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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懿孝夷时期金文历谱重构与西周中期晚段政治变局 ——从「天再旦」改历到二王并立的年代学重构 摘 要 西周中晚期之际的年代学研究，长期受困于懿、孝、夷三世短祚、王位纷争、历法改易三重因素交织的难题。本文以前899年4月21日「天再旦于郑」日环食为硬天文锚点，提出该次日食作为新王即位前的重大灾异，触发了懿王被动改历——将自成王以来沿用近一个半世纪的建巳岁首（正月≈夏历四月）改为建子岁首（正月≈冬至月）。改历引发的政治动荡直接导致共王之弟孝王以「恢复旧历」为旗号自立，形成懿、孝二王并立十年（前898—前889年），两系分别行用建子、建巳两套正朔；孝王崩后诸侯拥立懿王太子燮（夷王），形成懿、夷父子并立五年（前888—前884年）。本文对懿、孝、夷三朝共22件带明确纪年的铜器（元年师询簋至善鼎）逐器完成「干支—朔望月日序—月相词」三层校验，22器干支经天文回算全部吻合，月龄与月相词归属全部落在±3日容限之内。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册命铭文格式与器形纹饰两个维度提出独立的断代旁证：册命礼仪描写呈现「懿王保持共王完整五部式→孝王省『北向』→夷王无『入门立中廷北向』」的单向退化序列；器形纹饰则呈现「懿王器接近穆共、孝夷器接近晚期」的时代梯度，二者与历谱排定结果完全同步，构成历法、文本、器物三重证据的互证。文末以厉王即位前六年提前主政的双轨纪年解开四十三年逨鼎千年谜题，构建起从共王末年到厉王奔彘（前900—前841年）连续60年无断点的西周中晚期年代框架。 关键词：懿孝夷历谱；天再旦；岁首改历；二王并立；册命格式；器形纹饰；双轨纪年 一、引言：西周中晚期年代学的困局与本文路径 西周懿、孝、夷三世共历仅约三十年，却集中了西周年代学中最棘手的几重难题：其一，文献记载极简，《史记·周本纪》于三王世合计不足百字；其二，三王王位继承并非正常的父死子继，出现了王叔自立、太子返位、父子并立等异常情况；其三，三王世金文中的「元年器」数量异常密集，且相互之间无法排入同一个连续王年序列，说明同期存在多个并行的纪年系统。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懿王元年定为前899年（据「天再旦」日食）、孝王与夷王共约15年，但由于坚持「一王一年号」的单线纪年假设，大量同期铜器被错位排入其他王世，无法形成连续自洽的王年序列。本文突破单线纪年假设，以「天再旦」日食为起点，以懿、孝、夷三朝22件铜器历日为骨架，结合裘卫器群与四十三年逨鼎的双轨纪年证据，重构西周中晚期之际的政治与历法双重变局。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断代证据体系包含三个相互独立的层面：第一层是历法证据，即「干支—朔望月日序—月相词」的三层校验，这是本文的骨架；第二层是文本证据，即册命铭文中仪式描写的繁简演化；第三层是器物证据，即器形与纹饰的时代特征。三层证据各有独立的演化逻辑，若三者在同一组铜器上给出方向一致的年代判断，则断代结论的可靠性将远高于单一证据。本文第3、4、5章排定历谱，第6、7章分别从文本与器物两个维度进行交叉验证。 二、「天再旦于郑」：天文锚点与懿王即位的被动改历 2.1 「天再旦」日食的精确定位 《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刘次沅、周晓陆等学者通过现代天文回算结合1997年新疆日全食实地观测建模，确认这是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发生于郑地（今陕西华县，北纬34.5°、东经109.8°）的一次日食：日出时日食已在进行，太阳初升后被月球遮蔽导致天色短暂复暗，日食复圆后天色再亮，形成罕见的「一日两度天明」视觉奇观。本次复算结果显示：前899年4月21日恰值丁亥朔日，月龄一日，日月黄经相合，具备发生日食的必要条件，与文献记录完全吻合。 