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的比较

—与宗福邦先生商榷

   由宗福邦等主编的《故训汇纂》（以下简称《汇纂》），于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家媒体对它赞誉不断。《经籍籑诂》（以下简称《籑诂》）是清朝乾隆、嘉庆之际，阮元主编的集训诂学大成的巨著，当时的国学大师王引之、钱大昕等都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被称为“经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薮”。宗福邦在    《汇纂》出版后，写了《精品意识、团队精神、严谨学风》（《武汉大学报》2004年10月29日）一文，该文略加修改后，又刊于2005年第5期《武汉大学学报》上，对《汇纂》宣传的调门很高，甚至连“涵盖……训诂史的全部成果”这样的话都用上了。长期以来，宗氏从不孤立地谈《汇纂》的成就，而总是运用数据，通过与《籑诂》作比较来说话。然而由于他依赖的数据并不确切 ，又贬低了《籑诂》的成就，因此关于《汇纂》的种种夸耀之词，是严重不实的。

    一，数据比较与《汇纂》的所谓巨大成就                                                            

宗氏比较工作的基点，是《汇纂》与《籑诂》两书引书的列目数。这个问题有专门说说的必要。

他在96年文章中说：《汇纂》主要列目书共260多种，“除已网罗的《籑诂》列目的80多种典籍”外，又新增约“180”种。该文还特地说明《汇纂》与《籑诂》两书收录的资料条数分别为50万与16万。他还说， 《汇纂》总字数原估计为1000万，是《籑 诂》的3倍；最后是1300万，增为《籑诂》的四倍。我们以×代《籑诂》，列成公式是这样的：

260：80=50万：16万=1000万：3×=1300万：4×=《汇纂》的伟大成就。

天下竟有这样巧合的事。260与80这两个数是基石，《汇纂》伟大成就的宫殿建筑在它上面。

《汇纂》出版了，后附列的引用书不是260种，而是227种。而且它将《经典释文》一书算作14种，《汉书》与《汉书音义》分别算作2种……。如果用《汇纂》计算引用书的相同方法，那么《籑诂》列目书就不是80种，起码有90多种。可见宗氏所说两书260与80这两个数的对比，本身就不能成立。

更主要的是，依《汇纂》引书列目原则，如《籑 诂》[戎]下：《通鉴》注引《风俗通》；[宫]下：“《广韻》引《白虎通》。其中，《风俗通》等二书不该列目，而《通鉴》注二书则该列目。像这样该列目而未列目的书依本人初步调查，《籑诂》中多达180种以上，事情也真巧，《籑诂》的实际引书近260种，而《汇纂》则差一大截。

宗氏抓住80这个数字，乱给《籑诂》扣帽子，其中两桩是惊人的。第一桩是关于超过大小徐的。他的文章宣称，《籑诂》“抹杀”了徐铉、徐锴的成就。小徐的《说文系传》见于《籑诂》“私”等字所引，《籑诂》所引《说文解字》只能是大徐本。逐字征引9000多条，将全书按字归位搬进了《籑诂》，成为《籑诂》大殿的大梁！第二桩是关于《广韻》、《集韻》的，他的文章说，《汇纂》新增了这两部书还有其它的书，即《籑诂》未收这两书。实则这两部是《籑诂》所收的最重点的书。按严格的体例征引，从头至尾，一丝不乱。正文部分收《广韻》、《集韻》共有1000多条。

可见宗氏没有通读《籑诂》正文，而且连目录他都没看，在目录字中，163字下引了《广韻》，398字下引了《集韻》；他甚至连《籑诂》凡例都未瞄过一眼。“凡例”专门有这样一条：“《佩文韻府》未载之字。据《广韻》补录，《广韻》所无，据《集韻》补录。凡一字数体通作或作之类，皆据《集韻》附归《韻府》中。”

