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方证辨伪（之五）
新西兰注册中医师公会 罗鸿声
《辅行诀》云““弘景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傷寒论一部，療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山林僻居，倉卒难防外感之疾，日数传变，生死往往在三五日里，岂可疏忽，若能深明此数方者，则庶无蹈險之虞也，今亦录志之”此段明确说明了二旦六神大小等汤出自《汤液经法》。考“天行”一词出自《肘后备急方》，卷二有“天行诸痢”，“天行毒病，挟热腹痛，下痢”，“天行四五日大下热痢”，“辟天行疫疠”之语。《小品方》第六卷治冬月伤寒诸方，云：“论曰：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治之病，天行温疫是毒病之气。而论治者，不别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耳。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宜不同，方说宣辨，是以略述其要焉。（引《阴阳大论》略）”，然而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医家对天行与时行常常互用。“时行”一词出自《傷寒论•傷寒例》所引《阴阳大论》，其后《诸病源候论》均有论述。例如《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凛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周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皆由冬时触冒寒冷之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冷，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诸病源候论》卷九《时气病诸候•时气候》云：“时行病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宋臣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中云：“加以古之经方言多雅奥．以痢为滞下，以蹶为脚气．以淋为癃．以实为秘，以天行为伤寒，以白虎为历节，以膈气力膏肓，以喘嗽为咳逆，以强直为痉，以不语为癔，以缓纵为痱，以怔忪为悸．以痰力饮，以黄为瘅，诸如此类，可不讨论、而况病有数候相类、二病同名者哉”
从上术引文可知，“天行”是与温疫或疫疠连用的，乃毒病之气所致之病，属疫病，说明伤寒与天行是不同的两类疾病，但魏晋以前无“天行”之名，故“以天行为伤寒”，即汉代对外感热病均称伤寒。若真是《汤液经法》之方，在其方证中就不会出现后人所说的“外感天行”之语了。
六朝之时，“天行温疫”乃毒病之气所致，传变迅猛，然陶弘景本人在山中既有《范汪方》日夜玩味，又撰《效验方》五卷和《补阙葛氏肘后》，这些书就录有张仲景医方及其他救急之方，假若按《辅行诀》所说的有此数方则庶无蹈險之虞的话，陶弘景本人何必还去撰《效验方》五卷和《补阙葛氏肘后》呢？何不将这些方剂编入《效验方》和《补阙葛氏肘后》中呢？
二旦六神大小汤的来源：二旦即阳旦和阴旦，六神指清龙、白虎、朱雀、玄武、勾陈、腾蛇。考阳旦汤和阴旦汤均出自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九，未注明出处，唐•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引《古今录验方》亦有阳旦汤，之前古医籍未载此二方。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信仰，中国古代将天空分成东、北、西、南区域，称东方为苍龙象，北方为玄武(龟蛇)象，西方为白虎象，南方为朱雀象，是为“四象”。东汉末期，道教兴起后，沿用古人之说，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纳入神系，作为四方护卫之神。自道教创立之后，也开始了“援医入道”的活动，至葛洪与陶弘景时期达到高峰。至于何时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中医方剂名称，目前所知，只有《傷寒论》中有青龙、白虎、玄武汤（宋本为“真武汤”，千金翼方为“玄武汤”），是否与道教有关，不得而知。