疆域不断变动,其国都也不可能长久地固定于一地,应该是不断变迁,经常变化的。

  夜郎国从何时开始存在,无从查证,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大致推断。而其灭亡的时间,则被认为是在汉成帝河平年间。这一年,夜郎王兴同胁迫周边22个小国反叛汉王朝,被汉使陈立所杀,夜郎也随之被灭。

  夜郎古国的四重面纱

  自从旅游业在中国兴起,文化旅游越来越吸引人们的目光,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夜郎国的人文价值开始逐渐被世人看重。一段时间以来,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在争抢“夜郎”的归属权。那么,夜郎国究竟在哪呢?

  为了寻找夜郎古国,考古人的足迹遍及湖南、四川、贵州和云南由于在史书中找不到更多的线索,他们希望通过考古发掘让夜郎古国重新复活。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满腔热情的考古学家们难以面对尴尬的现实:夜郎古国神秘的面纱刚刚揭开一角,探寻之路却已山重水复。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夜郎古国苦苦追寻的人们已经找到了夜郎国确实存在的证据,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有人能见到夜郎的“庐山真面目”。 时至今日,夜郎古国至少还存在四大谜:

  第一个谜,是古夜郎的疆域和都城在哪里。作为一个国家,不论它是大是小,不论它存在过多久,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统治范围,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要确定其疆域,首先要确定其都城——也就是政治中心的所在。现在,贵州、云南、广西和湖南的一些地方都认为自己的故乡是夜郎国的都城。这些说法都能引经据典,并非子虚乌有。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夜郎国都吗?以前一些学者提出的“夜郎国都在不断迁移”的说法真的正确吗?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国家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地迁都。因为迁都毕竟是一个需要花费精力、民力、物力、财力的重大事件。

  第二个谜,就是谁是夜郎国的统治民族,或者谁是夜郎国人口最多的民族。目前对于这个谜有四种答案。有人说夜郎国的统治民族或者人口最多的民族是苗族,有人说是彝族,有人说是布依族,还有人说是仡佬族。这四个民族都成立了民族学会,为获得本民族是夜郎古国的先民寻找有力证据求证,但还没有任何一个找到了能够一锤定影的证据。

  第三个谜,是夜郎国所处的社会阶段是什么样的。夜郎国是末期阶段的原始社会,是早期阶段的奴隶制社会,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还是早期的封建社会早期?如果能知道夜郎国所处的社会阶段,对确定夜郎国的历史地位、追寻夜郎国的起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个谜,是夜郎国究竟存在了多长时间。夜郎国灭亡的事件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但它建于何时,起源于何时,却没有记载。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夜郎国存在了300年左右。但是这种说法没有获得统一认识,没有实际证据。

  这四个谜虽然至今没有被解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贵州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就为解密夜郎文化提供了重要帮助。

  彝族默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志》中说,西南夷建立的政权有数十个,其中夜郎国是最大的。西南夷在历史上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就是西南古老民族文化的代表。

  自从可乐地区农民因农事活动发现第一批出土文物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此在可乐地区进行发掘,共发掘古墓近400座,出土文物2000多件,其中,战国、西汉、东汉时代都有大量的文物出现。出土的石、陶、玉、青铜、铁、玛瑙等不同质地的农具、生活用品、战斗兵器、装饰品及农耕画像砖、乐工图画像砖等大量文物,充分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民族文化,以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夜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可乐,在彝文古籍中叫做“柯洛倮(luǒ)姆”,是“中央大城”的意思。这很可能意味着这里就是夜郎国的国都。“柯洛倮姆”在中原史书中记做“柯乐”,后来就演变成了“可乐”。现在,在可乐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当地人也说,彝族是最先进入可乐的人。如果可乐真的是夜郎国的国都,那么彝族人很可能就是当初的夜郎国人。

  据彝文古文献记载,当时与“柯洛倮姆”齐名的,有成都的“勒姑倮姆”、重庆的“储奇倮姆”、昆明的“勒波倮姆”等等。根据这个线索推断,推断,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各地的“倮姆”很可能就是属于夜郎国的重要城市。

  夜郎国在可乐地区建造城市时,已发展到鼎盛时期。众多同时代的城市遗址表明,夜郎王为了扩展地域,很可能曾携带家眷,率领兵卒,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多处建立城池。这也许就是许多地方都被认为夜郎国都的原因。

  结合史书记载以及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夜郎国主要分部在贵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可乐“西南夷”墓群只能说明可乐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城市,非常繁荣。如果仅凭名字就说它是夜郎国的国都,理由还嫌不够充分。

  夜郎国的四大谜题,并未真正解开,神秘的夜郎古国仍需要我们继续探寻。

  活在彝族历史中的古夜郎
  
  在古代中原王朝编纂的史书中,对少数民族以及其他附属国的记述历来非常简略,对夜郎国尤其如此。那些只言片语的记载,让人根本理不清夜郎国起源的头绪。

  就在人们挖地三尺地搜寻时,有人突然在彝族的文献资料中找到了线索。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自己的风俗,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记载,甚至比中原的更连贯,保存得更好。而在他们的文献记载中,竟然有非常详细的关于夜郎国的记述。

  根据彝族的史料可知,夜郎之名是以国君夜郎的名字命名的,分为武米、洛举、撒骂、金竹4个历史时期。武米历史时期又分为夜郎、采默、多同、兴和苏阿纳4个历史阶段。夜郎时期,夜郎国只是一个较强大的奴隶制君长国。从国王采默即位开始,以夜郎为首,四周的小国建立起了联盟,并与周朝建立了联系。采默夜郎统治的联盟有5个成员国;多同夜郎统治的联盟有6个成员国;兴夜郎统治的联盟有10个成员国,其中有7个归其直接统治;苏阿纳夜郎统治的联盟有9个成员国;洛举夜郎统治的联盟有10个成员国;撒骂夜郎的盟国有6个,直接统治的邦国有4个;到金竹夜郎时,所统治的邦国达到了39个。

  夜郎奴隶制联盟有浓厚的军事性。为了共同的和各自的利益,各联盟国在夜郎国的指挥下作战;战事结束或夜郎国实力衰减时,一些盟国就可能脱离出去,各自为政。当时那里的战争非常频繁,其中有关夜郎的战争最多。

  夜郎的最高统治集团由君、臣、师和匠组成。师有些像祭司,又有些像史官,负责讲解道理、规矩,记载历史事件和君的言行,君则按照规矩发号施令,臣和匠按君的命令行事。臣主要管理行政和领兵征战,匠则专管理经济事务,领导生产、建设。由此可见,夜郎有一整套严密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制度。

  夜郎国人的民族归属,据彝族文献记载,有最早进入夜郎的撒数,以及僰部系、娄部系、濮部系、乜部系,后期还有老苗人。僰(bó)、娄、濮3大部系是后来彝族的主要先民。僰部系中的武部系,彝史文献称为前武部系;娄部系中有武、乍部系。前武部系融于武、乍部系,彝史文献称为后武部系。夜郎的统治民族就是后武部系,是现代彝族的主要先民之一。

  中国西南的云、贵、川3省,在远古时期就有早期的原始人类活动。大概相当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初期,势力最为强大的部落酋长希慕返在西南出现了。希慕遮氏的统治历经14代,首领的权力传到了道慕仪的手上。道幕仪将子孙分封为武朵、武默、武博洛、武赤慕、武果勒、武色吞、武古驾、武德布、武陀尼等九部首领。九部首领中,有一些以武陀尼为首领组建了伯部,有一些以恒阿武为首领组建了仲部,还有一些以色麻举楷为首领组建了叔部,分为3部7国。

  道慕仪的后人武洛撮做首领,又同时分封了11个部族为方国,与道慕仪时分封的诸侯国相融,称为前武祖,武洛撮号称武米即天君。武洛撮的后人笃慕俄做首领时,以沾益为中心,成为西南最大的君主国。他又分封了武、乍、陋、侯、布、默6个方国,其中武、乍两部与前武祖相融,称为后武祖。后武祖中的武、乍部落被分封于曲靖,史称夜郎。六祖产武乍,武乍产夜郎,这就是前武、后武与夜郎的缘由。

  夜郎兴起于夏朝时期,首领因袭前武的称号,也自称武米即天君,历经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3个朝代,于后汉时在金竹夜郎王朝终结,历时大概有两千余年。

  武米夜郎传承于前武祖时期的武米,因此称为武米夜郎。最著名的国王是夜郎、采默、多同、兴与苏阿纳。其中,夜郎正是夜郎国的开国君主。

  武米夜郎包括采默、采默鲁里、鲁里娄里、朴娄阿武、阿武撮勾五个方国,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是采默夜郎,他也是夜郎国的盟主。除了亲统五部方国外,他还统辖了周围的10个小方国。

  多同夜郎起源于武国。武国当时分为九个部落,苏必姆君部就是其中之一。苏必姆的孙子多做首领时,以自己的名字为国名,是为多同夜郎。多同夜郎有5个方国和5个附属国,多同就是他们的盟主。

  多同夜郎之后,兴部落强大起来,取代了多同夜郎,成为兴夜郎。兴夜郎拥有近30个方国和附属国,实力非常强大。

  兴夜郎后期,西边的苏阿纳部落强盛起来,取代了兴夜郎的盟主地位,建立了苏阿纳夜郎。苏阿纳夜郎是武米夜郎的最后时期,苏阿纳是武米夜郎的最后一位君主。

  苏阿纳之后,夜郎盟长转移到佐洛举部落,是为洛举夜郎。洛举夜郎曾经统治了10个方国。但这一代夜郎王朝在首领佐洛举死后就断了香火,来自于武部分支的撒骂继任盟主,建立撒骂夜郎。

  撒骂夜郎曾经非常强大,但频繁的战争消耗了这个王朝的实力,它统治下的句町部的幕帕汝舍磨部逐渐强大起来,首领金竹于是掌握了夜郎的军政大权,成为夜郎盟主,建立金竹夜郎。

  金竹夜郎统治时期是夜郎国有史以来最强盛的时期,也可能是夜郎国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可惜的是,金竹夜郎的最后一代国王不明智地惹怒了汉王朝,引来了国破家亡的大祸。

  夜郎王印与活人坟
  
  在中国的考古学中,印玺绝对是一项重要内容。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印玺一直是权力的象征找到一枚古老的印玺,很可能就可以确定一个传说中的势力。

  夜郎国的夜郎王印就是考古学者都在尽心竭力地寻找的印玺。

  按《史记》的记载,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大将王恢率军降服东越,之后派唐蒙劝告邻近的南越归附。他在那里吃到一种名为枸酱的美食。回到首都长安,唐蒙从巴蜀商人那里了解到,枸酱是巴蜀的特产,是经夜郎国的牂牁江运到南越的。巴蜀商人的解释提醒了唐蒙。他建议朝廷顺牂牁江出奇兵,制服南越。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中郎将,率精兵千人进入夜郎。唐蒙到夜郎后,赐给夜郎王多同许多宝贝,恩威并用,约定让汉朝在夜郎设置管辖机构。后来,南越开始对抗汉朝,被汉军消灭。夜郎王本来依赖南越,此时便立即入朝称臣,被汉朝正式封王,并与滇王同时得到汉朝赏赐的王印。

  根据《史记》的记载看,夜郎国应该有一枚中原王朝赐予的印玺。但人们对史记的这个记载并不完全相信,因为夜郎国的印玺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

  1956年冬天,云南考古人员在滇池东岸的晋宁石寨山进行考古发掘。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能出现一颗滇王印就好了,石寨山的名气一下子就会大起来。”这本是戏言,哪知道岂知几天后,人们果然清理出一枚金印,上面刻着四个典型的汉篆阴字——“滇王之印”金印完整无损,印背上雕刻着一条大蛇,两眼熠熠放光。学者们考证后认定,这就是汉武帝颁赐给滇王的金印。

  滇王印的发现,证明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汉武帝赐印给夜郎王与滇王”的事是真实可靠的。滇王印的发现,时古代滇国正式复活。那么,夜郎王印又在何处呢?

  夜郎王印应该是每朝君王之间代代相传。夜郎灭亡前,这枚重要的印玺应该在夜郎王手中。公元前27年,汉朝太守陈立诱杀了夜郎王。夜郎王的岳父翁指、儿子邪务兴兵复仇。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率领的大军叛变了,拿着翁指的首级投降了汉朝。夜郎国从此灭亡,夜郎王印的下落便成了千古之谜。夜郎王是被杀的,他的夜郎王印很可能在之后被汉朝收回。如果是这样,要找到夜郎王印就成了极其困难的事。

  但也有人认为,夜郎王是被陈立引诱出来杀掉的,很可能没有随身携带印玺。后来,翁指被叛军杀掉,但夜郎王的儿子邪务的下落却没有被记载。那么,这颗印就很可能被邪务继承,在兵败后被带走。

  上述说法中,任何一种如果符合史实,就意味着夜郎王金印的下落将很难被找到。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在夜郎王金印被找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时候,夜郎王青铜印离奇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贵州镇宁的一位杨姓苗族老人称:他们这一支系的苗族是夜郎王的后裔,他手上有一枚夜郎王自制的大印!

  老人手中的印是由青铜铸成的,印面方形,边长为5厘米有余,厚1.5厘米。印面阳刻图文,中央是一个似人非人的图案,3排文字环绕着这个图形排列,字体与汉字不同。老人称自己是夜郎王的第75代后裔,这枚青铜大印是祖祖辈辈秘密流传下来的,一代只传一人,其他人都不知道印在谁的手中保存。

  专家已经确认,这枚青铜印确实是汉朝时期的重要文物。因为印是青铜制造,明显不是汉朝赐予的金印,很可能是夜郎王在获得朝廷赐印前自制的印玺。如果真是这样,这枚大印的价值并不亚于当年汉武帝赐予夜郎王的那枚仍未现身的大印。

  那么,镇宁真的是夜郎王族最后栖息的土地吗?

  在镇宁,有一个叫蒙正的村落。“蒙正”,在当地语言里是“遗留下来”的意思。这里的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祭祖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却只是山坡上一些残破的小石洞。这些小石洞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叫做“活人坟”。当地人说,那里不是埋葬死人的,而是埋葬活人的,他们的祖先就是当年埋在活人坟里的人,后来从坟里跑了出来,繁衍出现在的后代

  据传说,古时这里发生了战乱,青壮年要应征去打仗。他们担心老弱病残和孩子无人照顾,死了也没人埋葬,于是就盖起了活人坟,将活着的亲人放进去,并在里边摆放了一些食物。活人坟里的人在吃光食物后,就要等待死亡的到来。

  这些石洞完全由石板砌成,高约1米,宽约0.8米,长近3米,十分坚固。坟墓大体结构是一样的,在墓主人头顶部位,都留有一个高台,用于摆放食物。在靠外面一侧留有通气口,如果墓里面是男人,通气口就在左侧,如果是女人,通气口就在右侧。

  如此奇特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自己的亲人的?难道真的是年轻人都去打仗,所以提前安葬亲人吗?那么,年轻的妇女难道不能承担照顾家人的责任吗?

  有学者解释,活人坟与夜郎国有关。夜郎国被汉朝灭亡后,首领带着夜郎国的军队逃到一现在的蒙正村一带避难。

  经过200多年的时间,这些夜郎国后裔使自己的部落又繁盛起来,逐渐发展壮大。、到大约公元100年的东汉末年,蜀国统治了包括蒙正在内的巴蜀以及贵州。当时,夜郎国遗留下来的后裔已经强盛。他们兴起复国的想法,发动了战争。结果,夜郎后裔大败,被蜀国俘虏了2000多人。蜀国为防止夜郎人再次造反,命夜郎王族迁往汉中。

  陕西汉中距离贵州镇宁县两千多里,道路崎岖,距离遥远。夜郎人中的老弱病残显然不可能在这样的迁徙中活下来。所以,族长让无法进行长途跋涉的人留了下来,决定让他们安息在蒙正,修建了活人坟。

  也可能,所谓的活人坟是夜郎人想出来的计策。他们修了活人坟,留下气孔和食物,安排一部分人躲在里边掩人耳目,等蜀国军队撤军后再出来。活人坟中的一部分人躲藏了几天后,悄悄走了出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也就有了现在的蒙正村居民。

  这个解释,也正好能说明为什么夜郎王青铜印会在杨姓老人的家族中以秘密的方式流传到今天。

  夜郎大事记
  
  “三皇五帝”时代初期,希慕返在西南建立政权。其后人武洛撮为王时,分封诸侯,夜郎国因此诞生。
  
  夏朝时期,夜郎王朝兴起,首领称武米即天君。夜郎国从此经历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金竹夜郎4个王朝。
  
  战国时期,楚襄王派将军庄跃讨伐夜郎王,夜郎战败投降。
  
  汉武帝时,汉武帝派人寻找大夏国,途经夜郎。夜郎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从此留下“夜郎自大”的成语。
  
  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胁迫周边22个小国反叛汉朝,被汉使陈立所杀,夜郎随之被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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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23:4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二章 乌桓——胡风浓烈的王国

  乌桓,亦作“乌丸”、“古丸”、“乌延”,为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语言与鲜卑相同,属东胡语言的分支,无文字,刻木为信。东胡盛时,与鲜卑同为其重要成员。秦汉之际,活动于饶乐水一带。东邻挹娄、夫余、高句丽等,西连匈奴,南与幽州刺史所部相接,鲜卑居北,乌桓居南。
  
  乌桓,东胡的后裔

  公元前206年,匈奴王冒顿单于消灭了东胡人联盟。东胡人中的一支向北败退,来到科尔沁草原的中心地带的乌桓山下定居,这就是乌桓。《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

  其实,早在东胡人来到乌桓山之前,乌桓已经存在,是东胡部落联盟中的一个部族。

  乌桓没有文字,使用东胡语,开始时比匈奴落后,没有国家政权,还遗留不少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痕迹。他们实行收继婚和抱嫂婚,父亲和兄长死后,儿子和兄弟可以娶其继母和嫂子,伯叔母与侄子、叔父与侄媳之间甚至也可通婚。

  乌桓是游牧部落,以畜牧业为生,兼营狩猎。据《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他们的畜牧业很发达,牲畜特别多。

  在汉代, 乌桓开始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私有财产早已出现,婚姻嫁娶、犯罪赎死及丧葬,都会用私有的牲畜等财物办理。由于作为游牧部落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牲畜变为私有,五环人开始由各家各户独自经营自己的畜牧业,但牧场、山林、湖泊仍保持氏族公有,只有一部分农耕地逐渐向私有制过渡。

  随着财产的私有,贫富差距就在乌桓人中产生了首领拥有了更多特权,虏获的奴隶和战利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归于自己,次品分给战士。首领逐渐成为统治者,成为贵族,握有统治权力。这时,乌桓各部落的统治者被称为“大人”。开始时,大人由选举产生,勇敢强壮、能处理争执、纠纷的人就可以拥有候选资格,一旦当选,一般到死后才会被替换,不可世袭。到东汉末,这种公选制逐渐被世袭制代替。据《后汉书·乌桓传》记载:“献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位。”这说明乌桓大人已是父子相承。

  大人是乌桓各部落的最高领袖,而各部落则是由邑落组成的。每部统辖着数百乃至数千个邑落。乌桓每一邑落有人口100多至200多人不等,由不同氏族的帐户相聚溶合而成。但此时血缘复仇的情况仍然大量严重,往往容易引起氏族、部落间的械斗和互相残杀。邑落的头人称为“小帅”。各帐落各自单独经营畜牧业,夏冬两季转移牧地时,便在小帅率领下,以邑落为单位,顺着一定的路线共同迁徙,每一邑落占有一定的游牧区。邑落小帅受制于部落大人。通过战争、朝贡、胡市,邑落小帅的权势有所增长,并受汉魏赐封。

  乌桓的氏族成员没有自己的姓氏,常常以大人或部落中英雄的名字作为姓氏。大人发布命令时,以刻木为信,上面没有文字,但部众绝对不敢违犯。一旦有违背大人命令的,就会被处死;被大人通缉的罪犯,任何部落都不得接纳。

  大约在公元1世纪初的王莽统治中原时期,乌桓人开始蓄养奴隶,正式进入奴隶社会。从此,他们不断在缘边地区进行战争,掠夺人口做奴隶。公元25年,当赤眉起义军战败退入辽西、辽东时,就被乌桓人截击,全部被掠夺为奴隶。东汉初期,乌桓还与匈奴联合出兵,攻击东汉边境,当地百姓经常被掠夺为奴。俘掠人口当奴隶,是当时的乌桓对中原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奴隶的日益重要,使得乌桓连向汉朝进贡时都以奴隶为礼物。公元49年,乌桓大人向光武帝朝贡时,贡品中就有奴婢若干。

  乌桓除了钞略生口为奴外,还进行奴婢买卖。奴隶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有的也从事拾粪草、牧幼畜等生产劳动。

  匈奴消灭东胡政权以后,乌桓以及投靠乌桓的东胡其他部落臣服于匈奴,向匈奴交纳牛、马、羊和毛皮等岁赋。在西汉沉重打击匈奴之后,乌桓脱离了匈奴的严密控制,附属于西汉,但也时常与匈奴有往来。

  到了东汉时期,中原王朝与乌桓之间关系真正改善的时期。光武帝以大量的钱和丝绸作代价,使乌桓彻底臣服,主动要求成为东汉的内属。东汉授予81名乌桓部落领袖王侯荣誉爵位,并允许这些乌桓部落居住在沿边诸郡。汉朝向他们提供食品和衣服,作为报答,他们承担保卫边境反对匈奴与鲜卑的义务。

  东汉还重新设立了乌桓校尉府,负责处理乌桓、鲜卑事务。这个机构使东汉与乌桓之间的和平关系保持了半个世纪。乌桓忠实地履行了协议中规定的职责,坚定地和东汉一起抵抗匈奴和鲜卑的侵略,还参加了对付东汉境内其它叛乱的军事行动。尤其在公元2世纪,乌桓骑兵开始为东汉皇帝服役,被用来作为皇宫侍卫。

  汉献帝时期,乌桓与袁绍勾结,共同对抗曹操。为了排除乌桓侵扰的威胁,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远征乌桓。大军直捣乌桓的统治中心,杀掉了乌桓首领蹋顿,平服乌桓各郡。他把乌桓的一万余落部众迁至内地,把乌桓的精兵编为骑兵部队。这支部队英勇善战,在曹操统一北方及与刘备、孙权角力的战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迁入内地的乌桓人因为与中原联系加深,开始从事农业,并被逐渐编入中原王朝的户籍,逐渐与汉族融合。留居在塞外的乌桓人到两晋时期仍很活跃,并先后归附于前燕、前秦、后燕、鲜卑。

  魏晋以后,乌桓与其它诸族错居杂处,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所谓的“杂胡”。据《魏书》记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后来,乌桓人又扩散至陕西的上郡、冯翊、北地三郡。而雁门郡的乌桓,与鲜卑、匈奴等融合成为铁弗刘氏或独孤氏,发展为赫连勃勃的夏国。幽、并二州乌桓则继续内迁,遍布于太行山以东的河北省中部和南部,参与了十六国、南北朝时各地区的战争。久处中原的乌桓人逐渐被同化于汉族,乌桓姓氏相继有郝氏、刘氏、张氏、王氏、鲁氏等出现;而另一部分随着鲜卑的强大而加入其中,先同鲜卑融合,最终随鲜卑汉化而同化于汉族。

  乌桓铁骑威震中原
  
  乌桓人本是东胡部落联盟中的一支,所以继承了东胡人的生活特征,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勇猛善战。

  最初的乌桓人生活的地方,史籍中称作“乌丸川”,即西起西拉木伦河以东,乌力吉木仁河新开河以南、洮儿河以西、西辽河以北的狭长带状草原。开始时,乌桓人做为匈奴人的种族奴隶,受到了残酷的奴役。因此,他们经常反抗匈奴人的奴役和压迫,但都被匈奴人镇压。汉武帝对匈奴的进攻取得一连串重大胜利后,乌桓人得到西汉王朝的庇护,徙居五郡塞外之后,生活安定起来。

  乌桓人因自恃有强大的汉朝作后盾,为报匈奴人灭亡东胡的旧恨,挖了匈奴人的祖坟。匈奴单于大怒,遣20000骑进击乌桓,同时又派3000余骑入侵汉塞,掠虏汉朝边民。西汉命中郎将范明友为渡辽将军,也率二万骑追击匈奴。匈奴人得到消息,抢先迅速撤离。汉兵遵照大将军霍光“兵不空出”的原则,转而对乌桓进行了攻击。乌桓刚受到匈奴重挫,部众疲敝,在范明友攻击下损失惨重,3位大人被杀,6000余人被斩首。乌桓无力与汉朝为敌,开始时而归附西汉,时而与匈奴联合,实行双重政治策略。

  到了东汉初年,新仇旧恨使乌桓人不断进攻中原边境。他们骑着快马,轻装简从,早晨从草原出发,傍晚即可抵达东汉边城。这一时期,不仅东汉军队屡屡被乌桓击败,就连匈奴人也被乌桓杀得北徙千里。

  因为乌桓铁骑不能战胜,光武帝刘秀就以财务贿赂乌桓,让乌桓归附。于是,乌桓部族中以势力最强大的辽西乌桓大人郝旦为首的各郡乌桓首领900余人归附东汉。

  就这样,从公元前206年匈奴袭击东胡,直到公元49年光武帝用赏赐收服乌桓,前后240多年的时间,乌桓这个驻扎于科尔沁草原深处的小部落,从匈奴、西汉、王莽政权、东汉的征服下发展了起来,成为漠南草原最强盛的民族。乌桓人从此深入中原地区,与东汉王朝基本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平衡状态。

  东汉中期入居塞内十郡的乌桓人,精骑善射,能征贯战。他们选出精良的乌桓骑兵,组成队伍,为东汉作战,被称为“乌桓突骑”。当时,乌桓突骑在作战中起着冲锋、突击和摧陷敌人阵地的作用,是一支勇猛非凡的骑兵突击队,战斗力却很强。当时幽州各郡都有突骑,其中的渔阳、上谷的突骑在国内最享有盛名。而这几郡的乌桓人大都是由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内迁的乌桓人组成,所乘战马也是来自科尔沁草原腹地辽西、辽东郡。

  东汉中后期,各地乌桓由于战争迁徙和民族融合成分越来越复杂,部落中融入了大量的匈奴人、鲜卑人、汉人、林胡、羯等多种成份,人口空前增加,地域分布也越向华北和塞外西部发展。他们此时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不相属统,在前进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各自发展。

  汉灵帝时,上谷乌桓大人难楼部落中有众9000余落,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也有五千余落,都各自称王,辽东乌桓大人苏仆延、右北平乌桓大人乌延也都随后称王。这些大人都是乌桓各部中的佼佼者,实力也很强。他们与渔阳乌桓共称“幽州乌桓”,当中以辽西乌桓最强盛,被辽东、右北平两郡乌桓常奉之为盟主。