综上可见，宗氏关于《汇纂》超《籑诂》的种种说法都是从260与80这样两个数字的对比中，按小学生列等式的方法变算出来的（他据此舖写成两书比较的长文，刊于《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五期）。由此可知，宗氏对于《汇纂》的宣传，实为夸大之词。所以，所谓三套说法是严重不实的，有专门评说的必要。

 二，凸现《汇纂》成就的三类不实之辞 

（一）“网罗”说   

宗氏 96年文章说：“《汇纂》网罗《籑诂》列目的80多种典籍并重新辑录制卡”。所谓“网罗”，就是一条不漏。真是这样吗？那么请问：《纂诂》中那未列目的180余种著作，像《广韻》《集韻》等名著怎么都未发现呢？怎么在《《籑诂》中有些列目书，如《隶释·隶续》《翻译名义集》等十多种重要的典籍，在《汇纂》书目中找不见呢？再查具体条目，如《籑诂》“疲，或作罢”，收《汉书》集注66条，《汇纂》收入“罢”字注项｛60｝只有26条，那40条呢？由此可见“网罗”云云，纯属欺人之谈！而所谓“网罗”之说，又是其余两类不实之辞的前提。

（二）内容“四倍”说

 宗氏说，“就内容而言，《汇纂》篇幅约为《籑诂》的四倍，内容更为丰富全面。”内容与篇幅本不是一回事，宗氏却混成一团。《籑诂》与《汇纂》所引用书目少部分相重，大部分相异。书异内容亦异。因此，宗氏的“内容更为丰富全面”之说不能成立。

 就收录资料实际所引用的典籍而言，在数量上《籑诂》还略高于《汇纂》，而篇幅 仅只《汇纂》的四分之一。这表明两者本不是完全相类的书，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篇幅上作全面的比较。             

 首先，就辑录对象而言，《籑诂》以收单字的资料为主，兼及微量复音词资料；《汇纂》不同，因为宗氏早在96年文章中向世人宣告了它宏大的规模，因而 不得不大收复音词以充数。如｛三｝字，503注项中 复音词多达462个，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不少材料见于《中文大辞典》，辑录无定则，不见统纪，问题多多（参见《附录》），这不叫“丰富” ，而只能叫驳杂。从宏观上看，体现宋元以来近代汉语成就的代表作基本未收，《汇纂》并未突破经藉的藩篱高墙，多呼吸些新的学术空气，篇幅再厚，也不能叫 “全面” 。                                                                     其次，就收录原则而言，《籑诂》讲究资料的典型性与功用性相统一。资料按其性用分类，突出重点，照顾全面，疏而不漏。以字书韻书为例，《说文》资料按字全收，以定《籑诂》根基；《玉篇》为一般性著作，收其资料不足百条；《广韻》、《集韻》为解决通假异体字的重点书，各收600条以上；《类篇》只收了几条。因为这类著作，像滚雪球似的，由前代滚到后代，越滚越大。《玉篇》与 《说文》相同的，《籑诂》一律不收只收其相异的。因为这些常用书，学者手里都有，又好查，这样处理不但经济，而且对学者把准其内在发展演变脉络大有帮助。《汇纂》于这类著作资料的收录大大超过了《籑诂》，对使用者未必有多大好处。   第三，就资料引用格式而言，《籑诂》是详略互补，详中又省而多变。如《汉书》系学者手头有的书， 颜师古注亦好查，引用它便采用略式 ，引用66条计284字；而《汇纂》一律用详式，引《汉书》仅26条，就有384 字。两者的功用一致，于篇幅的处理上精粗大异，可见篇幅与内容不是一回事。

