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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成正果。 |
| 长啸三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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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6-1-17 16:04 编辑 第一章 通行本《周易》卦序的形成与固化 “通行本周易”通常指自东汉以来被官方确立、经唐代《五经正义》定型、并沿用至今的《周易》版本，目前版本众多，本书以清代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正义》作为标准版本。 通行本《周易》由两部分组成：《易经》和《易传》（又称十翼）。 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始、“既济—未济”终，其线性次第由《序卦传》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的伦理因果链条加以解释。此序自汉代以降被奉为圭臬，然其并非《周易》原初唯一形态，而是经历思想整合、政治确认与经典神圣化三重过程，方得固化。其形成路径可从以下三方面析之。 一、《序卦传》的伦理逻辑及其局限 《序卦传》以人事经验与儒家伦理为线索，将六十四卦编织成一条看似自然的因果链条。 《序卦传》原文如下：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此种解释将卦象从宇宙符号转化为人伦叙事，使《周易》由占筮之书升格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教科书。此一转向契合春秋晚期至汉代儒学“由天道返人道”的思想潮流，具有深刻的时代合理性。 尽管《序卦传》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解释《周易》卦序的权威依据，但从文本内在一致性、象数结构、历史语境与出土文献等多维度审视，其解释框架显现出牵强附会、循环论证、忽视卦象本义、遮蔽多元传统等问题。 《序卦传》大量使用“有A，然后有B”“B必导致C”的线性因果句式，但许多推论缺乏逻辑或经验基础。如：“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饮食未必生讼，合作共食更为常见。再如：“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旅》卦讲行旅艰难，《巽》卦主“入”“顺”，二者并无直接因果。再如“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进”未必致伤，《晋》卦本身即含“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之吉象。 这类解释实为事后合理化，用伦理故事填补卦序断裂，而非揭示卦序内在象数逻辑结构。《序卦传》舍弃了卦象自身的对称性与生成逻辑，代之以外部人事叙事，导致象数系统碎片化，历代学者对《序卦传》多有批评。三国时王弼不注《序卦传》，认为“浅末不足观”；南宋朱熹坦言“《序卦》之说，多牵合”；清代焦循直斥“强为穿凿，圣人复起，未必首肯”。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于公元前168年）出土了帛书《周易》，其卦序与通行本序大为不同，使用《序卦传》式的伦理难于解释该序的逻辑。 随后，学界对通行本《周易》及帛书《周易》的早晚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提醒了学界：通行本《周易》未必是《周易》的唯一定本，《周易》或许还存在更早的祖本卦序。 二、汉代石经与通行序的制度化 若无国家权力介入，《序卦传》或仅为诸家之说之一。然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诏蔡邕等正定六经文字，刊刻《熹平石经》，立于洛阳太学，其中《周易》即采用今本次第，并附《序卦传》。 此举意义重大： 文本标准化——终结西汉以来施、孟、梁丘、京氏等多家《易》学文本歧异，确立“乾始坤承”为唯一官方版本。 空间权威化——石经立于国家最高学府，士人摹拓以为“正字”，通行序由此获得视觉与制度双重权威。 教育垄断化——自石经出，郡国学校、察举考试皆以此为准，异序系统（如京房八宫）虽存于术数，却退出经学正统。 正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言：“石经立，而经有定本；经有定本，而学者不敢妄议。”《序卦传》由此从一种解释方案，升格为不可置疑的“经典本身”。 三、宗经传统对卦序多元性的遮蔽 石经之后，“宗经”逐渐演变为对固定文本的崇拜。经学思维强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视通行本《周易》为孔子手定、万世不易的真理载体。在此语境下：出土文献所见异序被视为“民间俗本”或“术士杂抄”，不足与“圣人之经”并论。 宋代邵雍虽提出先天卦序，亦须声明“伏羲之《易》用于造化，文王之《易》用于人事”，不敢否定通行本《周易》的经学地位。 明清科举考《易》，只认“乾始坤承”之序，黄道周纵有律历新序，亦只能作为“别解”附于注疏之末。 于是，卦序的多样性被“宗经”意识形态系统性遮蔽。直至20世纪马王堆帛书、清华简等重见天日，学界才惊觉：通行序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支，而非源头本身。 通行卦序的固化保障了经典的稳定传承，却也长期压抑了对《周易》结构多元性和象数逻辑性的探索。今日重审此序，非为否定其价值，而是欲在“唯一正统”的迷思之外，重开理解祖本《周易》存在可能性的大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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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6-1-18 07:08 编辑 第二章 出土文献揭示的卦序多样性 传统经学长期视通行本六十四卦次第为唯一正统，然20世纪下半叶以来，马王堆帛书、清华简、阜阳汉简、上博楚简等出土文献相继面世，彻底颠覆此一认知。这些材料证明先秦至汉初《周易》文本存在多种有序系统，通行本周易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整合产物。本章分述三大关键出土文献，展现卦序之多元实态。 一、马王堆帛书《周易》和清华简《别卦》：八宫系统的实证 （一）马王堆帛书卦序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于公元前168年）出土的帛书《周易》，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早期《周易》写本。其卦名与通行序卦名虽有不同，不过是异体字或通假字的区别，因而本书以相应通行序卦名进行介绍。帛书《周易》最大突破在于卦序全然异于通行本，采用以八纯卦为纲的八宫分组结构： 八纯卦顺序为：乾、艮、坎、震、坤、兑、离、巽。 六十四卦依次分为八组，每宫以纯卦为首，后接七变卦，如： 表一 帛书《周易》卦序和清华简《别卦》复原卦序 此结构与汉代京房《易传》所载八宫纳甲体系高度吻合，证明术数导向的卦序系统至少在西汉初已成熟定型。尤为关键的是，帛书《周易》无《序卦传》，亦无“既济—未济”结尾，其排列逻辑完全基于卦变递进与占筮操作需求，而非伦理叙事。 此发现确证：通行本卦序并非《周易》卦序唯一可能，八宫系统乃另一独立而象数自洽的传统卦序。 （二）清华简《别卦》卦序 清华简《别卦》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一篇极为重要的《周易》类文献，抄写年代约为公元前305±30年（战国中期），其内容为六十四卦的卦名排列，虽竹简残损，但据所存部分足以复原出一种不同于通行本卦序而同于马王堆帛书的卦序系统，为研究《周易》早期形态提供了关键证据。 《别卦》原本当有八支竹简，每支竹简当有以八经卦为首的八卦，但现存七支竹简，少了一支以坎卦为首的竹简，且每简的经卦均不存在，仅在每个卦名前配以三爻卦作为所属宫别。 《别卦》卦名与通行序卦名也是只有异体字或假借字的区别，二者卦名可以对应，经象数复原，《别卦》卦序与帛书《周易》卦序完全相同，如表所示，其中灰色单元格内的卦名是《别卦》所缺而拟补的。 此发现确证：通行本卦序并非《周易》卦序唯一可能，八宫系统早在战国中期就已成型。 二、阜阳汉简与上博楚简：通行序主干的早期定型 （一）阜阳汉简《周易》：西汉早期的通行序实证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简文《周易》（墓主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卒于公元前165年），简文属西汉文帝时期（前2世纪中叶）抄本。虽严重残损（仅存约200余字），但可辨识多处卦名及顺序。 整理者（韩自强等）根据残简复原出以下连续序列： ……屯 → 蒙 → 需 → 讼 → 师 → 比 → 小畜 → 履 → 泰 → 否…… 此段与通行本完全吻合，这表明，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通行本次第的主干已在官方或主流学派中广泛使用。 （二）上博楚简《周易》（战国晚期，约公元前3世纪）：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战国楚竹简周易（约公元前300–前250年），虽非考古发掘品，但经碳十四与文字学鉴定，确为战国晚期真品，其中保存十余卦完整经文，包括卦辞与部分爻辞。根据其中每卦首符与尾符的红黑符号，可以断定，其局部卦序与通行本同，暗示部分局部序列可能源自先秦更早时期，虽无法断定上博楚简《周易》卦序就是通行本《周易》，但可以确定，通行序主干，此时已经形成。 （三）长安县西仁村数字卦陶拍与杭州昼锦堂鼎卦戈：祖本卦序的形成下限。 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长安县黄良乡西仁村村北采集到4件时代下限不晚于西周晚期的陶拍。