2.2 从推迟即位到被动改历：建巳→建子的岁首突变 按共王以来建巳古历传统，懿王原定应于共王丧期满后的建巳正月（公历6月）正式即位。但前899年4月21日的「天再旦」日食恰好发生在原定即位前约两个月——在建巳历体系中，四月属孟夏，距正月尚有一个多月。对于即将即位的新王而言，王畿附近发生「天亮两次」的特异天象，在天人感应的政治观念中是极严重的灾异警示，意味着上天对新王统治发出明确警告。懿王辅政团队采取避凶趋吉之策，将即位时间从建巳正月推迟到冬至所在的建子月（公历12月），取冬至「阴极阳生、万物蛰伏待发」之吉意，以示新王统治与不祥的四月日食切割、以全新岁首为起点。 这一即位时间调整产生了制度性的连锁后果：即位之日即新历岁首，改历由此被动开启。懿王即位元年不再以建巳为正，而以建子为正（正月为含冬至中气之月），西周王室自成王以来沿用近145年的建巳古历，因一次天象预警和即位改期发生了根本转变。 2.3 改历引发的政治紊乱与「挈壶氏失职」 被动改历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与制度混乱，正与《竹书纪年》「懿王之时，兴起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于是诸侯携德」的记载吻合：「挈壶氏不能共其职」，是因为负责漏刻计时、校准历日的官员长期按建巳历工作，岁首突然从初夏跳至隆冬，节气、月令、祭祀周期全部错位，短时间无法适应；「号令不时」，是因为依托历法的政令发布出现「春行夏令、秋行冬令」的混乱，这并非懿王个人昏庸，而是岁首跨五个月调整后时间秩序紊乱的直接后果；「诸侯携德」，是因为「颁正朔」是王室合法性的核心象征，突然改历且缺乏充分沟通准备，大量遵守旧历的诸侯抵触新历，王室颁朔权威根本动摇。 三、懿王时期七器历日的三层校验 3.1 懿王纪年与建子正朔的确立 懿王即位后行用建子正朔（正月为含冬至中气之月，约当公历12月），与共王以来的建巳正朔（正月约当公历5—6月）形成鲜明对比。本文以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8年（「天再旦」发生于前899年，为共王三十一年即懿王即位前一年），对懿王时期7件带明确纪年的铜器进行三层校验。 3.2 七器历谱总排 七器涵盖懿王元年至十年，是西周中期晚段最重要的一组标准器： 注：月龄以寿星天文历推步结果为准，朔望月日序自朔日起算。七器干支经天文回算全部吻合，月龄、月相词归属全部落在±3日容限之内。 3.3 校验要点 第一，师询簋与师颍簋同为懿王元年之器。师询簋二月庚寅（月龄十四）与师颍簋九月丁亥（月龄十五）相隔六个朔望月（177日），干支由庚寅至丁亥连续吻合，两器分别落在既望时段（望前一日至下弦日）的起点与正中，构成同年双既望的硬验证。 第二，五祀卫鼎（正月初吉庚戌）、六年宰兽簋（二月初吉甲戌）、十年㽙簋（正月初吉甲寅）三器正月或二月均落在公历12月至次年1月，确证懿王时期正月位于冬至月，即建子正朔；而共王二十七年卫簋的三月尚落在公历7月（建巳），岁首跳变的时间节点由此锁定在前899—前895年之间。 第三，九年卫鼎「正月既死霸庚辰」月龄二十，正当既死霸时段（望前一日至晦前一日）的核心区；十年㽙簋「正月初吉甲寅」月龄三十，为初吉后段的末端（晦日前），与「初吉跨下弦至次月初四」的定义相符。七器覆盖了既望、既生霸、既死霸、初吉四个月相词的全部时段，无一冲突。 四、孝王自立：二王并立十年与双正朔并行 改历引发的动荡直接催生了王位继承危机。共王之弟孝王（辟方）以「恢复文武成康旧历」为政治旗号在成周自立，继续行用建巳古历，与行用建子新历的懿王形成「二王并立」格局。按本历谱所排标准器系联，该格局持续约十年（前898—前889年）。金文证据对此有清晰区分：懿王系铜器（师询簋、师颍簋、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十年㽙簋、宰兽簋）的正、二、三月均落在冬季（12—2月），属建子；孝王系铜器（元年师施簋、元年伯吕盨、三年师晨鼎、三年师俞簋盖、五年师施簋、八年齐生鲁方彝盖）的正、三、四月均落在初夏至秋季（5—9月），属建巳旧历体系。 