第四，《籑诂》不少地方是以义项统率资料的，如“罢”，收入“疲”字下，而曰“或作罢”，这是义项而不是注项；《汇纂》收入本字“罢”下，按注语立项曰“读曰疲”。《籑诂》以义项率资料，不仅大大节省了篇幅，更主要是使它的性质起了变化 ，而与《汇纂》不同，不是单纯的资料纂辑之作，而兼有辞典的功能，是具有资料纂辑与辞典双重功能的杰作。《汇纂》与《籑诂》两部书既不无完全同类，就无法作篇幅的全面比较。《籑诂》之“籑”，义同“撰”，而不是同“纂”。宗氏一向以为他主编的《汇纂》与《籑诂》是性能全同的书,可见他是视“籑”、“纂”为同义词。实在错了。宗氏既未通读《籑诂》，甚至连《籑诂》的目录、凡例都未好好看看，又错认了《籑诂》是何等样的书，那么他的《汇纂》超《籑诂》的种种大话，实在是自夸之词。

（三）“全部”说

 宗氏的最新文章说：“《汇纂》涵盖了自先秦至晚清二千多年训诂史的全部成果。” 《汇纂》连《籑诂》列目的八十余部典籍都没有“网罗”尽，这等“涵盖……全部成果”的大话，真亏他能说得出口来。

我们要明白，注疏是训诂，训诂专书、训诂性的笔记之类是训诂资料，而一般著作本文训诂也是训诂资料，而且中国训诂史是从本文训诂开始的。举例来讲，如《春秋公羊传》何休解诂·徐彦疏·陆德明释文是训诂，但《公羊传》正文，如《隐公元年》“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与《尔雅·释诂》相类，当然是训诂。《籑诂》就收了大量的本文训诂资料。如正史除了列目的就收了《宋书》《南齐书》《北史》《魏书》《隋书》《归唐书》《新唐书》上的资料。因此，训诂史的全部成果，必须不能脱离晚清前的中国全部典籍。只《丛书综录》所载加上晚清之前全国编的所有方志还不行，全部典籍是个什么数谁也说不准。

宗氏参编过的《汉语大字典》主要引用书为1822部，也只能算中国典籍沧海之一粟。《汇纂》引用227部书能算什么呢？宗氏的“全部”说，可谓之坐井观天。

 三，《汇纂》与《籑诂》 资料引用上错讹率比较（据抽查结果）      

宗氏文章说，《籑诂》有不少错误。这是真的。《籑诂》编起是进呈给皇帝看的，所以态度极为严谨，重点书资料纂辑为两次，先辑一次，换人补辑一次。编纂分三级：“编韵”，“分韵”，“总纂”。校对也分三层：分校，总校，覆校，共为八步。（以上见《籑诂》姓氏）。即使这样，老先生们还承认，此书讹舛之处在所不免，并叮嘱“凡取用之，宜检原书。”宗氏在《汇纂》与《籑诂》比较的文章中向我们披露了他们抽查过《籑诂》中“传”、“代”等六个字目所引资料，“平均错讹率在5%以上。”并强调说“比率的确过高”。

《汇纂》编纂过程据宗氏文章的叙述是这样四步：资料辑录——对手抄笔录资料核查一次——审稿——通读一遍。《籑诂》尚有“讹舛”，——《汇纂》能无错吗？不管此书编了多少年，这样的重头书，用此简单的四步法编成，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汇纂》在资料引用上的错讹能比《籑诂》少吗？我抽查它的[三]字目部分所引资料，其错讹率高达20%（参“附录”），为《籑诂》的四倍。这是相当惊人的错讹。

附录：       《汇纂》 [三]注项读校记

一、通读

《汇纂》“凡例”开头向我们宣传：本书“力求使读者寻检一字而历代训释一览无遗，查阅一训而诸书用例历历在目”。[三]字部分我认真地通读一过，怎幺就得不到这种感受？反而觉得查此书不如去查《中文大辞典》这类辞书的好，因为此书上有的，《大辞典》上基本上都有，且较此书丰富全面，讲得明白，不会叫人胡涂，步入岐途。

   《籑诂》[三]部主要是“三”字本身注项，也收了少量含三字的复音词注项，共立注项36；《汇纂》立注项503，其中“三”字本身注项41，而复音词注项多达462，因而份量大超《籑诂》。可惜的是《中文大辞典》[三]部篇幅更多达100页以上，《汇纂》还不足5页折合《大辞典》，不过10来页。收录编辑不妥之