  这时,东汉王朝衰弱,中原爆发黄巾起义、地方群雄乘势并起,战乱频频。东汉中山相张纯、泰山太守张举与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结盟,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聚众10余万,形成割居势力。张纯与乌桓联盟后,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恒元帅。骑都尉公孙瓒(zàn)曾与张纯大战一场,张纯大败。公孙瓒深入追记,被丘力居率部围困200多天,士兵死伤大半。

  公孙瓒是东汉未年北方名将,史书称他为人勇敢善战,赴敌如仇,望尘追逐,甚或继之以夜战,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而这样了不起的名将能被乌桓围困半年多,足见乌桓铁骑的战斗力多么惊人。

  当然,公孙瓒也不是浪得虚名。在长期与乌桓的战斗中,公孙瓒也得到了历练,深为乌桓畏惮。后来,公孙瓒占据幽州,施政残暴,尤其对乌桓人一心要赶尽杀绝。乌桓人奋起反抗,与袁绍合兵10万,共同攻打公孙瓒。公孙瓒惨败,一蹶不振,最终被袁绍除掉。袁绍就是从这时崛起的。在消灭公孙瓒的过程中,辽西乌桓大人蹋顿、辽东大人苏仆延、右北平大人乌延等帮了很大的忙。因此,袁绍封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为单于,并赐予印、车、华盖、羽旄、黄屋、左纛,帮助乌桓人建立起了正规的军队,设千夫长、百夫长等军职。乌桓铁骑的实力进一步提升。

  后来,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被曹操平复。他把乌桓人全部迁入中原,将所获的乌桓战士通过精选和整编,改编成精良的骑兵部队,仍由乌桓的王、候大人率领,随同曹操转战南北。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年),乌桓骑兵编入张辽、李典军中,在合肥与孙吴大军作战。在敌众我寡,数百倍于已的吴军面前,张辽率军奋勇冲击,大败吴军,几乎活捉吴王孙权,获全胜。张辽因此有了威震逍遥津的美谈。这不仅是张辽本人的勇猛,更重要的是乌桓骑兵的英勇善战成全了张辽。

  后来,曹操屡征西羌,与马超开战。西羌人勇猛善战,曹操屡屡战败。最终还是靠无可匹敌的乌桓骑兵,才打败了同样以骑射闻名的西羌骑兵。

  自此,乌桓骑兵终在史书中留下了“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的评价。这支来自蒙古草原的“天下名骑”,帮助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后来与吴、蜀对峙时,吴蜀联军联合进攻曹操都不能成功,而曹操却屡屡在进攻中取得战果,乌桓铁骑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曹操北征乌桓之战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以少胜多,打败不可一世的袁绍军。此后,袁绍实力大减,在与曹操争锋中接连败北,不久就因承受不了战败的打击吐血而亡。公元205年,袁绍之子袁尚、袁熙投奔北方的乌桓部落。曾经得到袁绍善待的乌桓人收留了两个人,并且出兵攻击曹操的部下鲜于辅,要为袁绍报仇。

  早在曹操进攻困守南皮的袁绍长子袁谭时,乌桓就有攻击曹军的意图,曹操对此非常记恨。现在袁尚、袁熙躲在乌桓的羽翼下,就成了曹操讨伐乌桓的直接导火索。北征乌桓对于曹操来说是势在必行了。

  早在公元206年,曹操就让董昭修建了两条漕运,以便于运粮北上。在北上之前,曹军将领提出异议,认为袁尚、袁熙已不足为惧,如果举兵讨伐乌桓,躲在荆州的刘备很可能劝刘表趁虚进攻许都,导致曹军腹背受敌,进退不得。曹操的谋士郭嘉则认为:乌桓自恃地处边远,肯定不会做防备,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即使孤军深入也一定能获胜。袁氏家族经营河北多年,施政比较仁慈,河北百姓对袁家有感情;而袁氏家族与乌桓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一旦放过袁尚、袁熙,等到他羽翼丰满,百姓与乌桓一起响应,再想制住他就难了,所以一定要斩草除根。至于刘备,刘表多疑,必然不会重用他,根本不用担心。

  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决定北征乌桓。

  公元207年,曹操带着张辽、徐晃、张郃、张绣、韩浩、史涣、鲜于辅、阎柔、曹纯、郭嘉等人,率领大军抵达无终(今天津蓟县),兵临塞口,准备经滨海道进攻乌桓人的柳城。大军就要启程之际,大雨却连绵而至,道路不同,进军时间一拖再拖,从五月份一直拖到了七月份。此时的乌桓早已经得到消息,有了准备,想趁其不备而偷袭已经是不可能了。这样一来,曹操似乎只能退军,无功而返了。

  如果此时退兵,前功尽弃,以后曹操未必有机会在段时间内再组织一次对乌桓的进攻,而乌桓铁骑也会频频骚扰幽州,让曹操的后方永无宁日。等袁氏兄弟恢复了元气,曹操的命运就不可知了。

  曹操当然明白后果,不会轻易撤军。很幸运地,他在徐无山遇到了当地的“地理通”田畴。田畴给他指点了另一条攻取乌桓的道路——卢龙塞。

  自古以来,从河北到辽西有两条路。最著名的一条就是曹操本来要选取的滨海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辽西走廊”。这条路在东汉时期是通往辽西的主要通道,但交通条件非常恶劣。天气好的情况下,还能便于行军,一旦遇到大雨,这条路就成了泥泞不可行之路。另一条路就是卢龙塞。这条路就是今天河北喜峰口到冷口一线。

  西汉时,汉军与匈奴在右北平一带长年作战,卢龙塞还很畅通。但东汉年时期的两百年间,条路人迹罕至,杂草横生,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行,是一条没有路的路。若不是田畴指点,没人能想到从这条路出塞。

  卢龙塞这条路无疑是艰险的,但至少比大雨中的滨海道好走得多。

  公元207年七月,在郭嘉的建议下,曹操抛弃辎重,命田畴为向导官,率领轻装部队从无终出发,千里奔袭。临走前,曹操命人在滨海道旁立碑刻字,声称:这次夏季进攻因为道路不通暂时作罢,等秋冬集结雨水少了再进军。乌桓得知碑文,以为曹操大军真的退去了,渐渐放松了警惕。

  在田畴的指引下,曹军从卢龙塞出关,一路逢山开路,急行军到距离柳城不足200里的白狼山附近。直到这时,袁氏兄弟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才得到消息,仓猝集结数万骑兵迎敌。

  两支只顾低头行军的军队在白狼山意外相遇了。

  这一战,如果曹操战败,势必全军覆没,难以逃回中原;如果乌桓战败,则柳城势必定失守,而他们也来不及再组织一支大军。因此,白狼山之战势关全局。

  乌桓骑兵单兵作战能力强,但缺乏战术、战略配合。曹操手下都是勇冠三军的猛将、百战余生的精锐骑兵和“虎豹骑”,但将士们经过十几天的山路和急行军,体力已经大打折扣,而对抗骑兵的重装步兵还在队伍后面。所以,这一场战斗,战争的双方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谁能抓住战机、激发士气,谁就能赢得这场战争。

  面对久负盛名的乌桓铁骑,曹操没有惊慌。他登上白狼山观望敌阵,发现乌桓军队伍不整,阵形松散,便命令大将张辽、张合做前锋,冲击敌阵他把自己指挥军队的旌旗交给张辽,为张辽等人打气。张辽持旗上马,率军直冲敌阵。在他的带动下,曹军的精锐骑兵与乌桓骑兵在白狼山下一场血战。张合、徐晃、曹纯等猛将奋勇争先,数万骑兵在刀光剑影中舍生忘死地厮杀。仓猝集结的乌桓军本就人心惶惶,见曹军如此勇猛,更加胆怯,开始崩溃。混战中,曹纯麾下的:虎豹骑捕获乌桓首领蹋顿,将其斩首。这么一来,乌桓群龙无首,士气立泻,被曹军杀得七零八落,死尸铺满山野,长期以来纵横中原的乌桓铁骑全面崩溃。

  之后,曹操挟白狼山大胜之势,率军一举平定了三郡乌桓的亲袁势力,直接占据柳城。他没有追击再次逃亡投奔公孙康的袁尚、袁熙,而是成竹在胸地声称,这两人都首级将会很快被送来。果然,没多久公孙康就把袁氏兄弟的头颅送来,以避免士气正旺的曹操把战火烧到自己的领地。

  曹操北征乌桓这一战,打得十分艰险。先是有大雨阻路,随后为了出其不意的急行军也使全军疲惫不堪。更危险的是,为了急行军,曹操的骑兵与步兵已经前后脱节。白狼山一战,曹操其实是以数量比敌军少的疲惫骑兵迎战“天下名骑”。再加上东北的气候与中原大不相同,天时地利曹操可说是一样不占,人和一项还因兵力以及士兵的体力而大打折扣,连曹操最信赖的谋士郭嘉也在此次行动中重病身亡。因此,曹操的这次胜利实属不易,也有侥幸的成分。连曹操自己也说:“这次赢得困难,赢得侥幸!”

  好在曹操还是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并获得了精锐的乌桓骑兵,这大大发展了曹军的骑兵部队。

  这一年九月,曹操从柳城班师。此时雨水已经止息,滨海道可以通行了。曹操经此路返回,途经碣石,回想白狼山一战,意气风发,写下了豪情满怀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最后一句中的“幸甚至哉”,应该是曹操征乌桓后的的真实感受。

  乌桓大事记
  
  公元前206年,匈奴王冒顿单于消灭了东胡人联盟。东胡人中的一支向北败退,来到科尔沁草原的中心地带的乌桓山下定居,为匈奴人役使,是为乌桓。
  
  汉武帝时,汉朝打败匈奴,乌桓人得到西汉王朝庇护,徙居五郡塞外之后。
  
  公元1世纪初,乌桓人开始蓄养奴隶,正式进入奴隶社会。从此,他们不断在缘边地区进行战争,掠夺人口做奴隶。
  
  东汉初期,光武帝以财物诱惑,使乌桓彻底臣服,成为东汉的内属。东汉授予81名乌桓部落领袖王侯荣誉爵位,允许乌桓部落居住在沿边诸郡。汉朝向他们提供食品和衣服,作为报答,他们承担保卫边境反对匈奴与鲜卑的义务。
  
  汉献帝时期,乌桓与袁绍共同对抗曹操。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远征乌桓,杀掉了乌桓首领蹋顿,平服乌桓各郡。乌桓国从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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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24:5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三章 鲜卑——建立国家最多的北方民族

  鲜卑,东胡族的一支。秦汉时,游牧于今西拉木伦河与洮儿河之间。附属于匈奴。北匈奴西迁后,进入匈奴故地,并其余众,势力强盛。桓帝时,首领檀石槐建庭立制,组成行军事政联合体。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率领。檀石槐死后,联合体瓦解,有步度根、轲比能等首领各拥所部,附属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有慕容、乞伏、秃发、宇文、拓跋等部先后在今华北及西北地区建立政权。内迁的鲜卑人多转向农业生产,渐与汉族及其他各族相融合。
  
  从大鲜卑山走出来的强大民族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一首《敕勒歌》,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它是敕勒族的歌谣,确实经鲜卑人的传唱才在中原大地上流传至今。

  匈奴击破东胡部落后,一支退居乌桓山,就是前面提到的乌桓;而另有一支退居鲜卑山附近,这就是鲜卑。

  鲜卑族名的“鲜卑”一词,在秦汉文献中也常常被写作“师比”、“犀比”、“胥纰”。“鲜卑”这个名称是由中原人对东胡人发明的革带上的金属构件称呼而来的,含义是“带钩”或“祥瑞、吉兆、美好”。

  鲜卑各部基本是奴隶制社会,同乌桓一样,社会组织分为“部”和“邑落”。部的首领同样叫作是“大人”,邑落的首领是也同样叫作“小帅”。

  与乌桓一样,鲜卑没有文字,使用东胡语。他们居无常处,随水草放牧,生活的主要来源是畜牧和狩猎。

  鲜卑部落集团,先秦时就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但由于鲜卑山还在乌桓山之北,所以,乌桓兴盛的时候,鲜卑和中原的接触还比较少。直到东汉初年,,随着乌桓的衰落以及南迁,鲜卑人乘机占据了这块地方,才开始活跃起来。当时,鲜卑人仍处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在匈奴强迫下不时骚扰汉朝边境。

  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汉朝,鲜卑也向汉朝示好,与汉朝、南匈奴及西域各族共同出兵攻击北匈奴。在这次行动中,鲜卑骑兵发挥了重大作用。北匈奴逃离漠北,向西迁徙,鲜卑占据了广大的漠北地区,留在漠北的10余万落匈奴人也加入了鲜卑,从此鲜卑开始强盛起来。

  东汉后期,鲜卑出现了一个名叫檀石槐的首领。他在部落中制定规矩,并且秉公执法,部众没人敢犯禁。因此,檀石槐被推举为大人。汉桓帝时,檀石槐在高柳建立王庭,联合诸部组成军事行政联合体,分为东、中、西3部,各置大人率领。这个联盟所控制的地域极为辽阔,东部管辖地包括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科尔沁草原和呼仑贝尔草原,由弥加、阙机、槐头等鲜卑大人统领,共20多个邑;中部包括今锡林郭勒草原,由慕容、柯最等鲜卑大人统领,共有10多邑;西部辖地包括今阴山以北的乌兰察布高原、巴彦淖尔高原、阿拉善盟境内的沙漠地区和额济纳河流域等地,由日律、推寅等鲜卑大人统领,共20多个邑。檀石槐还用汉人制定法律,从中原输入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

  檀石槐建立的这个强大军事联盟,是继匈奴国家消亡后北方建立起的又一个少数民族游牧政权,包括宇文鲜卑、慕容鲜卑还有拓跋鲜卑。这个联盟的成分比较复杂,因此内部矛盾也非常多。檀石槐死后,联盟就瓦解了。

  檀石槐之后,被称为“小种鲜卑”的轲比能集团兴起。轲比能把漠南地区重新统一,再度建立起一个以轲比能为首的鲜卑部落联盟。这个联盟比檀石槐建立的联盟小,存在的时间也短。在轲比能被刺死后,联盟再度瓦解了。

  鲜卑南迁与西迁后,与匈奴、丁零、乌桓、汉人等混血而形成许多新的部落。东部主要有宇文部、慕容部,西部主要有拓跋部、秃发部和乞伏部。

  两晋十六国时期,秃发鲜卑、乞伏鲜卑、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都曾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割据一方的政治势力。

  秃发鲜卑所建立的政权,史称南凉。公元397年,秃发鲜卑乌孤在广武(今甘肃永登)自立为西平王。南凉疆域最大时,除西宁一带外,还占据过凉州。17年后被西秦所灭。

  乞伏鲜卑又称陇西鲜卑,所建立政权史称西秦。约从公元三世纪中期开始,乞伏鲜卑逐渐由北方迁到甘肃靖远、陇西一带,曾臣属于前秦苻坚。苻坚淝水之战失败后,乞伏鲜卑以其首领乞伏国仁为首,于公元385年在陇西建立了西秦。到乞伏炽盘时期,西秦达到鼎盛。414年,炽盘灭南凉,又从北凉手中夺得河湟地区。屡次击败吐谷浑,控制了沙洲地区。炽盘死后,西秦被大夏赫连氏所灭。

  慕容鲜卑首先由慕容皝(huàng)在平州一带建立了前燕政权。其辖地 “南至汝、颖,东尽青、齐,西抵崤、黾,北守云中”,占有今中原地区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广大地区,与关中的前秦政权平分了黄河流域。后来被前秦所灭。淝水一战,前秦溃败后,鲜卑贵族慕容冲称帝,一度占有长安,史称西燕,后来被后燕所灭。公元383年,慕容皝的第五子慕容垂脱离前秦,在荥阳自称燕王,史称后燕。后燕的疆域“南至琅邪,东迄辽海,西届河、汾,北暨燕、代”。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的一部分,与后秦东西对峙。后来,后燕被北魏打败,残余力量退到辽河流域,几年后被北燕灭亡。北魏兵攻陷后燕国都中山后,398年,慕容德在黄河南岸的滑台称帝,史称南燕,占据今山东、河南一部分。12年后被东晋的刘裕消灭。由鲜卑族衍出的,还有一个以慕容鲜卑的首领吐谷浑命名的吐谷浑族。他们建立了一个游牧民族政权,直到唐朝才灭亡。

  拓跋鲜卑以前居住在大鲜卑山,后来向西南迁徙,到达河套及大青山一带。首领拓跋力微率部族征战几十年,使拓拔鲜卑势力强盛起来,公元258年,拓跋鲜卑东移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附近,附近的鲜卑部落都来归附。这样,以拓跋部为首,鲜卑人组成了一个成分复杂的部落联盟。公元315年,拓跋猗卢自称代王,建立代国。这个政权存在了60多年,后被前秦所灭,部落联盟就此瓦解。公元386年,前秦政权灭亡,逃亡在外的拓跋珪乘机收集拓跋旧部,在牛川大会诸部,再次称代王,不久迁都盛乐,改称魏王,建立了北魏政权。北魏建国之初,征服了不少部落,统治区域曾达到到晋、冀、豫等中原腹地。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建都平城,是为北魏道武帝。到拓跋宏即位时,北魏迁都洛阳。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十几年后,北齐取代东魏,不久,北周取代西魏。

  还有一支鲜卑部族人留守鲜卑山,没有迁徙出来。他们就是今天的锡伯族,现居住在辽宁、内蒙古部分地区。新疆伊犁地区也有一部分锡伯族,是清王朝政府由盛京征调锡伯官兵及家属3000余人前往新疆伊犁河南岸驻防的后裔发展起来的。

  隋唐以来,鲜卑渐渐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氏、李氏家族就都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亲、妻子又是汉化的鲜卑人。两朝的达官贵人也有很多鲜卑人,其中做过宰相的就有20余人。到后来,几乎所有的鲜卑人都融入了汉民族。今天,他们的血脉仍然在我们的身上延续着。

  60万对7000,北魏的惨败
  
  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权。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的实力日渐强大,与南朝相比,形成了北强南弱的局面。百余年来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多以北朝获胜告终。

  鲜卑族屡次南下,获得了淮河以北的大片沃土,使南朝在军事上更加被动,南朝国都建康时刻处在北朝强大骑兵的危胁之下,而北朝因为在两淮流域的前线防御,使得国都洛阳稳如泰山,感受不到南朝的军事威胁。

  但历史有时就是那样离奇。南朝曾有一支不足万人的军队,到北朝境内孤军奋战,最后居然攻下北魏统治了100多年的洛阳城,致使北魏皇帝弃城逃窜。指挥这支军队的将领,叫作陈庆之,在历史上并不著名。

  陈庆之是梁武帝萧衍的心腹将领。他为人机敏,明眼善察,深得萧衍宠爱。

  萧衍建立梁朝后,统治逐渐牢固,就兴起了讨伐北魏的念头。这时的北魏虽然实力略有下降,但总体实力依然要比南方强大。因此,梁朝发动的几次北伐均告失败。

  连番失利,让萧衍开始重视将领任用的问题,才能优异的陈庆之开始被重用。

  在陈庆之的指挥下,梁军先是在徐州以两千梁军差点全歼了北魏的两万铁骑,后来又以两百人去偷袭了15万人的北魏大营,并在僵持一年后以少数兵力彻底消灭了15万鲜卑铁骑。

  陈庆之以他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惊人的胆量一次又一次创造了战争的奇迹,成为梁朝首屈一指的名将。

  不久,鲜卑皇族元颢(hào)争夺皇位失败,投降梁朝,请求梁朝帮他夺得皇位,并允诺事成之后向梁朝称臣,做梁朝的附属国。萧衍一口答应,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北上夺权。而这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萧衍只给了陈庆之7000人。

  陈庆之就带着这7000人杀向几十万强悍鲜卑人把守的北魏。

  梁军抵达北方重镇睢阳时,北魏军守将丘大千已得到情报,率手下70000强悍铁骑抵御。70000人守城,抵抗7000人的进攻,这原本是胜券在握的事。然而,丘大千犯了个严重错误,他将7万精锐分成9个大营,打算让九营互为支援。这样一来,北魏军的局部与梁军相比已无人数优势。陈庆之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向北魏铁骑发起攻击。北魏军开始时拼死抵抗,但梁军则因7千孤军而来,爆发出背水一战的战斗力。结果,一天之内,梁军连下三营,其他北魏军也不战自乱,丘大千率众投降,睢阳失守。

  消息传到洛阳,北魏立即派征东将军元晖率两万御林军前来争夺睢阳。元晖知道陈庆之多谋善战,企图死守睢阳附近四面环水的考城,阻击梁军。结果,陈庆之下令在水上筑起浮垒,几千人泛水猛攻,竟将死守在城内的两万精锐鲜卑部队全部俘虏,活捉元晖,同时又获得了近万辆战车。

  梁军带着元颢继续北上,直趋洛阳,所到之处,鲜卑人不是逃窜就是投降,根本不敢向陈庆之发起挑战。

  北魏当然不会就此放弃,很快又集结了7万精锐,由杨昱、元庆率领,占据重荥阳城抵抗梁军。

  这批北魏军战斗力很强,荥阳城的工事也很完善,让梁军在这次北伐中第一次遇到了麻烦。他们数次攻城,都无功而退。这时,北魏又派出几支部队支援杨昱、元庆。这一部队,前锋是朱吐没儿率领的膘悍五千胡族铁骑五千和九千精锐步兵,而后面则跟着大将元天穆率领的庞大的军团。梁军所要面对的,已经是整整30万北魏军。

  面对来势汹汹的北魏军,陈庆之激励梁军将士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从南方到这里,我们杀了许多鲜卑人,夺取了许多鲜卑人的城镇,鲜卑人是肯定不会放过我们,一定想将我们全部消灭。我们只有7000人,而他们却有30多万,我们如果想求生,就必须死战。”

  在陈庆之的激励下,梁军上下丢掉了幻想,抱着必死的决心投入到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梁军以前对抗的北魏骑兵,不过是掺杂了多个民族的杂牌军,而这一次,北魏军的前锋是真正的鲜卑铁骑。陈庆之知道善长步战的梁军绝对不可能在宽阔的平原与鲜卑铁骑抗衡,只能突然袭击。他留下一些士兵保护元颢,其余全部上阵死战,疯狂的向荥阳发起进攻。当时,北魏援军尚没有抵达荥阳,守军无法抵抗住梁军发疯般的进攻。荥阳被梁军攻陷,杨昱被活捉,城中七万北魏军全部被俘获。

  北魏援军元天穆部10余万援军随后抵达荥阳,发现荥阳已经易手,决定先行开战,收复失地。陈庆之挑选了3000精锐骑兵,背城逆向迎击北魏军。北魏军由尔朱吐没儿率领的5000鲜卑铁骑列在全军最前,准备和梁军决战。激战很快展开,梁军没有退路,人人抱着同归于尽的态度作战。凶悍的鲜卑骑兵在硬碰硬的战斗中竟然渐渐被梁军打的支撑不住,节节败退。梁军则越战越勇,竟然大破10余万魏军。主帅元天穆和先锋尔朱吐没儿被杀得狼狈逃窜,10余万魏军成了梁军的战利品。这又是战争史上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迹。

  此战,梁军大获全胜,俘获无数。有了荥阳作为后方战略基地,陈庆之简单休整之后,继续率7000人攻打关系洛阳安危的虎牢关。虎牢关本来是千古名关险塞,驻扎在虎牢关的尔朱世隆却率领数万铁骑闻风而逃,放弃了防守。

  北魏皇帝听说虎牢关失守,赶紧下令转移,北魏皇室全部北迁,到河东躲避。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这还是北魏鲜卑政权第一次逃离都城。

  陈庆之带着元颢进入北朝的国都。南朝与北朝对峙了数百年,攻入洛阳是南朝政权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荥阳被杀得大败的元天穆逃回去后,非常不甘心,很快又集合了数万北魏军南下,准备切断陈庆之与南朝的道路。他们攻下大梁,占领虎牢,使孤军深入的梁军彻底孤立。

  陈庆之没有气馁,再次采取偷袭战术,结果,四万北魏军全军覆没,元天穆只带了十几个人狼狈逃窜。

  至此,陈庆之仅仅带着七千人,从边境一直打到北魏都城洛阳,经过大小40余战,总计消灭、俘虏、驱逐了60万北魏军,攻下北魏30座城。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堪称战争史上的神话。

  元颢在梁军的扶持下占据洛阳当了皇帝。但他背弃了自己的诺言,想独占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因此,元颢与梁军之间发生了摩擦。北魏抓住这个机会,集结了近百万人的大军,均是强悍的鲜卑人组成,向洛阳杀了过来。原来降梁的诸城又都重归北魏。元颢带旧部与北魏军决战,结果被全歼,元颢也被活捉。

  形势突然间逆转,陈庆之知道洛阳城已经不可守,立即率部南归。不料,在南归的路上,梁军遇上山洪爆发,大多数被洪水吞噬。而陈庆之在全军被淹、后面北魏军急追的情况下,不得不化装成和尚,逃回建康。

  此战过后,北魏元气大伤。此后,统治北方达140多年的鲜卑拓拔部在事实上交出了对北方的统治权,北魏军政大权逐渐被尔朱部所控制。随后,北魏又分裂成东西魏,互相攻伐,为梁朝争取了20年的战略优势。

  出身于汉族的鲜卑太后
  
  在汉族历史上,北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朝代。而在北魏的历史上,一个拥有鲜卑血统的女人是北魏真正崛起的最大功臣。她就是北魏王朝的冯太后。

  冯太后本是汉族人,祖父冯宏是北燕最后一位皇帝。北燕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dào)所灭后,冯宏跑到高丽,被高丽国王所杀。她的父亲冯朗归附北魏,被封为西域郡公,当过秦州和雍州刺史,后因牵连案件被杀。

  因为父亲犯了罪,冯太后5岁时就被掠入北魏宫中。她姑姑当时是太武帝的左昭仪,亲自抚育冯氏。9年后,16岁的文成帝拓跋浚即位,14岁的冯氏被选为贵人,到18岁时被立为皇后。

  北魏皇室有一条残忍的规定:皇子有被立为太子的,其生母必须被处死,以防太子年幼,生母与外戚干政、篡位。冯皇后很幸运,她似乎没有生育儿女,至少没有生育皇子。拓跋浚的身体显然没问题,因为他与李贵人生下了一个皇子——拓跋弘。拓拔弘两岁时被立为太子,李贵人也同时被处死。

  文成帝26岁时就驾崩了,年仅12岁献文帝拓跋弘就此即位,是为魏显祖,尊冯皇后为皇太后,由丞相拓跋乙浑总揽朝政。拓跋乙浑大权在握,生起了谋朝篡位的念头,趁乱专权,不臣之心已经昭然若揭。

  就在北魏政权眼看要覆灭的时候,冯太后显现出了过人的机智和胆识。经过短时间周旋后,她轻松地除掉了乙浑,临朝听政。献文帝拓跋弘是个很矛盾的皇帝。他刚毅、聪明,却又喜欢研习黄老之术和佛经,有单薄、消极的一面。他即位后不久,皇子拓跋宏就出生了。冯太后从这时起归政给拓跋弘,让他独理朝政。