“采集：1”陶拍上有既济、未济相邻的两个数字卦；“采集：2”陶拍上有师、比、小畜、履四个相邻的数字卦。李学勤先生指出：“熟悉《周易》卦序的人们都会感觉到，两件陶拍上的筮数，转化为《周易》的卦，全然与传世《周易》卦序相合。师、比、小畜、履四卦是《周易》第七、八、九、十卦，既济、未济二卦， 是《周易》第六十三、六十四卦。这样的顺序排列，很难说出于偶然。……由师至履、既济至未济两处局部卦序，不难推想当时所用《周易》的卦序大同于今传本卦序。”[ 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济南:《周易研究》，2003年第5期。 ] 杭州昼锦堂收藏一件铭文有数字卦的鼎卦戈，据周珊先生《论新见鼎卦戈》考证，铜戈为不晚于两周之际的真品，其铭文为：“一六一一一六，曰：鼎趾颠；鼎黄耳，奠趾。五六一一五八。”[ 董珊：《论新见鼎卦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四辑），2011年12月。]传本《周易》鼎卦初六爻辞有“鼎颠趾”，六五爻辞有“鼎黄耳金铉”。鼎卦戈铭文与《周易》鼎卦内容相关，说明鼎卦戈铸成时，《周易》已经成书。 《史记•陈杞世家》记载：“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陈厉公二年，属公元前705年，这表明，《周易》成书的下限至少在公元前705年以前。 西仁村数字卦陶拍的出土和昼锦堂鼎卦戈的发现，证实至少于两周之际《周易》卦序与卦爻辞已经结合成书，这时的周易应该是祖本《周易》。 通行本周易卦序并非东汉熹平石经“发明”，而是经历东周初步整合、西汉早期广泛传播、东汉官方制度化的层累过程。其主干结构（卦对相邻）至迟在两周之际已定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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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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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6-1-17 20:06 编辑 第三章 历代重排卦序的思想谱系 自《周易》成书以降，六十四卦之次第虽在汉代经学中被奉为“圣人不易之序”，然历代学者从未停止对其象数逻辑合理性的追问。尤其当通行本卦序的伦理叙事（《序卦传》）难于揭示卦序的象数结构、天文节律时，重排卦序便成为重构《周易》宇宙论内核的重要路径。本章梳理从汉代至当代的三大重排传统，揭示其背后的思想动因与知识范式之变。 一、汉代：术数系统的结构性重编 《周礼·春官·大卜》记载：“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周礼注疏》卷二十四，贾公彦疏引郑玄《周礼注》曰：“《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也，其卦以纯坤为首，坤为地。《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其卦以纯乾为首，乾为天。杜子春云：‘《连山》，宓牺（伏羲）；《归藏》，黄帝。’ 郑玄驳之曰：‘非也。《连山》，夏后氏之易；《归藏》，殷人之易；《周易》，周人之易也。’” “三易说”反映了古人对易学多元起源的认知，说明《周易》具有承前启后地位，虽然它是集大成之作，但也并非“圣人不易之序”。《周易》成书后，各种卦序依然存在，甚或多有新创。 孟喜卦气说是汉代易学中最具系统性的“天道—历法—占验”整合模型，它将《周易》六十四卦从伦理叙事的通行序中解放出来，重新嵌入一年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的宇宙节律之中，标志着《周易》由“人道教典”向“天道之书”的重大转向。 汉代是卦序重排的第一个高峰，其动力源于天人感应思潮与历法占验需求。 （一）孟喜卦气说 1.历史背景：灾异思潮与历法需求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师从田王孙，与施雠、梁丘贺同门学易，曾因“妄言灾异”一度被斥为“非圣人法”，此后其学由京房发扬光大。 西汉宣帝时期（前1世纪），今文经学盛行，“天人感应”成为政治神学核心，董仲舒已提出“阴阳灾异”说，但缺乏可操作的推演系统。 孟喜认为，《周易》本质是通过卦象推演天道运行与人事吉凶，而通行本卦序依《序卦传》仅讲人伦因果，无法用于“推天道、验灾祥”，所以，孟喜要重排卦序。 2.孟喜卦气体系的核心结构 （1）四正卦主四季 孟喜的卦气说取坎、离、震、兑四卦，配四方和四季，坎配北方和冬季，离配南方和夏季，震配东方和春季，兑配西方和秋季。每卦六爻，共二十四爻，每一爻配一个节气，共二十四气。 具体来说，坎卦六爻从初爻到上爻分别主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震卦主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离卦主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兑卦主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 （2）十二辟卦主一岁十二月 十二辟卦，又称“十二消息卦”，代表阴阳消长之枢机，主十二月，如图所示： 十二辟卦图 （3）六十卦配七十二候 去除四正卦（震、离、兑、坎），余六十卦；一年365.25日 ≈ 72候（每5日一候）；每卦主6日7分（365.25 ÷ 60 ≈ 6.0875日，一日为80分，6.0875日约为6又7/80日）；每候配一“公、辟、侯、卿、大夫”等级：12辟卦：主月，亦主相应候；48杂卦：分为“12公”、“12侯”、“12卿”、“12大夫”，辅佐辟卦。 72侯卦气图 （4）候气验卦 若某日气候异常（如冬雷、夏霜），则查当日所值之卦，若卦象与气候不符，如冬至日值离卦而大热，即为“卦气失序”，预示灾异。 （5）灾异推演如《汉书》载：“日食于晦，月失其行，当推何卦？”依日辰查值日卦，结合辟卦状态，判断阴阳失衡之位，进而谏君修德。 （6）政治应用 皇帝依卦气安排祭祀、颁令、赦宥；如“复卦日”（冬至）为阳气始生，宜行仁政；“姤卦日”（夏至）阴始生，宜戒慎。 孟喜将《周易》转化为一套可计算、可验证、可干预的宇宙操作系统。 （7）思想史意义 孟喜卦气说作为汉代象数易学的奠基性体系，将《周易》六十四卦系统地纳入一年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的宇宙节律之中，具有高度的结构性与象征整合力。孟喜卦气说打破了《序卦传》对卦序逻辑的解释垄断，将卦象重新定位为天道运行的符号表征，开启了象数易学主流，汉代以后，凡言“易理”者，必先通卦气。 然而，孟喜卦气说在理论自洽性、实践可操作性及与《周易》文本本义的契合度上亦存在明显局限。 （8）现代重估：科学性与局限 孟喜卦气说体现了古人对周期性自然律的深刻观察，其“阴阳消长”模型与太阳回归年高度吻合。但也有局限性：强行将60卦均分365日，数学分配不均，强凑日数，一年365.25日 ÷ 60卦 ≈ 6.0875日/卦（即“六日七分”），导致“6日7分”计算繁琐；灾异解释易流于附会（如“妇人多梦，因值剥卦”）；忽视卦爻辞本义，沦为占验工具。 《周易》经文（卦辞、爻辞）大量反映西周宗法社会、军事制度、农耕生活与祭祀礼仪，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与情境性。例如：师卦卦辞：“贞，丈人吉，无咎。”“丈人”指老成持重的军帅，全卦讲行军布阵、纪律赏罚，属战争占辞。而在孟喜卦气中，《师》可能值某日配某候，其吉凶仅取决于“是否应时”，完全无视“丈人”“军旅”等核心意象，卦辞被抽空为一个无内容的“时间标签”，牺牲了文本的具体性与历史性。 通行本《周易》卦序内部存在结构性关联，如互综卦泰（䷊） 与否（䷋），上下颠倒，象征通塞交替，而孟喜卦气说的相邻值日之卦（如某日观卦，与次日噬嗑）毫无义理或象数关联。 《周易》爻辞的吉凶判断高度依赖具体情境与主体行为，如：夬卦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小人凶，是因为颧骨结实而突出，媚上欺下，面目变形。君子愠恼小人，若能与之决绝，坚守贞操，虽独行遇雨，也能转危为安。而孟喜卦气说将某卦值某日即定吉凶，如冬至值离卦为“阳亢之灾”，取消了人的能动性与道德选择空间，使《周易》从“内圣外王”之书降格为“宿命预警系统”。 孟喜卦气说体系虽有局限，却为我们复原祖本卦序指明了方向：真正的卦序，或许不仅在人伦故事中，还在日月运行、四时更替的阴阳消息中，《周易》卦序或许有历法功能。 （二）京房八宫卦序 如果说孟喜对易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以阴阳思想为纽带，首次系统地将《周易》六十四卦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天道历数相配属，创立了“卦气说”，从而开启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汉代易学新范式；那么京房则在孟喜卦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五行学说深度融入易学体系，不仅继承了阴阳消长的时间维度，更引入了金、木、水、火、土的属性维度，构建起一套结构严密、功能完备的象数易学系统。而这一系统化工程的首要体现与核心骨架，正是他所创制的“八宫卦”体系。 所谓八宫卦，是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经卦为基础，将六十四卦重新编排的体系。 八卦依《系辞下》“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之说，分为四阳卦（乾、震、坎、艮）与四阴卦（坤、巽、离、兑）。京房以此八经卦为“宫首”，将六十四卦按其内卦归属，分别统摄于八宫之中，每宫含八卦（本宫卦 + 七变卦）。 变卦规则如下：自本宫宫首经卦起，自下而上逐爻变动，已变之爻保持不变： 初爻变 → 一世卦； 二爻变 → 二世卦； 三爻变 → 三世卦； 四爻变 → 四世卦； 五爻变 → 五世卦； 五世卦基础上，上爻不动，返变四爻 → 游魂卦； 游魂卦基础上，上卦不变，下卦复归本宫纯卦 → 归魂卦。 