处也还不少。这里略举几例：

1．有的注项，明白的不用查，不明白的查了还是不明白，如（210）“三秅 ，则三十稯也。”一 秅等于十稯 。明白此，何必查这一条，不明此，查了还是不明白。

2．《汇纂》注项本身就叫人不明白，如[11]“三者，数之极。《后汉书·黄琼传》：‘无恨三泉’李贤注”；[16]“三者，数之小终，言深也。《后汉书·袁绍传》：‘结恨三泉’李贤注”。这两个“三”的含义本来完全一样，李贤也是这样注的；由于注语较长，《汇纂》编者各取所需，变成两条，两条又不相连，叫人胡涂。

3．多义词查《汇纂》，要当心，以免步入岐途。如[109]“三世，自祖至孙”。只此一条。然“三世”是多义词。《大辞典》6义项，《辞源》三义项。像公羊派解释《春秋》分三世，佛教的三世说，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4．关乎历史沿革的词，查《汇纂》会陷入茫然。如[79]“三公”即是诸侯，[80]“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关于“三公”的注项多达15条，但我们读典籍碰到“三公”一词不明所指查《汇纂》如何对号入座呢？必陷入茫然，而《大辞典》从沿革史的角度，将“三公”的义项排列得井然有序，一查即明。

5．即使意义比较单纯的词，查《汇纂》，也要防止失之片面。如[492]“三足乌，即日也。”根据杜诗仇注引黄生注。《辞源》于“三足乌”释道：“古代神话中太阳内的神鸟。”引《淮南子》高诱注、《春秋元命苞》，接着释道：“故太阳也叫三足乌。”《大辞典》同，并引了杜诗。两辞书的解释才是全面源流兼顾的。杜诗之“三足乌”杨伦注曰“言金榜照耀日乌为之迥光也。”《淮南子》《杜诗镜铨》都见于《汇纂》所列的书目，还有《史记》上也有“三足乌”。这三书资料的辑录者都不收此词，证明《汇纂》于资料的辑录随意性是很大的。这样的资料《汇纂》有多大价值，是应该多打几个问号的。

6．特殊领域较生疏的词，查《汇纂》心踏实不下来。如[503]“三千大千世界，即释迦牟尼佛化境。”王维《游悟真寺》赵注引《释氏要览》。赵氏所引《释氏要览》一段话相当长，这是第一句，首先肯定是释氏化境，下面从“此山有八山绕外——故名三千大千世界。”才是具体解释此化境名为三千大千世界，这也才是对三千大千世界的真正解释，《大辞典》《辞源》编者都是这样看的。《汇纂》取例一味求短，有时连基本义都不顾。

7．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范畴，看《汇纂》要百倍警惕，不要跟着所立的错误注项走向错误。如关于“三纲”“三从”的收了7条建6注项。“三纲”之说肇端于秦（见《韩非子·忠孝》，由汉代董仲舒正式提出来，然有人解释《论语》）“殷因于夏礼”之“礼”“为”“三纲”，这就将三纲变成从古就有的东西，《汇纂》[420]收了这一条，铸成大错，又女子“三从”，核心是要女子讲贞操。我们知道“有子而嫁，倍夫不贞。”是秦始皇时的东西，先秦不但不讲“节烈”，而且强令民间年青寡妇改嫁，（见《周礼·地官·媒氏》）。《仪礼·丧服·经传》是记述天子以下，人死后相互哀丧的礼节、服饰，与“三纲”毫无关系。《汇纂》注项[419]收胡培翬正义，[502]将《丧服传》本文紧接《白虎通》“三从之义”下，错误之极。中国“五四”以前的所谓学问是以经学为主，不少名家是通过注释典籍来表达宣传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注疏中的复音词所反映的东西不是宗氏所驾驭得了的。《汇纂》全书收了多少像[420] [419]这样的东西，将会造成何等样的恶果，谁说得清呢？ 