  冯太后退居幕后,当时还不满30岁,无聊的守寡的生活非常难熬,就与风流倜傥的宿卫监李奕有了私情。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母仪天下的冯太后做出这样的事来,虽然鲜卑人比较开放,但这样的事处在皇家,毕竟不好听。知情的人们四下里议论纷纷。献文帝年轻气盛脸皮薄,偶然听到这些非议,气不打一处来。他不能为难冯太后,就想找机会收拾胆大包天的李奕。

  活该李奕倒霉。他的弟弟,魏国南部尚书李敷在相州刺史任上时收受贿赂,后来被仇人告发。当时,官员收取点贿赂,本不算弥天大罪,但献文帝趁机小题大做,还用上了连坐、族诛的刑罚,将李奕、李敷兄弟两家全部除掉。冯太后自然清楚事情的原委,内心的怨恨可想而知。但她没有立即发难,只在暗中注视皇帝和朝臣的举动。

  或许是因为冯太后的暗中掣肘,或许是受了《道德经》、佛经的影响,年纪轻轻的献文帝突然表示要把帝位禅让给皇叔拓跋子推。大臣们立即反对,认为就算是要禅位,也应该让皇太子继位。献文帝果真就把帝位禅给了当时还只有六岁的儿子拓跋宏,自己做起了太上皇。拓跋宏在禅位大典上痛哭不止,献文帝奇怪地问儿子怎么这样伤心,拓跋宏回答:“代亲之感,内切于心!”这个拓跋宏,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

  皇位虽然禅让给儿子,但因为儿子年幼,献文帝仍然要处理政务。不知什么缘故,他变得越发赏罚严明、决断谨慎。

  拓跋弘越来越英明,与冯太后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冯太后感到了威胁,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动了杀机。公元476年夏天,冯太后派人在酒中下毒,鸩杀了这位时年仅23岁的太上皇。从此,冯太后又成了太皇太后,重新临朝主持朝政。

  孝文帝拓跋宏当时年仅12岁,天性至孝,对祖母能够承颜顺志,躬亲伏侍,事无大小,悉凭冯太后决断。

  冯太后以太皇太后之尊临朝听政,虽然是个妇道人家,但天性聪达,临朝时英明立断,省决万机,对孙儿孝文帝也是尽心抚育,严格教导。因为孝文帝年轻,冯太后自己写了300多篇《劝戒歌》,又写了18篇《皇诰》,教授孝文帝如何修养德操,做一个好皇帝。

  尤其值的称道的是,冯太后生性俭素,不好奢华的装饰,饮食十分简单,穿着打扮也非常随意。只是在敬佛、礼佛的问题上花费甚巨。

  同时,冯太后又是个性情严明、不徇私情的主子。左右侍奉之人但凡有过错,她都会重重责罚,但事情过后就不再追究,仍然会和以前一样对待,许多被责罚了的人后来还被升迁、赏赐,所以她身边的人对她都极其忠诚。

  虽然性情暴躁,冯太后对孙子孝文帝却非常慈明仁爱,从他一出生就亲自抚育。孝文帝年纪轻轻就表现出了超越同龄人的聪明英达,这让冯太后起初有些恐惧,怕自己死后孝文帝会对自己的娘家人不利,因此曾动过害死孝文帝的念头。但她最终没有对孝文帝下手,而是呵护备至,毫无保留地教育。

  尤为重要的是,冯太后将一个改革家的思想和胸怀传承给了孝文帝。后世人很少有不知道孝文帝的改革的,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孝文帝勤政之前,冯太后就已经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

  冯太后首先进行的是实施班禄和整顿吏治。在此之前,北魏实行的是班赏制,就是将掠夺的战利品按军功赏赐臣下,而对各级官员都不发俸禄。因为没有俸禄,各级官吏就必须靠收受贿赂和剥削百姓来获取财物,这就导致了吏治的败坏。班禄,就是百官俸禄统一由国家筹集发给,不许官吏自筹。为了杜绝贪污,在班禄的同时,冯太后又主持制定了惩处贪污的措施,凡贪污绢一匹,枉法无多少,一律处死。

  接着冯太后又推出经济改革的重要举措——均田制,按人口授予和限制占有土地。这一措施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的兼并,使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又获得土地,成为北魏控制的自耕农。这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此后,冯太后又推行了三长制,在基层设立党、里、邻三长,加强对基层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另外,冯太后在思想文化上进行了提倡汉化的重要改革,用先进的汉文化来影响和转变落后的拓跋文化。她还尊重儒学,在长安为孔子立文宣王庙。这一点对孝文帝影响非常大,使孝文帝日后坚定不移地推行了汉化政策。

  冯太后的改革措施,为后来孝文帝的改革打下了基础,也对孝文帝产生了影响。仅就这一点来说,冯太后就足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女性之一。

  公元490年,49岁的冯太后病逝了。孝文帝五天五夜不思饮食,哀痛至极。他给冯太后上谥号为“文明太皇太后”,后人因此称冯太后为“文明冯太后”。

  吐谷浑,遗失的草原王国
  
  吐谷浑,这原是一个人名。他是辽东鲜卑慕容部首领涉归的庶长子。《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慕容廆(guī)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

  所谓庶长子,就是说是妾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吐谷浑是涉归的小妾所生,慕容廆索然是弟弟,确实涉归的妻子所生。在古代,嫡庶的尊卑区别是很大的,嫡子才有真正的继承权。正因为这样,涉归给吐谷浑分了1700户牧民,而他的统治权和大多数牧民,都归慕容廆了。鲜卑部落都是以首领的名字为部落命名,如鲜卑拓拔部、鲜卑宇文部、鲜卑慕容部。归吐谷浑率领的这1700户牧民,从此就叫做鲜卑吐谷浑部了。

  慕容廆继承了涉归的汗位,成为了包括吐谷浑部的慕容部最高领袖。。吐谷浑与慕容廆的牧场并没有区分,所以,两个部落放牧的牲畜时常相遇。一次,吐谷浑和慕容廆两部的马在一处草场上嘶咬起来。弟弟慕容廆为此勃然大怒,认为这场马斗是吐谷浑蓄意所为。他派人指责吐谷浑说:“父汗在时早已分给你牛羊,你为何不走得远远的?那样马还会打起来吗?”吐谷浑非常气愤,回答说:“马是牲畜,好斗是马的天性,怎么能迁怒于人?既然你要我走,我便去一个万里之外的地方吧。”

  为了争一口气,吐谷浑和他的1700户部众带着牛羊开始西迁了。就在吐谷浑部动身不久,慕容廆对自己的话后悔了。一来,可能是他顾念手足之情,觉得不该个跟哥哥翻脸;二来,他可能是怕部众因此觉得自己的首领是个心胸狭窄、连自己的兄弟都容不下的人;三来,他可能是怕1700户的吐谷浑部迁走,会减弱自己的实力。二是派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前去追赶吐谷浑,并力劝他留下。吐谷浑自然不愿留下来再受弟弟的气,不愿久居人下,但要说执意要走,有显得心胸狭窄,不够大度——做大汗的弟弟都认错了,做臣子的哥哥还在生气,怎能不叫议论?他表示要顺从天意,说:“从我们的祖先起,就是辽右的大族。父汗在世的时候,巫卜占卜说:‘父汗会有两个儿子,都能成大气,享受福祚,惠及子孙。’我是庶出,不应该与做了大汗的弟弟呆在一处称王,理应迁徙。现在因为马的缘故两家不合,恐怕就是上天的启示。你们试试把马往回赶,马要是回去了,我就回去。马要是不肯回去,这就是天意了,不能违背。”天意似乎果然是要吐谷浑西迁,马群被往回驱赶了十几次,又全都嘶鸣着掉头向西去。长老们见状,只好让开道路,任吐谷浑西迁了。

  吐谷浑西迁的第一站是阴山。这里原是匈奴故地,水草丰美。在吐谷浑迁到这里之前,从东北呼伦池迁来的拓拔鲜卑早已在这里游牧多年。与拓拔鲜卑相比,吐谷浑的1700户是一个较小的部落集团,处于相对的劣势。

  吐谷浑和他的部落在阴山一带游牧了20多年后,中原晋王朝开始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掀起了少数民族与汉人的移民高潮。吐谷浑此时已经70多岁,却毅然决定再度迁徙,为自己的部落寻找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不受别的部落影响。这一次,他选择南下陇山,西渡洮水,最后到达甘肃临夏。此时的临夏是前凉的管辖区域,后来又先后被前秦和西秦占据,战乱不休,吐谷浑的部落显然无法在这里安心放牧,于是很快又向南和向西扩展。

  公元317年,由阴山迁徙后约4年,吐谷浑去世了。他的长子吐延继承了吐谷浑的汗位,并在此后的10多年里不断开疆拓土,把势力范围扩大到现在的四川西北、青海和甘肃南部。

  吐延在位13年,勇猛异常,人称楚霸王再世。公元329年,由于对当地羌族的残酷征服引起羌人反抗,吐延被昴(mǎo)城羌首领姜聪刺杀,年仅35岁。这一年,吐延的长子叶延继承了汗位。叶延汗下令,按照中原王朝的习惯,以第一代可汗的名字做姓氏和国号,也就是说,吐谷浑部的首领不再姓慕容,改姓吐谷浑,正式建立了吐谷浑国,并把活动中心由甘肃转移到了青海。

  吐谷浑正式建国后最初的100年间,经过树洛干、阿豺等几代的国君努力开拓和苦心经营,逐渐成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强国。为了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四周强邻环伺的情况下,吐谷浑整体上采取了与其他国家和平交往的策略,不断接受各个强国的各种封赐,同时长期向它们朝贡,在夹缝中努力做到左右逢源。

  吐谷浑人不仅长袖善舞,而且也善于养马。

  马对游牧民族的意义,就像草原对于马的意义一样,是一种根基性的存在。吐谷浑国曾经立下规定:杀人或者盗马的都要判死罪。

  因为重视养马,吐谷浑出产的好马自然就多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被当时人称为“青海骢”和“龙种”。据说,吐谷浑人把当地的优良种马与波斯母马进行杂交,所生的就是“青海骢”,据种马可日行千里。而“龙种”的产生则带有神话的色彩。传说,每到冬季,青海湖结冰之后,吐谷浑人就把良种母马送到海心山上,到来年春天,母马就怀孕了,这是龙与马交配的结果,所产的马驹就叫“龙种”。

  除了“青海骢”、“龙种”这样的战马之外,吐谷浑还盛产“舞马”。所谓舞马,就是被训练得能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的马,类似于今天马术比赛里的“盛装舞步”。舞马的出现,也说明吐谷浑人在养马驯马方面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因为爱护马、重视马、养育马,而且在鲜卑民族中,马是瑞兽和神兽的象征。因此,吐谷浑人逐渐把马当作了神灵。

  吐谷浑刚到达青海时,过的完全是游牧生活。后来,这种游牧生活开始改变了,吐谷浑人有了自己的城郭和居室。修建起了西强城、浇河城、曼头城、洪和城、伏俟城、吐谷浑城、树敦城、贺真城等城市。当然,这城镇里居住的都是吐谷浑的王公贵族和他们的仆人,普通吐谷浑人则仍然住在城外的穹庐和帐篷里。

  吐谷浑的政权一直延续了350年,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而促使它灭亡的,就是中原的唐朝。

  早在唐朝之前,吐谷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是一种不可靠的微妙平衡。吐谷浑一面接受各个强邻对它的封赐,并不断向它们朝贡,一面又不断地骚扰一些国家的边境,掠夺人民和牛羊,而且是屡败屡扰,简直像是偏执狂,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为此,中原的隋朝曾经大举讨伐吐谷浑,使吐谷浑国实力不复当年。

  到了唐朝,吐谷浑与唐之间又开始上演了不断通好、频频骚扰的闹剧。

  公元634年,李世民治统一了除西域和青海等地外的中国。他英明纳谏,任用贤能,国内局势稳定,“贞观之治”的盛世拉开了序幕。有了余力与空闲的唐王朝不想再放纵吐谷浑了,李世民决定对吐谷浑进行大规模的讨伐。

  吐谷浑人并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这年11月,他们又到凉州劫掠了一番,并抓走了唐朝官吏赵德楷、安侯等人。李世民先后派人与吐谷浑可汗伏允交涉10次,还亲自对吐谷浑使者晓以祸福。但年老昏聩的伏允始终不放人。这一极其不明智的作法激怒了李世民。他发布了《讨吐谷浑诏》,历数吐谷浑历年罪行,命李靖率领10万唐军讨伐吐谷浑。吐谷浑根本抵挡不住唐军的攻势。不到半年的时间,唐朝就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宽厚的唐太宗并没有灭掉吐谷浑。他下诏让吐谷浑复国,并封前国王伏允的孙子诺曷钵为吐谷浑国王,还把皇室女儿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赐给诺曷钵“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的封号。吐谷浑正式成为唐朝的属国。

  不幸的是,诺曷钵是吐谷浑第15代王,也是最后一代。公元663年,唐高宗在位期间,吐蕃大举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国亲吐蕃的大臣素和贵逃奔吐蕃,把吐谷浑的虚实及兵力部署情况全盘告诉了吐蕃王禄东赞。吐蕃大军顺利攻入吐谷浑,在黄河边上击溃了吐谷浑大军。存续了350年的吐谷浑政权就这样灭亡了。
  
  鲜卑大事记

  匈奴击破东胡部落后,东胡一支退居鲜卑山附近,受匈奴管辖,是为鲜卑。
  
  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鲜卑与汉朝、南匈奴及西域各族共同出兵攻击北匈奴。北匈奴逃离漠北,向西迁徙,漠北的十余万匈奴人加入鲜卑,从此鲜卑开始强盛。
  
  东汉后期,檀石槐统一鲜卑,在高柳建立王庭,联合诸部组成军事行政联合体。檀石槐死后,联盟瓦解。汉末三国时期,“小种鲜卑”轲比能兴起,重新建立部落联盟。轲比能被刺死后,联盟再次瓦解。
  
  公元315年,鲜卑拓拔部拓跋猗卢自称代王,建立代国,60余年后被前秦所灭。
  
  公元329年,鲜卑吐谷浑部叶延继承汗位,正式建立吐谷浑国。公元663年,吐蕃大举进攻,吐谷浑国灭亡。
  
  公元337年,慕容鲜卑首领慕容皝称燕王,史称前燕,公元370年被前秦灭亡。
  
  公元383年,鲜卑贵族慕容冲称帝,史称西燕,后被后燕所灭。
  
  公元383年,慕容垂在荥阳自称燕王,史称后燕,与后秦东西对峙。后被北魏打败,几年后被北燕灭亡。
  
  公元385年,乞伏鲜卑首领乞伏国仁在陇西建立西秦,后被大夏赫连氏所灭。
  
  公元386年,拓跋珪收集旧部,再次称代王,后迁都盛乐,改称魏王,建立北魏政权。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建都平城。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十几年后,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
  
  公元397年,河西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南凉,历三朝,延续了18年。
  
  公元398年,慕容德在黄河南岸的滑台称帝,史称南燕, 12年后被东晋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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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31:5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四章 柔然——威震漠北的汗国
  
  “柔然”一词,有认为是“聪明、贤明”之意,或认为含有“礼义、法则”之义,或认为源于阿尔泰语的“异国人”或“艾草”等。柔然最盛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与地豆于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路诸国服属。

  一个奴隶开创的王国
  
  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大漠草原上,曾经活跃着一个辉煌的古国——柔然国。柔然国是鲜卑族的一支,在五世纪至六世纪在蒙古高原上过着游牧生活。国家最为强大时,疆域北到贝加尔湖畔,南到阴山南麓,东北到达大兴安岭,西部与准噶尔盆地相接,还曾到过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地区。

  柔然建国的始祖是木骨闾,幼年曾经被鲜卑拓跋部擒获,沦为奴隶。他后来成长为一个身材健壮、足智多谋的并怀有远大志向的青年,并因此而免去奴隶身份,又因为骁勇善战而被升为骑兵。后来,木骨闾因犯了过错应受到斩刑的处罚而被迫出逃,并在逃亡途中因自己的名望而积聚的了一百多人的力量。他逃到到阴山之北一带,投靠了统治那里的少数民族,并在那里不断的扩充着自己的势力。后世子孙因“郁久闾”是“木骨闾”的变声,故以“郁久闾”为姓,是柔然王族的姓氏。

  木骨闾死后,他的儿子车鹿会比他更加彪勇善战,不断兼并其他部落,势力大增,拥有不少部众和财富。车鹿会觉得自己部落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就自称为柔然,附属于北魏,部落首领称为大人。“柔然”一词起源于阿尔泰语,意思是聪敏、贤明和礼义、法则。柔然国每年要向北魏进贡许多牲畜和名贵动物的皮毛。柔然汗国正式建国是在北魏天兴五年,即公元402年,社仑建号为丘豆伐可汗。柔然汗国是一个雄踞大漠南北、流沙东西的强大游牧奴隶制国家,国家前后共经历了十九位君王,持续152年。

  柔然的政治制度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很相似,最高统治者称可汗,可汗下面设置辅佐可汗官吏国家事务。每一任可汗都有专门的称呼,即国号。如可汗社仑为柔然的开国之主,号为“丘豆伐”,就是驾驭开张的意思,暗喻一国的开国君主。不仅如此,柔然国的大臣也都具有自己的号,如“莫弗”是勇健者、酋长的意思,“莫缘”是圣人的意思。柔然国设置了不同的官职来管理全国事务,比如国相、国师、俟力发、吐豆发、俟利、吐豆登、俟斤等等。国相主要掌管行政、外交,是文官的首领,与汉族政权中的丞相作用基本相同。国师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一般都有德高望重的僧人担任其职,主管宗教事务。由于柔然国是一个十分信奉宗教的古国,因此国师的地位在国家中很高,所拥有的财富也很多。《大藏经·高僧传》记载,法爱曾经做过国师,他懂得经文并会一定的法术,得到的俸禄有三千户之多。俟利发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很高,必须是可汗皇族的人才可以担任,是掌管一方军权的武官,比较有实权。吐豆发是仅次于俟力发的官职,也必须要王族成员才能担任。在《北史》中记载,阿那瓌可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高欢的儿子时,派土豆发郁久闾汗拔护送。郁久闾是王室成员的姓氏,可以看出土豆发也是一个不小的官职。

  在柔然的官吏中,除了国相、国师主管行政、宗教外,其他的官吏都是军事、与民政的官职。在柔然国的国民中,几乎所有的男性成年壮丁都被编为骑兵,闲时在草原上放牧牲畜、牛羊,一旦出现战争,则全部要奔赴战场作战。综上所述,柔然大官号及等级比较简略,除了国相、国师主要是掌行政、宗教事务外,其余官职皆主管军事兼民政。由于柔然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在行军打仗时,与士兵同行的还有自己的牲畜、财物、妻儿等,就是书中记载的“战则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

  柔然是一个以军事战争为主要政治活动的国家,可汗、大臣、平民都是按军事制度来进行编制的。柔然国可以说是一个军事与民事融合的政权。在各个统领地方部队的大人之下,编制为统领千人的军将官职,下面还有统领白人的幢帅官职。柔然国的各个部落首领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经常在敦煌等地商讨重要的事情。可汗一旦不能臣服众人,或是可汗的继承上出现问题,各部落首领有权罢免可汗或推举新的可汗作为首领。

  在柔然的发展过程中,中原汉族的政治制度逐渐传入,并为柔然统治者所接受。对柔然的政治制度影响最大的就是曾经是柔然宗主国的北魏的典章制度。公元464年,予成继承了可汗的位置,效仿中原国家的政治制度。此外,在官吏的设置上,阿那瓌可汗还仿照中原的管理制度设置了设侍中、黄门等官职。

  不断扩张的西征
  
  军事生活是柔然国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柔然可以说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历代可汗都对外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并使国家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疆域广大、军事实力雄厚的大国。柔然在蒙古高原上征战了150 多年,曾经打败了中原的宗主国北魏,征服过周边的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是匈奴、鲜卑之后的又一个强大的政权。

  社仑正式建立柔然王国后,就立即着手向西域地区发展。他们率领大军沿着原来被匈奴人开发的草原丝绸之路继续向西扩展自己的领土,一直到达了阿尔泰山。丘豆伐可汗社仑并不像以前的匈奴和后世的突厥政权那样,把政权的中心定在漠北地区,而是把都城定在偏西的敦煌、张掖之北的地区。社论可汗为了增加军队的战斗力,实行了许多改革措施。他把军队中每一千人设为一军,设置军将一名;每一百人为一幢,每幢设幢帅一名;战斗中立有军功的人所夺得的财物归其个人所有;战斗不力者要受到鞭挞的惩罚,临阵退缩者处以死刑;改革了计算兵数的方法;在外交上,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方针。

  在对西域地区的征讨中,柔然国使用了大量的兵力、物力、财力。这些军事支持并不是柔然王国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就能解决的,因为当时它能够稳定住漠北的统治已经极为不容易,再耗费大量的军事实力去征服西域就不太可能了。然而,柔然王国有着大量的从属部族,这些部族都是曾经被柔然征服过的,为西征提供了军事基础。利用部族的军事力量西征不仅可以扩大自己的版图,还可以乘此机会削弱各部族的军事实力,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是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高车部落就是被柔然国派遣西征的部落之一。这一点从高车的发展史中可以得到确认。高车族一直居住在漠北,后来其中的六只仍留居漠北称为东部高车,而十二支后来迁到西北建国,称为西部高车。这西迁的十二支高车部族就是被柔然国派往那里征讨的部队。像这样的部族还有很多,比如丁零部落、铁勒部落。这些部落对柔然国的开疆阔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为柔然国以后的统治埋下了隐患。在柔然国逐渐走向衰败后,这些部族就开始起来反抗柔然国的统治,并加速了柔然国的灭亡。

  丘豆伐可汗社仑的西征使柔然迅速壮大,他去世后,继任者斛律可汗对外扩张得更加强烈,继续把西征向前推进。他带领大军征服了西面的乌孙国,使索格底那亚诸城邦臣服,劫掠了大月氏等诸国。柔然国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奴隶制国家,只有不断的进行对外战争才能保证大量的奴隶来源和财富。为了保证西征的胜利,柔然国对南面的北魏政权并没有进攻,而是采用了防守的策略。因为,那时柔然国的力量还不足以与强大的中原北魏政权相抗衡。斛律可汗为了加快西征的进程,重用骁勇善战的大将大檀为西征主帅,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后来,斛律可汗死后,大檀因为军功卓著而被推举为可汗。

  在斛律可汗的战争史上,兼并乌孙国是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当时,乌孙国还很强大,占据着大片土地。斛律早已对水草丰美的乌孙国垂涎三尺,因此在他继位后不久就与乌孙国在边界上发生了武装冲突。尽管乌孙国当时的势力已经衰弱,但面对柔然国的步步紧逼还是采取了誓死保卫的态度。而且,柔然国孤军深入,并不是能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就能取胜的。斛律联络了周边的悦班部族,一同夹击乌孙国。乌孙国无力抵抗两国联合的激烈进攻,最终兵败,国土被柔然和悦班两国刮分。

  消灭乌孙国后,柔然并没有停下西征的脚步,相继吞并了索格底那亚粟特诸城邦,接着大军南逼乌浒水,洗劫了大月氏。大月氏国是生活在西域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全胜时代曾经是中亚地区的霸主。但到了那时,势力已经十分微弱,王国的领土也在不断的缩小。由于柔然的不断西征,大月氏北部国土与柔然相接,因此不断受到柔然国的进犯。柔然夺取了索格底那亚地区之后,触角就伸到了乌浒水流域。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大月氏战败。

  这一时期,接连的军事战争的胜利把斛律的西征推向了最高点,已经荒废的草原丝绸之路也因此而再次被打通,但是马上又因战争而再次荒废。战争使悦班国与柔然结成了同盟,一旦战争消退,悦班国也就成了柔然国的敌人,再加上柔然所属部族的反抗导致战争不断,硝烟又一次布满了这一地区。 

  面对着西征所取得的重大军事成果,柔然的国王们并没有因此而满足,继续把势力向龟兹、鄯善一带渗透。斛律可汗死后,战功卓著的大檀取得了柔然国的汗位,号称牟汗纥升盖可汗。大檀可汗见草原丝绸之路再次受阻,就把目标重点转移到经营丝绸之路的中段,并使后西凉政权臣服。

  西凉国是汉族李氏家族在西北创建的政权,势力曾经十分强大,其疆域西面扩展到了流沙以外的伊吾、高昌两国,后来国势日衰。在斛律可汗在位时,柔然的势力就已经进犯到了西凉国的北部边境。西凉国王李暠为了抵御柔然国的大举进攻,修建了敦煌附近的两处久已荒废的要塞。后来西凉国被北凉所灭,残余势力建立了后西凉国。大檀可汗在长期的战争中取得了后西凉国的统治权,牢牢的控制了碛口重镇伊吾。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后,大檀可汗又对北凉、北魏政权发动了进攻,并迫使北魏在与柔然的边境建立起了长城来抵御进攻。后来,大檀率军杀死了北凉的世子,北凉的统治摇摇欲坠,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因此而大为震惊。大檀可汗去世后,他的儿子吴提继位,成为敕连可汗。吴提继续在草原丝绸之路的中段扩展势力,国家更加强大,焉耆、姑墨、龟兹等小国纷纷向其臣服。从此,一条新的丝绸之路通过伊吾,穿天山,经龟兹继而越过葱岭开通了。

  柔然在西域经营的重大成功使北魏的统治者严重的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于是也卷入到了对西域的争夺战中,并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处于上风。

  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率领大军征讨柔然国,但是由于漠北处于旱季,军队因没有水草而陷入困境,大败而归。拓跋焘的弟弟也在战争中被柔然国擒获,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吴提因可汗便趁此机会向西域诸国宣扬说北魏政权已经危在旦夕,并让他们停止向北魏缴纳供奉。因此,很多小国叛变,改而归附柔然国。柔然在与北魏的对峙中不但继续控制着伊吾,而且进一步控制了高昌、鄯善,进一步巩固了柔然国的统治。

  公元445,北魏发动了第一次西征,大举进攻鄯善,并取得了胜利。后来北魏立“交趾公”韩拔为鄯善王。韩拔虽然为鄯善王,但是统治权仍然有北魏设置的官吏掌管北魏还在那里设置了鄯善镇,柔然势力从此退出鄯善。公元448,北魏发动了第二次西征。北魏与悦般国结成了战时同盟,分兵数路,合击柔然。在两国强大的夹击下,柔然国疲于应付,屡屡被联军打败。但是,吐贺真可汗虽然在两面夹击下丧失了鄯善、焉耆(yān qí),却最终粉碎了两国的联合进攻,并且联合后北凉政权对北魏进行了反攻之后,又夺回了一些失地,并趁机夺去了后北凉政权。但是,由于连年的战争,柔然的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再加上柔然后世的可汗在对西域其他国家的战争中屡屡失利,国势日衰。