京房八宫卦图表如下： 京房易学的革命性，正在于将五行、干支、四时等宇宙节律系统嵌入六十四卦卦爻结构，并以此建立一套可操作的吉凶判断体系。 以下通过具体卦例，结合“纳甲”“纳支”“六亲”“五行旺衰”等规则，说明其运作逻辑。 1.理论前提：京房的核心配属规则 （1）八卦配五行：乾卦和兑卦配五行金，坤卦和艮卦配五行土，震卦和巽卦配五行木，坎卦配五行水，离卦配五行火。 （2）纳甲，即八卦配天干：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纳庚，巽纳辛，坎纳戊，离纳己，艮纳丙，兑纳丁。 （3）纳支，即六爻从初爻到上爻配地支：乾卦纳子寅辰午申戌；坤卦纳未巳卯丑亥酉；震卦纳子寅辰午申戌；坎卦纳寅辰午申戌子；艮卦纳辰午申戌子寅；巽卦纳丑亥酉未巳卯；离卦纳丑亥酉未巳；兑卦纳巳卯丑亥酉未。 （4）配世爻和应爻：一世卦，以初爻为世爻，以四爻为应爻；二世卦，以二爻为世爻，以五爻为应爻；三世卦以三爻为世爻，以上爻为应爻；四世卦以四爻为世爻，以初爻为应爻；五世卦以五爻为世爻，以二爻为应爻；游魂卦，以四爻为世爻，以初爻为应爻；归魂卦，以三爻为世爻，以上爻为应爻。世爻为一卦之主，代表问卦者自身或事件主体，应爻代表与世爻有相应关系的他方、环境或事件，如姤卦是乾宫一世卦，其初爻为世爻，四爻为应爻。 （5）六爻配六亲：以本卦所属宫卦之五行属性为“我”，本卦六爻地支与“我”的五行属性进行生克比较定六亲。“我生者”为子孙（宝爻），“生我者”为父母（义爻），“克我者”为官鬼（系爻），“我克者”为妻财（制爻），“同气者”为兄弟（专爻）。 （6）定旺相休囚死（以季节定五行状态）： 春（木旺）：木王、火相、水休、金囚、土死 夏（火旺）：火王、土相、木休、水囚、金死 秋（金旺）：金王、水相、土休、火囚、木死 冬（水旺）：水王、木相、金休、土囚、火死 2.吉凶占断（以春季占得姤卦为例）： 父母（义爻土）壬戌▅▅▅▅▅ 兄弟（专爻金）壬申▅▅▅▅▅ 官鬼（系爻火）壬午▅▅▅▅▅应爻 兄弟（专爻金辛酉）▅▅▅▅▅ 子孙（宝爻水）辛亥▅▅▅▅▅ 父母（义爻土）辛丑▅▅ ▅▅世爻 断语：世爻丑土为父母，春季土死，自身不得时令，难获长辈之助；应爻午火为官鬼，春季火相，火生土，外部环境有利，可得官贵相帮。 如果说孟喜对于易学的贡献在于通过阴阳思想把《周易》与天道历数联系起来，构建了系统的卦气说。那么京房的贡献则是在孟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阴阳五行思想融入《周易》系统中，并将其体系化。 我们分析京房易说，可以发现，他的易说也源于对《周易》象数的深入揭示。 孟喜卦气说将卦与时间绑定，隐含“某时某卦为主”及“某侯某爻为主”的思想，这是对《周易》深入研究才能得出来的结论，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周易》卦和爻的时间属性奠定了基础。 京房更进一步，把爻和干支结合，尤其是八卦纳甲说，启示我们《周易》六十四卦与月相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根据帛书《周易》和清华简《别卦》，我们知道，京房纳甲说当有更古的渊源，这说明京房八宫卦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对早期《易》学中已有的结构化爻位逻辑进行了术数化改造与体系化扩展。京房八宫图的世爻变化，本质上是对《周易》及春秋以来“爻动生卦”“卦际关联”思想的系统化、结构化发展。它启示我们：《周易》六十四卦中，本卦与变卦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象数和义理关联。经过深入研究和验证，我们发现，《周易》本卦的爻辞取象不仅与该卦的卦象有关，同时与该爻的“之卦”（变卦）卦象相关。 京房八宫卦属于卦序重构，它割裂了《周易》原卦序，为先秦易学中“变易”思想在汉代术数语境下的精密化产物，其形式更系统，功能更实用，但哲学意味减弱，术数色彩增强，京房易学不能有效用于解释《周易》卦爻辞的本义，受到了古代不少学者的诟病。王弼曰：“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卦变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朱熹曰：“京房之学，只是占课，与《易》之本指全不相干。”高亨曰：“京氏易乃汉代术数之学，非解经之正途。”但八宫卦的象数思想自有古源，启示着我们对《周易》卦爻辞与卦际间的象数关系的内在规律进行深入探讨。 京房的世应说，与《周易》经传中的“承”“乘”“比”“应”等爻位关系有思想渊源，尚秉和于《周易古筮考》指出：京房八宫源于《左传》“之卦”法，是“古法之遗”。“应”作为术语在先秦文献中极少以单字“应”直接出现于卦爻分析中，但其思想内涵——即特定爻位之间因阴阳异性而形成吉凶互动，已清晰体现于《易传》的解释逻辑和春秋筮例的推理中。如《蒙·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蒙卦的九二爻与六五爻相应，“志应”即指上下爻因阴阳相合而心意相通。《小畜·彖》曰：“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小畜卦ls爻（阴爻居阴位，得位），与初九（阳）相应。《易传》虽未使用“得应”“无应”等术语，但凡言“应”“相与”“上下应之”“志同”处，几乎皆指“初爻和四爻”、“二爻和五爻”、“三爻和上爻”之阴阳正应。京房明确定出每卦的世爻和应爻，启示我们应当重视“世爻”和“应爻”，“世应”既然在爻位空间上相应，那么在义理上也可能相应，尤其是在时间上也可能相应。 （三）《易纬·乾凿度》“主岁卦贞辰说”与郑玄“爻辰说” 1.《易纬·乾凿度》主岁卦贞辰 《易纬·乾凿度》成书于西汉末至东汉初（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属于“谶纬”文献，托名孔子，实为汉代儒生融合阴阳五行、天文历法与《周易》的产物。 《易纬·乾凿度》记载了一种主岁卦贞辰说，不同于孟喜和京房的卦气说。 八卦之生物也，画六爻之移气，周而从卦。八卦数二十四以生阴阳，衍之皆合之于度量。阳析九，阴析六，阴阳之析各百九十二，以四时乘之，八而周，三十二而大周，三百八十四爻，万一千五百二十析也。故卦当岁,爻当月，析当日。大衍之数必五十，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阂物而出之者,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戒各有所系焉。故阳唱而阴和，男行而女随。天道左旋，地道右迁。二卦十二爻而期一岁。乾，阳也，坤，阴也，并治而交错行。乾贞于十一月子，左行，阳时六。坤贞于六月未，右行，阴时六，以奉顺成岁。岁终次从于屯、蒙。屯、蒙主岁，屯为阳，贞于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间时而治六辰。蒙为阴，贞于正月寅，其爻右行，以间辰而治六辰。岁终则从其次卦，阳卦以其辰为贞，其爻左行，间辰而治六展。阴卦与阳卦同位者，退一辰以为贞，其爻右行，间辰治六辰。泰、否之卦，独各贞其辰，其比辰左行可随也。中孚为阳，贞于十一月予，小过为阴，贞于六月未，法于乾、坤，三十二岁期而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万一千女百二十析，复从于贞。 主岁卦者，指按通行本《周易》卦序，二卦主一岁，如乾坤主第一岁，屯蒙主第二岁，需讼主第三岁，六十四卦分主三十二岁。 贞辰者，指主岁卦之十二爻当值什么月建。贞者，当也、直也。如乾初爻当子月，坤初爻当未月。 通行本《周易》卦序两卦一对，每对卦前者为阳，后卦为阴，阳卦从初爻到上爻，间隔一个月建顺布六爻，阴卦从初爻到上爻，间隔一个月建，逆布六爻。 如第一年乾坤主岁，乾卦从初爻到上爻分别布子、寅、辰、午、申、戌；坤卦从初爻到上爻分别布为未、巳、卯、丑、亥、酉。 第二年屯蒙主岁，屯卦从初爻到上爻分别布丑、卯、巳、未、酉、亥；蒙卦从初爻到上爻分别布寅、子、戌、申、午、辰。 据郜积意先生《<乾凿度>主岁卦贞辰解》,六十四卦主岁卦贞辰如下表所示： 《乾凿度》卦气说和爻辰说体系复杂且内部不自洽。如《乾凿度》的“主岁卦贞辰”规则极为繁复，如郜积意所析“四例”：乾坤例、屯蒙例、需讼例、泰否例，需多重判定前后位、奇偶岁、阴阳同位、进退辰、左右行等，才能为六爻配辰。这种高度人为构造的体系，缺乏简洁性与普适性，部分卦（如泰否）需“特例处理”，破坏规则统一性，实际操作中极易产生歧解。 但是《乾凿度》开启了以天文历法、时令物候解释《周易》的路径，为郑玄爻辰说提供了思想资源。其三十二年的超年度卦气说，在汉代象数易学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我们复原祖本《周易》卦序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2.郑玄爻辰说 郑玄（公元127年－200年），字康成，东汉末年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经学家之一，被誉为“经神”“通儒”。他以毕生精力整理、注释儒家经典，融会今古文经学，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郑学”，被后世尊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 郑玄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等作注，几乎涵盖全部儒家核心经典，史称“遍注群经”。在《易》学上，郑玄继承京房象数体系（如八宫、纳甲、爻辰），创立了郑玄“爻辰说”，将天文、律历、礼制融入卦爻解释，体现出“天人合一”思维。郑玄《周易注》在南北朝后亡佚，但其以爻辰解《易》的内容保留在他注《礼记》《周礼》《仪礼》等书中。清代汉学家惠栋根据郑玄散见于《礼记注》《周礼注》等文献中的爻辰说注释，系统归纳出其爻辰说核心规则。 惠栋《易汉学·卷七》云：“康成（郑玄）以十二辰配三百八十四爻，阳爻从乾，阴爻从坤。乾初九子，九二寅……坤初六未，六二酉……凡阳爻皆用乾之辰，阴爻皆用坤之辰。” 郑玄爻辰法核心配法规律： 1.基准：乾坤定阴阳辰。 《乾》卦六阳爻，从初爻到上爻，依次配六阳辰（子、寅、辰、午、申、戌）；《坤》卦六阴爻，从初爻到上爻，依次配六阴辰 （未、酉、亥、丑、卯、巳）。 乾卦六爻爻辰 坤卦六爻爻辰 戌月▅▅▅▅▅ 上九 巳月▅▅ ▅▅ 上六 申月▅▅▅▅▅ 九五 卯月▅▅ ▅▅ 六五 午月▅▅▅▅▅ 九四 丑月▅▅ ▅▅ ls 辰月▅▅▅▅▅ 九三 亥月▅▅ ▅▅ 六三 寅月▅▅▅▅▅ 九二 酉月▅▅ ▅▅ 六二 子月▅▅▅▅▅ 初九 未月▅▅ ▅▅ 初六 2.