然《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则说二旦六神大小汤出自《汤液经法》，这是明显错误的。考《汉书》收书下限为扬雄，其年代已在西汉末期。则《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之“《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至少应成书于新莽之前，而道教之兴则在东汉末期，故在《汤液经法》成书时，尚无“援医入道”的情况，而《汤液经法》又不是道教之书，因此，不可能《汤液经法》用道教的四方护卫神来命名方剂。
综上所述，说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所列的“二旦六神大小汤”乃作伪者选用《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的阴阳二旦汤及《傷寒论》中的青龙、白虎、玄武汤加减拼凑而成。+hNHs
但道家是春秋战国时代以老庄思想为主的哲学流派，没有任何医学专著，更不可能有经方本草，可以说与医是毫无关系的，顶多其某些哲学观点与中医医理有相通之处，医与道发生关系应在道教兴起之后，特别是葛洪与陶弘景将其发扬光大。因此，《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所说“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傷寒论一部，療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张玑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是令人置疑的。既然《汤液经法》成书于西汉之前，道教尚未兴起，而道家与医无缘，仲景依此诸方，撰为傷寒论一部，根本与道家无关，何来避道家之称？而且在仲景《伤寒论》中四神已居其三，即大、小青龙汤、白虎汤和玄武汤（真武汤），若仲景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为何此三者不避，而只避朱雀呢？且仲景为何要避道家之称呢？假若仲景依《汤液经法》作《伤寒论》，不应该与大小青龙汤不应该与《辅行诀》所载的大小青龙汤有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信仰，并非道家专有，王雪苔先生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一书也说过“四神与六神并不属于同一范畴。四神代表四方、四时，古人多用于天文、地理、道教、民俗等方面，也偶尔用于医药，而六神则只用于占卜，从无用于医药之例”此外，仲景之书，在隋唐以前并无伤寒论之名，且“张机”之名亦乃唐以后才出现，即陶弘景本人在《本草经集注》中亦未称张机及《伤寒论》，而只说:“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并未提《伤寒论》之名，也未说張仲景之书是师式《汤液经法》，而是悉依本草。若陶弘景见过《汤液经法》，绝不会如此之说。
小陽旦汤即为《伤寒论》桂枝汤，《备急千金要方》卷九名之“陽旦汤”，小陽旦汤与桂枝汤都有“桂枝”，考汉代以前及汉代用桂者，有写“桂”“美桂”“菌桂”，但以桂为多。如《五十二病方》《居延汉简》《武威医简》等。本草专著中，桂的记载以《神农本草经》最早，书中分立为菌桂、牡桂二条。南北朝时又有桂心之名，如陶弘景增补的《肘后百一方》中，桂的配伍最多，其次是桂心、肉桂、牡桂、桂肉等，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也称桂、桂心，尚无桂枝名称。至隋唐时代始有“桂枝”一名。如《新修本草》卷12云：“谨按《尔雅》云，梫，木桂。古方亦用木桂，或云牡桂，即今之木桂，及单名桂者也。此桂花子与菌桂同，唯叶倍长。大小枝皮俱名牡桂，然大枝皮肌理粗虚如木兰，肉少味薄，不及小枝皮也。小枝皮肉多，半卷，中必皱起，味辛美。一名肉桂枝，一名桂心”。此段文字明确说明牡桂的小枝皮一名肉桂枝，一名桂心，即桂枝即桂心。故隋唐时期，医家的医方桂枝和桂心药名常混用，但以用“桂心”之名为多，多数是方名为桂枝，而药名称桂心，如《备急千金要方》所载28首仲景之含桂方中，有23方写桂心，5方写桂枝。《千金翼方》亦是桂枝、桂心混用。又如王焘《外台秘要》所载仲景含桂方约30首，只有卷一所载“桂枝汤”中，写桂枝，其余方中均写桂心，即使同一首“桂枝汤”，卷一写“桂枝”，卷二则写“桂心”。