这一并立格局具有典型的「东西对峙」特征：懿王据守宗周丰镐行新历，孝王据成周洛邑行旧历，双方均无法彻底压倒对方，诸侯依地缘与立场分别奉朔，形成西周历史上罕见的「双正朔」时代。 孝王系6器（建巳，正月≈5—6月）经三层校验全部密合： 注：五年师施簋月龄廿九恰为晦日，符合「既生霸起点为晦日」的定义（月光之生实起于晦）；三年师晨鼎与师俞簋盖同铭同日同右者（司马共），为孝王三年三月一次册命活动的两件同铭器，初八日恰为初吉前段起点，是初吉在上弦的标准样本。 五、夷王时期九器历日的三层校验 5.1 夷王拥立与父子并立五年 孝王在位十年而崩（前889年），诸侯并未迎立仍健在的懿王复位，而是拥立懿王太子燮（夷王），继续行用建子新历，形成懿王、夷王父子并立五年（前888—前884年）的特殊局面。这一安排的政治逻辑十分清晰：诸侯反对的是懿王仓促改历引发的乱政，而非建子新历本身；拥立懿王太子而非孝王一系后裔，既兼顾了嫡长子继承原则（维护宗法秩序），又承认了改历的既成事实（延续建子新历）。夷王在位共计约十二年（前888—前877年），其中前五年与父王懿王并行纪年，后七年独立执政。 5.2 九器历谱总排与三层校验 以夷王元年公元前888年为绝对锚点，按建子岁首与本文定义的月相体系（初吉弦日前后分两段、既生霸主上半月、既死霸主下半月、既望望日前后十日，容差±3日），对夷王时期9件带明确纪年铜器进行三层校验，结果如下表。 九器干支经天文回算全部吻合，月龄偏差最大为1日（±3日容差内），月相词归属全部正确。其中三条硬证据链尤为关键： 第一，即簋与卫簋同为夷王四年之器，三月庚申（廿四）与八月丁亥（廿四）相距五个朔望月（147日），干支连续无断裂，两器月龄同为廿四——初吉后段起点，形成跨五月的同相位验证。 第二，何簋与康鼎同为夷王二年三月之器，庚午（廿三）至甲戌（廿七）相隔四日，属同一次册命赏功活动的先后作器，月龄连续、均在初吉后段之内。 第三，应侯见工钟「正二月初吉辛未」月龄廿八，善鼎「十二月初吉丁亥」月龄初二，两器分处初吉后段的首尾位置，证明初吉确跨下弦至次月初四，不局限于某一固定点日。 六、册命铭文格式的三期演化：文本证据 6.1 册命铭文的格式要素 西周册命金文的仪式描写具有高度程式化的特点，其完整结构由五个要素依次构成：一是「右者」（傧右）引导，即「某入右某」；二是受命者「入门」；三是「立中廷」（站立于中庭）；四是「北向」（面朝北方）；五是「王呼某册命某」。这五个要素构成西周册命礼仪的标准五部式，其中「入门—立中廷—北向」三句合称方位礼仪描写，是判断铭文格式完备程度的关键指标。 与人物系联相比，礼仪格式具有单向演化的优势：人物可以跨朝仕奉多王，同一家族可世代为官，故人物系联容易产生断代误差；而礼仪制度的演化通常不可逆，格式要素的增省一旦形成趋势，很少出现反复。因此，册命格式的完备程度可以作为独立的断代旁证。 6.2 三朝格式的退化序列 以共王时期已确立的完整五部式为基准，对懿、孝、夷三朝册命铭文逐一比对，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单向退化序列： | 王世 | | | | | | | | | | 「司工液伯入佑师颍，立中廷，北向」；「康公入门，佑畯立中庭，北向」 | | | | | | | | 「荣伯内（入）右康」；「康公佑」；「伯俗父佑南季」 | |
注：懿王器以师颍簋「司工液伯入佑师颍，立中廷，北向」、畯簋「康公入门，佑畯立中庭，北向」、宰兽簋「司土荣伯右宰兽入门立中廷，北向」为代表，方位礼仪齐全，与共王以来的完整格式完全一致；孝王器以师晨鼎「司马共右师晨入门，立中廷」为代表，方位描写止于「立中廷」而省去「北向」；夷王器以康鼎「荣伯内（入）右康」为代表，仅存右者引导一节，「入门—立中廷—北向」三句全部脱落。 6.3 格式退化的政治解释 册命格式的这一退化序列，与本文历谱所揭示的政治变局完全同步，其内在逻辑可以作如下解释： 懿王时期，虽然发生了改历与二王并立，但懿王本人始终据守宗周，王室的册命典礼仍在正常的宗庙大室中举行，礼仪陈设、史官系统（内史、作册尹）均未受损，故铭文格式保持共王以来的完整五部式。师颍簋、畯簋、宰兽簋的方位礼仪描写齐全，正是这一状态的直接反映。 孝王时期，册命仪式开始简省「北向」一句。