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三人行

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刘玉峰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唐代经济史研究要继续以唯物史观作为最高指导，继续走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正确路径，同时要加强研究的综合性，注重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绩效、经济影响等的联系的和综合的探索，揭示经济发展的经济史意义和社会史意义。
关键词：唐朝；经济史；社会经济史
$ `5 T0 a* W5 s( f  ~
) r' U3 }7 v- O# E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史观的传播，近代历史学学科产生，中外学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纳入研究视野。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大论战时期，中国学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作为唐史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迄今，唐代经济史研究已走过近百年的学术历程。大体说来，这一学术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唐代经济史研究在此期间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一是陶希圣、鞠清远、全汉升、傅安华、何兹全及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加藤繁、铃木俊等学者，发表了许多论著，创新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唐代经济史的若干重要问题和基本范畴。二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指导，系统梳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及其阶段，创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其中关于唐代经济形态和唐代社会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开创性和革命性的重要成果。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吕思勉、岑仲勉、彭信威、白寿彝、贺昌群、唐长孺、杨志玖、李埏、宁可、李文海、金宝祥、王永兴、吴枫、韩国磐、王寿南、章群、吴章铨及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开三郎等，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唐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取得重要成就，论述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刻完整。第三阶段自“文革”结束至今。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大陆的唐史研究队伍扩大，中外学术交流活跃，唐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进展，再次涌现出一个研究高潮，并持续保持着良好势头：一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引进使用，理论思维、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化；一是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具体研究领域进一步细致和深入，探讨的问题更加微观和专门，并出版了多部专题研究论著，其中部门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著作较多，成为特色；一是同时又注重宏观考察和综合分析，出现了一些论述广泛的整合性研究成果。[1]
回顾唐代经济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必然会加深对学术史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不无启发和思考。现借鉴学者们的有关论述，参以个人浅见，对唐代经济史研究的继续前行提出以下思考。
! o' S# w3 c, t8 h  Z6 F# d+ j' F1、唐代经济史研究要继续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作为最高指导，这是因为辩证唯物史观迄今仍是最为系统完整和最为先进科学的历史哲学。早在1982年，著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就经济史研究提出了几点意见：“第一，经济史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所有的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和教师都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与运用。……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大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方法论及经济理论水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掌握得越好，运用得越熟练越准确，那么我们就越能得到对经济史分析的科学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理论的指导对经济史研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要向经济科学进军，打好理论基础，首要的是学好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著作。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有大量的著作分析研究中世纪欧洲经济史及垄断前资本主义经济史，他们对此汇集了大量宝贵史料，评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著作，提出了许多深刻而科学的结论。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花费大力气去继承、借鉴并发展的。因此，熟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论著――首先是《资本论》，就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史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功。如果我们把《资本论》读得烂熟，理解得正确而透彻，刻苦钻研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说史、外国经济史，以及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和其它部门经济等等，那我们研究经济史就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了。”[2]这一意见要求很高，是十分中肯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的淡化或者有意放弃唯物史观指导的倾向应予以纠正。现在，这种倾向在从事唐代经济史研究的青年专家中尤其突出，更应该幡然醒悟，真正纠正。当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作为最高指导，也不是要排斥其他的理论和方法，而是要把辩证唯物史观作为最高的方法论——最高的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对此，吴承明先生有精审的论说，可以认真阅读领会吴承明先生的新著《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3]。
6 D- ^9 P! L" `2、唐代经济史研究走过了近百年，提出并探讨了众多论题和范畴，关于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籍帐制度、工商制度、财政制度、人口、农业农民农村、工商业、高利贷业、货币物价、城市、交通、部门经济、区域经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的研究已取得重要的和丰富的成果，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根据学术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当具体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在许多方面达到相当水平之后，对于经济发展变迁历史进程的宏观整合研究就变得十分必要和必须。吴承明先生多次强调：“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4]李根蟠先生指出，经济史研究“不但要叙述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状况，而且要进一步分析各种经济因素的内在联系，揭示经济运行的方式及其机制”[5]。李伯重先生指出：“经济史学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是向社会提供关于经济变化的深层原因和长久趋势的正确认识。”[6]