其后医籍对桂枝的看法也与隋唐医家相同，如五代《蜀本草》云：“牡桂，其嫩枝皮……谓之桂枝，又名肉桂”寇宗奭《本草衍义》云：“《本经》止言桂，仲景又言桂枝者，盖亦取其桂之皮也” 林亿在《千金要方•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云:“桂心盖取其枝中之肉”宋•唐慎微《重订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卷12云有“臣禹锡等谨按蜀本图经云，叶狭长于菌桂一二倍，其嫩枝皮半卷，多紫肉，中皱起，肌理虚软，谓之桂枝，又名肉桂，削去上皮曰桂心，药中以此为善。”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及王焘《外台秘要》可知，唐代张仲景《伤寒论》中桂的名称是桂枝和桂心混用的，宋臣校正《伤寒论》时，为统一起见，将书中桂心、桂枝等不同名称全部统一为桂枝。由于“桂枝”药名是陶弘景以后的称谓，因而可知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小阳旦汤有桂枝一名，显然不是西汉《汤液经法》之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小陽旦汤后有“若加飴一升，为正阳旦汤”之语，考《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伤寒上篇发汗汤第五之“阳旦汤”云：“虚劳里急正阳旦主之。煎得二升，纳胶饴半斤，为再服。”说明《辅行诀》之小阳旦汤及正阳旦汤乃篡改《备急千金要方》“阳旦汤”之名而成。
大阳旦汤有“气息惙惙”之语及黄芪一名。如“大阳旦汤：治凡病汗出不止，气息惙惙，身劳力怯，恶风凉，”。气息惙惙一语出自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四肠痔第七：“诸痔去血过多，气息惙惙，不下食，或腹痛牵引下部，当归汤”考惙字，《說文》：“惙，忧也。从心叕声。《诗》曰：‘忧心惙惙。’一曰意不定也。陟劣切”，在汉代，惙作憂愁解。《玉篇》卷八心部云：“惙，疲也，又忧也”又《廣韻》疲也。又《集韻》《韻會》音啜，短氣貌。说明魏晋以后，“惙”始有疲劳、短氣之意。
黄芪出《神农本草经》，原名黄耆，宋元以前均称黄耆，自元以后始有黄芪之名，李时珍《本草纲目•草一•黄耆》云：“时珍曰：耆，长也。黄耆色黄，为补药之长，故名。今俗通作黄芪。”DZ?>6&c6
大阴旦汤有柴胡一名。《辅行诀》大阴旦汤与《伤寒论》小柴胡汤相同，考柴胡在唐以前名茈胡，如《急就篇》、《神农本草经》、《武威汉代医简》、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均作茈胡。唐《新修本草》认为茈为柴的古字，至宋《本草图经》才首次以柴胡为正名收载，《图经本草》成书于公元1061年。《新修本草》已亡佚，《证类本草》尚存其文，《证类本草》茈胡条载“唐本注云∶茈是古柴字。《上林赋》云茈姜，及《尔雅》云藐（音邈），茈草。并作茈字。且此草，根紫色，今太常用茈胡是也。又以木代系，相承呼为茈胡。且检诸本草，无名此者。伤寒大、小茈胡汤，最为痰气之要。若以芸蒿根为之，更作茨音，大谬矣。陈藏器陶云∶芸蒿是茈胡，主伤寒。苏云∶紫姜作紫，此草紫色。《上林赋》云∶茈姜，今常用茈胡是也。”《本草纲目》茈胡条载：“时珍曰：茈字有柴、紫二音，茈姜、茈草之茈皆音紫，茈胡之茈音柴。茈胡生山中，嫩则可茹，老则采而为柴，故苗有芸蒿、山菜、茹草之名，而根名柴胡也。苏恭之说殊欠明。古本张仲景伤寒论，尚作茈字也。”《急就篇》为西汉黄门侍郎史游所作，《武威汉代医简》属东汉竹简，这说明汉代柴胡一药均名茈胡，若《汤液经法》真有此方，其中的柴胡一药肯定写作“茈胡”，即使是陶弘摘录或其弟子所辑，亦应写作“茈胡”。敦煌卷子本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柴胡”均写作“茈胡”。