  茹茹公主传奇
  
  传说中,柔然古国最有名的人物就是茹茹公主了。但是,这位神秘的女子身归何处一直是个谜。直到1978年的一天,沉睡了1000多年的茹茹公主重新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与她一起出现的还有失落的柔然古国的一些历史。

  这一年的春天,河北磁县大冢营村的村民们与以往的每天一样,扛着锄头去村北的田地里耕作。忽然,正在埋头干活的村民们被一个奇怪的声音转移了视线,他们纷纷抬起头来向声音发出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农民的锄头不知为什么飞到了一边,那个农民本人也还在惊愕之中没有缓过神来。村民们赶紧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农民说自己的锄头好像碰到了什么特别坚硬的东西而被弹开了。村民们对着刚才那个农民所刨的地方研究了起来,只见一块类似于石头的东西隐隐约约地露了出来。他们轻轻的挖开上面的土层,那块“石头”越来越大,渐渐的现出了一个圆弧形状的盖子。村民们仔细端详之后,确定这是一座墓葬。从墓顶的面积可以推断,这个墓葬一定不是普通人家的墓葬。

  发现古墓的消息很快就传播了开来,经河北省文物局的批准,一批考古专家和考古队来到了现场,对这座墓葬进行了发掘与清理。在挖出的墓志铭中记载着“魏开府仪同长广郡开国高公妻茹茹公主闾氏”的字样,原来墓葬的主人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柔然古国的茹茹公主。据历史记载,这个“魏开府仪同长广郡开国高公”是东魏丞相高欢的第九个儿子高湛。而从墓志铭可知,高湛的妻子正是传说中的茹茹公主。从此,茹茹公主的面纱被世人揭开了。

  茹茹公主是柔然古国的首领阿那穰(ráng)的孙女。柔然为了与东魏政权加强联系,东魏政权也为了利用柔然国来牵制西魏政权,就采用了最为普遍的和亲方式。茹茹公主嫁到东魏时仅仅只有5岁,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他的丈夫高湛也只有8岁。这个高湛就是后来的北齐武成皇帝。

  婚礼的场面应该非常盛大,这从茹茹公主陵墓陪葬品中的一队送亲仪仗队陶俑就可看出。仪仗队陶俑包括“风帽击鼓俑”、“负剑箙(fú)铁索两裆俑”、“风帽仪仗俑”、“短风帽仪仗俑”、“札巾翻领侍从武士俑”、“小冠剑囊武士俑”、“负剑箙皮两裆武士俑”,以后是骑马俑。此外,还发掘出了大量的武士俑、执簸箕(bò ji)俑、舂(chūn)米俑、女侍俑、奴仆俑等。这些陶俑各方面都安排的十分周到,可见东魏政权十分重视茹茹公主的地位。

  事实也确实如此。茹茹公主从遥远的柔然嫁到中原,虽然只有五岁,又来自异族,可是一直都过着锦衣玉食的尊贵生活,谁也不敢轻视她。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这位远方的公主很快就适应了中原的生活习俗。高欢为了获得柔然的支持,对这位小公主极尽巴结奉承之能事,还找来了当时学识最好的老师来教茹茹公主读书。从文吏俑和侍卫俑上可以看出,茹茹公主与夫君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是十分快乐的。从鼓乐俑和伎乐舞蹈俑上得知,茹茹公主喜爱歌舞,经常和夫君一起载歌载舞地玩耍。

  自从茹茹公主嫁到高家后,高欢在朝廷中的势力更加强大了。满朝文物和皇帝都知道高家有着强大的柔然王国作为后盾。

  茹茹公主就在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中渐渐地长大了,成为一位不仅拥有着倾国倾城的容貌、又有满腹才学的少女;高湛也是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了。夫妻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看着这两人郎才女貌,高欢很是满意。可是,茹茹公主的命运似乎十分不幸。正当高欢和东魏皇帝商议要给两个孩子圆房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却使本该幸福的茹茹公主早早的离开了人世。

  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茹茹公主与高湛在后花园里高兴地玩耍。正当他们玩得起劲的时候,刹那之间,没有任何预兆地下起了倾盆大雨。茹茹公主慌忙找地方避雨,可是由于他们在花园深处玩耍,一时间找不到避雨的地方。待她慌慌张张的跑到一处楼台的时候,浑身上下已经被大雨淋透了。回去之后,茹茹公主就高烧不退,一病不起。在昏迷之中,她不断的吵闹着要回柔然,要去见自己的父母、亲人。高欢这下着了慌,赶忙请来最好的医生位她诊治。可是公主的病情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不断的恶化下去。高欢就连皇帝的御医都请来了,但仍然无济于事。没过多久,茹茹公主就病入膏肓,最终带着没有见到亲人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年仅13岁。

  她去世时,高欢正在洛阳办事,得知公主去世的消息后,马上让天子下昭,特意造了一辆辒辌车,将小公主的棺木以飞快的速度送往邺城埋葬。柔然族可汗阿那穰对孙女的葬礼也非常重视,派出亲属、护卫及萨满巫师等来到邺城送茹茹公主最后一程。

  东魏政权对这为公主的死十分重视,因为她所代表的是整个柔然王国。茹茹公主的丧事办得十分隆重,墓室修建的十分豪华,她生前的用品全部都陪葬进了陵墓里。在这些陪葬品种,还有两件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两枚东罗马帝国时期拜占廷王国的金币。这两枚金币是茹茹公主的嫁妆。

  当年,柔然可汗阿那穰为了显示自己国家的强大,便准备为即将出嫁的孙女准备一笔丰厚而又特别的嫁妆。于是,他便派人到了当时贸易发达的拜占廷去置办嫁妆。当这支队伍来到那里后,认为那里的金币可以用来避邪,于是便带回了两枚。金币是拜占廷查士丁尼皇帝新铸造的,正面是半身皇帝像。皇帝头上戴皇冠头盔,身披战袍铠甲,右手持标枪,左手持盾,背面是胜利女神像。女神侧身向右作前行姿态,右手持长柄十字架,左手持盾,头部与十字架之间有一颗八芒星。金币正反面都刻有罗马铭文。茹茹公主对这两枚金币十分倾心,把它们作为贴身避邪宝物带到了高湛的家中。茹茹公主死后,这两枚金币作为重要的随葬品被送进墓室。

  巫术盛行与草原习俗
  
  柔然人崇拜自然,信奉一直在草原流传的萨满教,因此巫术、巫医十分盛行。巫师一般由部族内的妇女担任,她们施法向天地鬼神祈求。当时,部族内的一切事物,都与巫师有关战争的决策、出兵的日期都要靠巫师来决定,就是有人生了病,也要由巫师来驱除病魔。

  《梁书·芮芮传》(芮芮,ruì ruì,柔然别称)中就记载了柔然国依靠巫师做法祭天而求来风雪的事情。《魏书·蠕蠕传》(蠕蠕亦是柔然别称)不仅记载了柔然巫术的盛行,还详细的记载了一些女巫做法、巫医治病的故事。

  有一个叫做地万的女巫,只有20岁左右的年纪,为了得到可汗的赏识,便装神弄鬼地导演了一场闹剧。她预先设下了计策将柔然可汗丑奴的弟弟祖惠劫持而去,然后自告奋勇的对丑奴说,你的弟弟现在在天上,我通过自己的法力能把他叫下来与你见面。丑奴母子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便按照地万的吩咐设置了一个巨大的帐篷。地万在帐篷中斋戒了7天,假装祈求上天把祖惠放到人间来。经过巧妙的安排,地万偷偷的将祖惠放到了帐篷中与丑奴母子见面。丑奴见到了失踪的弟弟重新出现,竟真以为他是被地万从天上叫下来的,便对地万佩服得五体投地,称她为圣母,赏赐给她许国贵重的礼品。由于,统治者的极力推崇,巫术在柔然国泛滥开来。

  柔然除了信奉草原民族推崇的巫术外,本身也带有鲜明的草原民族特色。柔然长期生活在蒙古高原以及大漠之中,因此开始时并不懂得种植,是一个以游牧为生的民族,随水草的变化而迁移。柔然民族没有固定的居住地,因此也就没有村庄、城郭,也没有固定的房屋,以穹庐毡帐为住所。在迁移过程中,一个部落往往是赶着牲畜,拉着毡帐及其他的生活用品浩浩荡荡的出发。来到目的地后,就把毡账重新搭建起来,生火做饭。在我国的史籍中多处记载着柔然国“随水草畜牧”,“所居为穹庐毡帐……马畜丁肥,种众殷盛”等等。每到冬季,部族就赶到较为温暖的漠南居住放牧,到了夏季则迁回水草丰美、气候适宜的漠北居住。牲畜喝着山上留下来的雪水,吃着一望无际的肥壮的青草而各个膘肥体壮。牧民们在放牧时与美丽的草原融为一体,歌唱声随着牧马的奔腾而流传到远方。

  柔然人所饲养的牲畜以马、牛、羊最为普通。在柔然国与众国家的交战中,敌国常常一次就截获柔然的牲畜几十万头甚至几百万头。柔然进兵时也往往动辄就是率数十万骑兵。这些都可以看出柔然畜牧业的发达。在众牲畜中,柔然对马匹的养殖最为重视。这是因为马匹不仅可以用与中原地区少马的国家交换生活用品,用来向宗主国缴纳赋税,还是柔然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自我防御与对外战争的必备军事力量。在关于柔然的很多历史记载中,都有用马匹与邻国进行外交的记录,比如在公元407年,柔然国就挑选了8000匹上等好马赠送给后秦,用以结交。马匹还是柔然女子出嫁时必备的嫁妆,首领阿那瓌将长女嫁给西魏文帝时,就把一万匹马作为嫁妆随女儿一同送到西魏。

  除了放牧之外,狩猎在柔然社会经济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柔然居住在西北地区,因此有大量的狩猎对象存在,比如老虎、狮子等。这些狩猎所得在社会经济与外交中扮演这着重要角色。柔然在缴纳贡品时,除了要献上精良的马匹外,还要送上大量的珍贵兽皮,像貂裘、豽皮、虎皮、狮子皮裤褶等野兽毛皮或毛皮制品。这些皮草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得到了欢迎,柔然凭借它们可以获得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如铁锅、丝绸等等。

  随着柔然的对外扩张,柔然人渐渐的接受了一些中原的文化。中原的北魏就曾多次赠给柔然部族首领阿那瓌“新干饭”、“麻子干饭”、“麦面”等粮食制品,柔然的上层社会也开始渐渐的接受这些食品。因此,他们也开始了解了一些种植技术并尝试着种植一些农作物,这些作物以粟为主。但是,他们一般都不是靠本民族的人来种植农作物,而是役使那些在战争中俘虏来的奴隶来耕作。农耕在柔然的经济地位中所占比重比较低,柔然人仍然以肉食为主。

  柔然的手工业因为没有其他行业的支持而比较落后,主要包括冶铁、造车、制铠甲、搭穹庐、制毡及毛皮加工等,生产一些与战争直接相关或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阿尔泰山南麓是当时柔然国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发达的冶铁基地,生产铁工具、武器、铠甲等满足王室及国家的战争需要。此外,柔然国还掌握了辒车的生产技术,生产规模也十分庞大。据史料记载,首领阿那瓌的长女远嫁西魏文帝时,随行的车就有700乘之多。

  柔然国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贸易十分活跃,其中以对中原地区的贸易最为频繁。这是因为手工业不发达就必然导致了柔然国生活用品及其他手工业品的严重匮乏。要解决这种经济困难,就只有向其他的国家来交换所缺少的用品。柔然以朝贡的形式向宗主国缴纳贡品,宗主国也必然会馈赠给柔然一些所需的用品作为回礼。柔然还通过在边境地区设置互市的形式与其他国家交换物品,用牲畜和畜产品换取粮食、丝绸、铁器和其他日用品。

  历尽繁华终成空
  
  随着西征的失利,柔然国势也日渐衰落了下了来。被柔然政府奴役的各个部族开始反抗期柔然的统治,柔然的国力更加衰弱了。公元487年,原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率10余万落西迁,脱离柔然的统治。他率部到达车师前部西北,建立高车国,自立为王。从此,柔然彻底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并接连受到其他国家的大举进攻。

  公元6世纪初,摇摇欲坠的柔然国陷入了统治危机,统治集团内部因为争夺汗位而发生了内讧,柔然开始被不同的势力集团所控制。公元520年,丑奴可汗被他的母亲和大臣设计所杀,阿那瓌(guī)继承汗位。可是他刚刚登上汗位10天,就被另外的一位王族赶了下来。他投归了北魏,在洛阳居住。《乐府诗集》中有杂曲歌词描写阿那瓌在洛阳出行时的盛况,“闻有匈奴主,杂骑起尘埃,列观长平坂,驱马渭桥来”。后来,阿那瓌的从兄婆罗门率领数万人平定了叛乱,自称偶可社句可汗。由于无力抵抗敕勒国的进攻,婆罗门率领10万骑也归降了北魏政权。

  北魏采取了保存柔然以牵制周边日益强盛的高车国的政策,将柔然国分而治之。阿那瓌被安置于怀朔镇北的吐若奚泉,婆罗门被安置于居延海附近的故西海郡。公元522年,婆罗门叛离北魏,被北魏大军擒获,两年后被囚而死。紧接着,阿那瓌也在柔玄、怀荒二镇之间聚兵30万,蓄势待发。他借平定北魏的六镇起义为名扩充实力,占据长城以北漠南地区,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其间,阿那瓌又击败了因内乱而日益衰弱的高车国,柔然进入了复兴的时期。北魏灭亡,更给柔然国的复兴提供了条件。但是,短暂的复兴并不能改变柔然的衰败命运。不久,柔然国就爆发了被奴役的部落、奴隶的反抗,柔然再次分裂。到了6世纪中期,另一支少数民族政权突厥强大了起来,并发动了对柔然的战争。阿那瓌兵败自杀,柔然再次分裂。东部余众拥立铁伐为主,西部余众则拥立邓叔子为主。东部柔然后来被突厥击败,基本上瓦解。公元555年,突厥大举进攻西部柔然,邓叔子领余众数千投奔西魏。西魏在突厥的一再威逼下,将邓叔子及其手下3000余人交与突厥,其中大部分人都被杀死在长安青门外,柔然汗国灭亡。留存下来的柔然民众辗转向西迁移,逐渐与其他的民族相融合消失在历史中。

  从此,曾经盛极一时,横跨亚洲北部大陆,威震漠北、西域的强大民族就这样黯然消逝在人们的视线里了。唯一能证明柔然国曾经强大的东西,就是茹茹公主那浩浩荡荡的送葬陶俑以及那两枚珍贵的金币了。
  
  柔然大事记

  公元402年,社仑自立为丘豆伐可汗,柔然国正式建立,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国力在战争中日益壮大。
  
  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dào)亲自率领大军征讨柔然国,拉开了柔然与北魏长期战争的序幕。
  
  公元445,北魏发动了第一次西征,取得了鄯善战争的胜利,柔然势力从此退出鄯善,是柔然国对外战争由盛转衰的标志。
  公元448,北魏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柔然国疲于应付,屡屡被联军打败尽管最终粉碎北魏的进攻,并夺回了一些失地,但是国力大受影响,国家进一步走向衰落。
  
  公元487年,原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率10余万落西迁,脱离柔然的统治,建立高车国。这标志着柔然彻底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并且此后开始受到其他国家的大举进攻。
  
  公元6世纪初,柔然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后向北魏投降。
  
  公元522年,柔然首领阿那瓌起兵反魏,柔然进入了复兴的时期。
  
  公元555年,突厥大举进攻西部柔然,柔然统治者最终被杀死,柔然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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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34:4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五章 高昌——西域佛国
  
  高昌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初称“高昌壁”,为“丝路”重镇。后历经高昌郡、高昌王国、西州、回鹘高昌、火洲等长达1300余年之变迁,于公元14世纪毁弃于战火。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经贸活动十分活跃,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由高昌传入内地,毫不夸张的说,它是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世界宗教文化荟萃的宝地之一。鼎鼎大名的唐代佛教高僧玄奘,于公元629年,29岁时,为了提高佛教学水平,不畏杀身之祸,偷偷离开长安,出玉门,经高昌,沿丝绸中路到印度,遍游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诸国,历时17年。在高昌,玄奘诵经讲佛,与高昌王拜为兄弟,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荒废的古城
  
  在吐鲁番市东45公里处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河三角洲,有一座广为人知的古城遗址,这就是高昌古国都城的遗址。这座古城与另一座新疆消失了的古城楼兰齐名。那时,这座古城正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曾经见证过当年的繁华与历史风云的变幻。

  站在古城的遗址上寻找遗留下来的繁盛印记,那些络绎不绝的商队,琳琅满目的货物以及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组成的繁荣局面仿佛就在眼前。但细细品味这种繁华,想把它抓住时,却忽然发现它已经是那么的遥远,只有满目的断壁颓垣。从高昌古城的布局,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贸易中心。整个古城遗址呈不规则的正方形,分为外城、内城、宫城3部分,与我国中原地区历代王朝都城的布局十分相似。古城的城墙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显出了破败的迹象,也早已被雨水、风刷腐蚀得失去了当年的雄壮、威武,但是仍能看出曾经的辉煌。它的外城墙有12米厚,将近12米高,长达5.4千米。这些城墙都有结实的夯土筑造而成,每层夯土厚十厘米左右。为了增强城墙的牢固性,每层夯土层之间掺杂少量的土坯。据历史记载,在高昌国的繁盛时期,这些城墙上曾经有过12重(chóng)巨大的钢铁大门,比如“玄德门”、“金福门”、“建阳门”、“武城门”等等。外城的西南方向有一座寺院的遗址,据说就是玄奘西游时讲经的地方。这座寺院规模十分宏大,内部设有庭院、讲经堂、藏经楼、大殿、僧房组成。大殿内的墙壁上还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残存的壁画。发掘出的绿色琉璃瓦、纹饰华丽的石柱础和巨幅的奏乐图精美壁画,记录了都城昔日的繁华。

  内城位于外城的正中间,西南两面城墙保存基本完好,约有3公里长。宫城的形状呈长方形,位于整个城的北部。宫城内遗存的一些三四米高的土台就是当年回鹘高昌的宫廷,还有一处高达15米左右的土坯方塔,也较为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就是通常传说中的“可汗堡,”也就是王宫室的意思。在“可汗堡”的西面有一座地上地下的双层建筑,是宫殿的遗址。

  城中有着保存较为完好的房屋,这些房屋鳞次栉比的排在街道的两边,显示着当年贸易的繁盛。这些屋子有作坊、有市场、有庙宇等等,其中光僧侣就有3千人之多。

  这里是古代高昌国的都城,维吾尔语称亦都护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著名的的丝路名城,最早的开发于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对西域诸国的统治,就派遣大将李广利带领部队在公元前1世纪到此屯田,设立了地方的管理单位,高昌壁。公元450年,北凉的残余势力灭掉了车师国后,高昌城迅速发展为吐鲁番盆地甚至西域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460年,高昌建国,由于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贸易,便将这里定位都城。古城在高昌国的兴盛中达到了最高潮,随后也随着高昌国的衰落灭亡而消失。公元640年,唐朝的军队统一了战乱频繁的高昌地区,并设立的地方管辖官府。高昌城就这样过去了几百年,到它的再次辉煌是公元9世纪,它又一次成为了回鹘高昌国的首府,并把这种繁荣延续到了公元1275年。这一年,蒙古游牧贵族都哇带着12万骑兵发动了叛乱,向高昌城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长达半年之久,最后因回鹘高昌王巴尔术阿而忒战死而告终,回鹘高昌国也就灭亡了。从此,高昌古城就这样荒废了下来,渐渐的被历史所封存,直到我们现在看到了古城的遗址。

  丝路上的明珠
  
  高昌国名来源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因“地势高敞,人广昌盛”而得名。

  十六国末期,曾经这片土地的车师国灭亡后,一支军队的首领阚爽在柔然帮助下占领了高昌地区,自任太守,宣布脱离北凉统治。公元442年,北凉的残余势力沮渠无讳率残部重占高昌,阚爽率族人逃往柔然避难。公元460年,柔然派遣大军南下攻克高昌,杀死沮渠无讳的继承人沮渠安周,帮助高昌阚(kàn)氏族人阚伯周为高昌王,此后以高昌为国号,亦称“阚氏高昌”,揭开了高昌王国的序幕。

  阚伯周建立“阚氏高昌”后,对外彻底断绝了与中原王朝的官方关系,而以柔然为其保护国,并长期使用受罗部真可汗的“永康”年号。对内他发展地方经济,崇尚汉族文化传统。

  凭着占据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理位置,高昌国很快就发展强大了起来。此时,高昌又与中原建立了联系,每位高昌王均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阚氏高昌之后,又先后经历了张氏高昌、马氏高昌、麴(qū)氏高昌4个王朝。其中,麴氏王朝统治高昌的时间最长,达140年之久。经过多年的经营,这里终于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成为当时西北地区通向国外的窗口,成为西部最繁华的城市和商品贸易地。经济上的繁荣富庶使高昌一度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政治、文化的中心。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波斯等地的商人带着苜蓿、葡萄、香料、胡椒、宝石和骏马来到高昌城,又从这里带走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造纸、火药、印刷术。

  由于当时繁荣的贸易,高昌国王麴伯雅还史无前例的举办了一个类似于今天的万博会的大型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都云集于此。他们穿着华美的衣服,拿着成袋的各国金币,说着不同的语言,穿梭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商品中。一个个的商队正从远方赶来,参加这空前的盛会,就连一向高傲的中原皇帝都被震动了,慕名来到这里参观,他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对高昌国的繁荣经济十分满意,几年之后,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麴伯雅。

  高昌王国还孕育了丰富的文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麴氏高昌王国十任国王都是汉人,因此汉文化对高昌的影响显而易见。高昌人的服饰也十分讲究,并擅长制作美食。驰名中外的高昌古乐,更是高昌人的骄傲。它那带有浓烈的异域风情和丰富的艺术语汇的歌舞,与龟兹乐一样在中原流行,被列入唐朝十部大乐之中,成为中西融合的文化瑰宝。

  国力的强盛也使后来的高昌国王渐渐的骄傲了起来。唐太宗时,高昌国王麴文泰自恃国家富强,对唐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十分不满,经常做一些反抗的举动,甚至勾结西突厥截断丝绸之路。有一次,唐派使者到高昌,麴文泰不仅没有好好的款待使者,还洋洋自得的说道:“鹰飞于天,纵伏于嵩,猫游于堂,鼠唯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他的意思是:凭你唐朝是怎样的富国强兵,但是我只要守在这里不动,就可以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御敌于千里之外。唐太宗听到使者的回奏后,震怒了,但是由于没有出兵的借口而迟迟没有发兵。后来,高昌国开始侵占邻国焉耆的领土,焉耆向宗主国唐朝求救。唐太宗立刻就派出了大将候君集去伐高昌。麴文泰没想到,唐军在精通兵法的侯君集的率领下势如破竹,顺利的穿过了大沙漠。“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的民谣就是描述这一事件的。

  麴文泰听到唐军兵临城下的消息,赶忙将王位传给他的儿子鞠智盛。之后没过多久,麴文泰就去世了。在唐军的大举进攻下,高昌国灭亡了。 但是,高昌经济、文化在此并没有消失,一直延续了下来。唐朝在此置西州,下辖5县,高昌地区自此进入了繁华昌盛的最佳时期。

  公元866年,回鹘族的一支夺去了唐朝统治下的高昌地区,并在这里建立了国家,就是回鹘高昌。这个国家继续发挥着丝绸之路的优势,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高昌国还不断加强与内地的贸易联系,与五代、北宋等许多国家都有贸易往来。高昌曾经用马匹交换内地的各种制品,最大的一次交易竟然有24000匹良马。除了商业贸易,高昌国的其他经济形式也都得到了大发展。手工业非常发达上,丝织品有兜罗、锦、纻丝、熟绫。棉、毛织品有斜褐、绣文花蕊布。高常人已经掌握了熟练的制铁技术。

  回鹘高昌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巩固统治,并十分注重与唐朝的联系。为了增强与唐朝的联系,回鹘高昌曾与唐朝多次联姻。这些措施都使回鹘高昌站稳了脚跟,再加上本身的地域优势及良好的贸易条件,国家一步步走向强大。

  回鹘高昌共立国400年,在中原政局的几经更迭之后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先后臣属于唐、宋、辽、西辽和元朝,为高昌的繁荣开创了新局面。

  据文献记载,回鹘高昌最强盛时,城头旌旗凌空,城内、佛寺林立,山谷石窟排列,街市上商号、作坊鳞次栉(zhì)比,各地各民族贩客来往如梭,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宋朝时,回鹘高昌国王在上奏给宋朝的表文中自称“西州外甥”,说明回鹘高昌王国与宋朝仍旧保留着臣属关系。

  元朝时,回鹘高昌国王见元朝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而西辽的势力日益削弱,便杀死西辽派驻高昌回鹘王国的国监以示和西辽断交,并归附蒙古帝国。元世祖忽必烈改回鹘高昌国为畏兀儿王国,保留对所辖地区的统治地位。

  但是,畏兀儿王国并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在元朝势力的压制下,国力日衰。14世纪末期,反叛元朝的海都率领12万军队围攻兀儿王国的都城高昌城,战争持续了半年之久。回鹘高昌王巴尔术阿而忒战死,高昌城陷落。海都对高昌城进行了残忍的破坏,并放火焚烧城市。从此,回鹘高昌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兴盛了将近千年的高昌古城也因此而衰落,并最终被废弃,一个灿烂绚丽的古代文明烟消云散。

  风靡全国的佛教与玄奘西游
  
  在德国柏林的博物馆中,陈列着两座雕刻精美的佛像。它们无论从艺术上、文化上、历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吸引着众多的参观者前去一看究竟。这两座佛像就是我国古代高昌国中的佛像雕塑。由于战争的原因,它们流落到异国他乡。这两尊佛像雕刻的刀法娴熟、做工精美,堪称那一时期佛像雕刻的代表作品,并足以显示高昌国佛教的盛行。

  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由高昌传入内地。那时,高昌王国是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世界宗教文化荟萃的宝地之一。

  佛教约在公元前1世纪传人高昌地区。当时高昌著名的高僧有道普、法盛、法朗、僧遵、法绪、智林、慧嵩等。他们或在本地修行佛道,或到内地传法译经,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据《名僧传抄》记载,齐时高昌僧人法惠曾去龟兹出家,返回高昌后,住仙窟寺,宣教民众。高昌故城可汗堡的东南角出土了一块北凉的佛教的造寺功德碑,证明那时此处为北凉流亡政权的王家寺院。吐峪沟百窟曾发现第七代王麴乾固抄写的《佛说仁王般若波罗密经》残卷。这些都说明,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高昌地区已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佛教还只是起步阶段,并没有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