其余六十二卦：“阳爻用乾，阴爻用坤”。 其余六十二卦，凡阳爻，看它在第几爻，就取乾卦同位之辰；凡阴爻，取坤卦同位之辰。 如萃卦初六为阴，配坤初爻未；萃六二为阴，配坤六二酉；萃六三为阴，配坤六三亥；九四为阳，配乾九四午；萃九五为阳，配乾九五申；萃上六为阴，配坤上六巳。 萃卦六爻爻辰 巳月▅▅ ▅▅上六 申月▅▅▅▅▅九五 午月▅▅▅▅▅九四 亥月▅▅ ▅▅六三 酉月▅▅ ▅▅六二 未月▅▅ ▅▅初六 郑玄在其《礼记注》《周礼注》《仪礼注》中多次引用《周易》爻辞，并以爻辰说加以诠释，例如： 泰卦六五“帝乙归妹” ：“爻辰在卯，仲春嫁娶之月，故元吉”；贲卦九三“白马翰如” ：“位在辰，得巽气，为白马”；比卦初六“有孚盈缶” ：“爻辰在未，上值东井，井水可汲，故用缶”。 这些注释表明，郑玄视爻辰为理解爻辞吉凶、物象、礼制含义的关键钥匙，对他而言，《周易》不仅是占筮之书，更是“天道—人道”同构的宇宙密码本，而“辰”就是解码器。 但是郑玄爻辰说也有其局限性，一是聚焦单爻之辰，忽视了《乾凿度》对《周易》卦序的重视，无法揭示复杂的卦际关系和卦象关系；二是爻辰分配不当，与爻辞本义多有冲突，难以验证。惠栋虽推崇汉易，但精研郑玄爻辰说后，亦承认：“爻辰可通者十之一二，余皆勉强。” 如：坎卦上六爻辞 “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郑玄注：“系，拘也。爻辰在巳，巳为蛇，蛇蟠屈似徽纆也。”事实上孟夏巳月，据《月令》，当为“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的施仁赦罪时期，这个时节的政令怎会执搏罪犯，送到监狱，三年不让回来呢？ 王磊先生在《郑玄爻辰说新探》中指出：“在学术渊源上,郑玄爻辰说继承汉易象数学中的以爻值辰,对京房‘纳支说’、《易纬·乾凿度》‘间时而治六辰’有所损益。在卦行次序上,郑玄爻辰说对京房易学与《易纬》阴阳二卦运行次序有所革新,将阴阳奉迎转变为阳行阴随。在卦爻地位上,郑玄爻辰说重视爻的核心地位,将以卦应时转变为以爻值辰,一改京房易学及《易纬》中卦的核心地位。由此,郑玄以爻作为《周易》的变易源头,丰富了《周易》的变易理论。” 郑玄的爻辰说以乾坤十二辰为基准，覆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规则简明，逻辑严密，没有特例。郑玄为卦爻“注上爻辰”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注解《周易》卦爻辞，尤其是从时间、节令、天文、物候、礼制、律历与天人感应的角度，赋予原本抽象或隐晦的爻辞以具体的“历史—自然”语境，从而使其意义可理解、可应用，这是一种以宇宙论、律历、月令、礼制为框架进行的“符号化重构”，在汉代经学语境中，这种诠释策略高度“有效”，使其成为官方经学的核心内容。爻辰说对我们今天重新诠释周易卦爻辞本义，依然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宋代：理学与图书易学的兴起与排序重排 宋代是中国易学史上的重大转折期。随着儒学复兴与理学体系的构建，宋代易学家不再满足于汉唐以来以象数占验或章句训诂为主的易学路径，转而寻求《周易》背后的宇宙本体、心性原理与自然秩序。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图书易学（尤其是“先天学”）应运而生，其中尤以邵雍的《先天图》及其卦序重排最具革命性。此举不仅彻底重构了六十四卦的排列逻辑，更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易学范式——“先天易学”的诞生，并对后世理学、象数学乃至东亚哲学产生深远影响。 （一）邵雍与“先天之学”的提出 邵雍（1011–1077），字尧夫，北宋著名理学家、象数学家，其易学思想集中体现于《皇极经世书》《观物篇》及《先天图》中。他明确提出区分“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前者为“先天”，后者为“后天”。在他看来，《周易》通行本所载的卦序（即《序卦传》所述）乃文王因应人事、政治与历史情境所作，属“后天人为之序”；而伏羲所画之卦，则源于对天地自然生成之理的直观把握，是“先天自然之序”。 邵雍据此创制了两种核心图式：伏羲六十四卦圆图（方位图）与方图。二者皆依“一分为二”的生成法则展开。其基本逻辑如下： 首先，从太极出发，一生二（阴阳），二生四（太少阴阳），四生八（八卦）。八卦按阳消阴长之序排列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分别配以数字1至8。此即所谓“先天八卦次序”。 继而，将八卦两两相重，形成六十四卦。其排列并非随意组合，而是严格遵循“阳上阴下、由纯至杂”的生成逻辑。例如，乾（1）与乾（1）相重为乾为天（䷀），为第1卦；乾（1）与兑（2）相重为天泽履（䷉），为第2卦；兑（2）与乾（1）相重为泽天夬（䷪），为第9卦……如此层层推演，构成一个严密的二进制式结构。圆图呈环形，展现阴阳消长、循环往复的宇宙节律；方图则呈矩阵，体现空间方位与万物类聚之理。 这一卦序完全摒弃了《序卦传》中“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之类的历史叙事逻辑，转而以纯粹的数理关系和对称结构呈现宇宙生成的内在秩序。邵雍强调，此非人力安排，而是“心法自然”“以心观物”所得之“天理”。他在《观物外篇》中言：“图虽无文，吾终日言未尝离乎是。”可见其视先天图为超越语言、直契本体的“心传之图”。 先天卦序的思想突破与哲学意涵 邵雍的卦序重排之所以被视为“最彻底、影响最深远”的变革，正在于其背后蕴含的三重思想突破： 其一，从历史因果转向数理生成。《序卦传》以线性因果解释卦序（如“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实为一种伦理—历史逻辑。而邵雍则以“加一倍法”（即每次阴阳分判数量翻倍）构建卦序，使六十四卦成为宇宙从无到有、由简至繁的数学模型。这种思路接近现代系统论中的“自组织生成”，强调结构先于意义。 其二，从圣人制作转向自然之理。传统易学将卦爻视为圣人“仰观俯察”后的文化创造。邵雍却认为，伏羲之易乃是“天理之自然流露”，圣人只是“述而不作”的观察者。卦序本身即是天道运行的密码，无需依赖文王、孔子的解释权威。这极大提升了《周易》作为“宇宙公理系统”的地位。 其三，从占验实用转向心性修养。尽管邵雍精于占验（传说其能预知未来），但他更强调“先天之学”是“内圣”工夫。通过观玩先天图，可“反观内照”，体认太极动静之机，从而达到“以物观物，不以我观物”的圣人境界。卦序在此成为修心悟道的媒介，而非仅用于吉凶预测。 （二）朱熹的调和与“先天—后天”张力的确立 邵雍之学在南宋经由程颢、程颐兄弟的推崇而广为流传，但真正将其纳入主流儒学体系的，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朱熹对邵雍的先天图极为赞赏，称其“包含造化之妙，非人力所能为”，并在其代表作《周易本义》卷首赫然列出《伏羲先天八卦图》《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图》等九幅图，置于《河图》《洛书》之后、经文之前。 朱熹的态度具有深刻的张力：一方面，他承认先天图“深得造化自然之妙”，是理解《周易》宇宙论维度的关键；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周易》经文（包括卦辞、爻辞及《序卦传》）仍须以文王、周公、孔子的“后天”文本为准。他在《周易本义·卦变图说》中明确指出：“伏羲作易，自一而二，自二而四……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皆就已成之卦而系之辞。”换言之，先天图揭示“所以然之理”，后天文辞承载“所当然之则”。 由此，朱熹确立了一种“文本用后天，义理参先天”的诠释框架：在注解经文时，仍依通行本卦序，重视道德义理与人事指导；在探讨宇宙生成、阴阳变化等形上问题时，则援引先天图以明“天理之体”。 这一调和策略既保存了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又吸纳了邵雍的数理宇宙观，使先天易学得以合法进入理学正统。此后元明清三代，凡治《易》者，无不兼习先天、后天之说，形成“图理并重”的学术格局。 邵雍的卦序重排及其所代表的先天易学，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在易学内部，它催生了“图书学派”，推动陈抟、刘牧、蔡元定等人进一步发展河洛、太极等图式，形成一套完整的象数—宇宙论体系。明代来知德、清代黄宗炎、胡煦等皆在其基础上深化研究。 在哲学层面，先天图所体现的“对称”“循环”“自生”等原则，成为宋明理学讨论“理气”“心性”“动静”关系的重要参照。王夫之甚至称邵雍“开象数之秘钥，启理学之玄关”。 在跨文化领域，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看到白晋寄来的邵雍六十四卦方图后，惊叹其与自己发明的二进制完全吻合，称“中国伏羲早已掌握此理”。这一事件成为中西思想交流史上的经典案例。 综上所述，宋代以邵雍《先天图》为代表的卦序重排，绝非形式游戏，而是一场深刻的宇宙观与方法*论革命。它将《周易》从一部占筮之书提升为宇宙生成的数学模型与心性修养的哲学图谱，并通过朱熹的整合，深刻塑造了此后近千年中国易学的基本面貌。其“自然之序”对“人为之序”的挑战，至今仍启发着我们对经典、理性与天道关系的思考。 邵雍《先天六十四卦圆图》呈现出线性循环，《先天六十四卦方图》的重卦生成法，体现出卦以类聚的特点，又能反映出圆图的生成结构规则。它给我们复原祖本周易卦序提供了方法*论，祖本卦序极可能是在六十四卦分类的基础上，有规则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而成。 三、明代：回归经典与综合创新 明代易学在中国易学史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张力：一方面，易学家普遍表现出对汉唐象数之繁芜与宋代理学之空疏的双重反思，主张“返经求本”，回归《周易》经传原典；另一方面，又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融合象数、义理、天文、律历、河洛等多种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这种“复古以开新”的学术取向，在卦序重排问题上尤为突出。