小青龙汤有杏仁、桂枝药名。《辅行诀》小青龙汤与《伤寒论》麻黄汤相同，方中均有“杏仁”一名，“杏仁”在明代以前作“杏人”，考明代以前，果仁的“仁”作“人”，《尔雅•释木》郝懿行义疏云：“核者,人也。古曰核,今曰人。”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人部》：“果人之字,自宋元以前,《本草》方书，诗歌，纪载，无不作人字。自明成化重刊《本草》,乃尽改为仁字”。《神农本草经》、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中杏仁均作“杏人”或“杏核人”《肘后备急方•治卒上气咳嗽方第二十三》云：“治卒乏气，气不复，报肩息方。又方：麻黄二两，桂、甘草各一两，杏人四十枚。”葛稚川此方与仲景麻黄汤方药物组成相同而剂量不同。从其组方的药名看，与通行本《伤寒论》比较，有两药药名不同，《伤寒论》中的桂枝和杏仁，在葛方为桂和杏人。此外，《外台秘要》卷二所载仲景《伤寒论》之麻黄汤为“麻黄三两去节，桂心二两、甘草炙一两，杏人七十枚去皮两人尖碎”。由于《伤寒论》为宋臣所改，其方中之桂（或桂心），均改为桂枝。而传世的所谓宋本《伤寒论》，乃江苏常熟赵开美于明万历27年（1599）所刻，故杏人改为杏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作伪者不明就里，而将《伤寒论》中的麻黄汤抄录其中，并改名为小青龙汤。假若如《辅行诀》中的小青龙汤是《汤液经法》之方，那么“桂枝”和“杏仁”应写作“桂”和“杏人”。又假若《辅行诀》是敦煌卷子，小青龙汤方中亦应写作“杏人”，因敦煌卷子本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杏仁”均写作“杏人”。但《辅行诀》小青龙汤却写作“杏仁”，显然是作伪者是从明代以后刊刻的《伤寒论》中，将麻黄汤改名为《辅行诀》的小青龙汤之故。故可以肯定，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其方不管其名称如何，凡与《伤寒论》之方药物组成相同而方中有“桂枝”“杏人”者，均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作伪者抄录《伤寒论》之方。
大青龙汤有桂枝
大白虎汤有呷嗽之语,“大白虎汤：治天行热病，心中烦热，时自汗出，舌干，渴欲饮水，时呷嗽不已，久不解者方。”呷嗽：出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咳嗽病诸候》：“呷嗽者，犹是咳嗽也。其胸鬲痰饮多者，嗽则气动于痰，上搏喉咽之间，痰气相击，随嗽动息，呼呷有声，谓之呷嗽。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方证考证中药物的名称的说明w=9|
《辅行诀》方证中有些药名出自隋唐以后，作为南朝梁代本草学大家的陶弘景是不可能将其身后才出现的药名写入其著作中的。或曰《辅行诀》乃陶陶弘景弟子辑陶氏之语而成，然而所谓的《辅行诀》，据张大昌云为敦煌写卷，考敦煌写卷的年限，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公元405年）所写的《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的《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若《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真为敦煌写卷，其书写年份不应晚于宋咸平五年，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柴胡、黄芪、杏仁、龙胆草、熟地黄、牡丹皮、川军等名称均晚于宋咸平五年。这就是说，即使《辅行诀》为陶弘景弟子辑陶氏之语而成，在《辅行诀》中也不可能出现这些药名，因这些药名与其年代不相符。又或曰这些药名是抄写者所改，但据王雪苔对张大昌的采访可知，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其一是王子旭在1976年1月18日 “见到陶弘景书情况”的材料上写道：“抄写中有不清之处随时问老师”，因而王子旭只是照原稿抄写，有不清之处，即随时问张大昌，因此，他不可能随意更改。其二，张海洲转抄时，也未有更改，张海洲在证明材料上也写得很清楚：“我本不业医，所以抄录无力增删，全依原貌”。其三，小补肾汤中的“若遗精者，易生地黄为熟地黄二两。”熟地黄是改不了的。其四，王雪苔采访张大昌时，张大昌对《辅行诀》的某些古字特别强调，如，如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的柴胡确实写作“茈胡”，杏仁写作“杏人”，而转抄时改为柴胡和杏仁，那么张大昌肯定会有说明，但张大昌对此没有说明，这就证明上述药名均为“原卷子”所有，“原卷子”的抄写时间晚于宋咸平五年，因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可能是敦敦煌写卷。 |
发表于 2009-10-17 11:2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