要做到这些，整合宏观的经济史研究是必须的。傅筑夫先生主张加强宏观的经济史研究，甚至认为经济史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他指出：“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及对象既然是社会经济的结构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所以总的说来经济史是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只能从总体中、从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中来全面地综合地进行观察。有如观察天体的运行一样，必须纵观全体而不能管窥一点。……从中找出最本质的和最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要从复杂多样的经济史的现象中找出概括的和理论上的认识。”[7]当然，整合宏观的研究并不是具体研究的简单拼凑，而是一种更高水平的总体把握、前后贯通和理论阐释，揭示经济发展形态（或称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本质特征，揭示经济发展的经济史意义和社会史意义。就唐代经济史的整合宏观研究来说，像李剑农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8]真正做到融会综合的成果还不多。迄今一些试图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往往受到章节体例的限制，而将本可综合在一起考察的若干问题肢解在了具体的章节里加以分别论述。如何在继承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探讨唐代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方式为中心，揭示唐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即揭示唐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并进而揭示唐代的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性质，完成一部新的更高水平的综合性唐代经济史著作，已经摆在了学界面前。事实上，唐代经济史若干专题的研究也需要进行新的综合。卢向前先生在所撰《二十世纪唐研究·经济卷·第一章土地》中，回顾总结了唐代土地关系研究史的三个阶段，并指出：“自进入90年代以后，虽有研究总结的著作问世，亦有学者仍在进行执著的探讨，但总的趋势则是成果减少。如何在前三个阶段研究的基础上，汇成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性研究的任务便摆在了学者的面前。”[9]
再者，由于唐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成熟繁荣时期，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所以揭示唐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性质，对于深化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性质，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及规律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当然，魏晋封建论并不把唐代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成熟繁荣时期，更遑论中唐封建论和宋代封建论。20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和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再度成为学术热点之一，发表了多种观点。以古史分期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讨论以及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重新讨论作为学术关照，通过完成一部新的综合性的唐代经济史著作，综合宏观地探讨唐代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性质，对有关讨论的深入也定会有所助益，从而有益于学术发展。
$ Q- ^" X: R4 U1 y: V- d3、经济史是研究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过程的，而经济发展过程只是社会整体发展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将经济发展过程置于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研究，才能使经济史研究走向深入和全面。也可以说，必须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来研究其中经济的发展过程，才能将经济史研究放在一个整体和综合的大背景下而展开，即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和研究。事实上，中国经济史研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也一直走着社会经济史的正确路子，有着优良的传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向，是要把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来研究，既着力把握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又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丰富内容，而不应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更不是把经济史引导向脱离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研究的方向。”[10]坚持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路子，仍然是正确的和应遵循的，唐代经济史研究也不例外，要努力扩大学术视野和学术思维，要以超经济的眼光来研究经济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作为指导，综合研究唐代经济发展进程的原因基础、内容表现、变化脉络、鲜明特征和影响意义等。目前，唐代经济史研究中仍然有所存在的满足于史料罗列、现象描述以及单就经济论经济、单就财政论财政的状况，亟需改变。这种改变，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就是继续走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正确路径。
) l8 U* v1 T1 |4 \4、经济史学属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研究要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实证的历史方法最为基本，分析的逻辑方法也十分重要。历史的方法在于考证弄清经济发展的丰富史实，奠定经济史研究的事实基础。逻辑的方法则在于分析解释史实，不但要分析解释经济发展的丰富内容和相互关系，也要分析解释经济发展与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之间的复杂影响和相互作用。把历史的实证方法和分析的逻辑方法结合起来，在弄清经济发展史实的基础上，又对这些史实做出理论认识，“既摆史实，又讲道理”，不仅能够改变单用历史方法使经济史研究容易陷入史料罗列和简单分类的缺陷，而且能够防止单用逻辑方法拿理论生搬硬套和公式主义的毛病。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方法论指导，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财政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包括唐代经济史研究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正确路径。目前，研究唐代经济史的学人大多是历史学出身，历史的方法运用得较好，逻辑的方法运用得不很理想，研究水平相对落后。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李晓先生的《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张锦鹏先生的《宋代商品供给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都是综合运用历史学和现代经济学很好的研究成果，唐史学界除李伯重先生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以及郑学檬、陈明光、谢元鲁等学者的一些专题论文外，似乎尚无更多的相应成果。
当然，运用逻辑的方法要相当谨慎。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一是用来作为思考方法，二是用来作为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唯物史观也是一种方法，一种分析方法。选用何种理论作为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吴承明先生对此多有论证，并浓缩地归纳为“史无定法”。当然，必须明确的是，历史的方法又是所有方法中最为根本的方法，吴承明先生强调指出：“实证主义，我以为是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11]
( S) f, m, h  N9 C' P吴承明先生关于经济史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应当引起包括唐代经济史研究者在内的经济史学者的重视。