其中，来知德的“错综卦序”与黄道周的多重卦序模型最具代表性，二者虽路径不同，却共同体现了明代易学“以经为宗、兼综百家”的综合创新精神。 （一）来知德：“错综为纲”的结构重释 来知德（1525–1604），字矣鲜，号瞿塘，四川梁山人，是明代中后期极具原创性的易学家。其代表作《周易集注》以“象数为主、义理为辅”，力图摆脱王弼扫象之弊与朱熹偏理之失，重新确立“观象系辞”的解经原则。在卦序问题上，来知德并未如邵雍那样彻底推翻通行本，而是提出：《周易》原有卦序并非杂乱无章，实已隐含“错综”之妙，只是后人未能明察。 所谓“错综”，来知德沿用《周易·说卦传》及虞翻等汉儒术语，赋予其明确界定： 综卦（又称“反对”）：指将一卦六爻倒置后所得之卦。如屯卦（䷂），坎上震下，六爻上下倒置为蒙卦（䷃），艮上坎下，二者互为综卦。 错卦（又称“旁通”）：指将一卦六爻阴阳全变所得之卦。如乾卦（䷀）全阳，六爻阳卦全变为阴爻为坤（䷁）。 来知德特别强调“综卦”的结构性意义。他指出，《序卦传》中自屯、蒙以下，几乎皆以综卦成对出现： “《周易》上下经，凡三十二卦，皆两两相综……唯乾、坤、坎、离、大过、颐、小过、中孚八卦，或自综，或不可综，故不配对。” 据此，他将六十四卦重新组织为二十八对综卦 + 八个自综或不可综之卦，形成一种以“综”为基本单元的解读框架。例如： 第一对：屯与蒙； 第二对：需与讼； 第三对：师与比； …… 最后：既济与未济。 来知德认为，每对综卦实为“一事之两面”或“一理之反正”。如需卦为待食于外，讼卦为争食于内；泰卦为上下交而志同，否卦为上下隔而志异。若孤立解一卦，则义理不全；唯合观综卦，方能见圣人“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深意。 值得注意的是，来知德虽主张以“错综”为纲重释结构，却并不否定通行本卦序的整体合理性。他批评邵雍先天图“纯任数学，脱离经文”，亦不满京房八宫“专务占验，忽略义理”。在他看来，文王所定卦序已是“天理人事之精微安排”，关键在于掌握其内在逻辑——即“错综之法”。因此，他的工作不是另立新序，而是通过揭示原有结构中的对称性与辩证性，恢复《周易》作为“观变察几”之书的本来面目。 来知德在《周易集注》中不仅关注单对综卦内部的“情象”关系，还进一步探讨相邻卦对之间（即一对综卦与下一对综卦）的象数联系。他通过卦象结构的递变、阴阳爻位的推移、上下经卦的转换等象数机制，企图揭示通行本卦序中多对卦之间隐含的逻辑链条，从而将六十四卦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环环相扣的整体系统。 来知德指出：“《 师》《比》以坤坎终，《小畜》《履》以乾巽始。坤极生乾，坎陷通巽。师比主聚众，小畜主蓄德；履主践礼。自聚众而修德守礼，情势自然之序也。”“坤极生乾”是象数逻辑（坤为纯阴，阴极反阳，故接乾）；“坎陷通巽”则指坎为险陷，巽为入、为顺，由险入顺，合乎事理。通过经卦的阴阳转换与功能衔接，两对卦被有机串联。 “大有者，盛极也；盛极则当谦。故乾离之极，转为艮坤。乾刚折而为艮止，离明藏而为坤顺，象变而情随之。谦以自牧，豫以乐民，皆盛德之用也。”这里，“乾→艮”“离→坤”的经卦转换，既是象数上的“刚极生止”“明极归顺”，也是义理上的“持盈保泰”之道。 “临观二卦，阳长至二；进而至四，则成噬嗑。噬嗑者，颐中有物，需断以雷火；贲者，饰也，文明以止。自临民观政，至明刑饰礼，乃治道之次第。”来氏虽未明言“二阳→四阳”，但暗示阳爻数量与位置的推进（从初二爻阳到初、三、四、五爻阳），对应政治治理从“亲临教化”到“明法文饰”的深化。爻位之变成为卦对演进的内在动力。 来知德常将连续几对卦纳入一个更大的人事主题（如“建国—治国—守成”），通过“情象”与“象数”双重线索贯穿。例：开国建制系列（《屯》至《履》），来知德在《周易集注·序卦总论》中概括：“自《屯》《蒙》始，创业立教；《需》《讼》次之，定分止争； 《师》《比》又次之，聚众安民；《小畜》《履》终之，修德践礼。 四对八卦，象数相承，情理一贯，圣人经纶天下之大经也。” 来知德以“错综”为纲重释结构，相邻卦对之间的象数和义理联结，这一思路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李光地《周易折中》大量采用来氏之说；现代学者如高亨、金景芳亦肯定其“从卦象关系出发解读卦序”的方法*论价值。来知德的贡献在于，他将卦序研究从“宇宙生成论”（邵雍）或“占验功能论”（京房）拉回文本内在结构分析的轨道，开启了近世易学重视形式逻辑与符号对称的新路径。 来知德虽敏锐地察觉到通行本卦序中相邻卦对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情象”(卦爻辞）与象数的关联，并对若干关键过渡作出了精彩分析，但他的分析多为局部性、情境化、义理驱动的个案诠释，而非整体性、算法化、结构自洽的模型构建，他并未、也无意建立一套普适的、形式化的“卦对间结构规律”，他的工作本质上是一种“诠释性重构”，而非“系统性重排”。现代易学史家如朱伯崑亦认为，来知德的贡献在于“恢复了卦象在解经中的核心地位，并赋予卦序以生动的人事意义”，但他“并未像邵雍那样提供一个新的宇宙图式，也未像焦循那样建立严格的易例系统”。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中批评其缺乏整体架构：：“瞿塘（来知德）以反对为纲，然卦序前后，多凭臆断，未有定例。” （二）黄道周：多重卦序模型与天人统合 如果说来知德侧重于文本内部结构的再发现，那么黄道周（1585–1646）则致力于构建贯通天、地、人、时、音、数的宏大卦序体系。作为明末大儒、天文学家、律学家与忠臣，黄道周的易学具有极强的综合性与实践性。其代表作《易象正》《三易洞玑》《洪范明义》等，试图以《周易》为枢纽，整合河图洛书、律吕音律、天文星象、历法节气、礼制政教等多元知识，形成一套“天人合一”的秩序模型。 在卦序设计上，黄道周最著名的创制是“七十二候卦气图”。他继承孟喜、郑玄的卦气说，但加以精密化与系统化： 将一年365.25日划分为72候（每5日为一候）。 以十二辟卦（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配十二月，主四时阴阳升降。 其余五十六卦分配于七十二候中，每卦主1–2候不等，依其阴阳属性与物候特征匹配； 同时，每一卦又对应特定星宿、音律（十二律吕）、方位、政令等。 例如，《复》卦（一阳生）配冬至初候，对应黄钟律、北方、仁德之政；《乾》卦（六阳盛）配夏至中候，对应蕤宾律、南方、礼制之极。如此，六十四卦不再仅是抽象符号，而成为时间节律、空间方位、自然现象与人文制度的共同编码。 此外，黄道周还设计了“律吕卦序”：将十二律（黄钟、大吕……应钟）与十二消息卦一一对应，并扩展至六十律配六十卦（去四正卦），使音律之清浊高下与卦象之阴阳消长同步共振。他又创“九宫飞布卦序”，将六十四卦纳入洛书九宫格局，以“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为纲，演绎卦气流转。 这些多重卦序模型虽形式各异，但共享同一哲学前提：宇宙是一个有机整体，而《周易》卦象正是此整体的数学—符号表达。黄道周曾言：“易者，所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而协律历之会也。”对他而言，重排卦序不是为了取代《序卦传》，而是为了揭示《周易》作为“天道之书”的深层结构，使其真正成为“治历明时、制礼作乐、经邦济世”的根本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黄道周卦序重排虽具高度创造性，却并不主张废除通行本卦序。黄道周在《易象正》中强调：“后天之序，人事之轨也。” 明代在卦序问题上的探索，既非简单复古，亦非盲目创新，而是在“尊经”前提下的“创造性转化”。来知德以“错综”揭示文本内在辩证结构，黄道周以多重模型构建天人统合秩序，二者共同彰显了明代易学“博而能约、综而有宗”的学术品格。他们的工作不仅丰富了卦序思想谱系，更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观象以尽意，制器以载道”的智慧追求。在今日重审经典与科学、人文与自然关系之际，明代易学家的综合视野，仍具启示意义。 黄道周构建七十二候配卦体系的核心目的，是将《周易》纳入其“天人合一”的宇宙政治模型，解读卦爻辞并非其核心宗旨。他在《三易洞玑·自序》中明确说：“《易》者，所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而协律历之会也……非徒为卜筮设，亦非专为系辞解。”因此，他并未用七十二候配卦去逐条解释卦爻辞，虽偶有用侯配卦去解卦辞，但并未声称某爻辞因配某候而作。在《月令明义》中，他反复强调： “不知《易》，不足以读《月令》；不知《月令》，不足以行政教。” 如在《月令明义·仲夏》中论《姤》卦：“姤，遇也，阴始遇阳于午月。鹿角解，半夏生，皆阴气萌动之验。故《姤》之辞曰‘女壮，勿用取女’，戒阴长也。”此处，“鹿角解”“半夏生”被用作印证《姤》卦“阴始生”之义的自然现象，是一种以物候证卦义，而非以物候解爻辞。 郑吉雄在《黄道周的经学与理学》指出：“黄道周虽精于卦气候应，然其解《易》经文，仍循传统象数义理之途，未以七十二候为释辞之纲。” 黄道周的七十二候配卦体系虽非传统意义上的线性“卦序”（如通行本《序卦传》或邵雍先天图），但其对六十四卦在时间—空间—自然节律中的系统性配置，为复原和理解更古老的“祖本卦序”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与方法*论启示，提示“祖本周易卦序”可能基于自然节律而非纯人事逻辑。七十二候配卦完全依据阴阳消长、物候变迁、天文运行等自然法则安排卦象，使每一卦成为特定时空节点的“宇宙符号”，这种“卦气—节气”对应关系，在《汉书·律历志》《易纬·稽览图》及孟喜卦气说中已有雏形，可追溯至先秦“观象授时”的传统。黄道周将其精密化、系统化，实为对上古“以卦纪时”传统的深度激活。黄道周的配卦体系是环状循环（一年72候首尾相接）、多维嵌套（每卦同时关联时间、方位、音律、政令），打破了周易卦序的的线性思维。这对“祖本卦序”的复原有两点启示：祖本卦序未必是单一序列，而可能是如“十二月卦”“六十甲子卦”“二十八宿卦”等多套并行的功能性排列；卦的“位置”由其在宇宙模型中的角色决定，而非抽象义理推演。黄道周严格依据《说卦传》取象（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等）匹配物候，提供了“以象应候”的复原方法*论，这种方法可逆向用于推测祖本卦序，从卦象反推卦爻的原始功能。比如，若某卦爻辞在多种早期系统中均与“春生”或“夏长”相关，则其位在祖本中可能为春、夏之位；若某卦爻辞常与“刑杀”“收敛”相关，则其位可能为秋、冬之序。 