  隋唐时期,佛教在高昌出现了日渐昌盛的趋势。据《续高僧传》记载,隋朝时,佛教的发祥地天竺有僧人来到高昌宣传佛法,并在这里的许多寺庙中游历讲经。那时的僧侣大部分都开始学习汉族的语言。隋炀帝就曾派遣汉族僧人道乘到高昌国,特意为高昌国王讲《金光明经》。

  到唐朝中期,佛教已经在高昌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程度,种狂热的宗教信仰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公元9世纪,回鹘西迁到高昌,在当地原有居民的影响下,也逐渐接受了佛教,并对佛教采取扶植的态度,从而促使佛教在王国内有了新的发展,并成为王国居统治地位的宗教。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高昌回鹘王国在援助于阗王抵抗喀喇(kā lǎ)汗王朝的斗争中加强了与吐蕃接触,因而在宗教信仰上增进了解并相互影响,藏传佛教也开始在高昌王国流传发展。

  佛教在高昌古国的大发展也使这一时期的经文、经书空前丰富起来。现在已发掘的佛经残卷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金刚经》、《七星经》等等几十种不同的经文。此外,还出现了大量的与佛教禅宗内容有关的佛书和其他的多种文学作品形式,比如颂诗、史诗、小说、剧本等,均是以佛教为内容的优秀作品。不幸的是,这些正规的佛经资料在清末民国时期大部分为德国、俄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列强的探险人物窃取。

  佛教的盛行必然使佛教雕塑盛行。著名的伯孜克里克石窟,位于吐鲁番城东北约50千米处的木头沟西岸断崖上,现存64窟。一些石窟采取了开凿石崖与土坯砌建并用的建筑形式,以横顶直洞为主,亦有中柱式洞、方形双套洞和圆顶方形洞,是高昌石窟寺中保存最好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寺群。壁画题材以立佛为中心的供养图、横幅连环画式传经故事画和经变图等为主。壁画的绘制以线描为主,轮廓线以墨线勾出,面部和肢体加以渲染,色调以红为主,画面鲜艳。这座石窟始凿于隋唐时期,主要开凿于高昌回鹘时期,是回鹊佛教艺术的代表。但是,这些石窟中佛像的精品绝大部分也已经在战争中流失到国外。除了前面介绍的那两尊佛像外,还有两尊珍贵的佛像收藏于柏林。这两尊佛雕呈檀瑞像站姿,佛陀背靠椭圆形或者马蹄形光环站立着,光环的边饰有珍珠其右手施无畏印,僧伽被穿成罩式衣服。由于雕刻技巧的精湛,我们可以通过坚硬的身体感觉到健美的身躯。此外,在高昌国曾经的领土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佛像石窟不计其数,比如高昌石窟包括伯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雅尔湖百窟、胜金口石窟、以及七康湖石窟、科锡哈石窟、大桃儿沟石窟和小桃儿沟石窟等。在这些石窟中还绘制了众多佛教题材的精美壁画。

  在佛教雕刻盛行的同时,另一种佛教艺术形式——绘画也进入了繁盛的阶段。高昌佛教绘画作品,主要集中在石窟壁画中。有的是描绘的通肩式大衣的千佛以及西方净土,也有的是描绘的地狱中的场景,还有穿草鞋踏莲花的立佛像。这些佛像的下面都绘制着精美的佛教故事,此外还有头着幞头长飘带的星宿图和佛涅像等。高昌佛教绘画中既保留了原有的佛教艺术,又吸收了来自中原、龟兹地区及摩尼教绘画的特点,加上后来回鹘的传统文化,构成了高昌佛教文化的主要来源。

  在这一时期,佛教的空前繁荣还使佛教的传播出现了回流的现象。由于汉唐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对这一外来宗教艺术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这种理解和发挥也在不断地向西域地区回流。十六国时期,高昌僧鸠摩罗跋提向占据北方的前秦苻坚进献梵文《大品经》,晋太元十五年法显西行至高昌传授经文。

  高昌国佛教的盛行,与唐朝时著名的佛教高僧玄奘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公元629年,也就是唐太宗时期,玄奘怀着到西方佛教的发源地去求取佛经、弘扬佛法的心愿踏上了漫漫的西游之路。经过了将近十年的长途跋涉,玄奘于公元638年到了高昌国境内。此时,正是高昌国王麴文泰的统治时期,国家十分强盛,佛教已经流行开来。但是,在高昌国王和他的臣民们研习佛法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复杂的文字和不懂的经文。而中原的唐朝却早已对佛经有了充分的知识与理解。从唐朝不远万里来了一个精于佛法的高僧,麴文泰很是高兴。

  他为风尘仆仆的玄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交谈中,麴文泰被玄奘的学识所折服,拜他为国师,并沐浴更衣,亲自为玄奘执香炉,率领王妃、文武大臣听他讲经说法。在听了玄奘的讲解后,麴文泰马上弄懂了许多以前苦思冥想也没有结果的问题,对玄奘更加佩服了。就这样,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度过了几天的时光。

  这天,麴文泰到玄奘的住处去拜访,却听到了一个令他十分意外的消息。原来,玄奘向他辞行,准备收拾行囊继续向西天的路前行。麴文泰本来是专门来请玄奘长期住在高昌国的,协助他管理国家的,却听到了这个与之完全相反的消息。无论玄奘怎么劝说,他都不予放行。但是,玄奘是一个有着坚毅的信念的高僧,誓死也不会改变去西天的志向。麴文泰见玄奘执意不从,不愿意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无奈之下只得放他西去,但是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与玄奘结拜为兄弟;另外就是请玄奘留下来讲一个月的佛法。

  玄奘见国王松了口,况且他提出的条件也不过分,而且还可以宣扬佛法,也算是好事,便答应了下来。就这样,玄奘与麴文泰举行了隆重的结拜典礼并认真的将自己的佛法知识全部倾囊相授。之后,麴文泰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把玄奘亲自送到了百里之外,才恋恋不舍的回去。

  玄奘在高昌国宣讲佛法时,在寺庙内遇到了长期居住在这里的3名汉族僧人。其中有一位年纪最老的已经鬓发皆白了,听说来自唐朝的玄奘法师到了,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光着脚就跑去相见。他一见到玄奘就痛哭了起来,说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过来自家乡的人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唐朝时就有内地的僧人到高昌宣讲佛法。这件事也说明了高昌国由于佛教的盛行,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僧人,有力地说明了高昌国佛教传播的回流现象。

  高昌吉利,探索高昌国的窗口
  
  一枚小小的钱币,却映射出高昌国的历史。

  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发现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古钱收藏者的窖藏中也有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贞观十六年墓志及“高昌吉利”钱一枚。

  这种钱币是隋、唐之间新疆高昌王国的钱币,迄今只发现了很少的几枚,为圆形方孔铜钱,系浇铸而成。该钱正面为旋读汉文隶书“高昌吉利”四字,背面无文。钱体大而厚重,文字古朴,制作精良。钱径约25.5毫米,穿约7.5毫米,重约14.3克。

  对于钱币上的“吉利”二字,有人直观的认为是“大吉”、“大利”,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但是,这种推断是与高昌国当时的历史文化状况不符的。据专家研究,“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hk或ih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我国古代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因此“高昌吉利”应该是“高昌王”的意思。

  在高昌建国的公元460年到马氏高昌灭亡的499年,由于政坛比较混乱,是不大可能铸造钱币的。因此,“高昌吉利”应为统治时间较长且政坛稳定的麴氏高昌王国统治时期所铸的。而这一时期的诸位高昌国王中,最有可能铸造钱币的就是麴文泰国王。他在位时,进行了“延寿改制”,国家进一步强大起来,这就为铸造钱币提供了现实可能。此外,铸造钱币也是他加强王权的需要,是其在王国内彰显王权的最好方式。

  麴文泰铸造钱币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高昌国是唐朝统治之下的附属国,在许多事情上都要听从唐朝的调遣。因此,在这一点上,高昌国王在心理是不服气的,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于是,麴文泰便想到了用铸造钱币的方法来显示自己的独立地位。“高昌王”这一称呼只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称呼,并不是中原王朝的正式册封。在《魏书•高昌传》中就记载了“私署王如故”。这里“私署”指的就是高昌王,同时表明中原政府对高昌国王的地位是不予承认的。在历代的高昌国王中,也只有麴坚一人被正式册封为郡王。其他人连这样的头衔也没有得到过。为了表达这种不满,麴文泰就铸造了一批代表着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的钱币,来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威望。

  “高昌吉利”钱币,发现数量稀少,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高昌吉利”钱币在当时并不是在市场上流通的用来交换贸易的货币,而是类似于今天的纪念币性质的货币,用于赏赐或馈赠。

  “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间交汇、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向现代人反映出了高昌社会当时以汉胡交融为特色。透过一枚钱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地域、文化、政治、语言、婚俗、丧俗、服饰等众多方面的特色。

  “高昌吉利”,是用汉字拼写的古突厥语,这是高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原地区农耕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游牧的突厥等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与高昌地区特有的民族构成及其地理位置有关。高昌居民主要是来自河西及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由屯田戍卒及避乱难民构成。据《魏书•高昌传》记载,最早是李广利征大宛时留下的“疲卒”,随后是汉魏的屯田兵卒。十六国时,为避战乱,难民或自发或被裹胁而流入高昌。仅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沮渠无讳一次就将敦煌一万余户强行迁至高昌。“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世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魏书•高昌传》)直至隋末,仍有内地民众逃入高昌。统一高昌后,唐太宗曾言“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氓,咸出中国”。这都已被高昌出土的墓表、墓志所证明。

  高昌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一方面,它是中原通西域的必经之地。往东经伊吾即哈密与河西相通,往西北沿天山北侧可直达伊犁,向西南沿天山南麓可直达轮台、阿克苏。另外,往南穿过沙漠可到楼兰,与丝绸之路“南道”相通直达和田、疏勒即喀什。另一方面,它又处在天山北部游牧的行国通往塔里木盆地诸国交通的必经之地。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高昌始终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政权争夺西域的焦点地区。自魏晋以来,中原陷于内乱,无暇顾及西域时,高昌便被其北部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政权所控制。高昌国内部,以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汉文化为主,而环绕王国四周的则是以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为代表的草原民族游牧文化。魏晋以来,高昌又被迫依附于外部的游牧民族政权。在多种完全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

  高昌执政者既接受突厥等游牧民族授予的“颉利发”等官衔及称号,同时也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如《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所记高昌王麴宝茂的头衔便是北魏封号、突厥封号和自署三种官衔的混合体。高昌王国虽然在政治上接受了突厥授予的官衔及称号,以示臣服,但在语言上却始终使用汉字,未使用过突厥文字,而是用汉字拼写突厥语。高昌对突厥语音的译名与中原文献上所见到的译名用字不尽相同,如突厥语ilik或 ilig,中原音译为“颉利发”,而高昌却音译为“吉利”,这是因为高昌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河西,其汉文化是以河西地区的凉州文化为主,即所谓“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所致。

  葬俗上,坟墓的样式、出土的墓志铭和文书,都显示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也保留有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葬俗。例如,死者的名字和官号都是用汉文记述的,但许多人脸上却盖有覆面,眼睛上盖着被称为“眼罩”的金属制品。类似的东西,亦曾在欧亚草原上的墓葬中被发现过。这显然是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葬俗。

  从高昌吉利出土陵墓的壁画上看出,依从突厥“被发左衽”,这是游牧民族的服饰习俗。农耕定居的汉族因日常的生活方式及生产环境与“随畜逐水草”、“穹庐毡帐”的游牧民族不同,服饰上原本是不一样的。但移民高昌后,因受周边游牧民族的影响,也逐渐有所改变。《魏书•高昌传》记载高昌男子“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裤裆”,这显然不是汉族装束。而女子的“头发辫而不垂,著锦颉(jié)缨珞环钏”则明显是汉族妇女的打扮。这与《周书•高昌传》中“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以及《隋书•高昌传》中“男子胡服,妇人裙襦(rú),头上作髻”的记载亦相一致。

  “高昌吉利”钱币向世人展示的这些,都是当初的铸币者未曾想到的。
  
  高昌大事记
  
  公元460年,柔然派遣大军南下,帮助高昌阚氏族人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国正式建立。
  
  公元7世纪,高昌国在麴氏的统治下发展到了顶峰。
  
  公元640年,高昌国王麴文泰不满唐朝的统治,引起唐太宗的震怒,派兵讨伐高昌,麴氏高昌灭亡。
  
  公元866年,回鹘族的一支夺去了唐朝统治下的高昌地区,建立了回鹘高昌国。
  
  元朝时,回鹘高昌国王见元朝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便归附蒙古帝国。元世祖忽必烈改回鹘高昌国为畏兀儿王国,保留对所辖地区的统治地位,回鹘高昌国势日益衰落。
  
  公元14世纪末期,反叛元朝的海都率领12万军队围攻兀儿王国的都城高昌城,回鹘高昌王巴尔术阿而忒战死,高昌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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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36:2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六章 契丹——骑在马背上的王国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契丹民族是一个剽悍勇猛的民族。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作为一个中国北方民族就已经出现在《魏书》中。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一位名叫耶律阿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大辽王朝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契丹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存在了200多年,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后被金国所灭。一部分幸存的契丹人被迫西迁,在今天的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又称哈喇契丹国,后被成吉思汗所灭。之后,契丹的残余势力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建立了起儿漫王朝,但不久还是在黄沙弥漫的异国他乡销声匿迹了。

  契丹王朝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辽寺和辽塔就是其文明的体现。至今在黄河以北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佛寺和佛塔,有的始建于辽代,有的在辽代翻修过。它们巍峨雄伟,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坚固挺拔。尤其山西省应县的释迦塔,是全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塔式建筑,历经多次地震而不毁。

  “Kitay”,咬文嚼字细求源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在英语中的名称为“China”,来源于中国的瓷器名称,然而却有很多其他的外国语言并不这样称呼中国。在俄语中,中国被称为“Kitay”,还有希腊语、波斯语以及中古英语中也都是采用的这样的名称。在现代英语中,也有用“Cathay”来代表中国的情况,当我们看到以C缩写的简称时,并不全都是“China”的缩写,比如香港国泰航空有限公司的英文名为Cathay Pacific,中国太平洋航空公司的英文名称中也用Cathay来代表中国。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称呼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这样的差异呢?“Kitay”、 “Cathay”这两个词又是源自哪里,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其实,俄语中对中国的称呼来源于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契丹。“Kitay”就是契丹的音译。“契丹”在古代还被翻译成Kita1a或CathaIa、Cathay,是辽朝建立者的族名。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契丹(汉名),阿拉伯-波斯语(Khitai),蒙古语(Kital)。”《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在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现在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称呼中国直译过来是“契丹”,俄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称中国为“Kitan”,称中国人为“Kitanyes”。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Khita”、“Khata”,这都是从契丹演变而来。既然契丹是一个消逝了的少数民族,为什么会用它来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呢?

  契丹族生活在我国的北方并建立了国家,曾经创造过非常繁荣的文明。那时,契丹兵强马壮,令周围的许多小国望而生畏。我国对外联系主要依靠向西、向北的丝绸之路,经西域到达中亚、西亚,再辗转到达欧洲国家。契丹占据着沟通我国内地与欧洲国家联系的交通要道,因此成为我国的对外窗口。来自欧洲的外国人首先要经过契丹才能进入我国内地,这里也就成为对外展示中华文明的窗口。尤其是对于处在我国北方的俄罗斯,因为契丹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必经之路。随着契丹的逐渐强大,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理解。甚至很多当时的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契丹而不知道中国有宋朝。

  契丹不仅在对外联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本身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由于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也已经十分发达,它还把自身的文化等向外传输,影响着外界对中国印象。外国甚至认为契丹就代表的整个中华民族,因此就把契丹作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

  后来,虽然契丹衰落了,繁盛的文明也随着消失,但是那些已经形成习惯的欧洲国家仍然没有改变这种以契丹国名、族名代表中国的习惯。这种习惯在这些国家中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它的原意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从这个词汇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契丹繁盛时是何等景象。

  契丹与辽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老少数民族,是鲜卑族衍化出来的一支,过着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契丹最早分为8个部落,部落首领每3年推举一名盟主作为头领。唐太宗时,契丹首领窟哥率领部族向唐朝称臣,唐朝在那里设置了松漠都督府,并把这一地区分为十州管辖,封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赐姓李。契丹定期向唐政府缴纳贡品,并从那里得到所需的日用品、兵器等。

  后来,唐朝走向衰落,北方草原上突厥称雄,实力较弱的契丹只得臣服于突厥,并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在唐与突厥间徘徊。到了公元9世纪中期,契丹部落逐渐的发展壮大,开始称霸草原。唐武则天时,契丹首领李尽忠,因受唐朝官员的侮辱而起兵反抗,自称“无上可汗”,率领数万大军击退了唐朝的军队。契丹的部队兵勇马壮,战斗力很强,有统一的指挥和组织。武则天数次派多大几十万的大军前去剿灭,才把契丹打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契丹与唐朝一直分分合合,朝贡与冲突并存。直到公元842,契丹才与唐朝正式恢复臣附关系。

  唐朝灭亡后,契丹开始组建起自己的中央政权来。公元907年,契丹内部的耶律家族中的杰出人物阿保机取得了盟主的地位,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了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公元916年,雄姿英发的耶律阿保机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后世称耶律阿保机为辽太祖。

  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渤海国,取得了胜利,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公元938年,契丹不断向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国家发动战争,凭借着强大的兵力连续赢得了许多战争的胜利。后晋石敬瑭在对契丹战争失败后,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口割让给契丹。从此,契丹国的国力更加强大。公元947年,辽世宗改契丹国号为大辽。宋朝建立后,辽国不断对其发动侵略战争。辽圣宗统治时期,辽国国富民强、兵强马壮,再加上他本人杰出的领导才能,对宋战争屡屡得胜,取得了宋朝的大量土地。公元1104年,辽国的军事胜利达到了顶峰,逼迫宋朝与其签订了澶渊之盟,迫使宋朝割让了淮河至大散关以北的土地,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在对外扩张的同时,辽十分注重与周边强大的其他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用以牵制宋朝的军事势力及战斗部署。它与西夏订立了联盟,共同抵御宋朝,从而使当时的形式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

  在以后的将近200年的时间中,辽国多次易名。公元983年,圣宗皇帝统和改国号辽为大契丹。公元1066年,道宗皇帝又恢复了大辽的国号。辽国共经历了九位帝王,统治时间长达210年。在国家最为强盛的时期,疆域十分广大,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人口也达到了20万之多。随着契丹国的东征西讨,国家不断强大的同时,契丹的统治者及贵族也开始腐化。

  辽圣宗之后的几代帝王的腐败一朝甚于一朝。他们崇拜佛教,为此不惜大兴土木、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庙宇国势因此而日渐衰落,民不聊生。辽兴宗时,他向天下召集佛僧讲习佛法,在开泰寺铸造了巨大的银质佛像。辽道宗时,佛教更为盛行,曾经出现过一天就有3000余人出家为僧的记录。那时,朝廷光供用全国僧尼每天吃的饭就要花费36万贯。1059年,他又下令大修大吴天寺,竟然耗费了18万贯,后重修造塔又费10余万贯。而此时,朝廷征收户部欠款才44万贯,可见耗费之巨。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因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造成各部落间互相倾轧,辽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

  辽朝皇帝的腐败使国力大大受损,而辽朝下属的女真族的一支却悄悄的发展起来。1114年,完颜阿骨打率领所属的2500名士兵起兵反抗辽国的统治,并在战斗中节节胜利,连败辽国的数十万大军。辽国的腐败统治还使其统治下生活贫困的各族人民效仿完颜阿骨打,纷纷揭竿而起,反抗辽国的统治。渤海高永昌自立称帝,紧接着东方的铁骊、兀惹等叛入女真,安生儿和张高儿领导20余万人攻城略地,董庞儿聚集了一万余人起义,北面和西面的乌古、敌烈、阻卜等都先后叛归女真或各自为政。一时间,辽国统治者陷入了四面楚歌、分崩离析的境地。

  1124年,辽国在与金国的中京决战中失败,耶律大石率所属部下逃往西部,另一支契丹部族在八刺黑的率领下逃到伊朗。1125年,辽国灭亡。

  八刺黑在伊朗建立了起儿漫王朝,并改信伊斯兰教,被当地人渐渐融合,不再具备契丹族的特征。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称帝,建年号延庆,哈剌契丹国正式建立,史称“西辽”或“西契丹”、“后契丹”。 1218年,西辽被蒙古大军消灭,从此契丹正式灭亡。

  随着国家的消亡,契丹辉煌的文化、艺术也被历史尘封。我们只有从那些精美的出土文物和残存的契丹遗迹上追思它曾经的辉煌。契丹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在与中原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创造了一系列文明。

  契丹在与中原政权的交战争,俘虏了许多百姓和士兵。他们让这些被俘的人从事农耕和手工业,不仅使契丹贵族的财富日益积累增多,也促进了契丹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游牧的契丹逐渐出现了定居放牧的形式。他们在草原上筑起城镇,共建有5个都城,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皇帝在这些都城内轮流处理政务。那时,皇帝的行宫叫做捺钵,是处理政务的场所,也是国家的行政中心。在官吏制度上,契丹设南面官和北面官,采用了“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治思想,并采用了汉族的科举制选拔官吏。

  契丹是一个极力对外扩张的国家,为了制造众多先进的兵器,大力发展冶铁业。现在发现的一些契丹时期的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契丹统治者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上层的契丹人大都十分注重文化修养,有的有诗文集,有的精通契丹文、汉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契丹的绘画也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稀世珍宝。

  契丹人在服饰、发型等生活方面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与汉族大大不同。他们的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脚放靴筒内。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 kūn)发。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别处的头发全剃光。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发。

  契丹与周边的国家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南唐、吴越常有使节到契丹,后晋、北汉依赖契丹,吐蕃、吐谷浑、党项、西夏、回鹘部落等都经常去向契丹皇帝朝贡。此外,契丹还与外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朝鲜、日本、波斯、大食等国都与契丹有着贸易或是政治上的联系。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玛淄和玻璃筹文物,很多都来自西方国家。

  神秘的契丹文字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一出古墓葬中发现了一些奇特的书籍。这些书籍里的文字既不是汉字,也不是留存下来的任何一种少数民族文字,谁也没有见过。

  陵墓中出土的哀册和碑刻上显示着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字,考古学家们因文字的大小而称呼为大字和小字。大字是一种与汉字的结构十分相似的方块字,有的还包含着一些汉字的偏旁,但是又与汉字有着很大的不同,也不同于同样发源于汉字的朝鲜文和日文。小字与大字的风格迥异,是一种类似于拼音组成的文字,由300多个原子根据不同的排列顺序组合而成。这些字虽不是汉字,但却带有明显的汉字风格和特点,比如在文字的写法上也分为正楷、行草、篆书等字体,篆体字的拼写方式异于正楷和行草,采取鱼贯式而不是层叠式。行文的款式自上而下竖写,自右而左换行,敬词抬头或空格。小字的原字有一个书写形式代表几种语音或一个语音采用几种书写形式的情况。因此,同一个词或词素表现在文字上可以有不同的拼写形式即使到现在,考古学家们也没有完整的破译其中的一个句子。

  考古学家们为了弄清这到底是哪一族的语言,便对墓葬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得出墓葬属于辽国也就是契丹国的答案。由此推断这种文字也就应该是契丹文字了。

  于是,考古学家们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文献资料,终于在宋代王易所著的《燕北录》和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的《书史会要》里找到了几个收录的契丹字,它们与这些文字十分相似,考古学家们正式确定这就是失踪了将近千年的契丹文字。

  人们都为这个消息而震惊了,契丹国前前后后只存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又是远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是凭借着什么力量创造出两种不同的文字的呢?