这看似微小的变化，实际反映了王权运行方式的变化：孝王以「恢复旧历」的旗号自立于成周，其统治的正当性本身存在争议，册命典礼的规格与排场难免有所降格，「北向」这一表示受命者恭谨姿态的描写被省去，或许正是仪式从隆重走向简约的起点。 夷王时期，册命铭文仅存「某入右某」的引导一节，「入门—立中廷—北向」三句全部脱落。这与夷王「被诸侯拥立」的政治处境高度吻合：夷王之位出自诸侯推戴，王权相对衰弱，册命典礼可能已不在宗庙大室按完整仪轨举行，或虽举行而史官不再记录方位细节。合盌簋的干支直书（仅「唯元年三月丙寅」，无月相术语、无方位描写）更把这种简省推到极致，恰是夷王即位初年政权未稳、礼仪未备的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退化序列是单向的：从共王、懿王的完整五部式，到孝王的省「北向」，再到夷王的无方位描写，格式要素逐层脱落而未见回升。这种单向性正是其断代价值所在——若某件册命器的格式要素处于某一层级的中间状态，即可据此推定其大致年代。 七、器形与纹饰的断代观察：器物证据 7.1 懿王器接近穆共风格 懿王时期的铜器在器形与纹饰上整体延续穆王、共王以来的作风：器体普遍较为厚重，簋类多为弇口、鼓腹、兽首双耳带垂珥，圈足下另加三小足；纹饰以窃曲纹、瓦纹、重环纹的组合为主，装饰层次繁复，口沿下多饰窃曲纹带，腹部饰横瓦纹，圈足饰重环纹，三段式装饰结构完整。师询簋、师颍簋、十年㽙簋、宰兽簋等器均属这一风格范围，与穆共时期的标准器一脉相承。 这种风格上的连续性，与历谱排定结果完全吻合：懿王虽改行建子新历，但在礼器制作上并未另创新风，说明改历主要是历法制度层面的变革，尚未波及物质文化层面。器形纹饰的滞后性，恰可作为懿王器「上承穆共」的器物旁证。 7.2 孝夷器接近晚期作风 孝王、夷王时期的铜器开始出现向晚期过渡的特征：器体趋于轻薄，鼎类多作半球形腹、窄沿方唇、圜底三蹄足，足部较前为细；纹饰方面，窃曲纹开始简化，出现省略兽首、仅保留躯干的简化型式，装饰层次减少，整体作风由繁复转向疏朗。 以康鼎为例：该器通高22厘米、口径23.1厘米、重3.2公斤，呈半球形、窄沿方唇、口沿设一对立耳、圜底三蹄足，口下饰窃曲纹和弦纹一道。其纹饰被归为A型饕餮窃曲纹Ⅲ式，特征是省略兽首而保留躯干，体现明显的简化趋势。这种简化型窃曲纹虽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但其起源可上溯至中期，康鼎正处于这一演变的起始环节。 孝夷时期器体轻薄化、纹饰简化，与同期册命格式的简省化形成呼应，共同指向一个王权相对衰弱、礼器制作趋于务实的时代。即簋、卫簋、南季鼎、善鼎等夷王器，以及师晨鼎、齐生鲁方彝盖等孝王器，均呈现这一作风。 7.3 器物证据与历谱的互证 将器形纹饰的时代梯度与历谱排定结果对照，可以看到两条曲线的高度重合： 需要强调的是，器形纹饰的证据价值在于其与历法证据、文本证据的独立性：历法证据依赖对月相词与岁首的解读，文本证据依赖对礼仪格式的比对，器物证据则直接来自考古类型学的观察。三者基于完全不同的材料与推理路径，却在同一组铜器上给出方向一致的年代判断——懿王器上承穆共、孝夷器下启晚期——这种「殊途同归」正是本文断代结论可靠性的有力保障。 八、裘卫器群：改历的金文内证 裘卫家族器群为懿王初年的被动改历提供了连续的金文证据链。裘卫家族窖藏1975年出土于陕西岐山董家村，其中卫簋、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四器作于共王末年至懿王九年，前后相承约18年，完整记录了一个家族在改历前后的作器情况，是检验岁首变化最珍贵的一组「时间剖面」。 卫簋（共王二十七年三月）作于前901年7月11日，三月落在夏季（7月），仍在建巳体系内；卫盉（懿王三年三月）作于前895年2月14日，三月落在冬季（2月），已属建子；五祀卫鼎、九年卫鼎的正月均落在冬季（12月），继续行用建子新历。从共王末年建巳到懿王初年建子的转变，在裘卫一个家族的连续作器中清晰可见——且改历后建子体系稳定延续，未见反复。裘卫器群的这一「岁首跳变」恰与「天再旦」前899年→卫盉前895年之间的4年时间间隔吻合，为改历发生于懿王元年提供了独立的金文证据。 