5、经济史研究必须重视对历史时期社会经济运行情况的研究，应注重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绩效、经济影响等的联系的和综合的探索，重点研究社会各集团、各阶层、各阶级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及社会关系等，以进一步地揭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性质。这其中，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又是研究社会经济运行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内容。注重这些内容的研究能够抓住要害，有利于阐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有利于认识社会经济形态的鲜明特征。经济政策是经济思想的纲领化，研究经济政策必然要研究它的来源经济思想，而经济思想又来源于意识文化，因此还要注重研究意识文化特别是如何认识经济管理的意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往往是最深层次和最为根本的，吴承明先生对此也已多次阐明和强调。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体系或称经济制度结构，是经济政策的制度化、具体化、实现化，集中体现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模式，集中体现国家政治权力和社会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应注重分析研究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分析研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划安排和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里，当今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无疑值得重视。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发，具体说受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有时这种反作用还是决定性的理论的启发。对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是明确承认的。诺思说：“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12]在理论认识和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说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它又提出了许多更加明确的概念和范畴。由于这样的特点和渊源，新制度经济学对于我们研究经济史是有用的和可以作为指导的。经济结构特别是社会经济各种所有制组成成分之间的结构或称所有权结构，能集中反映社会经济的构成内容和特征，不同的经济所有制成分（所有权归属）反映着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具体影像，突出反映着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性质特征。
对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进行研究，应该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以揭示经济发展史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13]。就唐代经济史研究来说，迄今对唐代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研究恐怕还不尽如人意。具体说来，唐代经济政策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似乎少有学者问津，更少专题性的系统研究成果；对唐代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户籍制度、乡里制度的专题探讨精深，但很少将这四种制度作为一个制度体系来探讨，实际上这四种制度之间环环相扣，联系紧密，是构成为一个制度系统即形成为体制的。对唐代税收制度的研究，也往往逐一探讨租庸调制、两税法、户税制、地税制等，也较少从税收体系和体制的角度进行综合把握；对唐代经济结构的研究恐怕尤其薄弱，只有潘镛《从唐初的土地制度看其社会经济结构》（《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4期）、峻江《唐代前期土地所有制结构分析》（上、下）（《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4期、1985年2期）、周殿杰《论唐代经济结构中的市场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等少量专题论文发表，远没有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比较而言，对唐代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的研究尤为迫切。
6、唐代国家财政政策及财政征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的影响，也应引起唐史学者的重视。财政政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财政征收是国家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最为基本的手段，是任何阶级社会所共有的财富占有和财富分配工具，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均发挥着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唐史学界，虽然有学者已经呼吁加强关于财政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但将唐代财政史和经济史分开来研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因而应该加以改正，而将两者接合起来。研究中，对于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封建王朝财政所具有的“消费财政”特征即国家财政主要为王室消费和国家统治提供各类需求和力役的特征，也应注重揭示。

) v1 V% c$ Y+ i% f7 e, S9 v注释：
3 t8 }! `; W1 z% ~4 `[1] 以上参见刘玉峰《唐代经济史研究的简略回顾》，载《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傅筑夫《进一步加强经济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6期，第41-42页。

$ ?" K9 O. j: \/ u' [0 m# m[3]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b6 M) M% }3 K
/ l- ?- d7 M7 E4 u. L; Z[4]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3期，第21页；又《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1期，第4页。
# l* e# ^; I6 x8 v9 d* z' W) T
[5]魏明孔《“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纪要》所载李根蟠先生的发言，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4期，第145页。
# T+ W, K: }% x  {% s
! [, @0 ], U. Y[6]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前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 b1 ^8 M# ~2 ?: y  l[7]傅筑夫《进一步加强经济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6期，第42-43页。
8 g& ?& r0 W: W* D7 G/ [/ d% ~' u
[8]
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该书最初为国立蓝田师范学院历史系1943年油印本，另有三联书店1959年版和中华书局1963年新1版。
. g9 D0 A3 Y, Z% y
0 \) `* r  i6 L: l; q" [[9]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1 y# w( S( ^8 e; K: n7 @7 S[10]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 {( L% P1 o7 O" H
3 i" S& [* l( g3 \7 t3 `! l[11]吴承明《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1期，第4页。
! Y9 e5 W5 z8 Y; J* J! A
[12]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8页。

[13]
吴承明先生指出：“经济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要研究社会结构、制度、思想。”见吴承明《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年3期，第249页。宁可先生指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特征的问题，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一个根本问题。”见邹兆辰《我与首都师范大学的终身情缘——访宁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6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