  据历史记载,契丹改国号为辽之后,统治者就开始组织人力、物力创制契丹文字。契丹文字有两种形式,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创制于公元920年,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命令由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的结构和偏旁创制的,有3000多字。契丹小字由辽太祖的弟弟耶律迭剌受回鹘文启示对大字加以改造而成,为拼音文字,约500个发音符号,书写起来比契丹大字简便。有文献记载,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就是“原字虽少,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的意思。这两种文字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与蒙古文字非常相似。契丹文字的创制开了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制字的先河。把汉字笔画和书写法的艺术与拼音结合起来,也是我国文字学方面的一个奇迹。

  契丹文创制完成之后,统治者立刻在全国颁布使用。但是,这种文字并没有被广泛的应用。这是因为在契丹国内生活着为数众多的汉族人,他们都使用汉字,并不愿意接受新创的契丹文字。并且,在契丹本民族中,也有很多人更为崇拜汉族的文化艺术。这样,契丹文只是在上层社会的小范围内流行,尤其是统治者大都通晓契丹文字,用以增强本国的威信;而在辽国民间,契丹文字大多只被用于刻碑、墓志、符牌、著诸部乡里之名以及写诗译书等方面。

  随着契丹的对外扩张和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契丹文字逐渐向周边地区流传。后来的女真族为了创制自己的民族文字,在契丹文中吸取了很多营养。契丹文在女真制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辽国被金所灭后,契丹文字并没有被废止,仍在使用。契丹的余部逃亡后建立的西辽政权也延续了祖先创制的文字,这就使契丹文字在契丹亡国后保存了下来。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191年,金章宗为了巩固对前辽土地和人民的统治,下令废止契丹字。1211年,西辽政权也灭亡了,契丹文字失传。这种文字从创制到废止,前后共使用二、三百年,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契丹鞍与鸡冠壶
  
  1977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辽代墓葬。在这个墓葬中,出土了两幅精美的《契丹人引马图》。第一幅图描绘了一位留着胡须的契丹引马人,左手执棍,右手执辔,戴帽,着长袍,穿短靴,身向前冲,左腿弓,右腿蹬,右足尖点地。左边一人右手执细鼓棰,击鼓而舞,戴幞头,着长袍,尖头靴,两腿半蹲,合着鼓的节奏在起舞。两人中间一匹骏马正奋蹄前奔。第二幅图描绘了一位契丹牵马者披髡发,执棍,棍上有铁环,着长袍,长毡靴,马扬后右蹄。右面站着另一个人戴黑色帽、着长袍、长靴,尖头朝上,两足同时向左,似为移步,击长鼓而舞。

  在这两幅图中,着重突出了对马的描画。马背上那精致的马鞍更是引人注目。在我国历史上,契丹鞍是最受兵家欢迎的一种马具。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马鞍不仅十分适合战场上使用,制作也十分精美、讲究。在北宋时,契丹鞍与中原地区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为“天下第一”。契丹鞍也是辽代墓葬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陪葬品之一。在赤峰市大营子发现的辽驸马赠卫国王墓中,出土了制作极为精美、奢华的铜鎏金马鞍具以及全套马饰具,多达l64件,充分反映了那时辽国马鞍具的先进与兴盛。

  在辽国的历史上,马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契丹人长期生活在草原上,以放牧马匹获得食物、生活用品。马还是契丹人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们骑在马上在大草原上往来驰骋,放牧马群、牛羊。马还是战场上不可缺少的作战工具。战马在那个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名大将若是没有一匹与之相匹配的战马,即使武功再高,也很难在战斗中取得胜利。正是因为契丹有着数量众多的强壮战马,才能在草原上征战驰骋,征服了周边的许多邻国、部落,并给中原的汉族政权以致命的打击,由此获得了中原地区的大片领土和大量人口。也正因为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契丹国才不断的发展壮大。因此,战马在契丹国的发展历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契丹人喜爱马匹,也最敬重马匹,把马当成是自己的朋友。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为了更加方便地驾驭战马,契丹人不断地对马鞍进行改造,使之既能满足骑马人的要求,舒适、适用,又能合理的保护马匹不受伤害。在辽国,为了进一步提高契丹鞍的制造工艺,政府还专门设置了制造马鞍、马具的部门。经过多年的改造,他们发明了独特的契丹鞍。

  长于骑射的契丹把铁、皮革和木器原料被用于制作契丹鞍。契丹贵族所用马鞍,十分考究。从辽太祖的儿子东丹国王耶律倍所画 “牵黄臂苍”、“鞍勒率皆瑰奇”的契丹贵族形象中,都可以看出马鞍的精美。中原的宋朝对契丹马鞍的制作工艺十分称赞,称“契丹鞍,夏国剑,……皆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契丹鞍还被作为礼品送给契丹周边的国家,我国历史中记载的辽馈赠宋朝、高丽国的物品中就有契丹鞍,且种类繁多,精致之极。

  契丹人以鞍马为家,也十分注重其他马具的装饰。许多契丹贵族的马鞍上都用黄金包裹,上面镶有各种名贵的宝石,刻着精美的花纹。在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银鞍桥外包镶錾(zàn)花鎏金饰件,呈拱形,正面锤鍱展翅双凤及牡丹纹,异常精美。1999年,在辽宁省彰武县苇子沟乡朝阳沟村还出土了一件双面人头鎏金银铃,也是马鞍的装饰品。银铃由双面人头和上窄下宽的六面体组成,所刻画的男性形象栩栩如生。

  另一件极具契丹民族特色的就是鸡冠壶了。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辽宁省朝阳地区辽代墓中,出土了一把辽代仿皮囊式鸡冠壶,壶通体褐胎黄釉,由于釉层较薄且年代久远,多已脱落。这把鸡冠壶高21厘米,筒状小口,鼓腹下垂,小平底略内凹。上部两侧缓收合为鸡冠状,冠上中部有一凹槽,凹槽处加饰仿缝合皮囊的榫状物,凹槽两侧各有一圆形穿孔。腹中部有两条凸弦纹曲弧向上,共承起一火焰状物。在边缘处还加饰一条上窄下宽的带状边饰,似仿皮囊为防止泄露而加饰的边饰一样。上加复层台状小盖,盖上有螺旋状小钮。

  鸡冠壶是是摹仿契丹族使用的各种皮囊容器而烧造的,亦称皮囊壶。因壶的上部有鸡冠状的穿孔,故称鸡冠壶,又因形似马蹬,称马蹬壶。鸡冠壶的式样很多,有扁身单孔及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等等。辨别鸡冠壶年代的早晚,通常采用的办法是以壶身保留的皮囊形象多少来区分。扁身单孔式,是辽代早期形式,壶体上扁下圆,肥身,上有竖直的管状口和鸡冠状单孔系,器身似两片皮页,下加圆底上加管口缝合而成。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墓出土的鸡冠壶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扁身双孔式除自身保留着仿皮囊形象以外,在造型与装饰艺术方面更加精美,如在双系的部位贴塑攀附的猴等动物。有的鸡冠壶壶底刻有“官”字,表明是政府负责烧制的。近年,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据考证,这座瓷窑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在鸡冠壶的颜色上又有单色釉、三彩陶器之分。三彩釉陶鸡冠壶的釉色以绿色为多,白釉黄釉等级不高,酱釉和茶叶墨绿釉最为稀少,一般都是赤峰“缸瓦窑”官窑烧制的。

  鸡冠壶的发明和使用与契丹族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四处游牧是契丹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在游牧时如何携带水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普通的瓷壶都是圆形或方形的,不便于携带。因此,扁体弧底、适于悬挂在马鞍上的皮囊壶成了他们必备的生活用具。随着契丹的发展壮大,契丹人对水壶的追求也越来越精美。这种皮囊壶由于不美观渐渐的被人们所淘汰。契丹人对外部美观,但不实用的传统的瓷壶进行了改造,把水壶设计成皮囊壶的样式,使瓷壶与皮囊户的优点充分的结合起来。鸡冠壶的造型完全模仿皮囊壶,连皮革的接缝和细密的针脚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初看者很难分辨出是皮囊户还是瓷壶。

  随着时间的发展,仿皮囊鸡冠壶开始渐渐的脱离皮囊的原形。1954年辽宁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白釉鸡冠壶和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刻花提梁壶,皮囊壶的特征已经不明显。

  通过鸡冠壶,可以看出辽国制瓷业的兴旺发达。辽代制瓷业在当时手工业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没有陶瓷业生产之前,契丹人日常生活用器皿皆用木、皮囊及粗陋的泥陶制成。有了陶瓷业后,所烧造陶瓷器和釉陶瓷器即成为日常生活主要用品,一改过去的简陋。从辽国的陶瓷业中,还可以看出其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辽国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辽三彩器仿唐三彩而来,釉色较唐三彩器更为浓艳,海棠长盘则为模仿波斯式金银八曲盘形制作成。这些都反映了契丹对周边文化的吸纳。

  姓名变迁见证的民族融合
  
  上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yù)在做一项调查时,偶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从祖上传下来的珍藏多年的两份家谱。这两份家谱由于时间的久远已经变黄了,透露出浓郁的历史气息。它们一份是用蒙古文字书写的,另一份是用汉字书写的。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15年,一份颁于民国1918年,均用蒙文书写。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

  后来,经过当地考古学家对这两份家谱和文书的多年研究,认定叶长青所属的叶氏家族是古契丹后裔,族源出自耶律氏。考古学家通过各方面的资料断定“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契丹灭亡后,契丹族在历史上逐渐销声匿迹。但是,这样一个曾经称霸蒙古草原、创制两种文字、经济发达的强大民族为何没有给后人留下一丝痕迹呢,契丹人在亡国后又去了哪里呢?从“耶律”到“叶”姓氏的转变,可以看出契丹人的最终归处。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融入到汉族、女真族、蒙古族中了。

  在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文化经常被大家忽视,这就是姓名文化。这种文化不像其他文化的表现形式那样明显,是一种长时间逐渐衍化的过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的姓名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我国的姓名史上,中原地区的人们先有名字。随着统一的多名族国家的发展,人们为了区分自己的所属地区、家族等情况,开始在名字前面加上一个群体的统一标志,于是姓氏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多是以封地为姓或以国家的名称为姓。

  契丹族的姓名发展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他们姓氏的出现比中原晚。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契丹族姓名还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无论是母系氏族社会,还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契丹族的人们都是有名无姓的。契丹族传说中的三位精明能干的国主名为:乃呵、口呙呵、尽里昏呵,并没有姓氏。契丹发展史中记载的阻午可汗、鲜质可汗、昭古可汗也是以名字来划分的。《契丹国志》记载:“契丹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 即使在北魏、隋唐时期,契丹族已经逐步发展壮大,但仍然没有出现姓氏。那时,人们区分不同的地区是依靠部落的名字,如:悉万丹部、何大何部、具伏佛部、郁羽陵部、日连部等等。即使是契丹的统治者,也没有自己的姓氏,比如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叔父述澜,德祖国撒刺的都只有名字。

  契丹归附于唐朝后,唐太宗在那里设置松漠都督府,封窟哥为都督,赐契丹姓“李”、“孙”两姓。李姓的契丹首领有李尽忠、李失活、李过折,孙姓的契丹部落首领有孙散曹、孙万荣等。这时,契丹族虽然有了姓氏,但只有李、孙两姓,且只有少数上层贵族有姓,一般平民是没有姓氏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契丹皇族、后族均以耶律、萧为姓。“耶律”在汉族中就是“刘”,以“耶律”和“萧”作为姓氏是因为契丹人尤其是契丹贵族崇拜中原的汉高祖刘邦和贤相萧何。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中层人士以及平民百姓也开始使用“耶律”和“萧”作为姓氏。契丹族的两姓制的落后状况一直持续到辽国灭亡。此外,契丹也有一些其他姓氏的出现,东丹王耶律倍入后唐,即被赐名李慕华,后改名李赞华,他的五百名随从也被各赐穆、罕、罗、易、盖等汉姓。

  契丹族取名的方法很多,但一般都比较直接、粗俗、浅显。辽西郡王,辽景宗之弟耶律宗政之子取名耶律驴粪。在《辽史》中,还记载了有叫耶律马驴、耶律赤狗的的人。有按在家族中辈分排行来命名的,如耶律郭三、耶律吴九、耶律韩七、萧杨六等。有以出生时的体重取名的,如石抹五斤、耶律八斤。有以宗教术语取名的,如耶律观音、萧观音、萧和尚、耶律佛留、耶律大悲奴等。辽国的一位公主就名为耶律观音女。还有一类是比较儒雅的名字,一般都是契丹贵族选用的,汉族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被包含在名字里,如耶律仁先、耶律义先、萧德温、萧德良、萧孝穆等。

  辽国灭亡后,契丹成为被统治民族。虽然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的西辽,仍保持了耶律、萧两个姓氏,但在西辽被蒙古大军灭亡后,即逐渐被当地的回鹘等土著民族同化了。由契丹人八刺黑在伊朗中部建立的起儿漫王朝,则改信伊斯兰教,后裔姓名更是少有契丹姓痕迹。

  金朝统治者为了报复辽国以前对金的欺压,把耶律改成移刺,萧改为石抹。《元史•食货志》记载,移刺是牵马的马卒,而石抹是奴婢的意思。此外,金国统治者为了拉拢安抚契丹的上层贵族,也曾把国姓“完颜”赐予他们。此外,金国还赐予了契丹族女真姓“蒲察”。但是,契丹人对金国的赐姓大多是不满的,把这看成是一种侮辱,因此仍有人以耶律、萧为姓。

  元朝统治者为了统一中国,号召契丹人参加灭金、南宋的战争。契丹人因骁勇善战而屡建战功。许多契丹人奏请朝廷,要求复归本姓,并被批准。故元代契丹人耶律与萧,移刺与石抹四姓并存。在这一时期,契丹人还有改为黄、王、郑等汉姓的。现在,云南施甸等县的契丹后裔就是随蒙古大军征战到这里的,先由阿姓演变成“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后改成汉姓蒋、杨、李、赵。元朝以后,契丹姓氏已经大大减少,在史书中很少出现。

  契丹姓氏的演变,促进了契丹文明的发展,也加快了契丹与其他民族融合的速度。因此,在契丹国淡出历史舞台后,契丹人也在历史记载中随之渐渐消失。

  契丹大事记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契丹国。
  
  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渤海国,取得了胜利,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契丹开始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公元947年,辽世宗将契丹改国号为大辽,辽国正式建立。
  
  公元983年,辽圣宗皇帝改国号辽为大契丹。
  
  公元1104年,辽国在与宋军的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逼迫北宋订立了澶渊之盟,从此,辽国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军事实力达到了顶峰。
  
  公元1066年,道宗皇帝恢复了大辽的国号。
  
  公元1031年,辽圣宗去世,辽国开始由盛转衰。
  
  公元1114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领所属的2500名士兵起兵反抗辽国的统治,并在战斗中节节胜利,掀起了反辽的序幕,也是辽国的军事实力由盛转衰的标志。
  
  公元1124年,辽国在与金国的中京决战失败,次年辽国灭亡。
  
  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称帝,建立“西辽”,是辽国复国的标志。
  
  公元1218年,西辽被蒙古大军消灭,辽国正式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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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39: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七章 西夏——剽悍的游牧民族
  
  西夏是指党项(xiāng)族在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王朝。西夏王朝的缔造者党项羌原居于黄河河曲一带,是诸羌族中的一支,北朝末年逐渐强盛。西夏后期,锐不可当的蒙古铁骑曾先后6次伐夏,其中成吉思汗4次亲征,却在西夏国门前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也因中了党项人的毒箭而毙命。后西夏最终因弹尽粮绝投降,蒙古军队血洗西夏,将西夏宫殿、史册付之一炬。曾在中国历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遭遇灭顶之灾。

  西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创造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西夏还将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将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别具一格的文化让这座佛教建筑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黑城的发现
  
  在史学界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研究西夏文化,请到俄罗斯!”

  西夏是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那为什么研究它的文化历史却要到万里迢迢之外的俄罗斯寻找答案呢?这并不是因为西夏人在亡国之后流亡到了俄罗斯,而是由于那里珍藏着无数的西夏珍宝,有瓷器、有金玉、有图书等等。在俄罗斯的珍贵的西夏文物甚至比国内的还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切还要从一座消失了的古城——黑城说起。

  在内蒙古的最西端阿拉善盟额济纳河下游的东方、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有一座残存的古城遗址。遗址呈长方形,周长约1公里,四周有残存的城墙。在东西两面的城墙中设有城门,并筑有瓮城。这些城墙虽然已经历经千年的大漠风沙,残存下来的仍然有10米之高。城墙为夯土板筑,内有横木、绳索和荆棘相勾连。成池的内部有街道、房屋、墙壁在黄沙中露出头来。在城外的西南方向,还有一座礼拜堂完好无损的屹立在荒漠之中。这座礼拜堂呈蒙古包顶,壁龛样式的清真寺造型。城墙西北角,有5座高低不等的覆钵式佛塔,十分惹人注目。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城遗址,是古丝绸之路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一座古城。

  黑城是北方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的古都,也称黑水城,党项语叫“亦集乃”。黑城蒙古语意为“哈日浩特”,是西夏国一个繁华的边镇和驻军重镇。西夏国王李元昊为了巩固国家的边防,在这里设置了兵强马壮的“黑山威福军司”。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黑城由地位很高的王公戍守。黑城繁盛时,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遮天蔽日的黄沙景象。那时,这里水草丰美,气候适宜,林木众多,人们过着安逸、富足的生活。

  西夏灭亡后,元朝在此设置“亦集乃路总管府”。公元1372年,明朝大将冯胜攻破黑城,黑城就从此废弃了。

  西夏国都兴庆府被蒙古大军攻破之后,黑城尚未失守,其间西夏国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和金银财宝被转移到黑城,并在此掩藏,从此丰富多彩的宝藏故事就开始传播开来。

  民间传说引来了无数的盗宝者,黑城闻名于世就是因为探宝而意外发现的文物引起的。

  1886年,俄国学者波塔宁是第一个来到黑城的现代人。他在额济纳河考察时,无意间发现了黑城遗址。他的到来揭开了一个古国文明的神秘面纱,但也给这个古国的文明带来了灾难。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来到黑城,买通当地王公,先后进行了3次发掘,掠夺了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古籍数千种,征用了近百峰骆驼才得以把这些文物运走。这些文献书籍中,仅罕见的书籍就达34种。此外,还有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女真文、蒙古文、叙利亚文等书稿。科兹洛夫将这些典籍运回了俄国彼得堡,分别珍藏于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和俄罗斯博物馆,轰动了全世界。科兹洛夫为了炫耀他到中国“探险”的功绩,写了本名为《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的书,书中写道:“他赠送给探险队一大批收藏品,整整一个图书馆的书、纸卷、手稿,约有300多幅画在亚麻布,细绘料和纸上的佛像……,很有价值,体现了不同文明程度的金属铸像和木雕泥塑、画板、塔的模型和很多其他的东西。”、“在哈拉浩特遗址度过的几天中,探险队总计得到下列各种物品:书、文字。纸、金属钱币,妇女装饰、若干家庭用具和日用品,佛像之类的东西;在数量上,我们收集的考古资料装了10个普特重的邮箱。”一普特相当16公斤,也就是说,科兹洛夫第一次盗掘了160公斤重的我国西夏文物。

  科兹洛夫在黑城的盗宝之举吸引了更多的盗宝者来到这里,以各种名义挖掘地下深埋的宝藏。从此,黑城就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盗掘之中。

  1915年,英国人奥莱罗•斯坦因率领中亚探险队以“探险”的名义来到黑城盗宝。经过了一番挖掘之后,他和他的探险队发现230册珍贵的汉文古籍和西夏文书。1923年,美国人兰登•华尔纳、雷勒斯•杰恩又在黑城进行了10天的发掘工作。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带领的中德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黑城掘得一部元刊本《大藏经》。1930~1931年,中德西北考察团发掘出10000多枚居延汉简,现在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就这样,一座反映西夏古代文明的以及周边国家文明的巨大图书宝库被肢解了。

  在黑城遗址,我国发现了最多、最完整的西夏文书资料,如西夏的《天盛改定新律》、《官阶封号表》、《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等。元朝的统治者在攻克西夏国都后,肆意烧杀掠夺,涂炭生灵,西夏的许多珍贵典籍横遭劫灭。而元朝统治者更是对西夏历史不屑一顾,编修《宋史》、《辽史》,却偏偏不修西夏史。西夏的历史、文明从此被黄沙掩埋,几乎遗亡。

  在西夏王国灭亡的时候,黑城却由于远离西夏的统治中心并接近蒙古草原而没有遭到破坏,书籍文献也没有被烧毁。黑城众多西夏文献、文物的面世,弥补了西夏历史文化的断层遗憾,把西夏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西夏历史、文化,1982~1983年,我国专门组织了联合考古队,正式对黑城进行抢救性发掘。在这次挖掘中,考古学家们根据黑城的遗址摸清了城市布局,并发现了大量文书和其他文物。这些文书汇聚了我国的许多民族语言,也反映了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包括汉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古阿拉伯文等各种民族文字。历史学家们通过对出土文献中的整理研究,发现了很多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等的重要信息,还根据出土的西夏文字文书解读了西夏文字,为研究西夏、元朝社会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活跃在贺兰山的强大帝国
  
  在我国西北的贺兰山一带,曾经活跃着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民族。他们把贺兰山奉为神山,在那里建造了许多寺庙殿宇。经过多年的努力,这支党项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国势之大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中原汉族王朝的统治。这个民族就是党项族,建立的国家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夏。

  党项族本来生活在青海东南部,到南北朝时逐渐发展壮大,强盛起来。唐时,唐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赐予党项族首领拓跋赤辞李姓。党项族由于受到吐蕃的侵扰,便在唐朝统治者的许可下迁往内地。经过上百年的稳定发展,党项族的各部族形成了几块统治区域,分别是以夏州为中心的平夏部,庆州陇山以东的东山部,横山地区的南山部等聚居地。这些党项部族都臣服于唐。

  在唐末的动乱中,党项族的部队因为骁勇善战而被唐政府征到甘肃一带剿灭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并因为剿匪有功而受到唐朝的封赏。唐授予党项族首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州等五州地区,进爵夏国公。在此后的200年中,党项族一直控制着贺兰山的兵权。唐朝灭亡后,党项臣服于后来的宋朝。他们占据了贺兰山一带的广大领土,并凭借山脉的险峻为坚守的阵地。宋朝实行消弱藩镇势力的军事措施,这些措施严重威胁到了党项的统治,迫使其献出五州领土。但是,党项首领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夏州定难军管首领李继迁利用宋朝其周围辽国的矛盾关系顺利的收复了旧有的领土。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位。他采取倚辽和宋的策略,即向辽、宋称臣。这样党项既能获得宋朝的赏赐,又能依靠辽国的威势牵制宋朝。宋、辽统治者对李徳明的政策十分满意,争相为他加官进爵。他还带领党项部队向西进军掠夺吐蕃的战马和财物,向北收服了回鹘的精锐部队,使部队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大增。

  李徳明死后,李元昊继位,他就是西夏的开国之君。李元昊为了使党项族的各个部落团结起来,增加军事力量,就在民族内部采取了许多提高民族意识的措施。他去除唐朝、宋朝时对党项族的赐姓,改姓氏为嵬名,严令“国中袭用胡礼”,官民一律秃发、耳垂重环、“改大汉之衣冠”,确定民族服饰、简化袭用唐宋礼仪、音乐和典章制度、订立官吏制度、创制国书、设立蕃学等措施。这些措施对党项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个部落都团结起来,整个党项族也就更加强大了。

  党项族原本是以放牧、狩猎为生的民族,但元昊十分注重引进汉族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发展种植业,农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基本摆脱了放牧、狩猎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元昊为了改造农业生产环境,大兴水利,并亲自主持修建了从青铜峡的引水工程。世人为了歌颂他的功绩,把这项引水工程定名为“昊王渠”或“李王渠”。

  元昊见国家富强、兵强马壮、人民富足,就感觉到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为称帝做起了准备。他把兴州升为兴庆府,并在城内大兴土木,建设宫殿。1038年,元昊在辽国的支持下称帝,国号大夏。因为大夏国在宋朝的西面,中原文化中把大夏也成为西夏。元昊十分推崇汉族的政治制度,并应用到自己的国家。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称帝后,元昊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地位,派遣使臣到宋朝上表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这种请求当然没有得到宋朝统治者的批准,于是宋朝与西夏发起了战争。此时,西夏正处于上升时期,军心稳定,战士们各个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在战斗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西夏的部队在1041年1042年与宋朝的两次交战中都大获全胜,在好水川和三川口相大败宋军。面对强大的西夏军队,宋朝统治者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承认元昊为夏国皇帝的要求。

  西夏统治者依仗全民皆兵的强大武装力量,与北宋和辽国发生过大小战争无数次。即使在金国灭掉辽和北宋后,西夏却仍然能保持在西北的地域不受侵犯。鉴于西夏的军事实力,金国也轻易不敢向其发动进攻。西夏在全盛时期,疆域十分广大,东临黄河,西至玉门关,南接萧关,北抵大漠。随着西夏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使当时的中国版图形成了宋、辽(金)、西夏三足鼎立的态势。

  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在位10年,他在宫廷的权力斗争中被自己的亲生太子宁令哥刺死。但是,宁令哥并没有如愿登上帝位。他的叛逆行为致使满朝文武及全国的百姓都对他十分不满。宁令哥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帝位由年仅1周岁的小皇子继承。由于皇帝年幼无知,无法亲政,朝政由皇太后藏氏把持。西夏建国后的48年是国家的建设时期,这一时期西夏大力发展军队,开疆阔土。加上西夏的前几位君主都比较勤政爱民,因此,国力蒸蒸日上。之后,西夏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持续了将近100年的时间。1139年,第五代西夏王李仁孝继位。他是西夏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统治长达54年。李仁孝强吸收汉民族的文化、教育,提倡儒学,推行汉文。在这54年中,他把西夏的繁荣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期。

  西夏仁宗李仁孝死后,西夏结束了长达百年的繁荣发展时期,走向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从继任的帝王开始,西夏就受到了外来军队的猛烈进攻。这时,成吉思汗已经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组织了一支兵强马壮、战备充足的部队。为了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必然就会向周边的西夏发起进攻,而仁宗李仁孝的死正给成吉思汗提供攻了攻打西夏的契机。1205年,西夏与蒙古发生了第一次的正面冲突,从此两国战争不断。

  在战争的中早早期,由于蒙古军队长途跋涉而来,双方互有进退,可以说西夏还是处于上风的地位的,成吉思汗在攻城时也受伤后来不治而死。但是,这种胜利不但没能使西夏摆脱蒙古军队的进攻,而且使战争更为激烈。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任者以及蒙古将士们都对西夏充满了仇恨,发誓要为成吉思汗报仇,在战争中表现更为英勇。1227年,蒙古的继任统治者杀死了投降的西夏末代帝王李睍(xiàn),西夏从此灭亡了。西夏共建国190年,从元昊算起经历了10位帝王,最终消失在历史深处。西夏的人民在亡国后也纷纷逃到其他地区避难,在长期的生活中与那里的人们相融合,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党项族也被历史尘封了。

  西夏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西夏的后期在短短的20几年中就更换了5位皇帝。统治阶层内部的不稳定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盛衰;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上层社会内部矛盾开始激化致使国力迅速衰退;不能有效的阻止蒙古大军的进攻。在西夏襄宗和神宗时,与金国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冲突,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下降等。

  在蒙古大军进攻西夏之前,西夏统治者没有做任何准备。他们生活在长期的稳定、安逸中,早已经忘记了前几任皇帝征战沙场的往事。随着社会的安定,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慢慢开始变得腐朽堕落。而且那时的西夏社会大行汉风,人们向往做那些风流倜傥的儒家雅士,不愿意在征战沙场。因此,在西夏的部队中,将帅人才出现了断层,军队戒备松懈,兵不习战,军事素质下降。

  西夏在战争中还犯了战略性错误。为了得到部分领土,西夏的统治者与蒙古军队结盟,一同攻打金国,却忽略了金国灭亡后就会使自己单独面对蒙古军队,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且在对金战争中过多地消耗了许多战斗力。当蒙古灭金后,很快就撕破了与西夏的战时同盟协定,转而向其发动进攻。西夏没有外援的支持,不能利用外部力量牵制蒙古的军队,失败也在所难免。在与蒙古军队作战时,西夏又犯下了严重的指挥错误。他们分散兵力,坚守城池,不能互相救助,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完全陷入了被动境地。蒙古大军凭借着自己的优势对西夏的城池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现在,只有贺兰山上留存的规模宏大的西夏皇陵还能证明这个国家曾经的繁荣。

  西夏剑,述说着先进的冶炼技术
  
  “红妆拥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风。螺旋锘锷波起脊,白蛟双挟三蛟龙。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这首诗是苏东坡得到一把西夏剑后,兴奋之余命晁补之做的赞美西夏剑的诗歌。诗中的“拔鞘”指的就是西夏剑的剑鞘,这把剑锋利的达到了吹毛即断的地步。

  西夏剑在兵器中号称举世无双,在宋朝时与蜀锦、定磁、浙漆等并称为天下第一。就连堂堂的宋钦宗都十分喜爱西夏剑,常常把它带在身边把玩。戍守边疆的大臣也以从皇帝那里获得西夏剑作为最高规格的赏赐。由此可见西夏剑的犀利与名贵。

  由制造精良,锋利无比的西夏剑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炼技术非同一般,在当时处于顶尖水平。西夏剑只是先进的冶炼技术的一个代表,西夏的其他兵器也都制造得十分精良。史书记载,西夏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人”。 西夏的陵墓中出土的甲胄残片制作精细,薄厚均匀,孔眼划一,有的外表有鎏金。 西夏的神臂弓“以糜为身,檀为销,铁为枪镫,铜为机,麻索系扎丝为弦”,三百步外,能射穿很厚的物品,杀伤力很高。

