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和文化的热潮，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东学西渐”的意义和必要性，并做了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为中华文化的外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这些努力，打破了东学西传长期被外国人垄断的局面，破除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及其文化传统的偏见，开辟了中国人自己向域外介绍祖国文化的崭新道路。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充当了“东学西渐先行者的角色”。
●被时人称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的王韬，协助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成为欧洲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标准译本
王韬(1828—1897)，晚清著名思想家、学者，早年曾供职于上海墨海书馆，参与外国传教士主持的翻译西书的活动。1862年，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当局事而受到清政府的通缉，避难于香港，结识了理雅各。当时理氏正着手英译中国儒学经典。《四书》英文本作为《中国经典》的一、二卷已经在港出版，其他各经籍的翻译工作进展得艰难而缓慢。他遇王韬，犹如旱逢甘霖，即聘王为译书助手。经过两人多年努力，至1865年7月，《书经》译述宣告完竣，作为《中国经典》第三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春秋左传》的英文译本相继告成出版。与以前流行的中国古代典籍译本相比，理雅各、王韬合译的《中国经典》，内容相对齐全，翻译水平比以前的同类作品有所提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欧洲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标准译本。
《中国经典》的英译工作尽管由理雅各来主持，但是，由于王韬“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王韬:《弢园老民自传》，《弢园文录外编》，第331页)，被时人称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具有深厚的传统学术文化的造诣，所以他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每译一经，他都要事先博采群书，详察密考，写成笔记，以供翻译之用。对于理雅各弄不懂或有疑问的地方，还要研讨说明。对于王韬在《中国经典》中所做的贡献，理雅各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给予了称赞:“对我来说，只有第一流的中国学者才有价值。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与他匹敌的本地学者。”
●为破除西方世界对中国及其文化传统的偏见，陈季同撰写西文著作直接向西方社会播扬中华文化
继王韬之后，陈季同又用西文撰写出多部介绍中华文化的著作，把中华文化的外播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陈季同(1851—1905)，早年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清政府派遣出国，担任翻译、参赞等职，先后在西方居住了近二十年。陈季同通晓多种西方文字，对法文尤其精通。他对西方社会政情的见解以及对法文的掌握运用，甚至连西人也赞叹不已。
陈季同发现，西方人并不缺乏了解中国的好奇心，但对于中国及其文化又存在着严重的偏见，甚至“把我们中国人想象成了一种被驯化了的类人动物，在动物园里表演着各种滑稽动作。他们总喜欢将我们置于幻灯之中”。他感慨地说:“在欧洲，我不仅常常被问及一些极为荒谬可笑、愚不可及的问题，而且发现，甚至那些自称要描述中国的书籍也谈到了许多怪诞不经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决心要亲手破除这些偏见。他认识到:这些“错误的形成来源于偏见。因此，当我觉得有能力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以表达我个人的印象时，就决定提笔写出它并将其发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我恐怕更有资格去完成这一任务。至少不比他们缺少便利条件”。(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序言，第3—4页)基于这种考虑，陈季同确立了这样的写作宗旨:
我打算在这本书(案:指《中国人自画像》一书)中实事求是地描述中国——按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了解来记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但却以欧洲人的精神和风格来写。我希望用我先天的经验来补助后天的所得，总之，像一位了解我所知道的关于中国一切的欧洲人那样去思考，并愿意就研究所及，指出西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之间的异同所在。(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序言，第3—4页)
正是出于破除西方世界的偏见，让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动机，陈季同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陆续出版了不少法文著作，行销于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介绍了中国的不少情况。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中国人自画像》，对中国的风俗、文化作了详细的介绍，引起法国读者的浓厚兴趣，该书于1884年7月初版，年内出至第五版，到次年5月，已刊印十一版，后被译成英、德等国文字在欧美流传；《中国人的戏剧》，对中西戏剧作品作了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是一部中法文学比较研究随笔集，书于1886年出版，年内三次印刷；此外还有《中国故事集》、《中国的快乐》、《黄衫客传奇》、《巴黎人》、《吾国》等。这些法文著作从不同的侧面介绍了中国社会的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社会习俗，并对中西文化的一些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有些书诸如《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等一度成为法国及欧洲的畅销书，在西方社会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有助于在海外播扬中华文化，破除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及其文化的传统偏见。从陈季同著述的内容及效果来看，他提出的目标基本上达到了。
●近代“文化怪杰”辜鸿铭认为，西方学者所编写的讲述中华文化的书籍，水平低下，错谬百出，充满民族偏见，为了使西方人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他开始重新翻译儒家经典
辜鸿铭(1857—1928)，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同样有着不凡之举。重新翻译儒家经典，便是他在向域外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他自幼留学英国，曾遍游德、法、意、奥等国，精通西方语言及文化。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的幕僚，后任清政府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为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以“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思想表现而被人们称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怪杰”。
前述王韬协助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在得到肯定的同时，也因存在不少缺陷，受到一些中外学者的批评。批评者中就包括辜鸿铭。他批评道:“这些译著并不都令我们满意。巴尔福先生公正地评论说，在翻译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大量地依赖了那些生造的专门术语。我们感到理雅各博士所借用的那些术语是深涩的、粗疏和不适当的。有些地方简直不合语言习惯。”在他看来，西方学者编写的讲述中华文化的书籍，水平低下，错谬百出，充满民族偏见，不能使人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这样，辜鸿铭不仅萌发了重新翻译中国经典的想法，而且付诸实践，着手西译儒学经典。他完整地翻译过的儒学经典有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此外，他还片段地翻译过《诗经》、《尚书》、《孟子》、《孝经》、《礼记》等。由于辜鸿铭不仅精通西语、西学，而且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造诣深厚，非一般传教士所可比拟。因此，他英译的儒学经典比起理雅各的译本要更为准确、精湛。而且他还考虑到西方国家读者的文化背景，在经文注释中尽量引用歌德、卡莱尔、莎士比亚、爱默生等西方著名学者的话语，使西方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地产生亲近感，有利于西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
|
发表于 2008-3-29 06:3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