本章小结：本章探讨了自汉代至明代对《周易》六十四卦次序的不同解读与重构，揭示了其背后的思想动因、知识范式的演变及对我们复原祖本卦序的启示。汉代的术数系统性重编范式，尤其是孟喜的卦气说，将《周易》纳入了一年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的宇宙节律之中，标志着从“人道教典”向“天道之书”的重大转向。孟喜的体系虽有局限，却也是源于周易而创见，这就为复原祖本卦序提供了方向，提示真正的卦序或许不仅在人事中，还在自然规律里。京房八宫卦序，引入五行学说，构建了一个结构严密、功能完备的象数易学系统，京房易说启示我们，《周易》六十四卦可能与月相有关，并为探索卦爻辞与卦际间的象数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易纬·乾凿度》主岁卦贞辰说与郑玄爻辰说，它们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卦气模型，虽然复杂且内部不自洽，但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也为我们复原周易卦序提供了以天文历法、时令物候解释《周易》的可能性。宋代的理学—数理生成范式，以邵雍先天图为标志，摒弃人伦叙事，依“一分为二”的生成逻辑重构卦序，视六十四卦为宇宙本体的数理模型，朱熹则调和先天之理与后天之用，确立“义理参先天，文本依后天”的诠释框架，这为祖本周易卦序象数生成逻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明代综合—结构范式，展示了来知德和黄道周对卦序的重新思考，前者主张回归经典，强调错综结构的重要性；后者则试图整合多元知识，建立贯通天、地、人、时的宏大卦序体系，他们的工作共同彰显了明代易学“博而能约、综而有宗”的学术品格。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卦序重排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各时期的具体方法各异，但其核心都是在深刻理解《周易》作为哲学、科学与占卜为一体的本质基础上所作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周易》的理解，也为复原可能存在的祖本周易卦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方法*论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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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红酒 于 2026-1-18 12:12 编辑 杭州昼锦堂收藏一件铭文有数字卦的鼎卦戈，据周珊先生《论新见鼎卦戈》考证，铜戈为不晚于两周之际的真品，其铭文为：“一六一一一六，曰：鼎趾颠；鼎黄耳，奠趾。五六一一五八。”[ 董珊：《论新见鼎卦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四辑），2011年12月。]传本《周易》鼎卦初六爻辞有“鼎颠趾”，六五爻辞有“鼎黄耳金铉”。鼎卦戈铭文与《周易》鼎卦内容相关，说明鼎卦戈铸成时，《周易》已经成书。 推测几个常识问题。戈是兵器，战场上的士兵割敌人耳朵来领取功绩，戈既可以杀敌又可以割耳，所以戈是件常用兵器。拥有战车的是战将或首领，他们也用戈，但他们是以胜败来论*功绩，不可能自己去戈敌人的耳朵来邀功。士兵不识字，不配用这鼎文戈，识字的将领又不需要割敌人耳朵，又何必刻上鼎黄耳？这戈脱离实际，纯粹是附和风雅之物。 |
| 假货，赝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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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26-1-18 15:28 编辑 第四章祖本周易一元说的提出与方法*论自觉 一、《祖本周易》在千年质疑传统中的定位与创新 《周易》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哲学—占筮典籍，其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历来被视为理解全书结构的关键。通行本以“乾—坤”开篇，以“既济—未济”收束，中间由《序卦传》以“物不可以终×，故受之以×”的伦理化逻辑串联。这一线性序列是否为《周易》原初设计？抑或后世层累建构？围绕此问，学界历经千年争论，逐步形成五种基本观点。 下表概括出这五种观点的核心关切、时间预设与结构观：
以下分述各类观点的历史渊源、代表言论与当代反思。 （一）今本权威说：圣人定序不可更 此说视通行卦序为圣人所定，乃天道人事之完美体现。 两汉之际，儒家经典传本文字多有讹误，师说纷歧，为统一经文、校正文本，东汉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奏请“刊定六经文字”，获汉灵帝批准。公元175年—约183年（东汉熹平四年至光和年间），《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共46石，立于东汉都城洛阳太学门前，供天下士子抄录校对。东汉《熹平石经》）的刊刻，是儒家经典文本标准化的重要里程碑。它以官方权威形式确立并固化了包括《周易》在内的今文经学文本，其中《周易》采用的正是后世所称的“通行卦序”。这一举措将《通行本周易》视为儒家经典中神圣、不可更易的终极真理体系。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言：“石经立，而经有定本；经有定本，而学者不敢妄议。”汉代石经通过国家权力将通行卦序铭刻为永恒标准，虽然保障了经典的稳定传承，但也限制了对其结构的批判性反思，使通行卦序在近两千年间享有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宣称：“乾坤为众卦之父母，既济未济为终始之纪，圣人之序不可乱也。” 朱熹虽疑《十翼》非全出孔子，但仍维护卦序：“卦序自有次第，非人力所能强为。”（《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明代来知德更以象数证之：“乾坤定位，六子列焉，六十四卦次第森然，岂可妄议？”（《周易集注》） 反思：此说在义理层面有其价值，但难以解释马王堆帛书周易卦序等异序的存在，显现出其解释力的局限。 （二）无序取卦说：占法即无序 此说认为，《周易》古经本无固定卦序，占筮纯依事取卦，《序卦传》纯属后儒附会。 现代“古史辨”学派对此说贡献尤巨。 李镜池在《周易探源》中力主：“《左传》《国语》二十二个筮例，无一按《序卦》次第取卦……足证《序卦》之次第，纯出后儒安排，非《周易》古经所有。”（中华书局，1978，第302页） 顾颉刚更断言：“《周易》原是卜筮手册，卦与卦之间本无联系，后人强加次第，乃汉代阴阳五行思想之产物。”（《古史辨》第三册） 高亨亦称：“古之筮者，随问取卦，何尝拘于次第？”（《周易古经今注》，1949） 反思：此说混淆了“占法灵活性”与“文本结构性”。近年出土文献已对此提出有力修正。清华简《别卦》（战国中期）系统列出六十四卦名，且以“既济—未济”殿后，显示有序排列远早于汉代（贾连翔，2020）。李学勤指出：“不能因占例不依序，就否定文本有结构。”（《周易溯源》，2006） （三）卦序晚出说：后儒修订论 此说承认通行本卦序古已存在，但断定其为战国末至汉代层累建构，非西周或春秋旧制。 北宋欧阳修首开疑端：“《序卦》者，何人之言欤？……其辞浅陋，不足以发明《易》之道，而徒乱人意。盖后世讲师所作，非圣人之书也。”（《易童子问》） 苏轼也讥讽：“《序卦》之说，若市井簿书之相续，初无深旨。”（《东坡易传·序卦论》） 明末何楷从历史实证角度断言：“《序卦》一篇，汉儒杂入，非《易》之旧也。观《左》《国》所载占筮，皆随事取卦，未尝依其次第推演，可知其非古法。”（《古周易订诂·凡例》） 清代惠栋虽崇汉学，亦承认：“《序卦》之说，出于西京以后，非先秦之旧。”（《周易述》） 当代学者张立文总结：“《序卦传》是汉代宇宙论体系化的产物，用伦理因果硬套卦象，背离《周易》原始精神。”（《周易思想研究》，1986） 反思：西汉初阜阳汉简周易卦序与今本高度一致；战国晚期上博楚简残卦及据红黑符号所复原顺序亦近于今本。陈松长指出：“通行卦序主干在战国已定型。”（《简帛研究》2015）西周数字卦（主要为陶拍、卜骨、青铜器铭文上的六爻数字组合）虽未直接呈现完整六十四卦序列，但其卦序与今本卦序局部相同，彻底动摇了“汉代伪造”说。 （四）卦序多元说：出土文献带来的范式革命 基于马王堆帛书、清华简等发现，此说主张先秦存在多种卦序系统，无所谓“唯一正统”。 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以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为八经卦序，六十四卦分八组，完全无视《序卦》线性逻辑。 清华简《别卦》（2008年公布）：战国中期文献，明确列出六十四卦名，其序不同于今本。 李学勤先生总结：“多种卦序并存，说明《周易》在先秦尚未‘经典化’，而是作为生活工具使用。”（《周易溯源》，2006） 夏含夷先生指出：“通行本卦序只不过是战国时期多种相互竞争的排列方式之一。”（《发掘〈周易〉》，2014年）（Unearthing the Changes, 2014） 丁四新先生强调：“我们应放弃‘唯一真本’幻想，接受《周易》早期文本的开放性与功能性。”（《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2000） 反思：卦序多元说已成为当前主流，但面临“是否因此否定任何统一性可能”的质疑——多元是否必然排斥本源？ （五）“祖序一元说”：通行本《周易》本于祖本《周易》 自汉代以来，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就引发无数学者关注。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提出“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概括，但并未揭示其他内在结构原理。