  西夏冶炼技术的大发展与党项族的民族特征有着重要的关系。西夏是一个在战马上打天下的国家,并保留着早期的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西夏最强盛时,达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西夏与周边的许多国家都有过长期、激烈的战争,比如对宋战争、对辽战争、对金战争、对元战争,以及对一些周边小国的领土扩张,如对吐蕃的侵犯。战争必然是以士兵和兵器作为后盾的。一把得心应手的锋利兵器可以帮助士兵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取得胜利,一把低质量的兵器也可以使士兵在战斗中毙命。因此,西夏国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并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就对兵器的制造花了很多心思。除了战争的需要外,西夏的农业发展也使政府大力地发展冶炼技术。西夏朝建国后,种植业生产已经远远超过了党项传统的畜牧业和狩猎所带来的价值,人们的生活主要靠农业生产来提供。这两点原因带来了西夏的冶炼技术的大发展。

  西夏的冶炼技术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用于制造皇室、贵族等人使用的奢侈品以及平民百姓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二是制造兵器以及农业生产工具。

  在制造奢侈品方面,西夏国王专门设置了“文思院”,用来“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因此,西夏金银器造型轻巧,外表光莹,厚薄均匀,做工精细。 西夏金器的铸造有“生金熔铸”、“熟再熔”、“熟打为器”等多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载有“生金熔铸:生金末一两耗减一字。生金有碎石圆珠一两耗减二字”,“熟再熔一番为熟板金时:上等一两耗减二字。次等一两耗减三字”,“熟打为器:百两中耗减二钱”等冶炼技术。西夏的黄金拉丝工艺水平很高,文献记载,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者“人马皆衣金”。“衣金”就是把黄金拉成丝,织到毛、丝、棉织物中去。金属拉丝是技术性极高的工艺,十分复杂,这充分显示出西夏金银铸造的技术和工艺。
  
  西夏炼铜和铜器制造技术相当先进。除了冶炼青铜、红铜外,还冶炼黄铜。黄铜的冶炼比青铜、红铜要复杂,所以不论是宋、辽,还是西夏,只在文献中有黄铜生产方法的记录,黄铜器实物发现极少。《文海》载“融铜撒药为鍮(tōu)也”。古人说的“鍮” 是铜与锌的化合物,即黄铜。《文海》中的撒药应是指加入锌,说明西夏工匠已掌握了冶炼黄铜技术。西夏铜器的制造,分打制和铸造两种工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铜“为种种打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三钱”,“为种种铸事则一两中可耗减二钱”。但是在具体制造过程中仅仅靠打制和铸造两种工艺是很难完成一件优秀作品的。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重188公斤,造型逼真,比例匀称,线条流畅,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制作它,需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焊接、抛光和鎏金等工艺于一体,工艺十分复杂。

  在制造兵器及农具方面,冶炼技术和方法也多有记载。由于兵器的制造量非常大,用于冶炼的普通坩埚炉效率低下,不能满足要求。西夏人采用了中原先进的竖炉。这样就更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提高了炼铁效率。史书记载,西夏甲胄“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

  西夏的农具品种繁多,制作精良。1980年,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大型陵墓中出土的西夏农具有犁、锄、镰、镢、锨、耙头等,还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具,有锅、凿、釜、剪刀、灯、勺、铲、臼、杵和斧等。这些普通的生活用具中有的也使用了极为复杂的冶炼技术,如出土的铁锅的制造工艺比现在的制造工艺还要复杂、考究。

  通过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炼工艺已经出现了锻、铸、焊接、抛光、切削、钻孔、拉丝、镶嵌、镂刻和鎏金等各种先进工艺技术,不仅不比中原地区落后,在个别方面甚至更为先进。

  除了在冶炼时使用的先进工艺外,一些附属的先进工具也几经投入到冶炼生产中使用,鼓风设备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西夏时凿刻的榆林石窟中,就有一幅名为《锻造图》的壁画。壁画中有三个人正在冶炼,其中有两人在吹打烧红了的金属,另一人则坐在一个墩子上,推拉着一个风箱样子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古代的鼓风机。它不仅提高了锻造速度,也提高了锻造质量。西夏工匠在锻造中所用的鼓风设备已不是韦囊鼓风,而是风箱鼓风,这样可以保持炉膛内所需的高温。煤炭的广泛应用给西夏的冶炼技术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西北地区是重要的产煤地区,而西夏国所处的位置就在产煤带上。煤用之于冶炼较其他燃料更加省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热量,更容易提高炉温。

  独特的美酒文化
  
  1986年的一天,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红庆乡,几个农民正准备收工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其中的一个人在挖土的时候手中的铁锹突然被什么坚硬的东西震了一下,他以为是散落在田间的砖头石块,就没在意,继续挖起土来。可是,他并没有挖出想象中的砖头石块,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旁边的村民们纷纷聚拢了过来,仔细的辨认起来。一个人突然兴奋的喊了起来,这不是瓷器吗?

  于是,他们赶忙把从田地中挖出的瓷器的事情报告给了当地的文物部门。考古人员接到消息后马上带着工具来到了那里。经过考古人员的细心挖掘,发现这里是一处收藏瓷器的地窖。这座地窖为一个圆形土坑,距地表约1米,直径达3米,里面堆满了瓷器的残片。经过专家鉴定,这个地窖是西夏时挖掘的,里面的瓷器也是珍贵的西夏瓷器。从地窖的掩埋程度可以看出,地窖主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急的情况,才把自己的宝物匆匆掩埋的。

  考古队员们在地窖中清理瓷器的残片时,发现了一件保存完整的褐釉剔刻花瓷瓶。这个瓷瓶高40厘米左右,瘦劲挺拔,小口,口外有较宽的边唇,似蘑菇状,束颈,斜肩,深腹,平底。胎为浅棕黄色,施褐釉,以剔地刻花技法进行花纹装饰,腹部为两个对称的花形开光,内饰花纹主题为折枝牡丹花,以零乱的牡丹叶子填空,下腹部刻画一鹿纹。鹿回首做惊吼状,且口吐云雾。近底处及底部均未施釉。这个精美的瓷瓶初看上去与与宋朝的经瓶,也就是酒瓶十分相似,但是细看却又有着许多宋朝经瓶没有的特征。考古学家们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确定这件印花瓷瓶就是西夏王朝使用的经瓶,是盛酒的器具。那么西夏的瓷瓶怎么会埋到蒙古去呢?这是因为西夏国最强盛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扩张,内蒙古的不少地区成了西夏的疆域。

  西夏的酒文化十分发达,所酿的酒均属上品。因此瓷瓶的主人在遇到为难危难的情况下都不忘了把酒瓶收藏起来。北宋陆游在《秋波媚》中称赞西夏美酒“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西夏的酿酒历史十分悠久,最早要追溯到党项族的祖先羌族时期。羌族是更为古老的一个少数民族,生活在一望无际的青藏高原上。由于地广人稀和气候寒冷,羌族人靠饮酒来驱除寂寞、抗拒严寒。此外,他们豪爽的性格也造就了好酒的天性。他们在草原上以游牧为生,虽然不种植农作物,种植业处于未开展的状态,没有五谷,可是却学会了造酒。虽然没有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作为造酒原料,可是青藏高原给他们提供了天然的原料——野生的大麦。《旧唐书》上就记载着羌族人“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的事情。这也是我国北方用麦造酒的最早的记录。

  羌族的一支发展为党项后,承袭了祖先的造酒工艺。党项内迁为西夏国的造酒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内迁后,出现了农耕和农业生产,党项人得到了许多粮食作物 ,这就为改进造酒工艺、增加酒的品种提供了契机。同时,随着对外的文化交流的扩大,党项开始接收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民族的造酒工艺。这些都使得党项的造酒技术大大进步,酒类的品种也开始多了起来。

  西夏建国后,酿酒业更是的到了长足的发展。那时,他们已经开始从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品种和产量都显著增加,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到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统治时期,西夏的经济、国力都达到了顶峰,酿酒业也随之而达到最为繁荣的时期。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特殊的酿造技艺不外传,还专门设置了“酒务”机构并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以管理酿酒作坊、发展酿造业。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详细规定了酒的生产与管理制度:必须在官府批准并颁发许可证之后才可以酿酒,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轻重视私酿酒的数量而定:百斤以下的,官员罚马两匹,平民判处3个月徒刑;超过百斤的,不论官民一律判处6个月徒刑。

  在西夏时期开凿的安西榆林窟中就有一幅《酿酒图》壁画,这幅画向后人详细的讲述了酿酒的工具、过程、原料等信息。画面中央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灶台,上面是层层叠叠的方形器物。一位妇女身穿浅色的长袍,左臂卷着袖子,拿着吹火筒蹲在灶台旁正在烧火。灶台里面的火很旺,后面的烟囱冒着滚滚的烟。另一位妇女穿着深色的对襟大领长袍,拿着一个陶器站在灶台旁回头看着烧火的妇女,似乎在向她询问什么。灶台的左面放置着酒壶、贮酒槽、木桶等工具。从这两个酿酒人的性别、装束来看,这应该是西夏家庭酿酒时的一个场景。由此可见,那时西夏的酒文化十分繁荣,家庭也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

   酒成为西夏人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好喝酒,而且常常饮酒取乐。西夏境内酒楼、酒馆很多,这也是都城兴庆府的一个特色。每当遇到什么节日或是高兴的事情,西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开怀畅饮。余阙所著的《青阳先生文集》就记载了西夏饮酒的盛况,说党项人性格质直尚义,平时相处虽然是异姓但好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人们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坐,只按年龄辈份而不论官爵高低。祝寿拜舞,上下猜拳行令、自娱自乐。喝醉后与乡邻亲戚互相道别,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在统治阶级或贵族中,还流行着边饮酒边谈国事的习惯。据《西夏书事》记载,“元昊谋攻延,悉令诸侯酋豪于贺兰山坡与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dū)髅中共饮之”,就是说元昊在采取重大的军事活动之前都要把那些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引用掺和这人血的酒,以示决心。
  西夏人除了高兴时喝酒,在祭祀、盟誓仪式中要饮酒,在与仇敌和解时也要饮酒。西夏有着浓重的祭祀传统,一祀天,二祭祗,三享人鬼,四释奠先圣先师。无论是祭奠哪一类神鬼,都要准备丰盛的祭品和充足的酒。《天盛律令》记载:有“神迹”的牛马死后,要派一官巫,于“三司内领取三两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以祭祀”。仅仅祭祀一头神畜就要耗费一斗酒,可见酒在祭祀中的地位。

   此外,酒还是西夏人对外战争的一件隐形武器。他们利用西部游牧民族“嗜酒”的特点,给他们送去精心酿制的许多美酒,引诱他们叛变宋、辽,投奔西夏。战士们立了功,朝廷也往往是用美酒来犒赏。宋朝大臣李纲总结西夏人特别能战斗的经验时说:“夏人之法,战胜而得首级者,不过赐酒一杯,酥酪数斤……”。由此可见,酒是西夏部队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

   西夏提倡饮酒,喝醉了人们又经常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偷盗。西夏的统治者对这种情况考虑的十分周全,这也许就是他们虽好酒,却不会因醉酒而误事的原因吧。西夏的法律规定,对那些酒后闹事的人不会予以重罚,酒醉时牵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财物,只要酒醒后送还就可以了,牲畜或财物的主人不能因此事而告状。但是,如果醉酒者在酒醒后仍不把牲畜和财物归还,就要被判处偷窃罪了。

  神秘的星曜崇拜
  
  与许多古代民族一样,西夏人对于电闪雷鸣、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于是,他们便认为在人的力量之外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掌管着人间万物的运行、掌管着人的生老病死。他们发现世间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的,而只有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每天都按着固定的时间、地点出现,很少会出现变化。于是,西夏人就认为这些天体是永恒的,在控制着人的命运。一旦这些天体出现了变化,他们就认为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或者是好事,或者是坏事。但是,这些都是他们无法预料的。为了使天下太平安定,为了自己不受伤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祭祀天上的太阳、星星等。

  后来,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西夏人开始接受一些外来的思想。12世纪时,西夏人在翻译汉文和藏文的佛经的过程中,认识、了解和掌握了佛教的观星术,并结合本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逐渐发展成为民间广泛流传的星曜(yào)崇拜。在藏于俄罗斯的西夏文献书籍中,《种咒王荫大孔雀经》、《九曜供养典》、《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都说明了西夏星曜崇拜的盛行和举行法事活动的具体过程。西夏的朝廷专门设有观测天象的机构“史卜司”,由精通星曜之术的术师负责。这些人自称能看懂天上星相的变化,可以预测出人间的吉凶,并且能够凭借自身修行得来的法力帮助那些被灾难、祸事笼罩的人们走出困境。西夏统治者为了使统治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就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星曜崇拜的场所。

  专家从对西夏文献的研究中发现,西夏的星曜崇拜就是对星宫和黄道星宫的尊敬和崇拜。西夏人所崇拜的星曜有11个:日神、月神、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以及印度神话传说中流传下来的紫炁(qì)神、月勃神、罗喉神、计都神。

  西夏人认为罗喉神、计都神是两颗会带来祸事的星星,每当他们出现时,就会遮盖太阳或月亮的光芒,也就预示着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月勃星也是一颗灾星,是由土星多余的气体演化而来,一旦出现就会给人带来灾难和不幸。在印度神话中,罗喉神和计都神星曾是一个神因为受到惩罚而一分为二的。这个神偷盗了不死药,被日神和月神告发,天神毗湿奴对他的行为十分愤怒,一气之下就把他劈成了两半。这两部分并没有消亡,而是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星体,即罗喉神和计都神。他们便以制造日食和月食的形式报复告密的日神、月神。

  与之相反,他们认为紫炁星是一颗福星,是由木星多余的气体演化而来,出现的时候会带来吉祥、幸福。 

  西夏的统治者为了攘除灾星带来的灾难,并祈求福星带来祥兆,每年都要在规模较大的佛寺中举行盛大的法事活动。为了表现虔诚,他们一般都把举行法事的坛城修建的十分富丽堂皇,坛城的中心绘有炽盛光佛,四周绘有星曜、护佑诸神、鬼怪和恶魔。在坛城准备好之后,统治者及术师就会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向星曜神灵献上各种各样的供奉。在举行法事时,术师就会扮演佛的角色,手持法器向各处派遣天神来搜捕各方恶魔,并命令他们把捕获的恶魔驱赶到坛城的西南角予以处死。同时,术师还会依仗着佛的法力,消除灾星带来灾难和不幸,并向福星祈求幸福。

  做过这些法事之后,西夏人慌乱的心就会安定下来。他们相信,那些四处游荡的恶魔已经被处死了,而灾星带来的或即将带来的灾难也消除了,从此天下太平。

  在发现的西夏时期的许多星曜崇拜图中,西夏人把每一个星曜都赋予了人的形象。图的正中心通常是人间佛的本源的阿弥陀佛或手持**的炽盛光佛,形象十分高大。日神和月神在佛上方的云彩上面,其他的星曜分别侍奉在佛的两边。

  日神在众星曜中处于最为重要的位置,代表着光明和阳性。日神往往是以帝王或大臣的形象,头冠上饰有太阳的象征——三足乌。月神代表黑暗和阴性,通常都是手托绘有玉兔的圆盘的皇后形象。在我国的传说中,圆盘代表着月亮,玉兔在上面炼制长生不老药。

  土星在星曜诸神中也有着重要的位置。土星代表的是大地,因此以黄色为主,在印度神话里,土星的形象是一位穿着宽大的袍服的老者,拄着长杖,手持象征法力的印信,他头饰上面的公牛就是土星的象征。金星的形象与佛经中描绘的十分相似,是一位穿黄色衣裙,弹奏着琵琶的女子。木星是掌管诉讼、大赦、惩罚的神灵,可以保护国家免受鬼怪的侵扰。因此,他以官吏的形出现,旁边还有象征着惩罚的粗木棍和斩头台。火星是主管雷霆的神,对内执掌官府,对外统领军队,他的形象也与佛经中描绘的极为相似,是一名手持利剑和敌人的头颅的武士。水星是一位手持书卷的女性,头冠上有猴形的饰物。

  在星曜崇拜图中还有黄道12星宫。这些黄道星宫与古希腊对黄道星宫的描绘十分相近,由此可以看出西夏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大。

  西夏大事记

  公元1038年,元昊在辽国的支持下称帝,建立了大夏王国。
  
  公元1041、1042年,西夏对宋朝的两次战争都取得了胜利,西夏的地位正式被中原王朝确认。
  
  公元1139年,西夏皇帝李孝仁继位,他在经济政治方面都进行了大力的改革,西夏从此进入全面繁盛的时期。
  
  公元1193年,李孝仁去世,西夏王国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同时,由于他的去世,西夏的实力开始由盛转衰。
  
  公元1205年,西夏与蒙古发生了第一次的正面冲突,揭开了西夏与蒙古战争的序幕,也揭开了西夏被外族侵扰的序幕。
  
  公元1227年夏,成吉思汗在远征西夏时受伤去世,战局的胜利由西夏转向蒙古。
  
  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杀死了投降的西夏末代帝王李睍,西夏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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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9 06:45:0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八章 大理——飘扬着儒雅的佛号
  
  大理是中国宋代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今云南一带建立的少数民族国家。后晋天福二年(937),通海节度段思平自立为王,国号为大理,1094年国中权臣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1096年段正淳改国号为后理。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征云南灭大理。大理国主段氏降,被任命为世袭总管。原大理官员多受封为云南各地土司。大理国大力推行汉族文化,用僰(bó)文说话,用汉字书写。今昆明古幢公园内的石幢,是大理时石雕仅存的硕果。此外,大理的壁画和木刻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大理盛行佛教,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的“释儒”(又称“儒释”)。可说大理国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历史与传说中的段氏家族
  
  在著名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的著作中,多次出现过大理国,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在书中,大理国是由段氏王朝统治,人民儒雅宏文,衣冠谈吐都和中原汉人没什么分别。那么,我国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这个段氏王朝呢?一灯大师与段誉又是否确有其人呢?

  金庸在小说中是这样解释段氏家族的出身的,说段氏祖先原本是凉州武人,也就是说段氏家族是十六国时期北凉第一任国君段业的后裔。北凉灭亡后,段氏家族出逃,下落就不得而知了。究竟小说中叙述的是否正确也就无从考证。但是,在我国的云南确实存在过一个段氏皇族,建立了大理国。《唐书•世系表》中说:“段姓出武威”。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段氏自称先世是武威郡(凉州)人”。那么,段氏家族是怎样繁衍生息并迁徙到武威的?小说中对段氏家族的描写与现实中存在过的大理段氏家族是否相吻合呢?这些要从段姓起源谈起。

  我国在很早的史书中就有对段氏家族的来历、渊源的记载。《史记•郑世家》记载了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郑武王姬掘突建立了郑国。他迎娶了申女武姜为夫人,武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后来的郑庄公,另一个是叔段。郑武王死后,郑庄公继位,而叔段却很不满,仗着自己母亲的宠爱,就造反夺取王位。但是,郑庄公对叔段早有防备,叔段打败,远逃到现在的河南地区,不再以姬姓作为自己的姓氏,改姓段。这就是段氏的来源。段氏族人最早一直生活在河南的附近地区,后来不断向外迁徙,并流入西北。唐朝的林宝编著的《元和姓纂》中记载了在西汉文帝时有一个叫做段仰的人,任北地都尉,他的后人段贞任武威太守,段氏子孙开始在武威繁衍。汉朝的段贞任武威太守后,段氏家族在凉州大地上大展身手,为造福地方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武威籍历史名人中的段颖、段煨、段承根、段荣、段韶、段达、段秀实等都曾在历史上创建过丰功伟业。段氏是武威历史上有名的九大姓之一,立堂号为“武威堂”,郡望为“武威郡”、“京兆郡”。

  那么段氏家族又是怎样散布到云南地区的呢?清朝著名学者张澍在《姓氏寻源》里说:“段氏有出辽西者,本鲜卑擅石槐之后,晋将段匹郸里也。支南蛮段氏,魏末段延没蛮代为酋帅,裔孙赁人朝拜为云南刺史,本出武威。”他在文中指出,武威的段氏子孙在魏末受到朝廷调遣被派往云南做官。从这时起,云南开始有了段氏家族。

  从段氏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云南大理国段氏出自武威,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描绘的段氏同样也出自武威,所以,这两个段氏家族应为同一源头,只是小说中的段氏家族根据情节的需要做了调整。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段氏家族是以大理的段氏王为原型来塑造的。

  段氏在云南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是在南诏统治时期。在传说中,段氏家族的在云南的第一位英雄名叫段赤城。他曾杀死巨蟒,被当地白族崇拜为“本主”,也就是地方保护神的意思。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真实性不可考证。

  在历史上,段家为南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唐宣宗时,安南经略使贪暴,对那里的少数民族“棠魔蛮”族进行残酷剥削,一斗盐就要换他们的一头牛。少数民族不堪压迫,与南诏大将段迁攻陷安南都护府,取得了今红河州南部及文山州的地盘。可以说,段家为南诏创下了丰功伟绩。此后,段氏家族一直都在南诏政权中担任重要官职。

  公元902年,南诏的末期,朝廷权臣作乱,段氏家族趁机夺取了政权。从此,段家飞黄腾达的日子来临了。

  在真实的大理段氏王朝中,并不存在小说里的一灯大师、段誉等拥有绝世武功的高人。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也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在大理国中,第十六位国君名叫段和誉,小说中称为段誉,第十八代国君名叫段兴智,小说中称为段智兴。

  大理灭亡之后,段氏家族也渐渐的衰落了下去。元世祖忽必烈在征服大理后,就在这里设置了官府,而原本的大理国皇室则成了元世祖的管家,并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后来,大理的段氏家族有发展分裂成几个支系,有的留在原籍,有的迁移到了陕西的雁门关,还有的迁移到了更远的地方。

  大理的变迁
  
  大理的开国之君是段思平。他是“乌蛮”贵族,是南诏国的通海节度使,手握重兵,很有实权。南诏的最后一个国君舜化贞驾崩后,清平官郑买嗣趁机发动政变,杀戮南诏王族800人,自立为君,改国号为长和。长和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仅过了3年就灭亡了。长和国的权臣杨干贞杀死了国君拥立清平官赵善政为君,改国号天兴。但是,赵善政只是个傀儡国君,也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在他称帝几个月之后,就被杨干贞废掉。杨干贞自己坐上了皇位,改国号为大义宁。这个人虽然阴险狡诈,很会卖弄权力,但是却没有什么治国方略,而且为人十分贪婪,对百姓横征暴敛,不得民心。当时,大义宁国上上下下都掀起了反杨的运动,国家政权摇摇欲坠。

  段思平见大义宁国内大乱,就在通海培养自己的势力,等待机会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他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口号,拉拢了乌蛮三十七部贵族,又得到了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的支持,力量大增。据说,段思平能够出兵建国还要归功于一支神戟。《南诏野史》中记载,段思平有一天化装成猎人去联络武装力量,夜晚在一户农家投宿。这户人家藏有一支神奇的戟,似乎专门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那天晚上,刮起了大风,那杆戟竟然自己跑了出来,来到段思平的房间。段思平很是惊讶,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就赶忙带着神戟走了。在后来的战争中,段思平使用这杆神戟指挥千军万马,杀敌无数。

  公元937年,段思平趁大义宁政权危难之机,联络云南东部的“三十七部”武装力量向大义宁发起了强大的进攻。大义宁的军队不堪一击,段思平没用多长时间就灭掉了大义宁。之后,段思平称帝,改国号为大理,定国都在羊苴(xié)城。大理国是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今云南建立的政权。

  大理这个国号还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来历。《南诏野史》说段思平在进兵时,找不到渡口过河,正在危难之际,遇到了一个“披缨浣纱妇”给他指点迷津,并且叫他建国后把国家命名为“大理”。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在史书中,记载了段思平取大理作为国名的用意。他改国号为“大理”,就是要大大调理各方面的关系,以稳定统治基础,富国强兵。在我国古代社会,“理”与“治”是一个意思,“大理”就是“大治”的意思。对于这个国号,还有一种说法,“理”是彝族的自称。那时,“理”和“宁”是一音多写,大凉山彝族至今还称自己是“宁”或“宁惹”,彝区称为“宁木”。

  段思平建国后调整、治理了国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更易制度,损除苛令”,使政权逐步得到巩固、人民得到休养,使经济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了封赏帮助自己登位的功臣,段思平分封诸侯。各诸侯都世袭领有封地,在诸侯领地内,当地诸侯是最高统治者,其下也各有家臣效忠。他在全国设首府、二都督、六节度,共八个地方政权,有“云南八国”之称。在大理国的发展前期,这种分封制稳固了统治基础,发展了经济,大理国进一步强大起来。大理国的疆域十分广大,是今天云南省面积的将近3倍,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大理沿用了南诏的政治制度,王称骠信,下设清平官,有坦绰、布燮、久赞、彦赞,彦赞是大理增设的,清平官下有“九爽”的官职。

  在几位皇帝的努力下,大理国的国力与日俱增。《桂海虞衡志》中的八个字可以充分的说明大理取得的成就,“地广人庶,器械精良”。经济的发展源于农业的发展,那时的统治者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再加上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先天的优势,使大理的农业与中原地区水平基本相当。元初郭松年到大理,见到了“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禾麻蔽野、溉田千顷” 的景象。大理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并产良马,每年都有数千匹精壮的马匹被运到内地贩卖。

  大理由于交通四通八达,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十分频繁,边境的互市榷场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大理商人输往内地的商品有马、羊、鸡等畜禽,刀、毡、甲胄、鞍辔、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药物。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汉文书籍、缯帛、瓷器、沉香木、甘草等药材和手工业品。随着贸易的增多,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也被带到了那里。宋徽宗时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大理王”。此外,大理与缅甸、越南、马来亚、印度、波斯等国家都有贸易往来。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发达带动了手工业的兴盛,用象皮制作的甲胄,形式精巧,质坚如铁与披毡、彩漆器皿、马鞭鞍辔等是大理国闻名天下的特产。冶炼技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闻名天下的云南刀“吹毛透风”。

  但是这种繁盛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大理国就陷入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段思平所分封的诸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家的统治,但是也给后世的帝王们带来了统治危机,诸侯据地自雄、王室力量极大削弱。各封建主和其他民族的一些贵族领主,经济和政治地位也相应地得到巩固,滇池地区的高氏家族,洱海地区的杨氏家族,就发展成了东、西部的两大霸主。他们与“大理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至发展到同段氏王族分庭抗礼、争夺权力的地步。

  公元1063年,杨允贤公开叛乱。大理的第十二位国君段思廉无力平乱,只好请诸侯高智升出兵相助。高智升虽然平定了杨允贤的反叛,但却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占据了整个鄯阐府辖境。段思廉虽然不情愿高家这样做,可是碍于高氏家族的强大势力,只能顺水推舟封高智升为鄯阐(shàn chǎn)侯,并且还不得不把国王直辖领地的一部分“赐”给高智升,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段氏统治的危机。