二、核  校

用本人手头的能与《汇纂》对得上号的著作，即《十三经注疏》、 《四书五经》、 《楚辞》注：《文选》六臣注及江淹、王维、李、杜、温庭筠、黄庭坚等人集注，核对《汇纂》[三]部所引书例计277条（约占总量的1/2），发现各式各样错误50条以上，占20%这里拣其较要紧者披露如下：

1、错综字：[24]“终朝三拕之”，“拕”当为“褫”；[44]为春秋穀梁传作注的范甯                                    不作“寕 ”（人名用字不能改）；[151]“隋王”本为“随王”；[226]“集注”当为“集传”；[266] “号饕餮” 之“号”本作“盖”；[376]“三材”本为“三才”；[470]“徹”五臣本当为“撤”

2、篇章错：[79]《周礼·天官·掌次》当为《天官·幕人》[333]《周礼·秋官·司刑》，当为《秋官·司刺》[497]《上书谏吴王》当为《上书重谏吴王》（两篇均见《文选》）。

3、所注释的对象错位：[160]“天子事三老”陆德明释文，按此本为“天子兄弟五更”释文；[306]“虽日用三牲之养”邢昺疏，按当为唐玄宗注“三牲，太牢也”邢昺疏。

4、注释者错位：[175]《楚辞·大招》蒋之翘注，当为蒋骥注；[123]李善注，当为李善引《汉书》曰。类似这样的错误达10条之多。

5、句读误（不影响文意者一律不计）：[227]《周礼·秋官·行人》“三享王礼”，按全句为：“庙中将币，三享。王礼，…。”（见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230]《周礼·春官·大司乐》“桑之琴瑟。”应为“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同上）；[273]《礼记·王藻》：“特牲三俎”，当为“特牲，三俎……”（同上）。[496]《礼记·祭义》 “三夫人缫三盆手”当为“三夫人缫，三盆手”（同上）。[391]“淮以北沛·陈·……”“彭城以东东海·吴，……”“淮以北”“彭城以东”当施逗号。

6、衍，脱：[193]三秀，谓芝草也，“谓”字衍；[429]任渊集注，“集”字衍。（56）《王巾<头陀寺碑文>》“…”吕向注，“王巾”前应补“文选”二字；[194]《次韵文潜同游王舍》本为《游王舍人园》末脱“人园”二字；[258]“三品者，三色也”，按孔疏原文为“郑注以为金·银·铜三品者,三色也。”脱“金银铜”三字，[450]注引《通典》曰…应为任渊注引，[475]“三牺，祭天地宗庙之牺也”本为“三牺，祭天地宗庙三者之牺也”。

7、按汇纂》规定的“引书格式”行事者，终成大错：[135]曾益笺注当为顾予咸补辑《晋天文志》。[365]曾益笺注当为顾予咸补辑《寰宇记》。《汇纂》用的上古80年版《温飞卿诗集笺注》，标明[清]曾益等笺注，有个“等”字；且王国安先生在本书“前言”中明白告诉我们：本书“是明末曾益编集作注，顾予咸加以补辑，其子顾嗣立补注重订的。”注中凡加“补”的为补辑，出自顾予咸；出自顾嗣立的加“嗣立案”。《汇纂》的负责人根本不看“前言”，所定温集引书格式单纯一条为：“温庭筠《夜宴谣》”“ ……”曾益笺注。还有[13][233][234][300]都依“格式”标马瑞辰传笺通释，也是大错特错。马氏书名为《毛诗传笺通释》“传”指毛传，“笺”指郑笺。此书是为《诗》毛传郑 笺 作释。正文是先列《诗》本文，接着是传，再接着是笺，最后是“瑞辰按”，“按”中本人的话就是“释”。正确的标法就是马瑞辰通释，“传”“笺”怎能置于马氏名下！

宗氏主持《汇纂》编纂，“引书格式”一错，全书通体都错，仅[三]字不到5页篇幅，就发现《温飞卿诗集笺注》等书六例之错。

 　（作者：李开金，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