历代如邵雍、朱熹、来知德、焦循、崔述、尚秉和等易学大家，都曾试图解释卦序象数逻辑，但均未能给出令人普遍信服的完整模型。当代一些跨学科研究（如用幻方、二进制编码、状态转移模型分析卦序）虽揭示局部规律，但无法覆盖全部64卦的生成与排序逻辑，更难以通过传统易学内部的“自洽性检验”。所以通行本周易卦序的象数逻辑，被称为易学界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基于上述四种观点，结合当代对通行本周易卦序的反思，笔者提出第五种观点“祖序一元说”：在不晚于春秋早期之时，卦画、卦辞、爻辞与卦序最早组合成书时的《周易》版本，为《祖本周易》，其他不同卦序的《周易》为祖本卦序在后世的错简重排或流变。祖本卦序与今本卦序结构近似而不同，其结构逻辑可依据象数法则、天文节律、文本内证、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理性复原，复原之祖本卦序是一种非常逼近真实祖本卦序的理想模型，复原祖本《周易》卦序所内蕴的卦气说和爻辰说，与卦爻辞内容几乎完美融合。 这五种观点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知识范式：汉唐宗经，影响后世；宋儒疑经，开启批判；清儒考据，聚焦真伪；现代*考古，揭示多元。而笔者则追问：若《周易》是一部有结构意图的经典，其“祖序”何在？此一追问标志着易学研究从“文本接受史”向“结构发生学”的范式跃迁，它不再满足于解释现有文本，而是追问：《周易》最初如何编排？其答案指向一个被长期遮蔽的事实——《周易》首先是西周王官之学中的“时政”宪章，其次才是“寓教于筮”的教化游戏，自此祖本周易复原将《周易》研究从“哲学诠释”转向“历史重构”。 二、祖序复原原则：象数自洽·考古有据·文献可证 《周易》作为中华文明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之一，其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历来被视为理解其思想内核的关键入口。通行本《周易》以《序卦传》所载“有天地然后有万物……”为逻辑主线，构建了一套以人伦伦理与历史演进为基础的线性叙事。然而，自汉代以降，历代学者不断质疑此序是否真正反映《周易》初成时的原始结构。孟喜、京房、邵雍、来知德、黄道周等皆曾尝试重排卦序，其动机或出于天文历法之需，或源于哲学本体之思，或旨在揭示文本内在结构，或重在卜筮应用。这些努力虽路径各异，却共同指向一个根本问题：是否存在一个更早、更本源的“祖本周易卦序”？若存在，又当如何科学地加以复原？ 我们认为，对祖本卦序的探索不能止于玄思臆测或形式游戏，而必须建立在一套严谨、可操作、可验证的复原原则上。综合历代易学传统、现代*考古发现与文献批判方法，我们提出三项核心原则：象数自洽、考古有据、文献可证。三者互为支撑，构成一个立体的方法*论框架，既避免陷入纯哲学空谈，亦防止滑向无根的占术附会，从而为《周易》早期形态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一）象数自洽：内在逻辑的结构性要求 “象数”是《周易》的固有的特色语言。所谓“象”，有狭义之象和广义之象，狭义之象指卦符及其内部结构，如六爻卦符，三爻卦符，四象卦符，阴阳爻符；广义之象指卦或卦爻所象征的物类（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所谓“数”，则指筮法用数、历法用数、阴阳爻变、卦位关系、生成次第等数学化结构。《系辞上》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可见，《周易》的吉凶判断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卦象与数理的内在关联。因此，任何关于祖本卦序的假说，首先必须满足象数系统的自洽性——即卦序内部应存在清晰、一致、非随机任意的象数逻辑，而非杂乱堆砌。明儒来知德尝言：“宋儒不知象，就说《序卦》非圣人之书，又说非圣人之蕴非圣人之精，殊不知《序卦》非为理设，乃为象设也。” 1.结构对称与生成逻辑 邵雍《先天图》之所以影响深远，正在于其卦序严格遵循“一分为二”的生成法则：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重成六十四卦。此过程具有严格的数学对称性与递归性，形成类似二进制的层级结构。尽管邵雍之先天六十四卦序并非祖本序，但其所体现的“结构优先”原则极具启发性：真正的祖本卦序，很可能也具备某种分类性或生成性逻辑，而非仅靠《序卦传》的因果叙事串联。 唐代孔颖达提出《周易》卦序成对挨排，每对卦“非覆即变”，这的确是《周易》卦序的一个象数结构规律。但卦对与卦对的连接又有什么象数规律或规则，至今并无学者真正彻底揭示。 祖本序复原方案若能于象数逻辑系统解释为何某卦必接某卦，并且这种连接在象（如经卦组合）、数（如阳爻数量变化）、位（如上下经分界）三个层面均具规律，则其可信度大增。 ２．阴阳消长与节律对应 孟喜卦气说虽被诟病为“强配日数”，但其核心洞见不可忽视：《周易》六十四卦极可能与四时阴阳的周期性变化存在对应关系。十二辟卦（复、临、泰……至坤）完美呈现一年中阴阳消长之枢机，其余卦亦可依阴阳比例分配于七十二候。若祖本卦序确有历法功能，则其排列必反映某种宇宙节律——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循环，或月相盈亏的周期。 黄道周的七十二侯配六十四卦体系，其中进一步将卦象与物侯、音律、星宿相联，虽属后起建构，却提示我们：七十二侯配六十四卦，有些节侯必有重卦，并非单一序列，而是多维嵌套的功能性系统。祖本卦序或许也有多维嵌套功能性系统。 《易纬·乾凿度》依通行序六十四卦主三十二岁，两卦主一岁，假如乾坤主子年，那么，第三十三岁，乾坤则当主辰年，第六十五年乾坤则当主申年，乾坤二卦可主子辰申三年，而非只主子年一年。 这就告诉我们，超年度卦气说，也符合阴阳消长与节律对应规律，一卦未必只可以配一辰；当然，64卦12辰，显然，一辰未必只可以配一卦。 ３．避免逻辑断裂与强行附会 《易传》中有《序卦传》和《杂卦传》，《序卦传》中，“非覆即变”规则，对于六十四卦通用。 再看《杂卦传》：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饬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杂卦传》同样为六十四卦线性序列，但是前56卦按“非覆即变”成对挨排，后8卦（大过、姤、渐、颐、既济、归妹、未济、夬）却并未按“非覆即变”规则成对挨排，出现逻辑断裂现象。 这种逻辑断裂现象，说明了《杂卦传》卦序于象数逻辑而言，是不自洽的，然而当代个别学者却言之凿凿，证认《杂卦传》卦序象数逻辑自洽，这只能说明其证认过程必有失误，这种卦序根本不可能是祖本周易卦序，所以，祖序复原必须警惕这种倾向。真正的“象数自洽”，应是在尊重卦爻辞历史语境的前提下，寻找既能解释文本又能贯通宇宙秩序的结构性原则。 但是，帛易卦序及清华简《别卦》卦序告诉我们，象数形式逻辑，有时是多规则的组合，并不是逻辑断裂。比如：帛易卦序，形式上是线性的，但其生成逻辑分三个过程：一是由重卦法构成一个方阵。二是将方阵中的八纯卦全部调整到各列之首，作为宫首，其他各列中的卦序不变。三是再按列依次排出线性卦序。其中第二个调整过程，调整的对象全是八纯卦，调整到的位置全在列首，因此，这个调整规则也是符合象数逻辑的。 祖本周易卦序的建构生成逻辑也应该是多规则的组合，在这一方面，不少学者的著述都很有见地，对笔者复原祖本《周易》卦序启示作用最大的是三位学者的作品。 郭顺红的《周易哲学阐微——兼论周易卦序及其思想》，对笔者的启示最早也最直接。 沈有鼎的《周易卦序分析》和《周易序卦骨构大意》对笔者复原祖本《周易》卦序的神人人体结构图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清宇的《错综不变组和散卦卦序结构》，对笔者复原祖本《周易》卦序时关于“非覆即变”卦对中两卦的先后确定原则起到了重要作用。 笔者深受三位学者影响，才能复原祖本《周易》卦序，具体情况，到后文复原祖序环节，再详细阐述。 （二）考古有据：出土文献的实证支撑 理论推演需以实物证据为锚。近百年来的简帛等文物出土，尤其是西周至汉初的《周易》写本，为祖本《周易》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材料，为我们复原祖本周易提供了必要的思路。 1.帛书《周易》：异于通行本的卦序系统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其卦序与今本迥异。帛书卦序并非祖本卦序，但至少说明：在西汉初期，《周易》卦序尚存多种版本，通行本卦序未必是唯一或最早形态。 ２．清华简《别卦》：将八宫卦序提前到战国时期 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别卦》，仅存部分卦名，但其排列顺序与帛书八卦序完全一致！这一发现极为重要：它表明八宫排序在战国时期已经存在，且可能源自更古老的易学传统。 帛书《周易》和清华简《别卦》这两种出土文献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另一种卦序”，更在于打破了“通行本即《周易》原貌”的思维定式，尽管八宫卦序并非祖本卦序，但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探究：《周易》原貌究是什么样子？ ３．上博简《周易》：通行本卦序主干已经于战国形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简称“上博简《周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易》写本之一，抄写年代约为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左右）。上博简《周易》仅存约34卦，卦名与通行本虽有不同，但基本是通行本卦名的异体字或通假字，其文本内容与今本高度一致，卦爻辞基本相同。《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中，濮茅左著有《附录二：关于符号的说明》，指出：“楚竹书《周易》中出现了一组前所未有的符号，其形式有六种。”[ 濮茅左：《附录二：关于符号的说明》，《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藉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51页。 ]经仔细观察书中竹简彩照图版，笔者认为其红黑符号形式不是六种，而是七种，如下图所示，为书写方便，图中卦名仍用今本卦名，并按通行序排出各卦的首符和尾符。 楚竹书《周易》残留特殊符号情况统计 由各卦首符和尾符可以看出，同卦同符是常态，同卦异符只有大畜和咸二卦。且“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卦对，卦符基本相同。 卦符相同的卦在通行序中区位相同，且A、B两种符号的卦均在通行序上经，E、F、G三种符号的卦均在通行序下经，C、D两种符号的卦在通行序上经和下经接合处。据此，可以推知，上博简《周易》卦序与通行序大体相同，但无法断言其序与通行序完全相同。不过，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上博简《周易》卦序具有通行序“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特点，通行序的主干至少在战国中期已经形成。 由上博简《周易》卦序虽能断定通行序的主干不晚于战国中期，但不能由此断言上博简《周易》或通行本《周易》的卦序就是祖本《周易》卦序。 ４．西仁村陶拍数字卦：祖本卦序不晚于西周晚期。 2001年在长安县西仁村采集到4件时代下限不晚于西周晚期的陶拍。“采集：1”陶拍上有既济、未济相邻的两个数字卦；“采集：2”陶拍上有师、比、小畜、履四个相邻的数字卦。这几个卦是祖本《周易》卦序的局部卦序，也是通行序的局部卦序，通行序当源于祖本《周易》卦序，因此，复原祖本卦序时“师、比、小畜、履”四卦必须依次相联，“既济”与“未济”也必须依次相接。 （三）文献可证：传世典籍中的隐性线索 除考古材料外，传世文献中亦隐藏着部分关于早期卦序的信息，需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予以发掘。 １．《周礼》“三易”说：多元起源的承认 《周礼·春官·大卜》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郑玄注明确指出三者首卦不同：《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周易》首乾。《周易》确为周人所创，其卦序有别于前代，以乾为首，祖本《周易》不能违悖此例。 ２．通行本《周易》卦爻辞内证：卦爻辞中的卦气说 卦有卦象，爻有爻象，《彖传》有十二叹时卦：《豫》、《随》、《颐》、《大过》、《坎》、《遯》、《睽》、《蹇》、《解》、《姤》、《革》、《旅》，如“豫之時義大矣哉！”“頤之時大矣哉！”“蹇之時用大矣哉！”这说明卦与“时义”“时”或“时用”相关。祖本《周易》必须能揭示六十四卦的“时义”。 《系辞》云：“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周易》爻辞中存有不少“爻象”，包括物侯或“月令”，细品可逆推其爻辰。 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月令》有“（仲冬，）冰益壮”，“（季冬）“冰方盛”，由“坚冰至”与《月令》比对，可知此爻的爻辰非子即丑，再由“履霜”，可知由霜到冰，其爻当仲冬子月。 再如：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意为置备的并舟，很大，不练习游泳，也没有什么不利。这是讲到此爻之月，当置备舟船而渡水，遍观《月令》，唯季春可以应之：“（季春），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故坤卦六二爻辰当为季春辰月。 再如：姤卦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意为用杞柳枝条包承瓜果，瓜果已含纹理，将熟而未熟，还要等待上天使它自然成熟而陨落，然后食用。《夏小正》云“七月食瓜”，瓜果已长到沉重而下垂的程度，需以杞柳枝条包承，使其继续生长，这正是季夏未月的物侯，故姤卦九五爻辰当为未月 当我们用《周易》卦爻辞揭示的卦时和爻辰足够多时，祖本《周易》卦序当能依时呈现。 ３．《大象传》：与《易象》有关的卦气说 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廖名春先生著有《〈大象传〉早于〈彖传〉论》，考证出：“《大象传》源于鲁太史所藏之《易象》。”[ 廖名春：《〈大象传〉早于〈彖传〉论》，《清华汉学》第 2 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26页。]鲁昭公二年，为公元前540年，《易象》成文的下限当在该年以前，毫无疑问，《易象》成文应早于孔子易说，《易象》距祖本《周易》成书，时间尚近，其中当存祖本遗痕。 沈大均先生在《“卦气”溯源》指出： 由此而追溯春秋时代的《易象》一书，我们终于理解了：必定是古人经过“ 仰观”“俯察”，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而生、旺、墓、绝的发展规律有了明确认识之后，以其八卦及六十四卦之象数建构出一个“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并由此派生出一套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 礼”，这种 “ 礼” 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狭隘理解的日常生活中人人应该遵循的规范， 它更是一种人文之政道与治道 ! 我们由此也理解了《月令》被置入《礼记》之中的深刻理由，乃在于由法天地而循四时之序引申出人文之政道与治道。因此，先贤才会有“ 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之叹。 《大象传》各卦，原本当是依祖本《周易》卦序编排。我们可以将《大象传》各卦象辞与《月令》进行对读，可以发现《大象传》所揭示的卦之时义，由此，可以逆推祖本卦序。 如： 萃卦象辞云：“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即君子整理兵器，防备意外之灾。 《月令》云：“（季冬），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大难”，即古代“傩祭”，由《周礼·夏官》知，在季节转变之时，为防备旧气所生意外之灾，由装扮成逐疫驱鬼之神方相氏者，“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直至城门以外。所谓“执戈扬盾”，与象辞中的“以除戎器”相吻合。 升卦象辞云：“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月令》云：“（孟夏），继长增高。” 泰卦象辞云：“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月令》云：“（孟夏），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长幼如一，以给郊庙之服。……（仲秋），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泰卦象辞中以“财”为主，与《月令》吻合。 否卦象辞云：“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月令》云：“（孟夏)，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颐卦象辞云：“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月令》记载：“（仲夏），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耆欲。” 大过卦象辞云：“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月令》云：“（孟春），禁止伐木，……毋聚大众……不可以称兵；（仲夏），定心气，百官静，……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季秋），霜始降，则百工休。” 家人卦象辞云：“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月令》云：“（季冬），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恒。” 睽卦象辞云：“睽，君子以同而异。”《月令》云：“（仲秋），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季冬），制有小大，度有长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 震卦象辞云：“震，君子以恐惧修省。”《月令》云：“（仲春），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季夏），举大事则有天殃。……（孟冬），衅龟策占兆，审卦吉凶，是察阿党，则罪无有掩蔽。” 艮卦象辞云：“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月令》云：（仲春），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孟冬），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 “象数自洽、考古有据、文献可证”三者并非孤立，而是相互验证、彼此制约，“象数自洽”确保其逻辑严谨，“考古有据”锚定其历史真实，“文献可证”连接其思想脉络。三者合一，方能在纷繁的易学传统中，辨识出通往祖本《周易》的幽微路径。今日之研究，正需以此三原则为指南，在理性与敬畏之间，重探《周易》的宇宙秩序与人文精神之原初统一。 复原祖本周易卦序，绝非复古怀旧，而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周易》作为“观变察几”之书的本质。它既非纯占筮手册，亦非抽象哲典，而是一套融合天文、历法、政治、伦理的符号操作系统，祖本《周易》卦序，正是这一系统的核心编码。 |
顾颉刚更断言：“《周易》原是卜筮手册，卦与卦之间本无联系，后人强加次第 不认可，不同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