九、厉王提前主政与四十三年逨鼎纪年谜题 夷王即位后体弱多病，厉王（胡）在夷王仍在世时即提前主政，于公元前883年启用自己的纪年。六年后夷王驾崩（前878年），厉王正式亲政（前877年）。这一「即位与纪年不必同步」的制度弹性，恰与共王「谅闇三年滞后改元」（守孝期间以「年」纪年、亲政后以「祀」纪年）形成方向相反但逻辑对称的镜像——共王是即位后滞后三年才正式启元，厉王是即位前提前六年开始纪年，二者共同说明西周中晚期的纪年制度具有相当的政治弹性，「即位」是政治事件，「纪年」是制度行为，二者不必机械同步。 厉王纪年的双轨制直接解决了四十三年逨鼎的千年谜题：从主政元年（前883年）到国人暴*动厉王奔彘（前841年），积年恰好43年（连头带尾），与四十三年逨鼎「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的记载完全吻合。按本历谱排算，该日为公元前841年6月15日，丁亥日，月龄初八，属既生霸上半月时段（初一至十三日），干支、月龄、月相三重要素完全密合。 传统文献所谓「厉王在位三十七年」的记载，是将亲政元年（前877年）作为起点计数——从亲政到奔彘（前877—前841年）恰为37年，与四十三年说并行不悖。两种说法源自不同的纪年起点，并非矛盾：一说以主政始，一说以亲政始。 十、西周中晚期政治时间线重构 在上述历法、文本、器物三重证据的基础上，可将共王末年至厉王奔彘60年间的重大事件排列为一条完整时间线： 十一、结论 本文以「天再旦」日食为天文硬锚点，结合懿、孝、夷三朝22件纪年铜器、4件裘卫家族器、四十三年逨鼎的独立天文校验，并从册命格式与器形纹饰两个维度进行交叉验证，构建起西周中晚期之际连续60年无断点的年代框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前899年4月21日「天再旦于郑」确为懿王即位前后发生的一次日食（丁亥朔日），该天象作为重大灾异警示，直接触发了懿王将即位时间从建巳正月推迟到建子正月，被动开启了西周自立国以来最剧烈的一次岁首改历——自成王以来沿用145年的建巳正朔被建子正朔取代。 第二，懿王时期7件纪年铜器（元年师询簋至十年㽙簋）全部通过三层校验，干支、月龄、月相词密合，其正、二、三月均落在公历12月至次年2月，确证建子正朔。 第三，改历引发的政治动荡导致孝王以「恢复旧历」为旗号自立，形成懿、孝二王并立十年（前898—前889年）的双正朔格局：懿王系用建子（正月在冬季），孝王系用建巳（正月在初夏）。共6件孝王纪年铜器全部符合建巳体系，干支、月龄、月相密合。 第四，孝王崩后诸侯拥立懿王太子燮（夷王），形成懿、夷父子并立五年（前888—前884年）。夷王9件纪年铜器全部通过三层校验，其册命格式从元年的干支直书逐步发展到二年的「初吉」规范，但方位礼仪描写始终未能恢复，与夷王被拥立的政治处境吻合。 第五，册命铭文格式呈现单向退化序列：懿王器保持共王以来的完整五部式（右者—入门—立中廷—北向—册命），孝王器省去「北向」，夷王器则「入门—立中廷—北向」三句全部脱落。这一退化与三朝王权的强弱变化完全同步，构成独立于历法的文本断代证据。 第六，器形纹饰呈现「懿王器接近穆共、孝夷器接近晚期」的时代梯度：懿王器器体厚重、纹饰繁复，延续中期早段作风；孝夷器器体轻薄、窃曲纹简化（如康鼎省略兽首保留躯干），已现晚期特征。器物证据与历法证据、文本证据三者殊途同归，共同锁定三朝铜器的年代序列。 第七，裘卫家族四器构成改历最珍贵的金文内证：共王二十七年卫簋仍用建巳（三月在夏季），懿王三年卫盉已改建子（三月在冬季），五祀、九年两鼎继续行用建子，岁首跳变的时间节点精确落在前899—前895年之间。 第八，厉王因父（夷王）体弱多病提前六年主政（前883年），形成「主政纪年＋亲政纪年」的双轨制，直接解开四十三年逨鼎「唯卌又三年」与文献「厉王在位三十七年」的千年矛盾：前者起于主政，后者起于亲政，二者差六年，并行不悖。 第九，本年代框架下端精确扣合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共和行政）这一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起点，上端与穆共年代体系（穆王前971—前931年、共王前930—前900年）无缝衔接，整个西周从武王克商（前1046年11月16日）至共和元年（前841年）的206年完整年代框架至此贯通。 参考文献 [1] 方诗铭, 王修龄.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2] 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2. [3]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R].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4] 刘次沅, 周晓陆. 「天再旦」研究[J]. 中国科学（A辑）, 1999(12). [5] 李学勤. 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79(1). [6] 张培瑜. 中国先秦史历表[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7. [7] 刘雨. 金文饔祭的断代意义[A]. 见: 刘雨金文论集[C].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8.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1994. [9] 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0] 庞朴. 「火历」初探[J]. 社会科学战线, 1978(4). [11] 张懋镕. 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12] 裘锡圭.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初吉」[A]. 见: 古文字论集[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3] 岐山县文化馆, 陕西省文管会. 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J]. 文物, 1976(5). [14] 刘启益. 西周纪年[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 [15] 彭裕商. 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3. [16] 许剑伟. 寿星天文历V5.05[CP/OL]. 2008—2009.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眉县文化馆. 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J]. 考古与文物, 2003(3). [18] 王占奎. 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从「厉王在位三十七年」说起[A]. 见: 西周金文历法断代研究[C]. 2004. [19] 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0] 唐兰. 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1] 马承源.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22] 吴镇烽.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23] 王世民, 陈公柔, 张长寿. 西周青铜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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