  杨允贤虽然反叛失败,但是杨家的势力却并没有因此而衰弱。公元1080年,杨义贞再度发动政变,杀掉国君段廉义自立为“广安皇帝”。杨义贞的称帝危及到其他被封诸侯尤其是高家在整个大理国的地位。鄯阐侯高智升联合“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再次平叛,4个月之后就把篡位的杨义贞打败,高家的势力趁机发展到洱海地区。由于段廉义无子,高智升便拥立他的侄子段寿辉段为大理王。高智升表面上拥立段氏为王,实际上“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宰相,把鄯阐侯的位子传给儿子高升泰。这样,高氏就成为大理国势力最强大的一支诸侯,几乎全部控制了大理国政权的辖区。大理国的重要官员,也几乎为高氏家族垄断,号称“一门之盛,半于大理”。

  段寿辉仅仅当了一年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就被高家父子废除,段正明被另立为大理国君。段正明在位时,对高氏家族十分谦让,博得了他们的好感,因此做了14年的皇帝。但是,野心勃勃的高升泰一心只想着当皇帝,于1094年废段正明,自立为皇帝,改国号“大中国”。高升泰篡位后,遭到其他封建主和其他民族部落领主的反对,尤其是“乌蛮”三十七部反对最为强烈,他们根本不接受高氏“大中国”的统治。高升泰仅仅做了两年皇帝就一命呜呼了,临终前,他告诫子孙“我之立国,以段氏之弱。我死,必以国仍还段氏。慎勿背我。”他的后人也很听他的话,在他死后就把皇位又还给了段氏家族,立段正淳为国君。

  段正淳复国后,依旧大权旁落,高氏家族依然掌握实权,世袭宰相,称“中国公”。高家极力扩充实力,通过分封子弟占据了大片领地。高泰明的堂弟高祥明,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居然赠送给段正淳农奴32000户,皇帝接受臣子的馈赠在历史上实属少见。

  大理国在内部受到诸侯割据困扰的同时,周边的一些其他民族的部落贵族,也纷纷开始趁机作乱,反抗起大理的统治来。“乌蛮” 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在混战中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建立“罗殿国”。“些么徒”部统一了滇池东南地区,建立“自杞国”。“邛(qióng)部”的贵族扩充武装,“闭其境以专利”,自称“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金齿百夷”贵族叭真,兼并了周围各部,建立“景陇金殿国”。大理国形成了“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干戈日寻,民坠涂炭”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

  大理国就这样在内部的统治危机与部族的叛乱中国势疲敝,逐渐走向衰落。蒙古灭金之后为了对南宋形成两面包抄的夹击战术,决定先征服大理。1253年,忽必烈率领率领10万大军,分兵3路进攻师南下,长驱直大理国入,大理国内各部落纷纷投降。同年十二月,蒙古攻陷大理城,大理末代国君段兴智弃城而逃。1254年,蒙古大军活擒段兴智,存续300余年大理国灭亡。

  儒雅飘香的佛国
  
  在云南及其附近地区,经常会出土一些制作精美的佛教用品,如佛像、宝幢等等。1919年,在昆明地藏寺遗址修建公园时出土了一尊佛顶尊胜宝幢。宝幢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构图造型精美,人物神态逼真,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当时的日本人称它为“中国绝无仅有之杰作”,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赞道:“雕刻佛像最精,世人咸为惊异,滇中艺术,此其极品也”。1978年,云南文物工作者在维修大理崇圣寺三塔时,发现了一件令世人震惊的宝物,大理国时期的五色舍利塔模。这座塔模制作技艺精湛,将金、银、铜、铁和琥珀五种不同的质地完美地组合起来,浑然一体。五色舍利塔是佛教用品,是用来装敛过世高僧的舍利的用品。

  在云南地区为何频频出现佛教用品?这与大理国佛教的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舍利是指高僧入灭火化后的结晶物。佛教一向十分重视对舍利的供奉,大理国也不例外,因此才会屡次出现会出现精美的宝幢。

  佛教在那一地区是在南诏时传入的,大理时期佛教逐渐发扬光大,最终到了全民信佛的地步,佛教发展成为大理的国教。大理的统治者把佛教与汉族的儒学充分的结合起来,把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融为一体,用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巩固统治。那时,读书人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被称为“释儒”。这些释儒不仅可以在寺庙内讲经求法,可以到朝廷内做官,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大理国是一个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国家。

  开国皇帝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元朝的郭松年编著的《大理行记》记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从这里足可以看出大理的佛教盛况。就连张胜温所做的《大理画卷》都是以佛教为主要题材的。大理的佛教的繁盛以佛经、佛寺、佛雕的发展和佛雕技艺的精湛为代表。

  大理国写本佛经是我国佛教文化的珍宝,是云南最早的佛教典籍。佛经的内容涉及经、论、仪轨、注疏及白族史志,充分反映了大理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姿,是研究白族社会、历史、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的无价之宝。佛教的发展使佛经成为一种十分紧缺的资源,于是抄写刻印佛经就成为当时的文人、儒释的重要活动。为了显示自己对佛教的信仰真诚,他们耗费大量心血用手抄写卷帙浩繁的佛经。这些制作精美的佛经除了用于平时讲经颂佛之外,由于装帧的精致还成为赠送亲朋的精美的艺术品。但是,由于佛经是用人工抄写的,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时间的磨损以及战乱,到现在这种写本佛经留存的已经十分稀少了,因此弥足珍贵。

  大理写本佛经不仅是佛教界的瑰宝,还是研究大理历史、书法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佛经不仅可以修正现在人们对大理认识的一些错误观点,还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信息。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将南诏大理国经卷的发现与敦煌藏经相媲美,称其为“北有敦煌、南有大理”。

  佛寺是大理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著名的佛寺有无为寺、崇圣寺、宏圣寺、感通寺等。在大理国故地洱海东岸的鸡足山上,有大理佛寺佛寺50余座。崇圣寺是大理国佛教发展到巅峰的标志,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佛都。

  无为寺是大理国的皇家第一寺,位于环境清幽的苍山兰峰之麓,始建于唐朝,在大理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寺庙为东西向,由大门、过厅、大殿、南北厢房所组成,隐于松柏之中。无为寺有八景:晒经坡,传说唐僧取经路过此地,曾在这里晒经书,驻跸台,无世祖忽必烈片大理时,曾在附近驻兵停留,还有来衔桥、翠华楼、阁老岩、玉磬碑、汪清泉、香杉树。元末明初,大理段氏总管段功之女段宝姬在无为寺畔建兰苑隐居。

  在大理留存下来的佛教雕刻艺术品中,以石钟山石窟最具代表性。石钟山石窟又称“剑川石窟”,位于云南省大理的石宝山上。 这里的佛教雕刻集中反映了密宗佛教与当地民族宗教信仰相融汇的特点。在石窟中的佛陀、菩萨、明王、大黑天神等的造型上,想象丰富、生动逼真、气度非凡。石窟雕刻技艺娴熟,以高浮雕为主,辅以线刻和浅浮雕,手法时而宁静温和,时而强劲勇猛,既有曹衣出水之细密,又有吴带当风之灵动。此外,在石窟中还留存有大量的大理国佛教绘画,如《菩萨图》、《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等石钟山石窟是研究大理宗教、社会、历史和民俗的重要资料,是我国众多佛教石窟中的璀璨的明珠。

  出家的国王
  
  大理国的宫廷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风气,就是出家。据历史记载,从公元937年大理建国开始,一直到公元1253年大理王朝灭亡的22位皇帝中,竟先后有10位出家做了和尚。这10位帝王中,除了第二代皇帝段思英是被迫逊位的,其他9位都是自愿放弃江山社稷出家的。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实在是我国帝王史上一缕独特的风景。

  在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帝王史中,除了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和清朝顺治皇帝外,就再也没有帝王有过这样的举动。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曾4次皈依佛门,都因群臣的苦谏仍然归座龙椅。顺治皇帝因心爱的皇妃去世而悲痛不已、看破红尘而出家。

  传说大理国这些做出惊人举动的帝王分别是第8代国王段素隆、第9代国王段素贞、第11代国王段思廉、第13代国王段寿辉、第14代国王段正明、第15代国王段正淳、第16代国王段和誉、第17代国王段正兴、第20代国王段智祥。

  为什么坐拥江山美人的帝王会甘愿放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位、财富去做整天吃斋打坐、念经颂佛的和尚呢?纵观这些皈依佛门的国王,是在大理国佛教的盛行的大前提下出家的,与大理国“以佛立国”、“以佛治国”、全民信佛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当朝的帝王有关,与他们前世今身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缠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灾免难。不过他们出家的原因又各不相同,具体原因分为在争权中失败被废为僧、政权不稳被迫出家、人心相背被迫出家。可以说,这些国王出家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避祸。

  如公元946年,在位仅有一年光景的段思英被废为僧,就属于大理国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争斗中一次典型的夺宫之变。据《滇史》记载,“思英性暴戾,居丧淫戏无度,多变易文德年制度”。段思英因性情暴戾、淫戏无度、变易旧制而被废,不得不出家当了和尚。其中变易旧制又是最为主要的一个原因。他继位后,将其母亲杨氏桂仙封为“榆城宣惠圣国母”。这时推崇杨氏势力的信号,显然与段思平以董姓为重要依靠的方针有悖。董氏是段思平改朝换代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代表人物是段思平的军师董迦罗。大理建国后,董迦罗成了大权在握的相国。段思平死后,段思英受到了董氏势力的威逼,企图抬高杨氏势力的地位,势必引起以董氏势力为首的各政治势力的不满。这时,董迦罗自然与好友段思良结成了利益联盟,逼宫退位。

  段和誉是大理的第十六代帝王。他并不像小说中塑造的那样是一位多情的风流才子,从政绩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优秀帝王。段和誉自幼聪明好学,7岁时就到点苍山龙苑拜师于天台山云游到大理的高僧六铉(xuàn)法师。在学习的过程中,他认真刻苦,为以后的帝王之路铺平了道路。段和誉26岁时继位,年纪轻轻的就曾几次平定三十七部的叛乱。他还采取了缓和的外交政策,与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宋朝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往来关系。在他的统治期间,大理国多次向宋朝进贡,献礼献乐,博得了宋朝统治者的欢心,也因此而得到许多赏赐作为回报。宋徽宗为了表彰段和誉,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云南节度使、大理王。在对内的政策上,段和誉勤政爱民,十分同情社会底层百姓的痛苦,仁慈治国、减轻徭役赋税。因此,那时大理境内的人民都十分拥护他。在经济上,段和誉在国内大力发展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就这样,大理王朝的统治更加稳定了,国力也走入了最为强盛的时期。段和誉还是一位十分宽宏大量的帝王。有一次,部将高智昌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当面指出他的错误并且辱骂他,可是,段和誉身为一国之君并没有以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来惩罚他。在高智昌死后,段和誉为表彰其功绩,还大办佛事为其超度亡灵。高智昌手下的两名军官因为怀恨段和誉而趁机刺杀他,但是没有成功,反而被段和誉擒获。令人佩服的是段和誉并没有雷霆大怒,把这两个叛贼施以酷刑,反而认为他们的举动是忠于主人的义举,释放了他们。这两名刺客后来自杀,段和誉又下旨为他们修建“义士冢”。

  在段和誉的长达39年的统治时期内,国家政治稳定,外无战事,经济繁荣。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在自己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激流勇退,选择出家作为人生的最终归宿呢?这与他的儿子们有着重要的关系。

  段和誉有4个儿子。这四个人的品性与他们的父亲却相差深远。为了争夺皇位,他们明争暗斗,甚至会在朝堂之上就大打出手。这四个皇子每人都有自己的势力集团,把整个朝廷弄得乌烟瘴气,不得安宁。段和誉对这几个儿子的行为很是失望,萌生了退位的打算。在他当政的第39年发生的一件事坚定了他退位的想法。那一年,在大理国的上空一颗彗星滑过夜空,整个朝廷都被这件事震动了。那时,彗星是灾星的代表,一旦出现,国家就会发生、严重的灾难。段和誉见到彗星之后,也认为这是国家的不祥之兆,就决定退位,把国家交给早就日思夜想当皇帝的儿子管理。他十分信奉佛教,便决定退位之后皈依佛门。这样不仅可以落得个耳根清净,还可以使国家的繁盛不葬送在自己的手中。此外,这样做还可以修行,为下辈子积德。就这样,段和誉把皇位传给段正兴。他出家后法号广弘,终年94岁,是大理国最高龄的国王。

  出家的大理国王们虽然不再是一国之君,但是待遇却远非普通的和尚可比。崇圣寺是大理国王们出家的专用佛寺,其建筑金壁辉煌,高僧殿里排列的九位出家为僧的大理国国王塑像。野史记载大理国民谣曰:“帝王出家,随臣一邦,嫔妃一串,素裹红妆。出家犹在家,举国敬菩萨,早晚拜大士,禅室如世家。”由此可见,国王们虽然出家,但是仍旧是帝王级别的待遇。

  割耳而葬与祀典文化
  
  2001年夏季的一个傍晚,大理东南的苍山上空雷声滚滚、乌云密布,一场暴雨眼看就要来临了。一位进山采药的彝族老汉见山雨欲来,赶紧找避雨的地方。他知道,这座山上有许多天然形成的山洞,经常被高高的青草覆盖起来。这些山洞正是绝妙的避雨场所。老汉在草丛中细细的寻找着,果真如他所料,一个洞口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他向洞内望了望,只见里面漆黑一片。但他已顾不得许多,因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老汉点燃了一只火把,壮着胆子往里走了进去。当火把的光亮照向山洞的深处时,一片金灿灿的光芒射了出来。老汉很是纳闷,凑上前去查看。他发现那些耀眼的光芒是从墙角一些金黄色的罐子里发出来的,原以为是一些陶罐。但当他将这些罐子细细观察一番之后,发出了惊愕的表情。老汉像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不顾外面的倾盆暴雨,跌跌撞撞的跑出了山洞。原来,墙角的那些罐子都是都是由黄金做成的。回到家后,不知是因为暴雨的原因还是受到了惊吓,老汉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与世长辞了。

  老汉为什么对从天而降的财宝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奋,反而出现这样怪异的举动呢?这都与当地流传的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

  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大理国。这个国家的国王死后都有一种奇特的丧葬制度。他们不像其他的帝王那样死后埋葬在华丽的陵墓里,并且陪葬着众多的金银珠宝。这些国王对自己的后事是这样安排的,将死者的耳朵割下来装在一个精美的金罐子里,存放在只有后世帝王才知道地址的秘密山洞中,然后再将遗体火化。传说藏着国王金瓶山洞可以穿过苍山、达到苍山的另一面。

  那位误入山洞的老汉看到里面金光闪闪的金罐子,很快就想到了家乡的这个古老传说。他的死很可能与这些金罐子有关。在他病重的那几天里,曾经在昏迷之中模模糊糊的与自己的后人说起了这件事。于是,苍山中果真藏有大理国王的金瓶的事情就这样传开了,并很快传给了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和考古学家。当他们听说老汉的传奇经历之后,马上就决定去查找那个山洞。因为,在史书里确实记载着大理国王割下双耳,藏于金瓶的事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后世的祭奠。只要后世的国王们拿出秘密山洞中的金瓶就可以祭奠前世的国王了,而不用大费周折。但是,随着老汉的去世,山洞再一次消失了。无奈之下,考古专家们只得组织了大规模的考古队对整个苍山进行全面的勘查。

  既然国王把金瓶看作是贮存自己灵魂的地方,金瓶的地位就相当于陵墓,因此肯定会特别的隐秘。据史书记载,只有继任的国王一人才知道山洞的秘密,就是王后以及死去国王的其他亲人都不知道。在安放国王的金瓶时,为了保密,有很多人丧命。继任国王首先派一批人把金瓶储存收藏好,当这些人做好墓葬的一切事宜之后,就会被全部杀掉,这样山洞的地点以后就是个永远的谜了。大理国王作为一个国家的皇帝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后事如此简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大理只是个地方王朝,国力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没有足够的实力为每一位国王修建大型的王陵;原因之二,可能与大理的独特风俗习惯有关。大理远离中原内地,信奉佛教,时兴火葬,也就没有必要为保存尸骨而修建豪华的陵墓。

  据历史记载与现代考古发现证明,大理时期,那里的人们无论身份地位高地都普遍实行火葬。这与中原及其他地区那个时代流行的土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大理国时期三百多年的统治中,考古学家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土葬的陵墓。但是,由于死者身份地位的不同,火葬罐的材质也不同。普通百姓一般只是一个陶土烧制的罐子,只有在贵族的墓葬中人们才能见到精致的火葬罐。国王们因为了显示身份的显贵,他们的火葬罐则应该是用黄金打造的。

  考古队将整个苍山勘查了两遍之后,都没有发现那个传说中的山洞。但是,他们在勘查过程中对苍山的地形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他们发现苍山的峰麓下面,前面有上下两个平台,两个平台之间有个通道,而这样的地形只有在古代的大型祭祀场所才能够见到。因此,专家们推测这里很可能就是大理国王的祭奠仪式所在的场所。每到国王的忌日,后世的国王都会从山洞中取出金瓶,举行祭奠活动。

  2004年冬季,又有一支考古队伍来到了苍山的脚下,准备对这里再进行一次深入的考古挖掘。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的挖掘,考古队员终于清理出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土坑。这些土坑之所以能引起考古队员的注意是因为里面都埋放着一块大石头。这种在土坑中埋放大石的做法是古代的一种建筑手段。他们先在坑中放上石块,然后再以石块为地基,在上面安置木桩。而这种特殊的建筑手段正是大理国所独有的建筑方法。既然存在大理的建筑遗迹,那么就很有可能存在存放国王灵魂的金瓶的山洞。

  考古学家们针对以前的考古中发现的两级平台进行重点发掘。当他们从第一阶平台的取泥土勘查时,果然发现里面有一层层不同的土质,这样的情况只有人工夯筑的土层才能出现。 在对第二层平台进行勘察时,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瓦砾的残片,上面有着一些特殊的花纹。经过专家鉴定,这些瓦砾正是大理国的遗迹。这些建筑遗址都显示了地面铺有一层一尺见方的绿釉砖。从这些典型的建筑特点,再加上各方面信息、资料的综合分析,专家们认为这里应该是大理王陵。

  各种迹象都表明,大理国王的金瓶是存在的,神秘的山洞也是存在的。那个深藏不露的山洞就是王陵的地点。 也许大理国王的王陵只是一个普通的洞穴,也许洞穴中也只有些国王们的黄金火葬罐,但是这个神秘的王陵却是大理王国300多年历史的见证。

  除了独特的割耳而葬,大理国还有一种特殊的风俗——祀典。

  祀典就是祭天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起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早在上古时期,那时的统治者伍怀氏就在泰山上进行祀典仪式。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道:祀典产生于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无怀氏曾封泰山。
  大理的许多国王都曾举行过盛大的祀典仪式。在苍山的《敕封点苍照明镇国灵帝位碑》中,可以窥见当时祀典盛况的一斑。大理国段氏王朝奉行“天人和一、政教合一”的施政方针。举行祀典的皇帝出于政治需要,为昭示天下,为提高皇帝的威望,为了标榜段氏王朝“永镇山川”的功业,为了提高皇族的政治地位、巩固王权,为了粉饰太平,为夸示中原,都希望祀典后,国家安宁、五谷丰登,四海升平,帝业永固,永镇山川。祀典成为标榜皇权的一种重要手段,以敬“天地君亲师”为途径。因此,可以说祀典也是大理国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是对人们思想的一种教化。大理国的祀典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封禅形式,一种政教合一的盛典礼仪。古代大理国的祀典经过历代帝王都有许多创新,到后来“祀”的仪式往往重于“典”的仪式。这是因为他们“天在上,地在下,龙在上,风在下”的天地观、世界观、价值观造成的。他们把“天、地、人”融入了封建的祀典仪式上,以庄严、至尊至上的祀典活动来呼应三山五岳。

  大理国举行祀典仪式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苍山,在那里还专门为了祀典而建筑了一座宏伟的苍山神祠。苍山在大理国心目中是一座神山,是万物之始、阴阳交替之地。此外,洱海边的“天镜阁”、“珠海阁”、“浩然阁”和“水月阁”也是帝王们经常举行合祭天地仪式的场所。那时,统治者为了极力宣扬自己的统治地位,祀典仪式都办得极为隆重。在举行祀典仪式时,几乎全国的百姓都要参加,马就要动用千万匹,要从下面的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中抽调才能够满足供奉神明的需要。祀典的举行,要耗费大量资财,是需要良好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的。大理国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冶铁技术都比较发达,经济实力大增,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较以往大大改善,已经接近中原地区的水平。

  除了皇帝举行隆重的祀典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群体也举行盛大的祀典仪式,这个群体就是高僧,以大理国出家的国王最为典型。大理国总共有10位皇帝由于各种原因而出家,尽管出家之后他们以僧人自居,但是手中还是握有很大的权力。这些高僧举行的祀典往往都在他们的出家之地崇圣寺,每年春秋举行两次。“驻马寻幽入梵官,空阶铃铎响天风。波风远映三干顷,雪里高悬十九峰”便是形容高僧祀典盛况的诗句。

  大理大事记
  
  公元937年,段思平联络云南东部的“三十七部”灭掉了大义宁称帝,改国号为大理,定国都为羊苴城。
  
  公元1147年,段和誉把皇位传给段正兴后出家,从此,大理国开始走下坡路,国势日衰。
  
  公元 1063年,洱海地区的杨允贤叛乱,掀起了大理国内乱的序幕。
  
  公元1080年,杨义贞杀掉国君段廉义自立为“广安皇帝”,高智升借平叛之机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实力,成为大理国实际的掌权者。
  
  公元1094年,高升泰废大理国王段正明自立魏王,从此,段氏家族在大理的统治暂时告一段落。
  
  公元1096年,段正淳复大理国,开始了大理中兴。
  
  公元1253年,蒙古大军南下,开始侵扰大理国。
  
  公元1254年,蒙古大军活捉段兴智,大理灭亡。

  后记
  
  历史舞台的帷幕一次次拉开,又一次次落下。悲欢离合的剧目在这个舞台上不断上演。那些传奇的、浪漫的、神秘的、可怕的、辛酸的、喜悦的、哀愁的故事,渐渐地都成为了随风飘散的尘埃。

  现代人几乎都对夏、商、周、秦、汉、两晋、隋、唐、宋、元、明、清等主流的中原王朝知之甚详,却不知道在其中大多数中原王朝的周围,也曾存在着许多小国。众星拱月,这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许多古国出现了,又消逝了。

  当我们在那些曾经存在、又转瞬即逝的古国遗址中徜徉,就会发现,这些古国曾经的辉煌完全值得我们赞叹、景仰。这些是一个个虽然面积不大,却拥有独特文明的古国。它们的兴衰起伏,值的我们反思。

  这些古国,有些亡于对中原汉王朝的侵略,如匈奴。匈奴,这是一个至今仍让人感兴趣的游牧王国,是一个曾经强盛到可以横行的政权。他们让中原王朝品尝到了屈辱的滋味。在他们的鞭策下,汉王朝才励精图治几百年,才诞生了风云人物汉武帝刘彻,才涌现出了传奇般的将领——李广、卫青、霍去病、霍光、陈汤……匈奴人不知疲倦地侵略,为他们的败亡种下了祸根。他们被从中国驱逐到欧洲,又在欧洲再次被击溃。匈奴人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得近乎偏执的侵略欲望?他们为什么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可能永远辉煌下去的道路?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匈奴仅仅志在掠夺财物不同,有一些古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同化中消融的,鲜卑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我们至今都不得不赞叹鲜卑人的智慧。他们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且正视先进的文明,主动推行汉化政策。以往,只有中原政权主动“胡服骑射”,以法令的形式主动要求本国人从汉俗,而且如此坚决、彻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还有被中原王朝灭掉的古国。古蜀国、大宛、夜郎、乌桓就是这样的国家。他们都是中原汉族王朝统一战争中的牺牲品。外交政策的失败,是他们灭亡的原因。古蜀王攻击近邻而不交远,拒绝加入改革大潮,夜郎王盲目自大而轻率造反,乌桓王收留袁氏对抗曹操,却过分轻敌,不合时宜的政策与傲慢让他们自取灭亡。

  另有一些古国,亡于游牧民族政权的进攻。如东胡、乌孙、龟兹、柔然、契丹、西夏、大理等。历史总会跟人开玩笑。野蛮要向文明过渡,文明却总被野蛮毁灭。文明明明是先进的,野蛮明明是落后的,为什么在古代,落后却总能给先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一个值的深思的问题。也许,文明确实是一朵娇贵的花,开花结籽万般不易,想毁灭它却只需轻轻一碾。

  宗教战争是当今世界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古国于阗和高昌灭亡的原因。对于人间的统治者来说,宗教信仰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战争借口。罗马教皇曾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数次东征,阿拉伯世界也曾以此为借口对西域发动了圣战。统治者觊觎的是权力和财富,士兵们坚定的信仰是统治者最好用的工具。比起“与世无争、宽容忍让”的佛教信仰,伊斯兰教的信仰更具有战斗力。于是,于阗和高昌的佛教文明就在伊斯兰教的“圣战”中灰飞烟灭。

  古国的失落也有其他原因,而且至今也没有统一的答案。这些千古之谜,被人们演绎,被人们幻想,被人们争论。真相也许蕴含其中,也许置身其外,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要简单,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不管怎么说,这些失落的古国,最终几乎都与中原融为一体。融合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国籍、信仰的差异根本阻挡不了统一的脚步。想想那些曾经林立而最终消失的古国,我们或许能预见未来:那将是一个不再有国家的地球,没有国家间的战争,没有宗教间的冲突。从古到今,人类的同化一直在坚定地进行着,人类的文明一直在传承着。世界大同的那一天也许真的会到来,尽管那可能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遥远的未来不是我们应该花费太多精力去操心的。追寻失落的古国,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是要警示我们把握当下。当年的古国所面对的灾难,是今天的我们要应对、避免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追寻失落的古国,就是追寻被遗忘的历史,而追寻历史,就是为了把握现在,把握未来。辉煌易逝,文明易失。我们有必要知道那些曾经繁华过的古国。尽管它们已经不存在,我们也要让这些古国在我们的心中永生。这是对历史的尊敬,也是对祖先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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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3 12:30:11 | 显示全部楼层
gx0 强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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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5 12:40:49 | 显示全部楼层
gx3 gx3 g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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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3 09:05:41 | 显示全部楼层
很好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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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2 19:24:21 | 显示全部楼层
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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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4 10:13:16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最好把书直接上传到论坛,方便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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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4 23:09:5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本书俺早就下载了,由于时间较长,现在也找不到放哪里去了!真是遗憾!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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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4 19:53:21 | 显示全部楼层
先收藏了,慢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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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5 09:54:50 | 显示全部楼层
好史料,从容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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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5 10:22:3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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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 10:13:34 | 显示全部楼层
好资料,慢慢读。。。。。。。。谢谢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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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6 21:49: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期待完善中,这些古国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的一部分,应该加强对这些古国历史和遗物的挖掘和保存、抢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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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4 17:41:0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hahu 发表于 2008-3-29 06:12
第九章 大宛——天马的故乡

  大宛国位于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上、中游。大宛在当时东西交通上占有相当重 ...

好。谢谢分享。
先顶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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